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筆者在近來的研究中發現康有為(wei) 1899年兩(liang) 次訪問加拿大期間所遺兩(liang) 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筆的保皇會(hui) 文獻，不僅(jin) 可以彌補目前有關(guan) 研究中文獻資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幫助回答康氏與(yu) 孔教之間關(guan) 係的一些關(guan) 鍵問題，並啟發對其孔教“世界主義(yi) ”思想及其“國教”運動進行探討的新見解。通過對於(yu) 康氏佚文的考證和分析並結合有關(guan) 文獻進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義(yi) ”並不限於(yu) 以往學者所關(guan) 注的大同烏(wu) 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並在加拿大首先付諸實踐的為(wei) 孔教而“傳(chuan) 教”海外的行動策略。基於(yu) 以孔教為(wei) 中心的世界主義(yi) ，康氏在戊戌變法前後曾提出具有強烈民族主義(yi) 色彩的“保教”與(yu) “保國、保種”並列的口號。但在1899年兩(liang) 次訪問加拿大期間，他卻因爭(zheng) 取華人基督教徒對於(yu) 改良運動的支持等實際政治考慮，提出在未來建立“無教界”的孔教世界理想，並在保皇會(hui) 章程等文獻中刻意避免使用針對基督教的“保教”口號。同時，他在加拿大所留的一篇佚文首先提出了尊孔教為(wei) “國教”以及影響這一宗教思想和運動後來發展的一係列主張。

關(guan) 鍵詞：康有為(wei) ；孔教；世界主義(yi) ；國教；加拿大；

在關(guan) 於(yu) 近代名人康有為(wei) 的研究中，他對未來大同世界的理想曾受到特別關(guan) 注【1】。康氏試圖將孔教立為(wei) 國教的運動在長期受到學術界抨擊之後，也在近來逐漸得到學者更為(wei) 正麵的評價(jia) 【2】。但是，由於(yu) 曆史資料的限製，目前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與(yu) 運動的研究極少涉及他在1899年流亡海外之後到1912年民初國教運動正式發動之前的有關(guan) 言行。康有為(wei) 1899年在加拿大領導創立保皇會(hui) 前後的有關(guan) 孔教言行及其政治影響更不為(wei) 學者所知【3】。筆者在近來的研究中發現康有為(wei) 1899年兩(liang) 次訪問加拿大期間所遺兩(liang) 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筆的保皇會(hui) 文獻，不僅(jin) 可以彌補目前有關(guan) 研究之中文獻資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幫助回答康氏與(yu) 孔教之間關(guan) 係的一些關(guan) 鍵問題，並啟發對其孔教“世界主義(yi) ”思想及其“國教”運動進行探討的新見解。

康有為(wei) 在1899年百日維新失敗之後僥(jiao) 幸逃脫慈禧太後黨(dang) 羽的追捕，先後逃亡香港、日本，並在1899年4月7日乘船橫渡太平洋之後，到達加拿大西部港市維多利亞(ya) ，得到該市海關(guan) 譯員李夢九等當地華商領袖的熱情接待。他試圖由此進入美國後再前往英國，尋求美、英政府幫助，恢複光緒皇帝的權力及其改良運動。但美國政府以1882年開始執行的排華法案為(wei) 借口，拒絕康氏從(cong) 加拿大西部進入美國的請求。所以，他隻得滯留活動於(yu) 維多利亞(ya) 及其附近的溫哥華、新威斯敏斯特這三個(ge) 加拿大西部城市，對當地華僑(qiao) 發表呼籲改良晚清中國及海外華人社區的演講，進行初步政治動員。此後，他在1899年5月3日從(cong) 溫哥華乘坐列車東(dong) 行，前往渥太華。盡管康有為(wei) 在渥太華受到加拿大政要的熱情接待，他試圖從(cong) 該地前往美國的努力仍然失敗，隻得在當年5月20日結束他的首次訪加之旅，從(cong) 蒙特利爾乘船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國。由於(yu) 康氏未能在倫(lun) 敦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他在1899年6月21日又乘船回到蒙特利爾並回到溫哥華，開始其第二次加拿大之旅。在此期間，康有為(wei) 與(yu) 加拿大華商於(yu) 1899年7月20日共同在維多利亞(ya) 創立了保皇會(hui) ，並將其組織從(cong) 加拿大向美國等城市進行推廣。康氏在1899年10月11日離開溫哥華後經日本回到香港，結束其第二次加拿大之旅【4】。

康有為(wei) 在1904年11月12日再次從(cong) 歐洲乘船到達蒙特利爾，開始其第三次訪問加拿大之旅，直到1905年2月11日進入美國為(wei) 止【5】。

康氏在以上對加拿大的三次訪問期間，都留下了關(guan) 於(yu) 他在海外探索、推行孔教的論著。但本文將主要對他在第一、第二次訪加期間所遺佚文進行考證分析，並結合其他文獻的研究，就其所推行的孔教“世界主義(yi) ”及其與(yu) “國教”有關(guan) 的言行提出新的看法。

本文所揭示的康有為(wei) 兩(liang) 篇佚文分別在康氏1899年第一、第二次訪加期間發表於(yu) 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編的《清議報》，是目前易於(yu) 查尋、學者熟知的史料。但由於(yu) 這兩(liang) 則文獻均由作者匿名發表，所以竟為(wei) 中外學者長期忽視。此外，另一篇疑似由他代筆的保皇會(hui) 文獻發表於(yu) 澳大利亞(ya) 悉尼市《廣益華報》1899年10月7日及該市《東(dong) 華日報》1899年10月11日，正是康有為(wei) 第二次訪加結束之際，其文風及內(nei) 容與(yu) 康氏為(wei) 保皇會(hui) 所撰其他文獻極其相似。雖然該文以加拿大保皇會(hui) 的值理名義(yi) 發表，難以完全確定為(wei) 康氏所作，其內(nei) 容對於(yu) 本文的分析仍有幫助。

