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閣會(hui) 議與(yu) 漢代經學的變局

作者：徐興(xing) 無

來源：《古典文獻研究》第六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一、石渠閣會(hui) 議

繼武帝致漢全盛之後，宣帝又為(wei) 中興(xing) 之主，為(wei) 政多修武帝故事[1]。武帝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宣帝亦欲廣其學。且自武帝之後，經學為(wei) 利祿之途，家法分析，章句興(xing) 起。故平議同異，增設學官已成必然之勢。甘露三年（前51），漢廷召開石渠閣會(hui) 議，“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qin) 稱製臨(lin) 決(jue) 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shu) 》、穀梁《春秋》博士。”（《漢書(shu) ·宣帝紀》）自此，“儒術日盛，朝廷博士，遂多增設。”錢賓四先生《兩(liang) 漢博士家法考》論之詳矣[2][2]。然石渠會(hui) 議的一些細節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經學變局尚待進一步辨析，由此方能觀察漢代国际1946伟德發展的關(guan) 捩。

《漢書(shu) 》中記錄石渠會(hui) 議最為(wei) 詳細的文字是《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其曰[3]：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yu) 魯申公，傳(chuan) 子至孫為(wei)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yu) 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yu) 口，上使與(yu) 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wei) 《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yu) 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xing) 。太子既通，複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chuan) 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yu) 《公羊》大師眭孟等論之，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cong) 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wei) 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le) 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xing) 《穀梁》。時千秋為(wei) 郎，召見，與(yu) 《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wei) 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wei) 《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wei) 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cong) 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hui) 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wei) 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yu) 歲，皆明習(xi) 。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yan) 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cong) ，願請內(nei) 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nei) 《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yu) 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cong) 《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wei) 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為(wei) 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zhong) 尤盛。尹更始為(wei) 諫大夫、長樂(le) 戶將，又受《左氏傳(chuan) 》，取其變理合者以為(wei) 章句，傳(chuan) 子鹹及翟方進、琅邪房鳳。鹹至大司農(nong) ，方進丞相。

這段話記載的重心在石渠會(hui) 議上平議《公羊》與(yu) 《穀梁》，但推敲起來，還有一些史實有待澄清。

（一）博士大江公與(yu) 博士江公

《儒林傳(chuan) 》曰：“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yu) 魯申公，傳(chuan) 子至孫為(wei) 博士”，又曰：“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chuan) 之，徒眾(zhong) 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chuan) 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4]王國維《漢魏博士題名考》曰[5]：“按《儒林傳(chuan) 》語前後有異。前雲(yun) 韋賢治《詩》，事大江公。考賢於(yu) 昭帝時為(wei) 博士，則所事之大江公當在武帝時，是博士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後雲(yun) 瑕丘江公傳(chuan) 子至孫為(wei) 博士，是江公身未為(wei) 博士也。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又案：景佑本《漢書(shu) 》‘大江公’上無‘博士’二字。”[6]應該說，景佑本“大江公”上無“博士”二字是可信的，因為(wei) 《儒林傳(chuan) 》中明言“征江公為(wei) 博士”，且其中的《王式傳(chuan) 》又提到“博士江公世為(wei) 《魯詩》宗”[3]。而曾任過昌邑王師，後在家授《魯詩》的王式被召拜為(wei) 博士時，這個(ge) “博士江公”嫉妒王式，與(yu) 其發生口角。所以，《儒林傳(chuan) 》提到的“博士江公”和“江博士”是大江公（瑕丘江公）的孫子，他是在蔡千秋死後被征來擔任博士的。當時《穀梁傳(chuan) 》尚未立為(wei) 學官，所以征來朝廷後擔任的應當是《魯詩》博士。又《漢書(shu) ·武五子傳(chuan) 》載戾太子“從(cong) 瑕丘江公受《穀梁》。”[7]可證“大江公”確為(wei) 瑕丘江公。

錢穆《兩(liang) 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書(shu) 影

（二）立《穀梁》的原因

立《穀梁》的直接原因是宣帝對衛太子的緬懷，史載戾太子“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cong)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wei) 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cong) 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8]又《後漢書(shu) ·鄭範陳賈張列傳(chuan) 》載陳元上疏曰：“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yu) 是獨學之。及即位，為(wei)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xing) ，至今與(yu) 《公羊》並存。”[9]但是，班固認為(wei) 韋賢、夏侯勝和史高之所以讚同立《穀梁》，因他們(men) 都是魯人。這一說法也失之武斷，因為(wei) 魯人與(yu) 齊人是一事，魯學與(yu) 齊學又是一事。古人地域交通雖不發達，但從(cong) 《儒林傳(chuan) 》來看，即便是漢代初期的經師們(men) ，也是齊學中有魯人，魯學中有齊人。這三人中，隻有韋賢既是魯人又傳(chuan) 魯學；史高為(wei) 外戚係統中人，是宣帝父親(qin) 的娘舅史恭之子，他讚同此事，完全出於(yu) 對宣帝的順從(cong) 而沒有思想與(yu) 學術背景；夏侯勝雖是魯人，但卻是地道的齊學大師。他曾因反對宣帝褒揚武帝而下獄，《眭兩(liang) 夏侯京翼李傳(chuan) 》中言其“為(wei) 人質樸守正”[10]，朝廷每有大議，宣帝“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11]可見他決(jue) 非隨便附和帝王權勢之人。而蕭望之既為(wei) 齊人，又治齊學。他先治《齊詩》，事同縣人後倉(cang) ，詣太學後，複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cong) 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對於(yu) 君主和同僚，蕭望之也是一個(ge) 敢於(yu) 犯顏直諫的諍臣與(yu) 諍友。他曾經麵折霍光，非難好友張敞[12]，史家讚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為(wei) 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之臣也。”[13]宣帝圖其像於(yu) 麒麟閣功臣，名列第十，其政治地位高於(yu) 夏侯勝遠甚[14]。所以，夏侯勝與(yu) 蕭望之讚同此事最能說明《穀梁》學被提倡的理由。就夏侯勝與(yu) 蕭望之本人的學術品格來看，皆有博學通儒的氣象。《眭兩(liang) 夏侯京翼李傳(chuan) 》稱夏侯勝“為(wei) 學孰精，所問非一師也。”[15]又載他非難其“從(cong) 父子”夏侯建為(wei)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16]這說明他不為(wei) 章句與(yu) 師法家法所拘束。蕭望之自己之所以能為(wei) 儒宗，不僅(jin) 在於(yu) 他能轉益多師，而且從(cong) 善如流。《雋疏於(yu) 薛平彭傳(chuan) 》雲(yun) 薛廣德習(xi) 《魯詩》，望之除其為(wei) 屬，數與(yu) 議論，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17]。《匡張孔馬傳(chuan) 》言其承詔問匡衡、張禹，薦其明經精習(xi) [18]。《儒林傳(chuan) 》言清河張禹與(yu) 蕭望之同為(wei) 禦史，“數為(wei) 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shu) 數以稱說。後望之為(wei) 太子太傅，薦禹於(yu) 宣帝，征禹待詔。”[19]皆是其例。由這些大儒的學術品格和讚同立《穀梁》的行為(wei) 來看，宣帝立《穀梁》一方出於(yu) 對其祖父的懷念，另一方麵也確實出於(yu) “廣學”的願望，不然，何以標榜承繼武帝正統，褒揚武帝的宣帝會(hui) 確立武帝不喜歡的《穀梁》學？

