谘政耆老與(yu) 先秦治國理政

——以清華簡“書(shu) ”類文獻為(wei) 中心的考察

作者：代生

來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10期

內(nei) 容提要：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殷高宗問於(yu) 三壽》《厚父》《祭公》《鄭文公問太伯》《成人》等篇記載了君王向耆老請教為(wei) 政，還有部分篇章強調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時期谘政耆老的傳(chuan) 統。雖然時勢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為(wei) 鑒、效法先王、任用賢才、修養(yang) 自身等問題，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君王谘政耆老，既是遵循古老的政治製度，也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從(cong) 清華簡及相關(guan) 記載可以知道，耆老在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中起到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

關(guan) 鍵詞：耆老/谘政/清華簡/書(shu) 類文獻

基金項目：貴州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整理研究”(批準號：18GZGX30)；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清華簡《係年》與(yu) 東(dong) 周國別史研究”(批準號：16CZS036)。

作者簡介：代生，山東(dong) 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已經公布了九輯，多是與(yu) 經史有關(guan) 的內(nei) 容，既有以史為(wei) 鑒的啟發，也有著名人物(如子產(chan) )為(wei) 政思想的論說，與(yu) 治國理政息息相關(guan) 。其中《殷高宗問於(yu) 三壽》《厚父》《祭公》《鄭文公問太伯》《成人》等篇是君王谘政耆老的對話，還有《皇門》《晉文公入於(yu) 晉》《子產(chan) 》等篇涉及重用耆老尤其引人注目。已有學者對個(ge) 別篇目展開研究，①我們(men) 認為(wei) ，可將這些文獻在分類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特不揣譾陋試加以探析。

一、谘政對象

耆老，許慎《說文解字》雲(yun) ：“耆，老也。”《禮記·曲禮》則說：“六十曰耆”，加上了年齡限定。本文討論采用許慎的說法，並把耆老籠統視為(wei) 年長而德高望重者的通稱。根據清華簡所載，可將谘政對象分為(wei) 在朝耆老、前代遺老兩(liang) 類，並有君王慰問“重疾臨(lin) 終”耆老而谘政的特殊情況。②

(一)請教、重用在朝耆老

清華簡《殷高宗問於(yu) 三壽》記載的是商王向“三壽”請教為(wei) 政的對話，③三壽指年齡不同的壽老之人，《莊子·盜蹠》說“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④，簡文則稱呼為(wei) “少壽”、“中壽”，並將彭祖視為(wei) “上壽”。從(cong) 內(nei) 容看，全篇主要是商王與(yu) 彭祖的對話，少壽、中壽隻是陪襯，所涉及的政治理念也為(wei) 晚出，應是依托之作。

彭祖曆來被看作是老壽之人，如《列仙傳(chuan) 》說“彭祖者，殷大夫也。……曆夏至殷末，八百餘(yu) 歲”⑤。李均明先生即指出該篇“較全麵地展現其超越養(yang) 生而展現政治理念的一麵。這種托名高壽老人的論說，實則是對實踐經驗的重視，作者顯然已將彭祖作為(wei) 經驗之談的形象代表展現給世人”。⑥我們(men) 認為(wei) ，殷高宗向彭祖等耆老請教為(wei) 政當有其事，該文或僅(jin) 是內(nei) 容上的依托。

古人有尊老的傳(chuan) 統，尊老不僅(jin) 在於(yu) 孝養(yang) ，還善於(yu) 聆聽教誨，遵從(cong) 其道，故而孔子有“三年無改於(yu) 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說法。能否遵從(cong) 耆老之言也是判別一個(ge) 君主是否適合從(cong) 政的重要依據，如《國語·周語上》記載的魯孝公事跡：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cong) 是而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yu) 遺訓而谘於(yu) 故實，不幹所問，不犯所谘。”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yu) 夷宮。⑦

周宣王討伐謀殺魯懿公的伯禦，引起諸侯不睦，他想物色“能訓導諸侯者”，最終選擇了孝公，這與(yu) 孝公能敬事耆老、善於(yu) 傾(qing) 聽耆老教訓並加以踐行有很大關(guan) 係。在周王看來，隻有如此才能“訓治其民”，說明西周時代敬事耆老是古代君王的重要操守和德行。

清華簡中也有周代谘政、任用耆老事跡的記錄，如第一輯《皇門》篇說：“惟正[月]庚午，公格在庫門。公若曰：‘嗚呼！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慮事屏朕位。’”⑧傳(chuan) 世《逸周書(shu) ·皇門解》篇所記周公的話是“下邑小國，克有耇老”，對於(yu) 此句，楊寬先生解讀說：