本文所探討的康有為(wei) 首篇佚文題為(wei) 《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匿名發表於(yu) 《清議報》 在1899年4月30日出版的第13冊(ce) 《各埠近事》欄目。該文發表時康有為(wei) 正在維多利亞(ya) （舊稱域多利）的加拿大西端港市及其附近的溫哥華、新威斯敏斯特市華人社區中進行活動，而且他也是當時加拿大境內(nei) 唯一與(yu) 遠在橫濱的梁啟超及其主編的《清議報》保持聯係的人物。除此之外，維多利亞(ya) 的華人既不可能、也無必要為(wei) 倡設這個(ge) 加拿大城市內(nei) 的學校而遠去日本發表籌集捐款的啟示。這些加拿大華僑(qiao) 通過當時正為(wei) 清政府追捕的康、梁及其控製的《清議報》來為(wei) 維多利亞(ya) 華僑(qiao) 學校籌款的舉(ju) 動更是難以想象。所以，康有為(wei) 無疑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但他匿名發表該文的原因可能是為(wei) 了取得維多利亞(ya) 華商的好感與(yu) 支持，主動為(wei) 其代筆撰寫(xie) 捐款啟示，這與(yu) 他在戊戌變法中為(wei) 其他改良派官員代寫(xie) 奏折的手法如出一轍。該啟示作者以海外華僑(qiao) 身份自稱“吾輩雖在異鄉(xiang) ，心懷故國”，但又強調“今我華商勤儉(jian) 敏察，冠於(yu) 五洲”，表現了康有為(wei) 的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這種說法與(yu) 當時加拿大華僑(qiao) 商人處於(yu) 白人種族歧視之下，求為(wei) 二等公民而不得的實際情形和心境顯然有別。以下關(guan) 於(yu) 這所維多利亞(ya) 華僑(qiao) 學校的分析，也證明該校實際是當地華人為(wei) 其子女倡辦的低級童蒙小學，而《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卻設想“倡建學校，延聘名師，正定課程，以明理立身為(wei) 根柢，以經世致用為(wei) 條理。其高才者授以經史及政治之專(zhuan) 門，其中才者教以書(shu) 數，為(wei) 通商惠工之實用”[1]（第13冊(ce) ，第8b頁）。這些都不符合當時維多利亞(ya) 華人建校的實際考慮，反映了康有為(wei) 對於(yu) 這一華僑(qiao) 小學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

康有為(wei) 撰寫(xie) 《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的事實，也因他在《清議報》於(yu) 1899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6冊(ce) 《各埠近事》欄目所發表的署名文章《域多利義(yi) 學記》，可以得到進一步證實。這篇署名文章已經收入湯誌鈞所編《康有為(wei) 政論集》，也載於(yu) 薑義(yi) 華、張榮華所主編的《康有為(wei) 全集》。這篇署名短文提及光緒皇帝“去年六月詔令海外各商民立學”【6】，與(yu) 匿名發表的《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中關(guan) 於(yu) “去年六月，聖天子曆精發奮，變法自強，特降明詔，命海外商民廣興(xing) 學校”的說法一致【7】。但是，有關(guan) 光緒皇帝詔令海外華僑(qiao) 創立學堂的記載實際並不見於(yu) 《清實錄》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而出現於(yu) 當年七月初的實錄之中[2]（P540-541）。因此，在這兩(liang) 篇文章中對於(yu) 這一曆史事實的同樣時間錯誤，更進一步證明它們(men) 的作者都是康有為(wei) 。

與(yu) 此兩(liang) 篇文章相關(guan) ，筆者發現的康有為(wei) 第二則佚文題為(wei) 《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匿名發表於(yu) 《清議報》在1899年7月18日出版的第21冊(ce) 《各埠近事》欄目之內(nei) 。這一發表時間正處於(yu) 康有為(wei) 第二次訪加期間，並且是他在維多利亞(ya) 領導創立保皇會(hui) 的兩(liang) 天之前。如同上述《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這篇文獻也因康氏當時正在維多利亞(ya) 附近活動，並且是加拿大境內(nei) 唯一與(yu) 《清議報》保持特殊密切關(guan) 係的人物，同樣可以確證為(wei) 他的佚文。但是，這篇文章匿名發表的原因仍然值得推敲。康有為(wei) 在1899年5月30日公開署名發表《域多利義(yi) 學記》之時已經遠離維多利亞(ya) ，暫居倫(lun) 敦，處在英國政府直接保護之下。但他在當年7月18日匿名發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時剛剛回到加拿大西部。為(wei) 了自身的安全考慮，他很有可能在保皇會(hui) 公開建立於(yu) 維多利亞(ya) 之前蓄意掩蓋他在該市附近的活動，避免清朝政府對他的跟蹤和追殺【8】。另一更大的可能是當時遠在橫濱主持《清議報》的梁啟超與(yu) 康有為(wei) 在祀孔問題上互相矛盾，造成這篇文章的匿名發表。梁氏在1897年前後已經因為(wei) 黃遵憲、嚴(yan) 複的影響，認識到獨尊孔教對於(yu) 束縛新學和自由思想的危險，放棄跟隨康氏傳(chuan) 教和保教的原有立場。他在1899年時思想更趨激進，自稱“《清議報》亦始終不登保皇會(hui) 文字”，受到康有為(wei) 苛責。他後來給康氏的信中甚至直言橫濱在1898—1901間連續在孔子誕辰舉(ju) 行祭典，“徒為(wei) 浪費金錢而已”，並對巴拿馬、新加坡等地華僑(qiao) 尊孔、祀孔活動表示了反對態度【9】。因此，梁氏可能難違乃師之命，勉強在《清議報》登載《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但又使其匿名發表，成為(wei) 一篇來自維多利亞(ya) 華埠的一般報道。實際上，如果該文的作者僅(jin) 是維多利亞(ya) 的一位華僑(qiao) 而不是康有為(wei) ，梁氏幾乎絕無可能在他控製下的《清議報》發表一篇與(yu) 他反對祀孔主張相矛盾的文章。

