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之儒”的登場與(yu) 清代儒學的製度化——以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為(wei) 中心

作者：孫光耀（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

來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3期

摘    要：孔廟從(cong) 祀製度秉承“崇德報功”的原則，意在表彰孔門弟子及後世儒家接續儒學“道統”者。清代以前，從(cong) 祀孔廟者多為(wei) “傳(chuan) 道”“明道”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宋儒範仲淹是清代新增從(cong) 祀孔廟之第一人，也是以事功著稱的“行道之儒”從(cong) 祀孔廟的先行者。範仲淹的從(cong) 祀一開此後“行道之儒”從(cong) 祀之風，但就過程而言並不順利，一而再再而三及至第五次終於(yu) 成功。這既與(yu) 明末清初複雜的政局時勢密切相關(guan) ，也是曆史合力作用的結果。

關(guan) 鍵詞：範仲淹； 孔廟； 從(cong) 祀製度； “行道之儒”；

範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世稱範文正公，有《範文正公文集》傳(chuan) 世。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同意江南提督學政餘(yu) 正健之請，以宋儒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位列東(dong) 廡唐儒韓愈之後。這一事件非尋常之舉(ju) ，開創了有清一代大量增加孔廟從(cong) 祀儒者之先聲。同時，孔廟從(cong) 祀製度延續千年，其間以“傳(chuan) 道”“明道”儒者居多，範仲淹之從(cong) 祀也一開此後“行道之儒”從(cong) 祀之風氣，標誌著清代孔廟從(cong) 祀製度曆久彌新，出現了範式轉移。然而，這一變革不是一帆風順。範仲淹在政治上和文學上的盛名遮掩了他的儒學貢獻，所以直至身後六百餘(yu) 年才得以入祀孔廟，並且他的從(cong) 祀非一次成功，而是先後在明清兩(liang) 代有過五次提議，個(ge) 中曲折和與(yu) 之相關(guan) 的時代背景尤其值得關(guan) 注。[1]

一、一波五折：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之經過

“孔子有功萬(wan) 世，宜饗萬(wan) 世之祀；諸儒有功孔子，宜從(cong) 孔子之祀。”[2]孔廟從(cong) 祀製度是以孔門弟子以及後世儒者附祭孔廟，從(cong) 而彰顯國家“崇德報功”、尊崇孔子和儒學的一種重要的政教製度。孔廟從(cong) 祀製度反映了儒家道統的衍續和儒者身份地位的升降，但是在從(cong) 祀的標準上，並沒有一種統一的規束。

第一次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的議請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新朝初立，明太祖依照傳(chuan) 統詔令討論祭孔事宜。翰林待製王褘認為(wei) ，範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四位宋儒理應入祀孔廟，其中以範仲淹為(wei) 最要，理由是：“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yu) 宋東(dong) 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wei) 己任而著之行事者，範仲淹而已。”在王褘看來，“範仲淹之立功”，“可謂有功於(yu) 聖人之道者”。[3]然而，明太祖獨尊理學，並不重視王褘所說的“立功”之“經世之學”，同時，他也出於(yu) 孔廟中隻從(cong) 祀“傳(chuan) 道”“明道”之儒的傳(chuan) 統，沒有采納這一提議。

萬(wan) 曆四十六年（1618），山西提學副使呂純如請以範仲淹從(cong) 祀。他“言仲淹為(wei) 諫官不附大臣意向，為(wei) 執政不受台諫推舉(ju) 。勸明肅盡母道，仁宗盡子道。請營汴城以備緩急，廣置義(yi) 田以贍貧族。捐南園勝地以為(wei) 學舍，請天下州縣立學以祀孔子。學行純篤，呂本中推為(wei) 宋朝人物第一”。故而，範仲淹“當從(cong) 祀無疑”。[4]不過，此一奏議的內(nei) 容和前次王褘所言類似，都是強調範仲淹的經濟事功，沒有突出他的儒學貢獻，故而第二次範仲淹從(cong) 祀之議依舊無果而終。

時移世易，第三次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的議請已是清代。一般而言，“在少數民族的政權和政局動蕩的時期，對於(yu) 孔子的尊崇反而處於(yu) 一個(ge) 高點，並且伴隨著對孔子的祭祀的升格”[5]。清廷甫一入關(guan) ，為(wei) 籠絡人心、鞏固統治，除下詔纂修《明史》外，也頗為(wei) 關(guan) 注孔廟祀典。順治二年（1645），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李若琳奏請更張孔子諡號，禮科給事中龔鼎孳也上《陳孔廟事宜疏》相為(wei) 呼應。龔鼎孳言孔子諡號一事宜從(cong) 李若琳所請，同時還提出請以宋臣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稱：