保存於(yu) 《逸周書(shu) 》的《皇門解》，記載周公在宮門會(hui) 見“群門”時所作的講話。……“群門”是指周的許多“大門宗子”，就是各個(ge) 大宗的族長。“會(hui) 群門”是各大宗族長的定期大會(hui) 見，當是從(cong) 原始社會(hui) 末期軍(jun) 事民主製時期氏族長老的議事會(hui) 演變而來。周公在講話中，開頭就說：“下邑小國，克有耇老。”因為(wei) 講話的對象都是宗族的長老。⑨

楊先生所言頗有道理，宗族的長老在當時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這源於(yu) 中國古代宗法製的盛行。周公的講話，表達了對宗族長老的重視。

清華簡《晉文公入於(yu) 晉》篇記載晉文公重耳回國即位：“明日朝，屬邦耆老，命曰：‘以孤之久不得由二三大夫以修晉邦之政，命訟獄拘執釋折，責毋有，四封之內(nei) 皆然。’”⑩應該說，晉文公將權力賦予“邦之耆老”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現實原因，他已在外流亡十九年，雖然得到秦國的支持，但政治地位還不穩固，同時，他對國內(nei) 的局勢也不熟悉；耆老則不然，他們(men) 深知重耳出自先君晉獻公，被驪姬所讒而出逃，對重耳的遭遇深表同情，所以在重耳流亡過程中就不斷有人主張迎立他；十幾年來晉國君主的頻繁更換使得國勢日衰，耆老對國政憂心忡忡，而重耳對耆老充分尊重，他們(men) 必然會(hui) 自覺地擁護重耳並貫徹其政令。

晉文公對耆老的重用，《國語·晉語四》也有記載：“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昭舊族，愛親(qin) 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政平民阜，財用不匱。”(11)“事耇老”是重耳執政的重要舉(ju) 措，這一做法不僅(jin) 穩定了人心，而且對晉國迅速成為(wei) 春秋霸主也有重要意義(yi) 。《國語·晉語八》記載晉卿叔向說“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yu) 典型，而訪諮於(yu) 耇老而後行之”(12)。叔向在政治上較為(wei) 保守，主張“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左傳(chuan) 》昭公五年)，這恰恰說明“訪諮於(yu) 耇老”這一古代重要的政治製度在晉國施行已久。

最近公布的清華簡第九輯《成人》篇，是“成人”向楚王介紹典獄刑法等內(nei) 容的文獻，對研究先秦治國之道和法製史有重大意義(yi) 。文中的“成人”是誰難以確定，但“其地位或與(yu) 文獻中的‘老成人’‘耇成人’相當”。(13)“成人”作為(wei) 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大臣回答楚王的疑問，這是向耆老谘政的重要事例。

(二)尋訪谘政前代遺老

政權更替，王朝易代，了解前代政治情況和滅亡教訓是新王朝建立者的迫切要求。在吸取前代教訓方麵，周王朝可謂範例。其實，周人在克商以前就不斷總結商王朝衰敗的原因，到了王朝建立之初，更是戒懼謹慎。他們(men) 總結經驗教訓的方式很多，其中一個(ge) 重要方式就是向前代遺老谘政，這方麵文獻多有記載，如《呂氏春秋·慎大》篇載：“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於(yu) 鑄，封帝堯之後於(yu) 黎，封帝舜之後於(yu) 陳。下輿，命封夏後之後於(yu) 杞，立成湯之後於(yu) 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zhong) 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複盤庚之政’。”《呂氏春秋·簡選》篇載武王“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shou) ，行罰不辟天子；親(qin) 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wan) 民說其義(yi) ，故立為(wei) 天子”。(14)兩(liang) 篇記載十分相似，可見封聖王後裔，進殷遺老而問民之所欲、殷之亡故是周人立國之初的重要舉(ju) 措。

武王、周公不僅(jin) 自己重視耆老，還要求諸侯貴族向殷遺老請教、谘詢政治問題。如《史記·衛康叔世家》記載周公擔憂康叔年輕沒有治國經驗：“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xing) ，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yu) 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luan) 自此始。”(15)周人分封，將周貴族連同殷遺民一起封至各地，除了意在將殷人勢力分化瓦解、進行監督掌控外，還對殷商貴族采取了懷柔政策，重用殷商遺老，無疑是希望借助他們(men) 加強統治。從(cong) 實際效果來看，殷遺老在商周兩(liang) 族之間的確起到了緩和矛盾的作用。

就具體(ti) 谘詢對象看，武王曾向箕子請教，《史記·周本紀》載：

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chou) ，故問以天道。(16)

