駁丁耘博士辯護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的說辭
作者：奚兆永（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
來源：毛澤東(dong) 旗幟網


前不久，有人談起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的事，說讚成者中有以毛澤東(dong) 曾說“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遺產(chan) ”作為(wei) 理由的。最近，在網上讀到丁耘博士寫(xie) 的一篇題為(wei) 《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天安門廣場的政治地理學》的文章，對此又有發揮，說什麽(me) “建國以來，孫中山的肖像在某些重大節日慶典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作為(wei) 這句名言的全麵落實，增加孔夫子的雕像，又有什麽(me) 可驚異的呢？有的左翼堅執毛在非正式場合“孔學名高實秕糠”的評論，試圖徹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對立麵去。這種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聰明暫且不論，隻需再次提醒激進左翼：在中共曆史上對儒家的態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對於(yu) 丁博士這些辯護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的說辭，實有加以批駁的必要。


一、毛澤東(dong) 說“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就是肯定孔子嗎？


我們(men) 知道，毛澤東(dong) 是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i) 上作《論新階段》報告的最後講學習(xi) 問題時講到這番話的。他說，“指導一個(ge) 偉(wei) 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dang) ，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yu) 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接著，他分別就學習(xi) 革命理論、曆史知識和對當前運動的了解作了論述。當說到“學習(xi) 我們(men) 的曆史遺產(chan) ”時，他說，“用馬克思主義(yi) 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men) 學習(xi) 的另一個(ge) 任務。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恩啊的許多珍貴品。對於(yu) 這些，我們(men) 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是一個(ge) 發展；我們(men) 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主義(yi) 者，我們(men) 不應當割斷曆史。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這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是由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dong) 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在這裏，毛澤東(dong) 是要人們(men) ——首先是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用馬克思主義(yi) 的方法去批判地總結我國幾千年的曆史，所謂“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並不是對他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的肯定，而是用一種形象的說法來表示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他說的“這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顯然不是孔夫子和孫中山兩(liang) 個(ge) 人對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有重要的幫助，而是指用馬克思主義(yi) 的方法批判地總結幾千年的中國曆史這件事。丁博士竟然把在天安門廣場“增加孔夫子的雕像”說成是對毛澤東(dong) “這句名言的全麵落實”，對於(yu) 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高論，除了讓人感到驚愕以外還能說什麽(me) 呢？順便要說的是，毛澤東(dong) 不僅(jin) 曾經用“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這種形象的語言來指稱從(cong) 古到今的中國曆史，還曾用“自從(cong) 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yu) 今”（《毛澤東(dong) 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頁）這樣帶有神話傳(chuan) 說色彩的語言來指稱曆史，按照丁博士的解讀，這是毛澤東(dong) 對盤古和三皇五帝的肯定，而為(wei) 了“全麵落實”毛澤東(dong) 的“這句名言”，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上也要雕塑盤古和三皇五帝的像呢？丁博士在複旦大學哲學係是教“西方經典名著導讀”課的，如果他在課上像這樣進行“導讀”，那他究竟要把聽他課的莘莘學子 “導”到哪裏去呢？


二、丁博士的矛頭究竟是指向左派，還是直指毛澤東(dong) ？


丁文說，“有的左翼堅執毛在非正式場合‘孔學名高實秕糠’的評論，試圖徹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對立麵去。這種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聰明暫且不論，隻需再次提醒激進左翼：在中共曆史上對儒家的態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


