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樸學宗師錢大昕

作者：林存陽（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臘月初八日戊辰

          耶穌2021年1月20日

《錢大昕年譜長編》，李經國著，中華書(shu) 局2020年11月第一版，128.00元

有清一代學術，曆經大、精、新三個(ge) 發展階段，對傳(chuan) 統學術做了頗富成效的整理和總結，並體(ti) 現出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獨特治學取向、旨趣與(yu) 關(guan) 切。在此曆程中，乾嘉間諸學人，或賡續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諸大師所倡治學之途轍，或別辟蹊徑，拓展學術新領域，而尤以樸實考經證史之特征，彰顯出其時的學術格局與(yu) 氣象。其中，錢大昕可謂一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

關(guan) 於(yu) 錢大昕其人其學，學術界已進行了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豐(feng) 碩。陳文和先生主編的《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訂本，鳳凰出版社，2016年），較為(wei) 係統、全麵地匯集了錢大昕先生的學術著述和生平事跡。然而，隨著相關(guan) 文獻的不斷被發現、發掘，如何更為(wei) 清晰、深入、提綱挈領地呈現錢大昕先生一生的學行及影響，便顯得尤為(wei) 迫切了。中華書(shu) 局近期推出的李經國先生所著《錢大昕年譜長編》，可謂在此方麵作出了新探索。該著由譜前、年譜、譜後、附錄（傳(chuan) 記資料）幾部分組成，計65萬(wan) 字。承蒙李先生惠賜大著，拜讀之後，深為(wei) 其用功十餘(yu) 年之精神所感動，尤欽佩於(yu) 其在書(shu) 中所呈現的諸多新收獲。大體(ti) 而言，該著值得稱道者，有如下諸端。

第一，征文考獻譜新編。錢大昕先生本人於(yu)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歲時著手自編《竹汀居士年譜》，是譜記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閏四月初八日、六十五歲時止。其後，其曾孫慶曾又將此後十二年事跡續編為(wei)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並以案語的形式，對大昕先生自編年譜中有關(guan) 事情做了說明，時在道光十一年（1831）。自此之後，便無新譜問世。時隔一個(ge) 半多世紀之後，陳鴻森先生始有誌重撰錢大昕先生年譜，並先行刊發長文《〈錢大昕年譜〉別記》（載《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下冊(ce) ，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於(yu) 錢大昕研究頗有裨益。李經國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的推出，可謂繼武前修，更出新意。是著不惟篇幅相當可觀，而且在文獻的發掘、利用方麵，尤為(wei) 特色突出。據書(shu) 後參考文獻，計列有“手稿及未刊文獻”116種，“已刊文獻”478種，這還僅(jin) 是作者過目並在文中征引者。更可注意的是，李先生所利用的文獻，不少是稀見的手劄、稿本、善本，有的甚至是孤品。其中，既有通過圖書(shu) 館或私人收藏而獲得者，也有他自己的收藏，如陳垣先生舊藏錢大昕家書(shu) 冊(ce) 十五通、蔣祖詒先生舊藏錢大昕致李文藻書(shu) 劄冊(ce) 十八通等。

顯然，這些一手、珍稀文獻，對呈現錢大昕先生的生平學行，提供了豐(feng) 富而新鮮的素材。茲(zi) 舉(ju) 錢大昕致李文藻手劄一例，通過這批手劄，我們(men) 不僅(jin) 進一步領悟到二人之間深厚的交誼，而且得以了解錢大昕托李文藻刊刻《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的進程和細節，更據以得知錢大昕在小學方麵的認識、造詣和取向。如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二十六日劄中，錢大昕先生說：“仆兩(liang) 三年內(nei) 學問無所進，惟於(yu) 聲音、文字、訓詁，似稍窺古人小學之本……仆資性拙鈍，獨於(yu) 此事似有神解，自謂得千載不傳(chuan) 之秘。”夫子自道，足見其對小學的重視和致力。若聯係其助秦蕙田編校《音韻述微》、分校《佩文韻府》、商榷段玉裁《詩經韻譜》、與(yu) 孫星衍論《說文》、與(yu) 費士璣論聲韻學、辨析“雙聲疊韻”、與(yu) 臧庸論古音學、序謝啟昆《小學考》、與(yu) 王念孫論《廣雅疏證》等，可見錢大昕先生在研討小學方麵，用力既勤，所造亦精。

