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鄉(xiang) 會(hui) 試五經文的場次及地位變化

作者：安東(dong) 強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6期

摘要：清代科舉(ju) 取士素稱以四書(shu) 、五經並重，實際上五經的地位遠低於(yu) 四書(shu) 。在乾隆帝改製之前，五經文雖與(yu) 四書(shu) 文同居鄉(xiang) 會(hui) 試的首場，但位列四書(shu) 文之後，且以專(zhuan) 經試士，加之會(hui) 試、順天鄉(xiang) 試的四書(shu) 題改為(wei) “欽定”，在科場的地位遠不如四書(shu) 文。為(wei) 了挽救五經地位旁落和不兼試五經的弊端，清朝一度提倡五經中式，鼓勵士子兼習(xi) 五經。乾隆帝停止五經中式後，又改革鄉(xiang) 會(hui) 試三場文體(ti) 格局，將五經文移居第二場，並推行五經並試。在清代科場偏重首場的風氣下，第二場的五經文淪為(wei) 邊緣的地位。五經取士的邊緣化，引起部分考官和經學家的不滿，刻意提倡二、三場取士，使科場選才呈現出不同的標準與(yu) 取向。

關(guan) 鍵詞：五經；專(zhuan) 經取士；五經中式；偏重首場

明清科舉(ju) 考試，沿唐、宋之成規，變革考試程序與(yu) 內(nei) 容，“專(zhuan) 取四子書(shu) 及《易》、《書(shu) 》、《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其文略仿宋經義(yi) ，然代古人語氣為(wei) 之，體(ti) 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yi) ”1。《清史稿》亦稱：清代科舉(ju) 考試沿襲明製，“取四子書(shu) 及《易》、《書(shu) 》、《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製義(yi) ”2。由此可知，製義(yi) 即俗謂的八股文，實際上包括四書(shu) 文和五經文兩(liang) 種文章。故而，所謂清朝科舉(ju) 取士兼重四書(shu) 與(yu) 五經之說，頗有不盡不實之處。事實上，五經文在清代鄉(xiang) 會(hui) 試無法與(yu) 四書(shu) 文相提並論，且在場次上由首場退居二場，與(yu) 三場的策問均處於(yu) 相對邊緣的地位。既有研究對相關(guan) 問題已有涉及3，但關(guan) 於(yu) 政令的形成過程、用意及製度實施運作中呈現的成效得失等問題，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間。本文通過梳理五經文在清代不同時期的鄉(xiang) 會(hui) 試中的場次調整、地位升降及朝野上下的輿論反響，揭示五經與(yu) 清代選才標準、觀念之間的離合。

一、居頭場與(yu) 試本經

順治元年（1644）十月，清朝定鼎京師，詔令仍舊舉(ju) 行科舉(ju) 考試。科場條例仿照明末舊例實行：鄉(xiang) 會(hui) 試的頭場仍試四書(shu) 義(yi) 三篇、經義(yi) 四篇。所謂經義(yi) ，即以五經命題4。

“五經”之名，始於(yu) 漢代，在中國經學史與(yu) 中國科舉(ju) 史上具有不同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據四庫館臣稱，漢代經師著《五經雜義(yi) 》《五經異義(yi) 》等書(shu) 之後，“五經”遂為(wei) 後世經學家因襲，而又不拘於(yu) “五”的數目，儼(yan) 然為(wei) “諸經”“群經”的通稱，雖有希望另立兼括諸經的名目，總是徒勞無功。因此，《四庫全書(shu) 》亦設有“五經總義(yi) 類”，收錄兼治諸經的經學著述5。

作為(wei) 選拔人才標準的“五經”，亦始自漢代。不過，自漢代設置五經博士以來，五經基本上不是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而是各經分別作為(wei) 取士與(yu) 養(yang) 士的標準，並非要求兼治五經。即以唐代科舉(ju) 而論，明經科亦分一經、三經、五經等名目。至宋代王安石以經義(yi) 取士，五經由明經科的考試內(nei) 容變為(wei) 進士科的主要內(nei) 容。元代創設以四書(shu) 、五經命題的考試形式，遂為(wei) 明清二代承襲，隻是在具體(ti) 如何考試及所在場次兩(liang) 方麵進行了較大的調整。

科舉(ju) 考試的“五經”，有明確的指稱，分別是《易經》《尚書(shu) 》《詩經》《春秋》和《禮記》五種，各經以何家注疏為(wei) 準，亦有專(zhuan) 門指定。這種規定始於(yu) 元代，逐漸定型於(yu) 明代。清代沿襲明代舊例，以宋儒見解為(wei) 主，不采古注。《易經》主宋代程子《易傳(chuan) 》、朱子《周易本義(yi) 》之說，《尚書(shu) 》主宋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之說，《詩經》主宋朱子《詩集傳(chuan) 》之說，《春秋》則主胡安國《春秋傳(chuan) 》，《禮記》則用元代陳澔《雲(yun) 莊禮記集說》6。

諸家注疏是否得當，有科舉(ju) 取士與(yu) 經學傳(chuan) 授兩(liang) 個(ge) 層麵的問題。不過明清科舉(ju) 考試五經，棄用古注疏，較早引起士林不滿，將應試之文斥之為(wei) “師心剿說，浮蔓無根”7。而《春秋》主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在清代屢經批駁。四庫館臣稱明代科舉(ju) 用胡氏《春秋傳(chuan) 》，“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wei) 最弊”8。

《春秋》書(shu) 影

乾隆五十七年（1792），禮部尚書(shu) 紀昀議定科舉(ju) 考試《春秋》條例時，指出考試《春秋》向用胡安國傳(chuan) ，但該書(shu) 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導致士子不讀全經、不知本事，僅(jin) 記數十題即可應試。且胡安國借經立說，與(yu) 孔子本意不符，嗣後《春秋》題，應以《左傳(chuan) 》本事為(wei) 文，參用《公羊》《穀梁》之說。經乾隆帝允準，遂成定製9。

《春秋》改用古注，引發變更《禮記》注本的討論。陳澔的《雲(yun) 莊禮記集說》在清初已被朱彝尊詆之為(wei) “兔園冊(ce) 子”。乾隆五十八年七月，貴州學政洪亮吉奏稱，既然科舉(ju) 考試《春秋》題，改用三傳(chuan) ，《禮記》亦應改用漢代鄭康成的古注。禮部諸臣認為(wei) 洪亮吉“不知胡安國之傳(chuan) 《春秋》，附會(hui) 時事，多與(yu) 經文不相符合，是以罷用其說”，朝廷設科取士，“五經所用傳(chuan) 說，頒行日久，多士師守舊學，見異弗遷。若慕複古之名，紛紛請改，是必詩用毛序，書(shu) 用孔傳(chuan) ，徒使士子朝夕更徙，靡所適從(cong) ，於(yu) 經訓學術，均無裨益”10。

禮部駁斥洪亮吉之說，並非無據。洪亮吉所奏僅(jin) 從(cong) 經學授受的角度出發，他亦知陳澔的《雲(yun) 莊禮記集說》“本為(wei) 科舉(ju) 起見”。四庫館臣此前已就此進行剖析，認為(wei) 朱彝尊批評過當，“禮文奧賾，驟讀為(wei) 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yu) 古，於(yu) 初學之士固亦不為(wei) 無益。是以國朝定製，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11。概言之，尊崇陳澔之書(shu) 是為(wei) 了便利科舉(ju) 取士起見。至於(yu) 經學大旨，乾隆帝另命人編纂《欽定禮記義(yi) 疏》一書(shu) 。

