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承發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

作者：郭齊勇、朱景文、鄧洪波、吳寧

來源：《人民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三月十一日庚子

          耶穌2021年4月22日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jin) 包含豐(feng) 富的道德資源，而且包含豐(feng) 富的製度和法製思想，是涵養(yang) 製度意識、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本期學術版圍繞“傳(chuan) 承發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這一主題，就汲取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的思想養(yang) 分、理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當代價(jia) 值、讀懂禮的精神與(yu) 價(jia) 值等話題，約請專(zhuan) 家學者進行探討交流。

——編者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的特質

郭齊勇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yu) 當代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jia) 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有著豐(feng) 富的典章製度，涉及社會(hui) 規範、文化製度、刑罰政令、行為(wei) 方式等方麵，蘊含著許多具有重要借鑒意義(yi) 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今天仍然具有調治人心、懲惡揚善、保護生態等價(jia) 值。科學把握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的特質，從(cong) 中汲取製度建設、道德建設的豐(feng) 富養(yang) 分，有助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具有因革損益、與(yu) 時偕行的特質。社會(hui) 的合理構成和有序運轉，離不開健康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作為(wei) 紐帶，而健康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形成和維係離不開製度的保障。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秩序建構的製度依據是禮法，在中華傳(chuan) 統製度文化演進中禮法也在不斷變革與(yu) 發展。

早在幾千年前，我國先民就提出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種創新精神，集中反映在我國古代不同時期關(guan) 於(yu) 禮法的不斷認識上。廣義(yi) 上講，禮法是禮樂(le) 刑政的統稱，具有整飭社會(hui) 秩序、維護長幼之序、節製驕奢淫逸等作用。而在不同曆史時期，人們(men) 關(guan) 於(yu) 禮法的認識不盡相同。周公因應當時社會(hui) 需要，增刪和厘定夏、商兩(liang) 代的典章製度製禮作樂(le) 。孔子不固執於(yu) 過時的禮，主張因革損益，力圖拯救禮樂(le) 中所包含的道德精神，強調仁德是禮樂(le) 製度的真實內(nei) 涵與(yu) 精神。孔子並不排斥禮的規範意義(yi) ，同時反對拘守禮文儀(yi) 節。他說：“君子義(yi) 以為(wei) 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大意是說，義(yi) 在內(nei) ，禮在外；仁義(yi) 是內(nei) 容，禮文是形式。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說，主要思想是“仁義(yi) ”和“仁政”學說。

在儒家看來，人們(men) 正當的物質欲求應當得到滿足，但在一定曆史時期內(nei) ，社會(hui) 物質財富是有限的，這就需要禮製來調節社會(hui) 秩序，維係社會(hui) 正常運轉。荀子認為(wei) ，人們(men) 的物質欲求需要社會(hui) 規範加以調節、疏導、約束，才不至於(yu) 造成紛爭(zheng) 混亂(luan) ，而禮製的目的在於(yu) 安定人心，實現社會(hui) 的秩序化。他強調，製度建設同其他許多事務一樣，需要根據時代和實際的發展變化而改革創新。他說：“夫道者，體(ti) 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ju) 之”。這不僅(jin) 講明了體(ti) 常與(yu) 盡變的聯係，而且揭示了守正與(yu) 創新的關(guan) 聯。

我國古代政治製度的發展也是如此。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國曆史上的吏治舉(ju) 行集體(ti) 學習(xi)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學習(xi) 時強調：“我國曆朝曆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強調‘為(wei) 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為(wei) 國之本’。我國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積累了豐(feng) 富的治吏經驗，也帶有明顯的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這是我們(men) 必須注意的。”以曆史上選拔人才的製度變遷史為(wei) 例。孔子的“有教無類”“舉(ju) 賢才”理念，集中表達了民間從(cong) 教育開放到政治開放的心聲。漢代選拔人才，以薦舉(ju) 製取代世襲製，以察舉(ju) 、征辟詮選製度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社會(hui) 的需求。但薦舉(ju) 製也有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愈到後期愈加明顯。魏晉南北朝時期改為(wei) 九品中正製，這一製度把選才權收歸朝廷，把人才分為(wei) 九等，選才標準規範、縝密，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yi) 。然而，東(dong) 晉之後，這一製度弊病日深，門閥世族把持、壟斷選舉(ju) ，庶族寒門子弟無緣仕途，使得此製度逐漸走向反麵。到隋唐時代推行科舉(ju) 製，就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考生自由報名，布衣之士有了為(wei) 官的機會(hui) 。從(cong) 隋代到清代的1300多年間，科舉(ju) 製選拔出大量文武官員與(yu) 後備人員，給社會(hui) 與(yu) 國家治理隊伍注入活力。但自明代後期至清代，科舉(ju) 製運作逐漸僵化，於(yu) 清代末期被廢除。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製度文化具有禮治與(yu) 法治相統一的特質。禮治主要是道德規範，法治主要指刑罰。在我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治理中，禮治重在防患於(yu) 未然，法治則重在事後懲戒，即“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