表麵上看，丁博士是在批評左派，實際上，其真正的矛頭是直指毛澤東(dong) 的。說什麽(me) “孔學名高實秕糠”是毛澤東(dong) “在非正式場合”的評論，想用這麽(me) 一句話就把毛澤東(dong) 對孔子的基本評價(jia) 給否定了，丁博士未免也太聰明過人了。什麽(me) 叫“正式場合”？1973年，毛澤東(dong) 正在領導批林批孔運動，在黨(dang) 的十大前夕，他多次講到曆史上的儒法鬥爭(zheng) 。7月17日，他會(hui) 見楊振寧時說，“我們(men) 郭老，在曆史分期這個(ge) 問題上，我是讚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shu) 》裏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hui) 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8月5日，他在與(yu) 江青談話時再次講到，曆代有作為(wei) 、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men) 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yi) 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曆史倒車。他還當場念了所寫(xie) 的一首題為(wei) 《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言律詩，“孔學名高實秕糠”就是其中的一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dong) 傳(chuan)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9-1650頁）當時，毛澤東(dong) 作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央委員會(hui) 主席會(hui) 見美籍華人楊振寧是不是“正式場合”？而作為(wei) 黨(dang) 中央主席的毛澤東(dong) 通過時任政治局委員的江青把他的思想觀點傳(chuan) 達到到政治局，是不是“正式場合”？“詩言誌”，毛澤東(dong) 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家、理論家和詩人，完全可以用詩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意誌，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dong) 傳(chuan) 》，無疑是正式的公開的權威的出版物，何言“非正式”？丁文想用一個(ge) 所謂“非正式”的說法來否定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的評價(jia) ，這能成立嗎？


當然，丁博士對於(yu) 毛澤東(dong) 的這些觀點可以不讚成，但是如果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這些觀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說的，就認為(wei) 是“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就認為(wei) “在政治上是不聰明的”，這樣的判斷是經不起推敲的。不要忘記，文化大革命是黨(dang) 史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國曆史的一部分，是不能從(co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除去的。實際上，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即主張對於(yu) 文化大革命“應該科學地曆史地來看”。他在1978年12月為(wei) 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hui) 議的閉幕會(hui) 上說，“關(guan) 於(yu) 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曆史地來看，毛澤東(dong) 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cong) 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yu) 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wei) 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dang) 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wei)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曆史的一個(ge) 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ge) 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分析，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段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jia) ，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曆史，可能會(hui) 比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頁）可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受過衝(chong) 擊的人，他們(men) 對文革耿耿於(yu) 懷，急於(yu) 要全盤否定毛澤東(dong) ，否定文化大革命，為(wei) 了對付這一部分人，鄧小平後來又改變了看法，他在1981年5月舉(ju) 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hui) 議上說，“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同上，第306頁）他還說，“中心是兩(liang) 個(ge) 問題，一個(ge) 是毛澤東(dong) 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men) 三十二年（指1949-1981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同上，第306頁）對於(yu) 建國後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nei) 的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成就，他肯定地說：“建國後我們(men) 的經濟建設是有偉(wei) 大成績的，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ye) 體(ti) 係，培養(yang) 了一批技術人才。我國工農(nong) 業(ye) 從(cong) 解放以來直到去年（指到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同上，第163頁）他特別提到“‘文化的革命’期間”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他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nei) 動亂(luan) ，但是中國作為(wei) 國際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同上，第305頁）後來他在1992年深圳等地視察時還說過這樣的話：“大家要記住那個(ge) 年代 ，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麽(me) 困難的條件下，把兩(liang) 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他說的“大家要記住那個(ge) 年代”，顯然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nei) 的，因為(wei) “兩(liang) 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的成果正是在文化的革命期間搞出來的。前不久播放的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歌頌我國研製兩(liang) 彈一星的偉(wei) 大成就，如果因為(wei) 其中許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取得的而采取回避態度的話，那還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麵貌嗎？


