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禮學發展與(yu) 晚明考證學風

作者：徐道彬

來源：《紹興(xing) 文理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摘要：明代學術被稱為(wei) “荒經時代”有失公允。除了理學和心學的“經義(yi) 別解”外，楊慎、胡應麟、方以智等一批學者的學術貢獻已足以推倒“明代無學問”的謬說；晚明徽州學者金瑤、程明哲、姚應仁等，就執著於(yu) 經書(shu) 文本的考證，與(yu) 時代風氣相抗衡。他們(men) 以通經複古的著述和嚴(yan) 謹篤實的學風,證明了有明一代實學發展的內(nei) 容與(yu) 特色，在一定意義(yi) 上也反映出地域禮儀(yi) 文化的實態與(yu) 風貌。

明代社會(hui) 政治的安定和經濟繁榮，尤其是具有資本主義(yi) 萌芽性質的工商業(ye) 的出現，使得皖南經濟得以迅猛發展。徽商的贏利和科舉(ju) 的成功，不僅(jin) 帶動了周邊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也使皖南成為(wei) 那個(ge) 時代經濟文化的交匯點與(yu) 輻射中心。明代徽州學術的主流是理學和心學，晚明時代心學甚至占據主要陣地，“新安理學”出現了萎靡不振的衰落跡象。然而，其間遵循朱熹“道問學”一路的經學家也不乏其人。他們(men) 主張“回歸原典”，並切實踐行著考經證史之路，成為(wei) 清代“皖派”樸學的先導。

《明代考據學研究》林慶彰（著）

明代學術除了主流的“尊德性”之外，“道問學”一脈也同樣存在於(yu) 時代學術發展的曆程之中，隻因其“非主流”而為(wei) 學界所忽視。台北林慶彰先生曾以《明代考據學研究》一書(shu) ，以楊慎、胡應麟、方以智等一批考據學者為(wei) 研究對象，挖掘、梳理和總結了明代考證學術之功，推倒“明代無學問”之謬說。他闡述了明代考據學風由楊慎啟之，焦竑承其緒，至方以智集其大成，糾正了近代以來對於(yu) 明代學術評價(jia) 過低的偏向，較為(wei) 深入而全麵地展示出明代學術真實而又豐(feng) 富的內(nei) 涵，辨章學術，守正出新，功不可沒[1]。事實上，明代徽州學者中也不乏考據學者，他們(men) 雖然終生處於(yu) 理學彌漫的氛圍之中，卻能秉承鄉(xiang) 賢程大昌《考古編》《續考古編》及《演繁露》《續演繁露》的考證路徑，及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韓文考異》以來“道問學”的漢學傳(chuan) 統，“厭棄主觀的冥想，而傾(qing) 向於(yu) 客觀的考實”，以經學文字聲韻及名物典章製度的考證而揚名立身；他們(men) 能夠突破理學，回歸原典，博學篤實，鉤深致遠，為(wei) 清代考據學的形成而開辟新途。今以《四庫全書(shu) 》所收晚明徽州地域學者金瑤、程明哲、姚應仁的三部禮學著作為(wei) 切入點，探討他們(men) 在心學時代仍然執著於(yu) 經書(shu) 文本的考證，與(yu) 時代風氣相抗衡，終以豐(feng) 厚而嚴(yan) 謹的著述、執著而篤實的學風,證實了明代學術並非“荒經時代”。

一、晚明學風中的金瑤《周禮述注》

明代學術自南宋之學而來，相比之下，兩(liang) 個(ge) 社會(hui) 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都有著諸多相同之處，學術上也都尊奉程朱理學為(wei) 正統。徽州社會(hui) 的發展得益於(yu) 南宋遷都，並在其後逐漸發達起來，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麵更具有某些特別突出的表現。自程大昌和朱熹之後，曆經元代徽儒陳櫟、鄭玉、倪士毅而至明代，其間的五百餘(yu) 年裏，皆以朱熹及其新安理學一統此地之思想界，“其學所本，則一以先師子朱子為(wei) 歸。凡六經傳(chuan) 注、諸子百氏之書(shu) ，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為(wei) 教，子弟不以為(wei) 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推新安之士為(wei) 然”[2]。明代徽州理學諸家，或為(wei) 學界精英如汪克寬、趙汸，或為(wei) 政壇人傑如程敏政、汪道昆，或是深居簡出的鄉(xiang) 間士紳如汪循、汪褆和吳士奇等，他們(men) 代表了明代徽州早中時期傑出人物的學術活動與(yu) 思想傾(qing) 向。同時，還有大批鄉(xiang) 間底層的讀書(shu) 人，他們(men) 因缺乏思想交流的磨礪和經濟生活的保障，學問上無甚可言，著述也無法傳(chuan) 世，但大體(ti) 仍屬於(yu) 朱子學一路，出言也盡落在一“理”字之上。由於(yu) 明代徽商經濟的突起，知識階層的思想也隨之變化，傾(qing) 向於(yu) 主觀的冥想而排斥客觀的實證，造成明代後期徽州學術思潮上的根本變化：擯棄空疏，回歸經典。此時的徽州社會(hui) ，也醞釀著一個(ge) 由禮教和道學權威及傳(chuan) 統習(xi) 俗所構成的社會(hui) 氛圍，逐漸轉變為(wei) 一個(ge) 追求生命享受、崇尚情欲和現實生活的欲望世界。此種轉變的出現，乃緣於(yu) 資產(chan) 社會(hui) 平民意識之勃興(xing) ，以及商業(ye) 資本主義(yi) 的傳(chuan) 布。同時，傳(chuan) 統儒家道德本體(ti) 的追求，此時也逐步落實於(yu) 百姓日用的現實生活世界。

