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進】從(cong) 訓詁學走向解釋學

作者：郭進（西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自西方解釋學被介紹到國內(nei) 以來，就陸續有人提出訓詁學在中國古籍注釋學的基礎上，吸納西方解釋學精神，更新自身，從(cong) 而建立具有現當代意義(yi) 的中國解釋學的可能性。其中，竭力提倡並親(qin) 身探索由包括訓詁學在內(nei) 的傳(chuan) 統經典注釋方法向現代解釋學更新轉化之可能性與(yu) 現實性的代表學者，非湯一介莫屬。早在1998年，湯一介就提出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的疑問，由此開啟了他對中國“解釋學”的探索，並且寫(xie) 了一係列（即通常所說的“五論”）關(guan) 於(yu) 創建中國解釋學的論文。在湯一介看來，中國有解釋經典的方法如訓詁學等，但是並沒有像西方解釋學那樣的學科或學問，所以他有意識地借鑒西方解釋學資源來構建中國的解釋學。當然，對於(yu) 改造訓詁學，賦予其現代解釋學使命和學術精神的設想，既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也麵臨(lin) 著諸多批評和質疑。

質疑：訓詁學與(yu) 西方解釋學根本不同

雖然從(cong) 起源上看，訓詁學與(yu) 解釋學都以理解經典文本意義(yi) 為(wei) 出發點和目的，但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很快就分道揚鑣了。自文藝複興(xing) 時期起，西方解釋學逐漸扭轉了方向，從(cong) “原義(yi) ”說中掙脫出來，形成了以“意義(yi) ”的生長和發展為(wei) 主旨的新解釋傳(chuan) 統。而訓詁學則一直停留在原地，固執於(yu) 曆史傳(chuan) 統的成見。

當西方解釋學處於(yu) 神學解釋學階段時，它與(yu) 訓詁學一樣，僅(jin) 僅(jin) 是一種理解文本的技術，以再現文本原義(yi) 為(wei) 宗旨，並不屬於(yu) 哲學領域。但現代解釋學奠基者施萊爾馬赫對早期的解釋傳(chuan) 統提出了質疑。他在理解《聖經》的過程中發現，僅(jin) 僅(jin) 依靠語法規則是不夠的。由於(yu) 曆史的變遷和不同的民族經曆，人們(men) 對教義(yi) 的理解產(chan) 生了分歧。既然神意是唯一的，那麽(me) 所有不和諧的地方都須加以解釋，使之協調一致。而解釋每每與(yu) 解釋者的經曆、信仰背景等一切屬於(yu) 他主觀心理的東(dong) 西有關(guan) 。鑒於(yu) 此，施萊爾馬赫為(wei) 傳(chuan) 統的解釋學增加了一條心理學規則，承認意義(yi) 的相對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最終會(hui) 因精確的語法分析而與(yu) 原義(yi) 協調一致，卻已經動搖了語法分析和“原義(yi) ”的絕對權威，為(wei) 現代解釋學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施萊爾馬赫的後繼者狄爾泰緊緊抓住他的心理學規則，並以此為(wei) 基礎嚴(yan) 格區分了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突破了“原義(yi) ”說的樊籬，將人們(men) 一直視為(wei) 絕對的“原義(yi) ”徹底相對化。到海德格爾完成理解的本體(ti) 論變革，當代解釋學家更是縱橫捭闔，各顯神通，從(cong) “對話”“遊戲”“間距”等諸方麵闡明了理解中意義(yi) 的生成和發展的主旨。雖然當代解釋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仍是文本語言，但它的視界卻遠遠超出了語言的界限，深入到更為(wei) 廣闊的領域，直指人類的文化與(yu) 傳(chuan) 統，具有一種被升華的形而上學之意義(yi) ，開啟了哲學解釋學之新風。

同解釋學相比，訓詁學缺乏哲學的思辨性和認知功能上的獨立性。訓詁從(cong) 一開始就是經學的附屬品，不在“六藝”之列，甚至在《七略》中也找不到它明確的位置，後來隻能以“小學之屬”的名目附贅在經部。“小學”本為(wei) 語言工具之學、思維技藝之學，但在中國古代並沒有得到獨立的發育和成長。在漢代，小學之書(shu) 僅(jin) 為(wei) “駙經”，並且未能延續先秦哲學的名辯傳(chuan) 統，儒家之外有關(guan) 邏輯思維的許多成果均被湮沒了，“小學”逐漸定格在有限的語文學範圍之內(nei) 。特別是經學大盛後，訓詁對於(yu) 經文語境和語詞的依賴日漸加深，完全喪(sang) 失了其思想性，以至於(yu) 揚雄有“雕蟲小技，壯夫不為(wei) ”的激憤之語。長久依附於(yu) 經學的境況，使訓詁學逐漸工具化、技術化，從(cong) 而日益遠離了思辨的興(xing) 趣和精神的理解。王力認為(wei) ，訓詁學或曰小學始終沒有超出“明古”的範圍，“先秦的字義(yi) ，差不多成為(wei) 小學家唯一的對象，到了現代方言的研究，也不過是為(wei) 上古字義(yi) 找一些證明而已”。陸宗達、王寧則從(cong) 材料與(yu) 歸納的角度表達了對傳(chuan) 統訓詁學的看法：訓詁學多搜集編纂之功，而少歸納概括之力，理論的論述零零散散，原理性的東(dong) 西往往淹沒在材料之中，所用的方法未經科學的證明。總之，傳(chuan) 統訓詁學的種種不足，不僅(jin) 限製了它可能伸達的意義(yi) ，而且阻隔了其容納精神性理解之解釋學方向的可能性，這使訓詁學更新轉化為(wei) 現代普遍意義(yi) 的哲學解釋學變得不可能。