至於(yu) 丁博士說什麽(me) “在中共曆史上對儒家的態度有過起伏，延安時期對孔子的態度“就比文革溫和睿智得多”，也是毫無根據的。我們(men) 知道，毛澤東(dong) 的名著《新民主主義(yi) 論》是1940年在延安寫(xie) 的，其中在講到新民主主義(yi) 文化部分時，對尊孔讀經之類的反動文化有一段非常決(jue) 絕的話：“在中國，有帝國主義(yi) 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yi) 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和半統治中國的東(dong) 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yi) 在中國直接辦的文化機關(guan) 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護花思想的文化 ，都屬於(yu) 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dong) 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men) ，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yi) 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qin) 熱的兩(liang) 兄弟，他們(men) 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yi) 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東(dong) 西，是應該被打倒的東(dong) 西。不把這種東(dong) 西打倒，什麽(me) 新文化都建立不起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們(men) 之間的鬥爭(zheng) 是生死鬥爭(zheng) 。”（《毛澤東(dong) 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頁）毛澤東(dong) 對於(yu) 包括尊孔讀經、宣揚舊禮教、舊思想在內(nei) 的舊文化的反對態度是何等的堅決(jue) ，何等的鮮明，稱他們(men) 是“反動文化”，認為(wei) 他們(men) “是應該被打倒的東(dong) 西”，說這個(ge) 鬥爭(zheng) “是生死鬥爭(zheng) ”。這當中難道有一絲(si) 一毫的“溫和”嗎？至於(yu) “睿智”與(yu) 否，丁博士自視甚高，以為(wei) 自己很“睿智”。他盡可以批評別人不“睿智”，但是，無情的事實是：自五四以來，那些對中國走向產(chan) 生過極大影響思想家，像陳獨秀、吳虞、李大釗、毛澤東(dong) 、魯迅、錢玄同、胡適、傅斯年、羅家倫(lun) 等又有哪個(ge) 不是主張“打倒孔家店”的？胡適晚年思想有變化，他也沒有否定“打倒孔家店”這個(ge) 口號。難道他們(men) 都不如你丁博士“睿智”嗎？


當然，毛澤東(dong) 在幼年也讀過四書(shu) 五經，但那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讀的。他曾對斯諾說，“我熟讀經書(shu) ，可是不喜歡它們(men) 。我愛看但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guan) 於(yu) 造反的故事。……我認為(wei) 這些書(shu) 大概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wei) 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裏讀的。”（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shu) 店1979年版，第108頁）後來，他讀的就不是這一套“舊學”而是西方資產(chan) 階級的“新學”了。再後來，他又學習(xi) 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對“舊學”和“新學”都采取了批判的態度。實際上，在整個(ge) 延安時期，毛澤東(dong) 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孔子的態度是一貫的。這一點，我們(men) 從(cong) 他在1942年所作的《整頓黨(dang) 的作風》裏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灑，“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xi) 的內(nei) 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wei) 我識字便是從(cong) 這裏學來的。何況現在學的不是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語、曆史、地理和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毛澤東(dong) 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頁）這裏說的很清楚：孔子那“一套”“內(nei) 容”已經“陳舊了”，對於(yu) 毛澤東(dong) 來說，隻是起到了幫他“識字”的作用而已。當然，毛澤東(dong) 在一些講話裏也引用過孔子的一些話，就內(nei) 容而言，涉及的隻是關(guan) 於(yu) 學習(xi) 與(yu) 教育，至於(yu) 他的政治觀點和倫(lun) 理思想，毛澤東(dong) 從(cong) 不引用，相反，還提出要“加以更多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在寫(xie) 給張聞天的一封信裏就說道，“關(guan) 於(yu) 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考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yu) 國民黨(dang) 的道德觀（國民黨(dang) 在這方麵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毛澤東(dong) 書(shu) 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頁）後來，他還稱孔子的這些東(dong) 西是“半封建文化”，是“反動文化”。這裏哪有一點什麽(me) “溫和”的態度？！