武王問天道的成果，就是《尚書(shu) ·洪範》。周人不僅(jin) 吸收商亡教訓，對夏朝衰亡的教訓也注意吸取。“我不可不監於(yu) 有夏，亦不可不監於(yu) 有殷”(《尚書(shu) ·召誥》)就是周人發自內(nei) 心的考慮。清華簡《厚父》就記載了“王”向耆老厚父谘政，關(guan) 注夏朝興(xing) 亡得失的對話。厚父是誰？從(cong) 對話內(nei) 容看，“王”先向厚父說明夏代大禹、啟有著輝煌的業(ye) 績，稱呼其為(wei) “哲王”，厚父則稱為(wei) “先哲王”，可知厚父為(wei) 夏人後裔。谘政的“王”自然是後世王朝君王，根據學者的研究，“王”指周王。(17)《厚父》是一篇周王向前代遺老厚父谘政的對話。

(三)由問疾而谘政耆老

生老病死，人之常道。君王在重臣疾病時多會(hui) 親(qin) 自前往慰問，探視時的對話往往涉及大臣對國家政治、國君的希望與(yu) 囑托，這種方式對君王來說有很多次，相對大臣而言可能隻有一次，我們(men) 稱之為(wei) 問疾谘政。清華簡中《祭公》和《鄭文公問太伯》就是這種谘政方式的代表。

清華簡《祭公》篇記錄的是周穆王慰問重病的祭公謀父，穆王一開始就強調“餘(yu) 畏天之作威。公其告我懿德”，(18)對祭公謀父染病表示無奈和惋惜，希望他能夠將有關(guan) 治國的“德”——經驗傳(chuan) 授給自己，於(yu) 是有了祭公謀父情真意切的諫言。有關(guan) 這番對話，張懷通先生認為(wei) “《祭公》就是穆王向國家宿老祭公的‘乞言’，其性質就是‘悖史’”。(19)此說頗值得關(guan) 注。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則是春秋時代的鄭文公在當邑掌權的太伯疾病時前往探望而產(chan) 生的對話，文公以自己幼弱“譬若雞雛”作喻，強調受到太伯庇佑，並請求太伯對自己加以教誨以推動國家發展。(20)

二、政治關(guan) 注與(yu) 問對特點

君王以坦誠之心向政治經驗豐(feng) 富的耆老請教，耆老的答語自然成為(wei) 對話的重心。在這裏不妨試分析總結耆老的政治關(guan) 注以及君臣問對的特點。

(一)政治關(guan) 注

1.以史為(wei) 鑒

以史為(wei) 鑒、效法先王先君是中國古代的重要傳(chuan) 統，清華簡中許多篇目都包含了這一思想。耆老作為(wei) 曆史的見證者，與(yu) 年輕的君王相比，有著豐(feng) 富的閱曆和政治經驗，所以當他們(men) 把這些政治經驗傳(chuan) 遞給下一代時，往往是以曆史為(wei) 鏡鑒。

《厚父》篇中，周王先頌揚了夏哲王禹、啟的功績，認為(wei) 他們(men) 是值得效仿的先王。厚父則從(cong) 反麵做了陳述，認為(wei) “慝王”夏桀“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顛覆厥德，沉湎於(yu) 非彝，天乃弗赦，乃墜厥命，亡厥邦”。(21)這一對比，強調了興(xing) 亡的經驗教訓，是希望周王以史為(wei) 鑒。

《祭公》篇記載祭公謀父與(yu) 周王共同追憶了周文王接受天命、武王克商建立王朝的經驗；然後勸諫周穆王“監於(yu) 夏商之既敗，丕則亡遺後”，要求周王及三公要吸取夏商二代衰亡的教訓，祭公謀父認為(wei) 隻有這樣，周邦統治才能“至於(yu) 萬(wan) 億(yi) 年”。(22)

《鄭文公問太伯》篇中太伯先向文公強調了先君鄭桓公、武公、莊公為(wei) 鄭國立國、擴展疆域、壯大國力的文治武功。太伯甚至還把儒家所諱言的鄭莊公與(yu) 周王的戰爭(zheng) 稱為(wei) “逐王於(yu) 葛”，希望文公效仿，毫無避諱之意；接著太伯也把先君昭公、厲公時代的內(nei) 爭(zheng) 弱國作為(wei) 反麵教材加以批評，最後還指出“吾若聞夫殷邦，湯為(wei) 語而受亦為(wei) 語”，(23)湯與(yu) 商紂聽到的是同樣的勸諫，結果卻不相同，體(ti) 現出強烈的以史為(wei) 鑒的思想。

2.任用賢才

《祭公》篇祭公謀父強調“汝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24)，希望周穆王不要僅(jin) 以自己的喜好任用人才，不能任人唯親(qin) 而阻塞賢才。《鄭文公問太伯》一篇對賢才的重視更為(wei) 突出，太伯先從(cong) 為(wei) 臣之本說起，指出作為(wei) 人臣有諫諍君王的責任。在敘述先君業(ye) 績的同時強調鄭國的發展在於(yu) 他們(men) 能夠團結大臣，“鼓其腹心，奮其股肱”(25)。最後在對鄭文公的寄言中，更是明確指出要重用孔叔、佚之夷、師之佢鹿、堵之俞彌四人。還用良醫醫疾的比喻教導文公，希望他任用賢能，這些話語可謂諄諄教誨。

