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民間化：陽明後學“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

王曉娣

來源：《東(dong) 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摘    要：中晚明時期，麵對政治腐敗和道德淪喪(sang) 等社會(hui) 危機，陽明後學積極開展了一場麵向普通民眾(zhong) 的社會(hui) 化講學運動。通過化良知為(wei) 德行的“致良知”實踐，將儒學的“外王之道”深入到“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中，開啟了“士學”向“民學”的儒學民間化發展轉向。陽明後學以“良知”為(wei) 統攝，試圖通過講學明道，樹立化民成俗的道德信念以整頓道德人心。陽明後學通過鄉(xiang) 約製度的建立，將內(nei) 涵心學倫(lun) 理教化的儒家倫(lun) 理製度和規範呈現出來，使得民眾(zhong) 自覺形成對人倫(lun) 之理、教化之道的倫(lun) 理認同。而對發展經世致用之實學的提倡，促進了經世濟民實用儒學的民間化發展，繁榮了國計民生。陽明後學自覺進行“傳(chuan) 學脈”“覺民眾(zhong) ”的儒學民間化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對重建晚明社會(hui) 倫(lun) 理秩序，重拾道德人心具有積極的時代意義(yi) 。

關(guan) 鍵詞：陽明後學； 儒學民間化； 覺民行道； 致良知； 王陽明；

作者簡介： 王曉娣（1988—），河南固始人，東(dong) 南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傳(chuan) 統倫(lun) 理思想

中晚明時期陽明心學的興(xing) 盛，從(cong) 理論形態而言，造就了陽明後學對理學綱常倫(lun) 理權威的質疑與(yu) 挑戰。特別是陽明後學對自然人性論的推崇，以個(ge) 體(ti) 之人的自然本能規定人性，以本心良知自作主宰，肯定自然欲求作為(wei) 道德合理性依據的正當性，形成了對理學德性主義(yi) 人性論的責疑和對具有剛性力量的封建倫(lun) 理規範的反叛。這一心性論的轉變反映到現實生活中，便表現在“致良知”過程中的對個(ge) 體(ti) 存在價(jia) 值和生存權利的提倡，以及對“聖凡一致”道德平等地位的追求。以個(ge) 體(ti) 之人內(nei) 在的良知心體(ti) 挺立道德主體(ti) 地位，並在社會(hui) 實踐中化良知為(wei) 德行，構築了一條以“吾心”自作主宰而成就德性的道路，確立了儒學教化麵向普通大眾(zhong) 的現實可操作性、簡易直截性。“良知之量的自然肯定了人的無限性：天理的圓滿具足體(ti) 現的是人先天德性的無限性，而覺知功能的充分可靠體(ti) 現的是人後天道德判斷能力的無限性。”1因而，個(ge) 體(ti) 之人“先天德性的無限性”和“良知的明覺”直接造就了陽明後學麵向普通民眾(zhong) 的“覺民行道”的儒學民間化倫(lun) 理實踐的開展，也彰顯了陽明後學希望通過社會(hui) 性的倫(lun) 理教化化解社會(hui) 危機的道德使命。

伴隨著中晚明時期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的發展、平民階層的崛起和個(ge) 體(ti) 意識的覺醒，使得儒學由理學確立的“精英群體(ti) ”開始轉而麵向包含士農(nong) 工商的“新四民”。在心學的影響下，陽明後學開始普遍注重生產(chan) 鼓勵工商，強調關(guan) 乎國計民生的實用之學的修習(xi) ，逐漸打破了傳(chuan) 統儒家倫(lun) 理下的道德與(yu) 經世、聖學與(yu) 實學的嚴(yan) 格界限，確立了麵向世俗社會(hui) 的本於(yu) 自然心體(ti) 的“情”“欲”“利”的合理性地位。“明代中後葉，由於(yu) 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階層的興(xing) 起，加以王陽明心學思潮的激蕩，儒學呈露出由廟堂返歸民間，由經院之學而向大眾(zhong) 化、通俗化方向發展的跡象，以至於(yu) 產(chan) 生了同官方儒學、經典儒學迥然有別的平民儒學。”2平民儒學帶來的“士學”向“民學”的儒學民間化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轉向，體(ti) 現了在心學的廣泛影響下道德實踐主體(ti) 由“仕”下移至“民”的轉變，促使由陽明後學帶動的“世俗儒學”逐漸得到了由傳(chuan) 統士大夫代表的“精英儒學”的接納認同。陽明後學將“良知”直接指向貫穿於(yu) 普通民眾(zhong) 人倫(lun) 日用的道德實踐中，以化民成俗的講學明道、鄉(xiang) 約教化的倫(lun) 理認同、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為(wei) 主要內(nei) 容深入到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的建構中，通過簡易直截的良知之教，將覺民行道的儒學倫(lun) 理教化聚焦普通民眾(zhong) 以啟迪民智，開啟了晚明儒學民間化的發展轉向。

