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鼎】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及其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重大意義(yi)

作者：丁鼎（孔子研究院特聘專(zhuan) 家、濟寧市尼山學者、山東(dong) 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首屆東(dong) 亞(ya) 儒學威海論壇——儒學與(yu) 東(dong) 亞(ya) 文明學術研討會(hui) ”學術報告

摘要：“大一統”思想即倡導、推崇和重視國家統一的思想。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孔子“大一統”觀念對於(yu) 中國發展成為(wei) 統一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yi) ，並為(wei) 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使中國境內(nei) 各兄弟民族在“大一統”的思想基礎上逐步凝聚為(wei) 一個(ge)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並進而形成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中華民族”。

關(guan) 鍵詞：孔子  “大一統”  中華民族；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偉(wei) 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中國曆史上，孔子是一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偉(wei) 大人物。他以其閃耀著人文精神的思想學說、博大的仁愛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發展走向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的“大一統”思想為(wei) 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yi) 。

“大一統”思想即倡導、推崇和重視國家統一的思想。“大一統”思想對我國的曆史的發展進程生產(chan) 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國數千年來之所以迭經政治分裂而終歸“分久必合”，總會(hui) 重建一個(ge) 政治統一的國家，其文化基礎就是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倡導的“大一統”理念。中國的曆史是多民族的交往關(guan) 係史。在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作用下，以儒家學說為(wei) 主導的中華文明也得到邊疆少數民族的認同，成為(wei) 我國各民族的共同文化，並使中華民族成為(wei) 我國各民族共認的“自覺的民族實體(ti) ”。“大一統”思想在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著巨大作用，並最終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

一、孔子的“大一統”思想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jia) 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早在西周時期，隨著周王朝分封製度在廣大地域的實施，隨著周王朝統治的鞏固和加強，隨著周代禮樂(le) 文化的普及和實施，華夏民族的凝聚力不斷增強，於(yu) 是就初步形成了萌芽狀態的“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雲(yun)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些詩句就表達了這種萌芽狀態的“大一統”的思想訴求和價(jia) 值取向。

到春秋時期，周王朝的統治力日益衰微，各諸侯國勢力坐大，逐步超越了周王的權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西周王朝創立的禮樂(le) 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衝(chong) 擊。“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已趨於(yu) 瓦解，西周時期以周天子為(wei) 權力中心的建立在分封製基礎之上的政治“一統”格局逐步為(wei) “禮樂(le) 征伐自諸候出”和“陪臣執國命”的政治格局所替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進入了諸侯爭(zheng) 霸、戰亂(luan) 頻仍的亂(luan) 世。有鑒於(yu) 此，孔子渴望華夏民族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乎禮樂(le) 製度的政治秩序，基於(yu) 對這種政治理念的向往和追求，就形成了孔子的“大一統”思想理念。

就現存文獻而言，“大一統”這一理念或講法首見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經》“隱公元年王正月”下，《公羊傳(chuan) 》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雖然“大一統”這一概念並非孔子首先提出，並非孔子原創，而是孔子後學公羊氏所作《春秋公羊傳(chuan) 》在闡釋孔子所編作、傳(chuan) 授的《春秋經》時所概括、總結出來的。但實際上，在孔子的許多論述中已經蘊涵著“大一統”的理念。下麵我們(men) 根據有關(guan) 文獻記載，試言其詳如下：

（一）孔子在《禮記·禮運》篇中對“以天下為(wei) 一家”的“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社會(hui) 的向往和描繪，體(ti) 現了孔子“大一統”的思想基礎。

孔子在《禮記·禮運》篇中所描繪的“大同”社會(hui) 的美好藍圖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

這樣一個(ge) 美好的“大同”社會(hui) 顯然隻有在一個(ge) 統一的社會(hui) 環境裏才有可能實現。也就是說，孔子對“大同”社會(hui) 的向往實際上體(ti) 現了孔子“大一統”的政治理念。