更為(wei) 重要的是，《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一文所顯示的作者文采之斐然、所表述的孔教思想之複雜，都超過了當時維多利亞(ya) 當地任何華人移民的寫(xie) 作水平【10】。但該文與(yu) 康氏在此之前或之後的有關(guan) 孔教論著在風格、內(nei) 容方麵也十分相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1898年6月19日）百日維新期間所上的一份與(yu) 孔教相關(guan) 的主要奏折已包括以下說法：“凡天下國之盛衰，必視其教之隆否”；“西人曰：‘吾為(wei) 無教之國，降之為(wei) 三等野番”；孔子“為(wei) 中國教主，為(wei) 神明聖王”；“孔子為(wei) 改製新王”；“中國名雖尊聖，然尊而不親(qin) ，天下淫祀，皆雜他鬼神”[3]（P258-260）。這些說法實際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的開始和中間部分得到了發揮，甚至康氏1899年奏折中使用的“孔子之經”等少見的詞語，以及對於(yu) 文昌“淫祀”的專(zhuan) 門抨擊，也出現在這一匿名啟示中[4]（第21冊(ce) ，第1a-2b頁）。由於(yu) 該啟示充分表達了康有為(wei) 此前的孔教思想，但又未將這些觀點的來源歸之於(yu) 他個(ge) 人及其著作，其作者也隻可能是康氏本人，而非他在加拿大的崇拜者和追隨者。

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最後部分，作者指出其寫(xie) 作緣由在於(yu) 橫濱、新加坡、泗水、仰光、神戶等地華人已經相繼“倡祀孔子”，所以維多利亞(ya) 的“同人”也準備發起當年農(nong) 曆八月二十七日即公曆1899年9月30日孔子誕辰舉(ju) 行祭祀的活動【11】。由於(yu) 當時散處海外各國的華僑(qiao) 通過報紙等方式進行互相聯係、了解的方式仍然有限，維多利亞(ya) 的華人顯然難以得到上述亞(ya) 洲各地華埠祭孔活動的全麵信息。實際上，康有為(wei) 不僅(jin) 就是這一匿名文章在當時加拿大境內(nei) 的唯一可能的作者，而且該文與(yu) 他上述匿名和署名文章所關(guan) 注的維多利亞(ya) 華人學校具有更為(wei) 直接的關(guan) 係。這所學校由李夢九及當地的其他華商在康有為(wei) 首次訪加之前發起。他們(men) 通過數次會(hui) 議，已經在1899年1月中旬作出建校的最終決(jue) 定，募集了3 245.5加元的捐款，並預算該校每年開辦的費用為(wei) 600加元以下【12】。盡管這些本地捐款已經足夠該校運行五年以上，沒有必要另外籌款，康有為(wei) 在當年4月到達維多利亞(ya) 之後仍然在《清議報》匿名發表上述捐款啟示，表示對於(yu) 這些華僑(qiao) 商人建校活動的支持，並讚揚他們(men) 關(guan) 心國家興(xing) 亡的愛國舉(ju) 動[1]。他在次月署名發表的《域多利義(yi) 學記》將這一學校與(yu) 其門人控製之下的橫濱大同學校並論，表現了他試圖將該校變為(wei) 在北美的改良派教育機構及推行孔教中心的意圖[5]（P401）。該校後來命名為(wei) 樂(le) 群義(yi) 塾，可能表達了康氏關(guan) 於(yu) 仁人“貴於(yu) 能群”的理念中關(guan) 於(yu) 群體(ti) 的含義(yi) 【13】，盡管梁啟超所作《說群》一文中關(guan) 於(yu) “群”為(wei) 社會(hui) 政治整合的觀念更廣為(wei) 人知【14】。由於(yu) 該校定於(yu) 1899年7月1日開辦【15】，所以康氏為(wei) 其開幕式撰寫(xie) 了《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並匿名發表於(yu) 7月18日出版的《清議報》 【16】。

樂(le) 群義(yi) 塾在1899年7月1日開辦於(yu) 維多利亞(ya) 中華會(hui) 館三樓，據當地英文報紙報道，其開幕儀(yi) 式確實包括了具有“宗教特色”的活動【17】，無疑是尊孔典禮。此後，該校所從(cong) 事的教學活動也主要包括儒家經典作為(wei) 教材的課程【18】，並在當年9月30日成為(wei) 維多利亞(ya) 華人舉(ju) 行首次慶祝孔子誕辰的慶典所在地。當天唐人街一派節日氣氛，所有的店鋪都懸掛燈籠慶祝，晚間燈火通明【19】。在此之後，農(nong) 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生辰即成為(wei) 維多利亞(ya) 唐人街的年度節日，並且年複一年地舉(ju) 行孔子誕辰慶典，但該活動通常都由當地保皇會(hui) 組織領導【20】。