一、講學明道：化民成俗的道德信念

陽明後學講學運動的開展是儒學民間化倫(lun) 理實踐的不斷深化，其目的在於(yu) 昌明聖學，以良知覺天下，從(cong) 而實現化民成俗、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教化意義(yi) ，可以說這是陽明後學以“良知救世”的“外王”實踐。“較之以往的儒學傳(chuan) 統，明代儒者‘外王’事業(ye) 的重點，體(ti) 現出由政治取向到社會(hui) 取向的轉移。陽明學者大規模的民間講學活動，便是這一重要變化的集中反應。”3因而，陽明後學社會(hui) 化的講學使得儒家倫(lun) 理精神在日用倫(lun) 常得到落實，同時也使得社會(hui) 大眾(zhong) （“愚夫愚婦”）通過參與(yu) 講學明覺本然的良知心體(ti) （“聖人之道吾性具足”），激發他們(men) 對良知教化的道德信念和情感認同，從(cong) 而自覺承擔起建構理想社會(hui) 秩序的道德責任與(yu) 倫(lun) 理義(yi) 務。

在心學倫(lun) 理思想的影響下，基於(yu) 學緣、地緣、血緣的倫(lun) 理認同是陽明後學開展講學明道實踐的倫(lun) 理特色。而仕途的坎坷、政治的黑暗同時也造就了他們(men) 將政治理想、救世熱情轉而投向民間社會(hui) 的人倫(lun) 教化、鄉(xiang) 村建設當中，由此帶動了明朝中後期興(xing) 盛於(yu) 大江南北的心學講會(hui) 、書(shu) 院、精舍等的成立。陽明後學的講學不僅(jin) 是一種群體(ti) 性價(jia) 值取向的體(ti) 現，還呈現出了一種向社會(hui) 本位過渡的倫(lun) 理形態。陽明後學“灌輸鄉(xiang) 約精神於(yu) 書(shu) 院講學之中，為(wei) 講會(hui) 奠新基，此兩(liang) 宋諸儒所未有，不得不謂是王門發揚‘良知’學者一大經綸也”4。傳(chuan) 統知識分子的宣講往往具有官學性質，而且所講之學是麵向儒家士大夫的高高在上的聖人之學，而陽明後學所舉(ju) 行的講學不是精英性、功利性和政治性的，而是麵向廣大庶民階層的平民化講學論道。此種性質的講學不僅(jin) 是一種切身的體(ti) 道實踐，更是一種在“人倫(lun) 日用之間舉(ju) 而措之”的社會(hui) 化的明道實踐。

講學的倫(lun) 理實踐於(yu) 王畿而言是他一生積極從(cong) 事的事業(ye) 。王畿認為(wei) ，講學的意義(yi) 一方麵在於(yu) 弘揚王陽明的心學宗旨以發揚天下，另一方麵在於(yu) 強調講學中所建立的“友倫(lun) ”關(guan) 係是心學思想得以持續廣泛傳(chuan) 播的根本所在，正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挽回世教，敘正人倫(lun) ”5。師道之於(yu) 修德的重要性在於(yu) 師友間的講學不僅(jin) 對於(yu) 個(ge) 體(ti) 修身成德大有助益，而且在指點人倫(lun) 日用、維護人倫(lun) 道德上能夠促使民眾(zhong) 自覺地形成“向善”的道德信念，並自覺踐行合乎聖道的道德實踐。“今世通患大患，無誌有誌矣。患無師友講明，安於(yu) 所習(xi) ，自以為(wei) 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而不自知其違道遠矣。”（卷三，《答人問學經》）6如此，師友間“誌於(yu) 道”的責善輔仁的求道精神和“證道”的倫(lun) 理實踐便以講學為(wei) 載體(ti) 賦予了普通民眾(zhong) ，並體(ti) 現在明心性正學術開王道的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中。