此外，孔子在《禮記·禮運》篇中還集中闡述了“天下一家”的思想。他說：“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yu) 其義(yi) ，明於(yu) 其利，達於(yu) 其患，然後能為(wei) 之”。孔穎達疏雲(yun) ：“聖人耐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為(wei) 一家，能以中國共為(wei) 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顯然，孔子在這裏認為(wei) 隻有聖人才能具備“天下為(wei) 一家”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孔子在這裏對“天下為(wei) 一家”的社會(hui) 理想的推崇實際上也就是對天下“大一統”的政治理念的倡導和追求。

（二）孔子的“尊王”思想實際上也體(ti) 現了他的“大一統”觀念。《禮記·坊記》載：“子雲(yun)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禮記·曾子問》又載：“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嚐禘郊社，尊無二上。’”這兩(liang) 段話表麵上是在強調“王”（天子）至尊無上的地位，實際上都是在論述以“王”（天子）為(wei) 核心的政治“大一統”的意義(yi) 。

孔子生活於(yu) 春秋末期，當時隨著諸侯的發展壯大，出現了“禮壞樂(le) 崩”的局麵。周天子大權旁落，政權下移，由天子下移到諸侯，由諸侯下移到大夫，甚至由大夫再下移到陪臣。孔子對此頗為(wei) 不滿。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主張由周天子作為(wei) 全國的首領。如果對諸侯國進行討伐，則必須由周天子來領導進行。這樣才是孔子理想的“天下有道”的社會(hui) 。而春秋末期，孔子則認為(wei) 是“天下無道”的社會(hui) ，因為(wei) 當時“禮樂(le) 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孔子對於(yu) 這種政權下移的狀況很不滿意。這種不滿實際上反映了孔子主張天下政令應該統一於(yu) 周天子的思想。

此外，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和“退諸侯”為(wei) 旨歸，就是試圖通過使用“春秋筆法”，來達到尊崇周天子、貶責諸侯僭禮的目的。實際上就是通過尊王來維護天下政治統一的局麵。董仲舒認為(wei) ，孔子有鑒於(yu) “周道衰廢”而作《春秋》，其目的就是要“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也就是要“撥亂(luan) 世反諸正”。所謂“撥亂(luan) 反正”就是恢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孟子所說：“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正如當代學者陳其泰先生所說：“主張‘大一統’和經世致用，是《春秋》對中國史學傳(chuan) 統最重要的影響。孔子尊奉周王室，強烈地表達他的政治理想是實現統一的王權，重新實現‘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麵。孔子的主張雖有保守的一麵，但其思想內(nei) 核和在曆史上產(chan) 生的影響，卻有積極的一麵。……孔子的尊王和大一統思想，正好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曆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這對中國走向統一的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義(yi) 的。”

（三）孔子在擔任大司寇、“攝相事”期間，曾經說服魯定公“墮三都”。“三都”即魯國貴族“三桓”的三個(ge) 采邑，即季孫氏的費邑（在今山東(dong) 費縣境內(nei) ）、叔孫氏的郈邑（在今山東(dong) 東(dong) 平縣境內(nei) ）、孟孫氏的成邑（在今山東(dong) 寧陽縣境內(nei) ）。由於(yu) 費、郈、成三邑經三桓家臣長期違製經營，已經形成城高池深的巨大城堡，因而被稱為(wei) “三都”。由於(yu) 此前三桓的家臣、邑宰數次憑借堅固的城堡發動叛亂(luan) ，孔子便以消除叛亂(luan) 根據地為(wei) 由提出“墮三都”的建議，即拆毀三都的城牆及其防禦設施。孔子“墮三都”的計劃，後來在三桓的陽奉陰違和對抗下而失敗了。毫無疑問，孔子“墮三都”計劃的目的實際上就是為(wei) 了維護國家的統一。表麵上是限製家臣的勢力，實際上是想利用這個(ge) 矛盾，以達到恢複公室勢力的目的。不言而喻，孔子“墮三都”的目的是維護以周天子為(wei) 首的“封建”統治，體(ti) 現了其“大一統”的價(jia) 值取向。