禮治與(yu) 法治相統一，主要體(ti) 現在“以禮入法”上。我國古人之所以強調禮治與(yu) 法治相統一，是基於(yu) 重道德教化、重調治人心的考慮。禮中蘊含和諧、親(qin) 民、仁愛、慈惠的精神，體(ti) 現和而不同的理念。我國曆史上成文法的公布，一般以春秋時期鄭國的“鑄刑書(shu) ”和晉國的“鑄刑鼎”為(wei) 標誌，而其濫觴可溯源至《周禮》中記載的“懸法象魏”之製。傳(chuan) 統禮法中，有禮典、律典、習(xi) 慣法之分。《尚書(shu) 》與(yu) 《周禮》主要是禮典而非律典，前者大致相當於(yu) 禮，後者相當於(yu) 法。習(xi) 慣法活躍於(yu) 民間，以鄉(xiang) 規民約、家禮家法等形式規範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日用常行，是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無法之法”。

我國古代法律係統相對獨立，秦、漢以後，法典大多出於(yu) 儒者手筆。法律的係統化自曹魏時期始，當時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躍成為(wei) 最高原則，與(yu) 法理幾乎無異。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魏以八議入律，晉創依服製定罪，《唐律疏議》中充溢著禮的精神，後世有唐律“一準乎禮”的說法。儒家強調對人尤其是人民的尊重，其天下為(wei) 公的社會(hui) 理想，與(yu) 仁愛、民本、民富、平正、養(yang) 老、恤孤、濟賑、民貴君輕、兼善天下等思想理念，都滲透到古代社會(hui) 治理各種製度中，對於(yu) 今天社會(hui) 治理仍有一定啟發意義(yi) 。

（作者為(wei)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當代價(jia) 值

朱景文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豐(feng) 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wei) 人們(men) 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wei) 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早在先秦時期，《尚書(shu) 》《詩經》《左傳(chuan) 》等文獻就記載了我國早期國家製度和治理思想。由秦漢而下，中經隋唐，下至明清，我國關(guan) 於(yu) 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的豐(feng) 富思想曆經2000餘(yu) 年而不衰。其中，就包括“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yi) 追求。“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出自《韓非子》，反映了我國古代法家的治國理念，雖然並非現代法治觀念，但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推進全麵依法治國具有一定借鑒意義(yi) 。

“法不阿貴”，主要是指執法不以人的貴賤為(wei) 轉移，應當一視同仁。“繩不撓曲”的“繩”，原本是指木匠用來打直線的墨線，是去曲取直的準繩。我國古人認為(wei) ，解決(jue) 社會(hui) 爭(zheng) 端，需要有一個(ge) 準繩，就像木匠的墨線一樣不向彎曲的地方傾(qing) 斜。以此類比，是強調法律必須成為(wei) 衡量是非曲直的標準。商鞅說：“民信其賞，則事成功；下信其罰，則奸無端。”即讓法令在民眾(zhong) 中樹立起權威，人們(men) 才會(hui) 信仰法令；通過嚴(yan) 罰重賞，才能預防違法犯罪行為(wei) 的發生。韓非說：“言無二貴，法不兩(liang) 適。”即罪與(yu) 刑相稱，功與(yu) 罰相當，法律的權威在於(yu) 沒有例外，決(jue) 不能因為(wei) 個(ge) 人好惡而有所避趨。

秦國起初並非強國，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和文化發達程度遠不如中原諸國，但它崇尚法治、勵精圖治，特別是通過商鞅變法，終於(yu) 由弱變強。對此，韓非作出的解釋為(wei)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也就是說，國家強弱與(yu) 信奉和推行“以法治國”的程度密切相關(guan) 。國家樹立法律權威，崇尚法治精神，依法辦事，就會(hui) 逐步走向強盛。正因為(wei) 長期堅持法製，“不別親(qin) 疏，不殊貴賤，一斷於(yu) 法”，秦國才能統一六國。