同時，陽明後學民間化的講學實踐突破了地域限製，建立了遍布全國的地緣關(guan) 係網，形成了基於(yu) 心學倫(lun) 理教化的地域認同。根據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記載：“先生（王畿）林下四十餘(yu) 年，無日不講學，自兩(liang) 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為(wei) 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卷十二，《郎中王龍溪先生畿》）7歐陽德講學亦是如此，“當是時，士鹹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靈濟宮大會(hui) 之時，“學徒雲(yun) 集至千人，其盛為(wei) 數百年所未有”（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二》）8。陽明後學講學足跡遍布大江南北，體(ti) 現的是他們(men) 以講學明道為(wei) 事業(ye) ，並將聖人之學、為(wei) 聖之道貫穿於(yu) 化民成俗的民間治理中的倫(lun) 理擔當精神。此外，講學的對象無有聖分，聖學麵前人人平等。在王畿主持的太平九龍會(hui) 中，“予赴會(hui) 水西，……始而至會(hui) 者惟業(ye) 舉(ju) 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nong) 工商賈皆來與(yu) 會(hui) ”（卷七，《書(shu) 太平九龍會(hui) 籍》）9。而泰州學派諸人更是將儒學民間化進行深入推進的核心力量，王艮講學“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開會(hui) 講者，必請先生主席”（卷三十二，《泰州學案一》）10。值得注意的是，他們(men) 在儒學民間化講學運動始終保持“兩(liang) 個(ge) 警惕”：一是警惕不切百姓實際生活的空談世事；二是警惕尋章摘句的枯燥說教。所以，他們(men) 在實踐中切實將聖學教化貫穿於(yu) 人倫(lun) 日用的實際生活之中，並且認為(wei) “士農(nong) 工商，業(ye) 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聖學無非是“共明共成之學”（卷一，《會(hui) 語正集》）11。講學運動的參與(yu) 者並沒有階層身份的限製，士農(nong) 工商皆可參與(yu) ，同樣，亦皆可講習(xi) ，這樣便加速了儒學思想在民間的普及傳(chuan) 播，普通民眾(zhong) 也得益於(yu) 講學運動的開展受到儒學的熏陶與(yu) 教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有教養(yang) ”的社會(hui) 秩序的倫(lun) 理建構。陽明後學者熱切於(yu) 從(cong) 事社會(hui) 化講學，以良知教之簡易直截的方式向大眾(zhong) 宣揚成聖之說，無疑是承襲了“人皆可成聖”的道德信念，以此展現出了他們(men) 強烈的濟世抱負和擔當意識。

陽明後學以講學為(wei) 性命，將儒學內(nei) 涵德性的倫(lun) 理精神通過講學運動的開展為(wei) 載體(ti) ，以簡易化、直接化的方式彰顯出來，自覺運用到覺民行道的倫(lun) 理實踐之中。“隨著陽明心學的誕生及其在士人中間、庶民階層的廣泛傳(chuan) 播，其所指向的目標就不僅(jin) 僅(jin) 是對朱子學的反動，也不在於(yu) 重建儒學的知識體(ti) 係，而是要推動並加速儒學精神的‘普世化’‘通俗化’的曆史進程。”12王畿、錢德洪皆放棄仕途而致力於(yu) 講學，並非是說他們(men) 放棄或無視“外王”僅(jin) 偏重“內(nei) 聖”，而是他們(men) 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中，傳(chuan) 統的外王之道阻礙重重，唯有從(cong) 事平民化的社會(hui) 倫(lun) 理教化才能實現儒者“兼善天下”的理想，因而自覺地走出了另外一條“以講學經世”的“即內(nei) 聖而外王”的道路，自覺地從(cong) 事“傳(chuan) 學脈”“覺民眾(zhong) ”的儒學平民化的講學倫(lun) 理實踐。蕺山學者劉宗周以講學發明人心，先是於(yu) 蕺山之麓的朱氏解吟軒講學明倫(lun) ，又協助鄒元標於(yu) 首善書(shu) 院講學，後又辦“證人社”開展證人講會(hui) ，以此作為(wei) 論學治道、振世覺民的可資以為(wei) 用的救世之道。“天地晦冥，人心滅熄，吾輩惟有講學明倫(lun) ，庶幾留民彝於(yu) 一線乎!”13對於(yu) 道德人心的扭轉和社會(hui) 現實的改變，唯有通過“以斯道覺斯民”的倫(lun) 理實踐方能整頓化俗，恢複並維護社會(hui) 穩定。

