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實學發微

——顏元哲學的精神旨歸

作者：許寧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20年第7期

作者簡介：許寧(1973-)，男，陝西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陝西西安710062

內(nei) 容提要：“批判實學”是顏元哲學的理論定位與(yu) 精神旨歸。顏元認為(wei) 堯、舜、周、孔的“事物”之學代表了儒學正宗，他“以破為(wei) 立”，對儒學發展曆程進行了係統性理論省思，在工夫路徑上主張以動濟靜，在價(jia) 值取向上強調以實藥空，追求基於(yu) 人倫(lun) 日用、習(xi) 動健行、以苦為(wei) 樂(le) 的儒家“孔顏樂(le) 處”境界。

關(guan) 鍵詞：顏元/事物/習(xi) 行/批判實學

標題注釋：貴州省2017年度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關(guan) 中王學研究”(項目編號：17GZGX17)階段性成果。

按照葛榮晉先生的觀點，明清實學可劃分為(wei) 以王廷相、王夫之為(wei) 代表的“實體(ti) 實學”，以陳子龍、魏源為(wei) 代表的“經世實學”，以徐光啟、方以智為(wei) 代表的“科技實學”，以李贄、黃宗羲為(wei) 代表的“啟蒙實學”，以顧炎武、戴震為(wei) 代表的“考據實學”①。本文認為(wei) 以顏元、李塨為(wei) 代表形成了明清實學思潮中的“批判實學”。

眾(zhong) 所周知，明清實學是相對於(yu) 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學術流弊的反動而產(chan) 生的學術思潮，不可避免地帶有對理學的深刻反思與(yu) 強烈批判。在顏元的學思曆程中，批判不僅(jin) 貫穿了其生命始終，而且構成了他的哲學主題。與(yu) 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顏元對理學的批判範圍最廣，火力最猛，態度最堅決(jue) ，鞭撻最激烈。梁啟超肯定顏元“舉(ju) 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yu) 二千年來思想界，為(wei) 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②。在進行理論批判的同時，顏元也形成了自身的批判理論體(ti) 係——批判實學。

一、以正顯偽(wei) ：批判實學的思想基準

顏元認為(wei)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luan) 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③他認為(wei) ，佛、老之學是“異學”的代表，宋儒之學是似是而非的“偽(wei) 學”的代表④。而堯、舜、周、孔代表了儒學正宗，肯定堯、舜“三事六府”，周、孔“三物四教”是“正學”的主要內(nei) 容。

所謂“三事六府”，出自《尚書(shu) ·大禹謨》，“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水、火、金、木、土、穀”。“三事六府”關(guan) 乎養(yang) 民之政，乃是國計民生、經世致用的學問，其中總為(wei) “三事”，分言“六府”，六府可以納入三事當中，作為(wei) 三事的具體(ti) 條目。

所謂“三物”，出自《周禮·大司徒》，“以鄉(xiang) 三物教萬(wan) 民而賓興(xing) 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yi) 、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顏元認為(wei) ，三物與(yu) 三事名異而實同。“六德即堯、舜所為(wei) 正德也，六行即堯、舜所為(wei) 厚生也，六藝即堯、舜所為(wei) 利用也。”⑤

所謂孔子“四教”，指“文行忠信”。在顏元看來，四教與(yu) 三物亦名異而實同。“孔之‘文’即周之‘藝’；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總括周之‘六德’也。”⑥

所以，儒家正學的道統在堯舜為(wei) “三事”，在周公為(wei) “三物”，至孔子發展為(wei) “四教”，究其實質是以“事物”為(wei) 中心的教化之道。“夫堯、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學而必以‘物’名，儼(yan) 若預燭後世必有離事離物而為(wei) 心口懸空之道、紙墨虛華之學，而先為(wei) 之防杜者。”⑦顏元肯定《大學》得古聖真傳(chuan) ，修齊治平無往而不是正德、利用、厚生：“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齊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錯之治、平，出其修、齊者，與(yu) 國、天下共之而已。”⑧顏元指出，聖賢所傳(chuan) 事物之教，學即所用，用即所學，為(wei) 學目的不在於(yu) 注解經書(shu) ，而在於(yu) 習(xi) 行曆練“三事”“三物”。