當然，法家的法治不是以人民為(wei) 中心、以民主為(wei) 基礎的，而是以維護君主專(zhuan) 製為(wei) 目的，法治不過是維護君主專(zhuan) 製的工具。“法不阿貴、繩不撓曲”主張的是適用法律的公平，並不包含立法層麵的公平；即便是適用法律上的公平，也是有限的。還應看到，與(yu)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執法理念不同，法家主張“刑無等級”“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雖然法家思想主張的“刑無等級”具有一定積極意義(yi) ，但把法治推向嚴(yan) 刑峻法，排斥禮治、反對德治，其消極意義(yi) 也是明顯的。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men) 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曆史經驗、牢記曆史教訓、牢記曆史警示，為(wei)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全麵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堅強保證。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不僅(jin) 包含豐(feng) 富的道德資源，而且包含豐(feng) 富的製度和法製思想，是涵養(yang) 製度意識、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既體(ti) 現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對於(yu) 國家和社會(hui) 治理的基礎意義(yi) ，又強調執法者個(ge) 人素質的重要性。傳(chuan) 承和弘揚“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傳(chuan) 統法治精神，需要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把法治精神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全過程，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濃厚社會(hui) 氛圍。應當認識到，如果一些掌握權力的人法治意識淡薄，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就會(hui) 使法律的權威受到損害，出現法治不彰現象。“關(guan) 鍵少數”在全麵推進依法治國方麵肩負著重要責任，必須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麵對誘惑和幹擾，須秉持對法紀的敬畏之心，築牢思想防線、堅守廉政底線、不越法紀紅線，真正做到心中高懸法紀明鏡、手中緊握法紀戒尺、知曉為(wei) 官做事尺度。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從(cong) 傳(chuan) 統書(shu) 院製度中汲取文化滋養(yang)

鄧洪波

2020年9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考察調研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時，鼓勵青年學子不負時代重托，不負青春韶華，為(wei) 實現第二個(ge) 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奉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書(shu) 院製度是我國傳(chuan) 統教育發展的產(chan) 物，對我國教育、學術和文化事業(ye) 的發展以及中華文明的傳(chuan) 承和延續作出了重要貢獻。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教育發展道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ti) 係，需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對書(shu) 院製度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書(shu) 院是讀書(shu) 人圍繞書(shu) 籍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yu) 傳(chuan) 播的文化教育組織。書(shu) 院的誕生既得益於(yu) 以造紙術、印刷術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又與(yu) 唐宋科舉(ju) 社會(hui) 形成後興(xing) 文重教的社會(hui) 風氣密不可分。經過千餘(yu) 年的發展，書(shu) 院在清代幾乎遍布全國，形成多種類型和等級的書(shu) 院，以滿足各社會(hui) 群體(ti) 的多層次文化教育需求。書(shu) 院製度具有公平性、開放性和公益性等特征。

書(shu) 院製度推崇“成人”理念，強調人格教育的重要性。“成人”理念源於(yu) 孔子，他認為(wei) “成人”應該具備智慧、德性、意誌、才藝等多方麵素質，其中德性最為(wei) 重要。書(shu) 院成為(wei) 這一教育理念的重要載體(ti) 。在《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中，朱熹認為(wei) ，教人為(wei) 學在於(yu) 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為(wei) 學方法則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生在學習(xi) 文化知識以外，從(cong) 修身、處世、接物等方麵進行道德的體(ti) 悟與(yu) 踐行。《禮記·學記》提出藏修息遊的學習(xi) 方式，強調學習(xi) 與(yu) 息遊結合，有張有弛。一些書(shu) 院選址在風景秀麗(li) 的名山大川，既有正課學習(xi) ，又有課外活動與(yu) 自習(xi) ，讓學生感受求知的樂(le) 趣。可見，書(shu) 院的道德教育並非單向的說教、灌輸，而是重在引導學生自我體(ti) 悟、躬行實踐，讓他們(men) 在學習(xi) 、起居、行止中接受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式的道德教育。這對於(yu) 新時代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構建德智體(ti) 美勞全麵培養(yang) 的教育體(ti) 係，培養(yang) 更多德智體(ti) 美勞全麵發展的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者和接班人，具有啟發意義(yi) 。

書(shu) 院倡導“傳(chuan) 道濟民”的教育宗旨，注重培養(yang) 學生的家國情懷。傳(chuan) 道濟民，即通過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道”促進愛民利民，強調愛國愛家、關(guan) 心時事、尊重文化、學以致用、以民為(wei) 本。我國曆史上很多忠貞義(yi) 士受過書(shu) 院教育熏陶。民族英雄文天祥早年在江西白鷺洲書(shu) 院跟隨名儒歐陽守道求“有益於(yu) 世用”之學，這對其一生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受張栻“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道而濟斯民也”教育宗旨的影響，當南宋朝廷麵臨(lin) 嚴(yan) 重政治危機之時，嶽麓書(shu) 院師生心係家國，積極投身於(yu) 經世濟民的活動中。書(shu) 院製度所蘊含的“經世濟民”的價(jia) 值取向和精神內(nei) 涵，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內(nei) 容。深入挖掘其時代價(jia) 值，有助於(yu) 我們(men) 從(cong) 中汲取營養(yang) 和智慧，承繼文化基因，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yan) 感、榮譽感，讓愛國主義(yi) 精神牢牢紮根。