章炳麟曾說：“宋儒視禮教重，而明儒視禮教輕，是文成之闕也。”14陽明後學具有不為(wei) 傳(chuan) 統禮教束縛的覺民行道的精神追求，他們(men) 不僅(jin) 僅(jin) 向民眾(zhong) 傳(chuan) 遞心學倫(lun) 理思想，更重要的是期望通過講學論道激發個(ge) 體(ti) 之人內(nei) 在的良知，樹立自覺修身行道的道德信念、道德意誌，從(cong) 而自願地將道德信念、道德意誌轉化為(wei) 具體(ti) 的道德行動。然而，心學知識的簡易化、日常化甚至宗教化往往弱化了儒學知識的體(ti) 係性和邏輯性，當這一教化手段逐漸喪(sang) 失新鮮感和吸引力時，必然會(hui) 造成平民化講學的日漸衰落。加之，陽明後學的平民儒者積極組織並自覺參與(yu) 的講學活動，雖初衷是為(wei) 了扭轉道德人心，維護社會(hui) 穩定，但他們(men) 在講學中表現出的師道聖道自任的豪傑精神、“出位之思”的狂俠(xia) 氣概，一定程度上觸動了既有的政治秩序，不得不引起當政者的注意，甚至講學實踐也遭到了禁壓。諸如何心隱最終“被講學所毒”慘死獄中；李贄也因所講“異端”之學的罪名被逼於(yu) 獄中自殺而亡。政局的緊張和社會(hui) 的變革直接導致了平民化講學隨著明清之際陽明學的衰微而趨於(yu) 沒落。陽明後學社會(hui) 化講學明道的倫(lun) 理實踐伴隨著這一特殊的時代變局逐漸落下帷幕。

二、鄉(xiang) 約製度：心學教化的倫(lun) 理認同

如果說陽明後學的講學明道是以口頭傳(chuan) 道的方式為(wei) 普通民眾(zhong) 樹立了基於(yu) 良知的道德信念，那麽(me) 鄉(xiang) 約製度的建立便是以一種凝聚著心學倫(lun) 理教化的儒家倫(lun) 理製度和規範呈現出來，促成民眾(zhong) 以宗族、鄉(xiang) 村、講會(hui) 等為(wei) 倫(lun) 理實體(ti) ，自覺形成對人倫(lun) 之理、教化之道的倫(lun) 理認同。“在故土、在家族這個(ge) 輿論場域內(nei) ，情與(yu) 理、禮與(yu) 法、風俗與(yu) 良知的共識，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倫(lun) 理氛圍。”15因而，陽明後學把專(zhuan) 注於(yu) 道德主體(ti) 內(nei) 心的心性修養(yang) 作為(wei) 推行鄉(xiang) 約教化的精神要義(yi) ，以鄉(xiang) 村、書(shu) 院、宗族為(wei) 場域，開辟了一條麵向普通民眾(zhong) 、具有實實在在可操作性的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推動了基於(yu) 教化鄉(xiang) 裏、落實儒家禮治的鄉(xiang) 約製度在民間社會(hui) 的廣泛建立。

王陽明的《南贛鄉(xiang) 約》是鄉(xiang) 約與(yu) 聖諭結合的典範，也是陽明後學闡發心學倫(lun) 理教化、踐行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的重要範本。“特為(wei) 鄉(xiang) 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xiang) 裏，死喪(sang) 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zheng) ，講信修睦，務為(wei) 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卷十七，《南贛鄉(xiang) 約》）16不難看出，王陽明所製定的鄉(xiang) 約，不僅(jin) 內(nei) 含儒家人倫(lun) 之道，更體(ti) 現彰善懲惡的社會(hui) 教化思想。聶豹在發揚王陽明學說的基礎上，以“引人向善”的道德教化作為(wei) 引導民眾(zhong) 的手段，其在為(wei) 《永新鄉(xiang) 約》作序時說道：“慨德禮之教漸微，法令之持難久，思有以為(wei) 之所也。”17相對於(yu) 外在剛性的“刑罰”，內(nei) 在的“德”與(yu) “禮”才是引導民眾(zhong) 自覺向善的治心之正道，也更容易獲取民眾(zhong) 的倫(lun) 理認同，這也是基於(yu) 良知教的社會(hui) 教化的核心所在。同樣的，鄒守益在進行社會(hui) 教化的倫(lun) 理實踐時，所采取的亦是“以禮化俗”的教化手段，不僅(jin) 有鄉(xiang) 約的製定，也包括族譜、家約的修撰。“鄉(xiang) 村者，天下之積也。使一鄉(xiang) 一村皆趨善而避惡，則天下皆善人矣。”（卷十七，《立裏社鄉(xiang) 曆及鄉(xiang) 約》）18若要實現由鄉(xiang) 及村及天下皆能趨善避惡，則關(guan) 鍵在於(yu) 形成對“禮”的內(nei) 在倫(lun) 理認同。如此以“禮”說“心”，將“禮”逐漸內(nei) 化為(wei) 個(ge) 體(ti) 之心，表達了陽明後學致力於(yu) 實現“以成吾裏仁之美”的心學教化的倫(lun) 理訴求。

