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墨繪孔——墨子與(yu) 康有為(wei) 的“孔子創教改製”說

作者：李庭綿

來源：《現代哲學》2021年第1期

摘    要：盡管學界已累積豐(feng) 富的康有為(wei) 研究，但多數研究是關(guan) 於(yu) 他的曆史意義(yi) ，屬於(yu) 曆史領域的討論。近年來，哲學領域開始有較多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思想的討論，但焦點大體(ti) 放在康有為(wei) 的儒學主張及其政治關(guan) 懷。鮮少有作品關(guan) 注康有為(wei) 采取何種論證策略來支持其儒學主張，以及他的論證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有效或具備係統性。本文認為(wei) ，康有為(wei) 在論證上采取“諸子學轉向”的策略，運用先秦諸子尤其是墨子來支持他儒學理論。這一論證策略回避了丐題與(yu) 循環論證的問題，還因其解釋力而具有某種意義(yi) 上的論證效力。

關(guan) 鍵詞：墨子；孔子；康有為(wei) ；托古改製；

作者簡介： 李庭綿，台灣人，澳門大學哲學與(yu) 宗教學係助理教授

一、引 言

過去幾十年，學界積累了成果豐(feng) 碩的康有為(wei) 研究。康有為(wei) 以其獨樹一幟的儒學主張來支持其變法運動。在變法失敗後，他依然在政治活動中持續推廣並發展其儒學主張。因此，許多研究致力於(yu) 闡釋他的儒學主張及其背後的政治關(guan) 懷，對於(yu) 他的論證或論證策略則尚無深入的討論。這並不是學界的“疏漏”，而是康有為(wei) 的寫(xie) 作風格確實缺乏“學術氣息”，其考據方法在當時就已經飽受各方評價(jia) 。例如，錢穆批評他的儒學理論建立在史料的穿鑿附會(hui) 之上。就連盛讚康有為(wei) 的學說撼動學界的梁啟超，也批評康有為(wei) 刻意曲解或忽略某些文本證據。這些或許讓我們(men) 先入為(wei) 主地認為(wei) ，康有為(wei) 儒學的價(jia) 值在於(yu) 政治關(guan) 懷與(yu) 獨具新意的主張，但其儒學主張缺乏係統性的論證，僅(jin) 是穿鑿附會(hui) 地捏造出一個(ge) 奇特的“孔子”。根據他的主張，孔子與(yu) 他所批評的劉歆一樣是偽(wei) 造經書(shu) 以幹預政事的人，還是一位教主、一位創教之聖。

筆者固然同意梁啟超與(yu) 錢穆等人對於(yu) 康有為(wei) 舉(ju) 證瑕疵的批評，也同意康有為(wei) 所理解的“孔子”背離傳(chuan) 統的主流看法而讓人難以接受，但這不表示康有為(wei) 沒有提供具有相當程度的效力與(yu) 係統性的論證。一方麵，雖然《論語》中的孔子“述而不作”，主流觀點也認為(wei) 儒學是一套修身成聖的倫(lun) 理學，但這不表示孔子創作經典以積極幹政的教主形象必然悖於(yu) 真相。就《論語》的權威性來說，有些學者未必同意《論語》是真實記錄孔子言行的先秦作品。就算我們(men) 接受《論語》的權威性，它所記錄的孔子的言論也未必都必須在字麵意義(yi) 上為(wei) 真【1】。另一方麵，筆者曾在他文論證，儒家有許多看似是倫(lun) 理學的討論，未必是關(guan) 心倫(lun) 理學議題本身，而或許是借助某些已經存在的倫(lun) 理價(jia) 值來支持特定政治主張與(yu) 行動【2】。所以，康有為(wei) 所理解的孔子，在筆者看來或許並不完全違背直覺。再者，就推理方法來看，雖然康有為(wei) 對於(yu) 個(ge) 別證據的論述有瑕疵，這未必使得他的論證失去整體(ti) 效力。理由是：第一，有效論證（valid argument）未必是健全論證（sound argument），盡管康有為(wei) 的前提有時是經過他加工處理的“證據”，但這未必影響其論證的整體(ti) 效力；第二，他獨特的“諸子學轉向”論證，使他的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若暫時擱置康有為(wei) 個(ge) 別“證據”的問題，把焦點放在他對諸子（尤其是墨子）與(yu) 孔子關(guan) 係的論述上，我們(men) 將能理出一條清晰的論證思路，而且這個(ge) 論證具備某種意義(yi) 上的效力。因而，本文分為(wei) 三個(ge) 部分，先解釋為(wei) 何先秦諸子，特別是墨子在康有為(wei) 的論證中占據關(guan) 鍵的位置；再簡述康有為(wei) 如何運用墨子來建構他的論證；最後探討康有為(wei) “墨子論證”的效力問題。

