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dong) 坡“烏(wu) 台詩案”的另一麵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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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初一日己醜(chou)

          耶穌2021年6月10日

說起北宋的“烏(wu) 台詩案”，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介紹本案的文字隨手一搜便出現：“烏(wu) 台詩案發生於(yu) 元豐(feng) 二年（1079），時禦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為(wei) 證。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台獄受審。據《漢書(shu) ·薛宣朱博傳(chuan) 》記載，禦史台中有柏樹，野烏(wu) 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禦史台為(wei) ‘烏(wu) 台’，‘烏(wu) 台詩案’由此得名。”

但我今天要說的是“烏(wu) 台詩案”的另一麵。

相信許多人都注意到：禦史對蘇軾的彈劾詞是殺氣騰騰的，似乎必欲置蘇軾於(yu) 死地，比如何正臣說，周成王時，“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李定說，“昔者堯不誅四凶，而至舜則流放竄殛之，蓋其惡始見於(yu) 天下”，暗示蘇軾可流放。舒亶亦檢控蘇軾“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這是非常嚴(yan) 重的指控：“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yu) 海內(nei) ”。

不過，危言聳聽、殺氣騰騰也算是宋代台諫官的常見文風了，我們(men) 去找宋朝台諫官彈劾政府官員的奏疏來看，就會(hui) 發現裏麵充斥著大量上綱上線、喊打喊殺的激切之詞，這是宋朝政治彈劾的特點，是宋代台諫官說話的毛病，不可等同於(yu) 司法起訴書(shu) 的控罪。

而在立案之後，禦史台推勘官的鞫問重點則是查清蘇軾究竟寫(xie) 了哪些“譏諷朝廷及謗訕中外臣僚”的詩歌，並寄給了哪些人，“意圖眾(zhong) 人傳(chuan) 看”。也就是說，“烏(wu) 台詩案”進入製勘程序後，禦史台詔獄對蘇軾的司法控罪，跟殺氣騰騰的政治彈劾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烏(wu) 台詩案”在禦史台審了三個(ge) 多月，於(yu) 十一月廿八日走完推勘的程序。於(yu) 是，禦史台以類似於(yu) 公訴人的身份，將蘇軾一案移送大理寺，由大理寺判罪。這裏體(ti) 現了宋代司法的一項原則：鞫讞分司。即一起刑事案的“鞫”（審訊推勘）與(yu) “讞”（檢法定罪）由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法官或法司獨立進行。宋政府建立這套“鞫讞分司”製度，目的自然是為(wei) 了防範司法腐敗與(yu) 法官濫用權力：“獄司推鞠，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禦史台在提交給大理寺的“烏(wu) 台詩案”《根勘結按狀》上，列出了已經查明的蘇軾的四條罪狀：

1）蘇軾與(yu) 駙馬王詵存在不正當的錢物往來。

2）蘇軾在上皇帝謝表中詆毀朝廷。

3）蘇軾作詩賦等文字“譏諷朝廷及謗訕中外臣僚”，並寄送王詵等友人，甚至鏤板印行。

4）蘇軾到禦史台獄後，在接受審問時，“累次虛妄不實供通”。

不過大理寺在檢法定罪時，並沒有認定蘇軾的第一條罪狀，也許大理寺認為(wei) 蘇軾與(yu) 王詵之間的錢物往來屬於(yu) 正常範圍內(nei) 的人情交往，不是“入己贓罪”；也許大理寺是按“據狀鞫獄”的司法原則拒絕了禦史台的追加罪名，因為(wei) 宋朝法律規定：“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yu) 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禦史台對蘇軾的第二、第三與(yu) 第四項控罪，則得到大理寺的認定。

大約十二月中旬，大理寺對蘇軾案作出裁決(jue) ：

1）“準敕，臣僚不得因上表稱謝，妄有詆毀”，不過宋朝法律未對這一行為(wei) 指定刑名，大理寺將其歸為(wei) “不應為(wei) ”，“準律不應為(wei) 事理，重者杖八十斷，合杖八十”。

2）蘇軾“作詩賦及諸般文字寄送王詵等，致有鏤板印行，各係譏諷朝廷及謗訕中外臣僚。準敕，作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