同時，家庭（或宗族）作為(wei) 天然的倫(lun) 理實體(ti) ，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的根基，是保持和維護社會(hui) 穩定的關(guan) 鍵所在，而強調“尊尊親(qin) 親(qin) 之道”的家族族譜的製定更是將家庭倫(lun) 理具體(ti) 貫徹於(yu) 社會(hui) 建構的切實實踐行為(wei) 。亦如鄒守益修撰的《族譜》《祠堂規》《祠堂銘》。“譜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貫徹而無弗及焉者也”（卷二，《族譜後續》）19，無論是家譜還是族譜，其簡易明白的道理承載著民眾(zhong) 日常生活的人倫(lun) 之理、教化之道，以“慎終追遠”、“患難相恤”的血緣情感作為(wei) 倫(lun) 理認同的基礎，不僅(jin) 具有時間與(yu) 空間上的普遍意義(yi) ，而且對明禮而定秩序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具有深遠的影響。“儒家的尊尊、親(qin) 親(qin) 之原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yi) 妻正、姑惠婦順等家庭倫(lun) 理規範，都可以由於(yu) 家譜的存在而得到強化。”20與(yu) 此同時，各種宗族組織在心學教化的影響下也相繼成立，比如顏鈞在永新創辦的“三都萃和會(hui) ”，何心隱的“聚和堂”等。諸如此類，皆類似於(yu) 同心圓的宗族組織形式，以家族作為(wei) 圓的中心發展教育、經濟、文化、禮製等，可以說是對傳(chuan) 統儒家“治平先齊家”道德倫(lun) 理實踐的具體(ti) 踐行。宗族內(nei) 不論階層不論年齡，皆以心學教化思想作為(wei) 修己闡道的依據，如此極富民間意識的、普遍的社會(hui) 性倡道實踐極具“敦倫(lun) 化俗，運世造命”的倫(lun) 理教化意義(yi) 。所以說，近世的“宗族不僅(jin) 是血緣共同體(ti) ，更不斷擴增其政治行政職能，在基層社會(hui) 中成為(wei) 擔負完納國家賦稅、維護社會(hui) 紀律、執行教化等功能的政治地緣共同體(ti) ”21。宗族組織的建立，帶動了民間鄉(xiang) 村自治，促進了覺民教化之道德風氣的形成。

另外，針對陽明後學在各處開展的民間講會(hui) 所製定的會(hui) 約製度也是進行心學社會(hui) 教化的重要渠道，是鄉(xiang) 約製度製定的一部分。在呂妙芬整理的“陽明講會(hui) 資料”一表中，陽明後學所參與(yu) 的大大小小的講會(hui) 數量多達幾百餘(yu) 處22，與(yu) 此相對應的便是相關(guan) 會(hui) 約的製定。會(hui) 約作為(wei) 心學“學術共同體(ti) ”的精神載體(ti) ，是推行講學活動的內(nei) 在倫(lun) 理規約，包含著對道德修養(yang) 的心性之學、宗教祭祀的道德風尚、講學論辯的義(yi) 理探討、詩詞歌賦的怡情樂(le) 學等內(nei) 容和形式的規定，其目的皆在於(yu) 通過切磋共學，講授規過遷善之道，期以進德修業(ye) 、移風易俗以教化民眾(zhong) 。例如鄒守益的“惜陰會(hui) ”，王畿的《盟心會(hui) 約》，還有其他針對講學的《祁門同誌會(hui) 約》《水西統治聚講會(hui) 約》《東(dong) 林會(hui) 約》等。在製定會(hui) 約的過程中，陽明後學大多會(hui) 以“遵古禮”作為(wei) 遵守禮製的參考，除了參考古本《大學》《中庸》等以外，朱元璋的《聖諭六言》也是他們(men) 在教化民眾(zhong) 時經常參考並使用的。如羅汝芳在任寧國知府時，“以講會(hui) 鄉(xiang) 約為(wei) 治”對“聖諭六言”進行通俗化的演繹，完成了《太祖聖諭演講》，認為(wei) “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輩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yu) 時時，則是熙熙同遊堯舜世矣。於(yu) 做聖何有?”23“聖諭六言”是進行道德勸善和發明聖學的典章古範，亦如有的學者所說：“近溪在各處所推行的鄉(xiang) 約仍以道德勸善教化為(wei) 主，是個(ge) 倫(lun) 理性高於(yu) 政治性、象征性高於(yu) 實用性的基層組織教化方式。”24顏鈞也作《箴言六章》以闡發“聖諭六言”之旨，具體(ti) 闡釋了“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勿作非為(wei) ”25等六條關(guan) 乎儒家倫(lun) 理的思想，將儒家倫(lun) 理仁義(yi) 孝悌的道德教化思想貫穿於(yu) 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教化之始終。