（三）石渠會(hui) 議的情形

《儒林傳(chuan) 》中側(ce) 重記錄了《公羊》與(yu) 《穀梁》的辯論，其他經學派別參加石渠議者僅(jin) 記姓名而已。據《藝文誌·六藝略》，《書(shu) 》有《議奏》四十二篇、《禮》有《議奏》三十八篇、《春秋》有《議奏》三十九篇、《論語》有《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有《議奏》十八篇，總計一百六十五篇。由此可見，石渠會(hui) 議的規模很大，場次很多，五經異同之論有分有合。例如，有關(guan) 《春秋》的《議奏》三十九篇大概就是《儒林傳(chuan) 》所載《公羊》、《穀梁》兩(liang) 家的“議三十餘(yu) 事”，屬於(yu) 分論。有關(guan) 《五經雜議》的《議奏》，則屬於(yu) 總論。可惜的是這些石渠《議奏》今並無傳(chuan) 。《隋書(shu) ·經籍誌》著錄《石渠禮論》四卷，自注曰：“戴聖撰。梁有《群儒疑義(yi) 》十二卷，戴聖撰。”[20]《群儒疑義(yi) 》或為(wei) 戴聖所記《五經雜議》類的《議奏》內(nei) 容，而《石渠禮論》則為(wei) 戴聖所記《禮》家分論。而這部《禮論》，至《唐誌》已不著錄。僅(jin) 在杜佑《通典》等典籍中存有一、二，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軼書(shu) 》、洪頤煊《經典集林》等廣為(wei) 輯佚，亦僅(jin) 得二十多條。

這麽(me) 多的辯論決(jue) 非一朝一夕能夠辯完。統計《儒林傳(chuan) 》全篇，五經皆有代表參加，有名可考者計二十三人：《易》則施讎（與(yu) 孟喜、梁丘賀同出田王孫，由於(yu) 梁丘賀的舉(ju) 薦，宣帝詔拜為(wei) 博士）、梁丘臨(lin) （梁丘賀之子，黃門郎）；《書(shu) 》則歐陽地餘(yu) （歐陽高之孫，博士）、林尊（事歐陽高，博士）、周堪（事大夏侯勝，譯官令）、張山拊（事小夏侯建，博士）、假倉(cang) （事張山拊，謁者）；《詩》則韋玄成（韋賢之子，淮陽中尉）、張長安（事王式，為(wei) 博士）、薛廣德（事王式，博士）；《禮》則戴聖（事後倉(cang) ，博士）、聞人通漢（事後倉(cang) ，太子舍人）；《公羊》則嚴(yan) 彭祖（事眭孟，博士）、申挽（侍郎）、伊推（侍郎）、宋顯（侍郎）、許廣（侍郎）；《穀梁》則尹更始（事蔡千秋，議郎）、劉向（待詔）、周慶（待詔）、丁姓（待詔）、王亥（中郎）；《五經》名儒蕭望之（太子太傅）。

《宣帝紀》雲(yun) 宣帝“親(qin) 稱製臨(lin) 決(jue) ”[21]，《儒林傳(chuan) 》中雲(yun) 梁丘臨(lin) “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yu) 石渠”[22]；《公羊》請內(nei) 侍郎許廣之後，“使者亦並內(nei) 《穀梁》家中郎王亥”，顏師古注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23]則宣帝本人一直通過使者傳(chuan) 遞製命決(jue) 斷經義(yi) ，僅(jin) 舉(ju) 《通典》所錄《石渠禮》中一段論辯以見其時議論場景[24]：

“諸侯之大夫為(wei) 天子、大夫之臣為(wei) 國君服何？”

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wei) 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yu) 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yi) ，不當為(wei) 國君也。”

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wei) 國君也。”

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

聞人通漢對曰：“《記》雲(yun) ：‘仕於(yu) 家，出鄉(xiang) 不與(yu) 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cong) 庶人之為(wei) 國君三月服。”

製曰：“從(cong) 庶人服是也。”

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yu) 諸侯不？”

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yi) 。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wei) 接見。至於(yu) 大夫有年，獻於(yu) 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

侍郎臣臨(lin) 、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wei) 有接見義(yi) 。

二、石渠會(hui) 議之後新立的學官

（一）王國維的質疑

據《宣帝紀》，這場會(hui) 議之後除《穀梁》立於(yu) 學官外，尚有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shu) 》。這與(yu) 《楚元王傳(chuan) 》中所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shu) 》中的說法是一致的：“往者博士《書(shu) 》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複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shu) 》，義(yi) 雖相反，猶並置之。”[25]而綜合史料所載，除石渠會(hui) 議所立之外，宣帝朝仍有其他新立的學官與(yu) 新增的博士。《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26]《儒林傳(chuan) 讚》曰[27]：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浸甚，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shu) 》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又《藝文誌·六藝略》載各家立學官者與(yu) 《儒林傳(chuan) 讚》同，唯於(yu) 《禮》家，雲(yun) ：“訖孝宣世，後倉(cang) 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yu) 學官。”[28]參之《儒林傳(chuan) 》，其載後倉(cang) 授《禮》於(yu) 聞人通漢子方、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慶普孝公，曰：“孝公為(wei) 東(dong) 平太傅。德號大戴，為(wei) 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29]這兩(liang) 段記載，尤其是《儒林傳(chuan) 》的語氣，似乎都說明慶氏《禮》也立於(yu) 學官。然《後漢書(shu) ·章帝紀》又載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wei) 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wei) 置博士。其後學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wei) 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複置顏氏、嚴(yan) 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微學，尊廣道藝也。”[30]似大小戴《禮》立於(yu) 光武中興(xing) 之後。並且，依據上引史料，無論以新增計還是合新舊計，都無法與(yu) 《宣帝紀》黃龍元年增博士員十二人之數相合。故王國維《漢魏博士考》於(yu) 此置疑曰[31]：