另一方麵，細繹清前期的科舉(ju) 政令，所謂鄉(xiang) 會(hui) 試的首場試以四書(shu) 、五經，貌似二者處於(yu) 同等的地位，均為(wei) 士子必須誦習(xi) ，實則不然。政令規定應試經義(yi) ，“士子各占一經”。應試者不必對五種經書(shu) 一一熟習(xi) ，隻需專(zhuan) 習(xi) 一經即可，俗謂之“本經”“專(zhuan) 經”等。因此，明清科舉(ju) 政令聲稱以四書(shu) 、五經命題取士，實則不過是四書(shu) 一經而已。這也導致應試者於(yu) 四書(shu) 無不熟讀，於(yu) 五經則隻研習(xi) 專(zhuan) 經，但求應試以求功名罷了。

作為(wei) 掄才的標準，不宜過高，至少應就中人立法，才能從(cong) 眾(zhong) 多科舉(ju) 應試士子群體(ti) 中，既保證選拔真才，又保障廣大應試者的進身之路。以本經配合四書(shu) 取士，也有客觀的原因。在當時的條件下，經學書(shu) 籍在很多地區刊刻不便，流通不暢，這必然增加應試者的讀書(shu) 成本。即以通行本的四書(shu) 、五經而言，若在江浙地區的富庶之家自非難事，可是對全國大多數地區和廣大寒畯之家來說，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況且通行本隻是應付科舉(ju) 考試，若論及探究經義(yi) 堂奧，還需研讀古注及曆代注疏。自漢代以來，五經的注疏本繁多，卷帙浩繁，單就一經而論，已然令大多數讀書(shu) 人望而興(xing) 歎了。五經義(yi) 蘊繁賾，遠勝於(yu) 四書(shu) ，加上卷帙浩繁，難免令廣大應試者望而卻步。

五經之間，彼此也難易有別，注本有多少之分，使應試者在選擇本經時趨易避難。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因禦史楊立方奏請鄉(xiang) 會(hui) 試增加《周禮》《儀(yi) 禮》，與(yu) 五經一同命題取士，乾隆帝指出，科舉(ju) 考試專(zhuan) 用五經取士，行之已久，《周禮》《儀(yi) 禮》的義(yi) 蘊大半已具於(yu) 小戴《禮記》，三禮相通，不虞掛漏。尤為(wei) 重要的是，作為(wei) 命題試士的《儀(yi) 禮》在科場已與(yu) 《春秋》被應試者“並目為(wei) 孤經”12。

乾隆帝畫像

《周禮》《儀(yi) 禮》的義(yi) 蘊是否大半具於(yu) 《禮記》，另當別論。但《禮記》較之《周禮》《儀(yi) 禮》，顯然更適宜科舉(ju) 考試命題。盡管如此，在明清二代，應試者已經在選擇本經時，故意避開《禮記》《春秋》不選，以致成為(wei) “孤經”。

應試者較少選擇《禮記》《春秋》，那麽(me) 衡文的同考官自然也是各房多寡不均。定例：五經中額不等，分房閱卷，鄉(xiang) 會(hui) 試同考官，分別閱看各經試卷，取中定額。一般來說，“《易》、《書(shu) 》、《詩》三經卷，分三、四、五房，《春秋》《禮記》卷止分一、二房”，“各經卷多者，一房閱至數百卷，甚且多至千卷。其卷少者，一房止閱一二百卷”，數量多寡的懸殊太大。其中也滋生弊端，如“以一、二人專(zhuan) 閱一經，則暗藏關(guan) 節，易於(yu) 識認”。乾隆帝認為(wei) 立法有弊端，各省主考既不分經閱卷，以一人兼閱五經卷，則科甲出身的同考官們(men) 不必拘泥五經分房閱卷，自丁酉科開始，每經中式卷仍照原額，各房考官均勻派閱五經卷13。這次政令調整已在乾隆四十二年，既在五經文降為(wei) 鄉(xiang) 會(hui) 試二場之後，又在五經並試之前，或許可以看出乾隆帝在改革製度過程中的心態。

乾隆帝針對科舉(ju) 考試本經所滋生的問題，的確切中肯綮。在科舉(ju) 鄉(xiang) 會(hui) 試場，五經分別中額，五經分房閱卷，分別出題，在製度運作層麵的問題頗多，不僅(jin) 衝(chong) 擊了選拔人才的公平性，而且增加了辦理科場事務的困難。

事實上，明清兩(liang) 代的考官們(men) 和士子們(men) 已經自行“發明”應對之策：即在偏重頭場風氣的形勢下，基本上以四書(shu) 文作為(wei) 取中與(yu) 否的“公平”標準，同樣居於(yu) 頭場的五經文逐漸淪為(wei) 無足輕重的陪襯角色。因本經各自不同，但四書(shu) 題並無二致，使得應試者在投報本經時趨易避難的小聰明略打折扣。受此影響，鄉(xiang) 會(hui) 試頭場的四書(shu) 題和五經題，受重視程度隨之分化。

重四書(shu) 題、輕五經題的風氣，在清代科場中表現益為(wei) 明顯，還由風氣成為(wei) 政令。順治年間，福建道禦史趙祥星疏言，會(hui) 試大典，應當嚴(yan) 格剔除弊端，請欽定第一場的四書(shu) 題和五經題，然後密封送入內(nei) 簾，刻印頒發給應試者。至於(yu) 二、三場題目，仍責令主考官照例擬出。禮部亦以為(wei) 然。順治帝卻諭令：“第一場四書(shu) 題目，候朕頒發”，其餘(yu) 仍由考官照例出題14。康熙二十四年（1685），順天鄉(xiang) 試的頭場四書(shu) 題也改為(wei) 欽定15。

順治帝的考量，究竟是因為(wei) 如果欽定五經題，則需要每經命題4道，合計共20道，過於(yu) 繁瑣，還是如同乾隆帝直陳的“從(cong) 來科場取士，首重頭場四書(shu) 文三篇，士子之通與(yu) 不通，不出四書(shu) 文之外”16，抑或兼而有之？總之，“欽定”命題之舉(ju) ，固然是形式大於(yu) 內(nei) 容，反映的卻是最高統治者的表彰與(yu) 重視。這是影響五經在清代科場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使考官及士子揣摩到清朝掄才大典重四書(shu) 不重五經的偏向。此後五經題雖在頭場，卻無法與(yu) 四書(shu) 享有同等地位了。

這種影響逐層下移，在各省學政考試生童的製度層麵也有很深的積習(xi) 。雍正元年（1723），為(wei) 扭轉此弊，禮部議準：學政歲科考試因此前隻出四書(shu) 二題，不出經題，“士子亦遂以經學視為(wei) 緩務”，嗣後科考用四書(shu) 文二篇，加經文一篇，如遇冬月日短，用四書(shu) 文、經文各一篇17。新政令事實上顯然不可能提升五經在科場中的地位。雍正年間，汪景祺譏評科場考官衡文校士：“但看四書(shu) 文三篇為(wei) 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麵對汪景祺的“非議”，雍正帝也不得不承認“近來科場取士，試官多以四書(shu) 文為(wei) 主，而於(yu) 經藝不甚留心”18。針對此問題，清代統治者先後采取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取徑：一是補救之道，提倡五經中式，並設定名額；二是將五經題移至第二場，與(yu) 頭場的四書(shu) 題的地位和命運徹底判然兩(liang) 分。

《經文五萬(wan) 選》書(shu) 影

二、五經中式的興(xing) 與(yu) 廢

如果嚴(yan) 格以明清科舉(ju) 考試政令為(wei) 評判，五經中式實際上是一種違式。或是因為(wei) 明代科舉(ju) 考試逐漸形成偏重頭場四書(shu) 文的風氣，士子遂以應答五經作為(wei) 對抗風氣或自炫其學的形式，居然一度得到朝廷與(yu) 考官的默認，藉以提倡五經和彌補科舉(ju) 選才過分倚重四書(shu) 的偏蔽。