民間社會(hui) 作為(wei) 宣揚儒學的主要空間場域，直接促進了心學思想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廣泛傳(chuan) 播，而陽明後學學者所製定的鄉(xiang) 約作為(wei) 民間社會(hui) 教化和講學明道的精神載體(ti) ，傳(chuan) 承著聖人的道德教化、表達著他們(men) 的救世關(guan) 懷。中晚明時期嚴(yan) 酷的科舉(ju) 競爭(zheng) 環境也是眾(zhong) 多宗族組織成立與(yu) 強化的直接原因。“越來越多的科舉(ju) 落選者把目光轉向教化同族、善化同裏的鄉(xiang) 村自治事業(ye) 。而這些人所處的宗族，在職分上越來越具有多元性。社會(hui) 身份也越來越模糊化，這樣也就為(wei) 民間講會(hui) 活動的興(xing) 盛提供了巨大的活動空間。”26心學影響下道德主體(ti) 的下移，以及以鄉(xiang) 約製度為(wei) 載體(ti) 所呈現的儒家倫(lun) 理原則，將原本高高在上的儒學思想與(yu) 普通民眾(zhong) 的人倫(lun) 日用緊密聯係在一起，並以鄉(xiang) 約、會(hui) 約、宗規族譜的組織形式形成倫(lun) 理認同，直接推動著儒學民間化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

三、經世濟民：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

如果說陽明心學對理學絕對權威的衝(chong) 決(jue) 從(cong) 根本上造成了中晚明時期“不惟詘紫陽，幾祧孔孟”27之學脈的瞀亂(luan) ，為(wei) 儒學的轉型發展預留了空間的話，那麽(me) 陽明後學對晚明實體(ti) 達用的經世致用觀的標榜則可以說在促進儒學民間化發展轉型的同時，從(cong) 內(nei) 在需求上肯定了經世致用實學發展的合理性與(yu) 必要性。陽明後學的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體(ti) 現在兩(liang) 方麵：一是實學思想，主要是針對程朱理學脫離現實生活的空談性命義(yi) 理之“坐而論道”的批判，以及針對“尊悟”的陽明後學末流造成的心學空疏學風流弊的救正，從(cong) 而提倡關(guan) 切普通民眾(zhong) 現實生活生產(chan) 的道德經世之學的發展。二是實學實踐，彰顯了陽明後學在對現實社會(hui) 問題關(guan) 注上發展實用儒學的覺民行道的實踐轉向和救世擔當。“‘經世致用’這一方麵可以說完全靠外緣來決(jue) 定，不過從(cong) 主觀方麵看，儒家的外王理想必須落實到‘用’上才有意義(yi) ，因此幾乎所有的儒者都有用世的願望。這種願望在缺乏外在條件的情況下當然隻有隱藏不露，……但是一旦外在情況有變化，特別是政治社會(hui) 有深刻的危機的時代，‘經世致用’的觀念就會(hui) 活躍起來，……明末的東(dong) 林運動，晚清的經世之學都是這樣的顯例。”28而陽明後學發展經世致用的實用儒學，對經世濟民的民間化儒學發展轉向的提倡，正是在易代之際、政治社會(hui) 動蕩的晚明時期應運而生。