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範仲淹，先臣王世貞以為(wei) 餘(yu) 憾。其謂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器，兼以戎馬倥傯(zong) 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彬彬乎歐陽子之右矣。夫生為(wei) 名臣，表章聖道而後乃寂焉，不得分芹徂之末光。事理不平，孰甚於(yu) 此？至如元標理學，實無可譏，允宜從(cong) 祀黌宮。[6]

然而，順治帝在接奏後諭禮部、工部：一方麵認為(wei) 孔子諡號“信宜尊崇”，故而加稱其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另一方麵，又稱其餘(yu) 祀孔“一應禮儀(yi) ，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因而此次範仲淹從(cong) 祀之議未果。[7]

第四次範仲淹從(cong) 祀的議請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禦史荊元實上疏，請將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推舉(ju) 孔廟從(cong) 祀人選的一般程序為(wei) ：某官員提議—以禮部為(wei) 主的各部進行集議—皇帝批示。然而此次議請經過禮部尚書(shu) 佛倫(lun) 等人覆議後，決(jue) 定沿襲之前順治帝的決(jue) 議，依然以“從(cong) 祀事關(guan) 大典，相沿已久，無庸議”[8]為(wei) 由直接將範仲淹拒於(yu) 孔廟祀典之外，所以此次範仲淹從(cong) 祀之議可謂中道而止。

範仲淹身負盛名，但是有關(guan) 其從(cong) 祀之議為(wei) 何在清初連續兩(liang) 次都受到質疑和阻礙？細究上述兩(liang) 次失敗，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ge) 方麵的原因。

第一，受到明末清初複雜多變的政局時勢的影響。明清易代之際，天下鼎沸，各地的反清活動此起彼伏。故而開國之初，清庭雖然有詔修《明史》、更張孔子諡號等招攬人心之舉(ju) ，但畢竟鼎革之際世事紛雜，當塗者也無暇多顧，對孔子的尊崇大多隻是表麵文章，往往流於(yu) 形式，對於(yu) 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孔廟祀典的變更力不能及。另外，順治、康熙兩(liang) 朝雖然已經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但是又時時麵臨(lin) 著滿洲貴族中守舊勢力的重重阻力，這就使順、康二帝不得不有所顧忌。在順治帝的遺詔中，為(wei) 自己羅列了即位以來的14條“罪狀”，其中有一條是“漸習(xi) 漢俗”，還有一條是“委任漢官”，可見當時滿洲守舊貴族的聲勢之焰。[9]及至康熙初年，朝政仍為(wei) 守舊貴族所把持，對於(yu) 孔廟祀典的深層變革自然也不會(hui) 過多涉及。

第二，孔廟從(cong) 祀製度存在著路徑依賴。製度變遷理論認為(wei) ，某一製度的“發展路徑一旦被設定在一個(ge) 特定的進程上，網絡外部性、組織的學習(xi) 過程，以及得自於(yu) 曆史的主觀模型，就將強化這一進程”[10]。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自身的製度難以應對新局麵，又缺少建章立製的經驗，隻能蕭規曹隨，大量承襲明朝舊製，孟森對此曾有“清無製作，盡守明之製作”[11]之言。而孔廟從(cong) 祀製度自唐至清更是曆經千餘(yu) 年，曆久彌堅，其間從(cong) 祀者多為(wei) “代用其書(shu) ，垂於(yu) 國胄”[12]的“傳(chuan) 道”“明道”之儒，範仲淹不以學術聞名，從(cong) 祀之旅自然不會(hui) 一帆風順，清初兩(liang) 次議請都被“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和“相沿已久，無庸議”的理由所拒便是明證。

第三，與(yu) 範仲淹的身份認同有關(guan) 。範仲淹通常被視作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而他的儒者身份則往往不為(wei) 人關(guan) 注。這是因為(wei) ：“《宋元學案》‘托始於(yu) 安定、泰山’，所以‘高平（範仲淹）學案’就被列在了‘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之後，範仲淹的開創者地位遂被‘宋初三先生’所掩。”[13]同時，範仲淹又每以事功著稱，沒有多少儒學著述。作為(wei) 一名實踐型的儒家，在後人勾勒宋代儒學的譜係時自然易遭忽略。

除了上述原因外，清代第一次奏請範仲淹從(cong) 祀的龔鼎孳雖然是“江左三大家”之一，但畢竟身為(wei) “貳臣”，在清初鬱鬱不得誌，自然人微言輕，故而提議者的身份因素可能也不容忽視。

