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周禮》史官設置看先秦史學的產(chan) 生與(yu) 發展

作者：何晉

來源：《中國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內(nei) 容提要：《周禮》對“史官”及其下屬“史”職人員職責的係統安排，為(wei) 探討先秦史學提供了不可忽略的參考資料。本文認為(wei) ，《周禮》中的這些“史官”及其“史”職人員，他們(men) 日常的書(shu) 寫(xie) 事務，不是一種以編撰史書(shu) 為(wei) 目的的曆史書(shu) 寫(xie) ，他們(men) 的職責是以所掌、所書(shu) 來參與(yu) 和服務當時的王國行政。大量“史”職人員在《周禮》中的設置，反映了戰國時期官僚製興(xing) 起後對文書(shu) 行政書(shu) 寫(xie) 的現實需求。民間私人著述興(xing) 起之後，便產(chan) 生了真正意義(yi) 上的史書(shu) 編撰。從(cong) 春秋末年孔子開始利用官方史記作有限的修訂，到戰國時私人編撰的《左傳(chuan) 》，最後發展到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這是一個(ge) 從(cong) “述”到“作”的過程，也是中國史學從(cong) 先秦開始產(chan) 生、發展並在西漢終於(yu) 到達一個(ge) 高峰的曆程。

關(guan) 鍵詞：《周禮》/史官/先秦史學

作者簡介：何晉(1970-)，男，四川南江人，曆史學博士，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先秦史、曆史文獻學。

探討先秦史學，不能不言及史官。以“史”名官的職官，在商代晚期殷墟甲骨文中便已出現，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已數量較多，在戰國的諸多文獻中也時常見到。①但這些有不同名稱的史官，其職責、統屬以及彼此之間的關(guan) 係等詳情，在早期的金文、文獻中沒有被係統地闡述過，隻有成書(shu) 較晚的《周禮》，對史官才作了係統的職務安排和說明。《周禮》中史官製度設置的詳情如何?各類史官被賦予了哪些職責?《周禮》在製度設計的層麵為(wei) 先秦史學的發展提供了何種可能?對上述問題所作的考察，在哪些方麵有助於(yu) 認識先秦史學的產(chan) 生與(yu) 發展，會(hui) 給先秦史學的研究帶來哪些啟發和意義(yi) ?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為(wei) 方便討論，先對本文所使用一些名詞的概念略作說明。“史官”是指以“史”名官的職官，他們(men) 可能從(cong) 事曆史性的記錄——在中國古代可被稱為(wei) “史記”，也可能從(cong) 事其他事務。“史官”不等同於(yu) “史家”。“史家”即指我們(men) 今天所說的“曆史學家”，是史學研究者，主要是“史著”的撰著者。“史著”即指曆史著作，特點是組織係統而有義(yi) 例，它不包括檔案、曆史記錄、史料匯編或摘抄等，如果包括時本文就用更寬泛的“史書(shu) ”一詞來指稱。有史著以後才產(chan) 生“史學”，史學是有關(guan) 編著、研究曆史的學問。嚴(yan) 格地講，這裏是在用今天學術上定義(yi) 的“史學”概念，去比照、探討先秦的相關(guan) 情況，本文很大程度上同意錢穆的看法：“在古人當時，不僅(jin) 從(cong) 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當時中國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錢穆認為(wei) 當時的學術隻有“王官學”與(yu) “百家言”這兩(liang) 大種。②在現代基本成為(wei) 學科類目的文學、史學、哲學這些概念雖然在先秦不存在，但今天可以用這些概念去研究當時的相關(guan) 情況。

一、“群吏”府史胥徒中的“史”職人員

眾(zhong) 所周知，《周禮》本名《周官》，有時也稱《周官經》，大概在西漢末年王莽時代才開始稱《周禮》。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認為(wei) 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周禮》就已以現代人所知的形式與(yu) 內(nei) 容相近似的本子存在了，顧頡剛和郭沫若也同樣認定《周禮》是戰國晚期的真文獻。③現在一般學者都認同，其書(shu) 為(wei) 戰國晚期人采西周及春秋時期的官製及其他原始數據，參考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製度，再加上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綜合融會(hui) ，編纂成書(shu) 。全書(shu) 以六官分為(wei) 六部分，第一為(wei) 天官塚(zhong) 宰，為(wei) 百官之長，職掌全國政務；第二為(wei) 地官司徒，職掌國家教化，負責管理人民、土地、賦稅等；第三為(wei) 春官宗伯，職掌國家祭祀禮儀(yi) ；第四為(wei) 夏官司馬，職掌國家軍(jun) 政；第五為(wei) 秋官司寇，職掌國家刑罰；第六本為(wei) 冬官司空，職掌土建役事等，但文字內(nei) 容已亡佚。

《周禮》六官，首為(wei) 天官，其正、副官長為(wei) 大宰、小宰，此外還有屬官61個(ge) ，其中宰夫位列最前，④職責之一是厘清群吏之職，使各司其事。所謂“群吏”，孫詒讓認為(wei) 在這裏是指命士以下而言，其身份是“庶人在官者，不命於(yu) 王”，⑤和他處例如“禦仆”中的“群吏”包含了大夫、士有所不同。⑥“宰夫”下屬群吏有“府、史、胥、徒”，這四類吏人實際上在整個(ge) 《周禮》所設各類屬官中，是最常見的。⑦其中的“史”，職責是“掌官書(shu) 以讚治”，即負責在官府部門裏書(shu) 寫(xie) 各類文書(shu) 以佐行政。

“宰夫”下有“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被稱為(wei) “史”的吏人，在“宰夫”徒屬中共有12人，但在整個(ge) 《周禮》所設職官體(ti) 係中，“史”的數量非常多，分布在“百官府”也即數量眾(zhong) 多的屬官之下，例如天官61個(ge) 屬官中，有41個(ge) 屬官下麵都各自有“史”，總計達142人。這類作為(wei) 群吏的“史”，鄭玄認為(wei) 他們(men) 都由所在部門的官長自行選任，⑧即孫詒讓所說“庶人在官者，不命於(yu) 王”，他們(men) 沒有爵祿，不入“命士”之列，人數眾(zhong) 多，有時也被稱為(wei) “庶士”，但其身份並不是貴族之士，而是在官府中從(cong) 事書(shu) 寫(xie) 工作的庶人，⑨作為(wei) 吏人，章學誠把他們(men) 看作“書(shu) 吏”，⑩我們(men) 或許也可以把他們(men) 稱為(wei) “史”職人員。

