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學胡毋生師授譜係補證

作者：程蘇東(dong)

來源：《北方論叢(cong) 》2021年第2期

［作者簡介］程蘇東(dong)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副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摘要］《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載《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師承問題向存爭(zheng) 議。由於(yu) 《儒林傳(chuan) 》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記·儒林列傳(chuan) 》的基礎上改筆而成，通過對改筆部分的係統梳理以及《漢書(shu) 》中“自有傳(chuan) ”體(ti) 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應師從(cong) 胡毋生。在此基礎上重新檢視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的撰作動機，可知何休感於(yu) 東(dong) 漢官學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據嚴(yan) 、顏二家所承胡毋生《條例》之學以糾其失，與(yu) 揚雄、桓譚、班固等“不為(wei) 章句”、專(zhuan) 究大義(yi) 的治學風氣以及馬融、鄭玄、盧植等複興(xing) 西漢傳(chuan) 詁舊體(ti) 的解經風氣之間存在重要的呼應。

［關(guan) 鍵詞］《漢書(shu) 》；董仲舒；胡毋生；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學製度研究”（19ZDA025）

《春秋》公羊學自西漢宣帝時期分化出嚴(yan) 彭祖、顏安樂(le) 兩(liang) 家師學體(ti) 係，至東(dong) 漢建武初年又得以並置博士，成為(wei) 一時顯學。至於(yu) 嚴(yan) 、顏二家的師承譜係，自劉宋以來向存爭(zheng) 議。顧永新先生的近作《西漢〈公羊〉學授受源流考》圍繞這一問題係統梳理曆代異說（顧永新《西漢〈公羊〉學授受源流考》,《中國經學》第26輯(2020)，第71-86頁。最近的研究還有宋豔萍《漢代公羊學家考》,《西部史學》2019年第2期，第144頁；宋文以《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弟子遂之者”句所言均為(wei) 董仲舒弟子，對此並未展開討論），重新考定原始文獻，指出嚴(yan) 、顏二學實源出胡毋生而非董仲舒，立論平實謹嚴(yan) ，令人信服。筆者在研究中曾有與(yu) 顧文類似的判斷，因對相關(guan) 學術史未作深入考察，故未敢遽定。近日奉讀顧文，更堅定此想法。由於(yu) 胡毋生、董生的師授譜係不僅(jin) 關(guan) 乎西漢《公羊》學的傳(chuan) 授過程，還涉及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對兩(liang) 漢公羊“先師”的批判及其撰述立場，對董仲舒經學的流傳(chuan) 問題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於(yu) 這一關(guan) 鍵性問題，任何細微的疑惑和佐證都有討論、辨析的必要，故不揣譾陋，再作贅述，以為(wei) 顧文補綴而已。

一、作為(wei) 衍生型文本的《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

關(guan) 於(yu) 西漢中前期《春秋》公羊學師授問題的核心史料是《史記·儒林列傳(chuan) 》：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wei) 博士……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wei) 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wei) 《榖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嚐集比其義(yi) ，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lan) 陵禇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禇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jue) 淮南獄於(yu) 諸侯，擅專(zhuan) 斷不報，以《春秋》之義(yi) 正之，天子皆以為(wei) 是。弟子通者至於(yu) 命大夫、為(wei) 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在此基礎上加以改寫(xie) ：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wei) 景帝博士，與(yu) 董仲舒同業(ye) ，仲舒著書(shu) 稱其德。年老，歸教於(yu) 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wei) 江都相，自有傳(chuan) 。弟子遂之者，蘭(lan) 陵褚大、東(dong) 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wei) 昭帝諫大夫，授東(dong) 海孟卿、魯眭孟。孟為(wei) 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chuan) 。