首先，陽明心學倫(lun) 理思想體(ti) 係的建立逐步消融了程朱理學“天理”與(yu) “人欲”的對立緊張，在高揚主體(ti) 精神的同時，促進了儒學民間化和世俗化轉向，儒學由“士學”變成了“民學”，士大夫開始普遍注重生產(chan) 鼓勵工商，道德與(yu) 經世、聖學與(yu) 實學的嚴(yan) 格界限由此也被打破。同時，以泰州學派為(wei) 代表的平民儒者反對理學家“平居不以學術為(wei) 急，臨(lin) 事又把名教以自持”不務實際之學的行為(wei) ，提倡以道德經世之學照察百姓日用，發展經世濟民之學。而針對心學末流空疏學風的流弊，對“惟實學可以經世”的提倡，也大大促進了實學思潮的興(xing) 起。王畿本人雖在形而上心學思想的闡發上頗有建樹，但與(yu) 此同時他也積極從(cong) 事儒者的經世之學：“聖人之學，主於(yu) 經世”（卷一，《三山麗(li) 澤錄》）；“儒者之學，務為(wei) 經世”（卷十三，《王瑤湖文集序》）。他又將經世之學劃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儒者之學，務於(yu) 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於(yu) 事者，有主於(yu) 道者。主於(yu) 事者，以有為(wei) 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yu) 道者，以無為(wei) 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卷十四，《贈梅宛溪擢山東(dong) 憲副序》）29“主於(yu) 道”乃是內(nei) 聖型的道德經世之學，偏向於(yu) 儒學心性之學；“主於(yu) 事”乃對應於(yu) 外王型的事功之學，具有實踐倫(lun) 理的傾(qing) 向。抗倭名將戚繼光深受心學思想的影響，他本人不僅(jin) 是錢德洪門下30，而且他曾向王畿專(zhuan) 門討教如何在紛繁複雜的軍(jun) 務中修養(yang) 身性。王畿在《與(yu) 戚南塘》一文中為(wei) 戚繼光提供《解義(yi) 》一書(shu) 以供參詳，並說道：“古人以靜為(wei) 學，公餘(yu) ，尤望時時靜坐，窺見本來麵目，把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31實則意在闡明儒學的經世濟民之道，即如何將道德修身（修德成聖）與(yu) 實際事務（民務、軍(jun) 務）作得統籌以更好地應對國防大事、國計民生。黃宗羲更是針對理學家“重農(nong) 抑商”的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不僅(jin) 迎合了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肯定經世致用實學發展的必然性，而且“工商皆本”所內(nei) 含的對理欲、義(yi) 利、公私關(guan) 係的重新界定與(yu) 認識彰顯了晚明的實學精神，也促成了早期倫(lun) 理啟蒙思想的產(chan) 生。

其次，在救正“尊悟”方向陽明後學末流蹈虛空談、務虛反實的倫(lun) 理實踐中，以東(dong) 林學者為(wei) 代表的陽明後學提倡“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主張將儒學學問從(cong) 專(zhuan) 注於(yu) 個(ge) 體(ti) 道德心性的涵養(yang) 拓展到一切關(guan) 涉民生實務的“實用之學”上來。這不僅(jin) 營造了一種崇尚實學的蔚然風氣，促進了以經世致用為(wei) 旨歸的實學思潮的興(xing) 起，而且也為(wei) 西方科學的傳(chuan) 入與(yu) 會(hui) 通打開了通道。東(dong) 林學者恥與(yu) 佛僧為(wei) 伍，反對空談心性，同時關(guan) 注並支持與(yu) 社會(hui) 發展相契合的實用儒學，關(guan) 心國計民生以治國濟世。如高攀龍所言：“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於(yu) 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為(wei) 有用之學也。”（《東(dong) 林書(shu) 院誌卷之五》）32道德心性之學一方麵是修身成德的基礎，但更為(wei) 重要的是如何將其轉化並運用到現實的倫(lun) 理實踐中。顧憲成也說：“相與(yu) 講求性命，切磨德義(yi) ，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卷十一，《小心齋劄記》）能夠作用於(yu) “世道”、切於(yu) 實事的經世之實學才是助益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的學問，以此擴及百姓之業(ye) 、民生實務，方能扭轉道德人心，匡救時弊。所以說，推動實學發展的儒學民間化趨向表現出陽明後學對現實社會(hui) 政治深切的倫(lun) 理反思，同時也促使發展經世致用實學的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不斷深化。