《周禮》中這些被稱為(wei) “史”的數量眾(zhong) 多的吏人，如果是由庶人充當，那他們(men) 是憑借什麽(me) 而能被相關(guan) 官長選任的呢?孫詒讓認為(wei) ，府、史均為(wei) “選擇民之有才藝者充之”，(11)那有什麽(me) 樣的才藝才能為(wei) “史”?顯然是他們(men) 的書(shu) 寫(xie) 才藝，這從(cong) “史”字的字形上也可以得到一些說明。甲骨文、金文中的“史”字之形，雖然也有一些其他解釋，但許多學者還是把“史”字字形解釋為(wei) 以手持簡冊(ce) 或以手持毛筆，表示書(shu) 寫(xie) 之意，東(dong) 漢許慎《說文解字》也解釋說：“史，記事者也。”鄭玄也把“史”解釋為(wei) “掌書(shu) 者”，這裏的“書(shu) ”並非指名詞的文書(shu) 、書(shu) 籍，而是動詞書(shu) 寫(xie) ，“府”才是負責收藏文書(shu) 及器物，(12)“史”則負責書(shu) 寫(xie) 。

和其他才藝相比，書(shu) 寫(xie) 比較特殊一些，需要具有文字的識、讀、寫(xie) 三方麵的能力，非一般庶人所能勝任。書(shu) 寫(xie) 作為(wei) 一種才藝，本是貴族子弟學習(xi) 的“六藝”禮、樂(le) 、射、馭、書(shu) 、數之一。這種才藝何時也能開始被一些庶人掌握?官學下移民間，私學興(xing) 起之後，也即孔子的時代，無疑是一個(ge) 合理的答案。《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ye) 者甚眾(zhong) 。”(13)上文中的“六藝”，可能指《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但更可能是指《周禮·地官·保氏》記載的禮、樂(le) 、射、馭、書(shu) 、數六藝。(14)其實無論這裏的“六藝”如何理解，也都能說明因為(wei) 民間私學的興(xing) 起，孔子培養(yang) 了大量的學生，(15)他們(men) 之中全通六藝的不是太多，但無疑所有學生都應當學會(hui) 了書(shu) 寫(xie) 。孔子三千弟子中，庶人的數量應該很大。到了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派紛紛興(xing) 起，會(hui) 書(shu) 寫(xie) 的庶人會(hui) 越來越多，這成了《周禮》中設置大量“史”職人員的一個(ge) 重要社會(hui) 背景，也暗中呼應了《周禮》一書(shu) 的成書(shu) 時代。也許因為(wei) 書(shu) 寫(xie) 的優(you) 勢，孫詒讓推測史的班秩地位，比服徭役的胥、徒要高，府、史能被稱為(wei) “庶士”而胥、徒則不行，此外，相關(guan) 部門的官長在征召選拔府、史時要依禮進行，可能還會(hui) 免除他們(men) 的其他課役。(16)

“史”在《周禮》所設國家各個(ge) 部門中的普遍存在，(17)表明《周禮》作者認為(wei) 書(shu) 寫(xie) 這一事務在國家的行政中已有大量需求並且重要。(18)如果這不是作者的憑空構想，那麽(me) 或許可以看作是作者所處戰國晚期的社會(hui) 現實的一種反映：官僚製在各國逐漸建立起來，文書(shu) 的書(shu) 寫(xie) 和利用在國家行政中日漸頻繁和重要，所以需要在許多部門設置相關(guan) 的書(shu) 寫(xie) 人員。《周禮》雖然對大量“史”職人員在各個(ge) 部門作了周到的分配，但卻沒有在各部門再詳細說明這些“史”職人員負責書(shu) 寫(xie) 的具體(ti) 內(nei) 容，隻籠統地提及“掌官書(shu) 以讚治”，即負責在官府部門裏書(shu) 寫(xie) 各類文書(shu) 以佐行政。以天官為(wei) 例，在負責政令、守衛、祭祀、飲食、衣服、財貨的部門都設有“史”，此外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大量屬官下也都有“史”，遺失的冬官想來也差不多。不同部門的“史”需要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容當然與(yu) 所在部門相關(guan) ，彼此並不相同，他們(men) 雖然書(shu) 寫(xie) 相關(guan) 內(nei) 容，但他們(men) 並非這些文字的作者，書(shu) 寫(xie) 的目的在於(yu) 輔佐行政，其閱讀對象則主要是王朝的行政官員。他們(men) 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容，有的可能成為(wei) 檔案，有的可能成為(wei) 史記，但這類“史”職人員，還不是史官，他們(men) 沒有被賦予這樣的職責，所以不能被稱為(wei) “史官”。

二、《春官》中的“史官”

《周禮》中除了有大量作為(wei) 書(shu) 寫(xie) 之吏的“史”，被研究者真正作為(wei) “史官”的職官，被安排在《春官》中，孫詒讓認為(wei) 這種職屬安排與(yu) 他們(men) 掌典法、禮籍並兼掌星象曆法相關(guan) ，故歸屬於(yu) 春官宗伯。其中的大史、小史、內(nei) 史、外史、禦史，常被稱為(wei) “五史”。鄭玄認為(wei) 大史是“史官之長”，(19)是統領史官們(men) 的最高長官。但鄭玄並沒有對他所說的“史官”一詞加以定義(yi) ，也沒有說明所統領的這些史官都有哪些職官。唐代賈公彥《周禮疏》認為(wei) 大史統領的史官是小史、內(nei) 史、外史、禦史；但精研《周禮》的孫詒讓認為(wei) 賈疏不對，他認為(wei) 大史統領的是小史、馮(feng) 相氏、保章氏，內(nei) 史則統領外史、禦史，(20)當然內(nei) 史、外史、禦史無疑也是史官。孫詒讓的觀點和鄭玄、賈公彥不太一樣，《周禮》謂馮(feng) 相氏、保章氏專(zhuan) 司天文曆法，而天文曆法亦為(wei) 大史所掌，故孫詒讓將馮(feng) 相氏、保章氏也作為(wei) 史官，歸屬大史統領。此外大史爵位為(wei) 下大夫，內(nei) 史為(wei) 中大夫，將爵位高的內(nei) 史作為(wei) 爵位低的大史的屬官，也覺不妥，雖然賈公彥疏從(cong) 品位、職位的角度有作辯解。孫詒讓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將禦史歸屬內(nei) 史統領值得商榷。本文則將上述史官分為(wei) 三組來討論。