九轉功成，第五次範仲淹從(cong) 祀的議請終於(yu) 成功。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南提督學政餘(yu) 正健奏請將範仲淹增入孔廟從(cong) 祀，他盛讚範仲淹的學術事功，稱：

宋儒範仲淹學術精醇，行誼卓絕，如延胡瑗入郡學以聞聖經，勉張載讀《中庸》以明道學。會(hui) 變通於(yu) 《大易》，著褒貶於(yu) 《春秋》。俾所在州縣各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朱子稱宋朝道學皆因範仲淹作興(xing) ，實有功於(yu) 聖道。謹按祀法，有功於(yu) 聖道則祀之。今宋儒橫渠、明複、涑水諸賢皆得配享，而範仲淹僅(jin) 祀專(zhuan) 祠，於(yu) 典似乎未備。敬順輿情，冒昧陳請，伏祈皇上大沛隆恩，敕部議覆，特予從(cong) 祀，以昭文治。[14]

因為(wei) 已有多次失敗之議在前，所以此番禮部接奏後與(yu) 九卿詹事科道會(hui) 同商議，尤為(wei) 謹慎。會(hui) 商之後，公認範仲淹“學問精純，經綸卓越”，應允從(cong) 祀。為(wei) 了確保此次議請順利通過，禮部在奏議中先是讚頌康熙帝“重道崇儒，尊經稽古”，從(cong) 祀實乃“盛世之典”，接著曆數範仲淹的生平和儒學貢獻，最後再援引備受康熙帝尊崇的朱熹的觀點，稱朱熹推崇範仲淹“為(wei) 第一流人物”，“振作士大夫之功居多”。此後，康熙帝乃召集鬆柱、蕭永藻、王掞三位大學士以及查弼納、敦拜、渣克旦勒什布、星格特常壽、蔡升元、王之樞、彭始摶、鄒士璁等八位學士共同議決(jue) 範仲淹從(cong) 祀一事。經過討論，得出一致意見是“準從(cong) 祀”。於(yu) 是，康熙帝頒詔天下：“以宋臣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稱“先儒範子”，並遣翰林院編修俞兆晟致祭曰：“維爾範仲淹，精研義(yi) 易，闡河洛之微言；纘述麟經，識尼山之大旨。既有功於(yu) 正學，宜從(cong) 祀於(yu) 頖宮。茲(zi) 擇吉於(yu) 正月二十四日，進木主於(yu) 聖廟之西廡。綸綍宏宣，馨香用薦。永垂禋祀，尚克歆承。”[15]

至此，範仲淹從(cong) 祀之請曆經明清兩(liang) 代，先後五次終於(yu) 功成。範仲淹是以“立功”之“行道之儒”得以從(cong) 祀孔廟的第一例，開創了孔廟從(cong) 祀在“傳(chuan) 道”“明道”之儒外，首取行道致用之儒的先聲。後來，禮部追述此事說：“曆代從(cong) 祀諸儒皆以德行純懿，有功經學者為(wei) 要，我朝康熙年以宋臣範仲淹從(cong) 祀，始於(yu) 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16]

“如果說文廟是正統儒學象征體(ti) 係的核心，那麽(me) 文廟從(cong) 祀製度就是這一核心的焦點，如同皇冠之上的寶石，璀璨奪目。”[17]所以，範仲淹之後裔，時任都察院左都禦史的範時崇為(wei) 先祖得以從(cong) 祀孔廟倍感“聖學如天、君恩似海”，盛讚康熙帝“尊經重道”“遠追堯舜”，此舉(ju) 使“儒臣之名得聖主而益彰”，而“遭遇之隆又漢唐宋明諸儒所未有者也”，實在堪稱“隆文之治”。[18]

二、曆史合力：範仲淹從(cong) 祀功成之緣由

恩格斯曾提出著名的“曆史合力論”來闡釋曆史的創造和發展。[19]就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而言，一而再再而三，第五次始告功成，自然也是由於(yu) 多方麵原因的曆史合力作用。

一是就範仲淹自身而言，其身為(wei) 經世名臣毋庸置疑，除此之外，無論學術，還是育人，也都實於(yu) 儒學貢獻頗多。史載範仲淹“泛通六經，長於(yu) 《易》”[20]，並且非常重視《中庸》和《春秋》，胡瑗、孫複、石介這“宋初三先生”都是範仲淹門下賢士，所以範仲淹對宋代儒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同時，“宋學精神之所寄在書(shu) 院，範仲淹的重視教育，大力興(xing) 辦學校，對於(yu) 宋代書(shu) 院的興(xing) 起有開創奠基之功”[21]。要之，範仲淹的儒學貢獻不容忽視。餘(yu) 正健等在奏議中抓住了要害，突出強調了範仲淹的儒學貢獻，自然更能收到成效。

