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特質的傳(chuan) 統文化基因

作者：劉餘(yu) 莉（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三月初一日庚寅

          耶穌2021年4月12日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其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shu) 中敏銳地指出：“認為(wei) 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ti) 現在經濟方麵，實在有些過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hui) 產(chan) 生無比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中國製度和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所以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探究中國治理的特質和優(you) 勢。在中國製度形成的過程中，有很多因素都發揮了作用，其中重要的當屬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chuan) 承。因此，要讀懂中國製度，離不開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確認識。

“誌於(yu) 道”“一體(ti) 之仁”與(yu) 西方“二元對立”具有方法論上的差別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所以優(you) 秀，是因為(wei) 它是“誌於(yu) 道”的文化，追尋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中國古人認為(wei) ：“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即任何人通過學道都可以成聖成賢（“全知”）。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隻有一個(ge) 。因此，用西方求知識的方法理解中國古聖先賢的智慧，在方法論上就已存在相當的困難。

方法論的不同也導致了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二元對立”為(wei) 主要特征：主觀與(yu) 客觀、主體(ti) 與(yu) 客體(ti) 、自我與(yu) 他人、人與(yu) 自然界，等等。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滲透到方方麵麵，於(yu) 是父子、夫婦、老板與(yu) 員工乃至兄弟、朋友、企業(ye) 、國家之間都成為(wei) 彼此對立的關(guan) 係。所謂的競爭(zheng) 、博弈論、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論，都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中產(chan) 生的。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來審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義(yi) 婦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協和萬(wan) 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會(hui) 導致誤讀與(yu) 誤判。例如，因為(wei) 不理解父子一體(ti) ，而批判中國人的孝道是愚孝；因為(wei) 不理解君臣一體(ti) 、君民一體(ti) ，而批評中國人講忠君是沒有人權；因為(wei) 不理解夫婦一體(ti) ，而誤解中國人強調女德是忽視女權。

中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世界觀，在這種“一體(ti) 之仁”的觀念之下，父與(yu) 子、夫與(yu) 婦，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ti) 的關(guan) 係，因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種整體(ti) 的思維方式下，中國雖然經曆了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與(yu) 人、人與(yu) 自然、人與(yu) 社會(hui) 乃至國與(yu) 國之間的和諧相處，從(cong) 而使得中華文明作為(wei) 曆史上唯一一個(ge) 沒有中斷的文明得以延續。這種世界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製度的方方麵麵，具體(ti) 體(ti) 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觀念和製度設計之中。這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chuan) 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yang) 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餘(yu) 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yi) 追求，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yu) 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qin) 仁善鄰、協和萬(wan) 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wei) 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如今，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具有一脈相承的曆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這說明，任何一個(ge) 國家的製度和治理體(ti) 係皆非憑空出現，一定有其曆史文化的淵源。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要了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了解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浸透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因。”

“不忍欺”的治理境界與(yu)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曆史上中國之治達到的最高境界是“不忍欺”。《史記·滑稽列傳(chuan) 》記載，曆史上曾出現過三種治理境界：春秋時子產(chan) 治理鄭國，嚴(yan) 密的法律和監督機製使人民不能做惡，達到了為(wei) 政“不能欺”的境界；戰國時西門豹治理鄴縣，通過設置嚴(yan) 厲的法律製度，使人民不敢做惡，達到了為(wei) 政的“不敢欺”境界；春秋時孔子的弟子宓子賤治理單父，將孔子所倡導的仁義(yi) 忠恕與(yu) 治理之道相結合，使人民不忍心違法亂(luan) 紀，達到了為(wei) 政的“不忍欺”境界。與(yu) 西門豹的“不敢欺”、子產(chan) 的“不能欺”相比，子賤的“不忍欺”顯然更勝一籌，是更高層次的治理境界。

那麽(me) ，如何才能達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呢？《群書(shu) 治要·傅子》中講：“明君必順善製而後致治，非善製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這說明，實現善治必須具備兩(liang) 個(ge) 條件：善製（完善的製度）和良佐（德才兼備的領導人才）。善製是實現善治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當代西方著名倫(lun) 理學家麥金泰爾也指出，無論道德原則設計得多麽(me) 具體(ti) 和完美，如果人們(men) 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hui) 起作用。換言之，公正的製度必須得有正義(yi) 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而即使公正的製度設計出來了，也必須有正義(yi) 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可見，德才兼備的聖賢君子為(wei) 實現善治所必需。要實現善治，就必須保證“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正因為(wei) 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為(wei) 實現善治所必需，所以中國古代的製度完善也是圍繞著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一核心而展開。在各種製度建設中，特別重視人才選拔機製以及與(yu) 此相關(guan) 的考試製度、教育製度，並在人才選拔中秉持“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予”的準則，使官吏的選舉(ju) 、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製度確保將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到領導職位上。

政治與(yu) 教育合一的倫(lun) 理文化與(yu) 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同

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不會(hui) 憑空出現，必須通過教育來培養(yang) 。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教會(hui) 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人的道德品質依靠教會(hui) 培養(yang) ，領導者也不例外。從(cong) 曆史上看，在西方國家的治理體(ti) 係中，在注重公平正義(yi) 的製度設計的同時，對領導者的道德教育也並未忽視。

與(yu) 西方的宗教文化傳(chuan) 統不同，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倫(lun) 理道德教育的倫(lun) 理文化。如果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傳(chuan) 統中，宗教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政治與(yu) 道德教育相分離是其基本特征，那麽(me) 中華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文化，則以政治與(yu) 道德教育合一為(wei) 基本特征，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內(nei) 涵。在這種政治體(ti) 係中，道德教育由國家來負責，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hui) 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中華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

通過學校教育進行道德教育，是中國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的君王，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wei) 治國要務，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地方學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堅持以孝道為(wei) 本、文化為(wei) 要、身教為(wei) 先的原則，通過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術為(wei) 內(nei) 容的教育，把人培養(yang) 為(wei) 文質彬彬的君子、聖賢，即德智體(ti) 美勞全麵發展的人。在整個(ge) 學校教育體(ti) 係中，特別重視對官員的品德教育。不僅(jin) 如此，良好的禮樂(le) 教化，還可以“絕惡於(yu) 未萌”“起敬於(yu) 微渺”，甚至還可以達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使人不僅(jin) 不敢作惡、不能作惡，也恥於(yu) 作惡，不想、不願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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