(一)大史與(yu) 小史、馮(feng) 相氏、保章氏

《周禮》職官前冠以“大”“小”成對出現時，一般表示有統屬關(guan) 聯的正、副官長。六官正、副官長如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宗伯、小宗伯等等是如此，屬官中如“春官”下麵的大胥、小胥，大師、小師，大祝、小祝，包括大史、小史也是如此。正、副官長所掌事務基本同類，隻在事務的輕重、等級、貴賤上有所區別。《周禮》給大史安排的職責是：以所掌典章，參與(yu) 到邦國、官府、都鄙的政務之中。(21)這些典章往往具有法規的作用，(22)在《周禮》中被分為(wei) 典、法、則，其實均屬同類性質，隻是所用的對象不同，它們(men) 被分別稱為(wei) 六典、八法、八則，其正本為(wei) 大宰所掌。以六典、八法、八則治理邦國、官府、都鄙，本是天官大宰的職責，大史參與(yu) 其中，主要是因為(wei) 大史也掌這些典章文書(shu) 的副本，可以依據相關(guan) 法規來協助核實、處理邦國、官府、都鄙的各種爭(zheng) 訟。其他一些文獻也有類似的記載，《禮記·月令》記載：“乃命大史，守典奉法。”《管子·立政》也說：“五鄉(xiang) 之師，五屬大夫，皆守憲於(yu) 大史。”

此外，大史具體(ti) 的職責還有：

(1)典藏邦國、都鄙、萬(wan) 民和官府的盟辭券書(shu) 副本，正本則藏於(yu) 邦國、都鄙、萬(wan) 民和六官。盟辭券書(shu) 本為(wei) 司盟、司約職掌，但因大史掌其文書(shu) 檔案副本，所以也參與(yu) 到處理違背盟誓、契約的事務中。(23)

(2)掌管天文曆數及授時之事，即製定曆法朔閏，協助天子頒朔於(yu) 天下。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大史又被稱為(wei) “日官”，《大戴禮記·保傅》：“不知日月之時節，……其屬太史之任也。”(24)太史即大史。這一職責，似乎為(wei) 大史專(zhuan) 掌。(25)

(3)參與(yu) 國家的祭祀、朝會(hui) 、征戰、遷國、喪(sang) 葬大事。這些大事有多個(ge) 部門的人員參加，大家各司其職，大史是其中之一，他的職事與(yu) 其掌管典章文書(shu) 、天文曆法密切相關(guan) ，例如大祭祀，在卜日和齋戒之日要讀禮書(shu) ，在祭祀之日要照著禮書(shu) 排定位次；在大會(hui) 同、朝覲中，要手執禮書(shu) 以告王，以免出現差錯；大征戰時要帶著占式天時吉凶的圖籍；遷國時要帶上相關(guan) 的營國法典；大喪(sang) 如王喪(sang) 時要帶上喪(sang) 葬法典，並誦讀大祝所作死者生前事跡的誄文，小喪(sang) 如三公諸侯之喪(sang) ，大史則奉命賜諡。(26)

小史作為(wei) 大史下屬副職，除了在大喪(sang) 、大賓客、大會(hui) 同、大軍(jun) 旅中佐助大史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被安排來掌管王國及畿內(nei) 諸侯國的史記，負責確定世係譜牒，在大祭祀時辨別排定昭穆次序，提醒王忌日、名諱之事。(27)馮(feng) 相氏、保章氏均專(zhuan) 司天文曆法，二者的區別，或如《禮記·月令》孔穎達疏所說，馮(feng) 相氏重在歲月星辰曆算，保章氏重在天文變異吉凶。(28)

大史、小史、馮(feng) 相氏、保章氏之下有府、史、胥、徒，可簡要列舉(ju) 如下表一：(29)

大史下無府、史、胥、徒，賈公彥認為(wei) 小史為(wei) 大史之副，小史下的府、史、胥、徒與(yu) 大史一起共享。馮(feng) 相氏、保章氏下無胥，可能這兩(liang) 個(ge) 職官的事務較少，有史便已足夠。本文前麵已述，各部門的史負責該部門的書(shu) 寫(xie) ，小史下麵的史8人，自然是負責書(shu) 寫(xie) 王國及畿內(nei) 諸侯國的史記、世係、昭穆，馮(feng) 相氏下史4人、保章氏下史4人則負責書(shu) 寫(xie) 天文災異。這種製度設計，和先秦史書(shu) 非常重視記錄天文災異的特點是相符合的，並成為(wei) 以後中國古代史書(shu) 書(shu) 寫(xie) 中的一個(ge) 傳(chuan) 統。

雖然關(guan) 於(yu) 書(shu) 寫(xie) 的細節和具體(ti) 分工還不清楚，例如是所有工作都由“史”職人員來完成，還是由“史”職人員來記錄源文件作初步書(shu) 寫(xie) ，由小史來整理編輯並完成最終書(shu) 寫(xie) ，如果是後者，我們(men) 也不清楚初步書(shu) 寫(xie) 和最終書(shu) 寫(xie) 之間到底有多大區別；但毫無疑問，大史這一係統的官職人員，被作為(wei) 史官是名副其實的。