何謂五經中式？在科舉(ju) 鄉(xiang) 會(hui) 試頭場考試四書(shu) 題與(yu) 五經題的時代，因試本經，故五經分別命題，共計四書(shu) 題3道、五經題各命4道。按照規定，應試士子答卷時，隻需作四書(shu) 題3道、五經中的本經題4道即可。若應試者將四書(shu) 題3道、五經題的20道全部作答，共計為(wei) 文23篇，且符合衡文標準中式，即謂之五經中式。

《清史稿》稱：“五經中式，仿自明代。以初場試書(shu) 藝三篇、經義(yi) 四篇，其合作五經卷見長者，因有‘二十三篇’之目。”19梁章钜在《製義(yi) 叢(cong) 話》中謂：“前明科舉(ju) ，初場試四書(shu) 文三篇，五經義(yi) 四篇，故爾時有七篇出身之目。間有合作五經卷以見長者，故又有二十三篇之目。”20所謂“七篇出身之目”即正常中式者，“二十三篇之目”即五經中式者。

五經中式的先例，始自洪武二十三年鄉(xiang) 試，福建士子黃文史在應天鄉(xiang) 試時，兼作五經各題，“以違式取旨，特賜第一，免其會(hui) 試，授刑部主事”。後天啟丁卯鄉(xiang) 試，顏茂猷以兼作五經題取中，崇禎甲戌會(hui) 試又以五經卷成進士，皆為(wei) 福建士子。明末之際，其他各省士子也效仿此道，先後中式者有丁醜(chou) 科江西揭重熙、己卯科山東(dong) 宋瑚、癸未科浙江譚貞良、馮(feng) 元飆、江南趙天麒等人21。

此風氣沿至清初，順治二年第一科鄉(xiang) 試便產(chan) 生一名五經中式者。山東(dong) 士子法若真應鄉(xiang) 試時，“以全作五經文，賜內(nei) 閣中書(shu) ，一體(ti) 會(hui) 試”22。康熙二十六年，浙江錢塘縣監生查嗣韓、福建侯官縣貢生林文英應順天鄉(xiang) 試時，經特旨恩準五經中式。這都是特事特例，並未形成專(zhuan) 門的政令。事實上，順治二年時，還專(zhuan) 門出台政令，“以士子博雅不在多篇，停五經中式”。故而康熙二十六年的五經卷，實屬違式，在特旨授為(wei) 舉(ju) 人的同時，亦指出“後不為(wei) 例”23。

康熙四十一年，在壬午科順天鄉(xiang) 闈中，監生莊令輿、俞長策所作試卷，均兼作四書(shu) 題與(yu) 五經題共23篇。時任外簾監試禦史節什等官員認為(wei) ，試卷雖“與(yu) 例不合，但事關(guan) 崇文雅化”，仿照前例奏聞。禮部認為(wei) “應無庸議”。康熙帝卻一反前態，認為(wei) “所作五經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當取中。若能切題旨，文理明順，一日書(shu) 寫(xie) 二萬(wan) 餘(yu) 字，實為(wei) 難得”，授予莊、俞舉(ju) 人，並令九卿等官員議定五經中式的條例24。

近科五經文鈔序

十月初八日，九卿等官員遵旨議準：一、設定專(zhuan) 額，於(yu) 鄉(xiang) 會(hui) 試中額外取中三名；二、頭場作五經卷者，二場需多作詔、誥各一道；三、頭場備多頁長卷，發給報考五經的應試者25。至此，五經中式由一種科場風氣變成政令，中式額數還可以因佳卷多而變通增加。在此推動之下，士子仿效者越來越多，直隸、陝西、江西等省還有士子憑借五經中式考中鄉(xiang) 試頭名（解元）。其中江西解元李紱，所作應試文皆刻程文，“悉博大精深，殆有萬(wan) 夫之稟”，後亦以經師名世26。

各省巡撫、學政亦以提倡五經自任。康熙三十八年，直隸巡撫李光地提倡五經之學，設義(yi) 學，延聘名師，“正俗學之陋，有閑則身臨(lin) 課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三經》，中乙酉順天鄉(xiang) 試第一。嗣複推行所屬，凡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ju) 焉”27。次年，九卿會(hui) 議變更科場事宜，議準：“童生內(nei) 有將經書(shu) 、《小學》真能精熟，及能成誦三經、五經者，該學臣酌量優(you) 錄。”28後順天學政楊名時、山東(dong) 學政黃叔琳，亦遵循李光地教士之法，“童子有能成誦五經者，為(wei) 青其衿。至是而泮宮內(nei) 習(xi) 五經者幾十之二”29。

外省與(yu) 京師的風氣互動影響，使政令又有變化。康熙五十年五月，因左都禦史趙申喬(qiao) 奏請，康熙帝又諭令增加鄉(xiang) 會(hui) 試五經中式的名額：順天鄉(xiang) 試增加二名，外省鄉(xiang) 試增一名，會(hui) 試增二名30。

出乎意料的是，僅(jin) 僅(jin) 四年之後，康熙帝的態度陡變。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他申飭科場“經書(shu) 題目不拘忌諱，斷不可出熟習(xi) 常擬之題”，應盡力除情弊，否則無裨實學。又稱：“五經中式甚屬無益，十七八歲之幼穉皆能之，不過手敏、多寫(xie) 字耳，殊無實學。著停止。”31其中緣由，或與(yu) 他申飭科場弊端有關(guan) 。

五經中式停止未及十年，雍正帝又恢複此例。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雍正帝詣太學行釋奠禮成，為(wei) 了表彰經學，崇尚文教，認為(wei) 此前之所以停止五經中式，“以其久而滋弊也”，但此製關(guan) 乎經學與(yu) 文教，應變通恢複，擬定新製：“嗣後各學臣及祭酒司業(ye) ，於(yu) 錄科時先加麵試。主考閱文果佳，本監加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加中幾名，著分別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寧缺勿濫。會(hui) 試臨(lin) 時請旨。”32後議準：各省鄉(xiang) 試“每額中十九名，加中五經一名”33。

與(yu) 康熙年間的政令相比，新製中除順天鄉(xiang) 試的皿字號中四名為(wei) 固定額之外，其餘(yu) 各省鄉(xiang) 試采用浮動額，與(yu) 正額按19∶1取中（後又演變為(wei) 15∶1）。此外新增五經取中鄉(xiang) 試副榜的規定：“大省人多文佳，額外量取副榜三、四名。”34副榜非正式舉(ju) 人，不能藉此參加會(hui) 試，但是雍正四年十月又有上諭稱：“士子讀書(shu) 製行之道，首在明經。其以五經取中副榜者，必有誌經學之士。著將今年各省五經取中副榜之人，俱準作舉(ju) 人，一體(ti) 會(hui) 試。”35這僅(jin) 為(wei) 特典，後不為(wei) 例。

至於(yu) 會(hui) 試的五經中式額數，由禮部屆期請旨定奪。此例沿至乾隆年間。乾隆元年會(hui) 試的五經中式定額：南卷取中10名，北卷取中3名，中卷取中2名，旗卷應否取中由主考閱文定奪。乾隆二年會(hui) 試：旗卷1名，南卷8名，北卷3名，中卷1名。乾隆四年會(hui) 試：旗卷1名，南卷8名，北卷3名，中卷2名。乾隆七年會(hui) 試：旗卷1名，南卷8名，北卷3名，中卷2名。乾隆十年會(hui) 試：南卷2名，北卷1名，中卷1名。乾隆十三年會(hui) 試：南卷取中2名，北卷、中卷、旗卷應否取中由主考閱文定奪36。