可以附帶討論的是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篇，該篇記載了鄭武公死後鄭武夫人(即《左傳(chuan) 》中的武薑)與(yu) 其子鄭莊公爭(zheng) 權的明爭(zheng) 暗鬥，鄭武夫人希望莊公“毋知邦政，屬之大夫”，試圖阻撓莊公親(qin) 政，自然是居心叵測，她的看法受到了部分大臣的非議。但若從(cong) 重用耆老的角度看，鄭武夫人所言不是沒有道理，她希望莊公像先君那樣“任用賢才”，尤其是重用曾經輔佐先君的遺臣“二三老”。(26)文章的主旨雖有待考察，但主張任用耆老的看法顯而易見。

3.克己修身

為(wei) 政與(yu) 為(wei) 政者的素質修養(yang) 密切相關(guan) ，曆代統治者為(wei) 了維護政權的長治久安，都十分注意自身修養(yang) 的提升。尤其是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強調“為(wei) 政以德”，成為(wei) 千百年來統治者所奉行的行為(wei) 準則。

清華簡中的許多篇章都強調了修身與(yu) 為(wei) 政的關(guan) 係。《祭公》篇中，祭公要求穆王“汝毋以戾茲(zi) 罪辜亡時遠大邦，汝毋以嬖禦塞爾莊後，汝毋以小謀敗大作，汝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汝毋各家相乃室，然莫恤其外。其皆自時中萬(wan) 邦”(27)。在這裏，祭公連續用了五個(ge) “毋”，都是希望周穆王要修養(yang) 自身，不能因女色而舍棄“莊後”，因個(ge) 人喜好損害國家利益，因個(ge) 人私好而堵塞進賢之路，等等。《鄭文公問太伯》中太伯要求“孚淫媱於(yu) 康，獲彼荊寵”(28)，不要貪戀女色而誤國，這與(yu) 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guan) ，都是對君王修身謹行的要求。

4.以民為(wei) 本

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厚父》中有較大的篇幅宣揚民心、民本思想，所涉及的問題值得重視，一是厚父所言“古天降下民，設萬(wan) 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亂(luan) 下民”(29)這一段話，又見於(yu) 《孟子·梁惠王下》：“《書(shu)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30)立君為(wei) 民的思想，充分說明了民重君輕的思想理念。二是厚父“民心惟本，厥作惟葉”的話，提出民心是政治的根本，強調民心的重要性。可以說，這是厚父所談的核心問題，這一討論正切合周初的思想主題，據此可以推斷其當是周王與(yu) 夏遺老厚父的對話。

(二)谘政對話的特點

雖然君王不同，谘政對象各異，所處的時代也不相同，但是耆老們(men) 所關(guan) 注的內(nei) 容卻集中在以史為(wei) 鑒、任用賢才、修養(yang) 自身、以民為(wei) 本等方麵，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政之要。當然，因麵對的君主不同，時勢不同，耆老的答語也呈現出一定的特點。如向前代遺老的請教，此時君王與(yu) 遺老的君臣關(guan) 係剛剛確立，雙方都較為(wei) 謹慎，君王往往先稱頌遺老先祖建立王朝、發展壯大的豐(feng) 功偉(wei) 績，待有共同話題後才向遺老提問有關(guan) 興(xing) 衰的問題，也多不直言前王之衰敗。《厚父》篇就是這樣，周王先描述了大禹、啟的業(ye) 績，才談到為(wei) 何國運不能長久，引出厚父的答語。對話中，周王談及夏啟任用皋陶，而《史記·夏本紀》說：“帝禹立而舉(ju) 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ju) 益，任之政。”(31)上博簡《容成氏》也說：“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為(wei) 後，見皋陶之賢也，而欲以為(wei) 後。皋陶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遂稱疾不出而死。禹於(yu) 是乎讓益，啟於(yu) 是乎攻益自取”。(32)可知，皋陶之死在夏啟即位前，故而周王所言“啟用皋陶”有誤，但厚父沒有糾正周王的說法，反倒是對夏桀等王不能繼承先哲王傳(chuan) 統充滿憤怒。最後，在周王的引導下，厚父詳細地談了民心等政治問題。應該說，厚父的回答中規中矩，與(yu) 周王保持了一定距離。