(二)內(nei) 史與(yu) 外史

《周禮》職官前冠以“內(nei) ”“外”成對出現時，情況各有不同，如天官中內(nei) 饔、外饔均為(wei) 食物烹煎之官，內(nei) 饔負責宮內(nei) 王、後、世子和宗廟的食物，外饔負責宮外天地、社稷、山川等祭祀以及賓客燕饗的食物，這裏的內(nei) 、外著眼於(yu) 場所的區分；內(nei) 府、外府均藏財貨，內(nei) 府藏貨(如齒革、兵器等)，外府藏錢，這裏的內(nei) 、外著眼於(yu) 所藏物品性質的區分；春官中的內(nei) 宗、外宗，其內(nei) 、外則著眼於(yu) 女子同姓、異姓的區分。內(nei) 史、外史，孫詒讓據鄭玄注，認為(wei) 內(nei) 史的官府是在宮中之內(nei) ，此外內(nei) 史主要負責的事務在畿內(nei) ，而外史則負責畿外的事務，內(nei) 、外之別可能即在於(yu) 此。

內(nei) 史的職責，是執掌國法、國令的圖籍副本。所謂國法，即太宰所掌六典、八法、八則，內(nei) 史和大史一樣，要參與(yu) 到大宰負責的政務中，還要輔佐太宰在群臣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方麵的政事。所謂國令，即國家政令，依孫詒讓的解釋，是指先王及今王頒布施行於(yu) 畿內(nei) 的政令，施行於(yu) 畿外的政令則為(wei) 外史所掌。(30)

此外，內(nei) 史參與(yu) 的其他具體(ti) 事務還有：

(1)承擔王和臣下之間上傳(chuan) 下達的工作，孫詒讓解釋為(wei) “以臣下之言入告於(yu) 王，下命諸侯孤卿大夫，又以王命出施於(yu) 外，猶《書(shu) ·舜典》納言之職”。(31)諸侯給王的書(shu) 奏也由內(nei) 史來讀給王聽。

(2)參與(yu) 對諸侯、孤卿、大夫的冊(ce) 命，故內(nei) 史又稱“作冊(ce) ”，在西周金文中既稱“內(nei) 史”也稱“作冊(ce) 內(nei) 史”。(32)還輔佐王製定祿、賞，且用方版書(shu) 寫(xie) 並頒發出去。

(3)書(shu) 寫(xie) 記錄施行於(yu) 畿內(nei) 的王之命令，並保藏其副本。

外史的職責有：

(1)書(shu) 寫(xie) 記錄施行於(yu) 畿外的王之命令，並保藏其副本，這一點與(yu) 上麵內(nei) 史掌畿內(nei) 相對。

(2)被安排來掌管畿外諸侯國的史記，在這一點上與(yu) 前麵小史掌畿內(nei) 諸侯國的史記相對。

(3)掌管古書(shu) ，即所謂“三皇五帝之書(shu) ”，並負責向畿外四方諸侯國傳(chuan) 播圖書(shu) 文字。

(4)書(shu) 寫(xie) 王之命令授給使者出使畿外諸侯國。

(三)禦史

禦史的職責，是也掌六典、八則等法令且以之輔佐天官大宰。此外負責的具體(ti) 事務還有：

(1)書(shu) 寫(xie) 各種法令條文，授給有需要的部門。

(2)王有詔命號令，禦史則負責把內(nei) 容書(shu) 寫(xie) 在簡策上，並代王向內(nei) 外宣布傳(chuan) 達。

禦史除了輔佐大宰，主要的事務就是上麵兩(liang) 方麵的書(shu) 寫(xie) 。禦史的書(shu) 寫(xie) 事務如此突出，以至孫詒讓比喻說：“王之有禦史，蓋猶百官府之有史。”(33)禦史下麵負責書(shu) 寫(xie) 的“史”，也特別地多至120人，而且一反《周禮》通例，將“史”位列於(yu) “府”之前：“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34)

內(nei) 史、外史、禦史下的府、史、胥、徒情況，可簡要列舉(ju) 如下表二：

外史之下無府、史人員，可能因為(wei) 該部門主要掌藏文書(shu) 圖籍，事務和書(shu) 寫(xie) 都較少。

上述三組史官中，大史、內(nei) 史、禦史都因為(wei) 掌典章、圖籍、法令的副本，而參與(yu) 到輔佐天官大宰的政務中，三者具有的這種共性，也是本文將他們(men) 分列為(wei) 三個(ge) 係統的原因之一。此外，這些史官及其下麵的屬官，還被賦予其他的具體(ti) 事務。我們(men) 看到，一些事務主要歸屬史官部門，但可能也會(hui) 有其他相關(guan) 部門的人員參與(yu) ；一些事務主要歸屬其他部門，但史官也參與(yu) 其中。一個(ge) 事務有多個(ge) 部門的職官參與(yu) ，這種情況就是被孫詒讓特別重視的“官聯”。例如大史因為(wei) 典藏盟辭券書(shu) 副本，而與(yu) 司盟、司約為(wei) 官聯，參與(yu) 大喪(sang) 事務則與(yu) 喪(sang) 祝為(wei) 官聯；內(nei) 史參與(yu) 製定爵祿與(yu) 司祿、廩人為(wei) 官聯，外史向畿外四方諸侯國傳(chuan) 達圖書(shu) 文字時，與(yu) 保氏、大行人為(wei) 官聯；禦史的部分工作也與(yu) 司士為(wei) 官聯。在整部《周禮》的設官分職中，互為(wei) 官聯很常見，這表明《周禮》對史官的事務設定，既有本職也兼作他職，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除了《周禮》上述三個(ge) 係統的史官外，文獻中還時常出現左史、右史的名稱，其中右史在西周金文《利簋》中也有提及。《禮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shu) 之，言則右史書(shu) 之。”孔穎達疏謂大史在君之左為(wei) 左史，記君動作之事；內(nei) 史在君之右為(wei) 右史，記君之言誥之事。(35)此外，文獻中還有所謂柱下史，有學者認為(wei) 即《周禮》中的禦史，禦史亦掌藏書(shu) 。左史、右史、柱下史之類的名稱，可能因其所居處位置的特點而來，並非正式建置的職官名稱。言、事本難分離，記言、記事或許並無如此明晰的分工。

上述史官雖也參與(yu) 其他職官的事務，但作為(wei) 史官這樣一個(ge) 群體(ti) ，他們(men) 本身的職務特點還是很明顯的：(1)他們(men) 典藏各類典章、圖籍、政令、譜係，掌管過去的古史以及王國及畿內(nei) 、畿外諸侯國的史記；(2)他們(men) 及其徒屬負責書(shu) 寫(xie) 政事、災異、王命、法令；(3)他們(men) 親(qin) 身參與(yu) 國家各類政事如頒布朔政、出入王命、賜爵冊(ce) 命，見證國家重大曆史事件如祭祀、朝會(hui) 、征戰、遷國、喪(sang) 葬。難怪後世言及史官，必稱引《周禮》。

三、《周禮》行政中的史官不是史家

那麽(me) ，《周禮》中的這種史官製度設計的目的何在?其特點及其意義(yi) 是什麽(me) ?