因此，顏元自認賡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及孟子一脈，展開為(wei) “正學”道統的精神譜係，以此為(wei) 思想基準，反對宋明理學所標榜的周(濂溪)、程(明道、伊川)、朱(晦庵)、陸(象山)、薛(敬軒)、王(陽明)一係的“偽(wei) 學”道統。

二、以破為(wei) 立：批判實學的建構原則

顏元認為(wei) 對理學的批判不是目的，同時也伴隨著新理論形態的建構。他挺立“勇破成套，大樹儒幟”⑨的學術宗旨，確定“舍末務本”“斂華就實”“去假求真”⑩三大標準，體(ti) 現為(wei) 批判實學之不破不立、邊破邊立、大破大立的建構原則(11)。他提出：“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12)，“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13)。

一方麵，批判實學的“以破為(wei) 立”原則是顏元自身的學術思想演進的邏輯呈現。顏元的學術曆程可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一是24歲到34歲，屬於(yu) “參雜朱陸”時期。顏元一度對陸王心學發生濃厚的興(xing) 趣，視之為(wei) 孔孟後身，從(cong) 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著《求源歌》《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說》，見者稱為(wei) “真陸王”。隨後，他閱讀《性理大全》，以及周、程、張、朱等著述，幡然改誌，以為(wei) 比陸王更加純粹切實，又視之為(wei) 孔孟後身。34歲時，值養(yang) 祖母去世，顏元居喪(sang) 嚴(yan) 守朱子《家禮》，幾至哀殺，深感有違性情。“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矣。朱學蓋已參雜於(yu) 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14)“元平生之篤服兩(liang) 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澤於(yu) 兩(liang) 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15)由此，顏元對朱陸之學產(chan) 生了動搖和懷疑，轉入第二個(ge) 階段。二是34歲到57歲，屬於(yu) “將就程朱”時期。顏元覺悟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xi) ，故將書(shu) 房“思古齋”更名為(wei) “習(xi) 齋”，撰述《存性編》《存學編》，尚將程朱視為(wei) 聖門支派，“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餼羊”(16)。顏元的治學重點開始轉靜為(wei) 動，轉虛為(wei) 實，以明行堯舜周孔之道為(wei) 己任，從(cong) 事於(yu) 全體(ti) 大用之學。三是57歲以後屬於(yu) “必破程朱”時期。1691年，顏元南遊中州，遍訪師友，習(xi) 武論道，但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yu) 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乃定以為(wei) 孔、孟、程、朱，判然兩(liang) 途，不願作道統中鄉(xiang) 願矣”(17)。顏元思想與(yu) 程朱理學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進一步激化和外顯，他對程朱理學造成的社會(hui) 危害和士風墮落深惡痛絕，以徹底決(jue) 絕的態度公然與(yu) 程朱理學為(wei) 敵，南遊中州成為(wei) 批判實學真正成熟的思想標識。

另一方麵，批判實學的“以破為(wei) 立”原則又是對於(yu) 儒學發展曆程的係統性理論省思。在他看來，秦漢以降堯、舜、周、孔學亡道喪(sang) ，造成學術、人才、政事、士風的流蕩。對於(yu) 漢代學術而言，正因為(wei) 濫觴於(yu) 章句訓詁，不知章句所以傳(chuan) 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對於(yu) 魏晉學術而言，正因為(wei) 妄希於(yu) 清談玄理，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對於(yu) 隋唐釋老之學而言，所謂“靜極生覺”“洞照萬(wan) 象”，實為(wei) “鏡花水月”，“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18)。