雍正年間，因新製初複，實際上“會(hui) 試時，因五經佳卷多於(yu) 中額，進呈尤雅者中式，浮於(yu) 正額”37。而乾隆年間的五經中式額數逐漸遞減。可以看出，南卷因有江浙等省士子，故額數比北卷、中卷和旗卷多一點，亦呈遞減的趨勢，從(cong) 乾隆元年十名減至二名。

乾隆帝最終停止了五經中式之例。關(guan) 於(yu) 何時停止，有兩(liang) 種不同的說法。趙翼、梁章钜、吳振棫等人認為(wei)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會(hui) 試，奉旨停止五經中式之例。民初所纂的《清史稿》沿用此說，稱“乾隆十六年，始停五經中式之例”38。而《清朝文獻通考》等則認為(wei) 乾隆十八年才停止五經中式39。

揆諸《清實錄》記載，乾隆十六年四月，禮部請旨本年會(hui) 試中額，得旨：“五經卷今年不必取中。”40這實是指該年會(hui) 試不取中五經卷，並未明確諭令停止五經中式。就在同年的十一月，由於(yu) 兩(liang) 江總督尹繼善奏稱：“江省文闈鄉(xiang) 試，五經卷多，請谘明考官，憑文酌取。”經禮部議準：“查五經定額，十五卷取中一卷，不得額外加取。若人多文佳，於(yu) 五經中額外，酌取副榜三四名。”41這就是說五經中式的政令至少在鄉(xiang) 試一級仍在實施。

兩(liang) 年後，時值鄉(xiang) 試之年，秋間鄉(xiang) 試仍未停止五經中式之例。在鄉(xiang) 試結束之後，貴州巡撫定長奏稱：貴州省士子在過去三科鄉(xiang) 試中，因作五經卷者少，五經中式缺額二名，此額是否可改歸專(zhuan) 經取中？大學士等會(hui) 同禮部議準：“嗣後各省五經中額，概行停止。”42也就是說，乾隆十八年正式停止五經中式之例，持十六年停止之說者皆誤。

五經中式在康熙年間、雍乾之際先後兩(liang) 度興(xing) 盛。在逆反或糾正偏重頭場四書(shu) 文的大勢下，一方麵原因是清初士子沿續明末風氣，以五經中式炫應試技藝，另一方麵則與(yu) 清朝入關(guan) 後表彰經學，崇尚文教有關(guan) ，故五經中式者在清朝“尤指不勝屈”。

麵對汪景祺等人批評科場衡文去取隻重四書(shu) 文，“經文皆不寓目”，雍正帝雖承認這種科場風氣確為(wei) 事實，但否認這是科舉(ju) 設製的本意，還以五經中式進行辯駁，稱：“本朝製科取士，三場並重，但出題先書(shu) 後經，閱文者不得不先看書(shu) 藝，而後閱經文，斷無有書(shu) 文不佳而優(you) 於(yu) 經文之理。且雍正二年特開五經中式之科，通行直省，以廣羅明經力學之士，尚可雲(yun) 不崇重經學乎？”43隨著五經中式的停止，及五經題移到鄉(xiang) 試和會(hui) 試的第二場，似乎也從(cong) 正麵印證了汪景祺等人的批評並非虛言。

五經中式對科場風氣確有糾偏的積極作用。對於(yu) 康熙年間查嗣韓、林文英以五經中式，清初士人紐琇評論稱：“比來呫嗶之家以帖括竊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查、林二公乃能於(yu) 風簷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則格於(yu) 成例，終至淹沉矣。”44清初統治者也曾以此類措辭表彰五經中式。

然而朝野之間亦有批評五經中式流弊的言論。乾隆九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趙城奏請應慎重五經中式，指出“數科以來，淹通博洽者固不乏人”，同時也令浮誇躁進之徒鑽營五經中式“額廣人稀”的製度漏洞，“平日剽竊五經擬題，購求坊刻文字，割裂成篇”，記誦於(yu) 胸，臨(lin) 考時拚湊完卷，不過是“剿說雷同，千篇一律”，殊非加中五經中式的本意45。無獨有偶，湖廣道監察禦史黃元鐸亦奏請嚴(yan) 五經中式之例。他稱五經中式額數屢次加增，中式頗易，無裨經學，且“各省所出五經題目，顯多冠冕吉祥，應試士子皆可場前預擬題目”46。或許正是由於(yu) 他們(men) 的奏陳，乾隆帝才決(jue) 定減少次年會(hui) 試中五經中式的額數，如乾隆七年的額數為(wei) ：旗卷1名，南卷8名，北卷3名，中卷2名。至乾隆十年則減為(wei) ：南卷2名，北卷1名，中卷1名47。此後漸漸停止五經中式之例。

即使以五經中式獲得舉(ju) 人功名的趙翼，對五經中式的態度亦有所保留，曾稱：“文思敏捷者，兩(liang) 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藝，實亦不難，餘(yu) 亦以五經中乾隆庚午科順天鄉(xiang) 試。”48趙翼將五經中式視為(wei) “文思敏捷者”的捷徑，或許隻是江浙士子對此技藝故作舉(ju) 重若輕之語。

五經中式的表彰者，後亦變成反對者，尤以康熙帝、乾隆帝為(wei) 代表。他們(men) 均以滋生科場弊端和無裨實學為(wei) 依據，先後諭令停止此例。不過，乾隆帝停止五經中式，是否意味著他並不重視以五經取士呢？這就要從(cong) 他變革科舉(ju) 考試的整體(ti) 規劃中窺其用意了。

三、降居二場與(yu) 五經並試

清代科舉(ju) 製的調整在乾隆年間逐漸定型。所謂定型，或許可以從(cong) 兩(liang) 方麵來定義(yi) ：一是乾隆朝的科舉(ju) 製與(yu) 明朝及清初規製相比較，科舉(ju) 鄉(xiang) 會(hui) 試的三場文體(ti) 和考試程序進行了較大的變革，二是此製隨之實施了百餘(yu) 年，直至晚清戊戌維新和辛醜(chou) 改製時期。

乾隆年間，科舉(ju) 鄉(xiang) 會(hui) 試改製的重要措施之一，即與(yu) 五經在清代科舉(ju) 考試中的場次地位和考試方法有關(guan) 。大體(ti) 而言，這一變革進程在形式上表現為(wei) 原本居頭場的五經題，逐漸降為(wei) 第二場；原來隻是考試本經，後改為(wei) 並試五經。

不過，乾隆帝改革科舉(ju) 製的進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曆經三個(ge) 階段，前後持續了五十餘(yu) 年才最終確定下來。因此，若要究其改製的用意，也需要梳理整個(ge) 進程，始能準確把握。

乾隆帝即位之初，因有雍正帝遺留的鄂爾泰、張廷玉兩(liang) 位老臣柄政，難以觸動科舉(ju) 製的樞紐問題（鄉(xiang) 會(hui) 試的場次與(yu) 文體(ti) ），隻能在舊製的外圍變革選才、儲(chu) 才的途徑。乾隆元年六月，他在上諭中稱：科舉(ju) 鄉(xiang) 會(hui) 試“三場取士，斟酌華實，定製已為(wei) 盡善”，頭場經義(yi) 試以四書(shu) 、五經，代聖賢立言，“士子若果知古知今，二、三場盡足發抒才調”，考官們(men) 宜留心衡校，以得真才實學之士49。即為(wei) 例證。

盡管如此，乾隆帝仍然嚐試變革掄才與(yu) 儲(chu) 才的方式：其一，令學政在歲科案臨(lin) 時，考試生童數條禦纂諸經中斟酌舊說有所別異處，“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試文稍平順，童生即予入泮，生員即予補廩，以示鼓勵”50。此製後衍變為(wei) 學政的經古場。其二，弛坊選之禁，命方苞選編《欽定四書(shu) 文》，後刊刻頒發，作為(wei) 應試士子的舉(ju) 業(ye) 指南。其三，推廣試律詩，從(cong) 翰詹大考到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及新科進士朝考，均試以試律詩51。這推動了試律詩進入鄉(xiang) 會(hui) 試的進程。其四，即停止五經中式之例。

