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大一統”理論對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曆史作用

作者：劉丹忱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簡介：劉丹忱（1969－），男，山東(dong) 煙台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曆史學博士。

《董仲舒與(yu) 儒學研究》專(zhuan) 欄特約主持人按語：

在中國，“大一統”不僅(jin) 是曆史存在，還是中國人的信仰。劉丹忱教授指出，董仲舒的所謂“大一統”，實質上是天、地、人三才貫通之道，不僅(jin) 涉及國家統一、社會(hui) 安定，更關(guan) 切文化統一、思想穩定。統一的思想文化必然要求製定國家法律製度，否則老百姓會(hui) 無所適從(cong) 。主張文化的“大一統”則超越了《公羊傳(chuan) 》統一曆法的意義(yi) ，賦予了國家政權統一和意識形態統一的含義(yi) ，這是董仲舒深刻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一個(ge) 重要理念主張。西漢以後，“大一統”轉述為(wei) 中國政治語境下的“王權一統”，在此基礎上則建立起疆域、民族、文字、服飾等各方麵高度集中統一的龐大國家。富有見地，值得一讀。

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委員會(hui) 會(hui) 長

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董仲舒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zhuan) 家

董子學院、董仲舒國際研究院、董子講壇首席專(zhuan) 家

餘(yu) 治平博士

摘要：“大一統”一詞始見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賦予其政權統一和意識形態統一的含義(yi) ，以解決(jue) 統一多民族國家政權合法性及國家文化認同的問題。兩(liang) 漢四百年的空前統一更使大一統思想固化為(wei) 民族心理，中華各民族逐漸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ti) 。董仲舒確立的“大一統”學說為(wei) 中華民族長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論支撐，使各族人民能夠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超越既往的曆史局限，使多元一體(ti) 的格局成為(wei) 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價(jia) 值追求。在中華多元一體(ti) 的融匯進程中，各民族間的征伐與(yu) 戰爭(zheng) 既是融合的阻力，也是融合的助力，因為(wei) 他們(men) 共同維係著“大一統”政治實體(ti) 。帝製時代結束後，“王權”不複存在，“大一統”觀念去除掉王權內(nei) 核，經過現代性轉化，在現代意義(yi) 上指涉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統一”。“大一統”思想曾經也必將在未來凝聚中華各族文化向心力方麵發揮曆史性的作用。

關(guan) 鍵詞：董仲舒；大一統；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政權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3.0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專(zhuan) 項項目（19VXJ001）

對於(yu) 董仲舒所確立的“大一統”理論，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wei) 它是君主專(zhuan) 製、中央集權意識形態的集中體(ti) 現，對中國古代君主專(zhuan) 製主義(yi) 起了推波助瀾的曆史作用，甚至否定其在中華民族發展曆史中的正麵價(jia) 值。本文擬就“大一統”觀念在董仲舒時代確立理論形態，成為(wei) 國家意誌，進而上升為(wei) 民族共識的曆史進程，做一點梳理與(yu) 論證，試從(cong) 構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看待董仲舒所確立的“大一統”理論的曆史作用。

一

大一統觀念在中國產(chan) 生較早。自《尚書(shu) 》開一統思想之先河，先秦諸子見仁見智，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墨子等，以及《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中，都涉及大一統這個(ge) 命題，從(cong) 他們(men) 的思想表述看，先秦諸子多對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麵持否定態度，主張大一統的發展方向，並對實現大一統進行了理論構思和學術爭(zheng) 鳴。從(cong) 儒家看，孔子的德治思想一直都是以全天下為(wei) 治平目標的，孔子認為(wei) ：“天下有道，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從(cong) 周遊列國追求政治理想的人生經曆，到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wei) 陋，以及子夏“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諸多說法，都說明孔門的思想視域絕不僅(jin) 限於(yu) 魯國，亦不局限於(yu) 華夏諸邦，而是以包括夷狄在內(nei) 的整個(ge) 天下為(wei) 己任。後期儒家孟子“定於(yu) 一”（《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與(yu) 荀子“四海之內(nei) 若一家”（《荀子·王製》）的思想，都是由此引申的。雖都有“一”的表述，但尚未從(cong) 概念上明確提出“一統”。