《漢書(shu) 》的改筆集中體(ti) 現在兩(liang) 部分：一是刪去《史記·儒林列傳(chuan) 》中有關(guan) 董仲舒行事的記述，將其師授信息並入胡毋生傳(chuan) 中；二是在弟子部分，刪去仲舒弟子呂步舒的行事及師授信息，增加有關(guan) 嬴公及其師授譜係的記述。兩(liang) 處改筆帶來的主要爭(zheng) 議在於(yu) ，班固刪去“仲舒弟子”中的“仲舒”二字，同時在其所列弟子中增加嬴公，那麽(me) ，這位唯一“不失師法”的弟子嬴公究竟還是不是董仲舒的弟子呢？顧永新係統梳理了曆代學者的意見，鄭玄《六藝論》、荀悅《漢紀》、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等認為(wei) “弟子”句緊承前文“而董生”句，故褚大等四人應均為(wei) 董生弟子，鄭樵《通誌》、朱彝尊《經義(yi) 考》、蘇輿《春秋董氏學》及今人劉師培、徐複觀、沈文倬等皆持此說。至於(yu) 《後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隋書(shu) ·經籍誌》則以嬴公為(wei) 胡毋生弟子，王應麟《玉海》、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唐晏《兩(liang) 漢三國學案》及趙生群等承其說。在清儒的一係列討論中，齊召南又舉(ju) 出《漢書(shu) 》中睢孟稱“先師董仲舒”之例佐證嬴公師承董生；但顧永新全麵考察了兩(liang) 漢文獻中“先師”的用例，指出其可泛指某經早期經師，與(yu) 師承並無必然關(guan) 聯，故齊氏舉(ju) 證難以成立。顧文另辟蹊徑，從(cong) 地域層麵指出嬴公、眭孟、孟卿均為(wei) 齊魯之士，與(yu) 胡毋生為(wei) 齊魯《春秋》宗師的身份相合，故嬴公當為(wei) 胡毋生弟子。這一論證基本足以說明問題。隻是就《史記》所列董仲舒弟子來看，殷忠籍貫廣川，地屬趙，呂步舒籍貫溫，地亦近趙，褚大籍貫蘭(lan) 陵，則屬齊，可見趙地《春秋》學人固多出董生門下，然齊魯儒生亦間有從(cong) 董仲舒問學者。嬴公雖為(wei) 齊人，仍不能徹底排除其師承董生的可能。

由此看來，關(guan) 於(yu) 嬴公師承的討論仍要回到對《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自身敘述的理解，但誠如顧文所言，班固這段論述本身存在歧義(yi) ，“弟子”句既可近承董生，也可遙接傳(chuan) 主胡毋生，僅(jin) 憑表麵文意實難以判定。不過，如果從(cong) 文本生成的角度來看，《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武帝以前的部分多是基於(yu) 《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改寫(xie) 而成的“衍生型文本”，比對二傳(chuan) ，參照衍生型文本書(shu) 寫(xie) 的一般特點，可以了解《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的編纂體(ti) 例以及班固作為(wei) “鈔者”刪改《史記》的意圖，由此揭示《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文本背後的深層信息，為(wei) 嬴公師承問題的考定提供新的思路。

在討論班固的改筆意圖之前，有必要對《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在載錄弟子時的不同標準略作說明。整體(ti) 而言，《史記》特別關(guan) 注弟子的仕宦成就，如稱魯申生“弟子為(wei) 博士者十餘(yu) 人”，然載錄時則僅(jin) 擇取孔安國、周霸等官至太守、內(nei) 史、中尉的七位長吏，並強調他們(men) “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轅固生部分言“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尚書(shu) 》部分用大量篇幅記載倪寬以通經而為(wei) 廷尉的仕宦經曆，在《禮》《易》《春秋》部分則持續使用“以《禮》為(wei) 淮陽太守”“以《易》至城陽相”“以《易》為(wei) 太子門大夫”“以學至大官”的敘述方式。由此可見，盡管關(guan) 注師學傳(chuan) 承，但仕宦成就同樣是司馬遷選錄儒士的重要標準，顯示出其觀念中經術與(yu) 政治之間的密切關(guan) 聯。基於(yu) 此，司馬遷在《春秋》部分才采用“仲舒弟子遂者”的方式敘述董生弟子的仕宦成就，對於(yu) 《史記》而言，這一敘述有其一貫性。同時，在司馬遷所載弟子中，除了韓嬰弟子賁生、嬰孫韓商、伏生弟子張生和徐生諸弟子任禮官大夫者以傳(chuan) 經而見載以外，其餘(yu) 以仕宦而見載者如內(nei) 史、太守、中尉、禦史大夫、太子門大夫、諸侯相、丞相長史等，祿秩均高於(yu) 二千石，司馬遷也曾明確把“皆以《易》至二千石”作為(wei) 其載錄標準。由此可見，凡高於(yu) 二千石者乃得顯名，否則即統言“至於(yu) 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至於(yu) 命大夫、為(wei) 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既以《史記·儒林列傳(chuan) 》為(wei) 基礎，在記述體(ti) 例上自受其影響，故班固對入傳(chuan) 者的官職亦有所記載，但通讀全傳(chuan) 可知，儒生在經學上的成就及其是否“知名”才是《漢書(shu) 》的主要載錄標準。對於(yu) 別自名家者，無論仕宦高低，班固皆記載其師授譜係；而對於(yu) “知名者”的擇取也並不完全取決(jue) 於(yu) 仕宦，邴丹即以“著清名”而見載。同時，班固特別注重師授譜係的敘述，入傳(chuan) 者無論地位高低，除了傳(chuan) 至莽新時期的弟子以外，多有傳(chuan) 經的貢獻。