（四）《論語·顏淵》載：“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yu)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這種“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思想觀念實際也是主張天下一體(ti) 、天下一家，與(yu) “大一統”的政治觀念是一脈相通的。雖然上述《論語·顏淵》中“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觀念是子夏提出的，但子夏在這裏明言這是“聞之”的，即是聽別人講的。子夏是聽誰講的呢？由於(yu) 子夏是孔門“十哲”之一，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因而最有可能就是聽孔子講的，也就是說，“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觀念應該來源於(yu) 孔子。因此我們(men) 認為(wei) “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觀念一方麵體(ti) 現了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派的“仁愛”和“博愛”思想，另一方麵反映了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派對於(yu) 各民族如兄弟般和睦共處，最終實現“天下一家”的“大一統”局麵的政治訴求。

綜上所述，可知孔子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大一統”的概念，但《禮記》、《論語》等文獻中所記載的孔子的許多言行實際上已經蘊含著較為(wei) 明晰的“大一統”的思想觀念。

二、孔子的“大一統”觀念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重大影響

孔子所提出和倡導的以“天下一家”為(wei) 特征的“大一統”觀念，為(wei) 後世的許多儒家學者所繼承和發揚。

先秦著名儒家學者荀子多次提到“一天下”、“一四海”，並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一統”的思想。他說：“四海之內(nei) 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集其勞，無幽閑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le) 之。”另外，他還歌頌湯、武之時“天下為(wei) 一，諸侯為(wei) 臣，通達之屬，莫不從(cong) 服”的局麵。批評春秋時五霸“非以修禮義(yi) 也，非以本正教”，從(cong) 而形成了“非以一天下”的分裂局麵。體(ti) 現了荀子對“大一統”的政治局麵的預期和向往。

《春秋公羊傳(chuan) 》則明確提出了“大一統”的概念。傳(chuan) 說《公羊傳(chuan) 》的作者公羊高為(wei) 孔子弟子子夏的弟子，亦即孔子的再傳(chuan) 弟子。應該說，《公羊傳(chuan) 》的“大一統”思想的形成直接承源於(yu) 孔子的思想。西漢董仲舒對《公羊傳(chuan) 》所提出的“大一統》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闡釋，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對《公羊傳(chuan) 》所一再強調的“王正月”解釋說：“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製此月以應變，故坐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這裏從(cong) 曆法的統一來強調“王”的絕對權威和天下政令的統一，迎合了古代曆代帝王都以擁有“天下”為(wei) 目標的政治心理。《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說：“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何休注曰：“言奔則與(yu) 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為(wei) 家。”何休在這裏把“以天下為(wei) 家”理解為(wei) 王者應有之義(yi) 。實際上也可以看做是前述董仲舒所謂王者“一統於(yu) 天下”格局的進一步解釋。

經過漢儒董仲舒、何休等人的解釋，“大一統”成為(wei) 後世許多政治家的治國理念，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發展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公羊傳(chuan) 》“大一統”思想中夷狄與(yu) 華夏可以相互轉變的思想尤其可貴。這種思想超越了狹隘的種族、民族觀念，使中國境內(nei) 的東(dong) 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各兄弟民族均可在“大一統”思想的基礎上，對華夏大家庭產(chan) 生認同感，從(cong) 而逐步形成“中華民族”大家庭奠定思想基礎。孔子的“大一統”思想經過《公羊傳(chuan) 》和《荀子》以及董仲舒等儒家學者的闡釋和發揚，逐漸成為(wei)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發展過程中養(yang) 成的一種民族心理和感情，成為(wei) 凝聚華夏民族的精神支柱，漢民族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無不有賴於(yu) “大一統”思想。在某種意義(yi) 上，甚至可以說，沒有“大一統”的心理基礎，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形成。這也使我國曆史上分裂割據之後總是為(wei) 大一統所代替，也保證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能一代一代相傳(chuan) 下去。因此我們(men)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孔子的思想既奠定了中國統一大業(ye) 的基礎，也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基礎。