三、利用紫禁城的建築和在天安門廣場樹孔子像根本就是兩(liang) 回事


丁文說，“包括天安門在內(nei) 的整個(ge) 紫禁城建築群，都是按照儒家的廟堂禮製傳(chuan) 統構築的。“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周禮.春官.小宗伯》）。劉敞雲(yun) ：“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周禮正義(yi) 》引）天安門左右兩(liang) 側(ce) 的太廟和社稷壇雖已改為(wei) 勞動人民文化宮及中山公園，但在天安門左前方興(xing) 建的革命曆史博物館與(yu) 右前方興(xing) 建的人民大會(hui) 堂，難道就沒有共和國自己的宗廟與(yu) 社稷的涵義(yi) ？在這個(ge) 基本按照儒家經義(yi) 建造的地理環境裏，在革命曆史博物館已然擴建為(wei) 國家博物館之後，於(yu) 廣場邊緣擺上一個(ge) 孔夫子，作為(wei) 整個(ge) 中國曆史的象征，難道有什麽(me) 不妥嗎？如果要說不妥，那是新中國以紫禁城一帶為(wei) 政治中心不妥在先。好在建國者們(men) 沒有這種魯莽滅裂的曆史觀，他們(men) 通過對天安門一帶別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為(wei) “舊邦新命”。


在這裏，丁博士顯然把兩(liang) 個(ge) 性質完全不同的兩(liang) 件事混為(wei) 一談了：一個(ge) 是封建統治者當初建設都城的指導思想；一個(ge) 是新中國領導人規劃改造建設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地區的指導思想。如果說明代封建統治者在建設都城時有“左祖右社”的指導思想，那麽(me) 新中國領導人改造和建設首都的指導思想與(yu) 他們(men) 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把太廟改為(wei) 勞動人民文化宮，把社稷壇改為(wei) 中山公園，把過去的宮廷廣場改為(wei) 閱兵和人民群眾(zhong) 舉(ju) 行盛大集會(hui) 的場所，乃至後來建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hui) 堂和兩(liang) 個(ge) 博物館及修毛主席紀念堂，這一切都體(ti) 現了人民至上、人民群眾(zhong) 當家做主的精神，與(yu) 當初封建帝王的王權思想及所謂“左祖右社”的觀念根本就是兩(liang) 回事，或者不如說，正好是與(yu) 其對立的。在1958年進行天安門廣場改造時，所遵循的指導思想也決(jue) 不是什麽(me) “左祖右社”。我們(men) 知道，當時在考慮人民大會(hui) 堂建築的朝向時，多數建築師都主張將其建在天安門城樓的對麵，後來是周總理考慮到毛主席百年之後要建紀念性建築需保留南麵的地麵才改為(wei) 建在西麵。這和所謂的“左祖右社”的皇家傳(chuan) 統顯然也沒有關(guan) 係。進而言之，過去說什麽(me) “左祖右社”是以皇宮為(wei) 中心來說的，明成祖在建都時是在中心禦道的兩(liang) 側(ce) 布置了廟、社兩(liang) 組建築，而不是以天安門為(wei) 中心來布置“左祖右社”的，更不是在宮廷廣場的兩(liang) 側(ce) 布置“左祖右社”的。我們(men) 知道，舊時在天安門前有一個(ge) T形的宮廷廣場，廣場兩(liang) 側(ce) 的宮牆之外布置了中央衙署，這些衙署的布置和“左祖右社”的“原則”顯然也是毫不相幹的。總之，丁博士關(guan) 於(yu) “左祖右社”的說法與(yu) 曆史事實是大相徑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建立後，把故宮作為(wei) 博物館，國家領導人進駐中南海，這樣利用舊時的建築也是很自然的。難道我們(men) 可以將這些過去帝王將相和王公貴族的建築統統棄之不用嗎？應該說，這些建築凝聚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它理應歸還給勞動人民包括他們(men) 的領導人使用。實際上，當時的領導人並不熱衷於(yu) 住進這些建築。毛澤東(dong) 最初住在雙清別墅，還不願意搬進中南海呢。丁博士硬說什麽(me) 共和國的領導人有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則”搞自己的“宗廟與(yu) 社稷的涵義(yi) ，”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至於(yu) 現在在天安門廣場立孔子像，這和當年新中國領導人合理地改造利用舊建築完全是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現在有些人別有用心地想透過樹孔子像以實現其否定革命曆史，複辟舊思想、舊製度的陰謀，是全國人民所斷然不能接受的。丁博士硬把這兩(liang) 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拉扯在一塊，除了說他已經心勞日拙之外又能說明什麽(me) 呢？ 



