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久彌新話小康——“小康與(yu) 中國”之二

作者：鄭銳鑫 王學斌

來源：《博覽群書(shu) 》2021年第1期

作者簡介

鄭銳鑫，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中國近代史碩士研究生 ；王學斌，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上感九廟焚，下憫萬(wan) 民瘡。

斯時伏青蒲，廷爭(zheng) 守禦床。

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shang) 。

聖哲體(ti) 仁恕，宇縣複小康。

此詩句出自“詩聖”杜甫之晚年名作《壯遊》。南宋詩人陸遊讀罷此詩歎息道：

少陵，天下士也。……少陵非區區於(yu) 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 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xing) 貞觀、開元之治, 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壞且死, 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

可見杜甫身上那種濃厚的忠君憂國之情引發了陸氏內(nei) 心深深的共鳴。更堪措意的是，杜甫在詩裏用了“小康”一詞。對於(yu) 遭遇了開元盛世與(yu) 安史之亂(luan) 這一治一亂(luan) 兩(liang) 大曆史時刻的人而言，如此“過山車”般的奇特經曆，想必杜氏就“小康”的理解，要較之常人愈加深刻。其興(xing) 也勃，其亡也忽，緣何小康之境的實現，何其艱難？又為(wei) 何治世的維持，這般短暫？透過杜甫的案例，不難看出幾千年來，國人對“小康”的渴盼，實在艱辛而執著。

壹

眾(zhong) 所周知，“小康”概念出現在先秦時期。經過《禮運》篇對小康社會(hui) 景象的描繪，它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涵義(yi) ，遂漸趨成為(wei) 中國曆史上影響最大，同時也最為(wei) 炎黃子孫所耳熟能詳的社會(hui) 理想。溯其綿長曆程，方知這幅貫穿數千年的曆史圖景，是如何一步步描紅塗綠、蔚為(wei) 大觀的。

西漢一朝，“小康”概念幾乎沿襲了先秦時期的說法，尚停留在對一個(ge) 基於(yu) 家庭為(wei) 單位的私有製社會(hui) 有序狀態的想象。降至東(dong) 漢末年，尊奉今文經學的學者何休撰寫(xie) 《春秋公羊解詁》，他創造性地糅合《禮記》關(guan) 於(yu) “大同”“小康”的描繪,並將其發展成為(wei) 具有一定係統性的“三世說”，由“衰亂(luan) 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以此來論證不斷進化的社會(hui) 曆史發展規律，由亂(luan) 到治，由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由落後到進步。在他這裏“太平世”也就相當於(yu) 大同社會(hui) ，“升平世”則相當於(yu) 小康社會(hui) 。這種闡釋方式令“小康”思想趨於(yu) 理論化，且具備了十分明確的階段性特質，為(wei) 之後治理者、思想家論述小康提供了極佳範本。晚清維新派領袖康有為(wei) 托古改製，便是直接借鏡“春秋三世說”，並融入近代以來流播甚廣的社會(hui) 進化論學說，將“大同”“小康”概念與(yu) “三世”說進行共同演繹和改造，從(cong) 而宣揚由衰亂(luan) 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變易進化史觀。康氏在其著作《禮運注》裏指出，縱觀兩(liang) 千年來中國史，曾經出現的包括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在內(nei) 的所謂盛世景觀，“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可見康有為(wei) 思想視閾中的“小康”，即等同於(yu) “升平世”的狀態。

貳

既是理想，便有待完成，其照進現實的途徑非曆朝君臣的治國實踐不可。回望古史，“小康”思想如源頭活水，順流而下，所經之地，聚成大江大河，由最初的政治術語，逐漸延伸至經濟、文化、社會(hui) 諸領域。