由此看來，盡管胡毋生晚年居家教授，理應弟子眾(zhong) 多，但顯宦者似乎唯公孫弘而已，故司馬遷雖以胡毋生為(wei) 齊魯《春秋》學宗師，但對其弟子卻未專(zhuan) 門載錄。同時，嬴公至昭帝時始為(wei) 諫大夫，且秩不過“比八百石”，故無論其在武帝中前期是否顯名，都難以進入《史記》的記載範圍。班固關(guan) 注師承譜係，作為(wei) 東(dong) 漢《公羊春秋》博士師法的嚴(yan) 、顏二人師承眭孟，孟師承嬴公，故必然要增加關(guan) 於(yu) 嬴公師承的記述，而所謂“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顯然也是基於(yu) 嚴(yan) 、顏二家在東(dong) 漢的官學地位而作出的追述，與(yu) 《易》學部分基於(yu) 施、孟、梁丘等三家的官學地位而將漢初《易》學宗主從(cong) 《史記》中的楊何改為(wei) 田何頗為(wei) 相類。當然，班固完全可以擺脫《史記》的文本基礎自行敘述嬴公師承，但從(cong)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的整體(ti) 結構來看，班固顯然有意保持其與(yu) 《史記·儒林列傳(chuan) 》之間的延續性，凡後者有所述及，班固皆援據史遷之文而略加調整。具體(ti) 到《春秋》部分，由於(yu) 《漢書(shu) 》為(wei) 董仲舒單獨立傳(chuan) ，故此處刪去關(guan) 於(yu) 董仲舒行事的記載，而在胡毋生條下以“與(yu) 董仲舒同業(ye) ”的方式提示胡毋、董生均為(wei) 公羊經師，但這部分的傳(chuan) 主顯然是胡毋生，故在提及董生同業(ye) 後，又言胡毋生年老歸教事，繼而述及《公羊》學的傳(chuan) 承問題，以“弟子遂之者”引出褚大等四人。前文已言，“弟子遂者”本是司馬遷擇錄顯宦弟子的記述原則，對於(yu) 班固來說，這一原則已經不再發揮效應，嬴公“比八百石”之秩大概也難以達到漢人顯達的標準。班固照錄《史記》之文而將嬴公增入其中，至行事部分又不言其仕宦而轉言其能守師法，正是“衍生型文本”中常見的文本失控現象。《漢書(shu) 》作“弟子遂之者”，較《史記》衍一“之”字，使得此句頗難理解，故宋祁以為(wei) “之”字衍，當刪去。不過，考慮到嬴公等秩本就難成顯達，故《漢書(shu) 》此處作“遂之”者，是否有更易《史記》文意之意，亦難判定，故“之”字的增加，以及此“遂”字之意是否仍從(cong) 《史記》訓為(wei) “達”，皆值得思考。這種書(shu) 寫(xie) 方式也成為(wei) 班固此段文字最終形成歧義(yi) 的根源。