從(cong) 康有為(wei) 以上兩(liang) 篇佚文和另外一篇關(guan) 於(yu) 維多利亞(ya) 樂(le) 群義(yi) 塾署名文章的內(nei) 容及其所發生的實際影響來看，可以發現目前僅(jin) 以康有為(wei) 的大同思想與(yu) 《大同書(shu) 》來研究他的孔教世界主義(yi) ，並將此觀念僅(jin) 僅(jin) 視為(wei) 康氏對於(yu) 未來世界構想的流行說法值得反思。在分析概念上，以往的中英文論著常將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中的世界主義(yi) （cosmopolitanism） 與(yu) 普世主義(yi) （universalism） 混淆，並將其等同於(yu) 康氏《大同書(shu) 》中的烏(wu) 托邦理想，與(yu) 其愛國主義(yi) 、民族主義(yi) 和改良主義(yi) 的現實思想分別劃歸兩(liang) 個(ge) 不同層次【21】。近來對於(yu) 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中世界主義(yi) 與(yu) 民族主義(yi) 並存的研究也將前者限於(yu) 大同理想，與(yu) 普世主義(yi) 等同，並仍然指出它與(yu) 後者之間存在著未來構想與(yu) 現實主張分歧的矛盾【22】。

關(guan) 於(yu) 世界主義(yi) 與(yu) 普世主義(yi) 的區分，已有專(zhuan) 文論述【23】，但世界主義(yi) 的理論本身龐雜多變，與(yu) 普世主義(yi) 也有某些理念上的重合之處。所以，從(cong) 世界主義(yi) 的概念及其在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中的具體(ti) 表現進行闡述仍有必要。一般而言，“世界主義(yi) 是關(guan) 於(yu) 人類作為(wei) 唯一共同體(ti) 的理念。在人類各自的個(ge) 性之外，所有的人（某些世界主義(yi) 的理論中也包括其他某些生物）都是一個(ge) 共同體(ti) 的組成部分，並有責任、權利和權力來決(jue) 定共同的前途”【24】。這種世界主義(yi) 理念兼顧人類社會(hui) 的個(ge) 性與(yu) 共性，不同於(yu) 普世主義(yi) 所強調的全球文化的同質性、一致性或單元化，以至於(yu) 否定民族主義(yi) 等多元文化。相反，它“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先決(jue) 條件，並將其改變為(wei) 世界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25】。

正如梁啟超在1901年所撰康有為(wei) 傳(chuan) 記中所指出，康氏孔教思想中的“世界主義(yi) ”與(yu) 民族主義(yi) 不僅(jin) 並存，而且以後者為(wei) 起點：“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遊後，又讀耶氏之書(shu) ，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眾(zhong) 生為(wei) 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zhuan) 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ti) 、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為(wei) 生於(yu) 中國，當先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曆史習(xi) 慣而利導之。又以為(wei) 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ti) 渙散，將不可以立於(yu) 大地，欲從(cong) 而統一之，非擇一舉(ju) 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yu) 是乎以孔教複原為(wei) 第一著手。”[6]（P1948）但是，梁氏所論康有為(wei) 的孔教“世界主義(yi) ”仍有不實之處。首先，康氏早在1886年所作《康子內(nei) 外篇》一文中，即將孔教與(yu) 其他世界宗教並列，但他強調唯有前者是順乎人情、適應此世的人本主義(yi) 宗教，“地球內(nei) 之國，靡能外之”。他並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世界宗教均作為(wei) 趨向“鬼神之治”“逆人之情”的出世教派[7]（《康子內(nei) 外篇》，P103）。所以，康氏並未堅持梁啟超所謂“諸教平等之論”，而是推行了以孔教為(wei) 中心的世界主義(yi) ，並為(wei) 此提出了從(cong) 中國向海外傳(chuan) 教的行動策略。他在這一方麵的言行迄今尚未受到學者重視，但卻是他為(wei) 維多利亞(ya) 樂(le) 群義(yi) 塾連續撰寫(xie) 上述三篇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康有為(wei) 1891年所撰《答朱蓉生》一信中，他已指出西方的基督教借助歐美列強的炮艦政策，正對中國及其他亞(ya) 洲各國造成滅國、滅教的政治、文化威脅。但他認為(wei) 在亞(ya) 洲曆史上佛教能夠進入中國，而更為(wei) 全球人類所需的孔教無法進入印度的原因，在於(yu) 前者得益於(yu) 僧侶(lv) 越境傳(chuan) 播，但後者無人從(cong) 事海外傳(chuan) 教事業(ye) 。所以，康氏決(jue) 心發明孔教真諦，“可使混一地球……宣孔子之教於(yu) 域外”[7]（P325）。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zheng) 中清朝失敗以後，康有為(wei) 發動各省參加北京會(hui) 試的舉(ju) 人抗議朝廷屈膝議和，並起草了著名的《公車上書(shu) 》或《上清帝第二書(shu) 》。該奏稿將基督教視為(wei) “外夷邪教”，並將該教“煽惑吾民，直省之間，拜堂棋布”，但“每縣僅(jin) 有孔子一廟”的情形視為(wei) 清末社會(hui) 嚴(yan) 重的政治文化危機。除了建議在國內(nei) 宣講孔教、改民間寺廟為(wei) 孔廟之外，康氏還要求清政府獎勵、資助、保護“欲傳(chuan) 孔子之道與(yu) 外國者”。他特別強調東(dong) 南亞(ya) 的華僑(qiao) 麵對異教誘惑正有夷化的危險，所以需要派遣教官在那裏建立孔廟，以便“用夏變夷”[8]（P43）。

在康有為(wei) 的影響之下，他在萬(wan) 木草堂的門生如梁啟超也在早年就立誌為(wei) 孔教“傳(chuan) 教”於(yu) 國外而獻身，“浮海居夷，共昌明之”[9]（P202）。梁氏在1895年追隨康氏，先後發起北京、上海的強學會(hui) ，並在次年創立《時務報》進行政治改革宣傳(chuan) 。但梁氏在1896年給康有為(wei) 的一封信中聲稱其“宗旨乃傳(chuan) 教也，非為(wei) 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zhong) 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yu) 我何與(yu) 焉”。康、梁同時又提出直接針對基督教文化威脅的“保教”口號。但如前所述，梁氏很快放棄這一口號，轉而提倡思想自由【26】。