宋明學術則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周孔正學小壞於(yu) 漢唐，大壞於(yu) 宋明，群天下人歸於(yu) 之乎者也、思讀講著，指斥辦幹政事為(wei) 粗豪俗吏，譏諷經濟生民為(wei) 功利雜霸，奔走於(yu) 富貴名利之場，貪戀於(yu) 從(cong) 祀廟廷之典，“全無立身致用分毫本領……大言道統，真偽(wei) 儒也，賊儒也。可殺！可殺！”(19)朱子終其一生致力於(yu) 儒家經典的注釋訓詁，厥功至偉(wei) ，被尊稱為(wei) 孔子之後一人而已。但顏元公然宣稱“其注解經書(shu) 之功，不敵其廢亂(luan) 聖學之罪”(20)。顏元對朱子的批判簡直登峰造極，斥之為(wei) “砒霜”“疫毒”，“滿口胡說”“令人欲嘔”，認為(wei) 朱子以禪宗為(wei) 根本，以章句為(wei) 工夫，以著述為(wei) 事業(ye) ，既“混儒於(yu) 釋，又援釋入儒”(21)，所謂“半日靜坐”，是因襲佛教的禪定靜修；所謂“半日讀書(shu) ”，是照搬漢儒的章句訓詁。朱、陸二家互爭(zheng) 短長，彼此攻訐，“其實與(yu) 禪一條路徑，一般伎倆(lia) ，隻名為(wei) 儒，手執經不同耳”(22)。故此，他既撰寫(xie) 《四書(shu) 正誤》《朱子語類評》，又寫(xie) 了《王學質疑》，指出朱、陸二者皆非堯舜周孔之“正學”，反對“朱學勝陸”“陸學勝朱”或“朱陸合一”等觀點。

顏元秉持“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的精神，以大無畏的理論勇氣寓破於(yu) 立，斷是非，辨真偽(wei) ，建構了批判實學體(ti) 係，“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wan) 人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wan) 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不必附和雷同也”(23)。

三、以動濟靜：批判實學的工夫路徑

顏元肯定工夫是成聖的基本途徑。“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24)如果說，做工夫與(yu) 否決(jue) 定了聖/庸之別；那麽(me) ，做什麽(me) 樣的工夫(靜/動)則決(jue) 定了虛/實之判。

顏元曾經想象描摹了兩(liang) 幅圖畫：第一幅畫，上坐孔子，佩劍，革帶，著深衣。七十子侍旁，或習(xi) 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幹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nong) 政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第二幅畫，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遊、楊、朱、陸者侍旁，或返觀打坐，或執書(shu) 咿唔，或對談“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shu) 籍、字卷、翰硯、梨棗。這兩(liang) 幅圖畫呈現的乃是兩(liang) 個(ge) 世界：一個(ge) 是充滿緊張、勁健有力、經天緯地的習(xi) 行世界；一個(ge) 是講說性命、閑心靜敬、虛華無用的文墨世界。“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xi) 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25)顏元意在對比周孔正學和程朱理學的不同工夫路徑，倡揚主動的正學宗旨，反對主靜的理學宗旨。

顏元指出：“(宋儒)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肯去習(xi) ，……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26)準確地分析了程朱理學由於(yu) 持守主靜的工夫所造成的三大弊端。

一是製造弱人。“今天下兀坐書(shu) 齋人，無一不脆弱，為(wei) 武士、農(nong) 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27)“白麵書(shu) 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le) 、兵、農(nong) 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28)理學讓追隨者徒耗心思，耽誤耳目，有女態而無男態，有空言而無實學，致使讀書(shu) 人身體(ti) 差、意誌力薄弱，難以擔當大任。

二是製造病人。顏元指出：“(理學)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天下無不弱之書(shu) 生，無不病之書(shu) 生，一事不能做。”(29)“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掃天下之人才。”(30)他認為(wei) 《黃帝內(nei) 經》載“腎藏慧”，精則精於(yu) 血氣筋骨，慧則更精於(yu) 精。故好讀、好講、好著之人，必然腰疼遺精。正學不複，致使有病者而無健者，“天下盡弱病之儒”。

三是製造無用之人。讀書(shu) 人隻知在書(shu) 籍中用功，缺乏對政治時局和社稷蒼生的觀察、分析和判斷，造成讀書(shu) 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顏元自稱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yu) 一死報君恩”時，不禁淒然泣下。他指出即便是朱子，到了民族危亡、生靈塗炭的關(guan) 鍵時刻，也難以帷幄千裏、整頓乾坤，同樣臨(lin) 大事一死而已。