再看問疾谘政的情形，這種問政方式，首先是君王在大臣疾病難愈的情況下對生命的珍惜，同時希望將病者的政治希望、政治經驗留給後人，充分體(ti) 現了君王對臣下的關(guan) 愛。相對大臣而言，君王的慰問，是一種巨大的鼓勵和信任。一番客套之後，耆老大臣便提出了犀利的批評和諄諄囑托，如《祭公》中祭公謀父與(yu) 周穆王的對話，雖然起初祭公比較客氣，但談到時政時他直指穆王為(wei) 政的缺點，提出了諍諫。《鄭文公問太伯》篇也是這樣，先是雙方相互勉勵，後來太伯則直陳時弊，指出鄭文公沉湎女色，不能任用賢臣，太伯所言不是泛泛而論，他明確指出應該重用孔叔、佚之夷、師之但鹿、堵之俞彌等人。這些勸諫不怕觸怒君顏，毫無保留，是一種高度的政治關(guan) 切。

三、谘政耆老原因探析

《禮記·內(nei) 則》篇說：“凡養(yang) 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yang) 氣體(ti) 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wei) 悖史。三王亦憲，既養(yang) 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悖史。”(33)由此記載可知，古人認為(wei) 在五帝時代就有谘政耆老的傳(chuan) 統。文獻還有“西伯善養(yang) 老”的記載，見於(yu) 《孟子·盡心上》：“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xing)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ang) 老者。’太公辟紂，居東(dong)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xing)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ang) 老者。’天下有善養(yang) 老，則仁人以為(wei) 己歸矣。”(34)周文王的“養(yang) 老”，實際上是吸納了一批對商王朝統治不滿而德高望重的耆老，太公薑尚等一批年長之人就成為(wei) 周人克商的功臣。可見周人很早就有籠絡耆老、仁人的意識。

本文所討論的幾篇文獻，如《祭公》篇又見於(yu) 《逸周書(shu) 》，學者一般認為(wei) 是西周文獻；《厚父》所論民本思想等，也是周初文獻所關(guan) 注的重點，可以說明西周時代確實存在谘政耆老的政治製度。當然，這一製度的形成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過程，並與(yu) 上古時代的禮俗密切相關(guan) ，在此不妨進行簡單梳理。

(一)農(nong) 耕文明尊老倫(lun) 理傳(chuan) 統

在原始農(nong) 耕社會(hui) ，經驗是獲取勞動成果的重要一環，人們(men) 要依據經驗種植、管理和收獲，依據經驗從(cong) 事手工加工等，尤其在發生自然災害時，豐(feng) 富的經驗成為(wei) 家族、氏族渡過難關(guan) 、獲得收成的重要保障。千百年來，這些經驗不斷積累，卻往往在氏族內(nei) 口傳(chuan) 心授，作為(wei) 傳(chuan) 承者的耆老，他們(men) 利用所學、所傳(chuan) 知識推動本氏族的各項生產(chan) 順利進行，久而久之，其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就凸顯出來。在中國上古時期形成的原始民主製中，依靠豐(feng) 富的政治經驗，這些年紀較大的耆老、長老在氏族事務處理時就逐漸掌握了話語權。“農(nong) 業(ye) 是整個(ge) 古代社會(hui) 的決(jue) 定性的生產(chan) 部門”，(35)中國古代尤其如此，雖然發生王朝更替、社會(hui) 變革，但基於(yu) 濃厚的血緣關(guan) 係、宗族宗法觀念，尊敬長者的觀念卻長期保持下來，成為(wei) 一項重要的政治製度。《逸周書(shu) ·皇門解》篇所記周公對耆老的重視正是這一製度的反映。

這種情況似乎不同於(yu) 遊牧民族，如《史記·匈奴列傳(chuan) 》載匈奴的習(xi) 俗是“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yu) 。貴壯健，賤老弱”(36)。年輕體(ti) 壯者是生活資料的獲取者，為(wei) 了能夠促進社會(hui) 的持續發展，遊牧民族逐漸形成了“賤老弱”的習(xi) 俗。由此可見，尊老敬老的傳(chuan) 統與(yu) 中國農(nong) 耕文化密切相關(guan) 。

(二)禮製和教育製度的推動

《禮記·王製》說：“有虞氏養(yang) 國老於(yu) 上庠，養(yang) 庶老於(yu) 下庠；夏後氏養(yang) 國老於(yu) 東(dong) 序，養(yang) 庶老於(yu) 西序；殷人養(yang) 國老於(yu) 右學，養(yang) 庶老於(yu) 左學；周人養(yang) 國老於(yu) 東(dong) 膠，養(yang) 庶老於(yu) 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37)這裏的“庠”、“序”、“學”是古代教育場所，同時也是養(yang) 老、祭祀甚至議事的地方。君王、貴族子弟自小就接受以耆老為(wei) 師保的教育，其為(wei) 人、為(wei) 學、為(wei) 政都受到了耆老的影響，尊師重道的觀念助推了對耆老的重視。谘政耆老的傳(chuan) 統與(yu) 中國古代教育製度的形成與(yu) 推動密不可分，可謂相輔相成。如《孟子·梁惠王上》載“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38)，將教育場所“庠序”和“孝悌”並舉(ju) ，可知二者的密切關(guan) 聯。