四、駁丁博士的“多批評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論



丁博士在前年發表過一篇題為(wei) 《多批評些文化，多肯定些渣滓》的短文，與(yu) 這裏討論的問題關(guan) 係極為(wei) 密切，不能不加以討論。


丁文說，“反省五四有個(ge) 兩(liang) 難：首先，五四運動與(yu) 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論證緊密結合在一起。歸根結底，反省五四的危險在於(yu) 動搖現代中國的建國正當性。另一方麵，不反省五四，任由五四運動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的那些消極意見占據知識分子與(yu) 民眾(zhong) 的頭腦，動搖的則是現代中國的統治正當性與(yu) 曆史歸屬感。


丁博士不愧是一個(ge) “睿智”的人，或者更準確地說，不愧是一個(ge) 精明的上海人。（朱鎔基在上海擔任領導人時曾謂，“上海人精明而不聰明”，雖然略有貶義(yi) ，但此話並不針對所有上海人，而且其出發點也是善意的。）他提出的“兩(liang) 難”，一方麵他不敢反思五四運動，怕反省五四會(hui) 動搖建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麵他又非反思五四運動不可，怕不反省五四，會(hui) 丟(diu) 掉他所珍愛的傳(chuan) 統，動搖現代中國的統治正當性與(yu) 曆史歸屬感。對他來說，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他都怕，都不敢得罪。但是，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開始，如果不反帝反封建，那還叫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嗎？至於(yu) 他所說的傳(chuan) 統，其實就是封建糟粕，乃是革命的對象，一方麵要表示擁護革命，一方麵又要維護革命的對象，這樣，精明的丁博士就理所當然地陷入了他所說的“兩(liang) 難“之中。


怎麽(me) 辦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孔子和儒家所主張的“中庸之道”了。丁文說，“有兩(liang) 個(ge) 方麵可以嚐試，一方麵就是儒家和現代中國的關(guan) 係，甚至同中國革命的關(guan) 係是不是可以從(cong) 積極的方麵思考；第二，我們(men) 重新思考文化和政治的關(guan) 係，試著把文化和政治區分開。我對五四的總結是，把文化和政治方麵反過來看，用一種不同於(yu) 八十年代的前輩的方式去考慮五四和文革。我希望對五四的文化方麵批評得多一些，對政治方麵肯定得多一些。因為(wei) 政治的結果是建國，建立一個(ge) 統一強大的、獨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脅被欺淩的國家。國家的獨立自主就是我們(men) 所謂解放。在文化方麵，要反過來思考。我希望中國的未來，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們(men) 會(hui) 對中國的傳(chuan) 統（包括古代傳(chuan) 統與(yu) 革命傳(chuan) 統）有冷靜的考慮和熱情的肯定。”