首先，《禮運》篇問世後，“小康”特指政治相對清明的時代。後世學者在讚譽某一朝代或君王治國有方、政治穩定時，習(xi) 慣用“周公輔政”“成康之治”“光武中興(xing) ”“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曆史現象作為(wei) 比喻或參考，這正說明以上的幾個(ge) 時期比較符合“小康”理念所要求的情形。反之，一旦朝綱解紐，動蕩不已，人們(men) 便更加渴望小康。裴鬆之在《三國誌·吳誌·趙達傳(chuan) 》中有一段頗耐尋味的注解：“自中原酷亂(luan) ，至於(yu) 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yu) 耳。”裴氏以經典之“小康”比照現實之“酷亂(luan) ”，可見其對生靈塗炭的三國時代之不滿。無獨有偶，《晉書(shu) ·孫綽傳(chuan) 》曾載，晉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大司馬桓溫北伐收複洛陽，自恃位高權重，遂野心膨脹，暗生篡位之意。他於(yu) 是奏請東(dong) 晉皇帝遷都洛陽。就在朝堂眾(zhong) 臣鴉雀無聲之際，散騎常侍孫綽仗義(yi) 執言，發表不同意見。他據理力爭(zheng) 道：“自喪(sang) 亂(luan) 已來，六十餘(yu) 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如今局麵稍有起色，就急匆匆“舍安樂(le) 之國，適習(xi) 亂(luan) 之鄉(xiang) ；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實非良策。他認為(wei) ：“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yu) 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yu) 開墾，廣田積穀，漸為(wei) 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征，勢必遠竄。”其後經過一番耐心經營，待北方收複之地“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遊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yang) 士滅寇為(wei) 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再圖北上遷都不遲。不難看出孫綽用來駁斥桓溫遷都陰謀的“小康”景象，更多是立足於(yu) 政局穩定、無兵燹之災的層麵。

其次，政通人和方可利於(yu) 休養(yang) 生息，才能形成“稻花香裏說豐(feng) 年，聽取蛙聲一片”的悠然景象，所以小康在形容百業(ye) 民生時，更多側(ce) 重評估某朝某代的經濟發展水平。比如五代時期後唐明宗李嗣源體(ti) 恤民情，宋初學者王禹偁予以很高評價(jia) ，“明宗出自沙陀，老於(yu) 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故天成、長興(xing) 間，比歲豐(feng) 登，中原無事，言於(yu) 五代，粗為(wei) 小康。”司馬光也稱其“在位年穀屢豐(feng) ，兵革罕用，校於(yu) 五代，粗為(wei) 小康”。可見這二位學者筆下的“小康”，是立足於(yu) 恢複民生與(yu) 複蘇經濟的考量。

再次，《管子》有雲(yun) ：“衣食足而知榮辱，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此論斷雖不可絕對化，但確也反映了政治趨於(yu) 穩定、經濟不斷發展後，民眾(zhong) 道德素質提升、民族文化水準增高的普遍狀況。不妨以開元盛世為(wei) 例。作為(wei) 中國曆史上公認的治世，掌權者的勵精圖治，不僅(jin) 創造了杜甫筆下“百餘(yu) 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le) 蕭何律”的政治安定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cang) 廩俱豐(feng) 實”的經濟繁榮，更生動而深刻的表征便是諸如公眾(zhong) 道德上呈現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情形，以及文化吸引力上達到了“宮中聖人奏雲(yun) 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的地步，政治、經濟與(yu) 文化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融會(hui) 貫通。唯有觸及到完善民族整體(ti) 文化和價(jia) 值觀層麵的“小康”，才可以雖久不廢，曆久彌新。

與(yu) 之相對，一旦君臣失和、政務廢弛，彌足珍貴的小康局麵亦隨之灰飛煙滅。“詩聖”杜甫對此由盛轉衰的境況有著極其寫(xie) 實而深刻的記述，遭遇“安史之亂(luan) ”的塗炭，戰火紛飛，統治失效，“鄴城反覆不足怪，關(guan) 中小兒(er) 壞紀綱”；經濟凋敝，物價(jia) 失控，“豈聞一絹直萬(wan) 錢，有田種穀今流血”，百姓蒙難，道德失序，“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衰敗之勢由政治、經濟及社會(hui) 、文化，一一遍布，覆蓋所有領域。無怪乎當唐末皇帝文宗詢問大臣牛僧孺“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yu) 此乎”時，牛坦然答曰：“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不過此種景象，牛自認“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這怎能不令人喟歎曆史上曾出現的“小康”之世，不惟來之不易，亦曆時短暫，更十分稀見。