比較《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與(yu) 《史記·儒林列傳(chuan) 》存在衍生關(guan) 係的部分，班固的刪改多基於(yu) 其對於(yu) 西漢經學師承的特定理解，故雖有不合《史記》本意或史實者，但均非無心改筆。除了前文所言《易》學部分將“要言《易》者本於(yu) 楊何之家”改為(wei) “要言《易》者本於(yu) 田何”以外，又如在伏生《尚書(shu) 》學部分，《史記》言“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shu) 》”，班固改為(wei) “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shu) 》”。班固認為(wei) ，孔安國傳(chuan) 習(xi) 古文《尚書(shu) 》，不應與(yu) 今文家混同，故將其刪去。事實上，西漢初期今、古文尚未形成家派之分，故孔安國得以先習(xi) 伏生《尚書(shu) 》而後以今文讀古文《尚書(shu) 》，但對班固而言，今、古文嚴(yan) 分畛域，故難以接受孔安國傳(chuan) 伏生《尚書(shu) 》學的敘述，遂將其刪去。再如申公《詩》學部分，《史記》言：“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yu) 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yu) 申公。”班固改為(wei) ：“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yu) 大夫、郞、掌故以百數。”通過在“學官弟子”前增加“其”字，班固將這些博士弟子盡數納入申公門下，並刪去他們(men) 言《詩》殊異的記載。可是，申公早年為(wei) 楚太子傅，後返魯，常年居家教授，至八十餘(yu) 始以太中大夫征，不久以王臧事免歸，卒於(yu) 家。終其一生，申公從(cong) 未擔任五經博士，如何會(hui) 有逾百人之多的“學官弟子”！事實上，司馬遷本意指申公《詩》學影響廣泛，諸博士弟子言《詩》雖各有師法，然終以習(xi) 魯《詩》者為(wei) 眾(zhong) ，反映出西漢初期魯詩在漢廷的巨大聲望。班固未注意到申公並未擔任博士的事實，誤以學官弟子皆屬申公，故難以理解申公弟子言《詩》反多殊異的事實，遂將此數句盡數刪去。從(cong) 這些例子看來，班固對於(yu) 《史記》的改筆往往基於(yu) 他的經學史觀念，無論這些觀念正確與(yu) 否，但頗可幫助我們(men) 理解《史記》《漢書(shu) 》敘述之間的微妙差異。

二、嬴公師承胡毋生說補證

回到班固對“仲舒弟子”中“仲舒”二字的刪削，據前揭《儒林傳(chuan) 》通例，這一改筆自然意在擴充“弟子”的指稱範圍，使其不限於(yu) 司馬遷所言“仲舒”門下，而將胡毋生弟子亦兼載於(yu) 此，但這裏有兩(liang) 個(ge) 問題需要解釋。

第一，從(cong) 上下文邏輯看，“弟子遂之者”句承“而董生為(wei) 江都相，自有傳(chuan) ”而下，既然前文所言為(wei) 董仲舒，何以論及弟子時能越過董生而指向胡毋生，或者說，既然其前文所言本就是董仲舒事，班固是否可能出於(yu) 省文的目的而刪去“仲舒”二字？我們(men) 認為(wei) ，在討論這一問題時需注意《漢書(shu) 》“自有傳(chuan) ”的體(ti) 例。《漢書(shu) 》人物列傳(chuan) 在述及傳(chuan) 主行事時，經常會(hui) 涉及其他人物，若此人在《漢書(shu) 》中沒有專(zhuan) 門傳(chuan) 記，則往往在行文中簡要介紹其生平，若此人另有本傳(chuan) ，則以“自有傳(chuan) ”加以注明。這一體(ti) 例始見於(yu) 《史記·衛將軍(jun) 驃騎列傳(chuan) 》，在《漢書(shu) 》中成為(wei) 廣見於(yu) 各傳(chuan) 的通例，當涉及多人時，則言“皆有傳(chuan) ”。《儒林傳(chuan) 》的《春秋》公羊學部分以胡毋生為(wei) 傳(chuan) 主，而董仲舒因為(wei) 與(yu) 胡毋生“同業(ye) ”，故在傳(chuan) 文中附及，但董生另有本傳(chuan) ，故以“自有傳(chuan) ”注明。統計今本《漢書(shu) 》30處“自有傳(chuan) ”，所有關(guan) 於(yu) 附及者個(ge) 人的記述都見於(yu) “自有傳(chuan) ”之前，在“自有傳(chuan) ”之後則另起話頭，或別起新傳(chuan) 主之事，或仍回到前文敘事邏輯中。類似例證在《儒林傳(chuan) 》中即可舉(ju) 出不少：