二、諸子在康有為(wei) 論證中的價(jia) 值

眾(zhong) 所周知，康有為(wei) 較為(wei) 突出的儒學主張有如下三點：（1）古文經乃劉歆所偽(wei) 造，今文經才是出於(yu) 孔子之手的正宗儒家經典【3】；（2）孔子著述群經以遂其托古改製之目的；（3）孔子為(wei) 創教之聖、儒教之教主【4】。這三點主張在《新學偽(wei) 經考》與(yu) 《孔子改製考》中反複出現。盡管這些主張都是關(guan) 於(yu) 六經與(yu) 孔子的本質，但其論證卻不是來自於(yu) 六經與(yu) 孔子，而是依賴於(yu) 康有為(wei) 對先秦諸子的認識，尤其是他對於(yu) 《墨子》一書(shu) 的看法，以及他對於(yu) 先秦兩(liang) 漢關(guan) 於(yu) 墨子的論述的理解。康有為(wei) 在《孔子改製考》的開篇明確交代了這個(ge) 論證思路，即他將暫時拋開經書(shu) 與(yu) 孔子而轉向先秦諸子：

孔子改製之說，自今學廢沒，古學盛行後，迷惑人心，人多疑之。吾今不與(yu) 言孔子，請考諸子。諸子何一不改製哉？……今揭諸子改製之說。諸子之改製明，況大聖製作之孔子，坐睹亂(luan) 世，忍不損益，撥而反之正乎？【5】

康有為(wei) 的論證策略是暫時擱置經書(shu) 與(yu) 儒家文本，改由諸子學來看待這個(ge) 議題。他采取該策略的理由是：這個(ge) 儒學爭(zheng) 論之所以產(chan) 生，恰好是因為(wei) 眾(zhong) 人在同樣的經書(shu) 與(yu) 儒家文本中讀出非常不同的孔子，所以繼續爭(zheng) 論如何詮釋這些文本是無濟於(yu) 事的，隻能把其他文本也考慮進來，而需要考慮的其他文本自然是諸子文本。康有為(wei) 提出一個(ge) 符合直覺的理由，即孔子也是“子”，且孔子之所以為(wei) 聖人是因為(wei) 他是諸子之首。既然如此，我們(men) 隻需要理解諸子在做什麽(me) ，就能知道孔子在做什麽(me) 。如果孔子不是跟其他諸子從(cong) 事一樣的事業(ye) ，他在概念上就不可能會(hui) 是諸子之中最為(wei) 傑出的。就好比我們(men) 不會(hui) 認為(wei) 一位學者是最偉(wei) 大的學者，因為(wei) 他的學術成果比全世界的廚子做的菜還優(you) 秀。

基於(yu) 這個(ge) 思路，康有為(wei) 認為(wei) ，當先秦諸子都為(wei) 了救世之弊而致力於(yu) 改製時，作為(wei) 諸子之首的孔子應該是諸子之中最為(wei) 出類拔萃的改製之士。因此，《孔子改製考》雖名為(wei) “孔子”改製考，但其內(nei) 容卻是諸子創教改製考，其目的是用來凸顯“孔子是創教者、托古改製者、經書(shu) 作者”這一主張的合理性。在康有為(wei) 看來，先秦諸子都在做這些事，而墨子尤其是最好的範例。