從(cong) 本文上述可知，史官中的外史專(zhuan) 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這一類的古代曆史之書(shu) ，和其他史官所掌、所書(shu) 區別開來，可能說明其他史官所掌、所書(shu) 的內(nei) 容在當時不被看作曆史之書(shu) 。也就是說，這些史官及其“史”職人員的書(shu) 寫(xie) ，不是一種以編撰史書(shu) 為(wei) 目的的曆史書(shu) 寫(xie) ，他們(men) 的職責是以所掌、所書(shu) 來參與(yu) 和服務當時的王國行政。所以，《周禮》的史官不是曆史學家，他們(men) 的書(shu) 寫(xie) 是遵循《周禮》設定的政治秩序來履行行政職務而已。(36)這是《周禮》在史官製度設計層麵最重要的目的。很顯然，《周禮》中史官的書(shu) 寫(xie) 屬於(yu) 王官書(shu) 寫(xie) ，是諸多行政書(shu) 寫(xie) 中的一種，書(shu) 寫(xie) 麵向的閱讀對象主要是王和各級官吏。可以推測，這種書(shu) 寫(xie) 中很難有個(ge) 人的褒貶修辭和道德說教，似乎也不會(hui) 體(ti) 現出什麽(me) 曆史自覺意識。也許正因為(wei) 如此，內(nei) 史、禦史等在秦漢以後發展成為(wei) 重要的真正的行政官員，而眾(zhong) 多主書(shu) 之“史”職人員也發展成為(wei) 行法之吏。(37)隻有大史發展到漢代，職責有課試學童選拔史才，其下屬太史令仍掌圖書(shu) 、天文曆法，但地位不高。

《周禮》在職官製度上的設計，部分反映了春秋及以前的一些情況，書(shu) 中的職官名稱，據學者研究有近四分之一以上可在金文中找到。(38)就史官而言，金文中的史官材料總數多達一百多條，《周禮》中的大史、內(nei) 史、禦史均在金文中出現。西周金文中王室有大史，其職責除了協助處理政務也負責冊(ce) 命、勳賞，春秋金文中則出現諸侯國的大史，此外《尚書(shu) ·顧命》也記載“太史秉書(shu) ”，偽(wei) 孔傳(chuan) 解釋說：“太史持冊(ce) 書(shu) 《顧命》進康王。”(39)金文中的內(nei) 史以及作冊(ce) 內(nei) 史、作命內(nei) 史，大部分是王朝之官，也有諸侯之官，其職務是負責執行王的命令、冊(ce) 命賞賜官吏，和《周禮》所記基本是吻合的。(40)金文中的禦史，其職掌沒有清楚的記載，尚不知與(yu) 《周禮》中的禦史職能是否密切關(guan) 聯。此外金文中還出現單稱的“史”，職責是負責冊(ce) 命和傳(chuan) 達周王的命令，不知是否為(wei) “內(nei) 史”的簡稱，但肯定不是《周禮》中府、史之“史”。結合金文中的材料，如果我們(men) 承認《周禮》中的史官職責設定，是春秋及以前史官部分真實情況的一種反映，那麽(me) 也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ge) 結論：春秋及以前並沒有真正意義(yi) 上的史學。

《周禮》的史官設置，除了透露一些春秋及西周史官的部分信息，也反映了其成書(shu) 時代的一些信息。相較於(yu) 西周、春秋的金文，雖然早於(yu) 《周禮》成書(shu) 但卻同樣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的《左傳(chuan) 》《國語》等書(shu) ，書(shu) 中所載史官的情況，與(yu) 《周禮》似更契合，這可能和它們(men) 都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代這一大背景有關(guan) ，也可能和《周禮》的編撰者看過《左傳(chuan) 》《國語》相關(guan) 。僅(jin) 以《左傳(chuan) 》中的“大史”為(wei) 例，出現次數就多達13次，(41)既有周之大史，也有衛、魯、晉、齊、鄭諸侯國的大史，他們(men) 參與(yu) 祭祀、卜筮、冊(ce) 命、記事，職掌圖籍，熟悉曆史、典故、曆法、刑誅、征兆吉凶。內(nei) 史、外史、左史或稱“史”“史某”，在《左傳(chuan) 》中也有出現。(42)不過這些史官在《左傳(chuan) 》中的職責，隻能和《周禮》作大略比照，對《左傳(chuan) 》中記載的史官所承擔的職務不宜看得太過僵硬死板，在實際具體(ti) 行事上，他們(men) 彼此的職務區分未必十分嚴(yan) 格。《左傳(chuan) 》中還有軍(jun) 史、祝史、巫史，《國語》中有刑史，“史”職人員廣泛分布在各個(ge) 不同部門，也可與(yu) 《周禮》的記載相呼應。此外其他一些戰國文獻，如《管子》《孟子》《韓非子》《戰國策》零星記載的一些史官及其職務，基本也不出《周禮》所記內(nei) 容的範圍。