書(shu) 院製度具有包容性，為(wei) 學術創新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空間。書(shu) 院山長多為(wei) 名師大儒，倡導合乎傳(chuan) 統人文教育理念的教學方法與(yu) 教育製度。書(shu) 院的會(hui) 講製度為(wei) 不同學派提供交流的平台，學術大師可自主到各書(shu) 院講學，如朱熹、張栻在嶽麓書(shu) 院的“朱張會(hui) 講”，朱熹、陸九淵在鵝湖書(shu) 院的“鵝湖之會(hui) ”，在爭(zheng) 論辯難中將學術發展推向新的高度。因此，一些書(shu) 院成為(wei) 新興(xing) 學術思潮的大本營。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等學派的發展，都離不開書(shu) 院製度的創新學風和寬鬆環境。這可以為(wei) 當今的學術研究和創新提供有益啟示。文化包容是中國書(shu) 院製度走向世界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從(cong) 明代開始，書(shu) 院製度移植到朝鮮、日本、越南、馬來西亞(ya) 、新加坡乃至歐美，成為(wei) 當地了解、接受中華文化的窗口，並融入當地的文化傳(chuan) 統，有的至今仍在發揮作用，有力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這對於(yu) 構建更加開放的國際人才交流合作機製、進一步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具有一定參考意義(yi) 。

（作者為(wei)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弘揚傳(chuan) 統禮樂(le) 教化精神

吳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內(nei) 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中的優(you) 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並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cong) 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麵，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ti) 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feng) 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er) 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hui) 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hui) 利益和社會(hui) 關(guan) 係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古代，禮樂(le) 教化被用來維係國家統治、社會(hui) 治理和人際關(guan) 係，是我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chuan) 》記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的精神集中體(ti) 現在儒家典籍中，能夠為(wei) 當今提供有益啟示。

禮義(yi) 以為(wei) 紀。我國古人把“禮義(yi) ”作為(wei) 國家和社會(hui) 治理的原則與(yu) 規範，其根源性意義(yi) 在於(yu) 體(ti) 察天地，效法四時運行，順應社情民意。古人認為(wei) ，禮樂(le) 不是隨意形成的，而是以天地為(wei) 法則摸索出來的。在古代堪稱國家大典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所表達的敬畏之情，不僅(jin) 體(ti) 現出強烈的追本溯源意識，而且蘊含著對天地節而四時成的期待，天人和諧觀念在其中融為(wei) 一體(ti) 。禮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製定的規範，大至國家典製，小到個(ge) 人行為(wei) 準則，均可稱之為(wei) 禮。在我國古代，禮的表現形式雖然不斷變化，但禮的精神曆久彌新，可以促進其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

禮俗良性互動。禮製既需要“達天道”，又需要“順人情”。北宋程頤提出，禮出於(yu) “民之情”“民之俗”，即社會(hui) 中大量禮俗往往不是刻意設計的，而是人們(men) 在生產(chan) 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雖然百姓日用而不覺，但施行起來十分有效。風俗一旦上升為(wei) 典章製度和道德準則，就具有規範化的功能和強製性的力量。禮屬於(yu) 規章製度，具有係統性、導向性和穩定性；風俗屬於(yu) 生活行為(wei) ，富有多樣性、易變性和自發性。為(wei) 此，應當對風俗進行教化和整合。在我國古代社會(hui) ，禮中有俗、俗中有禮，寓禮於(yu) 俗、以禮節俗。這種禮俗之間的良性互動，使禮具有比較堅實的群眾(zhong) 基礎和較高社會(hui) 認同度。這啟示我們(men) ，在社會(hui) 治理尤其是基層治理的實踐中，應注重將行之有效的鄉(xiang) 規民約及時上升到製度規範層麵。

禮時為(wei) 大。《禮記》雲(yun) ：“禮，時為(wei) 大”。這是說，時代在不斷變化，民眾(zhong) 需求在不斷變化，禮製也應當適時因革損益。“禮義(yi) ”的製度，需要根據具體(ti) 形勢和條件去創製和調整，人們(men) 在製度創新方麵具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比如，南宋朱熹將貴族化的《儀(yi) 禮》時代化、簡便化，使之成為(wei) 平民化的《家禮》，不僅(jin) 對宋代以來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影響深遠，而且對日本、韓國等產(chan) 生了不小影響。當前，我國一些地方結合實際，發掘傳(chuan) 統禮儀(yi) 的時代內(nei) 涵，開展“開筆禮”“成人禮”“中華傳(chuan) 統婚禮”等民俗禮儀(yi) 活動，受到廣大民眾(zhong) 的歡迎，其經驗值得總結。

（作者為(wei)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