但是，康有為(wei) 在推動清朝政府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繼續提倡以孔教為(wei) 中心的世界主義(yi) “傳(chuan) 教”事業(ye) 及其更具民族主義(yi) 色彩的“保教”口號。他在1898年4月發起北京保國會(hui) ，並在其章程中規定了“保國、保種、保教”的政治綱領[10]（P54）。如前所述，在光緒皇帝於(yu) 當年6月11日正式發起百日維新之後，康氏在6月19日特別呈上一份與(yu) 孔教相關(guan) 的主要奏折，請求建立與(yu) 基督教及其教會(hui) 類似的孔教及其宗教組織，並再次呼籲將民間各類寺廟改為(wei) 孔廟。他又隨奏折呈上所撰《孔子改製考》一書(shu) ，在為(wei) 該書(shu) 重新撰寫(xie) 的序言中稱孔子“為(wei) 神明，為(wei) 聖王，為(wei) 萬(wan) 民作保，為(wei) 大地教主”，仍然表現了以孔教為(wei) 中心的世界主義(yi) 思想[3]（P417-419）。

在戊戌維新失敗之後，康有為(wei) 被迫逃亡香港和日本，但他在1899年兩(liang) 次訪問加拿大期間不僅(jin) 從(cong) 尋求英美政府幫助轉向發動華僑(qiao) 組織保皇會(hui) 、重振其政治改良運動【27】，而且抓住一切機會(hui) 來實施傳(chuan) 孔教於(yu) 海外的策略並繼續發展孔教世界主義(yi) 的理想。正因康氏試圖借助維多利亞(ya) 的樂(le) 群義(yi) 塾來推行其傳(chuan) 教、保教於(yu) 海外的策略，他才連續撰寫(xie) 了上述三篇文章，對這一華僑(qiao) 學校寄予如此高度的重視。他在匿名發表的《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中，強調海外華僑(qiao) “凡有子弟，皆當教以道義(yi) ，擴其見聞”，並期望該校課程為(wei) 此服務[1]（第8a頁）。在《域多利義(yi) 學記》中，康氏讚揚了該校的創辦者李夢九等維多利亞(ya) 華商在戊戌政變之後，仍然響應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中的詔令，“挺發義(yi) 憤，懷故國、思孔教，大集布施，一舉(ju) 而成是學，以上答明詔，下育髦士，與(yu) 橫濱之大同學校對海相望，以區區小埠，颷舉(ju) 電馳，為(wei) 大地各埠先，豈非尤明保種保教之大義(yi) 哉”[5]（P401）。值得注意的是，這似乎是康有為(wei) 在海外的署名文章中最後一次使用“保教”口號。

康有為(wei) 甚至在此後匿名發表的《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中也並未使用針對基督教文化威脅、力圖捍衛孔教的“保教”口號。該啟示在盛讚“孔子為(wei) 生民未有之聖”之後，使用康氏關(guan) 於(yu) 人類社會(hui) 從(cong) “據亂(luan) 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進化的觀點，聲稱在此最後階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的世界終將到來：“全世界皆將為(wei) 儒風所漸被，無論黃、白、黑、棕、紅之種，悉遊泳於(yu) 儒教海中，無有畛域，無有[區別]對待。孔子曰有教無類，無類則無類界，亦無教界，惟見教海大一統而已。”在這一啟示的結尾部分，康有為(wei) 在“愛國保種”與(yu) “保國救種”的口號之後，均特意避免重複在保國會(hui) 章程中將此口號與(yu) “保教”號召並提的先例。除了呼籲通過維多利亞(ya) 倡祀孔子的活動追求愛國主義(yi) 、民族主義(yi) 的目標之外，他還強調“推有教無類之心，以敷儒術大同之政於(yu) 萬(wan) 國，則又異日之事也”[4]（第1b-3a頁）。

很顯然，這一啟示將康有為(wei) 早年倡導的以孔教為(wei) 中心的世界主義(yi) ，特別是推行“傳(chuan) 教”於(yu) 海外的行動策略、以便普度天下眾(zhong) 生的思想推向極致。它也集中反映了康有為(wei) 以孔教為(wei) 中心的世界主義(yi) 在海外的新發展，特別是發展了在未來世界以孔教普及來破除“類界”和“教界”的理念。這種康氏孔教世界主義(yi) 暴露了以本族文化為(wei) 中心的局限性，但也導致他在此後對於(yu) 基督教采取開放、接納的態度，以至於(yu) 放棄針對基督教的“保教”口號。當然，他提倡破除“教界”、放棄“保教”的口號，也是基於(yu) 在基督教文化盛行的西方推行孔教世界主義(yi) 並幫助保皇會(hui) 吸收海外華人基督徒的現實政治考慮。

確實，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發表兩(liang) 天之後，康有為(wei) 就與(yu) 加拿大西部華僑(qiao) 領袖在1899年7月20日創立保皇會(hui) 於(yu) 維多利亞(ya) 。他在1899年7月至9月停留加拿大期間，先後撰成《保皇會(hui) 草略章程》和《保皇會(hui) 序例》，後來又將其擴充為(wei)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28】。盡管這一保皇會(hui) 的綱領性文件詳細列舉(ju) 外國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及白人對於(yu) 海外華僑(qiao) 的種族歧視，其中內(nei) 容與(yu) 康氏在1895年所作《公車上書(shu) 》到戊戌變法期間的一些奏折的明顯不同之處，在於(yu) 避免提及基督教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及其造成海外華人“夷化”的危險。因此， 康氏為(wei) 保皇會(hui) 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所擬定的全麵政治口號是“忠君、愛國、救種”[11]（P152），與(yu) 他在上述1898年為(wei) 保國會(hui) 規定的“保國、保種、保教”的政治綱領明顯不同。他在加拿大為(wei) 該組織起草的其他所有文告也刻意回避了“保教”的口號。