那麽(me) 西周、春秋時期的這些史官，他們(men) 相關(guan) 於(yu) 曆史的書(shu) 寫(xie) 記錄到底是一個(ge) 什麽(me) 樣子，以致他們(men) 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史家?由於(yu) 材料的不足，西周時期的情況難於(yu) 知道。春秋時期，許多國家的曆史記錄，在當時被通稱為(wei) “《春秋》”，《墨子·明鬼下》曾講到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我們(men) 今天唯一能看到的一部《春秋》，有人認為(wei) 就是原始的魯國史官記錄的《春秋》，也有人認為(wei) 它經過孔子的修訂。無論如何，仍能通過這部《春秋》來推測，春秋時各國史官所記應該和它類似而有以下特點：(1)以記錄征伐、會(hui) 盟、朝聘、祭祀為(wei) 主，同時也記一些天文、災異等。這和《周禮》中史官所掌、所書(shu) 相符。(2)文字極簡，基本是標題式的條文。(43)即便今之《春秋》經過孔子的修訂，但也不至於(yu) 失去了魯國《春秋》的基本麵貌。(44)這種流水賬式的簡單條文式的記錄，被王安石戲稱為(wei) “斷爛朝報”，(45)這種條文式的記錄，也許經過小史或大史的編輯整理，看起來也可能是“史”職人員的直接記錄。《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五記載，齊國的崔杼殺死齊莊公，齊國大史徑書(shu) ：“崔杼弑其君。”(46)或許當時史官所書(shu) 就是上述如此簡單，並不記其始末曲折。《周禮》將大量的“史”安排在各個(ge) 部門從(cong) 事書(shu) 寫(xie) 工作，或許可以用來解釋史官記錄事件如此簡單的原因：與(yu) 此事件相關(guan) 的其他內(nei) 容，已被其他相關(guan) 部門的“史”分別有所書(shu) 寫(xie) 記錄，史官的職責可能就是如此簡單書(shu) 之即可。(47)這種簡單“斷爛朝報”式的文書(shu) 檔案性質的記錄，還稱不上史著，一如梁啟超所說：“隻能謂之簿錄，不能謂之著述。”(48)

四、先秦史學的萌生與(yu) 發展：從(cong) “述”到“作”

今之《春秋》雖然也有以上特點，但它還有一個(ge) 不同的重要特別之處：一些文字隱含褒貶之義(yi) 。史官在書(shu) 寫(xie) 記錄時是否可以加入自己的價(jia) 值判斷而作道德上的指引?從(cong) 《周禮》看，完全沒有賦予史官這方麵的權力。今之《春秋》應該被他人有所修訂，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傾(qing) 向於(yu) 相信這個(ge) 人就是孔子。(49)這當然是一個(ge) 傳(chuan) 統的舊觀點，反對它的人也不少。從(cong) 史學書(shu) 寫(xie) 的角度來看，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他對魯國《春秋》以遵循沿襲為(wei) 主，而隻作非常有限的修訂，就是所謂的“述”，這已為(wei) 很多學者認同。(50)經過孔子修訂後的《春秋》，雖然基本保持了魯國史官所記的麵貌，但性質已完全與(yu) 魯國《春秋》不同，它的出現意義(yi) 重大：(1)這是已知的首次私人利用官府史官所記，試圖通過將之稍加修訂來表達個(ge) 人的思想以及對曆史的看法；(2)孔子並不是史官，他為(wei) 何要對《春秋》有所修訂?成書(shu) 於(yu) 戰國前期的《左傳(chuan) 》說孔子修《春秋》有明確的目的：懲惡而勸善。(51)戰國晚期的《孟子》和西漢司馬遷《史記》也說孔子修《春秋》目的是使亂(luan) 臣賊子懼(52)。或許有人會(hui) 認為(wei) 這是後人的附益，可能並非孔子當初的目的。但孔子的修訂一定會(hui) 有目的，哪怕隻是用來教學，也說明其書(shu) 麵向的對象與(yu) 魯國史官所記《春秋》完全不一樣了。(3)孔子所修《春秋》，或許不像《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說的那樣處處有微言大義(yi) ，但若謂無一字有褒貶恐怕也不服人，孔子修訂《春秋》應有一定的義(yi) 例。總而言之，孔子所修《春秋》，和《周禮》中史官所書(shu) 已有天壤之別，所以我完全認同這個(ge) 觀點：中國史學的萌生，應以孔子修《春秋》為(wei) 標誌。

孔子所修《春秋》雖然意義(yi) 重大，但畢竟以遵循舊典為(wei) 主。真正意義(yi) 上的史學編撰，是在私人著述興(xing) 起之後才成為(wei) 可能。《周禮》的史官設置，也為(wei) 先秦史學發展的時代和背景提供了一些合理的解釋。根據《周禮》，孫詒讓認為(wei) 在製度上掌藏書(shu) 的官府至少有四處：(1)大史所屬小史掌王國及畿內(nei) 諸侯國的史書(shu) ，所藏多當代典章；(2)外史掌四方畿外史書(shu) 以及三皇五帝之書(shu) ，兼藏古書(shu) ；(3)禦史即柱下史也掌藏書(shu) ；(4)天府掌祖廟守藏文書(shu) 。除上述四處之外，其他眾(zhong) 官府也都還藏有相關(guan) 典法圖籍。(53)按照這種製度規定，幾乎所有的圖籍在不同的好幾個(ge) 部門都會(hui) 存在副本。大量副本的廣泛存在，使得它們(men) 有可能會(hui) 被更多的人接觸和閱讀，甚至其中的一份副本被意外帶走也不會(hui) 對行政產(chan) 生太大的影響。