由是《尚書(shu) 》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wei) 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chuan) 。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chuan) 業(ye) 。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wei) 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chuan) 。而平當授九江硃普公文、上黨(dang) 鮑宣。普為(wei)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chuan) 。徒眾(zhong) 尤盛，知名者也。

這段傳(chuan) 文先後有三處出現“自有傳(chuan) ”：第一處述林尊行事而附及平當，言其“自有傳(chuan) ”，之後則轉言陳翁生事；第二處述陳翁生師授而附及龔勝，“自有傳(chuan) ”之後則轉言平當師授；第三處述平當師授而附及鮑宣，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自有傳(chuan) ”之後言“徒眾(zhong) 尤勝，知名者也”，這裏的“徒眾(zhong) ”者顯然不是上句所言鮑宣，而是前文所言平當，意謂平當弟子眾(zhong) 多，而朱普、鮑宣為(wei) 其中知名者。這三個(ge) 例子充分體(ti) 現出“自有傳(chuan) ”的敘述體(ti) 例，它是對附載者行事的總結，其後或轉言它事，或回歸前文意脈，其中第三處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胡毋生部分的“自有傳(chuan) ”尤具參照意義(yi) 。此外，如大夏侯《尚書(shu) 》周堪部分，在述及孔光時言“自有傳(chuan) ”，其後所接“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統括前文孔霸、許商之學；《齊詩》後倉(cang) 部分在述及師丹時言“自有傳(chuan) ”，其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則回溯全段所言《齊詩》師學分化。至於(yu) 在《高五王傳(chuan) 》《李廣蘇建傳(chuan) 》《衛青霍去病傳(chuan) 》《佞幸傳(chuan) 》《外戚傳(chuan) 》等其他各篇中，“自有傳(chuan) ”同樣作為(wei) 相關(guan) 人物介紹的階段性總結，其後均直接轉入另一位傳(chuan) 主的記述。準此體(ti) 例，《儒林傳(chuan) 》胡毋生部分“而董生為(wei) 江都相”之後的“自有傳(chuan) ”應表示關(guan) 於(yu) 董仲舒的記述到此為(wei) 止，其後“弟子遂之者”當回歸前文意脈，所指正可囊括傳(chuan) 主胡毋生及其同業(ye) 董仲舒。反過來說，如果班固在“自有傳(chuan) ”之後所載僅(jin) 為(wei) 董生弟子，則據其體(ti) 例，亦需明確以“仲舒弟子”表示其師授關(guan) 係，此處“仲舒”二字不可省文。

第二，班固在《易》《書(shu) 》《詩》《禮》部分論及師弟傳(chuan) 承皆條分縷析，絕無錯雜混同之例，何以至《春秋》部分卻將胡毋生、董生弟子歸並記述？不妨回到班固對於(yu) 西漢經學傳(chuan) 承的理解中來看，班固在《儒林傳(chuan) 》中詳細記述了各經“某之學”“某氏之學”等專(zhuan) 門命氏之學的形成、分化過程。至於(yu) 《春秋》部分，盡管後世有所謂“《春秋》董氏學”的說法，但《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卻從(cong) 未提及董家或胡毋家之學，反而是到了嚴(yan) 彭祖、顏安樂(le) 的部分才說“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yan) 之學”。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敘述師法、家法分化時有兩(liang) 種體(ti) 例：一種如“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由是《易》有京氏之學”“由是《尚書(shu) 》世有歐陽氏學”，指直接基於(yu) 本經產(chan) 生的師法分化；另一種如“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由是（孟氏《易》）有翟、孟、白之學”“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指某一師法的內(nei) 部分化。準此體(ti) 例看其關(guan) 於(yu) 嚴(yan) 、顏師法分化的記述，顯然在班固眼中，《春秋》學第一次師法分化產(chan) 生公羊、榖梁、左氏、鄒氏、夾氏五家之學，而顏、嚴(yan) 之學則是由公羊師法再次分化而成，這中間的胡毋生、董生隻是公羊學的傳(chuan) 授者，並未對師法作出重大改變，故不以二者名家。這一看法與(yu) 《儒林傳(chuan) 》“讚曰”以公羊《春秋》與(yu) 歐陽《尚書(shu) 》、後氏《禮》、楊氏《易》並舉(ju) 的做法相契合，與(yu) 《漢書(shu) ·藝文誌》“《春秋》分為(wei) 五，《詩》分為(wei) 四”的說法也保持一致，隻是與(yu) 《五行誌》以及《董仲舒傳(chuan) 》中強調董生“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的別創之功似有違和，應當是班固基於(yu) 西漢宣帝黃龍年間所定博士師法而作出的描述，故就班固文意而言，嬴公所守之“師法”既非董氏之學，亦非胡毋生之學，而正是公羊學本身。胡毋生與(yu) 董生所傳(chuan) 公羊師法既無不同，則褚大、嬴公等具體(ti) 師從(cong) 何人，對班固來說就不是必須交代的信息了，故刪去“仲舒弟子”中“仲舒”二字，以“弟子”統言胡毋生、董生所傳(chuan) 公羊弟子，無疑是最簡便的一種改筆方式。結合前文所言《儒林傳(chuan) 》改筆體(ti) 例，可知其補入的嬴公應非仲舒弟子，而正是傳(chuan) 自胡毋生。