相反的是，周孔正學能夠堅持主動的工夫，會(hui) 產(chan) 生三大功效。

一是使人強壯。顏元指出養(yang) 身莫善於(yu) 習(xi) 動，物上鑽研，事上磨練，使人振作精神，日益精壯。習(xi) 禮則周旋跪拜，習(xi) 樂(le) 則文舞武舞，習(xi) 禦則挽強把轡，儒者經世致用之學使人強筋壯骨，動中受用。“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31)

二是予人福祉。顏元指出，習(xi) 行禮樂(le) 射禦之學，能夠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情性，長人神智，有利於(yu) 社會(hui) 和諧安寧。“一時學行，受一時之福；一日習(xi) 行，受一日之福。一人體(ti) 之，錫福一人；一家體(ti) 之，錫福一家；一國、天下皆然。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32)

三是造就豪傑。顏元認為(wei) 儒者應當明確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本分和使命，須誌存高遠，是做“為(wei) 一室之人”，還是做“為(wei) 天下之人”；是做“為(wei) 一時之人”，還是做“為(wei) 同天地不朽之人”。他推崇“漢唐英雄”“漢唐豪傑”，盛讚“降龍伏虎手段”“鼓動得起，造就得成，駕駛得出”“各成一局，領袖一時”，呼喚當代文武兼備、經世致用的豪傑之士。“當吾世而為(wei) 士，非有斷然不羈之誌，解網羅，斬荊棘，必不入也；非有毅然不奪之守，立持操，忍撓惑，必不久也。”(33)顏元對豪傑的頌揚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從(cong) 追求內(nei) 在德性的聖賢到追求外在事功的豪傑的轉變，儒者不再以文質彬彬、中正平和、溫良恭儉(jian) 為(wei) 尚，而是展現剛勁激昂、奇崛雄偉(wei) 、慷慨悲歌的人格氣象，重塑了明清實學的人格典範。

四、以實藥空：批判實學的價(jia) 值取向

顏元指出：“凡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ti) 、實用，卒為(wei) 天地造實績。……終身盡力於(yu) 文、行、體(ti) 、用之實。”(34)他明確提出了以實為(wei) 貴的價(jia) 值取向。

(一)見理於(yu) 事

基於(yu) 健動習(xi) 行的“事物”世界，顏元要求真正的學問一定要“見之事”“征諸物”，反對理在事先，強調理在事中、見理於(yu) 事。

《說文》說：“士，事也。”幹事是儒者的本分。顏元強調：“‘必有事焉’句是聖賢宗旨。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於(yu) 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35)“天下事皆吾儒分內(nei) 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36)故而陳登原指出：“充此‘動’字之義(yi) ，則其為(wei) 人也，非畏事，非避事，而在尋事做，尋費力事做。”(37)所謂“理”不是孤懸外在的“理”，而是“木中紋理”，是謂理在事中；所謂“窮理”，即“凡理必求精熟之至”(38)，“精熟”是就習(xi) 行上說，是謂見理於(yu) 事。既然離事物無所謂“理”，自然除卻應事接物無所謂“窮理”。

宋儒“以讀書(shu) 為(wei) 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ti) 為(wei) 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wei) 窮理事業(ye) ”(39)，終究是“見理不明”。顏元指出：“孔子則隻教人習(xi) 事，迨見理於(yu) 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yu) 程、朱之學所由分也。”(40)

這種本質區分在“格物”的解釋上有具體(ti) 的體(ti) 現。所謂“格物”之“格”，漢儒訓為(wei) “來”，程頤解為(wei) “窮”，陽明釋為(wei) “正”，顏元則認為(wei) 應是手格猛獸(shou) 之格，手格殺之之格，犯手捶打搓弄之義(yi) 。所謂“格物”之“物”，漢儒訓為(wei) “事”，程頤解為(wei) “理”，陽明釋為(wei) “意”，顏元則認為(wei) 是周公“三物之物”。“‘格物’謂犯手實做其事，即孔門六藝之學。”(41)