範仲淹一生了然純粹，不隻是宋代的一朝名相，也實是百世楷模、千古真儒。在他身後數百年間，天下郡縣凡其所到之處，都為(wei) 之立專(zhuan) 祠而奉祀。及至清代，範仲淹更是受到廣泛的尊崇，時人稱其“功業(ye) 文章載在史冊(ce) ，彪炳人間，固與(yu) 日月爭(zheng) 光”[22]。“政治通過象征來表達”[23]，孔廟從(cong) 祀製度及祭祀儀(yi) 式不是一般普羅大眾(zhong) 所能參與(yu) 的社會(hui) 活動，而是國家權力係統的一種符號性呈現。總之，範仲淹一手錦繡文章，一生經世致用，在他名聲日顯之時將其從(cong) 祀孔廟塑造為(wei) 新的儒學偶像不僅(jin) 僅(jin) 是士大夫階層的需求，更是整個(ge) 國家共同體(ti) 的需要。

二是從(cong) 時局和學術變遷的角度來看，經世之學在明末受到推崇，以事功聞名的“行道之儒”從(cong) 祀孔廟之議在明末即已開啟其端。“作為(wei) 孔教舉(ju) 行禮儀(yi) 的製度，孔廟屢屢遭受政、教兩(liang) 股力量互動的波及，難免與(yu) 時俱遷。”[24]範仲淹從(cong) 祀正符合儒學和孔廟從(cong) 祀製度的內(nei) 在發展邏輯。明末世亂(luan) 時危，時人推重經世之學，而明亡以後，陸王心學頓成眾(zhong) 矢之的，其末流更是被指斥為(wei) “異端邪說”。在“推崇實學，以矯空疏”的時代背景下，以事功著稱的“行道之儒”更受激賞。梁啟超認為(wei) ，“晚明王學極盛而弊之後”，“理學家不複能係社會(hui) 之信仰”，是故“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yu) 宋明理學一大反動”。[25]王國維也以“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26]來概括清代學術的嬗變。所謂“大”，即是指清初的學風受到明末碩學鴻儒的影響而講求實際、氣象博大。因此，孔廟從(cong) 祀的人選，也逐漸看重其立功行道之業(ye) 。

身曆明末亡國之痛的黃宗羲就對孔廟“從(cong) 祀者辨之於(yu) 心性之微，不在事為(wei) 之跡”頗不以為(wei) 然，力主蜀漢諸葛亮，唐陸贄，宋韓琦、範仲淹、李綱、文天祥，明方孝孺等名臣從(cong) 祀孔廟，理由便是：“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矻然砥柱於(yu) 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為(wei) 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27]雖然易代之際時局紛亂(luan) ，“行道之儒”從(cong) 祀孔廟的議論暫被擱置，不過這一頗具代表性的議論可以看作是清代“行道之儒”正式從(cong) 祀孔廟的前奏。到了清代，黃宗羲提及的以範仲淹為(wei) 首的七位名臣終於(yu) 先後得以從(cong) 祀孔廟，便驗證了時局對學術風氣和儒家道統接續的影響。

三是康熙帝的個(ge) 人因素。康熙帝推崇理學，極為(wei) 尊崇孔子和朱熹，同時也尤為(wei) 強調理學的經世致用，曾稱：“朕平日讀書(shu) 窮理，總是要講究治道，見諸措施。故明理之後，又須實行，不行，徒空談耳。”[28]他在執政中葉以後，又發明了“偽(wei) 道學”之說，駕馭漢官之手段由指責他們(men) 不肯“實心為(wei) 公”、與(yu) 滿臣論事“不能和衷”，轉為(wei) 將行事、踐履提高到辨別學術高下真偽(wei) 的準的。[29]既然有所謂的“偽(wei) 道學”，那自然也有與(yu) 之對應的“真道學”，亦即踐履經世之學。所以，對於(yu) 躬行實踐的範仲淹，康熙帝頗為(wei) 欣賞。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途經蘇州時，他就曾“禦書(shu) ‘濟時良相’匾額，令懸範仲淹祠堂”[30]。