墨子在康有為(wei) 論證中的地位在《孔子改製考》一書(shu) 中尤為(wei) 顯著：該書(shu) 的《諸子創教改製考》與(yu) 《諸子改製托古考》皆首列墨子，討論墨子的篇幅比其他諸子都長。墨子對於(yu) 康有為(wei) 來說特別重要，因為(wei) 順著康有為(wei) “諸子學轉向”的論證思路，墨子自然成為(wei) 最明顯且最具有說服力的例證。原因有四：（1）與(yu) 其他諸子相比，墨家在思想與(yu) 群眾(zhong) 組織上具有較強的宗教特征；（2）與(yu) 其他子書(shu) 相比，《墨子》一書(shu) 相對較常引用經書(shu) ；（3）墨家提出許多政策建議，諸如節用與(yu) 節葬等；（4）先秦兩(liang) 漢文獻經常出現“孔墨”與(yu) “儒墨”並稱的論述。第四點是特別重要的一點。康有為(wei) 說：“戰國與(yu) 孔子爭(zheng) 教，惟墨子，故諸子書(shu) ，皆儒、墨並稱。”【6】康有為(wei) 認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學者之所以經常並稱“孔墨”、“儒墨”，是因為(wei) 這些學者意識到兩(liang) 者有高度相似之處。這個(ge) 相似之處在於(yu) 兩(liang) 者都是創作經書(shu) 、意在改製的宗教，而它們(men) 之間的紛爭(zheng) 在本質上就是政教之爭(zheng) 。

孔子未生之前，製度政教皆無定。當時諸子各有改製之心……皆欲自立教，每托古以明權，孔子乃發憤而改製。故諸子所稱，皆儒、墨並舉(ju) 。與(yu) 孔子爭(zheng) 教者，墨子也。諸子之教，以老、墨為(wei) 最老輩……孔子勁敵者莫如墨子，老子不及也。【7】

三、康有為(wei) 的“墨子論證策略”

解釋為(wei) 何墨子在康有為(wei) 的論證中扮演重要角色後，接著將呈現康有為(wei) 如何運用“孔墨”與(yu) “儒墨”並稱、墨學的宗教色彩、《墨子》的經書(shu) 引文與(yu) 政策建議來描繪孔子的“真實樣貌”。康有為(wei) 的論證分為(wei) 四個(ge) 步驟：第一步，用先秦兩(liang) 漢頻繁出現的“儒墨”與(yu) “孔墨”來指出時人認為(wei) 孔子與(yu) 墨子極為(wei) 相似；第二步，論證兩(liang) 者的相似處在於(yu) 他們(men) 都編撰自己的經書(shu) ；第三步，論證兩(liang) 者都是托古改製者；第四步，論證兩(liang) 者的另一個(ge) 相似點在於(yu) 他們(men) 皆是創教之聖。以下逐一討論這四個(ge) 論證步驟。

第一步：早期作者經常“孔墨”與(yu) “儒墨”連稱

為(wei) 了論證孔墨皆著經以托古改製，康有為(wei) 特別強調早期文獻中的“儒墨”與(yu) “孔墨”論述。他認為(wei) 這些論述表明古人知道孔子與(yu) 墨子兩(liang) 人皆意在托古改製。有趣的是，盡管康有為(wei) 的目的在於(yu) 推尊孔子與(yu) 孔學，卻把一般認為(wei) 是在批判儒家的《韓非子·顯學》視為(wei) 是最有力的證據：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8】

曆來詮釋者認為(wei) ，韓非子此語是在批評儒家與(yu) 墨家“捏造曆史”與(yu) “自我矛盾”。但康有為(wei) 在《孔子改製考》中卻反複不斷地引用它，證明韓非早已看出孔子與(yu) 墨子兩(liang) 人的相似處在於(yu) 假借先王的名義(yi) 來推廣自己的製度理念：