明末，隨著朝廷腐敗的加劇，社會(hui) 危機的到來，道德倫(lun) 理與(yu) 禮製法律普遍廢弛，有識之士努力尋找根源，以期拯救這一特殊時期的思想與(yu) 學術。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及其方法論的浸入和熏染，也給明末政治和社會(hui) 層麵的禮製禮儀(yi) 帶來革故鼎新的變化，無論是禮製考證或是實踐禮學都預示著將有新的事態發生。民國嵇文甫對此深有感觸：“明朝中葉以後，學者漸漸厭棄爛熟的宋人格套，爭(zheng) 出手眼，自標新異。於(yu) 是乎一方麵表現為(wei) 心學運動，另一方麵表現為(wei) 古學運動。心學與(yu) 古學看似相反，但其打破當時傳(chuan) 統格套，如陸象山所謂掃俗學之凡陋，其精神則一。王陽明已經要講古本《大學》了，王學左派的焦弱侯竟以古學著名了。自楊慎以下那班古學家，並不像乾嘉諸老那樣樸實頭下工夫，而都是才殊縱橫，帶些浪漫色彩的。他們(men) 都是大刀闊斧，而不是細針密線。他們(men) 雖不免於(yu) 駁雜，但古學複興(xing) 的機運畢竟由此打開了。”[3]可見明季的學術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一方麵是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的繼續，隨著陽明心學範圍的逐步擴充，湛若水、王艮、王畿、羅汝芳等王學大家紛紛來到皖南講學，徽州士人也以聽講於(yu) 王學門庭，尊為(wei) 時尚，在一段時間內(nei) ，心學的衝(chong) 擊使得程朱理學陷入窘境和危機。另一方麵則蘊含著對宋明空疏學風的極大反動，如楊慎、胡應麟、焦竑、陳第、方以智等學者秉承漢學傳(chuan) 統，以經學考據而揚名立身，對經學文字聲韻的研究和名物製度的考證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也不乏徽州學者。如果說在“致良知”的境況下，有“潛藏著讀書(shu) 的種子”，“透露出古學複興(xing) 的曙光”，那麽(me) 徽州地區的學術在此一時期也隨之變化。雖然其變化的力度還很微弱，形象還很稚嫩，但其方向正確，領域廣泛。僅(jin) 就禮學研究層麵而言，突出地表現為(wei) 以考證古禮為(wei) 核心內(nei) 容，以古禮證今俗為(wei) 實踐目的，陸續出現了如金瑤《周禮述注》、程明哲《考工記纂注》、姚應仁《檀弓原》及黃生《字詁》《義(yi) 府》對禮經文字音訓的考證與(yu) 闡釋。他們(men) 力圖用經史典籍來重塑古禮的形象，有溯源求古的意味。雖然大多沿襲前人舊說，或徑直抄錄，在思想層麵上也有孤陋和淺薄之嫌，但他們(men) 所做“窄而深”的實證或微觀的分析歸納，最終將會(hui) 引領到追源溯流的宏觀考量與(yu) 思想升華之中。

金瑤出身於(yu) 徽州璫溪金氏大族，早年曾出仕為(wei) 官，嘉靖三十三年以後便家居不出，專(zhuan) 力於(yu) 居家課徒和編修《璫溪金氏族譜》，隆慶二年完成族譜編纂，汪道昆賜序以弘揚之。《四庫全書(shu) 總目》載其生平曰：“金瑤字德溫，號栗齋，休寧人。嘉靖辛卯選貢生，授會(hui) 稽縣丞，再補廬陵縣丞，遷桂林中衛經曆，以母老不赴，教授鄉(xiang) 裏，年九十七乃卒。”[4]金氏著作存世者，今有《周禮述注》《六爻原意》及《栗齋文集》，皆為(wei) 《四庫全書(shu) 存目》所收錄。其禮學著作《周禮述注》六卷，附錄《周禮二氏改官改文議》一卷，有明萬(wan) 曆七年璫溪金氏一經堂刻本。《四庫總目》評述之雲(yun) ：是書(shu) 成於(yu) 萬(wan) 曆己卯，前有瑤自序，並所作凡例十條。謂《周禮》之文為(wei) 漢儒所竄改，其中有偽(wei) 官、亂(luan) 句，悉為(wei) 考定，別以陰文書(shu) 之。大旨本元吳澄《三禮考注》、明何喬(qiao) 新《周禮集注》之說，而又以臆見更定之。其補《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議》《改文議》二篇，即評論二氏之得失者也。所定偽(wei) 官亂(luan) 句諸條，若親(qin) 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亦可謂果於(yu) 自信矣。[5]四庫館臣指責其書(shu) 原本沿襲吳澄、何喬(qiao) 新之說，兼取鄭玄、賈公彥對《周禮》所作注疏之文而刪繁簡要，又旁采諸家，參以己見。惟其闡發不足，在於(yu) 對鄭注賈疏中的名物度數之文大加削刪，且常牽引時事弊政以支難詰駁古人古事，太過以今度古。所言雖頗有貶抑，但統而言之，該書(shu) 詞旨簡括，理明詞達，常標舉(ju) 製作之義(yi) ，仍有益於(yu) 初入禮學者。