及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國內(nei) 戰爭(zheng) 基本宣告結束，清王朝在全國範圍內(nei) 確立了穩定的統治，康熙帝自己也大權在握，乾綱獨斷。於(yu) 是清廷開始著意宣示文教，終“以宋儒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從(cong) 江南提督學政餘(yu) 正健請也”[31]。這正是因為(wei) 範仲淹的道德文章和經濟事功可以砥礪人心、鼓舞士氣，起到教化民眾(zhong) 、移風易俗，進而推動天下大治之功效。總而言之，在曆史的合力作用下，範仲淹終於(yu) 榮登聖域，成為(wei) 清代新增從(cong) 祀孔廟儒者之第一人。

三、創開先聲：“行道之儒”從(cong) 祀孔廟

“儀(yi) 式行為(wei) 有時看似冗長，但這些因素也正是引導情緒、形成認知和組織社會(hui) 群體(ti) 的重要手段。”[32]範仲淹從(cong) 祀孔廟乃“盛世之典”，自是隆重非凡。在議決(jue) 之後，清廷將“範仲淹木主入文廟吉日交與(yu) 欽天監選擇，得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卯時吉。查宋先賢朱子升配大成殿十哲之次，祭告貢獻，遣官行禮，交與(yu) 太常寺辦理，祝文係翰林院撰擬，木主字樣內(nei) 閣撰寫(xie) ，木主陳設等項工部備辦在案。又查《會(hui) 典》內(nei) 先賢先儒位次，俱照時代位次相應，將範仲淹從(cong) 祀聖廟木主設於(yu) 宋儒司馬光之上，以下挨次移換。凡應備辦等項，俱照例交與(yu) 各該處備辦，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一體(ti) 遵行”[33]。如此總總，盛況空前，可謂中央部門之總動員。

作為(wei) 清代新增從(cong) 祀孔廟之第一人，範仲淹之從(cong) 祀一開此後清代孔廟從(cong) 祀之濫觴。綜清一代，在曆朝的基礎上，升祀、複祀、增祀的儒者共有61人之多，這一盛舉(ju) 正是昉於(yu) 範仲淹之從(cong) 祀。更值得關(guan) 注的是，範仲淹以“行道之儒”的身份得以從(cong) 祀孔廟，始開“行道之儒”從(cong) 祀孔廟之風氣。如明人陸深所言，清代之前，除孔門親(qin) 傳(chuan) 七十二弟子外，得以從(cong) 祀孔廟者多為(wei) 皓首窮經，以道德文章名世的“傳(chuan) 道”“明道”之儒。具體(ti) 而言，可分為(wei) 以下幾類：

孔門七十二賢親(qin) 炙聖化，相與(yu) 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chuan) 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xing) ，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蓁蕪，故專(zhuan) 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yu) 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ti) 道之功，亦宜祀。[34]

及至清代，孔廟從(cong) 祀製度中又出現了一個(ge) 嶄新的範疇——“行道之儒”，也就是行孔子之大道於(yu) 世的經世儒者。具體(ti) 而言，就是範仲淹、諸葛亮、陸贄、李綱、韓琦等儒者。其中，範仲淹對陸贄、韓琦、李綱這三位唐宋名臣從(cong) 祀的影響尤為(wei) 突出。

道光六年（1826），掌山東(dong) 道監察禦史吳傑上《奏請唐賢陸贄從(cong) 祀孔廷事》：

伏見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贄之奏議，有稱為(wei) “仁義(yi) 百篇”、“唐孟子”者。是學術粹然，本仁祖義(yi) ，舉(ju) 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liang) 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愧矣……是當時後世於(yu) 贄備極推崇，而後從(cong) 祀闕如。應請敕下禮臣，詳悉核議。[35]

禮部經過討論後認為(wei) ，陸贄雖然沒有很多儒學著述，但他的“奏議諸篇”，都“本於(yu) 孔孟”“根據經術”。此外，還援引已經從(cong) 祀孔廟的先儒如範仲淹等“無講學之名，亦無釋經之作，詆以學行精純俱得列於(yu) 兩(liang) 廡”的事例，稱讚陸贄亦屬此類，其“文章、道德實無愧於(yu) 諸人”。[36]最終道光帝從(cong) 吳傑之請，“予唐臣陸贄從(cong) 祀文廟”[37]。