我們(men) 知道，在中國，長期以來，孔子或儒家的的一套是為(wei) 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因此他們(men) 在五四時首當其衝(chong) ，成了批判的對象，成了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對象。把它作為(wei) 積極地東(dong) 西來加以保存，那就隻有站在五四運動的對立麵，站在反對和否定五四運動和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立場上，這些人不是當權的反動統治階級，就是一些維護舊製度、舊觀念的封建遺老和封建遺少。至於(yu) 說“把政治和文化區別開來”，“多批評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那也是自欺欺人之談。毛澤東(dong) 說得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hui) 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毛澤東(dong) 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頁）曆代的反動統治階級為(wei) 什麽(me) 要把孔子、孔學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漢武帝為(wei) 什麽(me) 要“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清末的封建統治者又加封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不就是因為(wei) 儒術和孔子的文化是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的，他們(men) 需要利用儒家和孔子的那一套來奴役人們(men) 的思想，維持他們(men) 的統治地位？帝國主義(yi) 為(wei) 什麽(me) 對孔子和儒家學術有那麽(me) 大的興(xing) 趣？毛澤東(dong) 說得非常明白，他們(men) “是非常親(qin) 熱的兩(liang) 兄弟”，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應該說，無論是反帝還是反封建，都是極其嚴(yan) 酷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zheng) ，是沒有折中、調和的餘(yu) 地的。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舊中國。中國早在62年前已取得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勝利，而且在55年前取得了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的勝利，現在居然還有人跑出來否定反封建禮教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不是否定從(cong) 五四運動開始的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和後來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開曆史的倒車是什麽(me) ？！毛澤東(dong) 在一九六二年舉(ju) 行的八屆十中全會(hui) 上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ge) 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裏說的政權與(yu) 輿論、意識形態的關(guan) 係，企事也就是政治與(yu) 文化的關(guan) 係。丁博士把政治與(yu) 文化割裂開來並且對立起來是完全違背毛澤東(dong)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的論述的，其為(wei) 害之烈也是十分明顯的。


從(cong) 思想方法來說，丁博士想在根本對立的兩(liang) 個(ge) 方麵搞調和，搞折中，想兩(liang) 麵都討好，兩(liang) 麵都不得罪，其實是在搞折中主義(yi) ，踐行孔子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但實際上這是行不通的。魯迅早就批評過這種折中主義(yi) 。他談到了“叭兒(er) 狗”，說它“雖然是狗，又恨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ge) 無別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臉來。因此也就為(wei) 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men) 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ye) ，隻是一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yang) ，或者中外的娘兒(er) 們(men) 上屆的侍候，脖子上拴上細鏈子根在腳後跟。”（《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88頁）對於(yu) 這種“叭兒(er) 狗”，魯迅主張“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cong) 而打之”。（同上，地88頁）魯迅的話好像是在罵人，其實他並不主張罵人，隻是比喻而已；而比喻總是跛腳的，它隻是取其某一方麵的“像”罷了，是不能求全責備的。對此，我相信丁博士是能夠理解的。
對所謂“中庸之道”和折中主義(yi) 的態度，毛澤東(dong) 也是堅決(jue) 反對的。早在上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他就反對戴季陶的信徒“舉(ju) 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yi) ，舉(ju) 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chan) 黨(dang) ”（《毛澤東(dong) 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的反動主張。同時主張“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同上，第17頁）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他還說過：“積四十年（隻孫中山——引者）和二十八年（指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引者）之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yi) 一邊，就是倒向社會(hui) 主義(yi) 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 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men) 反對倒向帝國主義(yi) 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men) 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毛澤東(dong) 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丁博士既不滿於(yu) 左派，又對西化派表示不滿，似乎想“騎牆”，要走“第三條道路”，同樣也隻不過是幻想。而從(cong) 他對毛澤東(dong) 的實際態度來看，他與(yu) 所謂西化派其實是並無二致的。
丁文還說，“五四被稱為(wei) 中國的啟蒙運動，無非是因為(wei) 它有些地方和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啟蒙相似。而歐洲啟蒙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很長一段時期恰恰是以中國文化為(wei) 楷模批判當時的西歐特別是法國的現實，其主要資源是儒家特別是理學。他們(men) 的啟蒙在很重要的一方麵是用儒家的資源去批判基督教神學，借以重新思考現代絕對主義(yi) 國家的哲學基礎。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儒家並不是陳舊的破爛，它也許代表了一種睿智溫和的現代思想。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五四對儒家的反對並非現代反對古代，而是現代性的激進因素反對溫和因素。”


