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平 著《義(yi) 理·考據·辭章：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綜合研究》出版暨自序

書(shu) 名：《義(yi) 理·考據·辭章：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綜合研究》

作者：高華平

出版社：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

【作者簡介】

作者高華平，1962年生，文學碩士，哲學博士，1990年到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所和文學院工作、並曾進修中國曆史文獻學博士課程，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2017年起調任暨南大學，現任暨南大學二級教授、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兼任暨南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共承擔國家和教育部重大、重點和一般項目共6項，曾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an) 》《文獻》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40多篇，出版學術著作30部（其中《老子評傳(chuan) 簡明讀本》翻譯為(wei) 英、日文在國內(nei) 外出版發行，《先秦諸子與(yu) 楚國諸子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並入選“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持撰寫(xie) “全本全注全譯”本《韓非子》入選國家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hui) 首批推薦的“中化文化經典整理及版本”），成果獲多項省部級獎勵，現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先秦諸子綜合研究”首席專(zhuan) 家。

【《義(yi) 理·考據·辭章：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綜合研究》自序】

中國的傳(chuan) 統學術有一個(ge) 基本特點，就是它並沒有現代學術中普遍存在的學科劃分。它既沒有與(yu) 自然科學和社會(hui) 科學相對的“人文學”概念，更沒有今天“人文學”下的哲學、曆史學和文學等學科的劃分。中國最早的學術分科，應該是為(wei) 了教學而形成的“六藝”（“大六藝”：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小六藝”：《詩》《書(shu) 》《易》《禮》《樂(le) 》《春秋》）。春秋戰國之際，孔門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論語·先進》）四科之分，墨家有“談辯者”“說書(shu) 者”“從(cong) 事者”之別（《墨子·耕柱》）。至漢代，學者因劉《略》班《誌》的圖書(shu) “六略”之分而論學術；魏晉以往，則多主經、史、子、集“四部”。直到清代，以“四部”該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仍為(wei) 通例。但就人文學科而言，則又或以義(yi) 理、考據、文章三目概之。

近代以來，“中學”與(yu) “西學”、自然科學與(yu) 人文學科既從(cong) 此劃界；而在人文學科內(nei) 部，則又有文學、曆史、哲學、政治、倫(lun) 理等更細的學科的劃分。這無疑給中國學術帶來了巨大的衝(chong) 擊。延至今日，分工日細，中國的文、史、哲各科，皆既有依時段而劃分的先秦、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朝之“學”，又依各學科關(guan) 係而形成的各種原理之“學”，還有以專(zhuan) 書(shu) 專(zhuan) 人而命名的各種專(zhuan) 門之“學”，如“老學”“孔學”“莊學”“龍學”“紅學”等等。分而又分，細之又細，窮年累月，“巧曆不能止”。

近代以來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應該說發生了曆史性的飛躍，現代中國“人文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的學科體(ti) 係已經基本建立、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不能否定的。但由於(yu) 今天的中國和人類社會(hui) 都正處於(yu) 深刻的曆史變革之中，經濟的飛速發展、科技的日新月異及由此而帶來的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和價(jia) 值觀念的變化，還有人文學科自身的缺失，都給其發展帶來了嚴(yan) 重的困境和挑戰。

經濟的飛速發展、科技的日新月異，給傳(chuan) 統的以文、史、哲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人文學”的發展帶來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它既造成了傳(chuan) 統“人文學”的日益邊緣化，也帶來了對傳(chuan) 統“人文學”及其成果的有效性和社會(hui) 價(jia) 值的不斷質疑。

但更大的危機可能來自“人文學”本身。當前中國“人文學”自身的困境，主要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由於(yu) 人文學科的的細分，在文、史、哲劃分之後，又有按時段、地域、流派等的劃分，以及由這些學科交叉而組成的新的學科領域，這樣雖然帶來了“人文學”研究的深入、深刻和專(zhuan) 精；但這種分科過細的研究也給“人文學”中的文、史、哲各學科發展造成明顯的局限、甚至阻滯。

其表現之一，是這種研究使我們(men) 在某一領域的研究很容易達到某種極限或“瓶頸”。《莊子·天下篇》記當時“辯者”的辯題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wan) 世不竭。”所謂“萬(wan) 世不竭”，雖然從(cong) 理論上來說是可能的，但實際上由於(yu) 受人的觀測手段和實驗工具的限製，這又是不可能的，必然會(hui) 使我們(men) 在某一領域的研究很快會(hui) 達到某種極限或遇到“瓶頸”。