在這方麵最為(wei) 突出的是漢代所推行的“三老”製度，漢代全麵奉行以孝治國的政策，充分發揮了耆老的作用。如《後漢書(shu) ·禮儀(yi) 誌上》記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xiang) 飲酒於(yu) 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yu) 是七郊禮樂(le) 三雍之義(yi) 備矣。”(39)三老五更在學校舉(ju) 辦祭祀禮儀(yi) ，同時教育貴族子弟，自上而下延伸至郡、縣、道，三老在漢代肩負起祭祀、教育、教化的職責，形成了養(yang) 老與(yu) 教育的統一。漢代以後，唐、宋、元等朝代都重視耆老，他們(men) 對基層社會(hui) 的穩定和風俗教化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中國古代將重老養(yang) 老與(yu) 充分發揮耆老在教育、社會(hui) 教化等方麵的作用相結合的結果。

(三)現實政治目的

一般認為(wei) ，耆老是智者的代表，也是德高望重的賢達之人。君王向耆老谘政，首先是在遇到政治大事時的迫切需要，他們(men) 希望借助耆老豐(feng) 富的政治經驗來幫助自己處理政務，《晉文公入於(yu) 晉》所載晉文公重用耆老就是代表；其次是想籠絡不同宗族、血緣的力量，將這些政治力量凝聚在一起為(wei) 自己服務，周初統治者對前代遺老的谘政、重視就體(ti) 現了他們(men) 的這一願望；再者是呈現尊老敬老的姿態，通過其示範作用，教化民眾(zhong) ，引導社會(hui) 風氣，以籠絡人心。

四、耆老與(yu) 古代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

民俗學者苑利先生曾將“民間故事”傳(chuan) 承路線分為(wei) “血緣傳(chuan) 承、業(ye) 緣傳(chuan) 承、地緣傳(chuan) 承、江湖傳(chuan) 承以及書(shu) 麵傳(chuan) 承五類”，我們(men) 認為(wei) 這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傳(chuan) 承也有重要價(jia) 值。“血親(qin) 傳(chuan) 承是人類社會(hui) 出現最早的文化傳(chuan) 承方式。……共同的原始心理和集團意識，創造了共同的祖先神話、史詩和傳(chuan) 說，並在血親(qin) 範圍內(nei) 世代傳(chuan) 承。這種以氏族祖先崇拜為(wei) 主體(ti) 的文化傳(chuan) 承，在整個(ge) 原始文化傳(chuan) 承中具有重要地位。”(40)寶貴的政治經驗、文化知識如同財產(chan) 一樣，原隻在氏族內(nei) 部傳(chuan) 承，這奠定了耆老的社會(hui) 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氏族血緣關(guan) 係逐漸被打破，耆老的文化知識、經驗也在不同血緣關(guan) 係間傳(chuan) 遞。

耆老對上古知識、經驗的總結往往被加工後而廣為(wei) 傳(chuan) 頌，如《莊子·寓言》篇說“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wei) 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王先謙集解曰：“此為(wei) 長老之言，則稱引之。《釋詁》：‘耆艾，長也。’”(41)饒宗頤先生指出“重言”是被人所(尊)重之言，並認為(wei) 郭店“楚簡《語叢(cong) 》所抄寫(xie) 的東(dong) 西，很可能就是墓主人隨手摘記的先代耆艾的重言”。(42)饒先生目光如炬，所論甚是。《語叢(cong) 》這類作品，語言精短，富有深刻的哲理，既便於(yu) 理解，又便於(yu) 記憶，有利於(yu) 文化知識的傳(chuan) 遞和傳(chuan) 播。

耆老在文化傳(chuan) 承中的作用，在這裏可以《厚父》篇為(wei) 例簡略討論。厚父是夏人後裔，在與(yu) 周王的對話中特別強調“德”、“民心”思想，劉國忠先生指出：“厚父在總結夏代曆史的過程中，對於(yu) 德政的推崇和提倡，可能也直接影響到了周人的治國思想，並直接影響到了周人對於(yu) 夏代的認識。”(43)並引遂公盨有關(guan) “德”的記載討論禹之德，其說可信。遂公盨是2002年入藏中國保利藝術博物館的一件青銅盨，因其銘文記載大禹治水而廣為(wei) 學者關(guan) 注，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篇共有98字竟然6次提到“德”，可謂古代主張以德治國的典範，其銘文首先強調的就是大禹之德。由《厚父》篇可以看出，周人有關(guan) 德的認識，可能來自吸收前代經驗教訓尤其是夏代大禹以德為(wei) 國的理念而來，李學勤先生曾指出遂公盨之遂，是虞舜的後代，(44)《左傳(chuan) 》昭公八年記載說：“自幕至於(yu) 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於(yu) 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45)這裏強調“遂”立國就是為(wei) 了繼守舜的明德，說明德的思想觀念可以推早到虞舜時代。而重德的理念是經“遂國”以及厚父傳(chuan) 遞到周代的。