《周禮述注》是金瑤一生禮學造詣的集大成之作，據其自序所言：餘(yu) 早歲為(wei) 博士弟子，嚐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yu) 《禮記》，又求之《儀(yi) 禮》亦然，於(yu) 是索《周禮》而誦之。大聖人之製作，至哉文乎！體(ti) 備情周，義(yi) 正辭嚴(yan) ，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䌷繹之深，遂覺此體(ti) 若自己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luan) 《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yu) 大方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複明於(yu) 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yu) 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雲(yun) 。萬(wan) 曆己卯九月望，徽郡金瑤序[6]。金氏自稱“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注書(shu) 隻為(wei) “周公添一注腳”，意在稽古以為(wei) 時用，故在《凡例》中指出：“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guan) 於(yu) 治道甚大，漢人亂(luan) 以偽(wei) 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國家因以不列於(yu) 學官。予初注此書(shu) ，隻欲為(wei) 公添一注腳，不謂更得此亂(luan) 句，故樂(le) 與(yu) 諸君子共斥之。”該書(shu) 成於(yu) 萬(wan) 曆己卯(公元1579年)九月，此時的作者比之十年之前，意欲扭轉禮學風氣的心情更為(wei) 迫切。《周禮》寄托了他對“舊風醇俗”和昔日彬彬有禮風氣的追慕與(yu) 向往。在他看來，《周禮》廣博精深，是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在漢時未能立於(yu) 學官，全為(wei) 漢儒“亂(luan) 以偽(wei) 句”所累，故此而力撰《周禮述注》，意在力圖辨明真偽(wei) ，將漢儒後加的偽(wei) 句“別之以陰字”，還《周禮》以本真。

金瑤《周禮述注》，明萬(wan) 曆刻本

或因拙於(yu) 學力，或為(wei) 屈於(yu) 學問路向，金瑤及其《周禮述注》在當世皆未得到公認，及至四庫館臣也認為(wei) 金瑤所做的考證“不足辨”，但金氏欲往禮製考證方向的發展理念，也是明末學者治學的大勢所趨。《周禮述注》在經文下逐字逐句解釋經義(yi) 的訓詁化趨勢，便是這種學風轉變的真實寫(xie) 照。如金瑤解“塚(zhong) 宰”二字曰“山頂曰塚(zhong) ，塚(zhong) ，高也，大也；宰，製也，謂其在高大之位以製天下也”，其他如“世子”“典祀”“甸師”之類的文字聲訓和名稱考證內(nei) 容，不勝枚舉(ju) 。金氏生於(yu) 巨族士紳之家，對於(yu) 古器物與(yu) 服飾等都有精深的研究，於(yu) 祭祀朝覲、軍(jun) 旅喪(sang) 紀、田役燕射、獻貢眺聘、交際辭令、揖讓登降、拜答問對等皆精通，故其所著禮書(shu) 於(yu) 製度名物之大小形色、種類區分、使用方法等名稱規格皆能述其所由來，時常以《詩經》《尚書(shu) 》《孟子》等經文參校對注，其考證方法幾乎與(yu) 後世考據學派並無二致。同時，金氏也善於(yu)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yu) 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yu) 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ti) 大用已含於(yu) 中。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qin) 疏厚薄貴賤，而禮從(cong) 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yu) 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xing) ，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後公孤卿大夫士，而下及眾(zhong) 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hui) 同賓客、軍(jun) 旅喪(sang) 紀、田役燕射、獻貢眺聘；小而交際辭令、送逆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7]由此可見，金氏在探索禮學源流的同時，時刻不忘義(yi) 理之所寄，強調“天道性命”與(yu) “禮樂(le) 教化”的密切聯係，深知“禮”非聖人臆造，實由“性理”中生發而來，並與(yu) “天理”處處相合，如此解經釋傳(chuan) 之法完全衣缽了朱子的禮學思想，認為(wei) “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大綱正於(yu) 上，萬(wan) 目舉(ju) 於(yu) 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shou) 草木，形形色色，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為(wei) 之者，浩乎其無畔岸，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為(wei) 之本”，實則乃朱子“宇宙之間，一禮而已矣”的別一種闡釋。

金瑤在為(wei) 官之餘(yu) 或居鄉(xiang) 之時，視家族禮儀(yi) 規範為(wei) 宗族極為(wei) 重要之事。在主持編撰《璫溪金氏族譜》時，即以禮樂(le) 教化為(wei) 本，崇尚複古，胥化於(yu) 民，強調“予宗之在吾邑，不可謂不大。然而近年以來，風俗之薄，固有小族之所不為(wei) 而為(wei) 之者……予因述古者化民成俗之義(yi) ，敘於(yu) 篇端以為(wei) 據，複以舊俗與(yu) 今俗之不同者條綴於(yu) 後”[8]。金氏希望通過古禮與(yu) 今俗的直觀感覺和對比，讓族人明白古人如何行事，今人又如何執禮，以此使族人身潔行修，“化民成俗”，彬彬有禮，自覺地意識到“今俗”世風的諸多“不宜”。汪道昆為(wei) 該譜作序時，也提到了金氏在修譜中對世風針砭時弊所做的努力，總結其功有十，後半部分就更多地涉及禮教問題。曰：“宗法不立，天下無家。尊祖敬宗，然後收族，作明宗第四。治中禦史，邦家之休，凡厥後人，無念爾祖，作征賢第五。士不家食，一命皆足以顯揚，果能毋失官常亦賢者事，作錄仕第六。閨帷之德，梱外不聞，厥有從(cong) 一靡他，煌煌乎與(yu) 國士爭(zheng) 烈，作見節第七。君子之言，信而有征，若太史所職，郡邑所載，方策所存是已，作存述第八、裒翰第九。文獻足矣，其必循理守正，無忝先人。藉令俗不雅馴，惡用聚族為(wei) 也，作陳俗第十。其事核，其律嚴(yan) ，其言往往稱先王，壹以反本修古為(wei) 務，蓋譜之良也。”[9]由此可見，金瑤沉潛古禮，以小學和名物考證而入手禮義(yi) 研究，嫉鄙俗如仇讎，努力使族人胥化於(yu) 正，故在譜中專(zhuan) 門列出，表彰聖賢主張的“禮以道其誌，樂(le) 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以此維護儒家道統，成就聖賢之德，在更大程度上使得“同民心而出治道”，禮樂(le) 刑政極其一也；也在新的時代使得儒家傳(chuan) 統禮樂(le) 思想得以弘揚和延續。

