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典籍裏的中國·尚書(shu) 》“找茬”

作者：陳民鎮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二月十二日辛未

          耶穌2021年3月24日

甲骨文中的“冊(ce) ”

甲骨文中的動物字形

甲骨文中舊釋為(wei) “典”的字

西周金文中的“典”字

何尊銘文所見“宅茲(zi) 中國”

春節期間，一檔叫《典籍裏的中國》的節目在央視開播，引發觀眾(zhong) 熱議。節目希望通過全新演繹，展開古今對話，“讓書(shu) 寫(xie) 在古籍裏的文字活起來”。第一期的主題，便是“先王之政典”——《尚書(shu) 》。

無獨有偶，本學期我在學校開設了一門名為(wei) “先秦經典選讀”的通識課，最先讀的也是《尚書(shu) 》。我在向同學們(men) 力薦《典籍裏的中國》的同時，也試圖引導大家去“找茬”：依照所了解到的《尚書(shu) 》知識，節目是否有可商榷之處呢？

《尚書(shu) 》素以“佶屈聱牙”著稱，其文辭之繁難、流傳(chuan) 之複雜令人望而生畏。限於(yu) 節目的形式，一些關(guan) 於(yu) 《尚書(shu) 》流傳(chuan) 的基本問題（尤其是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問題）未能充分展開，可能會(hui) 給觀眾(zhong) 帶來誤解，有必要在此交代一二。

一、何謂“典”“冊(ce) ”

節目的開篇征引了《尚書(shu) ·多士》的一句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ce) 有典，殷革夏命。”說的是殷商時期，已經有“冊(ce) ”和“典”了。“冊(ce) ”（又稱“策”）指以竹簡編聯而成的簡冊(ce) ，甲骨文中的“冊(ce) ”字，正是簡冊(ce) 的象形。商代的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都記載了一種叫“作冊(ce) ”的官職，“作冊(ce) ”相當於(yu) 史官，其任務便是在簡冊(ce) 上記錄文字。此外，甲骨文直下書(shu) 寫(xie) 的習(xi) 慣以及直立的動物字形（如“象”“犬”“豕”等動物本該四肢著地），有學者指出是源自竹簡的影響。因此，學界普遍相信，商代除了有甲骨文和金文，同時也有寫(xie) 在竹簡上的文字，而且竹簡應該是更為(wei) 通行、使用更早的書(shu) 寫(xie) 載體(ti) 。

在《典籍裏的中國》中，嘉賓還談到了甲骨文的“典”字，認為(wei) 甲骨文的“典”表現的是雙手（廾）捧著“冊(ce) ”，以示其尊貴；後來“冊(ce) ”下的“廾”演變為(wei) “丌”，這便是小篆“典”字的由來。這一解釋過去廣為(wei) 接受，不過根據謝明文先生的研究，甲骨文中被視作“典”、冊(ce) 下有廾的字，實際上是“冊(ce) ”的異體(ti) ，而非“典”字。真正的“典”字始見於(yu) 西周金文，其上部作冊(ce) ，下部作丌，是小篆“典”字的前身，與(yu) 甲骨文中舊釋為(wei) “典”的字無關(guan) 。

還有一個(ge) 細節，嘉賓談到，古文字“冊(ce) ”的中間部分，是“串聯竹簡的韋條（皮條）”。這一認識源自《史記·孔子世家》所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編”一般被解釋為(wei) 牛皮繩，但這無法在出土實物中得到驗證。目前所見出土的竹簡或木簡，是以絲(si) 線或麻繩編聯的，從(cong) 未見牛皮繩的痕跡。因此，有的學者另辟蹊徑，或認為(wei) “韋編”的“韋”通“經緯”的“緯”，“緯編”也就是橫編；或雖認同“韋”通“緯”，但認為(wei) “緯”是捆紮的意思。

從(cong) 西周的冊(ce) 命銘文看，王的言論是記錄在“冊(ce) ”上的。因此，“有冊(ce) 有典”可謂商周時期政治傳(chuan) 統以及文字記錄傳(chuan) 統的寫(xie) 照。這些記錄是中國現存的最早一批“文章”，也是《尚書(shu) 》的重要來源。

二、《尚書(shu) 》是本什麽(me) 書(shu) ？

節目將《尚書(shu) 》稱為(wei) “史書(shu) 之源”，並借孔子之口說：“《書(shu) 》乃上古之書(shu) ，上古史書(shu) 。”問題來了，《尚書(shu) 》果真是“上古史書(shu) ”麽(me) ？《尚書(shu) 》究竟是本什麽(me) 書(shu) 呢？