也有學者注意到了《厚父》與(yu) 遂公盨的聯係，如寧鎮疆先生認為(wei) ：“依《厚父》篇開頭的表述，一方麵‘禹功’並不涉及‘差地設征’或‘任土作貢’的內(nei) 容；另一方麵，不少學者都提到，雖然《厚父》篇‘川’字前麵多有殘缺，但這顯然應該就是傳(chuan) 世文獻及豳公盨銘文中的‘浚川’，而豳公盨銘文下麵即說‘乃疇方，設征，降民，監德……’顯然已開始講政治要素的‘發生學’內(nei) 容，適當《厚父》下文的‘乃降之民，建下邦’，由此來看，《厚父》開篇所述實與(yu) 豳公盨銘高度相似。”(46)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銅器，這一討論，更加印證了《厚父》篇的可信性和文本的早期性。

通過以上討論不難看出，虞夏商周之文化不斷傳(chuan) 承，虞舜之“德”傳(chuan) 至大禹，又由周人所秉承發揚；夏代重民的思想傳(chuan) 承至周，正是厚父等耆老的教誨使得文化能夠跨越不同部族而傳(chuan) 承，尤其是一些原僅(jin) 統治者內(nei) 部傳(chuan) 承、“秘而不宣”的政治經驗、文化知識，也通過谘政遺老等方式傳(chuan) 承下來。故而孔子在回答子張“十世，可知也”的提問時，能夠給出“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的答案。谘訪耆老，使得周人能夠盡快了解並秉承這些政德，實現社會(hui) 的穩定發展。由此可知耆老在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中起到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

晚年歸魯的孔子，被稱為(wei) “國老”、“耆老”，也是魯哀公谘政的對象，回答了魯國君臣有關(guan) 政治、文化等方麵的谘詢，出土及傳(chuan) 世文獻有關(guan) 魯哀公問孔子的眾(zhong) 多資料可作證據，孔子晚年留下的文化遺產(chan) ，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瑰寶。

清華簡《厚父》《祭公》《鄭文公問太伯》《成人》等篇記載的是君王與(yu) 大臣對話的實錄，《厚父》《祭公》是周書(shu) 類文獻，《鄭文公問太伯》是鄭書(shu) 類文獻(47)，《成人》是楚書(shu) 類文獻(48)。《漢書(shu) ·藝文誌》認為(wei)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ju) 必書(shu) ，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wei) 《春秋》，言為(wei) 《尚書(shu) 》”。(49)可知這些文獻的生成，與(yu) 史官的記錄有關(guan) ，是周代谘政製度的產(chan) 物，從(cong) 而被納入“書(shu) ”類係統。《書(shu) 》“旨在記錄並傳(chuan) 遞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聖君賢臣在各種重大場合的言行，從(cong) 而為(wei) 年輕一代貴族塑造一種共同的價(jia) 值觀念”(50)。此言甚是，這揭示了書(shu) 類文獻“經世致用”的目的，上述清華簡中有關(guan) 谘政耆老對話的篇章就是如此，都是希望將政治經驗、教訓總結起來為(wei) 現實服務並流傳(chuan) 後世。在這一過程中，貴族耆老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為(wei) 戰國時代的依托之作《殷高宗問於(yu) 三壽》，選取彭祖作為(wei) 問對對象也有著深刻的背景，《大戴禮記·虞戴德》篇說：“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51)“老彭”之“彭”即彭祖，與(yu) 仲傀都“是神話傳(chuan) 說中的殷代巫史聖人”(52)。他們(men) 能夠將“政道”、“官道”、“技藝”分別傳(chuan) 授大夫、士和庶人，正說明彭祖有“傳(chuan) 道”的職責。該篇殷高宗的提問、彭祖的答語從(cong) 容不迫，對治國之道娓娓道來，形式上具有戰國問對、辯論的特點，內(nei) 容涉及祥、義(yi) 、德、音、仁、聖、知等政治理念，明顯是一篇說理性質的文章，隻不過采用了上古君王谘政的形式而已。

清華簡中諸多谘政耆老、重用耆老的篇章，不僅(jin) 體(ti) 現了中國古代尊老重老的傳(chuan) 統，也反映了上古社會(hui) 治理的重要方式，值得我們(men) 深入探討。