乾隆帝並非不重視五經之學，繼位後還命人編纂《欽定三禮義(yi) 疏》，與(yu) 此前康熙帝、雍正帝敕修的《禦纂周易折中》《欽定書(shu) 經傳(chuan) 說匯纂》《欽定詩經傳(chuan) 說匯纂》及《欽定春秋傳(chuan) 說匯纂》合為(wei) 禦纂五（七）經。在他遞減會(hui) 試的五經中式名額時，還頒布上諭，指出“崇尚經術，良有關(guan) 於(yu) 世道人心”。乾隆十四年，鑒於(yu) 翰林院缺少經術之士，他令京師大學士、九卿和外省督撫“公舉(ju) 所知，不拘進士、舉(ju) 人、諸生以及退休、閑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不久，又飭諭考試內(nei) 外保舉(ju) 的經學人員，應去除科場應考習(xi) 套，以覘實學52。此番詔舉(ju) 經學，前後曆時三年，後來也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詔舉(ju) 經學的失利，或是連帶五經中式停止的一個(ge) 因素。

仔細揣摩乾隆帝的用意，五經之學不能責難初學者，卻可為(wei) 應試者提供一條新的獲取功名的途徑，吸引少數有誌於(yu) 經學的讀書(shu) 人潛心於(yu) 此。五經之學應為(wei) 專(zhuan) 門人才的素業(ye) ，不以涉獵記誦為(wei) 能，須使肄習(xi) 者經明行修。概言之，五經之學為(wei) 選拔專(zhuan) 門人才的考核標準，並不適於(yu) 選拔通才。

科舉(ju) 取士意在選拔治人之人的通才，內(nei) 而充翰林才華之選，外而授以政事，察吏牧民。通才的標準則以四書(shu) 之學為(wei) 標準，即是乾隆帝所講“士子之通與(yu) 不通，不出四書(shu) 文之外”之意。這逐漸反映在乾隆帝調整科舉(ju) 鄉(xiang) 會(hui) 試三場的文體(ti) 格局之內(nei) 。

乾隆二十一年，為(wei) 了防範科場弊端，整肅科場風氣，乾隆帝決(jue) 定對鄉(xiang) 會(hui) 試的試卷派員磨勘。此前鄉(xiang) 會(hui) 試“三場試藝篇幅繁多，士子風簷寸晷中，檢點偶疏，輒幹指摘。其以磨勘獲咎者，轉得有所藉口”。有鑒於(yu) 此，他決(jue) 意徹底調整科舉(ju) 製度，刪繁就簡，化難為(wei) 易。十一月初八日，上諭更定鄉(xiang) 會(hui) 試三場的文體(ti) ，稱：“今士子論、表、判、策，不過雷同剿說。而閱卷者亦止以書(shu) 藝為(wei) 重，即經文已不甚留意，衡文取士之謂何？此甚無謂也。三場試以書(shu) 藝、經文，足覘素養(yang) 。繼之五策，更可考其抱負之淺深，又何庸連篇累牘為(wei) 耶？”因此，鄉(xiang) 會(hui) 試第一場隻試四書(shu) 文3篇，二場試五經文4篇（會(hui) 試加試表文1道）、三場試策5道53。後來試律詩取代表文，不僅(jin) 在會(hui) 試與(yu) 鄉(xiang) 試中都要考試，還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升至頭場，與(yu) 四書(shu) 文並列，是清代中後期科場取士的重要文體(ti) 。

至於(yu) 此前與(yu) 四書(shu) 文並列在鄉(xiang) 會(hui) 試頭場的五經文，則淪為(wei) 第二場的次要地位。盡管此前的科場風氣下，五經文已不為(wei) 考官和士子所重，如今移至無足輕重的第二場，隻能表明乾隆帝默認了科場風氣，屈從(cong) 於(yu) 事實，將風氣轉化為(wei) 政令而已。

在乾隆二十一年科舉(ju) 改製以後，五經文雖從(cong) 鄉(xiang) 會(hui) 試的頭場移居第二場，但仍然考試本經，並沒有改變專(zhuan) 試一經的成例。不久，專(zhuan) 經取士的成例也納入乾隆帝改革科舉(ju) 的計劃。

防範和剔除科場弊端，是乾隆帝整飭和改革科舉(ju) 製度的初衷，也可以視為(wei) 乾隆朝科舉(ju) 改製的核心問題。早在乾隆九年八月，兵部侍郎舒赫德奏請議改科舉(ju) 取士時，就針對專(zhuan) 經取士的流弊有所指陳，稱：“士子各占習(xi) 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yu) ，少者不過數十耳。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wei) 之而有餘(yu) ，其陋者至未嚐全讀經文，況望其通貫儒先之說乎？”54這是從(cong) 防範預先擬題的方麵入手，希望改變專(zhuan) 經取士的成例。乾隆二十三年三月，順天學政莊存與(yu) 奏請嚴(yan) 禁鄉(xiang) 試考官代士子預擬五經題。因鄉(xiang) 試場內(nei) 的五經題，向例由同考官擬，再由主考官、副考官掣簽使用，嗣後停止同考官擬題之例，改由主、副考官自擬55。

前節已經述及，專(zhuan) 試本經容易導致鄉(xiang) 會(hui) 試閱卷分房不均，以一二人專(zhuan) 閱一經試卷，也易暗藏關(guan) 節。如福建鄉(xiang) 試自乾隆二十五年裁改分房後，設同考官十一房，《易經》三、《尚書(shu) 》二、《詩經》四、《春秋》和《禮記》各一。而江西鄉(xiang) 試亦以《詩經》卷最多，達4500餘(yu) 卷，分5房；《易經》試卷僅(jin) 1700餘(yu) 卷，卻分4房，各房閱卷數量多寡懸殊，隻得將《易經》一房改為(wei) 《詩經》房56。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他決(jue) 定徹底改革按照五經分房閱卷的舊例，諭令各房考官均勻派閱試卷57。僅(jin) 僅(jin) 調整科場分房，是否能夠解決(jue) 各房閱卷數量不均的問題，不無疑問。

《詩經》書(shu) 影

此製實行十年之後，再次迎來改革的契機。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經王公大臣及督撫們(men) 的籲請，乾隆帝決(jue) 定於(yu) 乾隆五十五年舉(ju) 行他的八十歲“萬(wan) 壽慶典”。作為(wei) 慶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舉(ju) 恩科自然不可或缺。因為(wei) 乾隆五十五年正值會(hui) 試之年，所以特地將下屆鄉(xiang) 會(hui) 試正科提前舉(ju) 行，即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五十四年三月預先舉(ju) 行正科鄉(xiang) 會(hui) 試，五十四年秋舉(ju) 行恩科鄉(xiang) 試，五十五年春舉(ju) 行恩科會(hui) 試58。

十二月初二日，乾隆帝召見先後充任上一年順天鄉(xiang) 試正考官和本科殿試讀卷官的兵部尚書(shu) 彭元瑞時，君臣為(wei) 了籌劃乾隆五十五年即乾隆帝八十大壽時的恩科事宜，就近年來的科場弊端問題進行了討論。彭元瑞奏稱，科場內(nei) 仍然充斥弊端，在舉(ju) 辦鄉(xiang) 、會(hui) 及殿試中有傳(chuan) 卷、聯號及彼此換卷、謄錄、對讀、私改文字等弊未能盡絕。乾隆帝認為(wei) 應設法剔除弊端，遂命大學士、九卿將彭元瑞所奏各弊及此外尚有何項弊竇，均於(yu) 規章中進行修訂和完善59。