如前所述，《周禮》中大量庶人在官為(wei) “史”的製度設定，不管它是一種事實還是一種設想，那它反映的一定是春秋末年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民間私學興(xing) 起之後的情況，庶人固然能通過民間私學學會(hui) 書(shu) 寫(xie) 技藝去在官為(wei) “史”，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數量龐大的從(cong) 事書(shu) 寫(xie) 、接觸圖籍的庶人之“史”，因為(wei) 能出入官府，而有了將原本隻麵向君王和官吏的曆史書(shu) 寫(xie) 內(nei) 容傳(chuan) 播散布到民間的可能，他們(men) 即便不能將書(shu) 寫(xie) 的簡冊(ce) 從(cong) 官府中帶出來，也能通過口述的形式向外傳(chuan) 播。通過其他一些文獻的記載，還表明世官製度下的官員不僅(jin) 掌管典籍，似乎有時還可以將所掌據為(wei) 私有，這些官員世代相傳(chuan) 的不僅(jin) 僅(jin) 是職業(ye) 技藝，可能還包括其職業(ye) 器具及其成果。如《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六年記載春秋時周王室的王子朝逃往楚國，所帶領人員召氏之族、毛伯得等人便帶走了不少周室的典籍，《史記·周本紀》說殷末商紂的太師疵、少師強奔周時也攜帶樂(le) 器，那麽(me) 在各國喪(sang) 亂(luan) 之時史官們(men) 大概也會(hui) 攜帶典籍出逃他國或進入民間，《呂氏春秋》記載夏桀的太史令終古、商紂的內(nei) 史摯都在國家將亡之時攜帶“圖法”出逃，二事已不可考，但《呂氏春秋·先識覽》還記載晉國的太史屠黍因為(wei) 晉國之亂(luan) 而帶著“圖法”逃到周，則頗為(wei) 可信。所謂“圖法”，即史官所掌典章、史記等。禮失諸野，原本為(wei) 官府獨掌的典章、史記、譜牒等內(nei) 容，開始被一般民眾(zhong) 作為(wei) 曆史知識逐漸掌握，於(yu) 是私人著述才成為(wei) 可能，正是從(cong) 王官書(shu) 寫(xie) 發展到私人著述，真正意義(yi) 上的史學才開始產(chan) 生和發展。這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重大變動，章學誠對此有深刻認識，把這種情況稱之為(wei) 官與(yu) 師、治與(yu) 教的分離：“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yu) 是文章學問，乃與(yu) 官司掌故為(wei) 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ti) 矣。”(54)也即錢穆所謂分為(wei) 了“王官之學”與(yu) “百家私言”二途。(55)因私人著述興(xing) 起而產(chan) 生的史學書(shu) 寫(xie) ，便不再或者說很難具有用於(yu) 王朝行政、官府政務方麵的作用，而表現出明顯的史學特征。

於(yu) 是《春秋》之後，約成書(shu) 於(yu) 公元前4世紀左右的《左傳(chuan) 》更進一步，成了先秦史學著作的代表，至此，其性質由王官書(shu) 寫(xie) 發展到了私人著述，作者從(cong) 史官發展到了史家。《左傳(chuan) 》的作者或許不止一人，即便其中可能還有史官，但《左傳(chuan) 》的編撰，已絕對不再是《周禮》中史官的那種職務寫(xie) 作，而屬於(yu) 私人著述的範疇。《左傳(chuan) 》的取材可能有不同的來源，也是經過積累而成書(shu) ，全書(shu) 有些部分之間表現出的思想也有並不整齊一律的，(56)但不妨礙把它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看待。從(cong) 史學寫(xie) 作的角度看，《春秋》是“述”，《左傳(chuan) 》完全稱得上是“作”。和《春秋》相比，《左傳(chuan) 》在寫(xie) 作體(ti) 例、宗旨等方麵有了巨大的推進，本文在此不再羅列《左傳(chuan) 》在史學上的成就，這方麵已有許多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梁啟超將《左傳(chuan) 》的出現稱之為(wei) “商、周以來史屆之革命”。(57)

戰國史學的發展，《左傳(chuan) 》《國語》等書(shu) 的出現，或者還有庶人之“史”將各類圖籍、史記傳(chuan) 播到民間的原因，促進了戰國時代曆史知識的大普及。與(yu) 《左傳(chuan) 》類似的書(shu) ，在戰國當時一定還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係年》，大概就是從(cong) 《左傳(chuan) 》這一類書(shu) 中抄錄出來的，這種綜合撰寫(xie) 多個(ge) 國家曆史的編年史，恐怕並不是某一國的史官所記。在戰國時代，不同於(yu) 王官書(shu) 寫(xie) 的私家著述開始興(xing) 盛，這也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戰國諸子動輒便能引用曆史材料來佐證自己的理論，《戰國策》中的遊說之士能如此諗熟天下地理，縱論古今之事。正如章學誠所說：“至於(yu) 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shu) 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yu) 典章政教也。”(58)從(cong) 西周到春秋的史官所記典章，發展到春秋末年孔子開始利用官方史記作有限的修訂，再到戰國出現可能為(wei) 多人撰述的私家著作《左傳(chuan) 》，最後發展到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這是一個(ge) 從(cong) “述”到“作”的過程，也是中國史學從(cong) 先秦開始產(chan) 生、發展並在西漢終於(yu) 到達一個(ge) 高峰的曆程。

注釋：
 
①席涵靜：《周代史官研究》，台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83年，第27-29頁。另參見該書第三章。
 
②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2頁。
 
③Bernhard Karlgren,“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es,no.3(1931),pp.1-59；郭沫若：《周官質疑》，《金文叢考》(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9-81頁；顧頡剛：《周公製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文史》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4頁。
 
④《周禮》設官分職，其職官名稱，通常以其官長名稱來指稱，這一名稱具有職官官長名稱和職官部門名稱這兩重含義。例如“宰夫”，既可指其官長名稱為“宰夫”，也可指宰夫主管負責的這一部門。
 
⑤(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天官·序官》“宰夫”下“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文，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0頁。
 
⑥(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天官》“宰夫”下“敘群吏之治”疏文，第189-190頁。
 
⑦《周禮》職官中“庶人在官者”以府、史、胥、徒最為常見，此外也還有賈、工、奄等。
 
⑧《周禮正義·天官·序官》“宰夫”下“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引鄭玄注：“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見《周禮正義》，第20頁。本文所引《周禮》鄭玄注均來自孫詒讓《周禮正義》，以下不再說明。
 
⑨例如《禮記·檀弓下》有“管庫之士”，鄭玄就解釋為：“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將其視作府、史一類，為“庶士”之一。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第199頁。
 
⑩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見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0頁。
 
(11)(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天官·序官》“宰夫”下“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文，第21頁。
 
(12)《周禮正義·天官》“宰夫”之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鄭玄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
 
(13)(漢)司馬遷：《孔子世家》，《史記》卷47，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38頁。
 
(14)考查上下文，前文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並未提及曾以《易》《春秋》教，故後文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六藝”應當是指禮、樂、射、馭、書、數。
 
(15)謂孔子有弟子三千之多，也見於他書，《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淮南子·泰族訓》：“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
 
(16)《周禮正義·天官·序官》“宰夫”下“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府史班秩，在胥徒之上。……與胥徒給役者不同，故官長以禮辟除，明不以役法征發之也。……又案：府史與胥徒皆無爵，同為庶人在官者。析言之，則府史尊於胥徒，亦得與不命之士同稱士。”見《周禮正義》，第21頁。
 