周孔正學凸顯的是以“事物”為(wei) 中心的教化之道。“周先王以‘三物’教萬(wan) 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於(yu) ‘物’者也。”(42)在顏元看來，二千年道法之壞，蒼生之厄，離“事物”以為(wei) 道，舍“事物”以為(wei) 學，正源於(yu) “事物”的缺席。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不知“物”，且“空乎物”“廢其事”。

(二)寓知於(yu) 行

在知行關(guan) 係上，顏元重視習(xi) 行，反對空言講說，強調行重於(yu) 知，寓知於(yu) 行。故孔門正學，“先之以六藝，則所以為(wei) 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43)例如古人設教，六歲便教之數與(yu) 方名，七歲便教別，八歲便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shu) 計、幼儀(yi) ，十有三歲學樂(le) 舞，學射禦，二十學禮，可謂“無人不習(xi) 學，無時不行用”(44)。

顏元肯定行是知識的來源。他批評宋儒以書(shu) 為(wei) 道，以知代行，知而不行：“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wei) 通天下路程人。……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45)程朱之學的缺陷在於(yu) “知行竟判為(wei) 兩(liang) 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46)，陸王之學的不足在於(yu) 混淆知行，“以致良知為(wei) 宗旨，以為(wei) 善去惡為(wei) 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47)。

在顏元看來，隻有經過實踐(行)檢驗的知識才是可靠、真實的。“讀得書(shu) 來口會(hui) 說，筆會(hui) 作，都不濟事。須是身上行出，方算學問。”(48)所謂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皆是實位天地，實育萬(wan) 物的。學，即是學禮，學樂(le) ，學射、禦、書(shu) 、數等實學。博學之，則兵、農(nong) 、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一不學。“道不在詩書(shu) 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xi) 之。”(49)那麽(me) 如何避免做泡影學問呢？顏元提出“學不徒讀”的治學原則，如讀一部《論語》，不徒讀，貴在實行“學而時習(xi) 之”一句，便是讀《論語》。隻有切實踐履實行，才會(hui) 知悉“學而時習(xi) ”之“習(xi) ”，是教人習(xi) 善也；“習(xi) 相遠也”之習(xi) ，是戒人習(xi) 惡也。“孔子之書(shu) 雖名《論語》，其實句句字字是行。”(50)

顏元自述對《論語》的學思體(ti) 會(hui) 是：“前二十年見得句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見得句句是習(xi) 行，末二十年見得句句是經濟。”(51)可見“誠、正是為(wei) 學根本，孝、弟是為(wei) 學作用，經濟是為(wei) 學結果”(52)。因此，正如觀琴譜不能取代撫琴彈弦，讀醫方不能取代望聞問切，“讀盡天下書(shu) 而不習(xi) 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wei) 儒也”(53)。

(三)用上見體(ti)

顏元指出要做有體(ti) 有用之真儒。“蓋吾儒起手便與(yu) 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體(ti) 用一致耳。”(54)體(ti) 用是一致的，既不存在“無體(ti) 之用”，也不存在“無用之體(ti) ”，顏元要求用上見體(ti) ，即以“用”來界定“體(ti) ”，以“有用”與(yu) 否來規定“體(ti) ”之真偽(wei) 。那麽(me) ，何謂“有用”，何謂“無用”呢？他解釋道，學須一件做成，便是“有用”；不從(cong) 身上習(xi) 過，便是“無用”。“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55)顯然，顏元認為(wei) 不能僅(jin) 憑主觀願望，還應當結合客觀效果進行評價(jia) ，“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強調動機和效果的兼顧並重。

周孔正學即是“有用”之學，釋老宋儒皆是“無用”之學。顏元指出：“人皆知古來無無體(ti) 之用，不知從(cong) 來無無用之體(ti) ，既為(wei) 無用之體(ti) ，則理亦虛理。釋氏，談虛之宋儒；宋儒，談理之釋氏。”(56)在“無用”的意義(yi) 上，宋儒所談的也即是虛理，和佛教的性質一般無二了。