鹹豐(feng) 元年（1851），福建巡撫徐繼畬上《奏請以宋丞相李綱從(cong) 祀文廟事》：

（李綱）公忠亮節冠於(yu) 同朝，讜論忠言形諸奏牘。當南渡之際，立朝守正，風節凜然。捍大難於(yu) 倉(cang) 卒之間，定危疑於(yu) 頃刻之際。晚年究心經學，著《易傳(chuan) 內(nei) 外篇》《論語詳說》等書(shu) ，皆足以羽翼聖經，昌明正學。跡其生平，鞠躬盡瘁似諸葛亮，忠讜至計似陸贄，先憂後樂(le) 似範仲淹，明體(ti) 達用似王守仁。洵為(wei) 千古之真儒，非止一朝之名相。應請從(cong) 祀兩(liang) 廡，以彰國家表樹風聲之意。[38]

禮部集議認為(wei) ，李綱在兩(liang) 宋之際“忠言讜論，定傾(qing) 扶危”，“可謂一世之偉(wei) 人”，再“細觀其文集、奏議”，“於(yu) 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所以，無論學術還是事功，李綱“實與(yu) 諸葛亮、陸贄、範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ti) 崇祀，以獎忠義(yi) ”。道光帝也深為(wei) 認同，準予從(cong) 祀。[39]

鹹豐(feng) 二年（1852），河南巡撫李僡奏請宋臣韓琦從(cong) 祀，稱：

（韓琦）三朝將相，天下昇平；調護兩(liang) 宮，克稱慈孝；究心《論語》，服誦終身。著《諫垣存稿》及奏議百數十卷。言本仁義(yi) ，誌複忠誠。經濟文章迥出流輩，宋臣歐陽修、司馬光同深服膺。朱子論受顧命、定危疑，惟許範仲淹可以追蹤。呂祖謙采其奏議，崔銑論韓琦行事庶乎《論語》之法，洵千古之真儒，實一朝之名相。有裨風化，堪以從(cong) 祀。[40]

禮部接奏後，認為(wei) 韓琦與(yu) 範仲淹等“時代相同，忠節相等，而其用事較早”，足為(wei) 之先導，於(yu) 是擬準。鹹豐(feng) 帝也毫無異議，同意了李僡之請，“予宋臣韓琦從(cong) 祀文廟”。[41]

由上述可知，在議論陸贄、李綱、韓琦等名臣從(cong) 祀時都有官員援引範仲淹的事例作為(wei) 論據，可見範仲淹的從(cong) 祀在一定程度上也為(wei) 其他“行道之儒”的從(cong) 祀鋪平了道路。

四、治道合一：儒學的製度化

“德位相配”“治道合一”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理想狀態，但是往往“德”“位”難以兩(liang) 全，於(yu) 是就有了“道統”與(yu) “治統”的分途。“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42]雖然孔廟從(cong) 祀製度有其自身的運行法則，但是從(cong) 祀儒者的選擇依然取決(jue) 於(yu) 皇權之手。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來說，以孔廟從(cong) 祀製度為(wei) 代表的儒學製度化的曆程就是以皇權為(wei) 代表的“治統”對儒家“道統”的爭(zheng) 奪和控製的過程，也即是帝王用經術為(wei) 治術，實現“治道合一”的理想過程。

一方麵，孔廟從(cong) 祀儒者的選取可以折射出清代帝王對儒家“道統”既小心謹慎又試圖操縱的複雜心態，也反映了製度化的儒學對儒者的“規訓”作用。“思想觀念的製度化，就是在權力的支持下，賦予這種思想觀念以真理性的地位，並通過一係列具有強製性法律、習(xi) 俗、實踐係統，來確保這樣的思想觀念的傳(chuan) 播、落實，並對其反對的力量進行控製甚至打擊。”[43]

清初著名學者毛奇齡，曾稱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無一不錯”，欲刊刻《四書(shu) 改錯》以行天下，但在聽聞康熙帝準備提高孔廟中朱熹的位階時，他且驚且懼，由是毀版。[44]這就反映了儒學製度化後，學者們(men) 的言行開始為(wei) 帝王的好惡所左右。

此外，清代還有一起著名的文字獄案與(yu) 孔廟從(cong) 祀有關(guan) ，即“尹嘉銓為(wei) 父請諡並從(cong) 祀文廟案”。尹嘉銓，直隸博野（今屬河北）人，道學家尹會(hui) 一之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乾隆帝巡幸保定，致仕在家的尹嘉銓遣其子呈送奏章，為(wei) 其父尹會(hui) 一請諡並從(cong) 祀孔廟。然而，尹嘉銓得到的朱批卻是：“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當罪不可逭矣！”出人意料的是，尹嘉銓膽大妄為(wei) ，依然堅持己見再上一本，致使乾隆帝極為(wei) 惱怒，斥其“竟大肆狂吠，不可逭矣！”即令鎖交刑部審訊，定為(wei) 死罪，後免死，同時查抄其老家、寓所，銷毀其著述。[45]尹嘉銓文字獄案雖然有他“言行狂悖”以及乾隆帝打擊學界朋黨(dang) 等原因，但他出於(yu) 私心為(wei) 父請諡並從(cong) 祀孔廟也是一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清代是專(zhuan) 製皇權的極盛期，孔廟從(cong) 祀乃國之重典，豈可出於(yu) 私心？國家儀(yi) 式作為(wei) 現實政治的表征，並非一般人物所能覬覦。