對於(yu) 古人而言，《尚書(shu) 》首先是經書(shu) 。今人將“五經”拆分，《詩經》歸文學，《尚書(shu) 》《春秋》歸曆史，《周易》歸哲學，剩下的《禮》則無家可歸。

史學史教材多將曆史記錄上溯至《尚書(shu) 》，文學史教材則將《尚書(shu) 》稱作

“曆史散文”。《尚書(shu) 》被歸入史學，似也無可厚非。本來章學誠就說“六經皆史”，更何況《尚書(shu) 》所反映的，正是虞、夏、商、周四代波瀾壯闊的曆史。

不過，如果將《尚書(shu) 》直接定位為(wei) “史書(shu) ”則不夠準確。《尚書(shu) 》的成分並不單純，不可一概而論，其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諸如“命”“誥”“訓”“誓”的發言稿或記錄稿，其性質是文書(shu) ，尤其是屬於(yu) “周書(shu) ”的一些篇章，基本能保持文書(shu) 的原貌；另一類如《堯典》《金縢》諸篇，屬於(yu) 追記或經過整合的內(nei) 容，已經有史書(shu) 的萌芽，但成篇時代相對較遲。文書(shu) 是《尚書(shu) 》中的主要內(nei) 容，它們(men) 雖然可以成為(wei) 史家治史的素材來源，但我們(men) 並不能將其等同於(yu) 史書(shu) ，正如我們(men) 不能將領導人的演講稿匯編等同於(yu) 史書(shu) 。

將《尚書(shu) 》的主體(ti) 還原為(wei) 文書(shu) ，才能使我們(men) 更好地理解其內(nei) 容與(yu) 曆史背景。這些文書(shu) 原本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men) 與(yu) 禮典相伴隨，活躍於(yu) 具體(ti) 的儀(yi) 式之中。譬如“命”，指的是冊(ce) 命的命辭，西周中晚期的冊(ce) 命銘文往往詳細記錄冊(ce) 命的程序，可以幫助我們(men) 還原“命”的曆史場景。

盡管《尚書(shu) 》並非真正意義(yi) 上的史書(shu) ，但它們(men) 的確為(wei) 中國古代的記史傳(chuan) 統奠定了基礎，而且我們(men) 完全可以結合曆史來讀這些先王政典。《尚書(shu) 》距離我們(men) 太遙遠，語言太古奧；其內(nei) 容多是相對枯燥的布政之辭，缺少敘事和前因後果，可讀性實在不強。因此，隻有將《尚書(shu) 》所記錄的一個(ge) 個(ge) 高光時刻置於(yu) 曆史的坐標軸之中，才能真正讓它活起來。在這方麵，《典籍裏的中國》已有很好的演繹。但竊以為(wei) 節目對《尚書(shu) 》文本的展示並不夠，觀眾(zhong) 可能因此對《尚書(shu) 》的文體(ti) 和語體(ti) 缺乏直觀、總體(ti) 的感受。

三、什麽(me) 是“偽(wei) 古文《尚書(shu) 》”？

《尚書(shu) 》的今古文之爭(zheng) ，是老大難問題。

伏生所傳(chuan) 28篇《尚書(shu) 》，是以漢代的隸書(shu) 記錄的。在戰國時期，隸書(shu) 已經在秦國流行。秦並天下之後，隸書(shu) 更是成為(wei) 通行的文字（小篆的使用場合則相對局限）。漢承秦製，文字也是因襲的秦代隸書(shu) 。與(yu) 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古文”相對，隸書(shu) 在漢代被稱為(wei) “今文”。因此，伏生所傳(chuan) 《尚書(shu) 》又稱“今文《尚書(shu) 》”。

後來，漢景帝的兒(er) 子魯恭王劉餘(yu) 在孔子舊宅的牆壁中發現了一批戰國時期抄寫(xie) 的古書(shu) ，是為(wei) “孔壁中經”。這批古書(shu) 中，便包括今文《尚書(shu) 》之外的16篇佚《書(shu) 》。由於(yu) 是以戰國“古文”抄寫(xie) 的，因此這一版本的《尚書(shu) 》被稱為(wei) “古文《尚書(shu) 》”。

孔壁所出是貨真價(jia) 實的“古文《尚書(shu) 》”，但由於(yu) 長期未被列於(yu) 學官，逐漸失傳(chuan) 。到了東(dong) 晉時期，豫章內(nei) 史梅賾向朝廷獻了58篇，其中除了與(yu) 今文《尚書(shu) 》相合的部分（今文《尚書(shu) 》28篇被拆成33篇），還多出了25篇。