本次科舉(ju) 改製的會(hui) 議，曆經二十餘(yu) 日始有定章。大學士、九卿等奏陳會(hui) 議鄉(xiang) 會(hui) 試科場新章，首條即是改革考試本經和分經取士的舊製。他們(men) 認為(wei) 應試士子自束發授書(shu) ，本應五經全讀，請於(yu) 次年戊申科鄉(xiang) 試為(wei) 始，“先將五經輪流分試，然後各出一題成五藝”，次年鄉(xiang) 試先試《易經》；“生員歲試，俟五科後，該學政亦輪流間出。童生仍用四書(shu) 文二，經文刪”60。

乾隆帝認為(wei) “所議俱屬詳悉周妥”，如此改革，“既可令士子潛心經學，又可以杜絕場內(nei) 關(guan) 節弊端。而衡文取中，複不至限於(yu) 經額，致佳卷被遺。自應於(yu) 分年輪試畢後，即以五經出題並試”。惟應先考試《詩經》，因“士子以《詩經》為(wei) 本經者多”，次年會(hui) 試用《書(shu) 經》，以後鄉(xiang) 會(hui) 試輪用《易經》《禮記》《春秋》61。

作為(wei) 銜接科舉(ju) 與(yu) 學校之間的科試和錄遺等試，也由雲(yun) 南學政汪如洋提出變通和應對的辦法：乾隆五十三年錄遺，暫用《詩經》；己酉鄉(xiang) 試用《易經》，科試亦先用《易經》；壬子鄉(xiang) 試用《春秋》，科試先用《春秋》。將己酉會(hui) 試應用的《書(shu) 經》，於(yu) 庚戌歲試補試；庚戌會(hui) 試應用的《禮記》，於(yu) 癸醜(chou) 歲試補試62。

因新製規定童試不用五經文，廣東(dong) 學政關(guan) 槐建議在取進童生的覆試中加五經文一篇，各府、州、縣考的覆試，也一律增入。“出題之法，首《詩》，次《書(shu) 》，又次《易》、《禮》、《春秋》。迨輪試畢，照生員歲試例，不拘何經出題。”63經禮部議定實行。

汪如洋、關(guan) 槐等官員的建議，意在補充和完善此次改製新章，故而獲得乾隆帝的讚許。至於(yu) 對改製的核心內(nei) 容提出異議者，則是另一番命運。乾隆五十三年九月，禦史劉紹錦奏稱本年鄉(xiang) 試以《詩經》命題，次年會(hui) 試按製應用《書(shu) 》，其內(nei) 容或義(yi) 蘊閎深，或詰屈聱牙，恐應試者不能熟讀通暢，請仍以《詩經》出題。乾隆帝以為(wei) 先將《易經》改用《詩經》已屬體(ti) 恤備至，“《書(shu) 經》乃士子等束發時即應誦讀之經，豈有業(ye) 經應試，猶未曾誦習(xi) 之理？”劉紹錦所奏實屬沽名釣譽，“國家甫經定例，奉行伊始，即紛紛妄議更張，尤為(wei) 明季惡習(xi) ，斷無此政體(ti) ”。劉紹錦因言獲罪64。

乾隆帝對科舉(ju) 新製充滿了自得之情，隨後流露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殿試策問題中。題稱：科場“今製四子書(shu) 以正其嵞，五經以博其趣，八韻以覘其才，五策以徵其實，立法善矣。士宜何如端醇淬礪，以副予文治乎？”65所謂“立法善矣”的“今製”，即指鄉(xiang) 會(hui) 試第一場試四書(shu) 文3篇和五言八韻詩1首，第二場試五經文5篇，第三場試策問5道。士子們(men) 的應製策文自然不敢提出什麽(me) 異議。該科探花劉鳳誥的策文稱：“聖朝文治光昌，士習(xi) 亦勉相砥礪，四書(shu) 、五經既正其本業(ye) ，而韻語、策對均並試之，所以覘其才而勗其責實者，不已至歟。”66實際上並未答出什麽(me) 實質性的內(nei) 容。

隨著鄉(xiang) 會(hui) 試輪番采用各經取士，乾隆六十年乙卯科會(hui) 試時正式實施五經並試，即第二場五經題於(yu) 每經各命1題。乾隆帝此前曾立誌，若在位六十年，即遜讓皇位。清代科場定製的最終落實，恰在該年度，難道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曆史的巧合？

四、反響與(yu) 爭(zheng) 議

在科場取士偏重首場的風氣下，五經文移居二場，無疑是地位降低的象征。早在五經與(yu) 四書(shu) 並列首場時，已有士人指出五經題不應在四書(shu) 題之後，使五經日益不為(wei) 科場所重。朱彝尊在《經書(shu) 取士議》中稱：明代童子試專(zhuan) 以四書(shu) 題發問，隻有鄉(xiang) 會(hui) 試有五經題（專(zhuan) 經）四道，“然亦先四書(shu) 而後經，沿習(xi) 既久，士子於(yu) 經義(yi) 僅(jin) 涉略而已”。他不讚同此製，主張鄉(xiang) 會(hui) 試應恢複洪武四年會(hui) 試之例，首場應先五經題而後四書(shu) 題，童子試也應四書(shu) 與(yu) 五經並試，同樣先經後書(shu) 。他的理由在於(yu) ，士子應試時四書(shu) 題是相同的，而專(zhuan) 經題並不相同，“書(shu) 所同而經所獨，專(zhuan) 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yu) 人，則經義(yi) 書(shu) 義(yi) 庶幾並治矣”67。五經題移居二場之後，距離朱彝尊的主張愈來愈遠。

晚清大儒陳澧認為(wei) 科舉(ju) 第一場用四書(shu) 題及五言八韻詩，第二場用五經題，第三場用策問，“其法備矣，然行之久而有弊”。其中先四書(shu) 題而後五經題，“以尊朱子故也”，可是朱子所作的是“注”而非“經”，以“經”而論，五經為(wei) 孔子所誦述，四書(shu) 則為(wei) 孔子與(yu) 弟子之言及孔門傳(chuan) 人之言，似應先五經而後四書(shu) 。他讚同朱彝尊的主張，認為(wei) 科場取士若先五經題而後四書(shu) 題，“尤善之善者也”68。這無疑是從(cong) 經學史的角度立論，與(yu) 清朝選拔人才重四書(shu) 的取向並不完全吻合。即使私淑陳澧的張之洞，在晚清議改科舉(ju) 新章時，雖將四書(shu) 題與(yu) 五經題改置同場，仍是先四書(shu) 而後五經。

較之五經題的場次變化而言，從(cong) 專(zhuan) 試本經到五經並試的改革，或許對科場考官與(yu) 應試者的衝(chong) 擊更大。科舉(ju) 考試究竟應以專(zhuan) 經取士，還是五經並試，存在不小的爭(zheng) 議。

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便對專(zhuan) 經取士的製度不滿。他認為(wei) “讀書(shu) 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自設立專(zhuan) 經試士之製，士子自幼習(xi) 之，終老不改，“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以致當時人問答之間，稱他人所習(xi) 的專(zhuan) 經為(wei) “貴經”，自稱則為(wei) “敝經”，尤為(wei) 可笑69。

乾隆帝廢除專(zhuan) 經取士之製，改為(wei) 五經並試，未必是受到顧炎武的啟發，但同樣是希望應試者不應拘守一經，而是能夠熟悉五經。然而，五經並試又引發了一些官員和士人的異議。在乾隆帝逝世之後，又有官員提出恢複舊製，鄉(xiang) 會(hui) 試及學政歲、科、童試應照舊專(zhuan) 經取士。嘉慶帝認為(wei) 新製實行已近二十年，各省取中試卷的五經文均能一律完善，“今該禦史奏稱中人以下之質，勢難五經俱熟，或強事涉獵，恐有名無實等語，在該禦史係雲(yun) 南人，自以五經全禦為(wei) 難，若江浙大省士子彬彬向學，何難五經俱熟？”70將此奏駁回。