或許有學者會(hui) 認為(wei) ，關(guan) 於(yu) 胡毋生弟子的記載已見於(yu) “公孫弘亦頗受焉”句，則“弟子遂之”部分不應再有胡毋生弟子。需要注意的是，“公孫弘”句承自《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按司馬遷筆意，似以公孫弘尚難稱胡毋生入室弟子，故僅(jin) 言“頗受”。至於(yu) 公孫弘之外，胡毋生弟子中並無司馬遷所定二千石以上顯宦者，故《史記》未專(zhuan) 言胡毋生弟子，僅(jin) 言“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對班固而言，則公孫弘雖知名，卻未有傳(chuan) 經之事，自然也不必將其納入師弟傳(chuan) 承的敘述譜係中，故班固在涉及公孫弘的部分基本照錄《史記》而不加改筆，這與(yu) 其在後文中以“弟子遂之者”載錄胡毋生的正式弟子及其傳(chuan) 經譜係並無矛盾。

此外，日傳(chuan) 本《文館詞林》中所錄東(dong) 漢李固《祀胡母先生教》對於(yu) 嬴公師承的判定也具有參照意義(yi) 。李固係東(dong) 漢前期名儒，曾任泰山太守，感於(yu) 胡毋生傳(chuan) 經之業(ye) ，故在任期間為(wei) 其立祀。他在祀文中指出：“胡毋子都稟天淳和，沈淪大道，深演聖人之旨，始為(wei) 《春秋》製造章句。是故嚴(yan) 顏有所祖述微效，後生得以光啟。”明確以嚴(yan) 、顏祖述、征引者為(wei) 胡毋生章句，由於(yu) 嚴(yan) 、顏師從(cong) 眭孟，眭孟師從(cong) 嬴公，故此言亦頗可佐證前文所論胡毋生與(yu) 嬴公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

三、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解經立場重估

在嚴(yan) 彭祖、顏安樂(le) 被視為(wei) 董仲舒後學的情況下，何休《解詁》也長期被置於(yu) 董氏《春秋》學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何休一方麵對公羊“先師”提出激烈批評：另一方麵，則援據胡毋生《條例》以為(wei) 繩墨，這自然被視為(wei) 欲以胡毋之學糾正董學末流。何休師從(cong) 博士羊弼，弼既任博士，則其學當不出嚴(yan) 、顏二家，在東(dong) 漢注重師法的文化背景下，何休背師說而“改宗”，而《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等對此竟毫無譏刺，這實在令人費解。題名徐彥的《公羊疏》提出董仲舒為(wei) 胡毋生弟子，故何休背董歸胡亦不為(wei) 背師法；江藩《公羊先師考》則認為(wei) 何休之學上承李育而遠宗胡毋生，本就與(yu) 董氏所傳(chuan) 嚴(yan) 、顏二學不同。實際上，這些論證皆無實據，隻是後儒善意欲為(wei) 何休開脫的彌縫之說。今考知嚴(yan) 、顏二家本為(wei) 胡毋生後學，則何休“背師改宗”之嫌可渙然冰釋，而其解經立場亦需重新加以評估。這當然不是本文能夠解決(jue) 的問題，故以下僅(jin) 略作討論。何休在序中對東(dong) 漢公羊學的發展深表憂慮：