第二，知人論世彰潛研。《錢大昕年譜長編》不僅(jin) 盡可能係統、全麵地呈現錢大昕先生求學、仕途、交友、遊曆、學術成就等人生諸多麵向，而且著眼於(yu) 知人論世，通過廣泛勾勒、匯集與(yu) 錢大昕有關(guan) 涉的人物，力圖展現乾嘉時期學人生活與(yu) 思想的風貌。基於(yu) 此，李先生遂在書(shu) 中不憚繁難地廣征博引與(yu) 錢大昕先生有交往者的文獻。此一處理方式，既彰顯了錢大昕的交遊圈，又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乾嘉時期學術生態的狀況。而為(wei) 了準確、完整地“複原”當時的一些信息，作者遂對“譜主與(yu) 友人往來書(shu) 劄、唱和詩詞者，原稿與(yu) 刊行稿相異者，題跋與(yu) 劄記並存者，稀見刊本者，雖為(wei) 已刊文獻，也多作征引，以更好呈現原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在作者看來，“譜撰人主觀刪汰之語句、已刊詩文之注文，有時恰潛伏有關(guan) 鍵線索，可據之推斷詩文撰寫(xie) 時間、考證譜主書(shu) 劄交往之活動等”。對所引文獻之次序，作者亦做了主次分疏，如稿本、刊本並存者，鑒於(yu) 刊本每有改動，所以優(you) 先考慮用稿本；他人刊行錢大昕詩文、錢大昕詩文集並存者，因互有異同，故優(you) 先選用他人所刊，以存未經改動之原貌；部分差異較大的詩文，則兩(liang) 收。如乾隆十五年（1750），錢大昕與(yu) 王鳴盛、王昶、曹仁虎作聯句詩送王峻歸常熟，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詩作與(yu)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所收該詩即有文字差異，王鳴盛《西沚居士集》中此詩與(yu) 錢大昕詩集所收者亦有差異，所以，李先生同時收錄了錢大昕、王昶兩(liang) 人的文本，並對錢大昕、王鳴盛所記文字差異做了交代。通過如此用心、詳細的排比，以錢大昕為(wei) 主而形成的一幅潛心研究、淡薄名利的乾嘉學人群像，鮮活地浮現在讀者麵前。

第三，析疑訂訛求得間。李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給人一個(ge) 很明顯的印象，那就是樸實，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錢大昕先生的人生曆程，做了原原本本的呈現，而不事褒貶議論、故弄玄虛。此可見其對錢大昕先生治學風格與(yu) 精神之體(ti) 味。當然，由於(yu) 長編中所涉史實、文獻等間或有不備、差異甚至抵觸者，所以李先生采取按語的形式，或交代有關(guan) 情事之背景，或辨析其異同，或訂正其訛誤。如錢大昕先生文章結集時刪去了寫(xie) 作時間，詩集大致按時間順序排列，然部分時間錯亂(luan) ，不少詩、文結集時有修改，李先生經過比勘錢先生詩文原稿、同時期師友所刊錢先生詩文等，便厘清了其間的差異、彼此間的關(guan) 係，以及一些詩文的具體(ti) 撰寫(xie) 日期。本長編盡管以錢大昕先生自編年譜、慶曾年譜續編為(wei) 基礎，然並未照搬，而是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參照相關(guan) 文獻做了訂正，計有二十餘(yu) 事。他如考訂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趙君碑》題跋中“辛亥”當為(wei) “庚戌”，陳垣先生《錢竹汀手簡十五函考釋》中所說“第十二函”當為(wei) “第十一函”、寫(xie) 作時間“嘉慶元年”應為(wei) “乾隆五十七年”等，無不體(ti) 現出李先生研讀文獻的精心，正所謂讀書(shu) 得間也。作者之所以下大功夫做按語，當然意不在吹毛求疵、炫博耀奇，而是頗有錢大昕先生所強調的“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yu) 海內(nei) 共白”（《廿二史考異序》）之品位。

讀李經國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收獲是多方麵的，諸如內(nei) 容之豐(feng) 富、文獻之珍稀、關(guan) 聯一時學術翹楚之眾(zhong) 多等，不一而足。尤有進者，該著的問世，將在很大程度上引發學界關(guan) 於(yu) 錢大昕研究甚至清代學術研究的熱情，而如何評價(jia) 、定位錢大昕及清代學術，或許是其中的一個(ge) 重點和挑戰。