3）蘇軾“到台累次虛妄不實供通，準律，別製下問按推，報上不以實，徒一年；未奏減一等，合杖一百”。

4）從(cong) 八月三十日開始，蘇軾“便具因依招通”，屬於(yu) “按問欲舉(ju) 自首”，可減刑：“準《刑統》，犯罪按問欲舉(ju) 而自首，減二等。合比附。”蘇軾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本當徒二年（即上述第2點），比附減等後，隻徒一年。

5）綜上合計，蘇軾應處“徒二年”之刑。

6）士大夫有以官抵刑的特權：“準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蘇軾可用“奪官”的方式抵換刑罰，合追二官，勒停（即停職）。

7）蘇軾所犯各事的時間均逢神宗大赦，“會(hui) 赦當原”，蘇軾應該免罪釋放。

這便是大理寺對蘇軾案作出的裁決(jue) 意見。換言之，禦史台抓了蘇軾，辛辛苦苦審了三四個(ge) 月，移送大理寺定罪時，大理寺卻裁定：蘇軾之罪“當徒二年”，以官換刑，“合追二官”，又“會(hui) 赦當原”，可“原免釋放”。

禦史們(men) 當然不服大理寺的判決(jue) ，提出強烈抗議。案子又按程序送審刑院複核，審刑院頂住禦史台的壓力，維持了大理寺的判決(jue) 。

元豐(feng) 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神宗發出禦批：“某人（即蘇軾）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團練副使本為(wei) 唐時設立的軍(jun) 職，宋代沿置，改為(wei) 無職掌的閑職，一般用於(yu) 安置貶謫的官員。複旦大學教授朱剛先生分析說：出自神宗旨意的這一最終裁決(jue) 包含了兩(liang) 層意思：首先，“‘依斷’表明皇帝認可司法機構對蘇軾‘當徒二年，會(hui) 赦當原’的判決(jue) ，本應‘原免釋放’”；其次，“特責”又顯示神宗皇帝“也許考慮到此案的政治影響，或者禦史台的不滿情緒”，乃運用君主的合法特權，對蘇軾酌情作出處分（參見朱剛《“烏(wu) 台詩案”的審與(yu) 判——從(cong) 審刑院本<烏(wu) 台詩案>說起》）。

“烏(wu) 台詩案”是“文字獄”嗎？如果是，它又跟明清時期的“文字獄”有什麽(me) 不同？可能有人會(hui) 說，“烏(wu) 台詩案”畢竟沒有殺人，而明清“文字獄”卻動輒殺頭、滅族；也有人會(hui) 說，“烏(wu) 台詩案”是偶發的個(ge) 例，而明清“文字獄”卻遍地開花，清乾隆時期更是形成了“文字獄”的一座曆史高峰。

這些當然都是值得注意的差異。不過，我還想指出北宋“烏(wu) 台詩案”與(yu) 明清“文字獄”的另一個(ge) 重大差別：“烏(wu) 台詩案”盡管也有“政治案”的成分，但它至少在形式上，是當成一個(ge) “普通法律案”來處理的。不管禦史們(men) 的彈劾多麽(me) 危言聳聽，但當“烏(wu) 台詩案”進入司法程序之後，禦史台對蘇軾的司法控罪要比之前的政治彈劾克製得多，不再上綱上線、喊打喊殺，而是在彼時法律框架下劾治蘇軾的違法行為(wei) ，司法上對於(yu) 蘇軾的指控隻是普通罪名；而且，推勘官並沒有捏造事實構陷蘇軾，提交大理寺的蘇軾“罪狀”都有確證而非深文周納；整個(ge) 製勘的過程亦嚴(yan) 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序；大理寺更是嚴(yan) 格依照法律對蘇軾作出免罪的判決(jue) 。

反觀明清時期的“文字獄”，情況恰恰相反：哪怕是雞毛蒜皮的事情，也要無限政治化，上不封頂，下無底線，尋常的文學修辭可以上升為(wei) “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你去看清代“文字獄”檔案，便會(hui) 發現清廷使用最多的罪名便是“謀反大逆”。

我這麽(me) 說，當然不是想給“烏(wu) 台詩案”洗白，因為(wei) 寬仁的政治，應該如張方平所言：“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烏(wu) 台詩案”顯然違背了這樣的曆史慣例。不過從(cong) 宋朝司法係統對“烏(wu) 台詩案”的審判，我們(men) 還是可以看到宋朝政治與(yu) 司法製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這文明底色，使得“烏(wu) 台詩案”畢竟不同於(yu) 明清時期的“文字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