案宣帝增置博士事，《紀》、《表》、《誌》、《傳(chuan) 》所紀互異。《紀》係於(yu) 甘露三年；《表》係於(yu) 黃龍元年。一不同也。《紀》與(yu) 《劉歆傳(chuan) 》均言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shu) 》、《穀梁春秋》；而《儒林傳(chuan) 讚》複數大小戴《禮》，《藝文誌》複數慶氏《禮》。二不同也。又博士員數，《表》與(yu) 《傳(chuan) 》亦不同。據《劉歆傳(chuan) 》，則合新舊僅(jin) 得八人。如《儒林傳(chuan) 讚》，則合新舊得十二人，似與(yu) 《表》合矣。然二《傳(chuan) 》皆不數《詩》博士。案，申公、韓嬰均於(yu) 孝文時為(wei) 博士；轅固於(yu) 孝景時為(wei) 博士。則文、景之世，魯、齊、韓三家《詩》已立博士。特孝宣時於(yu) 《詩》無所增置。故劉歆略之。《儒林傳(chuan) 讚》綜計宣帝以前立博士之經，而獨遺《詩》魯、齊、韓三家，則疏漏甚矣。又宣帝於(yu) 《禮》博士亦無所增置，《儒林傳(chuan) 讚》乃謂宣帝立大小戴《禮》，不知戴聖雖於(yu) 宣帝時為(wei) 博士，實為(wei) 後氏《禮》博士，尚未自名其家，與(yu) 大戴分立也。《藝文誌》謂慶氏亦立學官者，誤與(yu) 此同。今參伍考之，則宣帝末所有博士，《易》則施、孟、梁丘；《書(shu) 》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後氏；《春秋》《公羊》、《穀梁》，適得十二人。《儒林傳(chuan) 讚》遺《詩》三家，因劉歆之言而誤。《讚》又數大小戴《禮》，《藝文誌》並數慶氏《禮》，則又因後漢所立而誤也。又宣帝增置博士之年，《紀》、《表》雖不同，然皆以為(wei) 在論石渠之後。然《儒林傳(chuan) 》言歐陽高孫地餘(yu) 為(wei) 博士，論石渠。又林尊事歐陽高為(wei) 博士，論石渠。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wei) 博士，與(yu) 《紀》、《傳(chuan) 》均不合。蓋所紀曆官時代有錯誤也。又《易》施、孟二博士亦宣帝所立（但在甘露、黃龍前），則《儒林傳(chuan) 讚》所言是也。

王國維的質疑與(yu) 解說大大地深化了我們(men) 對宣帝朝經學的研究，但是王氏的觀點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他的分析中有兩(liang) 個(ge) 盲點。

王國維《觀堂集林》書(shu) 影

其一，混淆了博士家數與(yu) 博士員數。首先，我們(men) 要承認，《漢書(shu) 》中《紀》、《表》、《誌》、《傳(chuan) 》所載不合之處甚多，何為(wei) 確論，往往難辨。但《宣帝紀》記載的是石渠會(hui) 議後贈立的博士家數，即學官數；《百官公卿表》記載的則是黃龍元年增置的博士員數。《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載光武中興(xing) 之後，“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shu)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yan) 、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32]這裏的十四博士指立十四家博士，即十四家學官，非指十四名博士或“博士員十四人”。博士員指的是博士人數，這與(yu) 《儒林傳(chuan) 》所雲(yun) “增弟子員三千人”的說法相類，多一“員”字，即指人的數額。《王莽傳(chuan) 上》：“立樂(le) 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33]《後漢書(shu) ·章帝紀》載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詔曰：“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34]《和帝紀》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35]等等皆是此意，故博士家數與(yu) 博士員數本為(wei) 兩(liang) 事，不可謂之互異[36]。

《百官公卿表》中記載博士員數的全文是：“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秦朝所立的博士既有六藝之學，又有諸子之學乃至方術技藝等，故人數甚多。始皇三十四年，置酒鹹陽宮，有博士七十人前為(wei) 壽[37]。文、景二朝所立博士的方式與(yu) 秦博士相同，“諸子傳(chuan) 說猶廣立於(yu) 學官，為(wei) 置博士。”[38]《漢舊儀(yi) 》亦雲(yun) 文帝時博士員數有七十餘(yu) 人[39]。武帝獨尊儒術，罷諸子傳(chuan) 記博士，隻立《五經》博士，趙岐《孟子章句題辭》曰：“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chuan) 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40]如此則武帝朝博士員數必然大減，但決(jue) 非隻有五個(ge) ，即一經僅(jin) 設一員博士。這一點，錢賓四先生考之甚詳，他指出：石渠會(hui) 議時，歐陽尚書(shu) 有歐陽地餘(yu) 、林尊兩(liang) 博士；張山拊雖事小夏侯，但議石渠時尚不是小夏侯博士；王式為(wei) 博士時，魯詩已有江公為(wei) 博士。錢氏又引《後漢書(shu) ·範升傳(chuan) 》所載“建武二年，遷博士，上書(shu) 疏讓曰：‘臣與(yu) 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認為(wei) 一經博士不限一人的現象在石渠會(hui) 議之後乃至東(dong) 漢依然存在。不僅(jin) 如此，為(wei) 博士者，往往還不限於(yu) 專(zhuan) 治一經。如韋賢並通《詩》、《禮》，以《詩》教授，征為(wei) 博士；後蒼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等等。總之，武帝之時，限以《五經》為(wei) 博士，而博士員數，不限於(yu) 五。有一經數博士者，如《魯詩》；有雖列《五經》而無博士者，如《禮》；有一博士而兼通數經者，如申公、董仲舒、瑕丘江公、韓嬰等[41]。王國維本人亦明白博士家數與(yu) 員數的差別，其引“《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案曰：“平帝時增五經為(wei) 六經，博士經各五人，則六經三十人。然綜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員也。”[42]所以，我們(men) 雖不能斷定宣帝黃龍元年增設的十二員博士分別屬於(yu) 哪一家博士，但可以肯定黃龍元年“增員十二人”與(yu) 甘露三年所立諸家博士決(jue) 非一事。

