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皇帝教育

作者：張鑫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臘月十七日丁醜(chou)

          耶穌2021年1月29日

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教育，不僅(jin) 民間廣有“萬(wan)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shu) 高”的詩句流傳(chuan) ，即便是“受命於(yu) 天”“富有四海”的曆代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帝王所圖治，務學當為(wei) 先”。而明清時期的傳(chuan) 統中國已經進入了帝王教育製度和文化集大成的階段。

經筵日講：皇帝教育的日常形式

經筵與(yu) 日講，是明清帝王教育中最基本的兩(liang) 種學習(xi) 形式，但經常被混為(wei) 一談。前者發軔於(yu) 漢唐、奠基於(yu) 宋元、完備於(yu) 明清，是指朝廷在固定的地點（文華殿）固定的時間（一年分春講、秋講兩(liang) 次，每次三個(ge) 月，每月逢二日，如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開講），舉(ju) 行固定的儀(yi) 式，專(zhuan) 為(wei) 輔導皇帝研讀經史而特設的禦前會(hui) 講。入清以後，“經筵”則專(zhuan) 指仲春、仲秋兩(liang) 次禦前會(hui) 講的開講典禮，故又稱“經筵大典”。

明清兩(liang) 代皇帝經筵開講，體(ti) 製隆重儀(yi) 式繁複程序冗長，包含祭拜、設案、展書(shu) 、升座、鳴讚、行禮、進講、賜食等諸多環節。到了乾隆年間，除了固定參加經筵的朝廷重臣之外，皇帝還會(hui) 指定皇子皇孫、內(nei) 外臣工列席旁聽。總之“天子自正朝禦輦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chuan) 之以為(wei) 希闊之典”。

而“日講”始於(yu) 明代，顧名思義(yi) ，就是日常侍講。與(yu) 強調皇家威儀(yi) 的經筵不同，日講的規模更小、儀(yi) 式更簡、程序更短：“侍書(shu) 官侍上習(xi) 書(shu) ，畢，各官叩頭退”，故稱之為(wei) “小經筵”“小講”；又因是定於(yu) 早上開講，所以還有“早講”之謂。同時，為(wei) 了滿足皇帝特殊的學習(xi) 需求，明代還曾臨(lin) 時增設過“午講”（午間講史）和“溫講”（溫習(xi) 前課），雖未能形成定製，但卻是帝王日常教育的重要補充。正是由於(yu) 形式上的便捷高效，日講逐漸受到了明清皇帝的青睞，取代經筵成為(wei) 帝王日常教育中最主要的形式，“經筵開而後日講繼之，經筵凡十日一舉(ju) ，日講無日不舉(ju) ”。

讀經論史：皇帝教育的主要內(nei) 容

經筵講授的內(nei) 容僅(jin) 限於(yu) “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典，並要求“儒臣進講‘四書(shu) ’以《大學》為(wei) 先，‘五經’以《尚書(shu) 》為(wei) 先”。但“四書(shu) ”中最受帝王歡迎的卻是《論語》和《孟子》，“五經”中除了《尚書(shu) 》之外，其他經典則因內(nei) 容艱深難讀、遠離實際，鮮為(wei) 講授。

日講的課程內(nei) 容更趨於(yu) 多元，往往取材先朝祖訓、曆代政書(shu) 、官修正史，如《皇明祖訓》《貞觀政要》《通鑒綱目》等。有時還要為(wei) 皇帝“量身定製”教材，如張居正為(wei) 少年萬(wan) 曆皇帝選編的《帝鑒圖說》。該書(shu) 選曆代帝王“可法者”“為(wei) 戒者”百餘(yu) 則，因事繪圖匯編成冊(ce) ，極便閱覽。延至清代，講授內(nei) 容還增設了滿語講讀；“預備立憲”時期，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講官為(wei) 光緒帝開設了“各國政略”，介紹西洋列強的政治製度和曆史文化；末代皇帝溥儀(yi) 的授課內(nei) 容“分為(wei) 八門，多偏重西學”，視野格局不可謂不新，但為(wei) 時已晚。

要之，經筵屬於(yu) 專(zhuan) 題教育，注重儀(yi) 式感和義(yi) 理探究；日講屬於(yu) 常規教育，注重應用性和知識傳(chuan) 授。此外，經筵講官可以在講授的過程中“借題發揮”，把國情民意、國計民生、民間疾苦等基層情況通過經典闡釋的方式傳(chuan) 達出來，進而對皇帝進行規諫和引導；而日講官不得脫離講章任意闡述，“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yu) 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基於(yu) 此，青年皇帝多樂(le) 於(yu) 日進，因為(wei) 可以輕鬆獲取更多知識；而年長的皇帝更重視經筵，因為(wei) 既可獨享隆重莊嚴(yan) 的帝王儀(yi) 軌，亦可深究治國安邦的微言大義(yi) 。

內(nei) 外兼修：皇帝講官的選任

隨著經筵和日講在明清帝王教育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其講官的選授也必然受到朝野的矚目。直接在經筵和日講上為(wei) 皇帝授課的官員，被分稱為(wei) “經筵講官”和“日講官”。這兩(liang) 類講官首先在資格資曆上必須是出身科舉(ju) 正途的翰林儒臣，其次要“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nei) 重望”，同時在形象氣質上還必須具備老成持重、儀(yi) 表出眾(zhong) 、身材偉(wei) 岸、聲音洪亮等特質。隻有滿足上述“內(nei) 外兼修”者，才能入圍朝廷輔臣們(men) 的舉(ju) 薦，再經由皇帝親(qin) 自審批，方能獲命。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諸帝對儒家經典均有較高的造詣，經常與(yu) 儒臣講官往來互辯，進而占據了經筵日講的主導地位。康熙帝就明確指出：“自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複講，如此互相講論，方可有裨實學。”乾隆帝更是親(qin) 製“禦論”宣講。

其實，經筵日講不止是一種規範帝王日常教育的製度範式，講官們(men) 更希望以此在皇權“治統”之外，努力構建出更為(wei) 宏大的學術“道統”，進而約束皇權，“增崇聖德”“致君堯舜”。在他們(men) 的理想中，經筵和日講是尊儒重教、傳(chuan) 達民意、規諫帝王、治國安邦的主要陣地。誠如明代名相楊士奇等言：“治國之根本在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講學而致治者。”清初儒臣也疾呼：“天下之治由乎君德，而君德之成本於(yu) 經筵。講幄之設，曆代首重。”遺憾的是，明代後期諸帝麵對內(nei) 憂外患的統治危局已經無心求學，萬(wan) 曆皇帝直接要求“免去日講，隻進講章”。加之部分講官“避重就輕”“照本宣科”，導致選授的課程內(nei) 容單一枯燥乏味，經筵日講因此逐漸流於(yu) 形式。清軍(jun) 入關(guan) 之後，經筵日講的恢複促進了王朝統治基礎的擴大和思想共識的凝聚，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之後日講停罷，間有短暫恢複，經筵也大為(wei) 減免。直至1912年宣統皇帝退位，經筵日講製度亦隨之徹底退出曆史舞台。

當然，在認真總結明清時期皇帝教育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無論從(cong) 宗旨立意、組織形式、課程內(nei) 容，還是講官選聘、課堂互動等方麵，明清時期的皇帝教育，不僅(jin) 提升了皇帝的文史素養(yang) 、思辨能力和道德情操，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皇權形成了有益的調控與(yu) 限製；不僅(jin) 有助於(yu) 構建出係統完整的中國古代文教體(ti) 係，也有利於(yu) 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更為(wei) 基層民意“上達天聽”開辟了新的渠道。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