同是堯、舜，而孔、墨稱道不同。韓非當日著說猶未敢以為(wei) 據，非托而何？不能定堯、舜之真，則諸子皆托以立教，可無疑矣。【9】

類似的論證也屢見於(yu) 同書(shu) 的《孔子改製托古考》：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可見當時托古於(yu) 先王之風，韓非猶及知之。【10】

韓非言：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可見“六經”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托之，以明其改作之義(yi) 。【11】

康有為(wei) 利用《韓非子》的“孔墨”與(yu) “儒墨”論述來證明：孔子與(yu) 墨子都企圖用他們(men) 所編織的古聖先王之道來支持他們(men) 自己的政治理想與(yu) 改製方針；如果不是如此，便很難解釋為(wei) 何兩(liang) 者皆道堯舜卻取舍不同。

第二步：用《墨子》論證孔子為(wei) 經書(shu) 作者

康有為(wei) 的第二步是論證孔、墨托古改製的方式是編纂自己的經書(shu) 。他用《墨子》中的經書(shu) 引文來指出墨家有不同的經書(shu) 版本。相比於(yu) 其他子書(shu) ，《墨子》明顯有較多的《尚書(shu) 》引文。康有為(wei) 不是第一位使用《墨子》來討論《尚書(shu) 》史的學者【12】，但他的目的與(yu) 一般《尚書(shu) 》學者不大相同。他所關(guan) 心的問題並非是原始《尚書(shu) 》的樣貌，相反，他試圖論證並不存在所謂古聖先賢著作然後流傳(chuan) 到諸子手上的原始《尚書(shu) 》。換言之，沒有所謂的原始本《尚書(shu) 》，即使有一個(ge) 共通的底本，諸子各自也有其改編的版本。於(yu) 是，康有為(wei) 用《墨子》中的《尚書(shu) 》引文來論證墨子自己編寫(xie) 了自己的《尚書(shu) 》。康有為(wei) 的目的是想提出，如果墨子編撰了自己的《尚書(shu) 》，孔子可能也做了同樣的事。

《書(shu) 》經孔子所論定者，凡二十八篇。餘(yu) 則孔子所未定之《書(shu) 》……且《湯誓》為(wei) 今學，而墨子引之為(wei) 《湯說》，凡三條，則百篇所無之名矣。如以“說”為(wei) 文誤，不應三條皆誤。如以為(wei) 異篇，何以《書(shu) 序》無之？【13】

康有為(wei) 在這裏指出，《墨子》引用了3次不見於(yu) 百篇《尚書(shu) 》中的《湯說》篇。由於(yu) 總共出現3次之多，傳(chuan) 鈔錯誤的可能性並不高，比較有可能的情況是這就是墨家本《尚書(shu) 》所獨有的。也許有人會(hui) 反駁康有為(wei) ，即使《墨子》提到的《尚書(shu) 》篇章不見於(yu) 百篇書(shu) 序，也未必表示這些篇章不在孔子所見的《尚書(shu) 》中。但康有為(wei) 用了更多例子來論證：學者不應該先入為(wei) 主地預設《墨子》的《尚書(shu) 》與(yu) 真正的孔子《尚書(shu) 》是同一版本。他指出，《墨子》的《尚書(shu) 》引文中有些片段出現在今文《尚書(shu) 》，但這些片段在《墨子》中卻有不一樣的篇題；還有一些情況是《墨子》提到與(yu) 今文《尚書(shu) 》一樣的篇題，但當中所提供的引文在相對應的今文《尚書(shu) 》篇章中卻找不到。

難者又曰：[…]諸書(shu) 所引者，烏(wu) 知其必非孔子之《書(shu) 》？曰：《墨子》引今《甘誓》以為(wei) 《禹誓》（《明鬼》）。再引《禹誓》，又不在今《甘誓》中（《兼愛》）。引今《湯誓》以為(wei) 《湯說》（《兼愛》）。別引《湯誓》，複不在今《湯誓》內(nei) （《尚賢》）。則其所見顯非孔《書(shu) 》。【14】