“大一統”一詞始見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東(dong) 漢何休注曰：“統者，始也，總係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yu) 天下，自公侯至於(yu) 庶人，自山川至於(yu) 草木昆蟲，莫不一一係於(yu) 正月，故雲(yun) 政教之始。”唐代徐彥疏曰：“王者受命，製正月以統天下，令萬(wan) 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wei) 始，故言大一統也。”[1]“王正月”指周代曆法中春季的第一個(ge) 月。“一”是元，“元”者，為(wei) 天道之始，所謂“一統者，萬(wan) 物之統皆歸於(yu) 一也”。《春秋》中多次使用“元年春王正月”，這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時間表達，更重要的是有重統尊王之意，以時間上的“一”表示政治上的“一”。公羊學“大一統”概念外延廣泛，它將時空觀、自然觀與(yu) 政治觀、曆史觀貫通混合。它也是對自孔子以降先秦儒家強調尊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侯外廬先生曾經說：“思想史係以社會(hui) 史為(wei) 基礎而遞變其形態。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難，就不能由思想本身運動得到解決(jue) ，而隻有從(cong) 社會(hui) 的曆史發展來剔抉其秘密。”[2]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國分別滅亡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建立了秦朝，這一中國曆史上首個(ge) 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在曆史上第一次把中國推向大一統時代，秦在後來的運行過程中日益暴露了法家思想的種種弊端。秦朝滅亡後，西漢王朝建立，這使中國再次進入一個(ge) 統一的多民族的大一統時代。這樣一個(ge) 幅員遼闊、人口眾(zhong) 多的大國，所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

大一統理論便是在這樣一個(ge) 時代背景下總結曆史經驗得出的。春秋無義(yi) 戰，戰國時期更是殺人盈城、殺人盈野，楚漢戰爭(zheng) 也是慘烈異常。社會(hui) 失序，戰爭(zheng) 頻仍，民不聊生。漢朝建立之初奉行“黃老之學”，以使百姓得以休養(yang) 生息，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黃老之學”尊崇“無為(wei) 而治”，這就帶來了中央集權的軟弱，造成了藩王實力逐漸強大，嚴(yan) 重威脅到國家治理的穩定。董仲舒指出：“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wei)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3]2504-2505因“無為(wei) 而治”，固守舊法而不知“更化”，內(nei) 外之亂(luan) 得不到有效治理。

經曆漢初的七國之亂(luan) ，使飽嚐戰爭(zheng) 痛苦的人民倍加珍惜和平、秩序的可貴。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漢武帝決(jue) 定改弦更張，調整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一代偉(wei) 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董仲舒經過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繼承和發展先聖先賢思想以及經典論述，形成了順應曆史發展潮流並高度契合中華民族心理特征的大一統理論體(ti) 係。後來成功地通過向漢武帝獻策把儒家思想變成國家意識形態，為(wei) 多元一體(ti) 的中華民族能夠自在地存在並良性地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董仲舒關(guan) 於(yu) “大一統”理念的陳述，主要表現在他與(yu) 漢武帝的《賢良對策》中。在第一策中：“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yu) 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wei) 也；正者，王之所為(wei)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wei) ，而下以正其所為(wei) ，正王道之端雲(yun) 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wei) ，宜求其端於(yu) 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wei) 德，陰為(wei) 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yang) 長為(wei) 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yu)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wan) 物之所從(cong)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wei)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wei)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yu)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3]2501-2503“元”者，為(wei) 天道之始；“春”者，為(wei) 四季之始，萬(wan) 物生發，是為(wei) 地道；“王”者，人傑、天地之代表也，是為(wei) 人道。董仲舒的所謂“大一統”，實質上是天、地、人三才貫通之道。而“春王正”的順序也表明了董仲舒所說的“《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yi) 也”（《春秋繁露·玉杯》）。曆史的機緣使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關(guan) 聯起漢王朝的政統及其政治實踐，並奠定了此後中國曆代王朝道統與(yu) 政統關(guan) 係的基本模式。

繼位第七年的漢武帝再次詔賢良對策，董仲舒明確提出大一統是天地的通經常道，並提出思想大一統——獨尊儒術的建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3]2523綜上表述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並不僅(jin) 僅(jin) 是國家統一、社會(hui) 安定，更主要的是文化的統一、思想的穩定。他認為(wei) 統一的思想文化，關(guan) 乎製定國家法律製度的明確依據，否則老百姓會(hui) 無所適從(cong) 。主張文化的“大一統”是董仲舒深刻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一個(ge) 重要理念。可見，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超越了《公羊傳(chuan) 》統一曆法的意義(yi) ，主張政治和思想上的一統，賦予了國家政權統一和意識形態統一的含義(yi) 。