二、程明哲《考工記纂注》的訓詁化傾(qing) 向

範文瀾曾言：“五四運動以前二千多年裏麵，所謂學問，幾乎專(zhuan) 指經學而言。”徽州的世家大族皆為(wei) 中原衣冠，經學自然是其莘莘學子的必修之課。自南宋程大昌和朱熹以後，徽州的經史考證學風體(ti) 現著中國學術思想的主脈和核心內(nei) 容。明代學術雖然以經義(yi) 理學為(wei) 其主流，但經史考證實學也一直潛滋暗長，不絕如縷。如萬(wan) 曆時期的歙縣人程明哲（字如晦，生卒年不詳，萬(wan) 曆時在世），其《考工記纂注》二卷成書(shu) 於(yu) 萬(wan) 曆癸醜(chou) （公元1613年），較之金瑤《周禮述注》稍晚。該書(shu) 以文字聲韻和典章製度的詮釋為(wei) 主，體(ti) 現了徽州禮學的訓詁化傾(qing) 向，又因承襲漢代鄭玄之注和宋代林希逸《考工記集解》為(wei) 多，頗為(wei) 後人詬病。四庫館臣評價(jia) 之曰：是書(shu) 主於(yu) 評點字句，於(yu) 經義(yi) 無所發明，名為(wei) 《纂注》，實剿襲林希逸《考工記圖解》之文。其誤亦皆沿林本。至經中軓字皆改為(wei) 軌，獨與(yu) 林本不同。考《詩·匏葉篇》疏曰：《說文》雲(yun) ：軌，車轍也。軓，車前軓也。軌聲九，軓聲凡。輈人之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nong) 雲(yun) ：軓謂軾前也，《大馭》：王祭兩(liang) 軹，祭輒乃飲。古書(shu) 軓為(wei) 範。杜子春雲(yun) 範當為(wei) 軌。《小戎傳(chuan) 》曰：陰掩軓也。箋曰：掩軓在軾前，垂輈上。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中庸》雲(yun) 車同軌，《匠人》雲(yun) 經塗九軌。注雲(yun) ：軌，謂轍廣也。是二字辨別顯然。希逸尚不誤，明哲改之轉增一誤矣。[10]由此可知，程氏該書(shu) 原本脫胎於(yu) 南宋理學家林希逸的《考工記集解》（又名《鬳齋考工記解》），主要是對《考工記》中名物器數加以字讀句解，並佐以圖釋，為(wei) 宋代研究《考工記》的上乘之作，頗為(wei) 明代所重。對比林氏與(yu) 程氏二書(shu) 可見，雖然後者在體(ti) 例、內(nei) 容及圖釋上多與(yu) 前者相似，但程氏之書(shu) 遠承鄭注，近接唐宋禮書(shu) 禮圖並加以改造和簡化的痕跡也清晰可見，在明末清初的學術變革時代，其學術價(jia) 值和影響也不容小視。

《考工記》為(wei) 戰國時期齊人所作，是對當時手工業(ye) 發展水平予以總結的一部科技著作，西漢時被學者以《冬官》之名補入《周禮》一書(shu) 。《考工記纂注》凡上下兩(liang) 卷，並於(yu) 卷尾附圖21幅，其圖示及注解予人以圖文並茂的直觀了解。程氏在全篇總敘中強調了因時製宜、因地製宜的重要性，認為(wei)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wei) 良”[11]，所論“百工”之分工一節則是全篇的大綱，由此分述六類工種職事為(wei) ：

第一類為(wei) 攻木之工，包括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輪人》一篇最長，主要職責是製作車輪車蓋，工序極為(wei) 複雜。其車輪由轂、輻、牙三者組合而成，程氏注：“輻實輪而輳轂，故取於(yu) 直指。直指者，取其直以指上下，上則轂，下則牙也。牙則包轂，輻而外輮，轂故取於(yu) 固抱。固抱者，如人抱之而堅固也。”[12]由圖可知，其牙即外圈經輮曲的木材中可以插輻的孔，轂即車輪中心木材中可以插輻的孔。而輻即連接牙和轂的支架，共三十根。但並不是簡單具備轂、輻、牙三材就可以製作車輪的，要想盡三材之善，除了取材要順應天時地氣，做工還要精準，如牙“取諸圓”，輻“取諸易直”，轂“取諸急”等，《輪人》一章如此精致良善，可以程氏“為(wei) 輪貴乎圓”一語而概之。車蓋由達常、桯、部、弓組成，程氏注：達常，蓋鬥柄也，乃近於(yu) 蓋鬥處；桯，蓋之杠也；部者，蓋鬥也；弓，傘(san) 骨也。[13]其中，達常和桯分別為(wei) 蓋柄的上、下節，長度分別為(wei) 二尺、八尺。根據弓的長度，又有六尺庇軹，五尺庇輪，四尺庇軫的區別。將弓長三等分，即蚤，“弓之末也”；尊，“弓近部處”；宇，“弓之彎處”。其中，尊高宇低，“則吐水疾而霤遠”。此外，車蓋的高度也有嚴(yan) 格的規範，“蓋崇十尺”，程氏注：“古者以人為(wei) 法，人長八尺，卑於(yu) 此，則蔽人目，高於(yu) 此，則難為(wei) 門也。”從(cong) 程氏著述的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欲精通古禮，必熟稔古器物，古禮與(yu) 古器之間是一組相互詮釋的對象，沒有禮器的實物形態，虛玄的禮意則無處顯現。程明哲對於(yu) 《考工記》的精深研究，可謂深得古人禮意。其深知器物之用在於(yu)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yu) 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乾嘉時代的禮學家正是清楚地看到了前人重視名物之學，才著力於(yu) 深挖“儀(yi) 文器數”，並從(cong) 中探究“禮意”，既需“由字通道”，也應“由器而明道”，體(ti) 用兼備，聖賢之誌可通矣。