其表現之二，是它使我們(men) 傳(chuan) 統“人文學”中的文、史、哲各學科研究越來越越像機械和技術的工作，失去了傳(chuan) 統學術所孕含的人文價(jia) 值。例如，在當今的古漢語、古文字學研究，如果研究“漢字文化學”會(hui) 成為(wei) 另類，它隻要“認字”，最好是通過計算機進行“圖像識別”，傳(chuan) 統的“由字通其詞，由詞通其道”學術道路基本被棄置不顧。又如文獻學，現在似已變成了追求電子文獻檢索的工具，與(yu) 章學誠所提倡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距離越來越遠。

同時，對中國傳(chuan) 統“人文學”的這種精細化的分科，還極大地破壞了傳(chuan) 統“人文學”具有的學科標準、學術規範與(yu) 學術生態。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由“小學”通“經學”，再由“經學”通“史學”的治學路徑，幾乎再也無人提及，各學科的規範和準則蕩然無存，故出現了數百、乃至數千人雲(yun) 集的所謂學術大會(hui) ，各種文、史、哲經典被隨意解讀，“宏論”駭人聽聞。

在當前中國的學術語境下，該如何進行傳(chuan) 統“人文學”中的文、史、哲研究呢？我認為(wei) ，學習(xi) 和借鑒西方在內(nei) 的各種學術經驗固然是必要的；但由於(yu) 中國“人文學”中的大部分內(nei) 容多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範圍，所以學習(xi) 、借鑒和回歸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方法，就顯得特別需要。

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方法的回歸，大致體(ti) 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

一是認識學術與(yu) 文化的界限。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是明確區別於(yu) 一般的文化、特別是大眾(zhong) 文化的，它的目標是要完成傳(chuan) 之久遠的“名山事業(ye) ”，屬於(yu) 所謂“大傳(chuan) 統”或“精英文化”。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所從(cong) 事的“人文學”是“學”或“學術”，而不是一般的人文活動或一般的文化（普及）工作，更不是所謂的文化傳(chuan) 播。“學術”可以是廣義(yi) 的“文化”的一部分，但卻是其中的特殊部分，它是專(zhuan) 門的學問。因此，我們(men) 所說的文學、曆史和哲學，它與(yu) 一般的所謂文學創作、史書(shu) 編撰或哲學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它真正科學的名稱應該是“文學學”、“曆史學”、“哲學學”等等，它們(men) 是研究文學、曆史和哲學的專(zhuan) 門學問。這種劃分，一是可以明確“人文學”自身的科學性，增強其人文實證主義(yi) 的成份；二是可增強人文學學習(xi) 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真正做到循序漸進，有章可循。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其實是不缺少科學的傳(chuan) 統的，先秦名家或“名辯家”的“白馬非馬”、“堅白石”之論，既是純粹的邏輯概念辨析，梁啟超等又曾以乾嘉考據學的“無征不信”和嚴(yan) 密的邏輯之歸納與(yu) 推演為(wei) 真正的科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講，回歸這種傳(chuan) 統既可以建立起中國的形而上學和人文實證主義(yi) ；同時，各種“非學術”的無意義(yi) 的爭(zheng) 論也將會(hui) 在“學術”領域內(nei) 極大地減少、甚至消歇。

二是明確中國“人文學”的基本特點和方法。

中國現在的“人文學”雖然已被劃分為(wei) 文學、史學和哲學等不同學科，但在古代卻是沒有這種界限的。中國古代的一個(ge) 學者，可能既是文學學者、曆史學者，又是哲學學者，在麵對一本經典(如“六經”之一)展開研究之時，他不會(hui) 說我隻是要研究中間的文學價(jia) 值、曆史真實或哲學思想的某一方麵，而必是一種雖有側(ce) 重的綜合研究。這樣，可使我們(men) 的人文學研究成果，既有文學的情懷和價(jia) 值理想，又不失曆史實證的嚴(yan) 謹——可使我們(men) 的人文學不至於(yu) 因現代學科的精細劃分而日益“碎片化”；同時，因古人的人文學研習(xi) 存在由“小學”入“經學”和“史學”的循序漸進的研習(xi) 程序，這樣就可以有章可循，可以真正做到由“專(zhuan) ”而“通”。