不僅(jin) “無用”決(jue) 定了“用”之偽(wei) ，也決(jue) 定了“體(ti) ”之偽(wei) ，造成徹上徹下的“偽(wei) 學”。“蓋無用之體(ti) ，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ti) 也。”(57)李塨進而指出：“宋儒內(nei) 外精粗，皆與(yu) 聖道相反。養(yang) 心，必養(yang) 為(wei) 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為(wei) 無用之身，徐行緩步；為(wei) 學，必為(wei) 無用之學，閉門誦讀。”(58)

在顏元看來，主靜是“無用”的，“有用”隻有通過習(xi) 行才能展現出來，“犯手實做其事”才稱得上“用上見體(ti) ”。

(四)崇實黜虛

顏元指出“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征；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59)，推崇“寧為(wei) 一端一節之實，無為(wei) 全體(ti) 大用之虛”(60)。他在主持漳南書(shu) 院時提出“寧粗而實，勿妄而虛”的教學原則。設“習(xi) 講堂”，楹聯是“聊存孔緒勵習(xi) 行，脫去鄉(xiang) 願、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ti) 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對書(shu) 院習(xi) 講的宗旨進行了高度的凝練概括。分為(wei) 六齋：一曰“文事齋”，課禮、樂(le) 、書(shu) 、數、天文、地理諸科；二曰“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禦、技擊諸科；三曰“經史齋”，課十三經、曆代史、誥製、章奏、詩文諸科；四曰“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諸科；五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六曰“帖括齋”，課八股舉(ju) 業(ye) 。其中“理學齋”“帖括齋”為(wei) 非周孔本學，乃吾道之敵對，暫收之以應時製，總有淘汰之日。

所以，他在講學中貫徹“浮文是戒，實行是崇”(61)，重視實文、實行、實體(ti) 、實用的價(jia) 值。以六藝而論，如不能兼通六藝，終身止精一藝亦可；如不能通貫一藝，數人共學一藝，某人學婚冠，某人學喪(sang) 祭，某人學宗廟，某人學會(hui) 同亦可。“講之功有限，習(xi) 之功無已。”(62)在顏元看來，學習(xi) 躬行經濟是吾儒的本業(ye) ，學事物有不明之處，故有講辨，孔子時代的憂思是“學之不講”。今則不然，舍“事物”而徒言講說，故“講之不學”是今世的憂患。

五、以苦為(wei) 樂(le) ：批判實學的境界追求

顏元“艱危貧厄，以終其身”，顏李學派之士大多吃苦耐勞、生活樸素，具有從(cong) 事生產(chan) 勞作的實踐經驗，竟使得梁啟超將顏元類比為(wei) 墨者，認為(wei) 顏李學中絕的原因就在於(yu) 過於(yu) 刻苦，造成傳(chuan) 者寥寥。梁氏對顏元苦樂(le) 觀缺乏深入的了解，將顏、墨混為(wei) 一談，沒有看到顏元哲學中的原儒特質。顏元的苦樂(le) 觀反映了批判實學的境界追求，值得深入挖掘。

一是樂(le) 從(cong) 苦出。苦、樂(le) 猶如人生的兩(liang) 麵，不了解人生的苦處，即不會(hui) 了解人生的樂(le) 處，缺一便不完整豐(feng) 滿。顏元要求正確看待人生的痛苦困難，樹立合理的苦樂(le) 觀，善於(yu) 從(cong) 世俗的磨礪中汲取智慧、獲得勇氣、實現人生的價(jia) 值理想。《言行錄》載，顏羽抱怨多子之苦。顏元答道：“人世苦處都樂(le) ，如為(wei) 父養(yang) 子而苦，父之樂(le) 也；為(wei) 子事父而苦，子之樂(le) 也。苟無可苦，便無所樂(le) 。”(63)“人生兩(liang) 間，苦處即是樂(le) 處，無所苦則無所樂(le) 矣。”(64)顏元反對佛教“人生皆苦”的觀點，針鋒相對提出“苦即是樂(le) ”，宣揚積極樂(le) 觀的入世精神，與(yu) 其隱遁棄世，不如經國濟世，“苟無可苦，便無所樂(le) ”，但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以踐行仁道、經世致用為(wei) 最高追求。