董仲舒的國家構想是以《春秋》公羊學為(wei) 宗旨，建立一個(ge) 政治與(yu) 文化、治術與(yu) 學術相互依存的統一國家。他主張在文化上以儒家學說為(wei) 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以解決(jue) 國家的文化認同問題，這為(wei) 漢代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奠定了文化基礎。從(cong) 國家政策層麵看，自漢武帝以後的幾代漢朝統治者都對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采取了認同的態度，這使“大一統”成為(wei) 一種國家政治的共識。正是因為(wei) 這種共識，才形成了當時整個(ge) 社會(hui) 對建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同，也形成了此後中國曆史發展的一種主流走向[4]。黑格爾認為(wei) ：“每一個(ge) 民族的國家製度總是取決(jue) 於(yu) 該民族的自我意識的性質和形成（式）；民族的自我意識包含著民族的主觀自由,因而也包含著國家製度的現實性。”“沒有一種國家製度是單由主體(ti) 製造出來的。”[5]漢承秦製，西漢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持續發展的統一王朝，它繼承了秦代首次統一的曆史遺產(chan) ，家國一體(ti) 的政治組織與(yu) 大一統思想相輔相成，形成了穩定的政治結構，從(cong) 而使大一統成為(wei) 中國曆史的主流結構。由此，兩(liang) 漢四百年的空前統一更使大一統觀念固化為(wei) 民族心理。在大一統政治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曆史上分裂狀態下的時代都被視為(wei) 亂(luan) 世。

經過兩(liang) 漢長期的民族融合與(yu) 文化交流，中華各族逐漸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ti) 。董仲舒確立的“大一統”學說為(wei) 中華民族長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論支撐，使各族人民能夠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一定程度地超越了種族的界限，天下一統成為(wei) 中華各族強大後的共同追求，也使多元一體(ti) 的格局成為(wei) 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新的價(jia) 值追求。

二

中國古代國家政治層麵的“大一統”進程推動著民族層麵由“夷夏之辨”向“華夷一體(ti) ”觀念的演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也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自在存在數千年的內(nei) 在因素。民族融合的關(guan) 鍵因素在於(yu) 文化的認同，而漢代的獨尊儒術，使文化認同趨於(yu) 一統，使中華民族擁有了共同的文化價(jia) 值觀。“大一統”觀念體(ti) 現在“族群”關(guan) 係上，便是一種不同於(yu) 類似後世“民族”意義(yi) 上的“族群”，而是追求普天之下“文治教化”認同的“有教無類”，通過“華夷之辨”而實現“用夏變夷”，最終達到“華夷一體(ti) ”，這在中國思想史和中國民族史上都是值得稱道的文明成就。

古代中國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大一統”的文化底質，促進了數千年來各民族間的融合與(yu) 內(nei) 聚。從(cong) 上古“華夏”“東(dong) 夷”“九黎”等部族間的衝(chong) 突開始，民族融合便成了中國曆史演進的一條重要線索；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了東(dong) 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方民族向中原“華夏族”融合的主流趨勢，並經秦漢時期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初級形態。

以秦漢為(wei) 曆史起點，中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ti) 開始形成。在西漢大一統格局中，各民族的交往空前頻繁，期間的衝(chong) 突和對峙，也推動了民族之間的了解與(yu) 互信，加強了彼此的交融與(yu) 認同。緊接著是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被稱為(wei) 五胡十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在中國北方以內(nei) 聚的形式打破了舊有“中國”的界限，共享中華文明的曆史成果，實現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也實踐了“華夷一體(ti) ”的理想。

在所謂的“五胡亂(luan) 華”時代，第一個(ge) 突入中原滅亡西晉建立政權的匈奴人劉淵，為(wei) 了強調對“中國”的認同，同時也希望得到“中國”的認同，劉淵自認漢朝的外甥，當然這些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因為(wei) 數百年的漢匈和親(qin) ，的確使匈奴單於(yu) 的母係融入了漢朝皇室的血脈。劉淵這樣說：“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ye) 。……孤今猥為(wei) 群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ye) 。”[6]2649-2650國號“漢”，意為(wei) 光複漢室之意，史稱後漢。氐人苻堅繼前秦帝位後，便以中華天子自居：“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6]2896聲稱：“吾統承大業(ye) 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dong) 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嚐不臨(lin) 食輟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6]2911更有意思的是，世出西戎的苻堅認為(wei) ：“西戎荒俗，非禮儀(yi) 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6]2914儼(yan) 然一副中華正主的語氣。而建立了夏政權的匈奴人赫連勃勃則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lin) 萬(wan) 邦，可以統萬(wan) 為(wei) 名。”[6]3205因此，他把“大夏”的都城命名為(wei) “統萬(wan) ”，以明一統萬(wan) 邦的雄心壯誌。