嘉慶帝的諭令使廟堂之上恢複專(zhuan) 經取士的意見陷入沉寂，卻無法消除士林清議。陳澧是反對五經並試的代表者。他詰問道：“試問自漢以來兼通五經者幾人？”以此苛責應試者，難收名實相副之效，認為(wei) “治五經而不通，不如治一經而通”，主張恢複專(zhuan) 經取士的舊例，隻是應增加《周禮》《儀(yi) 禮》及《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穀梁傳(chuan) 》，合為(wei) 九經，“會(hui) 試十八房，每一經二房；鄉(xiang) 試卷多者亦如之，卷少者九房皆均分其中額，以杜士之避難趨易”71。

相較宿儒之議，應試者的應對之策更似對新製的嘲諷。一般而言，考試政令的變革，總是能夠激發應試者的新對策。早在專(zhuan) 經取士的時代，士子們(men) 便有專(zhuan) 門的對策。其一，預擬本經的題目。顧炎武稱：“科場之弊莫過於(yu) 擬題，以五經文而言，各經可出之題不過數十道，富家巨族延請名士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令子弟記誦熟習(xi) ，便易中式。其二，使用刪除不命題經文的刪本，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72

康熙年間，朱彝尊注意到當時以《禮記》為(wei) 本經者，所讀《禮記》往往為(wei) 刪去大半經文之本，以《春秋》為(wei) 本經者，置《左傳(chuan) 》不觀，“經學於(yu) 是乎日微”，“此學者之所深懼也”73。康熙帝也深知應試者“將不出題之書(shu) ，刪而不讀”74。可見刪本經書(shu) 早在乾隆以前便已風行科場之中。

在乾隆朝新製試行不久，山西學政茹棻奏報推行新製情形稱：“晉省地處偏隅，書(shu) 賈罕至，諸生奉皇上五經並習(xi) 之旨，頗知奮勉讀書(shu) ，惟善本購覓較難。臣現於(yu) 按臨(lin) 時，每學各發一本，令其傳(chuan) 寫(xie) 。”75僅(jin) 僅(jin) 依賴“每學各發一本”，顯然無法滿足該省廣大應試者的需求，無疑為(wei) 書(shu) 賈留下謀利的空間。

乾隆帝推行五經並試，本為(wei) 防範和剔除科場流弊起見，卻在無形中又為(wei) 坊間射利者提供良機。短短數年間，各省便大量流行刪本五經的科場書(shu)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山東(dong) 學政翁方綱巡考時注意到，因新製令士子全讀五經，而坊間所賣的經書(shu) 刪本，以《春秋》《禮記》二經最多，每考一棚，輒出示曉諭各書(shu) 賈不許販賣刪本，但坊間未能禁絕，而“躁進之士子，遂以為(wei) 捷徑秘傳(chuan) ”76。這與(yu) 顧炎武所批評的明末清初的科場積習(xi) 並無二致。

乾隆帝獲聞此情後，“甚愧之”，通諭各省督撫、學政用心查察，嚴(yan) 行禁止。乾隆五十七年七月，軍(jun) 機大臣議定各省限三個(ge) 月內(nei) 將查抄坊間所存的刪本板片運京銷毀，逾限不交，查出治罪。次年七月，乾隆帝再降諭稱：“各省督撫嚴(yan) 飭所屬認真查禁，並將繳過刪本經書(shu) 數目及有無傳(chuan) 習(xi) 之處，三年匯奏一次。”77

與(yu) 刪本經書(shu) 相輔相成，坊間還組織選家編纂各種五經文的選本。嘉慶年間，《近科五經文鈔》刊行，按照五經分卷，選取最近數科的五經文墨卷，為(wei) 應試者提供揣摩研習(xi) 的程文。至道光年間，江南等地仍流行的《新增五經文萃》《新纂五經文選》等科場書(shu) 。晚清時期，《五經文府》《五經文海》《五經文漪》《精選五經文鵠》《新選五經文括》《五經文藪新編》《五經文苑捃華》等等名目，不一而足。這些墨卷與(yu) 選本，較之於(yu) 研讀五經而言，實為(wei) 士子應試的不二法門。舍本逐末，科場取才自然流弊無窮。

近科五經文鈔目錄（嘉慶）

結語

從(cong) 科舉(ju) 考試的曆史來看，乾隆年間的科舉(ju) 新製，並未扭轉明清以來鄉(xiang) 會(hui) 試偏重頭場文體(ti) 的風氣，反而更重視同居頭場的四書(shu) 文和新增試律詩，即所謂的“八股文章試帖詩”。乾隆帝無意改變科場取士偏重頭場的風氣，甚至習(xi) 為(wei) 當然，至於(yu) 試律詩後來居上，也是乾隆帝的個(ge) 人意誌在科場取士製度中的貫徹和延伸。

盡管此前五經文已經不受考官和士子所重，但是在改製後徹底與(yu) 策問成為(wei) 二、三場的“冷門題”。五經文在科場地位雖逐漸旁落，卻因此獲得清代士林的些許同情。同為(wei) 八股文的五經文和四書(shu) 文，遭受非議的程度恰與(yu) 科場風氣成反比，即四書(shu) 文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而五經文卻較少非議。這或許也是五經文在科場選才中作用弱化的另類表征。

在偏重頭場文體(ti) 的風氣之下，乾隆、嘉慶之際，一些自號博雅之士的科舉(ju) 考官，開始醞釀新風，主張注重鄉(xiang) 會(hui) 試第二、三場的五經文和策問。在乾隆朝時，屢司文柄的朱珪即以重視五經與(yu) 策問著稱。《清史稿》亦稱朱珪“文章奧博，取士重經策，銳意求才”，嘉慶四年己未科會(hui) 試時，他和阮元刻意從(cong) 二、三場的五經文與(yu) 策問中選拔人才，“一時名流搜拔殆盡，為(wei) 士林宗仰者數十年”78。此科閱卷刻意矯正時趨，在閱卷程序有所改變，“先盡閱二三場之卷，而後閱首場《四書(shu) 》文”79，既為(wei) 科場異數，也違背常例，後亦遭到言官指摘。

迄至晚清，潘祖蔭、翁同龢久掌鄉(xiang) 會(hui) 試衡文之權，亦以振興(xing) 科場文風和矯正積弊自任，提倡兼重二、三場。影響所至，吳士鑒以第三場的策問題所對源源本本，切中命題真諦，得以補中會(hui) 試，隨後獲中該科榜眼，“淹雅之名亦大著”。而左宗棠亦以第二場的五經文甚佳特獲主考官的賞識，傳(chuan) 為(wei) 晚清科場佳話80。他們(men) 的嚐試與(yu) 努力，固然不足以扭轉大局，卻為(wei) 科場增添新風，使科舉(ju) 考試的場次偏重與(yu) 文體(ti) 取向通過製度運作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所呈現多樣性的變化，為(wei) 清代科舉(ju) 考試選拔人才的取向與(yu) 觀念注入多元的內(nei) 涵。

注釋
 
1.張廷玉等撰：《明史》卷70《選舉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93頁。
 
2.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06《選舉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147頁。
 
3.參見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李世愉、胡平《中國科舉製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著作；龔延明、高明揚《清代科舉八股文的衡文標準》（《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安東強《清末廢八股後的四書義與五經義》（《文學遺產》2015年第5期）等文。
 
4.《世祖章皇帝實錄》卷15，順治二年四月辛酉條，《清實錄》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5頁；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卷6《厘正文體》，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25頁。
 