(17)在男性不宜留處的後宮之中，則專門設有“女史”負責書寫記錄的事務，《天官·序官》“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鄭玄注：“女史，女奴曉書者。”但孫詒讓認為“女史，疑當以良家婦女知書者為之。奚乃女奴耳，鄭義恐未允。”考慮到《天官》所述女史之職為：“掌王後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後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後之事，以禮從。”似孫說為上。此外在《春官·序官》“世婦”下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周禮》全書，隻有此二條“女史”資料。見《周禮正義》，第53頁、1262頁。
 
(18)當然，也不是所有的部門都有書寫的需求，例如“天官”之中，個別屬官如“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下屬並無“史”，可能與這些專門部門很少有日常書寫的事務有關。
 
(19)《周禮·春官·序官》“大史”下鄭玄注：“大史，史官之長。”見《周禮正義》，第1286頁。
 
(20)(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1287頁。
 
(21)《周禮·春官·大史》：“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辯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見《周禮正義》，第2079-2080頁。
 
(22)《周禮正義·天官》“太宰”疏：“凡典禮文製通謂之法。《韓非子·難三》雲：‘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見《周禮正義》，第63頁。
 
(23)《周禮·春官·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見《周禮正義》，第2081-2082頁。
 
(24)賈誼《新書·傅職》也有類似的文字：“不知日月之不時節，……其屬太史之任也。”
 
(25)《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見《周禮正義》，第2082-2087頁。
 
(26)《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辯事者考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諡。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見《周禮正義》，第2090-2097頁。
 
(27)《國語·魯語上》：“工、史書世。”韋昭注：“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晉語九》記載：“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禮記·王製》：“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根據鄭玄注，“諱”即名諱，“惡”即忌日。《大戴禮記·保傅》及賈誼《新書·傅職》都說：“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其屬大史之任也。”以上均言大史而不言小史，大概因為小史為大史屬官，大史為史官之長，遂以大史來指代。
 
(28)《禮記·月令》“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孔穎達說馮相、保章“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算數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第287頁。
 
(29)見《周禮·春官·序官》，(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1286、1288、1290頁。
 
(30)(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2129-2136頁。
 
(31)(清)孫詒讓：《周禮正義·春官》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疏，第2130頁。
 
(32)(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2130頁；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製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9頁。
 
(33)(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2140頁。
 
(34)(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1291頁。
 
(3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注疏》，第545頁。亦有謂內史為左史主記言，大史為右史主記事，參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16頁。
 
(36)朱希祖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周官》五史，大抵皆為掌管冊籍起文書草之人，無為曆史官者。”見氏著《中國史學通論》，北平：獨立出版社，1947年，第7頁。這裏所謂“曆史官”，應該即指專門編撰史書的官員，和《周禮》裏的史官不同。《周禮》中的史官和群吏中的“史”與官僚行政的緊密關係，柯馬丁有較詳細的論述，見Benjamin A.Elman和Martin A.Kern編著的State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Leiden：Brill，2009)一書的第二章“Office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In The Rituals Of Zhou”，第65-93頁。
 
(37)參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製度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88-89頁。
 
(38)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製研究》，第140頁。
 
(39)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7頁。
 
(40)以上金文史官材料內容參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製研究》，第26-36頁。
 
(41)見《左傳》閔公二年、文公十八年、宣公二年、襄公四年、二十五年、三十年、昭公元年、二年、十七年、哀公六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四年。
 
(42)據其他文獻的記載以及後世注家解釋，《左傳》中的內史、太史有時也簡稱為“史”或“史某”。
 
(43)今所見《春秋》240多年的記錄，一共才一萬七千字左右。
 
(44)西晉太康二年被盜發的一座戰國魏王墓中，出土有魏國編年類的史記，後來被稱為《竹書紀年》，據說與《春秋》相似，從該書殘存的內容看，確實也類似《春秋》那樣簡短的格式。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惑經》中說“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其時《竹書紀年》尚未散軼，劉知幾所說可信。他還說《春秋》常見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見(清)浦起龍《史通通釋》，王煦華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2-383頁。可以推測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史記，應該就是今所見《春秋》的樣子。孔子沒有對魯國《春秋》大作刪改。
 
(45)《宋史·王安石列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0550頁。
 
(46)《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春秋》經文亦僅書“齊崔杼弒其君光”，魯國《春秋》所記與《左傳》中齊太史所記相比，僅補充了國名和人名。
 
(47)閻步克先生曾提出另外一種解釋：史官隻負責記大略於簡冊，詳情則由瞽蒙來諷頌。並以《春秋》與《左傳》為例：“古史傳承本有‘記注’和‘傳誦’兩種形式，二者相輔相成；對於一件史實，史官記其大略於簡冊之上，其詳情則由瞽蒙諷頌。孔子《春秋》和左丘明《左傳》的相為表裏關係，我想就由此而來，《左傳》不過是把昔日瞽蒙所諷頌者，也化為了書本而已。”見氏著《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製度論集》，第94頁。文字內容簡單的予以書寫，繁複的反而需要諷頌，似不合一般常理。《左傳》襄公十四年說“史為書，瞽為詩”，《國語·周語上》說“瞽獻曲，史獻書”，詩、曲是比較容易記憶諷頌的。
 
(48)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頁。
 
(49)《春秋》莊公七年記載：“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公羊傳》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複。’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王充《論衡·藝增》《說日》都說這裏的“君子”就是孔子。材料雖然較晚，但也說明今所見《春秋》確實經過修訂。
 
(50)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惑經》中批評孔子修《春秋》“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正表明孔子修訂時對魯《春秋》基本保持了其原貌。南宋朱熹《論語集注》解釋“述而不作”說：“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嚐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錢穆認為：“孔子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見(清)浦起龍《史通通釋》，第383頁；(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3頁；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19頁。
 
(51)《左傳》成公十四年載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所載君子曰也有類似的說法：“《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52)《孟子·滕文公下》載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孔子世家》：“《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53)(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2099頁。
 
(54)(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第231頁。
 
(55)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漢博士家法考”章，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91頁。
 
(56)參李惠儀《〈左傳〉的書寫與解讀》第一章，文韜、許明德中文譯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75頁。
 
(57)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第14頁。
 
(58)(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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