第二類為(wei) 攻金之工，包括築氏、冶氏、桃氏、鳧氏、栗氏、段氏（闕）。冶氏專(zhuan) 製殺矢、戈和戟。殺矢是田獵時所用的工具，《考工記》述其“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鄭注以為(wei) “寸”上脫“二”字。對此，程氏持有異議，故注：“長一寸，圍亦一寸”，如此情況，在《矢人》一章亦有相同情形出現，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及“刃長寸”，鄭注：“羽者六寸。”故得出刃二寸。賈公彥之說有所不同，認為(wei) “知脫二字者，據上，三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矢一尺五寸則大短，明知脫二字也”。程氏沿用賈氏而下注為(wei) “羽者六寸”，以為(wei) “二”字是衍文，前後顯然矛盾。此後，清儒程瑤田也讚同“二寸”之說，曰：“戴東(dong) 原補鄭注雲(yun) ：矢匕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餘(yu) 見古矢鏃不為(wei) 匕豐(feng) 本銳末，自其半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戴氏由今匕以通其義(yi) ，餘(yu) 見古鏃而知其形，蓋言其半之發於(yu) 硎者耳。”[14]由此可見徽州禮學家秉承前人之說，而又擅長以所見古器物考證經史文字之是非得失，前赴後繼，共同推進禮製禮儀(yi) 的研究進程。程氏《考工記纂注》在名物器數和典章製度方麵的用力，也啟導了此後徽州學者的經學名物考據之風。

第三類為(wei) 攻皮之工，包括函人、鮑人、韗人、韋氏（闕）、裘氏（闕）。函人主要製作甲衣，鮑人鞣製皮革，而韗人製作鼓。“韗人為(wei) 皋陶”，程氏注：“皋陶，鼓木也。”鼓木，即鼓的木框，“以二十片板合而為(wei) 皋陶”[15]。根據規製大小，又分為(wei) 鼖鼓和皋鼓。鼖鼓，即大鼓，長八尺，鼓麵直徑四尺，鼓身中段圍長比鼓麵長三分之一，“所以鼓軍(jun) 事者也”；後者長丈二尺，鼓麵直徑四尺，鼓腰彎曲如磐，“所以鼓役事者也”。《考工記》有“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對此現象，程氏釋之曰：“蓋蟄蟲聞雷聲而動，鼓所以取象也。”可見程氏生於(yu) 理學昌明之時，而治學由文字訓詁、名物典製到花鳥草蟲之考證，皆熱衷考據，細致入微，有資於(yu) 經義(yi) 考訂。

第四類為(wei) 設色之工，包括畫繪、鍾氏、筐氏（闕）、㡆氏。㡆氏的職責是掌管練絲(si) 與(yu) 帛。程氏曰：“治絲(si) 、帛而熟之，謂之㡆。”而使絲(si) 、帛軟熟的一大步驟，則是要經過七日七夜的水練浸泡，而絲(si) 、帛兩(liang) 者浸泡的輔料有所不同，“練絲(si) ，以涚水漚其絲(si) 七日”；“練帛，以欄為(wei) 灰”，至於(yu) “涚水”是“以欄為(wei) 灰”，還是單純的“溫水”，程氏認為(wei) 就是同一種材料，即“涚水，以灰泲水也”。孫詒讓《周禮正義(yi) 》卷七十九在讚同鄭注“故書(shu) ‘涚’作‘湄’；鄭司農(nong) 曰‘湄水，溫水也’。玄謂‘涚水’，以灰所泲水也”的同時，與(yu) 程氏所言“古凡治絲(si) 、麻、布、帛，必以灰”，及以“涚水”為(wei) “以欄為(wei) 灰”的說法也桴鼓相應，不謀而合。可見程氏此書(shu) 承接漢儒治禮傳(chuan) 統，深究於(yu) 名物考證，疏落於(yu) 義(yi) 理闡發，確乎如後人所批評的“是書(shu) 主於(yu) 評點字句，於(yu) 經義(yi) 無所發明”，但也因此而成為(wei) 稍後乾嘉考據學者所遵循的路徑，徽州學者江永、金榜和程瑤田的禮學著作，皆是由文字聲訓而得微言大義(yi) 的風格和路徑。

《周禮疏》八行本

第五類為(wei) 刮磨之工，包括玉人、櫛人（闕）、雕人（闕）、磬氏、矢人。《玉人》論玉器製作，包括圭、璧、琮、璋等，皆為(wei) 古代貴族朝聘、祭祀、喪(sang) 葬時使用的貴重禮器，依其規製大小和紋飾形式以別其地位的尊卑。譬如圭分六種，《周禮·大宗伯》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轂璧，男執䈬璧”。對於(yu) 此處沒有提及子男所執為(wei) 何物，程氏則認為(wei) 是“不言子男守䈬轂者，闕文也”。因尊卑有別，而製作圭的原料成分也不相同：天子用全玉，上公用石占四分一的龍，侯用石占一半的瓚，伯用石占一半的埒，而瓚與(yu) 埒的區別，程氏解釋為(wei) “諸侯以玉飾其中，伯以玉飾其柄”。至於(yu) 璧與(yu) 琮在外形上的區別，程氏指出“圓者為(wei) 璧，方者為(wei) 琮”，且琮的長短也對應著身份的尊卑，如“大琮，宗後所守，猶王之鎮圭也，謂之內(nei) 鎮。天子駔琮，與(yu) 宗後同，後則五寸，天子七寸，此隆殺之辨也”[16]。璋有三種形製：大璋、中璋、邊璋，主要用於(yu) 天子巡守天下時祭祀所經過的山川，“大山川用大璋，加文飾焉；次山川用中璋，其文飾稍殺；小山川用邊璋，飾其邊而已”。此處辨明璧琮與(yu) 等級的人倫(lun) 關(guan) 係，即以器物見禮義(yi) 。