現代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是在近白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wei) 一個(ge)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則是在幾千年的曆史過程中形成的。”雖然“中華民族”是近現代才形成的一個(ge) 概念，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在近現代才形成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但我們(men) 認為(wei) “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初具芻形，至遲從(cong) 秦漢之際就完全形成了。作為(wei) 一個(ge)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中華民族是指生活繁衍於(yu) 中國境內(nei) 的以華夏—漢族為(wei) 主體(ti) 的各民族的集合體(ti) ，包括當代的和在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兄弟民族。大量的考古文化遺存說明了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出現了北方、中原、南方三種不同的係統特征。在華夏、夷、三苗等族開發黃河流域、東(dong) 部沿海一帶和長江流域的同時或稍後，氐、羌、戎諸族開發西北和西部地區，濮、越等族開發長江中下遊以南地區，狄、匈奴等族開發北部草原地區，肅慎、東(dong) 胡等族開發東(dong) 北地區。隨著這些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及其與(yu) 中原地區聯係的加強，為(wei) 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結束了從(cong) 西周到戰國800年的諸侯割據，建立起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此後的兩(liang) 千多年來，統一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成為(wei) 中國曆史發展的主流。

“中華”一詞，可溯源於(yu) 漢朝高誘《呂氏春秋注》。《呂氏春秋·簡選》曰：“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wei) 前陣。與(yu) 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dong) 征至於(yu) 庳廬，西伐至於(yu) 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高誘注曰：“中國，諸華。”意謂“中國”就是指中原地區的華夏各族。至南北朝時正式形成“中華”一詞。該詞語最早見於(yu) 裴鬆之《三國誌注》：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yu) 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yu) 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cong) 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xiang) 裏，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逰何必故鄉(xiang) 邪！’臣鬆之以為(wei) 《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為(wei) 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wei) 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髙吟俟時，情見乎言。誌氣所存，既已定於(yu) 其始矣。若使㳺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

裴注這裏所謂的“中華”當是我國古代文獻中最早出現的“中華”一詞。需要注意的是，這裏所謂的“中華”還不具備後世“中華民族”概念的內(nei) 涵，而是與(yu) 上引裴注中所引諸葛亮所謂“中國”一詞的內(nei) 涵相近，當是指當時漢民族在中原地區所建立的國家政權。

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族紛紛向中原地區匯聚，建立政權。當時，雖然處於(yu) 分裂混亂(luan) 狀態，但在儒家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之下，內(nei) 遷各族都表現出對中原文化傳(chuan) 統的強烈認同意識。“中華”一詞逐步成為(wei) 一個(ge) 超越當時漢族、兼容當時內(nei) 遷邊疆各族的概念。能否居中華正統，在當時成為(wei) 一個(ge) 政權是否能在社會(hui) 輿論麵前取得合法性統治資格的標準。因此，內(nei) 遷各族多假托古代華夏聖賢作為(wei) 本族的祖先，以便在血統、地緣方麵為(wei) 本民族所建政權製造理當居中華正統的根據。例如，鮮卑拓跋氏自稱為(wei) 黃帝之裔，宣稱“昔者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nei) 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wei) 號。”鮮卑宇文氏自述“其先出自炎帝神農(nong) 氏，為(wei) 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鐵弗匈奴赫連勃勃“自以匈奴夏後氏之苗裔也”，因而建立軍(jun) 事割據政權，“國稱大夏”自以為(wei) 夏王室的後裔而稱所建政權為(wei) “大夏”。甚至於(yu) 遠在漠北的柔然，當其強盛之時，也曾自號“皇芮”，並曾向南齊上表宣稱“皇芮承緒，肇自二儀(yi) 。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ye) 天固。雖吳（漢）[漠]殊域，義(yi) 同唇齒。方欲克期，中原龔行天罰。……然後皇輿遷幸，光複中華，永敦鄰好。”不言而喻，上述種種都體(ti) 現了當時眾(zhong) 多入主中原或企圖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對“中華”觀念和儒家“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念的認同。

至唐代，隨著各民族的進一步融合，人們(men) 的民族觀念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因而唐太宗在論述當時唐王朝的民族政策時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這說明，在唐太宗心目中，雖然地處中原的“中華”與(yu) 邊境地區的夷狄有區別，但唐王朝對二者是一視同仁的。顯然，這充分反映了唐王朝在大一統觀念影響下形成的民族觀。