但是，本文作者發現的《保皇會(hui) 序文》似乎是該組織針對基督教而發出“保孔教”口號的唯一例外，而這份文獻似乎也因此未能廣泛流傳(chuan) ，以至於(yu) 長期不為(wei) 學者所知。這一保皇會(hui) 文獻在1899年10月7日發表於(yu) 澳大利亞(ya) 悉尼市的《廣益華報》，並在當年10月11日再次出現於(yu) 該市的《東(dong) 華日報》。這份《保皇會(hui) 序文》簡要綜合了康有為(wei) 所作《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但其中重要不同之處是稱其組織的宗旨是“保皇即所以保國、保家、保身、保種族、保子孫、保孔教”。由於(yu) 這一文告發出的目的是在為(wei) 保皇會(hui) 向澳大利亞(ya) 等地擴張及從(cong) 海外華人得到捐款或招股，所以其中特意強調加拿大華僑(qiao) 率先加入及認捐的先例，並以維多利亞(ya) 、溫哥華及新威斯敏斯特的續開保皇會(hui) 分部值理名義(yi) 發出[12]（P3）。但如上所述，這一文告從(cong) 發表時間、文風及內(nei) 容看來，很有可能仍然是康氏在1899年10月11日離開加拿大返回香港之前所作。

由於(yu) 《保皇會(hui) 序文》除了偶然提到“滅國、滅種、滅教之大禍”之外，仍然未曾詳述基督教對於(yu) 中國的文化侵略或對於(yu) 海外華人的威脅，其中的“保孔教”口號大約是康氏在接連列舉(ju) 六“保”之後的附帶修辭，但這一保皇會(hui) 文告卻極有可能引起了海外華人基督徒的負麵反應。據當時洛杉磯華人基督教報紙《中西日報》一位員工回憶，康有為(wei) 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hui) 後曾給該報主編伍盤照寫(xie) 信，邀其參加。伍盤照的回信對於(yu) 保皇會(hui) 表示了極大興(xing) 趣，但要求康氏放棄針對基督教威脅孔教而提倡的“保教”口號。在康有為(wei) 表示同意之後，《中西日報》即很快遷往舊金山，一度成為(wei) 支持保皇會(hui) 的宣傳(chuan) 機構。同時，加拿大等地的保皇會(hui) 也包括激進的基督教徒【29】。但如上所述，康氏從(cong) 保皇會(hui) 建立之初，即已刻意停止使用針對基督教的“保教”口號。所以，伍盤照對於(yu) 康有為(wei) 的要求應該是針對《保皇會(hui) 序文》的反應。無論如何，這一遺聞軼事也證明康氏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一文中倡導破除“教界”、放棄“保教”口號之舉(ju) 不僅(jin) 是對孔教世界主義(yi) 理念的發展，而且也有推動保皇會(hui) 在海外華人基督徒中擴張的現實政治考慮。

當然，康有為(wei) 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中開始避免使用“保教”的口號，並不意味著他也放棄了作為(wei) 孔教世界主義(yi) 起點和核心的民族主義(yi) 。相反，他在同一啟示中最早明確提出了“國教”的概念及其相關(guan) 的一係列主張[4]（第2b-3a頁）。因此，這一康氏佚文的發現不僅(jin) 可以幫助揭示他在流亡海外期間繼續追求、實施、發展孔教世界主義(yi) 的史實，填補有關(guan) 研究的重要學術空白，而且可以幫助發現他所領導的國教運動在加拿大的起源，解決(jue) 目前學者對此相關(guan) 問題的爭(zheng) 議。

就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研究所進行的述評早已指出中日一些學者曾錯誤使用康氏在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中所載、但實際是事後篡改的《請尊孔聖為(wei) 國教，立教部教會(hui) 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並指出“康在戊戌及以前未使用過‘國教’這一概念來表達自己的孔教主張”[13]（P51）。仔細檢索康有為(wei) 的有關(guan) 文獻，他在1898年初所撰的《保國會(hui) 章程》中確實包括“保全國地、國民、國教”的詞語，但此處使用的“國教”一詞由附會(hui) 保全“國地、國民”的說法而來，實際是“保教”的完整口號的一個(ge) 部分，並非是一個(ge) 獨立的概念[14]（P233），康氏也未對此加以闡釋。

所以，近來的有關(guan) 研究認為(wei) 康氏在他寫(xie) 於(yu) 1903年的《官製議》一文中最早提出“國教”概念，並在次年所撰的歐洲遊記中頻繁使用[15]（P48-50）。由於(yu) 《官製議》中提及“國教”的章節實際是在1904年發表，當年康氏所撰歐洲遊記中關(guan) 於(yu) 孔教的討論也與(yu) 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中所載關(guan) 於(yu) 國教奏折在內(nei) 容上有相似之處，所以該奏折篡改的時間被推定於(yu) 1904年或稍後，其內(nei) 容也被學者視為(wei) 康氏海外流亡期間關(guan) 於(yu) 國教思想的集大成之作【30】。實際上，康氏所撰歐洲遊記及其篡改的國教奏折中一些關(guan) 於(yu) 國教的主要內(nei) 容，已經出現於(yu) 他在1899年匿名發表、並為(wei) 學者長期忽視的《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一文。此外，康氏就其歐洲遊記進行的編輯和整理工作，也主要是他在1904年末到1905年初第三次訪問加拿大期間完成的[16]（P344-345）。