康有為(wei) 認為(wei) ，這些現象表示《墨子》的《尚書(shu) 》很可能是一個(ge) 獨立版本。當然，他的論證並不足以支持這麽(me) 強的結論。即使《墨子》所提到的《尚書(shu) 》與(yu) 其他我們(men) 所知的版本有很多出入，也不表示墨子或墨徒自己撰寫(xie) 了一部《尚書(shu) 》。然而，康有為(wei) 所提供的論據確實足以支持一個(ge) 比較弱的主張，即墨者可能改編或見過一部不同版本的《尚書(shu) 》。這個(ge) 可能性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戰“有一本真實的、獨一無二的、古聖先賢所著作的、並為(wei) 諸子所傳(chuan) 述的《尚書(shu) 》”的說法。這一可能性也指向了另一個(ge) 可能性，即有可能在諸子時期便有各式各樣的《尚書(shu) 》版本在流傳(chuan) 甚至是被重新編寫(xie) 。順著這個(ge) 結論，康有為(wei) 接著論證：諸子之所以編纂他們(men) 自己的經書(shu) ，是為(wei) 了要進行“托古改製”。同樣，墨子在這一步論證中扮演關(guan) 鍵角色。

第三步：用墨子論證孔子著經以托古改製

在論證墨子有其獨立的《尚書(shu) 》版本後，康有為(wei) 接著論證墨子著作經書(shu) 的目的在於(yu) 托古改製。康有為(wei) 的論證方式是突出《墨子》本《尚書(shu) 》與(yu) 今文《尚書(shu) 》不符的地方恰好正符合墨家思想而背離儒家思想，而今文本的對應部份則恰好是符合儒家思想而背離墨家思想。換言之，墨子本《尚書(shu) 》是依據墨家思想的需要編寫(xie) 的，而今文《尚書(shu) 》是依據儒家思想需要而撰寫(xie) 的。康有為(wei) 以墨家的“非命”為(wei) 例，解釋墨家反對“命”的觀點，所以《墨子》本《尚書(shu) 》沒有提到“命”。相反，孔子本《尚書(shu) 》就對“命”抱持正麵的看法：

墨子謂三代先王不言命。夫先王，禹、湯、文、武耳，而《書(shu) ·般庚》有曰：恪謹天命。《金縢》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皆顯明言命者。今書(shu) 中不可縷指。然則墨子之言“非命”，非托之先王而何？墨子托先王以非命，孔子之言命，亦何莫非托先王以明斯義(yi) 哉？【15】

《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墨子之書(shu) ，絕不言命，與(yu) 今書(shu) 不符，可知皆出於(yu) 托也。【16】

康有為(wei) 指出，根據《墨子》所引述的《尚書(shu) 》，古聖王反對“命”的觀點，但根據現世傳(chuan) 本，古聖王卻支持“命”的思想。因此，他論斷墨子為(wei) 了支持其“非命”思想而撰寫(xie) 了一本“非命”版的《尚書(shu) 》來托古改製。這裏，康有為(wei) 提出，孔子可能也作了一部《尚書(shu) 》，以藉古聖賢之口來傳(chuan) 授自己的思想主張【17】 。

這個(ge) 推論乍看之下似乎不能成立，因為(wei) “命”這個(ge) 字在古漢語中本來就存在歧義(yi) ；今本《尚書(shu) 》中的“天命”與(yu) “寶命”的“命”、墨家“非命”所非的“命”是不是一回事，仍是需要解決(jue) 的詮釋問題。然而，康有為(wei) 確實指出一個(ge) 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墨子》所呈現的《尚書(shu) 》與(yu) 現存《尚書(shu) 》存在一些明顯的表麵分歧。這些分歧使我們(men) 理由去審慎思考這個(ge) 問題：孔子與(yu) 墨子是否策略性地假托古代經典來宣揚他們(men) 的理念？若是如此，傳(chuan) 述這些理念的經書(shu) ，或許就不是儒、墨所聲稱的來自古聖先賢。