應該說，五四運動和西歐的啟蒙運動確有某些相似之處，這個(ge) 相似之處不是別的，恰恰是它們(men) 都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至於(yu) 說西歐某些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如伏爾泰很崇拜孔子，那也不是全無事實根據，但在許多地方是被誇大了。我們(men) 知道，伏爾泰並沒有到過中國，他關(guan) 於(yu) 中國的知識，差不多都來自法國的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這些傳(chuan) 教士到中國來宣傳(chuan) 天主教，開始遇到的阻力很大，後來改變策略，他們(men) 到中國後首先學習(xi) 中國的語言文字，學習(xi) 儒家經典，以表現自己的淵博，從(cong) 而可以比較方便地於(yu) 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往來。同時，他們(men) 裝得很謙恭，為(wei) 的是博得中國人的好感。當這些傳(chuan) 教士也把中國的情況和儒家經典介紹到法國時，也把他們(men) 對中國的謙恭態度帶到了法國，伏爾泰顯然也受到了這些傳(chuan) 教士的影響。當然，伏爾泰也讀過已被傳(chuan) 教士翻譯為(wei) 拉丁文的孔子的著作。他說，“我鑽研過他的著作；我還作了摘要；我在書(shu) 中發現他最純樸的道德思想，絲(si) 毫不染江湖色彩。”（伏爾泰：《哲學辭典》，上冊(ce) ，商務印書(shu) 館1991年版，第322頁）但是，我們(men) 也不要忘記，伏爾泰畢竟是一個(ge) 資產(chan) 階級思想家，處於(yu) 他那個(ge) 時代，階級鬥爭(zheng) 學說還沒有出現，他還不能用階級鬥爭(zheng) 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孔子的一些言論。就以他最為(wei) 欣賞的孔子思想“已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來說，這種欣賞也隻是字麵上的欣賞，拿到現實生活中去是無法實行的。這裏試以一個(ge) 現實的資產(chan) 階級為(wei) 例，我們(men) 可以看到，作為(wei) 剝削階級，他盡管不喜歡別人侵占他的財富{“己所不欲”)，但他決(jue) 不會(hui) 因此而終止對別人的剝削（“勿施於(yu) 人”）。還要看到，伏爾泰對中國和孔子也不是一味稱讚和肯定，他也是有分析的。實際上，伏爾泰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孔子都有微詞。關(guan) 於(yu) 中國，他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指出，“我不想在這裏研究已能認識並運用一切有益於(yu) 社會(hui) 的智慧的中國人，為(wei) 什麽(me) 在科學方麵沒有同我們(men) 一樣取得長足進步。”（伏爾泰：《風俗論》上冊(ce) ，商務印書(shu) 館1996年版，第76頁）關(guan) 於(yu) 孔子，他說得也很坦率：“孔子不創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神啟者，他也不做先知。他是傳(chuan) 授古代法律的賢明的官吏。”（同上，第 77頁）應該說，在這兩(liang) 方麵，伏爾泰都說到了點子上。兩(liang) 千年來，中國封建統治者由於(yu) 獨尊儒術，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知識隻是限於(yu) “四書(shu) 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而學習(xi) 這些東(dong) 西的目的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當官（所謂“學而優(you) 則仕”），至於(yu) 自然科學和生產(chan) 技術則長期不受重視，雖有四大發明，但是，生產(chan) 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而處於(yu) 停滯不前的狀態。在這方麵封建統治者和儒家——特別是孔子，都是難辭其咎的。就孔子來說，他所遵循的是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則”，隻是祖述前人的思想而毫無創造可言；而在政治上，則是所謂“克己複禮”，一心開曆史的倒車，要恢複周公之禮；而且，作為(wei) 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孔子一生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不僅(jin) 自己四體(ti) 不勤，五穀不分，沒有生產(chan) 知識，還反對自己的學生學習(xi) 生產(chan) 知識，結果弄得兩(liang) 千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崇尚“萬(wan) 般皆下品，惟有讀書(shu) 高”。在這種情況下，整個(ge) 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又怎麽(me) 會(hui) 有進步呢？