在康有為(wei) 的1899年佚文《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之中，除了上述關(guan) 於(yu) 孔教世界主義(yi) 的內(nei) 容之外，以下與(yu) “國教”有關(guan) 的主張值得特別注意：1）教化是世界各國強弱及各種族進步與(yu) 落後的關(guan) 鍵，而其中宗教的進化則以尊崇教主和推廣其教義(yi) 為(wei) 關(guan) 鍵；2）外人鄙視中國人為(wei) “半教”的原因在於(yu) 國人未能組織“演說之會(hui) ”來推廣孔子教義(yi) ，未曾奉行紀念其生卒的典禮並以其生平時間來紀年；3）孔子超越其他世界宗教教主之處在於(yu) 建立了人道教的仁義(yi) 道德、文明進化、王道仁政等教義(yi) ，使得中國文化領先世界各國；4）孔教必將覆蓋全球各族但卻在清末遭遇衰落的原因，在於(yu) 國人雜祀鬼神，未能專(zhuan) 祀孔子，違背了他所規定的儀(yi) 禮；5）世界的宗教進化是從(cong) 雜祀眾(zhong) 多鬼神或“鬼神治人”轉向“以人治人”，還人類以天賦自由平等；6）對天的單一崇拜代表了從(cong) 眾(zhong) 多鬼神崇拜而來的進化，但天僅(jin) 為(wei) 孔子的教主偶像，實際天下眾(zhong) 生皆由教主教養(yang) 、統領；7）從(cong) 眾(zhong) 多鬼神崇拜轉向專(zhuan) 祀孔子是宗教進化、“救國保種”的關(guan) 鍵，已從(cong) 橫濱華僑(qiao) 開始並已波及維多利亞(ya) 的唐人街[4]（第1a-2b頁）。

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的結尾部分，康有為(wei) 總結其有關(guan) “國教”的議論如下：

“地球列國，文化益明，而孔子之教從(cong) 之益明；人治益進，而孔子之教從(cong) 之益進……以此見聖人之愛其國與(yu) 天下，至誠無息也。夫我中國分裂在於(yu) 旦夕，而我同胞兄弟莫不惻然痛之，思以救國保種。然多博通歐美之學，尚未知專(zhuan) 祀孔子，以動國民之感情，忠君愛國之心因而甚淡，開明進步之誌因而不熱，此同人所為(wei) 大憂。夫不尊其國教，則不知愛國；不知愛國，則國民和群之念不切，自立之氣不揚。”（“國教”重點符號為(wei) 本文作者所加）。[4]（第2b-3a頁）

十分顯然，康有為(wei) 強調孔教既是引導“地球列國”將來文化昌明與(yu) 文明進步的教義(yi) ，又體(ti) 現了“愛其國與(yu) 天下”兼有的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所以也可以作為(wei) “救國保種”的“國教”來奉行。近來的有關(guan) 研究已經證明，1904年之後康氏所撰歐洲遊記及其通過1911年《戊戌奏稿》出版而麵世的改篡國教奏折也包括以下類似主張：1）中國有人倫(lun) 教化為(wei) 主的孔教作為(wei) 宗教；2）孔教超越了用神道來教化的其他世界宗教[15]（P32-38）；3）孔子是領導宗教從(cong) 神道教到人道教進化的文明教主；4）清代中國仍然淫祠遍布、未能專(zhuan) 祀孔子為(wei) 教主；5）要求官府與(yu) 民間在專(zhuan) 祀孔子之外，並以孔子配天祭祀；6）呼籲以孔子生辰作為(wei) 紀元的開始【31】。如上所述，這些主張實際大多是康有為(wei) 在1899年佚文《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中類似觀點的擴展和延申，並且也是後來民國初年國教運動的主要目標[17]（P46-69）。

實際上，就康有為(wei) 1899年在加拿大所作佚文的分析不僅(jin) 可以填補以往學者研究中資料與(yu) 分析的空白，而且可以補充他本人關(guan) 於(yu) 其海外流亡期間推動孔教世界主義(yi) 和國教運動的記錄，並對未來的有關(guan) 研究提供啟示。康氏在《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中提倡的“無類界”的說法後來出現於(yu) 《大同書(shu) 》中，即破除“類界”或“人與(yu) 鳥、獸(shou) 、蟲、魚之別”，盡管在此啟示中的“無類界”含義(yi) 更接近於(yu) 《大同書(shu) 》中倡導的破除“種界”或各色人種之別與(yu) 種族歧視之苦的理念[18]（P68-69）。但是，該啟示中提出的“無教界”說法卻是《大同書(shu) 》所提倡的破除“九界”之外的說法，值得進一步研究。此外，康氏在1910年所作《論中國宜用孔子紀年》一文中聲稱：“乃年來孔子之祀，尊孔之會(hui) ，創發於(yu) 海外，波靡於(yu) 美、亞(ya) ，風發響應……[孔子生辰慶典]已亥[1899]先行於(yu) 橫濱，丁未[1907]發之於(yu) 紐約，戊申[1908]以後遍行於(yu) 南洋。”[19]（P163）但是，本文對於(yu) 康有為(wei) 在1899年加拿大佚文的考證和分析證明維多利亞(ya) 也是他在海外推行孔教世界主義(yi) 及其國教思想與(yu) 運動的一個(ge) 重要起點，而且其有關(guan) 言行直接影響了康氏在海外複興(xing) 的改良運動，特別是保皇會(hui) 在華人基督教徒中的初期發展。所以，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與(yu) 運動在海外的起源與(yu) 影響都值得更為(wei) 深入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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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見Laurence G.Thompson，“Introduction”，in Ta Tung Shu：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Trans.Laurence G.Thompson，London，UK：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8，pp.9-57；Laurence G.Thompson，“Ta-t’ung Shu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ed.Jung-pang Lo，Tucson：AZ：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pp.341-354；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湯誌鈞：《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大同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 對於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代表作及其對以往有關論著的簡要評述，見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6頁。其他近來主要有關研究專著，見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幹春鬆：《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3 在較為少數注重康有為海外流亡期間孔教言行的論著中，唐文明的《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第122-159 頁包括比較集中的有關論述，但該書並未涉及康氏在加拿大的孔教思想和活動。
 