第四步：用墨子論證孔子為(wei) 教主

康有為(wei) 對於(yu) 孔子的看法還有另一要點：他認為(wei) 孔子不隻是托古改製之聖，還是創教之聖、儒教之教主。關(guan) 於(yu) 這點，其論證手法也是轉向先秦諸子，主張諸子之爭(zheng) 在本質上即是“爭(zheng) 教”，而各學派的領袖即為(wei) 教主【18】。為(wei) 了論證這個(ge) 觀點，他特別強調墨學在思想及組織方式上皆具備宗教色彩。他反複指出墨子的尊天、信鬼等思想，還引用《呂氏春秋》與(yu) 《淮南子》中的紀載，來說明墨家有相似於(yu) 耶教的教皇、牧師或神父、門徒的組織結構。例如，康有為(wei) 提出《呂氏春秋》中所說的墨家“巨子”就相當於(yu) 是耶教的“教皇”，其所說的“墨者師”就相當於(yu) 是耶教的“神甫”與(yu) “牧師”【19】。他還引用《淮南子》關(guan) 於(yu) 墨徒的段落，認為(wei) 墨徒就相當於(yu) 耶穌的十二門徒。他甚至據此表示，從(cong) 早期文獻來看，墨教的組織規模還遠大於(yu) 耶穌時的耶教【20】。

墨子、墨者與(yu) 墨家思想雖然不是康有為(wei) 的研究對象，卻具有難以取代的論證功能。例如，康有為(wei) 反複提及墨學中的“天”“鬼”等信仰，但從(cong) 來不試圖闡明這些概念在墨學中有何內(nei) 涵，或是它們(men) 在墨學思想體(ti) 係中的地位；他的目的僅(jin) 是為(wei) 了凸顯墨學的宗教性，並以此說明孔學也具有一樣的特征。所以，在強調了墨學的宗教色彩後，他接著就把這些色彩歸諸孔學。“若夫尊天、明鬼，孔學中固有之義(yi) ，墨子不過竊而提倡。”【21】

康有為(wei) 除了主張墨學的“尊天”“明鬼”思想是竊自孔學，還提出孔教如同墨教，亦具有教主、神父與(yu) 門徒的宗教組織形態。他提到孔子在早期被看作是素王，而素王即是儒學之教主【22】。他還引用早期文獻中的“孔墨”與(yu) “儒墨”論述，來論證儒家的“博士”相當於(yu) 耶教的神甫牧師，而孔子弟子與(yu) 墨家弟子一樣，相當於(yu) 耶穌的十二門徒【23】。這些例子顯示，康有為(wei) 認為(wei) 古人經常並稱“孔墨”與(yu) “儒墨”是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兩(liang) 者極其相似，無論是在教義(yi) 或組織結構上皆具有宗教色彩。

四、康有為(wei) “墨子論證”的新意與(yu) 效力

康有為(wei) 的“墨子論證”看似與(yu) 他的“孔子為(wei) 創教改製之聖”說一樣奇特。作為(wei) 一個(ge) 儒家的護教者，他毫無顧忌地拿著異端之徒的照片來給孔子繪製肖像：凡是墨子有的特征，他都一筆塗抹在孔子的臉上。他甚至搬出抨擊儒家的《韓非子》來替他描繪的孔子肖像背書(shu) 。康有為(wei) 的論證對往後思想史的影響頗為(wei) 深遠。如很多學者曾指出的，他的做法似乎無法如他所願地抬高孔子，反倒是出人意表地把孔子貶到諸子之列，激勵了“疑古”與(yu) “崇墨”的思想。例如，康有為(wei) 的變法追隨者譚嗣同與(yu) 梁啟超等似乎最終都由儒轉墨。