二是苦盡樂(le) 來。苦難是人生寶貴的財富，是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必要的人生曆練。顏元指出：“自古聖賢豪傑，都從(cong) 貧賤困苦中經曆過、琢磨成，況吾儕(chai) 庸人，若不受鍛煉，焉能成德成才？遇些艱辛，遭些橫逆，不知是上天愛憫我，不知是世人玉成我，反生暴躁，真愚人矣！”(65)在這一點上，顏元並非繼承墨者遺風，而是直接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論語·述而》)和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論語·雍也》)的好學精神，孟子的“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ti) 膚，空乏其身”(《孟子·盡心上》)的大丈夫品格，以及張載的“貧賤憂戚，庸玉汝於(yu) 成”(《西銘》)的自強精神，是原儒精神的發展和弘揚。

三是苦中作樂(le) 。他批評宋明理學家津津樂(le) 道於(yu) “孔顏樂(le) 處”，以此為(wei) 話頭教導學生去思考“孔顏樂(le) 處”所樂(le) 何事，從(cong) 而體(ti) 悟安貧樂(le) 道、仁者不憂的境界，從(cong) 而誤人歧途。“曰‘孔顏樂(le) 處’，曰‘義(yi) 理悅心’，使前後賢豪皆籠蓋於(yu) 釋氏極樂(le) 世界中。”(66)顯然，“孔顏樂(le) 處”本身是符合原儒的思想意涵的，問題出在宋儒的曲解上。宋儒不是將“樂(le) ”解釋為(wei) 動中樂(le) ，而是靜中樂(le) ；不是將“樂(le) 處”理解為(wei) 身上習(xi) 行，而是心上禪悅；不是繼承孔顏“以苦為(wei) 樂(le) ”的精神境界，而是滿足於(yu) “義(yi) 理悅心”的極樂(le) 世界。這樣，顏元將原儒基於(yu) 人倫(lun) 日用、習(xi) 動健行的“孔顏樂(le) 處”與(yu) 宋儒逃世脫俗、安於(yu) 禪悅的“孔顏樂(le) 處”區分開來，明確了批判實學“以苦為(wei) 樂(le) ”的境界追求。

注釋：
 
①葛榮晉：《中國實學文化導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頁。
 
②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頁。
 
③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王星賢等點校：《顏元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83頁。
 
④顏元指出：“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痼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不近乎偽乎！”(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顏元集》(下)，第781頁)“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存學編》卷三，《顏元集》(上)，第82頁)“漢之濫觴，宋之理學，皆偽儒也。”(《習齋記餘》卷九，《顏元集》(下)，第556頁)
 
⑤⑦⑨顏元：《寄桐鄉錢生曉城》，《習齋記餘》(卷三)，《顏元集》(下)，第439頁，第439頁，第441頁。
 
⑥顏元：《朱子語類評》，《顏元集》(上)，第281頁。
 
⑧顏元：《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習齋記餘》(卷九)，《顏元集》(下)，第564頁。
 
⑩參見顏元：《答齊篤公秀才贈號書》，《習齋記餘》(卷四)，《顏元集》(下)，第466頁。
 
(11)梁啟超：“至於破壞方麵，其見識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因為自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術，都被他否認完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頁。)錢穆則讚譽顏元：“一旦幡然悔悟，乃並宋明相傳六百年理學，一壁推翻，其氣魄之深沉，識解之毅決，蓋有非南方學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諸人所及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9頁。)
 