回應：“《詩》無達詁”的哲學解釋學意蘊

按照上述，反對訓詁學能夠實現自身向現代解釋學的創造性轉化的人認為(wei) ，解釋學不僅(jin) 是一套理解的技術規則，它背後還預設了具有本體(ti) 論意義(yi) 的理解觀念，具有鮮明的哲學思辨底色。而訓詁學則始終停留在作為(wei) 語言工具的技藝層麵，缺乏思辨的興(xing) 趣與(yu) 哲學的向度，這使得一切會(hui) 通訓詁學與(yu) 西方解釋學的努力都“被判了死刑”。

以“《詩》無達詁”為(wei) 例，筆者認為(wei) 這種看法不符合中國訓詁傳(chuan) 統的實際。“《詩》無達詁”最早見於(yu)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其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而一以奉人”。《說文》曰“詁，訓故言也。從(cong) 言，古聲”。段玉裁注曰“故言者，舊言也。十口所識前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張揖《雜字》曰“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詩正義(yi) 》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也”；《爾雅·序篇》雲(yun) “《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yu) 今異言也”。可見，前人關(guan) 於(yu) “詁”字的理解較為(wei) 一致，大都以“通古今異言”釋之。然而，盡管“詁”有“古”“故”二義(yi) ，但“故事”“古訓”絕不是“《詩》無達詁”這一解釋學命題的最終目的。從(cong) 《春秋繁露》中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董仲舒對《春秋》的解釋絕不是要恢複已經成為(wei) 過去的“故事”或訓解經文中的“古訓”。西漢初期，儒學要在急劇變動的社會(hui) 中成為(wei) 國家的意識形態並取得獨尊地位，就必須建構一個(ge) 包括天然合理的終極依據、涵蓋一切的理論框架、解釋現象的知識係統以及切合當時實際的政治策略在內(nei) 的龐大體(ti) 係。毫無疑問，這樣一種龐大知識係統要求它的建構者不僅(jin) 要兼融百家學說，而且要在先秦原始儒家的基礎上大膽求“變”。可以說，董仲舒所發起的正是這種“以融求變，以變求存”的學術創構運動。董學的建立也正得益於(yu) 他以儒學為(wei) 主、以百家為(wei) 輔的兼融方針，以及對原始儒家改製更新的變革精神。借用海德格爾的說法，對董仲舒來說，詩即有待解釋的對象，在中國釋經學傳(chuan) 統中屬於(yu) “應手之物”，而若要使這種“過去”流傳(chuan) 下來的“應手之物”成為(wei) “在手之物”，就必須通過“詁”來使其“當前化”。因此，“《詩》無達詁”與(yu) 西方哲學解釋學一樣，都強調文本的開放性與(yu) 動態性、讀者的曆史性與(yu) 主體(ti) 性，重視文本與(yu) 讀者的相互關(guan) 係。

董仲舒提出“《詩》無達詁”說原本就是為(wei) 了漢儒解《詩》時能自由發揮，以維護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可以說，“《詩》無達詁”說在產(chan) 生之時便預設了文本的開放性特點。“《詩》無達詁”說與(yu) 孟子的“以意逆誌”理論正好相反，後者強調解讀文本的關(guan) 鍵是要“迎合”作者之“誌”，文學釋義(yi) 的過程便是探尋作者原意的過程。“詩無達詁”說則否認存在所謂的作者原意，認為(wei) 文學作品具有多義(yi) 性。正是基於(yu) “《詩》無達詁”說對文本的開放性與(yu) 動態性這一特點的高度肯定，這一經典命題才隨著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發展，逐漸超越了僅(jin) 對《詩經》進行訓詁和解釋的狹小範圍，而成為(wei) “詩無達詁”這一更具普適性意義(yi) 的解釋學命題。劉向的“《詩》無通詁”、鍾惺所言“詩為(wei) 活物”、朱熹提出的“詩可以興(xing) ”及王夫之的“詩無達誌”等，都強調了文本的動態性與(yu) 開放性特點，這就為(wei) 讀者在文本釋義(yi) 中偏離作者原意，對作品產(chan) 生多重理解提供了合理性。

“詩無達詁”的釋義(yi) 方法遵循“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的原則，這一原則實則蘊含著讀者的曆史性問題。漢代以後的理論家在闡釋這一釋義(yi) 原則時，將“己意”這一範疇引入其中。歐陽修曾說：“畫之為(wei) 物尤難識，其精粗真偽(wei) ，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欣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王夫之亦雲(yun) “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無論是歐陽修所說的“得者各以其意”，抑或王夫之所說的“讀者各以其情”，都意在表明讀者的曆史性這一特點。讀者自身所處曆史環境定會(hui) 對其審美能力、學識修養(yang) 及思想意識等方麵產(chan) 生影響，而這些方麵又會(hui) 對讀者的釋義(yi) 活動產(chan) 生影響。也就是說，讀者的釋義(yi) 活動帶有讀者曆史性的痕跡，是與(yu) 讀者所處時代的思想意識形態密切相關(guan) 的。讀者的曆史性促進了文本意義(yi) 生成的時代性與(yu) 創新性，是文本能夠跨越曆史長河永葆生機的保障。

綜上，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men) 應著手清理中國訓詁學傳(chuan) 統，對訓詁實踐與(yu) 理論體(ti) 係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解釋，從(cong) 中發覺孕育中國解釋學的契機。

（本文係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e) 務費專(zhuan) 項基金項目“文化自信與(yu) 弘揚少數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問題研究”（2017SZFZ0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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