注釋：
 
①如張懷通《〈祭公〉與悖史》(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4月25日，https://www.gwz.fudan.edu.cn/Web/Show/1854)；程浩：《清華簡〈厚父〉周書說》，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版；張安：《上古“養老乞言”谘政的典型——清華簡〈厚父〉謨體性質初探》，《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張朋兵：《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與先秦“訪問”製度》，《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7年第1期；羅家湘：《臨終善言與生命的意義》，《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多是就清華簡某一篇所涉及的谘政耆老問題進行討論。
 
②本文所論谘政對象，文獻原文有“國老”、“遺老”、“耆老”、“耇老”等不同稱呼，其所指意義也有不同，難以統稱。張寅瀟認為“相較於‘耆老’廣泛的指稱意義來講，周代‘國老’的涵義則比較狹窄，一般指“‘國中德高望重的卿大夫致仕者’……這些年高德劭者以前大多是國家的重要官員，在多年的政治曆練過程中，積攢了豐富的治國經驗，退休後被養在大學，天子或諸侯會為他們舉行隆重的養老禮，並向他們乞言，以求安邦定國之策”(見《先秦“耆老”、“國老”考論》，《殷都學刊》2018年第3期)，其說可參。《禮記·王製》記載“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可見還有“國老”、“庶老”的區分。“國老”主要是“周代德高望重的年老致仕者”，是周代禮製規定的谘政對象，谘於“國老”屬於政治常態；“耇老”指的也是年老而德高者，《逸周書·皇門解》篇所言“耇老”，按照楊寬先生的意見當為“宗族的長老”；“遺老”見於《呂氏春秋》，主要指前代之人，身份未定，似不能稱為“國老”；被谘詢的重病老臣如祭公謀父和鄭太伯，多是在朝為官而年長者，並未“致仕”。鑒於“國老”、“遺老”等詞的內涵的限定，本文僅籠統地以“耆老”來概稱討論的對象。承蒙審稿專家提出寶貴意見，在此深表感謝！
 
③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149—161頁。
 
④(清)王先謙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4頁。
 
⑤王叔岷：《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8頁。
 
⑥李均明：《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概述》，《文物》2014年第12期。
 
⑦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2—23頁。
 
⑧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版，第164頁。
 
⑨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頁。
 
⑩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七)，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版，第101頁。
 
(11)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49—350頁。
 
(12)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24頁。
 
(13)賈連翔：《清華簡〈成人〉及有關先秦法律製度》，《文物》2019年第9期。按，賈氏強調“其地位或與文獻中的‘老成人’‘耇成人’相當”的意見“是朱鳳瀚在審稿會中指出”。
 
(14)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56—357、184—185頁。
 
(15)(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三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90頁。
 
(16)(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1頁。《正義》雲：“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惡，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王，為《洪範》九類，武王以類問天道。”
 
(17)有關這一問題學者仍有爭議，相關討論可參考劉國忠：《也談清華簡〈厚父〉的撰作時代和性質》，《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18)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版，第174頁。
 
(19)張懷通：《〈祭公〉與悖史》，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s://www.gz.fudan.edu.cn/Web/Show/1854，2012年4月25日。
 
(20)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版，第119頁。
 
(21)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110頁。
 
(22)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版，第174頁。
 
(23)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版，第119頁。
 
(24)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版，第174—175頁。
 
(25)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版，第119頁。
 
(26)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版，第104—105頁。
 
(27)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版，第174—175頁。
 
(28)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版，第119頁。
 
(29)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110頁。
 
(30)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1頁。
 
(31)(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3頁。
 
(32)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頁。
 
(33)(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55頁。
 
(34)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10頁。
 
(3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頁。
 
(36)(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一百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79頁.
 
(37)(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85頁。
 
(38)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頁。
 
(39)(劉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誌·四，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108頁。
 
(40)苑利：《民間故事傳承路線研究》，《民間文學論壇》1988年第3期。
 
(41)(清)王先謙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45頁。
 
(42)饒宗頤：《從新資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學派試論》，《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
 
(43)劉國忠：《也談清華簡〈厚父〉的撰作時代和性質》，《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44)李學勤：《論遂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4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305頁。
 
(46)寧鎮疆：《清華簡〈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觀念源流與豳公盨銘文再釋——兼說先秦“民本”思想的起源問題》，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七輯)，北京：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111頁。引者按，“豳”字本文采用上引李學勤先生意見，讀作“遂”。
 
(47)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年第3期。
 
(48)賈連翔：《清華簡〈成人〉及有關先秦法律製度》，《文物》2019年第9期。
 
(49)(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15頁。
 
(50)程蘇東：《從六藝到十三經》(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頁。
 
(51)(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8頁。
 
(52)江林昌：《民族“典”“冊”的形成與儒家“述而不作”的意義》，《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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