第六類為(wei) 摶埴之工，包括陶人、旊人。“摶埴”是以黏土捏製陶器的坯，陶人主要製作甗、盆、甑、鬲及庾等；旊人則主要製作簋和豆等。程氏對此頗為(wei) 精熟，認為(wei) 甗乃無底；鬴六鬥四升；盆，用之以盛者也；甑，用之以蒸者也，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也；鬲，鼎屬，用之以烹者也；庾，用之以量者也；簋，祭祀之器也，方曰簠，圓曰簋，故《詩》曰於(yu) 豆於(yu) 登，皆祭器也。[17]由此可見陶人主要製造炊具，而瓬人以祭器為(wei) 主，禮樂(le) 之道寄寓如此之璧、幣、鍾、磬、管、弦中，而禮儀(yi) 也由此而得以充分體(ti) 現出來。程氏《考工記纂注》雖專(zhuan) 攻於(yu) 名物器數的辨析，但其字裏行間所透露出的動容周旋，已然古樸典雅，文質彬彬。正如其同邑姚際恒所言：“古人登降揖讓、飲食動作，無不各有儀(yi) ，所謂動容周旋中禮，可以征盛德之至。學者不可不務乎此也。”[18]石韞玉亦曰：“道也者，寓於(yu) 器而後長存者也。若謂執乎器不足以言禮樂(le) ，則舍乎器又何以知禮樂(le) 哉？”[19]在飽含禮製法度的清儒心目中，古器物寄寓著禮意，古禮之意又寓於(yu) 名物器數之中，舍器則今人難以知曉禮意。程氏之書(shu) 即在於(yu) 由“知器”而“藏禮”，再至“明禮”而“傳(chuan) 道”，由一器一數而至通曉禮樂(le) ，“循器明禮”，而重振儒家禮儀(yi) 規範，導風化俗以達和諧社會(hui) 、太平世界。

三、姚應仁《檀弓原》的通經致用

姚應仁，字安之，徽州人，生卒不詳，明天啟年間在世。姚氏一生喜讀禮書(shu) ，尤為(wei) 愛重《禮記·檀弓》。自言：“《檀弓》一書(shu) 大抵為(wei) 喪(sang) 葬祭發也，其味溫，其辭文，其所述動容周旋曲而中。予私心向往者久之，友人吳今生雅誌經術，丙寅暇日，予合諸家疏義(yi) 相與(yu) 考訂，間亦時出一得。既卒業(ye) ，今生問名於(yu) 予，予曰：其原乎？蓋《易》有翼，《詩》有傳(chuan) ，予能述之。議禮之家如聚訟，作者往矣，業(ye) 無從(cong) 麵質，又無可述，非原文索義(yi) ，予將誰歸？猶之寫(xie) 照者。然方圓大小，故吾具在，嫌其強也而易以他，貌即妍，非其質矣。予妄意六經之質不可易也，竟多與(yu) 他貌不相似。國工其謂我何？天啟六年丙寅秋，姚應仁題於(yu) 視履堂。”[20]因《檀弓》一篇“味溫辭文”，且“動容周旋皆中禮”，姚氏於(yu) 是精研原文，刪節陳澔《禮記集說》及諸家所論，參以己意，撰成《檀弓原》一書(shu) 。

姚氏《檀弓原》以《檀弓》上下篇而分為(wei) 兩(liang) 卷，體(ti) 例與(yu) 一般經解類作品相似，主要是輯錄朱子、黃東(dong) 發、吳澄、楊慎、陸佃、陳澔等多家評注，不主一家之言，而以己意注其中。文中夾注及句末“應仁曰”的諸多按語，是對《檀弓》原文所作的反切注音、文字訓詁、語詞疏通、章句詮釋等，但主體(ti) 內(nei) 容仍以疏通句意為(wei) 目的，讀來義(yi) 理暢然，但也有主觀隨意闡發之嫌。首先，該書(shu) 在經文之下或為(wei) 闡釋文字詞意，或為(wei) 抒發己見，著重於(yu) 借古諷今，感慨古今風俗之不同。如“孔子少孤”一節，姚氏注曰：“夫子之慎也，為(wei) 父求墓也；今人之慎也，為(wei) 子孫求福也。嗚呼！葬地而可以發福乎？則古人之不修墓也何故？吾徽卜地者十家九訟，甚且盜葬，則發福之說誤之也。”[21]其次，姚氏議論多出乎已意，文人說經的意味濃鬱。如“子張之喪(sang) ”一章，應仁曰：“公明儀(yi) ，子張弟子，其平居自負以文王為(wei) 師，則弟子儀(yi) 者亦甚不易矣。今而北麵子張，張果何人也邪？學者猶然執前日幹祿之見目張，失張何啻千裏？”[22]此以弟子的品行評論其師長，又“以文王為(wei) 師”來肯定公明儀(yi) ，雖通達音韻訓詁和經史典故，但仍有臆斷之嫌。故清代四庫館臣曰：“是編取《檀弓》上下二篇，刪節陳氏《集說》，益以諸家評注，而參以己意，亦往往失之臆斷。如何居之居，謂不應音姬，當作何處講，則並不知古義(yi) 。又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le) 。蓋以喪(sang) 期有限，而思慕無窮，故於(yu) 此日戒之終身。而應仁謂一日不足以概終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忌。尤曲說矣。”[23]在力圖發掘聖賢意蘊的同時，姚氏也重視字句訓詁，如其解“檀弓免焉”之“免”曰：“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yu) 他邦而無主者亦為(wei) 之免。其製以布，廣一寸，從(cong) 項中而前交於(yu) 額，又卻向後而繞於(yu) 髻也。”[24]又如“趨而就子服伯子於(yu) 門右”一節，姚氏認為(wei) “此時未小斂，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吊，故弓吊畢而就子服伯子於(yu) 門右而問之也。”[25]由此可見作者對於(yu) 經文傳(chuan) 意的熟稔，並對前人之說善於(yu) 歸納擇取，對古禮和時下的禮儀(yi) 變遷也有深度的認識，如“夏後氏尚黑”一節，先引鄭玄“夏以建寅之月為(wei) 正，物生色黑”，又引陳氏《集說》而將三代五德變化的緣由，作出一並解釋：“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之意也。”[26]姚氏溯源經史，又能在數代禮家注疏之後作出中肯公允之評判去取，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但也難免偏頗之處，更何況在解析經文時，易受前人著述的影響而常失之臆斷。如《檀弓上》“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一節，本意是說喪(sang) 期雖有限而孝子思慕無窮，故於(yu) 此日戒之終身。姚氏解之曰：“畢人子一生者，孝之謂也，三日三月三年，終身無時而不在。親(qin) 者，孝子之心也，忌日不樂(le) ，終身之一事爾，而執是而可以概終身乎哉！曾子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可忌矣。”[27]以曾子不忍食羊棗，喻為(wei) 孝子應終身日忌，便是截章拚湊而取義(yi) 有偏，也有混淆不通之嫌。