三是實現實現義(yi) 理、考據、文章的結合，達到事、情、理的統一。

中國傳(chuan) 統的“人文學”因為(wei) 不強行做現代文、史、哲等學科的劃分，故既不會(hui) 使義(yi) 理、考據和文章殊途，也不會(hui) 造成事、情、理的分離與(yu) 緊張。古人研究曆史和哲學時，從(cong) 來不缺少詩的情懷，故有大量詩（文）、史、哲研究相結合的“詠史詩”、“哲理詩”傳(chuan) 世。曆史學和哲學的研究亦然。韓愈、歐陽修、朱熹、王夫之等人可謂登峰造極。近代陳寅恪亦有“解釋一個(ge) 字，可作一部文化史”之說。回歸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方法以治現代中國的文、史、哲等“人文學”，既可以實現義(yi) 理、考據、文章在現時代語境下新的融合，也可以在保持事、情、理之間必要張力的同時，實現三者新的和諧與(yu) 統一。

回顧我本人的學習(xi) 和學術研究的經曆，所謂“向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方法回歸”，走文、史、哲等“人文學”綜合的治學之路，可以說經曆了一個(ge) 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我的研究生以前的學曆，雖然是以學習(xi) 中國語言文學為(wei) 主，但實際上似乎更像是有點不知道方向的“亂(luan) 讀書(shu) ”。在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習(xi) 階段，始聞程千帆先生開辟的“文學批評與(yu) 考據學相結合”的詩學；得周勳初先生等誨以王國維、陳寅恪等前輩大師“通人之學”的治學方法，然後略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本無所謂文、史、哲之畛域，義(yi) 理、考據、文章相結合實為(wei) 治中國文史學術之通途。碩士畢業(ye) 後至武漢工作，先在華中師範大學著名曆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麾下研習(xi) 中國曆史文獻之學，後又至武漢大學詩人哲學史家蕭萐父先生門下研習(xi) 中國古典哲學，益知所謂“由小學入經學而後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而後史學可信”和所謂“文、史、哲不分家”之義(yi) 。由於(yu) 受此種學術環境的熏染，本人亦日漸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之特點和方法萌生出些許的自覺，遂有向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固有方法回歸、以治中國學術之意。

以中國傳(chuan) 統的方法研究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我的具體(ti) 方法，就是走以文獻學為(wei) 基礎的文、史、哲綜合研究之路。在從(cong) 事任何一項研究的時候，我一般都不會(hui) 局限於(yu) 從(cong) 文、史、哲的某一個(ge) 領域展開研究，而是會(hui) 先考慮這項研究中包含了哪些文學、史學或哲學的問題；前人主要是從(cong) 文、史、哲中的一個(ge) 學科來研究這一問題的。如果前人已主要從(cong) 某一學科來研究這一問題，那麽(me) 我除了進一步思考從(cong) 該學科繼續研究這一問題的可能性之外，會(hui) 更多地嚐試從(cong) 其它相鄰學科或多學科綜合的途徑展開探索，力求借助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史、哲綜合的特點，從(cong) 學科的交叉和邊緣處尋找突破點。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和目錄、版本、校勘等文獻學的知識，到中國傳(chuan) 統的“經學”和“史學”等科目，隻要對這個(ge) 問題的解決(jue) 能帶來實質性的幫助，都是我所必須借鑒和采用的方法。例如，中國古代《詩經》四言詩體(ti) 的研究，我既不會(hui) 囿於(yu) 傳(chuan) 統的“經學”，也不會(hui) 局限於(yu) 現代文體(ti) 學的觀點去進行探討，而是考慮因中國早期詩歌具體(ti) “合樂(le) ”的特點而從(cong) 音樂(le) 的角度進行考察；因中國古文字（先秦“古文”）具有很強的表意功能、而從(cong) 出土文獻中“詩”“歌”等文字的形義(yi) 來印證當時詩體(ti) 的特點；到魏晉隋唐之際，我則會(hui) 結合當時主要的哲學社會(hui) 思潮（玄學、佛學等）進行更廣泛的考察。又如，對先秦“小說”和“小說家”的研究，我並不沿襲目前學術界或以“小說”和“小說家”為(wei) 文學問題的老路來進行研究，而是將其放在中國早期經典形成過程中的“經”“傳(chuan) ”（“說”）關(guan) 係的角度，對先秦的“小說”和“小說家”進行文、史、哲的綜合研究（包括借助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方法對“傳(chuan) ”“說”“知”概念或字詞的解析）等。對於(yu) 先秦“道”“仁”“義(yi) ”“賢”“美”哲學概念的辨析，我不會(hui) 局限於(yu) 現代哲學對概念的邏輯分析，而是會(hui) 繼承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由字通其詞，由詞通其道”的思路，力求從(cong) 古文字（包括出土的文字材料）的演變中，對中國早期哲學觀念進行實證性的研究，以期為(wei) 中國哲學概念範疇的研究找到新的突破；而如果這個(ge) 哲學問題涉及文藝審美或曆史事實的辨析，我會(hui) 毫不猶豫地采用文學和曆史的方法展開研究的，例如在對魏晉山水美意識的演變與(yu) 當時哲學思想關(guan) 係的討論時就是如此。