梅賾所獻58篇《尚書(shu) 》，在唐代成為(wei) 官方教科書(shu) 。不過宋代已經有人開始懷疑，梅賾所獻《書(shu) 》中多出的25篇並不可靠。經過明清兩(liang) 代學者的辨偽(wei) ，這25篇已被判為(wei) 偽(wei) 書(shu) 。它們(men) 並非先秦的《尚書(shu) 》，而是魏晉時人所編造，故世稱“晚書(shu) ”或“偽(wei) 古文《尚書(shu) 》”。

因此，偽(wei) 古文《尚書(shu) 》這多出的25篇與(yu) 伏生所傳(chuan) 28篇今文《尚書(shu) 》不可同日而語，二者不宜混同。今文《尚書(shu) 》作為(wei) 傳(chuan) 世《尚書(shu) 》中最可靠的篇章，彌足珍貴，伏生的特殊曆史貢獻正在於(yu) 此。

近年雖然有人試圖為(wei) 偽(wei) 古文《尚書(shu) 》翻案，但隨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清華簡）的麵世，我們(men) 得以近距離閱讀戰國時代的原版“古文《尚書(shu) 》”，從(cong) 而使偽(wei) 古文《尚書(shu) 》進一步得到證偽(wei) 。清華簡作為(wei) 戰國中晚期的竹簡，保存了多篇秦始皇焚書(shu) 之前的《尚書(shu) 》文本，不但提供了我們(men) 了解先秦《尚書(shu) 》文字形態、竹簡形製的原始信息，還呈現了多篇早已失傳(chuan) 的《尚書(shu) 》類文獻。清華簡中有與(yu) 今文《尚書(shu) 》相合的篇目，如《金縢》，清華簡本與(yu) 今文本內(nei) 容近同，可證今文《尚書(shu) 》之可信；清華簡中也有與(y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相對應的篇目，如《鹹有一德》《說命》《冏命》，但清華簡本與(yu) 偽(wei) 古文本的內(nei) 容完全不同，兩(liang) 相對比，偽(wei) 古文《尚書(shu) 》不但語言風格與(yu) 真正的《尚書(shu) 》不同，連時代背景、人物設置都張冠李戴，漏洞百出。

偽(wei) 古文《尚書(shu) 》不可信，原本便是學界主流意見。清華簡的刊布，更是令疑案塵埃落定。然而，《典籍裏的中國》對今文《尚書(shu) 》與(y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區別一字不提，而且似乎是傾(qing) 向於(yu) 認可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主要表現於(yu) ：

其一，在接近尾聲的時候，節目介紹《尚書(shu) 》“現存五十八篇”，這實際上是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版本；

其二，主持人在談及梅賾獻書(shu) 時，雖然也稱這“據說是孔子後人孔安國所傳(chuan) 的古文《尚書(shu) 》”，“據說”表示存疑，但主持人的介紹總體(ti) 來說卻給人以秘笈重現、失而複得之感，而且主持人稱梅賾的版本與(yu) 今文《尚書(shu) 》“許多內(nei) 容基本相同”，也容易導致觀眾(zhong) 的誤解；

其三，在嘉賓介紹《尚書(shu) 》的思想時，強調《尚書(shu) 》是“民本”思想的來源，認為(wei) “民本”最早見於(yu) 《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五子之歌》實際上出自偽(wei) 古文《尚書(shu) 》；

其四，在節目的尾聲，閃現了10則出自《尚書(shu) 》的名句，其中竟有7句出自偽(wei) 古文《尚書(shu) 》，除了出自偽(wei) 古文《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有出自偽(wei) 古文《周官》的“功崇惟誌，業(ye) 廣惟勤”、出自偽(wei) 古文《大禹謨》的“克勤於(yu) 邦，克儉(jian) 於(yu) 家”“滿招損，謙受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出自偽(wei) 古文《說命中》的“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出自偽(wei) 古文《泰誓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以上處理，容易給人以25篇偽(wei) 古文《尚書(shu) 》與(yu) 今文《尚書(shu) 》一樣可靠的錯覺，未免令人遺憾。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性質在學界早已有基本的共識，即便姑且將其視作有爭(zheng) 議的懸案，也不宜對其內(nei) 容大加宣揚。在今文《尚書(shu) 》中，便已經蘊含著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敬德保民的觀念在今文《尚書(shu) 》中多有體(ti) 現，我們(men) 大可不必舍近求遠，從(cong) 不可靠或者說有爭(zheng) 議的《五子之歌》中尋找例證。

偽(wei) 古文《尚書(shu) 》雖然晚出，但並非全無價(jia) 值。由於(y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是東(dong) 晉時期問世的，因此其中一些內(nei) 容，如“民惟邦本”“辭尚體(ti) 要”“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對魏晉以來的思想史有深遠影響，但我們(men) 尚不能將這些內(nei) 容當作先秦的文化元典來看待。《尚書(shu) 》萌生了中國文化中的許多元觀念，因此，《尚書(shu) 》不但與(yu) 曆史有關(guan) ，還與(yu) 哲學有關(guan) 。當我們(men) 追溯中國文化中某一思想的淵源時，優(you) 先考慮的自然是今文《尚書(shu) 》以及清華簡等可靠文本，偽(wei) 古文《尚書(shu) 》中的內(nei) 容則需要謹慎對待。