陳澔《禮記集說》明正統十二年內(nei) 府司禮監刻本

《禮記·檀弓》篇多言上古喪(sang) 禮之事，可補《儀(yi) 禮·士喪(sang) 禮》之所未備，個(ge) 別章節的義(yi) 理和文采俱佳，為(wei) 後人傳(chuan) 誦不絕。姚應仁但取該篇為(wei) 著述事，表明其崇禮遵禮的態度。他認為(wei) 禮可修身齊家，“禮者可以為(wei) 國”，“禮生即是國手”，並指出“禮，時為(wei) 大，知古、今二字則知時矣”[28]；“縣子當降服之日，而思古者不降之禮，其寄意也不亦遠乎？雖然，周公非好貴貴也，時也。周公八百年之天下，貴貴維之，欲仍古人親(qin) 長之舊而不可得矣，故曰禮時為(wei) 大”[29]。由此可知姚氏對於(yu) 禮的基本態度及其禮學觀，大致有四：

（1）禮緣於(yu) 情。書(shu) 中多處以情釋“禮”，即“禮生於(yu) 情，無情之禮何忍施之於(yu) 母”；又曰：“哭於(yu) 中庭，有人吊者，拜之，是禮也。自孔子於(yu) 子路始也。子貢曰若喪(sang) 子而無服是也。禮非從(cong) 天降地出，情至則禮生焉。”[30]其意為(wei) 禮生於(yu) 情，也能致情，明禮義(yi) 以化之。又如論葬禮曰：“柩出，命引之者三，送葬之情也。大門外平日待賓客之處，孝子暫停柩於(yu) 此，故曰哀次。君來時不必專(zhuan) 在殯宮，或當柩朝廟時如之，或出大門哀次亦如之，隨地自致其情也。”[31]姚氏所謂“情”，多為(wei) 父母與(yu) 子女之親(qin) 情，君臣之情及師生之情，禮以情生，故禮不能禁情。

（2）禮以義(yi) 而起止。禮與(yu) 情皆可因時而變，而禮之起止又必合於(yu) 義(yi) ，即“禮有以義(yi) 起者，亦有以義(yi) 止者，如古不修墓，子思不喪(sang) 出母，曾子宿草不哭，此皆以義(yi) 止者也”[32]；“治墓一節，今人處厚，不若古人之薄，亦禮之以義(yi) 起者也。要之，古人重廟故輕墓，骸則欲其速朽，生於(yu) 土還於(yu) 土焉，止矣；神則欲其久安，死而生之，亡而存之，非處於(yu) 廟祀不可”[33]。表明在姚氏思想深處，自始至終伴隨著遂欲達情的訴求和希冀，這也是明末儒者在思想自由的時代思潮裏，以遂欲達情為(wei) 基點，在禮經的詮釋中滲入情欲的因素，從(cong) 而彰顯禮的情感本質，為(wei) 清代的實用禮學開辟出新的路徑。

（3）禮有意有文，禮意為(wei) 本，禮文為(wei) 次。朱熹認為(wei) 凡禮有本有文，姚氏接續朱子的“禮之本”而暢說“禮之情”，認為(wei) “意為(wei) 本，知愛、畏二字則知意矣”。其意即禮意與(yu) 禮文皆需維持，如“曾子呼子思將與(yu) 之言禮意，而子思則與(yu) 曾子言禮節，其救世維禮則均也”。因禮意為(wei) 本，似較禮節為(wei) 重，故曰“曾子真人也，得禮之意而不習(xi) 禮之文者也”。