其二，誤解了《儒林傳(chuan) 讚》中講述漢家確立博士的過程。“初，《書(shu) 》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一句，是指始自武帝朝所立的學官，因至宣帝時皆有增立或分家，故皆須列數。之所以不數《詩》家，是因為(wei) 《魯詩》、《韓詩》立於(yu) 文帝時，《齊詩》立於(yu) 景帝時，而武帝時全部接受，至宣帝時亦不更改，故不須列數。根據《儒林傳(chuan) 》的記載，秦博士伏生授《尚書(shu) 》於(yu) 晁錯，又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wei) 博士，則《尚書(shu) 》之立亦當在景帝朝。但歐陽生的學生、武帝朝的禦史大夫兒(er) 寬“有俊才，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shu) 》為(wei) 樸學，不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cong) 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yu) 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chuan) ，至曾孫高子陽為(wei) 博士。高孫地餘(yu) 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wei) 博士，論石渠。”[43]因此，武帝朝所立《尚書(shu) 》學已非張生之學，而是出於(yu) 兒(er) 寬的歐陽氏之學，故曰“《書(shu) 》唯有歐陽”。後倉(cang) 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為(wei) 博士，至少府。《百官公卿表》載其任少府在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即本始二年[44]，則其任博士當在昭帝之世[45]，王國維曰：“禮之有博士，可考者始於(yu) 後蒼。”[46]故曰“《禮》後”。漢興(xing) ，田何授《易》於(yu) 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寬授田王孫。王孫為(wei) 博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則武帝朝所立《易》為(wei) 田氏《易》。《儒林傳(chuan) 讚》雲(yun) “《易》楊”，當為(wei) “《易》田”之誤。王國維《漢魏博士題名考》辨之曰：“《易》家先師田何、田王孫、或同姓，或同名，故往往相亂(luan) 。《史記·儒林傳(chuan) 》雲(yun) ‘要言《易》者本於(yu) 楊何’，《漢書(shu) 》則作‘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此雲(yun) ‘《易》楊’亦當為(wei) ‘《易》田’之偽(wei) 。田王孫與(yu) 楊何同為(wei) 田何再傳(chuan) 弟子，然楊出王同，田出丁寬。又楊何之傳(chuan) 為(wei) 司馬談、京房、梁丘賀；王孫之傳(chuan) 為(wei) 施讎、孟喜、梁丘賀。然各自名家，不得混而為(wei) 一。”[47]故曰“《易》楊（田）”。董仲舒與(yu) 胡毋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wei) 博士[48]，似《公羊》已立於(yu) 景帝朝，但武帝朝立《春秋》博士時，曾於(yu) 《公羊》、《穀梁》二者之間作過選擇。因董仲舒能持論，加之丞相公孫弘治《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故曰“《春秋》公羊而已”。因此，《五經》之中，《詩》、《書(shu) 》、《春秋》雖皆立於(yu) 文、景之世，但《書(shu) 》和《春秋》在武帝朝一被更立，一被重新確立。與(yu) 三家《詩》並立的局麵不同。

《後漢書(shu) 》中華書(shu) 局本書(shu) 影

（二）石渠會(hui) 議之後所立學官的類別

還有一個(ge) 讓我們(men) 不能回避的問題，即為(wei) 什麽(me) 《儒林傳(chuan) 讚》與(yu) 《藝文誌》中所數石渠會(hui) 議後增立的學官與(yu) 《宣帝紀》和劉歆《讓太常博士書(shu) 》所數不同？其實，《儒林傳(chuan) 讚》所數增立的學官中，又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分家而立者，即宗師之學已立為(wei) 學官，同門後學各自名家者，承原學官之緒而分立為(wei) 學官，《易》之施、孟，《禮》之大、小戴屬於(yu) 此類。一類是外來戶，即別派之學首次被立為(wei) 學官，《易》之梁丘，《書(shu) 》之大小夏侯，《春秋》之《穀梁》屬於(yu) 此類。

根據《儒林傳(chuan) 》，施讎、孟喜、梁丘賀同出於(yu) 田王孫，施讎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為(wei) 少府，遣子臨(lin) 將門人張禹等從(cong) 讎問，又薦讎於(yu) 宣帝，遂“詔拜讎為(wei) 博士。甘露中與(yu) 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yu) 石渠閣。”[49]所以，施讎擔任的博士為(wei) 田氏《易》博士。孟喜從(cong) 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shu) ，詐言師田王孫臨(lin) 終時獨傳(chuan) ，為(wei) 同門梁丘賀所非難。後“博士缺，眾(zhong) 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wei) 博士。”[50]孟喜本人在宣帝朝未能為(wei) 博士，但其弟子在宣帝朝則被拜為(wei) 博士。楊樹達《漢書(shu) 窺管》於(yu) 此按曰：“孟喜又授蓋寬饒，見下文。《朱雲(yun) 傳(chuan) 》記雲(yun) 從(cong) 白子友受《易》。齊召南以為(wei) 即白光。”[51]按，《儒林傳(chuan) 》雲(yun) 宣帝時涿郡韓生以韓氏《易》征待詔，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從(cong) 喜受《易》，見韓生說《易》而好之，更從(cong) 之受[52]。蓋寬饒任司隸校尉在宣帝朝，則孟喜的弟子輩人物當活動在宣帝朝。又《朱雲(yun) 傳(chuan) 》載雲(yun) “年四十，乃變節從(cong) 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jun) 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chuan) 其業(ye) 。”[53]，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治梁丘《易》，元帝好之，令與(yu) 諸《易》家辯論，雲(yun) 登堂折之。成帝時，雲(yun) 又廷辱丞相張禹。王國維《漢魏博士題名考》肯定齊召南的說法，曰：“充宗傳(chuan) 梁丘《易》，禹傳(chuan) 施氏《易》，如齊氏說則雲(yun) 事白光為(wei) 孟喜弟子。充宗與(yu) 禹雖皆以奸佞為(wei) 雲(yun) 所嫉，亦當以與(yu) 雲(yun) 同經異師，臭味不同，其說殆是也。白子友為(wei) 博士，殆與(yu) 蕭望之為(wei) 前將軍(jun) 同時或稍在其前，而望之為(wei) 前將軍(jun) 在宣帝黃龍元年，則子友為(wei) 博士亦在宣帝時，蓋孟氏初置博士，即以子友為(wei) 之也。”[54]因此可以確定，由田氏《易》一門而出的施氏、孟氏兩(liang) 家《易》在宣帝朝均被立為(wei) 學官。