南北朝時的鮮卑人拓跋珪建北魏後頒詔：“《春秋》之義(yi) ，大一統之美。”[7]37於(yu) 是開始了統一中國北方的征戰。《魏書(shu) 》記載了君臣們(men) 當時就國號問題展開的討論。“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wei) 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wan) 世相承，啟基雲(yun) 代。臣等以為(wei) 若取長遠，應以代為(wei) 號。詔曰：昔朕遠祖，總禦幽都，控製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yu) 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jun) ，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wei) 魏焉”[7]32-33。意在繼承魏之正統，最後統一了中國北方。北周的鮮卑人宇文覺是通過“禪讓”的形式得到帝位的，所以恐怕遭人非議，就援引中原古製：“予聞皇天之命不於(yu) 常，惟歸於(yu) 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8]可見，中華各民族均把是否“正”看作是獲得一統天下的“一”的合法性。

統者，始也，統正而後一應得正。“正統”一詞源出《春秋公羊傳(chuan) 》，取意於(yu) “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北宋歐陽修的《正統論》對“正統”進行了係統的論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yu)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9]10他在經過修改的《正統論下》中提出：“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曆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複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9]12歐陽修在《明正統論》中強調：“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yu) 一，斯正統矣。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尤曰天下當正於(yu) 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9]54論證正統應具有道統的價(jia) 值，但另一方麵需要說明的是，從(cong) 道統上強調正統，實在也是宋朝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一種無奈的選擇。

而與(yu) 北宋對峙的遼倒是勇於(yu) 追求一統，其在位時間最長的遼聖宗便“尊號曰天輔皇帝，……改元統和”[10]111，以“統有各族”的天下宗主自居。女真人入主中國北方後，繼遼之後建立了金。他們(men) 更無視宋朝的正統地位，金熙宗宣稱：“四海之內(nei) ，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10]85金朝海陵王完顏亮認為(wei) ：“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wei) 正統。”[10]1883對於(yu) 正統地位的追逐，也可以被視為(wei) 對“大一統”觀念中“一”地位的追求。

明朝在一定意義(yi) 上是“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漢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朱元璋和朱棣曾說：“昔胡漢一家，胡君主宰。”“邇來胡漢一家，大明主宰。”[11]也主張“華夷無間”“撫字如一”[12]。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成是繼承宋朝的正統朝代。民國官修的《清史稿》也把清朝看成是繼承明朝的正統朝代。可見承認胡漢一家、多元一體(ti) 的中華格局是中國多民族共同的曆史認識。強調元朝和清朝是外來統治的說法，更多地是以西方“民族主義(yi) ”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的曆史。中國傳(chuan) 統的曆史書(shu) 寫(xie) 從(cong) 來都不是這樣的。確切地說，元清兩(liang) 代是蒙古族與(yu) 滿族以內(nei) 聚的形式，繼承並拓展了中華“大一統”的曆史成果，將中華文明曆史文化認同的疆域範圍擴展到前所未有的廣度。

清雍正皇帝這樣說：“中國之一統始於(yu) 秦，塞外之一統始於(yu) 元而極盛於(yu) 我朝。”[13]“始於(yu) 秦”的“中國之一統”，是漢地中原王朝的郡縣製大一統，“始於(yu) 元”而“極盛於(yu) ”清的“塞外之一統”，是元、清兩(liang) 代分別以行省、宣政院和理藩院等對蒙古、東(dong) 北、新疆、西藏行使的直接管轄。

近代以來西學東(dong) 漸，受到歐洲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清末革命派三民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口號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存在著以在所謂“本部”18個(ge) 行省恢複漢族國家為(wei) 目標的建國思想，武昌首義(yi) 後使用的“十八星鐵血旗”即是這種思想的體(ti) 現，這些客觀上為(wei) 俄國、日本等妄圖借辛亥革命分裂中華的侵略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日本稱中國漢族主要聚居的18個(ge) 省為(wei) 本部18省，我們(men) 中國人在自己的行文中要避免使用“本部”二字），同時也導致國內(nei) 滿、蒙、回、藏等各少數民族產(chan) 生了離心的傾(qing) 向，這使得中國在傳(chuan) 統王朝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麵臨(lin) 領土分裂和因此引發大規模民族仇殺的巨大危機。幸而國內(nei) 各派政治勢力大多能以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為(wei) 重，立憲派是一貫反對民族革命導致民族分裂的，革命派在感到推翻帝製在望的情況下也努力維護多民族共存的政治局麵。這裏需要特別提出來的是清廷的態度，他們(men) 沒有像元末時的蒙古統治者退回到蒙古草原為(wei) 北元政權那樣，而是在遜位詔書(shu) 這樣表述：“當茲(zi) 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lin) 時共和政府，與(yu) 民軍(jun) 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wei) 一大中華民國。”維護中華民族統一的意願也表現得很強烈。最終使江浙一帶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替代了湖北軍(jun) 政府象征18省漢族的“十八星旗”成為(wei) 中華民國國旗，也標誌著國策由漢族立場轉變為(wei) 五族共和。南北議和、清帝退位，滿族統治者將其主權及相應的疆域完整地交接給了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的連續性，同時避免了大規模民族仇殺的災難，也避免了類似於(yu)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多民族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土崩瓦解的局麵。這些對整個(ge) 中華民族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yi) 。