（4）以心釋禮。明末的新安理學者或多或少都會(hui) 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姚氏該書(shu) 多處提到“心”字，即以“心學”來解釋人的禮儀(yi) 行為(wei) 。曰：“曾子從(cong) 心不從(cong) 跡。其議禮也，心所不安，輒以義(yi) 起。”[34]“死有滅義(yi) ，一哭一呼滅，或者出於(yu) 哀死之心。”又曰：“祭祀之禮，本於(yu) 生者之自盡，蓋神之饗不可知，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故奠器不必問死者，問生者之心而已，生者之心素，器亦素焉而已矣。”[35]可見在姚應仁的禮學觀念中，對於(yu) 情、意、心的概念並非由“以詞通道”而來，故而混而不清，其中以心釋禮之法顯然帶有濃厚的主觀感情色彩。也就是說在傳(chuan) 統綱常倫(lun) 理的限定範圍內(nei) ，可以順情任性，增強主體(ti) 意識的覺醒，甚或與(yu) 釋道之學有所濡染，故四庫館臣評論其《大學中庸讀》曰：“至其持論，則多引佛經。解淇澳節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剛不壞者，僩也；枝枝葉葉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36]可以說，在陽明心學特定曆史背景的籠罩下，以姚氏為(wei) 代表的明末徽州學者，一方麵秉承傳(chuan) 統禮學的經史訓詁之路，另一方麵也汲取陽明心學的滋養(yang) ，賦予禮儀(yi) 與(yu) 情感以普遍理性，實現天理向情理的轉化，並通過對禮經的詮釋，努力呈現出儒家禮秩模式，意在導風化俗，改善社會(hui) 風習(xi) 。同時，因心學對商賈逐利而能心安理得提供了切實的經典依據，故而對徽商身份的自我認同和事業(ye) 發達，也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論支撐。

綜上所述可知，晚明學術派別的紛繁複雜，以及學術風氣的空疏不實，使得此一時期的徽州禮學研究和禮儀(yi) 傳(chuan) 承，也陷入“以理代禮”或“以心代禮”的主觀境地，甚或至於(yu) 濡染佛道而趨向於(yu) 異端化。但徽州畢竟是程朱闕裏，朱子的“道問學”一脈依然餘(yu) 韻尚在，部分徽州理學家懷著對昔日新安理學“求真是”精神的追溯，上下求索，尋覓突破心學的路徑和方法。嵇文甫指出：“晚明是一個(ge) 心宗盛行的時代，無論王學或禪學，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讀書(shu) 著名。然而實際上不是那樣簡單，每一個(ge) 時代的思想界，甚至每一派思想的內(nei) 部，常都是五光十色，錯綜變化的。在不讀書(shu) 的環境中，也潛藏著讀書(shu) 的種子；在師心蔑古的空氣中，卻透露出古學複興(xing) 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學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動，而不知晚明學者已經為(wei) 清儒做了些準備工作，而向新時代逐步推移了。”[37]明中期以後，徽州的禮學研究出現了注重文字訓詁和典章製度研究的新趨向，與(yu) 百年後清代樸學家的禮學著述在取材和寫(xie) 作手法上多有相似之處。雖然內(nei) 容稍顯單薄，稚氣未脫，影響也極其有限，但對明末禮法廢弛及心學化的禮學研究而言，已經具有充分的實學基礎和理論指導的探索和改良。故當下學界所認同的有關(guan) 明代學術為(wei) “荒經時代”的說法是有失公允的。因為(wei) 除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經義(yi) 別解”之外，徽州學者的學術貢獻也足以推倒“明代無學問”的謬說。他們(men) 以豐(feng) 厚而嚴(yan) 謹的著述、執著而篤實的學風,補充證明了有明一代實學發展的內(nei) 容與(yu) 特色，也反映出地域禮儀(yi) 文化的實態與(yu) 風貌。表現在金瑤《周禮述注》、程明哲《考工記纂注》及姚應仁《檀弓原》等徽州禮學著述上的治學風氣，已經預示和展現出一定規模的實學考證之風。因此，稍後的黃生、姚際恒、江永與(yu) 戴震等清儒的出現，便是拉開了清代考據學興(xing) 盛的序幕，徽州禮學研究也由此進入新時代的發展方向。

注釋：
 
[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3年版。關於徽州學者與地域學風諸問題，可參閱拙作《徽州人文與地域學風》，《中國越學》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2]趙汸《商山書院學田記》，《東山存稿》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156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4]參見《四庫總目·六爻原意》的題解文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三“易類存目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
 
[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三“禮類存目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
 
[6]金瑤《周禮述注自序》，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十二。
 
[7]金瑤《周禮述注自序》，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十二。
 
[8]金瑤《金栗齋先生文集》卷四“陳俗”，《續修四庫全書》第134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9]汪道昆《太函集》第一冊“璫溪金氏族譜序”，黃山書社2004年版，第445頁。
 
[1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三“禮類存目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
 
[11]程明哲《考工記纂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四冊，第584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12]同上，第587頁。
 
[13]同上，第591頁。
 
[14]程瑤田《矢人為矢考》，參見《程瑤田全集》第二冊，第213頁，黃山書社2008年版。
 
[15]程明哲《考工記纂注》，同上，第601頁。
 
[16]同上，第606頁。
 
[17]同上，第609頁。
 
[18]姚際恒《儀禮通論》卷首《儀禮論旨》，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
 
[19]石韞玉《新學禮器記》，參見《獨學廬四稿》，《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
 
[20]姚應仁《檀弓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92冊，第743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21]同上，第746頁。
 
[22]同上，第761頁。
 
[2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四“禮類存目二”，中華書局1965年版。
 
[2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92冊，第743頁。
 
[25]同上，第743頁。
 
[26]同上，第747頁。
 
[27]同上，第746頁。
 
[28]同上，第770頁。
 
[29]同上，第772頁。
 
[30]同上，第746頁。
 
[31]同上，第782頁。
 
[32]同上，第746頁。
 
[33]同上，第761頁。
 
[34]同上，第756頁。
 
[35]同上，第787頁。
 
[36]《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七“四書類存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
 
[37]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144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