傳(chuan) 《春秋》者非一，本據亂(luan) 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yu) 百萬(wan) 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wei)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wei) 《公羊》可奪，《左氏》可興(xing) 。恨先師觀聽不決(jue) ，多隨二創。此世之餘(yu) 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餘(yu) 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何休認為(wei) ，漢代公羊學的積弊在於(yu) 經師解說經傳(chuan) 時往往穿鑿附會(hui) ，過求深意。在此過程中，不僅(jin) 導致章句規模極度膨脹，百萬(wan) 言猶不足以解釋師言，甚至時有譏嘲異說，以及隨意牽引他經、強行改變句讀、曲意增字解經等各種臆說妄詞，而這一切的目的隻是為(wei) 了在辨經問難中立於(yu) 不敗之地。所謂“其勢雖問不得不廣”，何休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漢代高度發達的辯經文化。從(cong) 曆史上看，戰國時期處士橫議，辯才成為(wei) 士人的重要素養(yang) ，漢初陸賈“名有口辯”，晁錯“以其辯得幸太子”，田蚡“辯有口”，可見其風入漢而不衰。這一風氣與(yu) 戰國以來群經師學分派的現實相激蕩，遂形成諸經不同師法之間的辯經傳(chuan) 統。董仲舒所撰《玉杯》《竹林》《玉英》《精華》諸篇大量穿插“難者曰”“問者曰”的問對，即反映出問難風氣對經學著述體(ti) 式的影響。隨著儒學獲立官學，辯經的勝負更關(guan) 乎師法尊廢與(yu) 經師的仕宦進退，故其風愈演愈烈。就前者而言，公孫弘曾會(hui) 集董仲舒與(yu) 瑕丘江公辯《春秋》義(yi) ，公羊學由此成為(wei) 官學；宣帝時期的石渠會(hui) 議和章帝時期白虎觀會(hui) 議則是群經師法的大辯難，奠定了兩(liang) 漢官學經目的基本格局。就後者而言，朱雲(yun) 與(yu) 五鹿充宗廷辨《易》學，在論難環節“連拄五鹿君”，獲得“五鹿嶽嶽，朱雲(yun) 折其角”的聲譽，由此獲任博士。光武帝更於(yu) 正旦日“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yi) 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辯經本意在辨析經義(yi) ，但由於(yu) 勝負關(guan) 係重大，故在一味爭(zheng) 勝的風氣之下，經師不免舍本逐末，黨(dang) 同伐異，走向“浮辯”“詭辯”的歧途。夏侯勝批評夏侯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而夏侯建則譏夏侯勝“為(wei) 學疏略，難以應敵”，反映出儒者在求“道”的理想和求“勝”的現實之間出現了治學路徑的分化，而夏侯勝的批評更透露出“章句”之學與(yu) 辯難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班固、範曄等史臣更將章句規模的急劇膨脹直接歸咎於(yu) 各經師法、家法“支葉藩滋”“異端紛紜，互相詭激”。此外，各家在論難中還常有譏嘲騁詞，非但無助於(yu) 經義(yi) 暢明，實有悖勸學本旨，故光武帝在會(hui) 集博士論難時特別稱許桓榮“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yi) ，每以禮讓相猒，不以辭長勝人”，顯然是針對多數博士騁辯持巧的不良風氣而言。嚴(yan) 、顏二家師法既為(wei) 官學，免不了參與(yu) 辯經問難，自然也難免沾染這些弊病。