在中華多元一體(ti) 的融匯進程中，各民族分分合合共同維係著“大一統”政治實體(ti) ，曆史上的征伐與(yu) 戰爭(zheng) 既是各民族融合的主要阻力，也是各民族融合的助力。西漢以後，董仲舒結合儒家學說與(yu) 王權政治將“大一統”闡述成特定的政治話語，“大一統”轉述為(wei) 中國政治語境下的“王權一統”，意謂著在“王權一統”基礎上建立起疆域、民族、文字、服飾等各方麵高度集中統一的龐大國家。帝製時代結束後，“王權”不複存在，“大一統”去除掉王權內(nei) 核，經過現代性轉化，在現代意義(yi) 上開始指涉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統一”。這便是“大一統”觀念。對此，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這樣讚歎：“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yi) 民眾(zhong) ，從(cong) 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men) 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yu) 倫(lun) 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14]

結語

采用包括“大一統”理論在內(nei) 的儒家思想治國理政，不僅(jin) 使漢朝成為(wei) 當時雄踞東(dong) 方的世界性強國，而且穩定了兩(liang) 漢數百年的統治。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也因此成為(wei) 維係中華民族統一體(ti) 的重要的文化理念。我們(men) 今天能夠保有這樣一個(ge) 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從(cong) 文化根源上看，也可以追溯到董仲舒所留下的“大一統”這一文化傳(chuan) 統。因為(wei) 有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漢代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就能夠解決(jue) 文化上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問題。

“大一統”觀在曆史上曾經為(wei) 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作出過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雖然大一統要求一統於(yu) 華夏，但它事實上突破了狹隘的民族觀念，因為(wei) 華夏文明是對民族意義(yi) 的升華和超越，成為(wei) 衡量一統各族的文化標準。在凝聚中華各族文化向心力方麵發揮了曆史性作用。從(cong) 《春秋公羊傳(chuan) 》首提“大一統”概念至今，“大一統”雖然在不同時空框架中呈現出多維語義(yi) 解讀，但其主導性的思維邏輯、價(jia) 值取向卻一以貫之，始終彰顯著“定於(yu) 一”的曆史文化意誌，中國在民族關(guan) 係上側(ce) 重“夷夏一體(ti) 、多元一體(ti) ”，也是基於(yu) 傳(chuan) 承不斷的“大一統”文化背景。“定於(yu) 一”的“大一統”成為(wei) 敘述中華民族交流融合趨勢的曆史語境。“統一”成為(wei) 中華世界唯一的理想形態，也是最終形態。

今天，強化中華民族認同意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前提與(yu) 保障，也是中國建構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必然要求。近代以來西方民族國家意識的引入，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助推著東(dong) 方民族分裂主義(yi) 。而蘇聯強調的民族自決(jue) 、民族識別等理論對中國又影響很大，這些都強化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獨立性，而弱化了中華各民族融合的曆史趨勢。我們(men) 應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源頭活水獲得智慧和啟迪，強化多元一體(ti) 中“一”的意識，尊重56個(ge) 民族的個(ge) 性，但更要強調中華民族的共性，強化中華民族整體(ti) 的民族意識。同時深入研究將中國傳(chuan) 統思想資源做現代性轉化，為(wei) 鞏固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何休,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上[M].刁小龍,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2.
 
[2]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8.
 
[3]班固.漢書[M].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4]季桂起.略論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政治涵義[J].德州學院學報,2019(5):36-40.
 
[5]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範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342-343.
 
[6]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7]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8]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等.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45.
 
[9]李敖.歐陽修集蘇東坡集鄭板橋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58．
 
[10]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1]胡廣.明太祖實錄:卷五三[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1048.
 
[12]李時勉.明太宗實錄:卷二八四[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2407.
 
[13]清世宗實錄:卷八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5:99上.
 
[14]池田大作,湯因比.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M].荀春生,朱繼征,陳國梁,譯.北京: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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