大小戴《禮》與(yu) 慶氏《禮》同出後氏《禮》。王國維認為(wei) “《讚》又數大小戴《禮》，《藝文誌》並數慶氏《禮》，則又因後漢所立而誤也。”其所根據的史料是《後漢書(shu) ·章帝紀》“至建武中，複置顏氏、嚴(yan) 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但如果我們(men) 再參照《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舉(ju) 中興(xing) 之後所立十四博士，則可見光武所立博士，是對平帝時代（實為(wei) 王莽專(zhuan) 政時代）所增學官體(ti) 係的“拔亂(luan) 反正”，即不承認王莽增立的《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和《周官》[55]，將博士係統恢複到元帝時的情形，這裏隻有《穀梁》學未被恢複[56]。這充分證明大、小戴在石渠會(hui) 議後被立為(wei) 學官。至於(yu) 慶氏禮，雖無明文記載其立於(yu) 宣帝朝，但根據《藝文誌》和《儒林傳(chuan) 》的記載，不排除其在西漢被立於(yu) 學官。此外，《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中於(yu) 每一經的傳(chuan) 承皆先述“《前書(shu) 》”所傳(chuan) ，再續言“中興(xing) 已後”所傳(chuan) ，其體(ti) 例相當嚴(yan) 整。其述《禮》之傳(chuan) 承曰：“《前書(shu) 》魯高堂生，漢興(xing) 傳(chuan) 《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後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yu) 是德為(wei) 《大德禮》，聖為(wei) 《小戴禮》，普為(wei) 《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chuan) 其書(shu) ，未有名家。中興(xing) 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chuan) 不絕，然未有顯於(yu) 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xi) 慶氏學，傳(chuan) 其子褒。”[57]《後漢書(shu) ·曹褒傳(chuan) 》曰：“（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wei) 博士。”[58]由此可見，慶氏禮不僅(jin) 在前漢得立學官，建武中立大小戴《禮》時，慶氏可能也得以立於(yu) 學官。

《穀梁》屬於(yu) 外來戶自不待問，然梁丘《易》與(yu) 大小夏侯《尚書(shu) 》屬於(yu) 此類則須梳理一番。梁丘賀雖事田王孫，但他的本師卻是楊何的弟子京房（非焦延壽弟子、元帝所立京氏《易》之京房）。房出為(wei) 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wei) 《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宣帝善其說，傳(chuan) 子臨(lin) ，奉使問諸儒於(yu) 石渠。“臨(lin) 學精孰，專(zhuan) 行京房法。”[59]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cong) 臨(lin) 講習(xi) 。因此，梁丘賀父子所傳(chuan) 實為(wei) 京房《易》，與(yu) 施、孟二家非出一門。又《儒林傳(chuan) 》雖說“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yu) （兒(er) ）寬”，但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cong) 濟南張生受《尚書(shu) 》，以傳(chuan) 族子始昌。始昌傳(chuan) 勝，勝又事同郡藺卿，藺卿者，兒(er) 寬門人。勝傳(chuan) 從(cong) 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60]《眭兩(liang) 夏侯京翼李傳(chuan) 》曰：“勝少孤，好學，從(cong) 始昌受《尚書(shu) 》及《洪範五行傳(chuan) 》，說災異。後事藺卿，又從(cong) 歐陽氏問。為(wei) 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61]又載夏侯建“自師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cong) 《五經》諸儒問與(yu) 《尚書(shu)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wei) 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為(wei) 議郎、博士、太子太傅。”[62]如此則大、小夏同宗濟南張生之學且又采納歐陽氏之學而各自成就門戶。

至此，我們(men) 不難看出，石渠會(hui) 議上所立的《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書(shu) 》、梁丘《易》皆是外來戶。隻有外來戶才有爭(zheng) 立的必要，分家而立者承接宗緒，故不須爭(zheng) 立。故《宣帝紀》中記載石渠會(hui) 議，隻言立此四家，不言其他；劉歆《讓太常博士書(shu) 》意在爭(zheng) 立《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皆屬外來戶，故亦言此四家。而且，在他眼裏，施、孟同出一門，梁丘則別是一家。我們(men) 還可以從(cong) 前引《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載光武所立十四博士的情形看出，光武立施、孟則不再立田氏《易》；立大、小戴則不再立後氏《禮》；立嚴(yan) 、顏則不再立《公羊》[63]；而立大、小夏侯則仍需立歐陽《尚書(shu) 》。《儒林傳(chuan) 讚》與(yu) 《藝文誌》總述漢家立學官的過程及數目，故混合兩(liang) 種類型，再依《五經》次序數之。後人不解，遂生歧義(yi) 。

三、石渠會(hui) 議以後的經學變局

（一）章句之學與(yu) 通儒之學

董仲舒等人建議武帝立五經博士，意在實現政治與(yu) 教化的融合。但是漢代博士除教授經學，還要掌管課試弟子，將合格者輸送到官僚係統中。因此，強調師法與(yu) 家法不僅(jin) 能保持自己學派的學官地位，還能掌握決(jue) 定仕進的特權，所以在課試弟子時往往要考家法章句[64]。以至“世俗學問者，不肯竟明經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之學”[65]，淪為(wei) 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破壞大體(ti) 的章句之徒[66]。王國維《漢魏博士考》指出：東(dong) 漢中葉以後，博士們(men) “課試之法密，而教授之事輕。”[67]博士經學完全成了“祿利之路”和仕進工具。總之，章句之學興(xing) 起與(yu) 家法、師法的嚴(yan) 密，導致了經學繁瑣、墨守的的局麵。

《王國維遺書(shu) 》書(shu) 影

但是，漢初的經師以及初立《五經》時的博士與(yu) 弟子之間的關(guan) 係往往不是如此。他們(men) 大都出於(yu) 自發的授受教學關(guan) 係。如施讎為(wei) 童子時，在家鄉(xiang) 從(cong) 田王孫受業(ye) ，徙長陵後中斷學業(ye) 。至田王孫入朝為(wei) 博士，複從(cong) 卒業(ye) 。自發的授受關(guan) 係還導致學生不限門戶，轉益多師的局麵。武、昭、宣之際的一些博通五經的大儒們(men) 往往如此。如兒(er) 寬（受《尚書(shu) 》於(yu) 歐陽生，詣博士後事孔安國，受《公羊》於(yu) 褚大）、蕭望之、夏侯勝、朱雲(yun) 、梁丘賀（先事京房，後事田王孫，薦施讎，又遣子及閘人從(cong) 讎問學）、王吉（通五經，受《詩》於(yu) 蔡誼，好梁丘臨(lin) 說《易》，遣子駿受焉）、張禹（事梁丘賀、施讎，從(cong) 王吉等問《論語》）、周霸（受《詩》於(yu) 申公，受《尚書(shu) 》於(yu) 伏生，受《易》於(yu) 王同子中）、孔安國（受《詩》於(yu) 申公，受《尚書(shu) 》於(yu) 伏生）、龔勝（受《詩》於(yu) 薛廣德，受《尚書(shu) 》於(yu) 陳翁生）、韋賢（受《詩》於(yu) 大江公，兼通《禮》、《尚書(shu) 》）、蓋寬饒（受《易》於(yu) 孟喜，又從(cong) 韓生習(xi) 《易》）。從(cong) 夏侯勝非難夏侯建來看，保持漢初經學遺風的通儒們(men) 對章句之學並無太多的好感。此外，元、成時期的揚雄也不為(wei) 章句，他身上之所以能保持通儒的氣象，是因他四十多歲方出蜀中，遊於(yu) 京師。學問不出於(yu) 博士係統。