對於(yu) 曆史的研究，我甚至執拗地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被人譏諷為(wei) “豆釘瑣屑”的考據之學，那應該才是我國史學的正途。在具體(ti) 的曆史研究中，應該是不分哪些是專(zhuan) 門的文學史、哲學史或政治史、經濟史研究的。因為(wei) 說到底，任何曆史研究都是對曆史存在著的人的研究；而在我們(men) 生活的這個(ge) 世界上，從(cong) 來都隻有具體(ti) 的人，沒有抽象的或純粹的“文學人”、“哲學人”或政治學、經濟學的人。所以你的曆史研究，也應該是以問題為(wei) 中心的對具體(ti) 曆史人物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還必須是以對曆史事實和曆史人物的考證為(wei) 基礎和前提的。因此，我在從(cong) 事文、史、哲的任何研究時，都是從(cong) 以文獻學為(wei) 基礎的曆史考據為(wei) 出發點的，然後才是對其進行文學的、哲學的、政治思想等領域的邏輯分析和理論探討。隻不過由於(yu) 我平時的興(xing) 趣於(yu) 文學、哲學思想為(wei) 多，故我為(wei) 數不多的考據文章中，對與(yu) 文學和哲學相關(guan) 的人物和事件的考據為(wei) 多，例如我對墨子生卒年的重新考證，對吳起、環淵、詹何、段業(ye) 其人其事的考辨，對何晏、謝靈運著作的考辨。

到底應該以哪種方法研究以文、史、哲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中國“人文學”，這恐怕並沒有一個(ge) 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我不過以自己的體(ti) 會(hui) ，嚐試“向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方法回歸”。我堅信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方法應該是最契合中國“人文學”研究對象的方法；並且我也堅信，自己以這種方法研究，的確解決(jue) 了屬於(yu) 中國“人文學”的文、史、哲各學科領域某些長期懸而不決(jue) 的疑案，推進了相關(guan) 研究的發展（我之所言是否屬實，原文俱在，有疑者可以覆核）。

這本論文集共收論文21篇，其中文學、曆史和哲學的論文各7篇。論文收入時於(yu) 文末注明了該文最初發表的刊物和時間，並對個(ge) 別改動做了說明，但對於(yu) 論文轉載和收錄（包括收入論文集）的情況則一律未加說明。

學術慧命，薪火相傳(chuan) 。為(wei) 了我們(men) 民族的傳(chuan) 統學術和文化的發展繁榮、發揚光大，不論我們(men) 能力的大小，每個(ge) 人都應當盡自己應盡的使命和義(yi) 務。

二0一九年十一月

於(yu) 暨南大學

【目錄】

一、 文學之思

（一）古樂(le) 的沉浮與(yu) 詩體(ti) 的變遷——四言詩的音樂(le) 文學屬性及興(xing) 衰探源

（二）先秦詩歌的基本特點及演進曆程——結合楚簡文字的探討

（三）玄學清談與(yu) 魏晉四言詩的複興(xing)

（四）先秦的“小說家”與(yu) 楚國的小說

（五）佛理嬗變與(yu) 文風趨新

（六）“四聲之目”的發明時間及創始人再議

（七）讚體(ti) 的演變及其所受佛教影響探討

二、曆史考據

（一）墨子生卒年新考

（二）吳起守西河事跡考

（三）《環淵新考——兼論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及該墓墓主的身份》

（四）先秦名家及名辯思潮考

（五）何晏著述考

 （六）謝靈運的佛教著述考

 （七）北涼王段業(ye) 事跡考述

三、哲學智慧

（一）論中西教育哲學思想及其現代轉換

（二）“心無義(yi) ”與(yu) “以玄對山水”——論“心無義(yi) ”的形成及其與(yu) 魏晉山水美意識的關(guan) 係

（三）郭店楚簡的“道”與(yu) “”

（四）性、情論——由新出楚簡中“性”“情”二字形義(yi) 引發的思考

（五）美與(yu) 醜(chou) 的辯證法——兼論出土文獻中“美”、“好”二字的幾個(ge) 特殊形體(ti)

（六) 試析莊子對先秦諸子的學術批評

（七）陰陽“八卦”的演變及陰陽家與(yu) 《周易》的關(guan) 係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