到元明時期，人們(men) 對王朝正統有了新的認識。比如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早年為(wei) 推翻元朝的統治，在向齊魯河洛中原地區進軍(jun) 時所發布的檄文中明確提出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口號，但他又在檄文中說：“自宋祚傾(qing) 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nei) 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歸我者永安於(yu) 中華，背我者自竄於(yu) 塞外。……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yi) 願為(wei) 臣民者，與(yu) 中夏之人撫養(yang) 無異。”可見，在朱元璋看來，蒙元王朝雖為(wei) 異族所建，但也是天命所歸，屬於(yu) 正統政權。而且認為(wei) 無論是蒙古人還是色目人隻要願意臣服，就可以成為(wei) 中華大家庭中的一員。

清朝末年，孫中山在發動辛亥革命時，雖然也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但他認識到中國各民族的不可分割性，於(yu) 是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說：“國家之本，在於(yu) 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wei) 一國，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wei) 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顯然，“五族共和”的思想就是傳(chuan) 統大一統思想在新時期的發展。

耐人尋味的是1913年初舉(ju) 行的西蒙古王公會(hui) 議上，西蒙古王公們(men) 通過了讚成五族共和、反對蒙古獨立的決(jue) 議，並通電聲明:“蒙古疆域與(yu) 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wei) 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ti) 出力，維持民國”。而當時作為(wei) 民國總統的袁世凱，也在處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徑的過程中致書(shu) 庫倫(lun) 活佛哲布尊丹巴說:“外蒙同為(wei) 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yan) 如一家。現在時局阽危，邊事日棘，萬(wan) 無可分之理。”從(cong) 民國總統袁世凱與(yu) 西蒙古王公們(men) 均認為(wei) 蒙古族早已是“中華民族”的現象無疑可以說明其時統合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的“中華民族”不僅(jin) 在實際上而且在人們(men) 的意識裏都已經正式形成了。也就是說，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演變，“中華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至遲到清朝末年至中華民國的建立這一時期已經成為(wei) 中國境內(nei) 各兄弟民族所共認。

綜觀我國曆史上從(cong) 華夏——中華——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可以認為(wei) 無論是作為(wei)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的“中華民族”，還是作為(wei)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的“中華民族”，都主要是在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所倡導的“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下而形成的。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曆代統治者都製定出一套相應的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政策來維護民族統一。從(cong) 秦王朝統一，至清王朝垮台的2000多年中，共有四次大分裂時期。秦、西漢、東(dong) 漢、西晉、隋、唐、北宋、元、明、清等十個(ge) 王朝，國家疆域基本上都是統一的，共約1600餘(yu) 年。三國，東(dong) 晉與(yu) 十六國及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等四個(ge) 時期，國家疆域是分裂的，時長共約有500餘(yu) 年。可見，受孔子“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在中國曆史上“統一”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中國之所以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為(wei) 許多國家，並能夠在屢次分裂之後終歸統一，始終保持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在一定意義(yi) 上應歸功於(yu) 孔子的“大一統”思想的影響。

即使在暫時的分裂時期，各族人民在“大一統”的觀念的思想指導下，仍保持著政治上的友好和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在少數民族多次進入中原的同時，中原漢族亦逐漸移民邊疆。在民族政權對峙的過程中，各民族不斷混雜、滲透、逐漸融為(wei) 一體(ti) 。從(cong) 而使每次新的統一疆域更加擴大，民族大統一、大融合的趨勢更為(wei) 明顯。在推進統一的大業(ye) 中，雖曆經改朝換代、國號更迭等漫長曆史，但是，“大一統”思想對於(yu) 推動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卻一刻沒有停止。為(wei) 實現和維護大一統王朝，曆代中央王朝(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治理方式多采取以因俗而治為(wei) 主要特征的羈縻、懷柔政策。這些羈縻、懷柔政策在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維護國家統一、各民族的中華文化認同等方麵都產(chan) 生了積極作用，從(cong) 而使我國各民族從(cong) 秦漢以來基本上處於(yu) 一個(ge) 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之中，而“大一統”的社會(hui) 環境為(wei) “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堅實基礎。正因為(wei) 中華兒(er) 女在維護“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方麵世代相承的不懈努力，才使中華民族逐步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並使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統一的國家始終傲然屹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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