（二）郎官經學

石渠閣會(hui) 議還揭示了另一個(ge) 長期不為(wei) 學界注意的經學現象，即宣帝與(yu) 武帝不同，他采用了訓練郎官，與(yu) 外廷博士辯論的方法增立博士。由此透露出一個(ge) 消息，即相對於(yu) 日益壯大的博士經學，還存在著十分活躍的郎官經學。

郎官是一個(ge) 龐大的以青年為(wei) 主體(ti) 的內(nei) 庭近侍係統，據《百官公卿表》的記載：郎官係統的領袖郎中令（武帝時改為(wei) 光祿勳）下屬的郎官係統包括大夫、郎、謁者以及附屬的期門、羽林兩(liang) 支皇家衛隊。主要責職是警衛與(yu) 侍奉天子。此外在少府中也有郎官供職，如給事黃門、黃門郎等；也有謁者，如中書(shu) 謁者等。郎官不僅(jin) 是內(nei) 庭近侍，還是官僚儲(chu) 備。由於(yu) 漢初各級教育未成製度，平民精英階層未成規模，其仕進之途當然未開，郎官亦多來自蔭任與(yu) 貲選。這種仕進特權經過賈誼、董仲舒、王吉等儒者的批評，隨著察舉(ju) 選吏與(yu) 博士弟子射策為(wei) 郎製度的確立，漸漸被削弱。郎官也由天子的近侍轉變為(wei) 政府各機構的實習(xi) 官僚。關(guan) 於(yu) 郎官的起源及由內(nei) 廷向外廷的流變，嚴(yan) 耕望《秦漢郎吏製度考》論之甚詳[68]。

值得我們(men) 注意的是，郎官係統既是一個(ge) 以青年為(wei) 主的近侍係統，也是一個(ge) 訓練與(yu) 教育的係統。他們(men) 除了侍從(cong) 帝王，處理政務之外，還講論經學，商量百家，造作辭賦，博盡奇異。其文化活動的時間和範圍遠比《五經》博士係統來得早，來得寬。郎官經學是相對於(yu) 博士經學而言的，本文標舉(ju) 出這個(ge) 概念並非表示漢代有郎官經學這樣一個(ge) 經學流派，而是從(cong) 製度史的角度再提供一個(ge) 考察經學發展的視角，因為(wei) 漢代官方的經學教育不僅(jin) 存在於(yu) 博士與(yu) 其弟子之間，還存在於(yu) 經師與(yu) 郎官、帝王、皇子仍至後妃之間。當然，武帝朝以降，郎官之中有博士弟子，也有明經的郎官出為(wei) 博士的，隻是由於(yu) 郎官製度不同於(yu) 博士製度，因而在其製度係統中進行的經學活動呈現出一些不同於(yu) 博士係統的特征。而經學史的研究對這個(ge) 現象一直缺乏考察。

石渠會(hui) 議後所立的四家外來戶中，大、小夏侯本為(wei) 屬博士係統中的經師，其自立之說自行傳(chuan) 授弟子，朝廷認可即能立於(yu) 學官。《穀梁》不在博士係統之中，宣帝先讓郎官蔡千秋與(yu) 《公羊》家作了辯論，接著又在民間找到經師，他無法讓博士係統中的弟子們(men) 研習(xi) ，所以先使之在郎官係統中傳(chuan) 授研習(xi) 達十餘(yu) 年，待與(yu) 博士辯論成功，再移植到博士係統中去。梁丘《易》也是如此。《儒林傳(chuan) 》載梁丘賀身居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wei) 庶人。宣帝聞京房為(wei) 《易》明，求其門人，得賀。“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wei) 郎。”顏師古注曰：“為(wei) 諸侍中說經為(wei) 教授。”其學傳(chuan) 子臨(lin) ，“亦入說，為(wei) 黃門郎”。“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lin) 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cong) 臨(lin) 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cong) 臨(lin) 受《易》。臨(lin) 傳(chuan) 五鹿充宗君孟，為(wei) 少府，駿禦史大夫。”“充宗授平陵士張仲方……張為(wei) 博士。”[69]所以梁丘父子皆出身郎官，又在郎官之中教授《易》學，其立於(yu) 學官的途徑同於(yu) 《穀梁》。宣帝之所以采用這樣的方式扶植經學，並非突發奇想，而是郎官係統中本來就有經學授受活動，比如梁丘父子的入說侍中。由於(yu) 郎官係統中可以傳(chuan) 授博士係統之外的經學，因此，郎官經學反而能夠擇善而從(cong) ，兼收並蓄，保持了通儒之學的傳(chuan) 統。

其實，宣帝朝在郎官係統中傳(chuan) 授的非學官的經學遠非《穀梁》與(yu) 梁丘《易》兩(liang) 家。《儒林傳(chuan) 》載韓嬰傳(chuan) 韓《詩》，“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wei) 之傳(chuan) 。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chuan) 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征，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chuan) 也。嚐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zhuan) 傳(chuan) 之。’”[70]此為(wei) 郎官係統中傳(chuan) 習(xi) 韓氏《易》之證。又賈誼“為(wei) 《左氏傳(chuan) 訓故》，授趙人貫公，為(wei) 河間王博士，子長卿為(wei) 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張禹與(yu) 蕭望之同時為(wei) 禦史，數為(wei) 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shu) 數以稱說。後望之為(wei) 太子太傅，薦禹於(yu) 宣帝，征禹待詔，未及問，會(hui) 疾死。授尹更始（議郎），更始傳(chuan) 子鹹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wei) 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jun) 。而劉歆從(cong) 尹鹹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71]則《左傳(chuan) 》雖未及對宣帝之問，卻一直授受於(yu) 郎官係統之中。