事實上，漢人雖熱衷於(yu) 辯經，但不斷膨脹的章句體(ti) 係亦使經師不堪其累，故自兩(liang) 漢之際以來，始終存在簡省章句的努力。光武帝令鍾興(xing) 刪定《春秋嚴(yan) 氏章句》,“去其複重，以授皇太子”；樊鯈亦刪定《公羊嚴(yan) 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桓榮從(cong) 其師朱普受歐陽《尚書(shu) 》章句四十萬(wan) 言，至其入授太子，乃以“浮辭繁長，多過其實……減為(wei) 二十三萬(wan) 言”；其子桓鬱進一步“刪省定成十二萬(wan) 言”。張奐以歐陽《尚書(shu) 》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wan) 餘(yu) 言，奐減為(wei) 九萬(wan) 言”。伏恭以其父伏黯所定《齊詩》章句過於(yu) 繁冗，乃“省減浮辭，定為(wei) 二十萬(wan) 言”。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頒詔，以“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表明對於(yu) 章句的簡省已成為(wei) 朝野共識。

除了簡省章句，兩(liang) 漢之際的儒林中還出現了一種更為(wei) 徹底的救弊之道，那就是完全摒棄章句之學，而以訓詁直尋“大義(yi) ”。據《漢書(shu) 》《後漢書(shu) 》記載，揚雄“少而好學，不為(wei) 章句，訓詁通而已”，桓譚“皆詁訓大義(yi) ，不為(wei) 章句”，班固“不為(wei) 章句，舉(ju) 大義(yi) 而已”，顯示出漢儒治經方法的進一步分化。當然，這種變革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jia) ，因為(wei) 章句在博士弟子的策試中仍具有重要影響，從(cong) 東(dong) 漢時期徐防奏議可知，太學考課中長期流行的正是崇尚臆說、迂曲的論難之風，以至於(yu) 相形之下，由經師確定的“章句”反倒顯得平實可靠了。總之，不為(wei) 章句之學，也就意味著放棄了由甲乙策試而進入仕途的可能，故這種學術風氣漸盛於(yu) 兩(liang) 漢之際，多少與(yu) 動蕩的政治環境對官學帶來的衝(chong) 擊有一定關(guan) 係。

在此背景下重新檢視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盡管其序文對賈逵等治古學者有所批評，但其核心仍在於(yu) 對公羊自家“先師”在章句學中暴露出的種種弊病表示激憤與(yu) 不滿。為(wei) 了糾其偏失，何休沒有像桓榮父子或張奐、伏恭等人一樣，對既有的嚴(yan) 、顏章句加以刪減，而是選擇了接近揚雄、桓譚等人的道路，完全拋棄“章句”體(ti) ，轉而使用在當時已頗過時而在西漢初期曾一度流行的解經體(ti) ——“詁”來建構自己的公羊學體(ti) 係。《後漢書(shu) 》載劉歆曾命鄭興(xing) “撰條例、章句、傳(chuan) 詁”，可知三者體(ti) 裁、功能各有不同，大抵“條例”偏重《春秋》辭例之學；“傳(chuan) 詁”主要解決(jue) 詞意訓詁方麵的問題，而“章句”則顯然是為(wei) 了《左氏》學進入官學而預作準備。何休以“詁”體(ti) 解經，同時參用胡毋生“條例”，其用意顯然在於(yu) 糾正“章句”之失，即通過相對清省的條例之學使得東(dong) 漢公羊學回歸本旨。據《後漢書(shu) 》何休本傳(chuan) 記載，何休在編纂《解詁》時正以黨(dang) 錮居家：“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這一特殊的身份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他何以徹底放棄對於(yu) 章句之學的簡省而另起爐灶，這實際上也是放棄了以經學而求仕進的利祿之途，轉而追求聖人之道。從(cong) 整體(ti) 上看，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無疑具有簡省的特點，同時富有闕疑精神，範曄特別強調其“不與(yu) 守文同說”，正是指出《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諸書(shu) 與(yu) 章句守文之學在方法上的不同。

何休與(yu) 鄭玄作為(wei) 東(dong) 漢後期最重要的兩(liang) 位經學家，在《春秋》學立場上針鋒相對，至有“入室操戈”之說，但如果從(cong) “刪裁繁誣”，棄章句而複興(xing) “傳(chuan) 詁”舊體(ti) 的角度來看，何休、鄭玄以及同時代的馬融、盧植等均可視為(wei) 東(dong) 漢經學新風氣的倡導者，這恐怕也是何休《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能夠得到魏晉士人認可，在中古官定經目不斷調整的洪流中始終得以維持經典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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