對於(yu) 中國的停滯不前，伏爾泰分析道：“這可能有兩(liang) 個(ge) 原因：一是中國人對祖先留傳(chuan) 下來的東(dong) 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認為(wei) 一切古老的東(dong) 西都盡善盡美；另一原因在於(yu) 他們(men) 的語言的性質——語言是一切知識的第一要素。用文字表達思想本應是一種極其簡單的手段，然而對於(yu) 中國人來說，每個(ge) 詞都由不同的字構成。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還是寫(xie) 不好。”（同上，第215-216頁）


伏爾泰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分析的兩(liang) 個(ge) 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yi) 。在“對祖先留傳(chuan) 下來的東(dong) 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認為(wei) 一切古老的東(dong) 西都盡善盡美”方麵，孔子是一個(ge) 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是一個(ge) 地地道道的保守主義(yi) 者。可以說，他的眼睛隻知道向後看而不會(hui) 向前看，隻想恢複過去的舊東(dong) 西，而不懂得社會(hui) 是向前發展的。在這個(ge) 思想指導下，中國停滯了兩(liang) 千年，基本上沒有什麽(me) 大的變化。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帝國主義(yi) 打進了中國而與(yu) 中國原來的封建勢力相勾結，中國成了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人民陷入了更加悲慘的境地。今天也還有一些人其實也是一樣，他們(men) 不知道他們(men) 所堅持和宣揚的一些東(dong) 西不僅(jin) 在今天是落後的過時的，是應該拋棄的陳舊的東(dong) 西，實際上老早就是應該拋棄的破爛貨了。丁博士也是這樣的人。他居然把孔子的一套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ge) 因素，殊不知，正是伏爾泰給我們(men) 指明了，孔子的保守思想是中國不能和歐洲一樣進入現代化的一個(ge) 重要原因。至於(yu) 中國語言文字對現代化的阻滯作用，本來也是極為(wei) 明顯的。拚音文字隻須很短時間即可掌握，能說就能寫(xie) ，而所謂表意的漢字卻要耗去中國讀書(shu) 人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而且還極大地影響了他們(men) 對於(yu) 其他科學知識的學習(xi) 和研究。伏爾泰把中國的漢字看作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滯後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直到今天，漢字還是拖中國現代化後褪的一個(ge) 沉重的包袱，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少年至今仍然身受其苦、深受其害。魯迅曾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ge) 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麽(me) 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頁）魯迅此話應該說也是十分精辟的至理名言，五四以來很多有識之士實際上也都是這樣認為(wei) 的。可是現在卻有人把繁難的方塊字當成是“國寶”，不僅(jin) 要否定拚音化的正確方向，甚至連簡化漢字也不能容忍，想將其取消。這是從(cong)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退，也是從(cong)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這方麵所取得的巨大進步的後退。現在有一些人不喜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棋手魯迅，不過他們(men) 對於(yu)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伏爾泰大概還是很有些好感的，為(wei) 什麽(me) 不能好好聽聽他的意見呢？


總之一句話，中國要進步，要現代化，就必須沿著五四以來所走過的正確道路，繼續清除阻礙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包括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內(nei) 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舊道德，而不是讓這些東(dong) 西再死灰複燃。社會(hui) 總應該向前進步，而絕不應該往後倒退。


“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沒有過時，樹孔子像之類的倒行逆施必須終止！



將孔子像搬出天安門廣場是對的，人民群眾(zhong) 也是衷心擁護的，但是某些媒體(ti) 製造謊言、掩蓋真相是不能允許的。政府和輿論都要認識到公信度的重要，要做到取信於(yu) 民，而不要失信於(yu) 民！



至於(yu) 丁耘博士的辯護說辭，可以休矣！


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