郎官係統之中，轉益多師者也不乏其人，如《儒林傳(chuan) 》載議郎尹更始受《穀梁》又受《左傳(chuan) 》；胡常先從(cong) 膠東(dong) 庸生受《古文尚書(shu) 》，又從(cong) 江博士受《穀梁》，再從(cong) 尹更始受《左傳(chuan) 》，故胡常很可能是從(cong) 江博士受《穀梁》的十位郎官之一，後以明《穀梁》出為(wei) 博士。《翟方進傳(chuan) 》雲(yun) 翟方進先為(wei) 博士弟子，受《春秋》。後以射策甲科為(wei) 郎。二、三歲，舉(ju) 明經，遷議郎，成帝河平中轉為(wei) 博士[72]。則其從(cong) 尹更始受《穀梁》、《左傳(chuan) 》時，當為(wei) 其任郎官之際。故翟方進轉益多師，亦受郎官經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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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劉向父子，皆成長於(yu) 郎官係統，他們(men) 的經學風格最能說郎官經學的特征。劉向十二歲蔭仕為(wei) 輦郎。二十歲為(wei) 諫大夫（高級郎官），待詔金馬門，成為(wei) 宣帝的文學侍從(cong) 。講論石渠之後，拜為(wei) 郎中，遷至給事中。劉歆少為(wei) 黃門郎，待詔宦者署。哀帝時遷至光祿大夫（亦為(wei) 高級郎官）。《楚元王傳(chuan) 》曰[73]：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yu) 年，大明習(xi) 。及歆校秘書(shu) ，見古文《春秋左氏傳(chuan) 》，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能治《左氏》，與(yu) 歆共校經傳(chuan) 。歆略從(cong) 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yi) 。初《左氏傳(chuan)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chuan) 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誌，過絕於(yu) 人。歆以為(wei) 左丘明好惡與(yu) 聖人同，親(qin) 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chuan) 聞之與(yu) 親(qin) 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yi) 。

因此，劉向歆父子原本治《易》，由於(yu) 在郎官係統內(nei) ，劉向得以詔受《穀梁》，劉歆得以轉習(xi) 《左傳(chuan) 》，父子二人之間又能互相辯難，皆是轉益多師，不拘家法的典型。所以，我們(men) 在劉向歆父子的經學活動中很難找到他們(men) 固定的經學傳(chuan) 承。而劉歆移書(shu) 《讓太常博士》，直斥博士“信口說而背傳(chuan)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cong) 善服義(yi) 之公心”；“專(zhuan) 己守殘，黨(dang) 同門，妒道真”[74]。劉歆在他的《七略》中又一次抨擊了章句之學：“古之學者耕且養(yang) ，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ti)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chuan)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yi) 。而務碎義(yi)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ti) 。說五字之文，至於(yu) 二三萬(wan) 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xi) ，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75]“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促尼之業(ye)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zhong) 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76]《七略》應當能夠代表劉向歆父子的觀點，他們(men) 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當淵源於(yu) 他所承擔的郎官經學傳(chuan) 統。

餘(yu) 論：郎官經學對東(dong) 漢經學的影響

西漢的郎官經學傳(chuan) 統，流衍於(yu) 東(dong) 漢，多為(wei) 好古學的博學通儒，成為(wei) 與(yu) 博士章句之學對峙的力量。他們(men) 的古學，不僅(jin) 重視所謂“古文舊書(shu) ”[77]，更是對漢初經師的“古學”傳(chuan) 統的持守，故錢賓四先生直以為(wei) 漢代經學中隻有所謂“古學”，而沒有所謂的“古文經學”[78]。如桓譚“以父任為(wei) 郎……博學多通，遍習(xi) 《五經》，皆訓詁大義(yi) ，不為(wei) 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cong) 劉歆、揚雄辯析疑異……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79]陳欽之子元“少傳(chuan) 父業(ye) ，為(wei) 之《訓詁》，銳精覃思……以父任為(wei) 郎”，建武初上疏請立《左氏》，指責博士之言“小辯破言，小言破道”[80]。賈徽從(cong) 劉歆受《左氏》，其子逵傳(chuan) 父業(ye) ，明《左氏傳(chuan) 》，為(wei) 之解詁[81]。再如班固，其祖稺、伯祖伯、斿皆為(wei) 郎官近侍。“伯少受《詩》於(yu) 師丹”，“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shu) 》、《論語》於(yu) 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yi) ，又講異同於(yu) 許商，遷奉車都尉。”[82]斿與(yu) 劉向父子共校書(shu) ，成帝賜以秘書(shu) 之副[83]，故家富藏書(shu) 。班固之父彪，少與(yu) 班斿之子嗣共遊學，“父黨(dang) 揚子雲(yun) 以下莫不造門”[84]，《後漢書(shu) ·班彪傳(chuan) 論》其為(wei) “通儒上才”[85]。故班氏祖、父之學皆非當時章句俗儒之風格。班氏家風如此，班固雖弱冠而孤，然承父輩庭訓，“永平中為(wei) 郎，典校秘書(shu) ，專(zhuan) 篤誌於(yu) 博學，以著述為(wei) 業(ye) ”[86]（《敘傳(chuan) 》），且“所學無常師，不為(wei) 章句，舉(ju) 大義(yi) 而已。”[87]即漢末通儒如荀悅者，其《漢紀》於(yu) 河平三年劉向父子校書(shu) 一事載述特詳，其中言儒學及諸子流別，多本劉向父子《別錄》[88]。推崇曰：“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拙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藉，而新義(yi) 分方，九流區別，典藉益彰矣。”又曰：“去聖久遠，道義(yi) 難明，而古之《尚書(shu) 》、《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於(yu) 學官也。”[89]

班固在《楚元王傳(chuan) ·讚》中感慨道：“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zhong) 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yu) 世。”[90]班固所列孟子至揚雄的統緒，凸顯了自漢初經學至東(dong) 漢古學之間的精神傳(chuan) 遞。漢代的通儒之學藐視章句俗儒之學，自覺地認同於(yu) 以孟子和荀子為(wei) 代表的先秦儒學。可以說，漢代的經學也有其自身的道統承擔，其中保持了儒家博學、經世和獨立的真精神。郎官經學在這個(ge) 統緒中居於(yu) 重要的一環。

注釋：
 
[1]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二十五《郊祀誌下》：“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標點本，頁1248。在政治上，他也刻意追摹武帝的風格，《漢書》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稱其“頗修武帝故事”，頁3062。
 