觀錢大昕先生一生，不惟學問博大精深，其人品亦為(wei) 人所稱道不已，且能以“讀書(shu) 立品”自勵勵人。正因如此，在當時及其後學人眼中，錢大昕乃是一位“通儒”（盧文弨）、“儒宗”（趙文哲）、“一代儒宗”（汪中、江藩）、“一代大儒”（袁翼）、“博學通經大儒”（臧庸）、“乾隆中一大儒”（胡培翬）、“經師”（王昶）、“一代經師”（吳騫）、“海內(nei) 通人”（汪中），等等；而清高宗對錢大昕，亦有“碩學淹通”之評。這些相當一致的評價(jia) ，顯然並非一己之私好，而是代表了知識界對錢大昕先生之學術、人品的高度肯定和認可。如果觀照錢大昕先生“博洽經訓，尤精史學，通六書(shu) 、九數、天文、地輿、氏族、金石，熟於(yu) 曆代官製及遼金元國語、世係”等造詣，以及其“於(yu) 經典詁訓，篤信漢儒，不喜後來新說，然亦未嚐輕議宋儒”之治學態度，諸人所評洵謂名副其實。無怪乎淩廷堪發為(wei) “體(ti) 大思精、識高學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紹兩(liang) 漢者，惟閣下一人而已”之感慨，段玉裁有“集經史學之大成者”之讚歎，李鬥認為(wei) “精深純粹，合惠、戴二家之學，集為(wei) 大成”，阮元更以錢先生能兼人所難能之九事（《十駕齋養(yang) 新錄序》）而給予高度推揚，支偉(wei) 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將錢先生列於(yu) 吳派經學大師、曆算學大師、小學家、考史學家、金石學家五個(ge) 門類了。顯然，學術界推崇錢大昕先生之史學成就是有根據的，但觀之以上諸學人所衡論，對錢先生之定位，似可再斟酌。而且，就乾嘉時期學術發展而言，惠棟、戴震、錢大昕可謂代表了一時學術風氣、取向和特征。然惠棟於(yu) 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戴震亦於(yu) 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世，之後至嘉慶九年（1804），錢大昕就成為(wei) 學壇的中流砥柱人物和學術風向標了。加之大昕先生弟子門人多達二千餘(yu) 人，且與(yu) 阮元、畢沅、謝啟昆、汪誌伊等封疆大吏學術往來密切，故其影響既廣且深。

在致“一代儒宗——錢大昕紀念展開幕暨《錢大昕年譜長編》新書(shu) 發布”賀信中，陳祖武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竹汀錢先生學養(yang) 湛深，繼往開來。先生之學，博贍通貫，樸實無華，遠紹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承惠定宇、江慎修、戴東(dong) 原，集諸樸學大儒學術之大成。不惟以乾嘉史壇巨匠崛起，而且拔理學舊幡，樹樸學新幟，乃以一代樸學宗師而永垂史冊(ce) 。”以“一代樸學宗師”來衡定錢大昕先生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可謂一種全新認識。此一全新認識，不惟有助於(yu) 對錢大昕先生學術曆史地位的準確判定，成為(wei) 推動對錢大昕先生學行深入研究的新起點，而且“也是尋求解決(jue) 清代學術曆史定位問題的突破口”。基於(yu) 此，陳先生在賀信中又提出一個(ge) 值得學界同仁思索的大問題，即：“前輩師長既以先秦諸子、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而賅括曆代學術，為(wei) 何我們(men) 新時代的學人還要把清代學術的冠名問題留給後人呢？”也就是說，以“清代樸學”來賅括清代學術，或許是當下一個(ge) 值得致思和探究的大議題。

最後，尚需指出的是，李經國先生原本學物理出身，後來因緣際會(hui) ，對古籍文獻產(chan) 生濃厚興(xing) 趣，而因結識啟功先生、周紹良先生二位前輩學者，遂留意於(yu) 搜集乾嘉學者文獻，更得馮(feng) 其庸先生教誨啟發，乃致力於(yu) 錢大昕先生事跡之編年。自2008年底著手，曆時十餘(yu) 年，以“拉網式”查閱、搜集千餘(yu) 種文獻書(shu) 籍之所得，乃成此《錢大昕年譜長編》。經國先生這種甘於(yu) 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對學術的熱誠，無疑是值得欽佩與(yu) 讚揚的。而據經國先生說，其收藏中不僅(jin) 有一批錢大昕先生致友人的手劄原件，而且還搜集到不少錢大昕先生的散佚之作。既然如此，我們(men) 期待經國先生繼續發揚“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精神，再接再厲，將錢大昕先生手劄、散佚之作分別結集出版，於(yu) 推動錢大昕研究、清代學術研究，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