然而，就論證本身而論，康有為(wei) “墨子論證”的效力恰恰在於(yu) 它汲取了“以史證經”或“以子證史”等論證進路的長處，擺脫了自我循環與(yu) 丐題的問題。正如康有為(wei) 自己意識到的，他與(yu) 當時學者的分歧來自他們(men) 對整體(ti) 古代文獻的理解的大規模差異，而不是對於(yu) 特定古代文本的小範圍的認知落差。所以，康有為(wei) 與(yu) 他的論敵的分歧不可能單憑引用一段《論語》或《孟子》等儒家文獻的話，或是針對一本《公羊》或《周禮》的文句進行辯論就能消解；因為(wei) 係統性的分歧伴隨的是對於(yu) 眾(zhong) 多個(ge) 別細節的共識的缺乏。所以，如果康有為(wei) 引用儒家文本來支持自己的儒學主張，就有循環論證的嫌疑；而如果以他自己對於(yu) 儒家文本的詮釋來反駁別人的質疑，就有丐題的問題。這就好比某甲質疑某乙憑什麽(me) 說《莊子》的思想呈現出道德的虛無主義(yi) ，某乙就引用一段《莊子》原文說“因為(wei) 莊子在這裏就是這麽(me) 說的”，但某甲正在質疑的恰好就是某乙憑什麽(me) 認為(wei) 《莊子》的話就是這個(ge) 意思。康有為(wei) 論證進路的優(you) 勢，就在於(yu) 他轉向其他先秦諸子文本的策略。

康有為(wei) 的“諸子學轉向”論證回避了循環論證與(yu) 丐題的問題，還提高某種意義(yi) 上的論證效力。這個(ge) 論證效力主要來自於(yu) 他擴大了“被解釋項”（explanandum）。此效力建立在一個(ge) 方法論上的基本原則之上，即一個(ge) 理論所能解釋的東(dong) 西越多，它的合理性就越高【24】。康有為(wei) “墨子論證”獨具匠心之處就在於(yu) ，它把《墨子》這本書(shu) 的內(nei) 容（如經書(shu) 引文等）、先秦兩(liang) 漢對墨家的描述、先秦兩(liang) 漢對儒墨的描述都放進被解釋項。換言之，他的“孔子創教改製”說能解釋上述這些材料，任何人若想反駁他的主張，就必須先把他能解釋的所有對象（如《墨子》的經書(shu) 引文與(yu) 《韓非子》的“儒墨”論述等）也都解釋一遍。康有為(wei) 的論證效力就在於(yu) 此。如果我們(men) 接受康有為(wei) 的主張，就能解釋為(wei) 何古人認為(wei) 孔墨是一樣的、為(wei) 什麽(me) 孔墨與(yu) 儒墨都稱道古聖王卻對古聖王的政治主張有不同描述、為(wei) 什麽(me) 《墨子》的經書(shu) 與(yu) 其他版本的經書(shu) 有係統性的差異、為(wei) 什麽(me) 《墨子》經書(shu) 與(yu) 其他版本的差異恰好反映它與(yu) 儒家思想的分歧，等等。因此，任何試圖批判康有為(wei) 並建立自己儒學理論的學者都無法簡單地訴諸四書(shu) 五經來反駁康有為(wei) ，還需要同時考慮康有為(wei) 的理論所能解釋的一切現象。