4 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1899-1909”，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9，No.1，2014，pp.6-15。該文詳細考證了康有為曆次訪問加拿大的時間與行程，對以往中國近代史或加拿大華僑史論著中的有關錯誤記載作了糾正。與此相關的同一作者的中文論文也包括有關論述，見陳忠平：《維多利亞、溫哥華與海內外華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11期。
 
5 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pp.16 -19；陳忠平：《維多利亞、溫哥華與海內外華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11期。
 
6 康有為：《域多利義學記》，載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01-402頁。同一文章也載於康有為著，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5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5頁。
 
7 康有為：《域多利埠倡設學校勸捐啟》，第8a頁。作者在此顯然使用了農曆日期。
 
8 實際上，即使康氏在1899年7月20日領導建立保皇會於維多利亞之後，他也特意躲避清朝政府的刺客，隱居於該市附近的煤島（Coal Island），並在公開發表的詩文中用文島等名稱代替該島，避免清朝官員發現他的實際藏身之地。見陳忠平：《康有為文島之謎及其海外改良運動的興衰》，《讀書》2018年3期。
 
9 參見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155、182-183頁。
 
10 關於維多利亞保皇會領袖的中文書寫能力，見《[董謙泰、李福基]致譚張孝書》（1901年8月26日）後的編者評論，載方誌欽主編、蔡惠堯助編：《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匯編》，香港：銀河出版社，2008年，第299-300頁。
 
11 康有為：《域多利埠倡祀孔子啟》，《清議報》1899年7月18日第21冊《各埠近事》第2b頁。這一孔子誕辰祭祀活動後來確實曾在維多利亞華埠舉行，見“The Local News”，Daily Colonist，October 1，1899，p.2.
 
12 “A Chinese School”，Victoria Daily Colonist，January 18，1899，p.8.
 
13 康有為：《長興學記》（1891），載康有為著，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1集，第345頁。關於這一華僑學校的簡況，見黎全恩、丁果、賈葆蘅著：《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4頁。
 
14 關於康、梁對“群”的不同表述，見張灝著，崔誌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68-71頁。
 
15 “An Oriental School”，Victoria Daily Colonist，July 2，1899，p.5；黎全恩、丁果、賈葆蘅：《加拿大華僑移民史》，第304頁。
 
16 在1899年前後，通過跨越太平洋的輪船將文章稿件從維多利亞送至橫濱約需15天左右。
 
17 “An Oriental School”，Victoria Daily Colonist，July 2，1899，p.5.
 
18 關於該校儒學教育及尊孔典禮等活動，見Timothy J.Stanley，Contesting White Supremacy：School Segregation，Antiracism，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anadians，Vancovuer，BC：UBC Press，2011，p.193.
 
19  “The Local News”，Daily Colonist，October 1，1899，p.2.
 
20 “Confucius Day”，Victoria Daily Colonist，September 20，1900，p.6；“Chinatown Celebrates Confucius Day”，Victoria Daily Colonist，October 14，1906，p.3.
 
21 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第366-371頁包括“世界化”與“世界主義者”的論述，但其英文原詞分別為”universalization”或普世化，及“universalizer”或普世主義者，見Kung-chuan Hsiao，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K’ang Yu-wei，Reformer and Utopian，1858—1927，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pp.412-418。在汪榮祖著：《康有為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23-128頁，作者進而強調康氏“世界化與普遍性”的理想與其民族主義屬於兩個不同層次的思想。
 
22 喻大華、李孝君：《康有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義立場與世界主義情懷》，《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該文也將“世界主義”譯為“universalism”。其他討論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世界主義觀念的論著甚多，但它們極少專注於這一觀念與他孔教思想的關係。
 
23 陳勳武：《世界主義，規範的人類共同體與文化寬容》，《人文》2019年第1卷，第40-48頁。該文將universalism譯為普遍主義，但普世主義是更為準確的翻譯。
 
24 Lorena Cebolla and Francesco Ghia，“Introduction”，in Lorena Cebolla Sanahuja and Francesco Ghia（eds.），Cosmopolitanism：Between Ideas and Reality，Newcastle，UK：Cambridge Scholarly Publishing，2015，p.4.
 
25 Ulrich Beck，The Cosmopolitan Vision，trans.Ciaran Cronin，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2004]，p.49.
 
26 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7-54頁，特別是第39、50-51頁內容。
 
27 Zhongping Chen，“Kang Youwei’s Activities in Canada and the Reformist Movement among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pp.6 -16；陳忠平：《維多利亞、溫哥華與海內外華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11期。
 
28 見康有為：《保皇會草略章程》（1899年7月）、《複譚朝棟書》（1899年9月29日）及《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1899年10月），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5集，第130、136，144-155頁。該書編者將《複譚朝棟書》所署農曆日期錯誤轉換為1899年10月2日。
 
29 L.Eve Armentrout Ma，Revolutionaries，Monarchists，and Chinwns：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54，58.
 
30 參見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第122-152頁，特別是第128、148、151頁。
 
31 參見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第124-130、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