5.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33，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69頁。
 
6.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第64頁。
 
7.劉獻廷：《廣陽雜記》卷5，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44頁。
 
8.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27，上冊，第219頁。
 
9.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卷21《考試題目》，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第393頁。
 
10.《貴州學政洪亮吉奏請將考試〈禮記〉改用鄭注折》（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一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乾隆朝文教類，03—1158—73，縮微號：82—2281；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卷21《考試題目》，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第393—394頁。
 
11.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21，上冊，第170頁。
 
12.《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甲申條，《清實錄》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0頁。《清實錄》第1—12冊為1985年影印出版。
 
13.《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030，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乙巳條，《清實錄》第21冊，第810—811頁。
 
14.《世祖章皇帝實錄》卷115，順治十五年二月甲申條，《清實錄》第3冊，第898頁。
 
15.《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19，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丁亥條，《清實錄》第5冊，第249頁。
 
16.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35頁。
 
17.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卷21《考試題目》，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第387頁。
 
1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6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49、352頁。
 
19.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08《選舉三》，第12冊，第3159頁。
 
20.梁章钜：《製義叢話》卷1，陳水雲、陳曉紅校注：《梁章钜科舉文獻二種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21.梁章钜：《製義叢話》卷1，陳水雲、陳曉紅校注：《梁章钜科舉文獻二種校注》，第14頁。
 
22.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08《選舉三》，第12冊，第3159頁。
 
23.《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31，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酉條，《清實錄》第5冊，第412頁；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48《選舉考二·舉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考5309頁。《清朝文獻通考》將此事記為康熙三十六年，與實錄不同。
 
24.《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09，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壬子條，《清實錄》第6冊，第126頁。
 
25.《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10，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乙酉條，《清實錄》第6冊，第130頁。
 
26.王士禛著，張世林點校：《分甘餘話》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5頁。
 
27.李清植編：《文貞公年譜》卷下，清道光五年安溪李氏刻本，第1頁。
 
28.《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02，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丙午條，《清實錄》第6冊，第61頁。
 
29.顧鎮編：《黃侍郎公年譜》卷上，清乾隆間吳門刻本，第16—17頁。
 
30.《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46，康熙五十年五月丙辰條，《清實錄》第6冊，第444頁。
 
31.《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62，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甲子條，《清實錄》第6冊，第579頁。
 
32.《世宗憲皇帝實錄》卷17，雍正二年三月乙亥條，《清實錄》第7冊，第283頁。
 
33.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48《選舉考二·舉士》，考5310頁。
 
34.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08《選舉三》，第12冊，第3159頁。《清史稿》原誤稱“各省每額九名加中一名”。
 
35.《世宗憲皇帝實錄》卷49，雍正四年十月甲戌條，《清實錄》第7冊，第744頁。
 
36.《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乾隆元年二月戊子條；卷39，乾隆二年三月甲寅條，《清實錄》第9冊，第384、703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87，乾隆四年二月甲辰條，《清實錄》第10冊，第357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61，乾隆七年二月己未條，《清實錄》第11冊，第30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37，乾隆十年三月庚子條，《清實錄》第12冊，第54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壬子條，《清實錄》第13冊，第95頁。
 
37.袁棟：《書隱叢說》卷3，“五經中式”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45頁。
 
38.趙翼：《陔餘叢考》卷29，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2頁；梁章钜：《製義叢話》卷1，陳水雲、陳曉紅校注：《梁章钜科舉文獻二種校注》，第15頁；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9，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2頁；趙爾巽等纂：《清史稿》卷108《選舉三》，第12冊，第3159頁。
 
39.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50《選舉考四·舉士》，考5328頁；王慶雲：《石渠餘紀》卷1，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之7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97頁。
 
40.《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86，乾隆十六年四月戊辰條，《清實錄》第14冊，第67頁。
 
41.《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02，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戊寅條，《清實錄》第14冊，第291頁。
 
42.《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50，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壬戌條，《清實錄》第14冊，第865—866頁。
 
43.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6冊，第352頁。
 
44.鈕琇：《觚剩》卷4《燕觚·五經中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5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9頁。
 
45.《河南布政使越城奏請厘剔五經以慎科舉事》（乾隆九年十一月），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檔號：03—1166—031，縮微號：083—1633。
 
46.《湖廣道監察禦史黃元鐸奏為請嚴五經中式之例以崇經術事》（乾隆九年十一月），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檔號：03—1166—036，縮微號：083—1649。
 
47.《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61，乾隆七年二月己未條，《清實錄》第11冊，第30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37，乾隆十年三月庚子條，《清實錄》第12冊，第54頁。
 
48.趙翼：《陔餘叢考》卷29，第562頁。
 
49.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冊，第73,48頁。
 
50.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冊，第73，48頁。
 
51.梁章钜：《試律叢話·試題匯錄》，陳水雲、陳曉紅校注：《梁章钜科舉文獻二種校注》，第545—549頁。
 
52.《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52，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條；卷355，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辛卯條，《清實錄》第13冊，第860、899頁。
 
53.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2冊，第893—894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26，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醜條，《清實錄》第15冊，第625頁。
 
54.《兵部左侍郎辦理步軍統領事務舒赫德奏陳敬籌取士之方以裨實政事》（乾隆九年八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檔號：03—1165—057，縮微號：083—1452。
 
55.《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丙申條，《清實錄》第16冊，第72—73頁。
 
56.《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27，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子條，《清實錄》第16冊，第1042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749，乾隆三十年十一月辛卯條，《清實錄》第18冊，第244頁。
 
57.《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030，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乙巳條，《清實錄》第21冊，第810—811頁。
 
5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第11,90頁。
 
59.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14冊，第11，90頁。
 
60.《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95，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條，《清實錄》第25冊，第392—393，394頁。
 
61.《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95，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條，《清實錄》第25冊，第392—393，394頁。
 
62.《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04，乾隆五十三年五月癸酉條，《清實錄》第25冊，第554頁。
 
63.《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13，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庚辰條，《清實錄》第25冊，第729頁。
 
64.《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12，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己巳條；卷1313，乾隆五十三年九月戊寅條，《清實錄》第25冊，第706—707、723頁。
 
65.《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27，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丁未條，《清實錄》第25冊，第965頁。
 
66.劉鳳誥：《存悔齋集》卷1，《殿試策》，道光十七年刻本，第3頁。
 
67.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602頁。
 
68.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8、80頁。
 
69.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14—915頁。
 
70.禮部纂輯：光緒《欽定科場條例》卷15《三場試題題目成式》，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四十八輯之473，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1123頁。
 
71.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第1冊，第79頁。關於陳澧《科場議》問題，詳參於梅舫《陳澧撰寫〈科場議〉之立場、緣起及用意》（《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
 
72.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第912—913頁。
 
73.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第602頁。
 
74.《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乙酉條，《清實錄》第6冊，第537頁。
 
75.《山西學政茹棻奏為辦理本年大同汾州等府州屬科試情形事》（乾隆五十六年），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宮中檔朱批奏折，檔號：04—01—38—0099—009。
 
76.《山東學政翁方綱奏報科試情形事》（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檔號：03—1183—026，縮微號：084—1922；《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407，乾隆五十七年六月癸巳條，《清實錄》第26冊，第915—916頁。
 
77.《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409，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丙辰條，《清實錄》第26冊，第940頁；《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433，乾隆五十八年七月辛亥條，《清實錄》第27冊，第157—158頁。
 
78.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40《列傳一二七》，第37冊，第11094頁。於梅舫：《科考與經解——詁經精舍、學海堂的設置與運思》，《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79.桂文燦撰,王曉驪、柳向春點校：《經學博采錄》卷1，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
 
80.徐淩霄,徐一士：《淩霄一士隨筆》（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1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