另一方麵，國家通過製定的儀(yi) 典，既能對社會(hui) 群體(ti) 和個(ge) 人產(chan) 生節製行為(wei) 的作用，又能產(chan) 生鼓勵行為(wei) 的作用。孔廟從(cong) 祀製度作為(wei) 一項重要的政教製度，“關(guan) 係所及的，不隻是身後或者毀譽不一的個(ge) 別儒者的曆史地位，也不隻是所有生存著的從(cong) 學待仕的讀書(shu) 人的學術和價(jia) 值取向，還有所謂‘天下後世’無數未來知識分子的思想形式和理想行為(wei) 規範”[46]。祭祀行為(wei) 往往會(hui) 使祭祀的對象和祭祀的空間具有神聖性。從(cong) 祀於(yu) 孔廟的曆代儒者，他們(men) 作為(wei) 儒學的偶像也起著諸如信仰認同和精神激勵等符號性的作用。

清代孔廟的盛況，確實深得儒者之心。清人對此多有議論，如“崇祀孔子，附以先賢先儒，使天下之士，觀感奮興(xing) ，肅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動其效法之念，其典至钜，其意甚深”[47]。又如“儒者讀孔孟書(shu) ，過廟而嘯，聞樂(le) 而興(xing) ，莫不有羹牆之思”[48]。誠如是，清代孔廟從(cong) 祀之盛典確實起到了砥礪讀書(shu) 人“求入聖域”，“相期於(yu) 聖人之門”的功用。[49]《易》雲(yun)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50]可以看出，清王朝對儒家文化的熟稔和駕馭程度絲(si) 毫不亞(ya) 於(yu) 漢族政權。

五、餘(yu) 論

範仲淹和孔廟淵源頗深。宋仁宗時，梁適任兗(yan) 州知州，奏請以廂兵代替廟戶，並相應裁減人數、縮小規模。廟戶，又稱灑掃戶，主要負責孔廟和孔林的守衛、灑掃、祭祀等事宜。時宰相章得象欲如所請，而範仲淹則堅決(jue) 反對，他認為(wei) ：“此事與(yu) 尋常厲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yi) 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複之。”[51]在他的堅持下，此議遂罷。當時，天下讀書(shu) 人都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範仲淹之為(wei) 人嶔崎磊落、光風霽月，他在生前尊廟有功，又在身後得以入廟從(cong) 祀，堪稱種因得果，善始善終。回顧範仲淹從(cong) 祀之始末，前後五次，曲折複雜，可知儒者從(cong) 祀孔廟不僅(jin) 僅(jin) 關(guan) 乎對其學術本身的考量，還涉及到製度的內(nei) 在變遷，同時代政治、文化和社會(hui) 等各方麵的原因乃至統治者的個(ge) 人因素，是曆史合力作用的結果。同時，範仲淹的從(cong) 祀也創開先聲，開一代風氣，昭示著孔廟從(cong) 祀標準的範式轉移，向此後奏請從(cong) 祀某儒者的官員們(men) 發出這樣的訊息：除了傳(chuan) 統的“傳(chuan) 道”“明道”之儒外，還有另外一個(ge) 嶄新的“行道之儒”的範疇。這一意義(yi) 也不容忽視。

範仲淹等“行道之儒”“經綸彌天壤，忠義(yi) 貫日月”，將他們(men) “列於(yu) 從(cong) 祀钜典，誠聖朝教忠之至意也”[52]，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砥礪人心、鞏固統治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清，麵臨(lin)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孔廟從(cong) 祀製度背後的神聖性光環卻日漸消褪，畢竟“禮義(yi) ”“人心”實在無法抵擋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衝(chong) 擊。對外的連續挫折，使得“聖人”孔子、“聖域”孔廟以及從(cong) 祀孔廟的儒者都很難再如過去那樣對士民繼續發揮精神激勵的作用。然而，清廷麵對岸穀之變，依然寄望於(yu) 傳(chuan) 統的手段，特別是在道鹹時期，一連串地從(cong) 祀很多早已入祀“賢良祠”“昭忠祠”“鄉(xiang) 賢祠”“名宦祠”以及曆代帝王廟的名臣，既導致了從(cong) 祀標準的庸俗和從(cong) 祀人選的泛濫，也無益於(yu) 挽救其日薄西山的命運。正所謂“木鐸行教，卒入河海而逃；蘭(lan) 陵傳(chuan) 經，無救焚坑之禍”[53]，孔廟雖盛，而清室終衰，其此之謂乎？