(12)顏元：《未墜集序》，《習齋記餘》(卷一)，《顏元集》(下)，第398頁。
 
(13)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顏元集》(下)，第774頁。
 
(14)顏元：《王學質疑跋》，《習齋記餘》(卷六)，《顏元集》(下)，第497頁。
 
(15)顏元：《王學質疑跋》，《習齋記餘》(卷六)，《顏元集》(下)，第497頁。
 
(16)顏元：《未墜集序》，《習齋記餘》(卷一)，《顏元集》(下)，第397頁。
 
(17)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顏元集》(下)，第774頁。
 
(18)顏元：《存人篇》(卷一)，《顏元集》(上)，第129頁。
 
(19)(21)(22)顏元：《朱子語類評》，《顏元集》(上)，第296頁，第283頁，第285頁。
 
(20)顏元：《四書正誤》(卷三)，《顏元集》(上)，第186頁。
 
(23)鍾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顏元集》(下)，第696頁。
 
(24)鍾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顏元集》(下)，第628頁。
 
(25)顏元：《總論諸儒講學》，《存學編》(卷一)，《顏元集》(上)，第42頁。
 
(26)(29)顏元：《朱子語類評》，《顏元集》(上)，第250-251頁，第272頁。
 
(27)顏元：《性理評》，《存學編》(卷三)，《顏元集》(上)，第73頁。
 
(28)顏元：《泣血集序》，《習齋記餘》(卷一)，《顏元集》(下)，第399頁。
 
(30)顏元：《四書正誤》(卷四)，《顏元集》(上)，第229頁。
 
(31)(32)鍾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顏元集》(下)，第669頁，第693頁。
 
(33)顏元：《初寄王法乾書》，《習齋記餘》(卷四)，《顏元集》(下)，第446頁。
 
(34)顏元：《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習齋記餘》(卷三)，《顏元集》(下)，第426頁。
 
(35)(41)鍾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顏元集》(下)，第631頁，第645頁。
 
(36)(38)(39)(40)顏元：《性理評》，《存學編》(卷二)，《顏元集》(上)，第68頁，第60頁，第59頁，第71頁。
 
(37)陳登原：《顏習齋哲學思想述》，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第75頁。
 
(42)顏元：《題哀公問》，《習齋記餘》(卷九)，《顏元集》(下)，第555頁。
 
(43)(44)顏元：《四書正誤》(卷三)，《顏元集》(上)，第194頁，第197頁。
 
(45)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顏元集》(下)，第783頁。
 
(46)顏元：《性理評》，《存學編》(卷三)，《顏元集》(上)，第86頁。
 
(47)顏元：《明親》，《存學編》(卷一)，《顏元集》(上)，第44頁。
 
(48)顏元：《答齊篤公秀才贈號書》，《習齋記餘》(卷四)，《顏元集》(下)，第466頁。
 
(49)顏元：《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習齋記餘》(卷三)，《顏元集》(下)，第427頁。
 
(50)顏元：《四書正誤》(卷六)，《顏元集》(上)，第238頁。
 
(51)顏元：《四書正誤》(卷四)，《顏元集》(上)，第229頁。
 
(52)顏元：《初寄王法乾書》，《習齋記餘》(卷四)，《顏元集》(下)，第446頁。
 
(53)顏元：《學辨一》，《存學編》(卷一)，《顏元集》(上)，第50頁。
 
(54)(57)顏元：《性理評》，《存學編》(卷二)，《顏元集》(上)，第55頁，第70頁。
 
(55)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顏元集》(下)，第747頁。
 
(56)顏元：《朱子語類評》，《顏元集》(上)，第285頁。
 
(58)馮辰，劉調讚：《李恕穀先生年譜》(卷四)，《李塨文集》(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9頁。
 
(59)顏元：《性理評》，《存學編》(卷三)，《顏元集》(上)，第76頁。
 
(60)顏元：《學辨二》，《存學編》(卷一)，《顏元集》(上)，第54頁。
 
(61)顏元：《學校》，《存治編》，《顏元集》(上)，第109頁。
 
(62)顏元：《總論諸儒講學》，《存學編》(卷一)，《顏元集》(上)，第41頁。
 
(63)鍾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顏元集》(下)，第654頁。
 
(64)顏元：《答陳端伯中書》，《習齋記餘》(卷四)，《顏元集》(下)，第461頁。
 
(65)(66)顏元：《四書正誤》(卷六)，《顏元集》(上)，第241頁，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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