[2]參見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第十節“宣元以下博士之增設與家法興起”，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9，頁205—220。
 
[3]見《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頁3617—3618。
 
[4]《漢書》，頁3608。
 
[5]王國維《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第七冊，頁25—26。
 
[6]《漢書》，頁3610。
 
[7]《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頁3610。
 
[8]《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頁3610。
 
[9]範曄著，唐李賢等注《漢書》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231。
 
[10]《漢書》卷七十五，頁3158。
 
[11]《漢書》卷七十五，頁3158。
 
[12]《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載張敞上書言西羌反，蕭望之難之。頁3275-3278。楊樹達《漢書管窺》卷八曰：“敞與望之相善，見《敞傳》，而望之論事不苟同敞如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610。
 
[13]《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頁3292。
 
[14]《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頁2468。
 
[15]《漢書》卷七十五，頁3155。
 
[16]《漢書》卷七十五，頁3159。
 
[17]《漢書》卷七十一，頁3046—3047。
 
[18]《漢書》卷八十一，頁3332、3347。
 
[19]《漢書》卷八十八，頁3620。
 
[20]魏征等撰《隋書》卷三十二《經籍誌》，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3，頁923。
 
[21]《漢書》卷八，頁272。
 
[22]《漢書》卷八十八，頁3600。
 
[23]《漢書》卷八十八，頁3619。
 
[24]杜佑《通典》卷八十一《禮》四十一《凶》三“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條。清武英殿刻本。
 
[25]《漢書》卷三十六，頁1971。
 
[26]《漢書》卷十九上，頁726。
 
[27]《漢書》卷八十八，頁3620—3621。
 
[28]《漢書》卷三十，頁1710。
 
[29]《漢書》卷八十八，頁3615。
 
[30]《後漢書》卷三，頁137—138。
 
[31]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82－184。
 
[32]《後漢書》卷七十九上，頁2545。
 
[33]《漢書》卷九十九上，頁4069。
 
[34]《後漢書》卷三，頁152。
 
[35]《後漢書》卷四，頁187。
 
[36]按，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一文於十二博士亦有考論，然亦囿於員數等於家數的觀點，競然認為《詩》三家“終武帝之世，三家《詩》隻在私學傳授，官學裏沒有立過博士”，以周納王氏數三家《詩》入十二博士員之說。其推闡方法雖異於王氏，但結論大至與王氏相同。本文不再具體分析。參見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頁472。
 
[37]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頁254。
 
[38]《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頁1969。
 
[39]衛宏撰，孫星衍校集《漢舊儀補遺》卷上，孫星衍等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89。
 
[40]孫奭《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頁2662。
 
[41]參見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頁206—207。
 
[42]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85。
 
[43]《漢書》卷八十八，頁3603。《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頁2628、2629、2633。
 
[44]《漢書》卷十九下，頁800。
 
[45]又，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曰：“漢廷自後蒼以前，治《禮》者僅有大夫，無博士。即以後蒼言，其為博士已在孝宣時。”《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頁209—210。
 
[46]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頁178。
 
[47]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七冊，頁4。
 
[48]《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頁2495。卷八十八《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頁3615。
 
[49]《漢書》卷八十八，頁3598。
 
[50]《漢書》卷八十八，頁3599。
 
[51]楊樹達《漢書管窺》卷九，頁684。
 
[52]《漢書》卷八十八，頁3613—3614。又卷七十七《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載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蓋寬饒奏封事，“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帝位。’”頁3247。
 
[53]《漢書》卷六十七《楊胡朱梅雲傳》，頁2912。
 
[54]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七冊，頁7。
 
[55]《漢書》卷三十《藝文誌》：“《周官經》六篇。班固注曰：‘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頁1709。
 
[56]《穀梁》至後漢驟衰，已不立於學官，亦不見師承。僅於章帝時，“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炙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傳上》，頁2546。）。東漢之世習《穀梁》者或為東漢初人，承前漢《穀梁》之學，如侯霸、賈逵、尹敏之流；或為漢魏之際人，欲複興古學，如糜信、唐固等。
 
[57]《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傳下》，頁2576。
 
[58]《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鄭列傳》，頁1201。
 
[59]《漢書》卷八十八，頁3600。
 
[60]《漢書》卷八十八，頁3604。
 
[61]《漢書》卷七十五，頁3155。
 
[62]《漢書》卷七十五，頁3159。
 
[63]嚴彭祖、顏安樂皆為眭孟弟子，《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頁3616。
 
[64]《後漢書》卷四十四《鄧張徐張胡傳》載徐防上疏曰：“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詔下公卿，皆從防言。”頁1510。
 
[65]黃暉撰《論衡校釋》卷第十二《程材篇》，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538。
 
[66]《後漢書》四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載楊終上疏言：“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頁1599。
 
[67]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頁198。
 
[68]參見嚴耕望，《秦漢郎吏製度考》，《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冊，1951年12月。
 
[69]《漢書》卷八十八，頁3600—3601。
 
[70]《漢書》卷八十八，頁3613—3614。
 
[71]《漢書》卷八十八，頁3620。
 
[72]《漢書》卷八十四，頁3411—3412。
 
[73]《漢書》卷三十六，頁1967。
 
[74]《漢書》卷三十六，頁1970—1971。。
 
[75]《漢書》卷三十，頁1723。
 
[76]《漢書》卷三十，頁1728。
 
[77]《漢書》卷三十，頁1769。
 
[78]參見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第十四節“今學與古學”。《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頁235。
 
[79]《後漢書》卷二十八《桓譚馮衍列傳》，頁955。
 
[80]《後漢書》卷三十六《鄭範陳賈張列傳》，頁1230—1231。
 
[81]《後漢書》卷三十六《鄭範陳賈張列傳》，頁1234—1235。
 
[82]《漢書》卷一百上《敘傳》，頁4198。
 
[83]《漢書》卷一百上《敘傳》，頁4203。
 
[84]《漢書》卷一百上《敘傳》，頁4205。
 
[85]《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頁1329。
 
[86]《漢書》卷一百上《敘傳》，頁4225。
 
[87]《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頁1330。
 
[88]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敘》以為，《別錄》中的《輯略》之文，“荀氏節取而為《紀》，班氏取以為《儒林傳》，陸氏（德明）取以為《敘錄》，各有所取，亦各有詳略，而為輯略之文審矣。”姚振宗輯錄，鄧駿捷校補《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6。
 
[89]荀悅《漢紀·孝成皇帝紀二卷》，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438。
 
[90]《漢書》卷三十六，頁1972。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