注釋
 
1當前學界對範仲淹從祀孔廟一事關注很少，對其從祀之經過也語焉不詳，僅黃進興曾簡要提及，認為這一事件“首開以‘立功’從祀的實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第244頁）。
 
2黃彰健校勘：《明實錄·神宗實錄》卷155，中華書局，2016年，第2866頁。
 
3王褘：《孔子廟庭從祀議》，載王褘：《王忠文集》卷15，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3-4頁。
 
4黃彰健校勘：《明實錄·神宗實錄》卷573，第10827-10828頁。
 
5幹春鬆：《儒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7頁。
 
6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第11頁。
 
7)文慶、李宗昉：《欽定國子監誌》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頁。
 
8李勇先、王蓉貴校點：《範仲淹從祀議》，載《範仲淹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095頁。
 
9《清世祖實錄》卷144，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中華書局，1985年，第1105頁。孟森曾言：“此遺詔頗由世祖太後主持，以輔政大臣同意發布，於世祖之過舉臚列無遺，引為己罪者十四事……求不得罪於實力所在之滿臣，用意甚切。”（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409頁）
 
10道格拉斯·C.諾思：《製度、製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杭行譯，韋森譯審，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6頁。
 
11孟森：《明清史講義》上冊，第13頁。
 
12王溥：《唐會要》，中華書局，1955年，第636頁。
 
13李存山：《範仲淹與宋代新儒學》，《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6頁。
 
14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6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095頁。
 
15此段引文出自李勇先、王蓉貴校點：《範仲淹從祀議》，第1095-1097頁。
 
16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60頁。
 
17劉續兵、房偉：《文廟釋奠禮儀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第171頁。
 
1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6冊，第695-697頁。
 
19恩格斯認為：“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曆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每個意誌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麵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頁）
 
20脫脫等：《宋史》卷314，中華書局，1985年，第10267頁。
 
21李存山：《範仲淹與宋代新儒學》，第5-6頁。
 
22李勇先、王蓉貴校點：《範仲淹著作曆代序跋》，載《範仲淹全集》，第1034頁。
 
23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頁。
 
24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第137頁。
 
2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2010年，第5-11頁。
 
26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載《王國維文集》第1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7頁。
 
27黃宗羲：《破邪論·從祀》，載《黃宗羲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3頁。
 
2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中華書局，1984年，第116頁。
 
29參見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三聯書店，2015年，第42-66頁。
 
30《清聖祖實錄》卷220，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乙卯，中華書局，1985年，第221頁。
 
31《清聖祖實錄》卷266，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辛醜，第612頁。
 
32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第12頁。
 
33李勇先、王蓉貴校點：《範仲淹從祀議》，第1097頁。
 
34陸深：《薛文清公從祀議》，載《儼山集》卷34，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2頁。
 
35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43-44頁。
 
36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45-48頁。
 
37《清宣宗實錄》卷96，道光六年三月乙酉，中華書局，1986年，第569頁。
 
38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59-60頁。
 
39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60-61頁。
 
40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66-67頁。
 
41《清文宗實錄》卷56，鹹豐二年三月戊辰，中華書局，1987年，第748頁。
 
42王夫之：《讀通鑒論》卷13，載《船山全書》第10冊，嶽麓書社，1996年，第479頁。
 
43幹春鬆：《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44參見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載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12，清同治十一年姚江借樹山房刻本，第828頁。
 
45參見原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代文字獄檔》第6輯，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第553-654頁。
 
46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三聯書店，2015年，第151頁。
 
47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冊，第7頁。
 
48顧沅：《聖廟祀典圖考·序》，中華書局，2016年，第5頁。
 
49顧沅：《聖廟祀典圖考·序》，第5頁。
 
50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載《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36頁。
 
51孔繼汾：《闕裏文獻考》卷26，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第581頁。
 
52龐鍾璐：《文廟祀典考》第10冊，第60頁。
 
53皮錫瑞：《經學曆史》，中華書局，2012年，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