五、結 論

本文指出康有為(wei) 論證“孔子為(wei) 今文經作者”“孔子為(wei) 創教改製之聖”等主張時采取了“諸子學轉向”的策略，並建構出獨特的“墨子論證”。康有為(wei) 利用早期的“儒墨”論述與(yu) 墨家思想及其組織形式的宗教色彩描繪出一個(ge) “教主孔子”的形象。他的“孔子著經以托古改製”主張也是藉由墨子來論證。這個(ge) 論證由四個(ge) 步驟構成。第一步，指出先秦兩(liang) 漢學者經常並稱孔墨或儒墨。這點表示古人早已注意到二者的相似性，例如《韓非子·顯學》暗示孔子與(yu) 墨子的相似性在於(yu) 兩(liang) 人都創作經書(shu) 以假托先王來傳(chuan) 揚自己的理念。第二步，指出今本《尚書(shu) 》與(yu) 墨家本《尚書(shu) 》的係統性差異，藉此表明墨家有獨立的《尚書(shu) 》傳(chuan) 本。第三步，指出這些差異是有規則可循的，即墨子本《尚書(shu) 》恰好符合墨學思想卻不契合今文本《尚書(shu) 》的儒學思想。第四步，強調儒、墨在思想與(yu) 組織結構上皆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進而提出孔子與(yu) 墨子皆為(wei) 創教之聖。這四個(ge) 步驟彼此支持，形成一個(ge) 有係統性的論證。康有為(wei) 的“墨子論證”別出心裁地用墨子來勾勒孔子，更重要的是這個(ge) 論證回避了循環論證與(yu) 丐題的問題，並加強了他儒學理論的解釋力。當然，盡管他的“墨子論證”在方法論上有某種意義(yi) 的效力，但無法成為(wei) 具有強大說服力的論證，畢竟康有為(wei) 的結論太強，強到使他的論證無論如何都顯得薄弱。但透過分析康有為(wei) “墨子論證”的思路、步驟與(yu) 效力，我們(men) 還是能發掘出他理論背後有條清晰且符合直覺的論證思路。更重要的是，康有為(wei) 的論證策略提醒我們(men) ，儒學之爭(zheng) 不可能全然從(cong) 儒學的內(nei) 部文本來解決(jue) ，必須看得更廣並擴大解釋對象，從(cong) 而追求一個(ge) 整全的古代思想史圖像。

注釋
 
1See Michael Hunter and Martin Kern，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Revisited：New Perspectives on Composition，Dating，and Authorship，Brill，2018.
 
2See Ting-mien Lee，“‘Benevolence-Righteousness’ as Strategic Terminology：Reading Mengzi’s ‘Ren-Yi’ through Strategic Manuals”，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16，2017，pp.15-34.
 
3例如，“蓋‘六經’皆孔子作也。《詩》、《書》、《禮》、《樂》，孔子藉先王之書而刪定之；至《易》與《春秋》，則全出孔子之筆”。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為對哪些經典是孔子著作或刪定的觀點一直在改變，例如同書第39頁便出現其他說法。（參見[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1集，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49頁。以下相關文獻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詳述。）
 
4[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1集，第325頁。
 
5[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3集，第21頁。
 
6[清]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135頁。
 
7同上，第105頁。
 
8[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56—457頁。
 
9[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3集，第30頁。
 
10同上，第142頁。
 
11同上，第147頁。
 
12不少學者在康有為之前就已做了《墨子》與傳世諸《尚書》段落的比照。（參見[清]魏源《魏源全集·書古微》，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第163—166、77、92頁。）
 
13[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1集，第369頁。
 
14同上，第522頁。
 
15[清]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3集，第38頁。
 
16同上，第38頁。
 
17[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3集，第39頁。
 
18例如，康有為認為墨子、老子與孔子皆為創教之聖與教主，其門人弟子之間的爭論乃“爭教”。（參見[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1集，第415頁。）
 
19[清]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3集，第66、69頁 。
 
20同上，第65頁。
 
21同上，第119頁。
 
22同上，第104頁。
 
23同上，第65頁。
 
24關於“擴大被解釋項”的方法論原則，筆者在2014年9月捷克馬薩裏克大學（Masaryk University）的“Reading the ‘Masters’：Contexts，Textual Structure，and Hermeneutic Strategies” 會議上所發表的論文有詳細討論。（See Ting-mien Lee，“Methodology of Interpreting Early Masters—Explanatory Power，Intertextuality，and Coherence”，The Blurry Boundary Between Ethical Theorists and Political Strategists：The Meaning of'Ru-Mo’in Early Chinese Texts，Dissertation.KU Leuven Faculty of Arts，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