最後，小康之所以成為(wei) 千百年來國人矢誌不渝的奮鬥目標，在於(yu) 這一理念已潛移默化地融入每位中國人的內(nei) 心世界，以各種形態遍及社會(hui) 每個(ge) 角落，深深地烙在我們(men) 民族的集體(ti) 意識當中，成為(wei) 一種厚重的文化心理積澱和強大的精神內(nei) 驅力。上至帝王，唐玄宗曾自道“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聿來四紀，人亦小康。”中到民間，每逢天下離亂(luan) 、政權對峙之際，總有人祈盼“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wei) 小康”。下及每個(ge) 個(ge) 體(ti) ，也時常將“小康”掛在嘴邊。南宋著名學者洪邁在其《夷堅甲誌·五郎君》篇中，記述了這樣一樁奇事：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惟日從(cong) 其侶(lv) 飲酒。鄭饑寒寂寞，日夕谘怨，忽病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坐不語，遇庠輒切齒折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關(guan) 潔身，而常常若與(yu) 私人語。……久之，庠歸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cong) 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自稱五郎君，與(yu) 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與(yu) ，不敢隱也。”庠意雖憤憤，然久困於(yu) 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

此外，洪邁還在《夷堅丙誌·吳民放鱔》篇中講述了“以鬻鱔為(wei) 業(ye) ”的一位吳中魚販因為(wei) 把有孕在身的鱔魚放生並從(cong) 此“發願改業(ye) ”，終得神靈托夢啟示而於(yu) “草蔓邃密中……得舊開元通寶錢二萬(wan) ，……用為(wei) 本業(ye) ，家遂小康”這樣一則傳(chuan) 奇故事。兩(liang) 則故事中均出現了“小康”一詞，一雲(yun) “冀以小康”，一雲(yun) “家遂小康”。雖然故事中的具體(ti) 情境各不相同，但是“小康”的意涵卻非常相似，都是指家財富厚、家境殷實。再如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裏曾寫(xie) 下如許文字：“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可知經無數代的積澱，“小康”不光是高高懸諸廟堂的概念，已飛入尋常百姓家。

叁

正是得益於(yu)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眾(zhong) 領域的重重建構與(yu) 言說，“小康”成為(wei) 中國人的千載夢想與(yu) 日常詞匯，融入到大眾(zhong) 心理的深層次中，被視為(wei) 中華民族所必須經曆且終將完成的“大道”，蘊含著許多有益的曆史啟示。

其一，傳(chuan) 統小康思想體(ti) 現了人們(men) 對美好生活和理想社會(hui) 的追求。從(cong) 《禮運》中對大同、小康社會(hui) 的描繪，孟子規劃的“無饑”家庭，到近代以來洪秀全要求建立的“公平正直之世”，康有為(wei) 夢想實現的“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qin) ，人人平等，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世界，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社會(hui) ，皆可證明小康思想雖已提出千年，但始終被國人視為(wei) 理想社會(hui) 的理論源泉。

其二，傳(chuan) 統小康思想體(ti) 現的社會(hui) 分階段發展的思路給予了後世製度設計者極大啟發。恰如前述，在康有為(wei) 設計的大同世界圖景裏，人類社會(hui) 是按照據亂(luan) 、升平、太平的順序發展的，他認為(wei) 封建社會(hui) 是據亂(luan) 世，資本主義(yi) 是升平世，大同社會(hui) 是太平世。孫中山也強調中國隻有經過小康才能走向大同，“大同世界，所以異於(yu) 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劃，庶幾近之。”因此他把實施民生主義(yi) 、進行小康實踐視為(wei) 實現人類理想的中國道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也是遵循這一思路，鄧小平同誌運用唯物史觀，以曆史與(yu) 邏輯相統一，緊密地將“國情”“世情”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從(cong) 不同視角賦予這一概念多重嶄新的意涵。“全麵實現小康社會(hui) ”目標的提出，既有著對傳(chuan) 統小康思想的揚棄、吸納和創造性轉化，同時更是一種整體(ti) 性超越和創新性發展。

其三，傳(chuan) 統小康思想體(ti) 現的民本和民富的價(jia) 值立場，對於(yu) 曆代政治家的治國方案產(chan) 生了重要的借鑒作用。環顧近代以來的諸次政治事件，太平天國運動倡導以“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為(wei) 宗旨，康有為(wei) 主張“去苦求樂(le) ”，孫中山明確主張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主義(yi) 就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無一不凸顯著小康思想中的人民性特質。

綜上可知，傳(chuan) 統小康思想倘若被適當的時代語境所激發，便會(hui) 再度複活，並轉化成全民意誌，煥發出改天換地的驚人能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