四、《禹貢》戲劇細節指瑕

節目的《禹貢》戲劇部分，在細節的處理上也不乏可推敲之處。

如大禹出場之後自稱“我姒禹”，還稱自己的父親(qin) “名喚姒鯀”，這便不符合先秦的稱謂習(xi) 慣。先秦的姓氏，與(yu) 今天不同。先秦姓、氏有別，姓很少，具有穩定性；氏隨著宗族的分化而不斷裂衍，往往與(yu) 封地、先輩諡號、職官等因素有關(guan) 。當時與(yu) 今天所說的姓相近的，是“氏”。大禹是夏後氏，姒姓，可以稱夏禹，但不能稱姒禹。正如姬姓的周公可以稱周公旦，不能稱姬旦；子姓的孔子可以稱孔丘，而不能稱子丘；嬴姓的秦始皇可以稱秦王政或趙政，而不能稱嬴政（“嬴政”這一深入人心的稱謂並不符合實際）。秦漢之後，姓與(yu) 氏混同，不再區分。

《禹貢》的篇幅較長，而且基本上是流水賬的形式，因此節目中演員們(men) 反複吟誦的是開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一句。演員將“隨山”解釋為(wei) “順著山勢行走”。這自然是古書(shu) 中較為(wei) 通行的解釋，但近年發現的銅器銘文和戰國竹簡則提供了新的線索。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銘文稱：“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最近公布的清華簡《四告》（西周的告神之辭）也有類似的表述：“曰古禹降，敷土墮山，劃川浚泉。”從(cong) 這些文獻看，大禹傳(chuan) 說的早期版本皆稱“墮山”。“墮”，毀也。在《國語·周語下》中，“墮山”和“墮高”指毀山塞川，如共工便是“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鯀則延續了共工的行徑。後人有意將大禹的治水方法與(yu) 共工、鯀相區分，才有了鯀隻堵不疏、禹改堵為(wei) 疏的說法。事實上，在早期文獻中，禹也是以“墮山”的方式治水的。《禹貢》的“隨山”本應作“墮山”，“隨”“墮”在古文字中均可以用“隓”表示，秦漢時期“墮”“隨”二字分化。“墮山”被改為(wei) “隨山”，當受到鯀、禹治水方法有別的傳(chuan) 說的影響（參見裘錫圭《豳公盨銘文考釋》，《中國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李守奎《〈國語〉故訓與(yu) 古文字》，《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2期）。

節目借伏生之口，將“茫茫禹跡”的“禹跡”解釋為(wei) “大禹的足跡”。這一解釋不足為(wei) 怪，一些著名學者也有類似的說法。筆者曾結合新出嬭加編鍾銘文指出，古書(shu) 中的“禹跡”“禹績”“禹緒”皆指大禹的功業(ye) ，“跡”“績”“緒”都是功業(ye) 的意思（《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鄭玄箋等舊注已有明確解釋），與(yu) 足跡無關(guan) 。而九州正是大禹功業(ye) 的具體(ti) 表現，故“禹跡”“禹績”“禹緒”又被用來指代九州（參見拙文《嬭加編鍾銘“帥禹之堵”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網站，2019年8月7日）。

還有幾個(ge) 小問題，節目中的大禹反複提到“華夏”，而“華夏”一詞目前最早見於(yu) 《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六年，且“華夏”應該是夏朝之後才出現的概念。此外，嘉賓稱“‘中國’這個(ge) 詞，在文獻中，最早就是出現在《尚書(shu) 》裏”，就傳(chuan) 世文獻而論，《尚書(shu) ·梓材》確實是較早記錄“中國”一詞的篇章。如果再算上出土文獻，西周早期的何尊銘文也已經出現“中國”。

《尚書(shu) 》向來難讀，精通古典者如王國維先生，也曾說自己“於(yu) 《書(shu) 》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尚書(shu) 》文辭古奧，再加上輾轉數千年，文字多有訛誤脫漏。幸賴出土甲骨、金文、簡帛的佐證，使一些蒙塵已久的古義(yi) 重現於(yu) 世人麵前。以上所陳，純屬吹毛求疵。其中不少問題，即便是專(zhuan) 業(ye) 學者亦不能免。節目組用心良苦，瑕不掩瑜，傳(chuan) 播典籍，功莫大焉。在此特向節目組致以由衷的敬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