再者，陽明後學開展的社會(hui) 化講學運動直接麵向庶民階層，不僅(jin) 講聖人之學，而且也講麵向世俗的實用儒學，更強調對關(guan) 乎國計民生實用之學的修習(xi) 。在心學的影響下，晚明“新四民”的身份發生了巨大轉變，士、農(nong) 、工、商不論高低貴賤，“即業(ye) 以成學”“異業(ye) 而同道”，皆平等待之、視之。以及士人對“新四民”道德角色的倫(lun) 理認同，打破了儒家傳(chuan) 統“四民觀”對四民身份的嚴(yan) 格界限，“新四民”“各安其分”，“各勤其業(ye) ”。“‘士農(nong) 工商’之分工雖不同，而‘道在其中’，無非都是‘希聖希賢’之‘實學’。”33講學的興(xing) 起擺脫了儒學學問與(yu) 社會(hui) 實際情況嚴(yan) 重脫離的局麵，強調儒學即是“實學”，不僅(jin) 促進了切實麵向實際生活生產(chan) 的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和早期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的發展，而且也使得“治生”成為(wei) 儒家士大夫“仰事俯育”的人生義(yi) 務，逐步消解了傳(chuan) 統“義(yi) 利觀”與(yu) “理欲觀”的矛盾與(yu) 對立，其提倡反虛務實並以救世為(wei) 己任的實學精神也為(wei) 西方實用科學的輸入打開了通道。而受資本主義(yi) 萌芽和西學東(dong) 漸影響的以“治生”為(wei) 目的的實用儒學的發展，更彰顯了儒學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陽明後學一些學者積極主動接觸由西方而來的傳(chuan) 教士，主動學習(xi) 歐洲最早的算學、天文學、地理學以及後來的機械學、水利學和鑄炮技術，他們(men) 自覺地將這些“經世濟民”之學用來振興(xing) 國家、繁榮科技民生。如東(dong) 林人士翁正春到處訪求精通曆學之士，得知西洋人士龐迪我、熊三拔精通天文曆法，便上疏力薦徐光啟、李之藻與(yu) 他們(men) 共同修治，“有推彼國曆法，測驗推步，足備采用。請令光啟對譯，與(yu) 雲(yun) 路等參討修複”34。曹於(yu) 汴在《泰西水法序》中稱讚泰西水器“精巧奇絕”，“用力約而收效廣”，並認為(wei) 應將此書(shu) “頒布各省，令郡邑仿效施行”，則此項技術“既可複興(xing) 崇重農(nong) 功之王道，又何患民間粒食之不充裕”35。如此，陽明後學所講實學把儒學由偏枯的心性之學拓展為(wei) “而切世用”實用儒學，不僅(jin) 興(xing) 王道，而且利民生，印證了與(yu) 傳(chuan) 教士宣揚的“實心、實行、實學”西方科學的相通之處。而他們(men) 麵向西方科學之時表現出的“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yu) 世”的接納態度亦積極促成了西學與(yu) 儒學的會(hui) 通。

最後，對實學的關(guan) 注，也引發了一係列經世文獻的麵世，其中不乏對實際政治製度、經濟問題的討論，引起了時人對經世之學的自覺意識與(yu) 自覺關(guan) 注36。李贄在《藏書(shu) 》中專(zhuan) 辟“經世名臣”一章，在《續藏書(shu) 》中設“經濟名臣”三卷，在於(yu) 強調儒學者應著眼於(yu) 發展“經緯天地”的經世實務之學，並在社會(hui) 生活中積極推行。黃宗羲誌於(yu) 發展經世致用之實學以明道救世，提倡“經術經世”“經世應務”，主張利用經世實學的發展進行社會(hui) 改革，推行王道以改善民生。陽明後學並非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而缺乏經世致用思想和實踐的心學家，他們(men) 作為(wei) 推動心學民間化、切於(yu) 經世之道的主要力量，以求新求變的實學謀求社會(hui) 出路為(wei) 救世己任，推動了麵向人倫(lun) 日用的經世致用實學的發展。隻要在“良知”這一道德原則的統攝下，“雖終日作買(mai) 賣，不害其為(wei) 聖為(wei) 賢”，突顯了經世濟民之道。而且他們(men) 對實學的推動也促成了晚明時期西學得以融通儒學並在中國立足、生根、發芽與(yu) 結果，使得科學的傳(chuan) 入在麵向經世致用儒學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朝著晚明實學“實體(ti) 致用”的方向進行改造與(yu) 融合，在不斷解決(jue) 現實國計民生問題中也凸顯了科學的實效性和實用價(jia) 值。

四、結語

明清之際的大儒顧炎武曾在與(yu) 友人的信中說到：“君子之為(wei) 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7對於(yu) 陽明後學來說，明道救世的道德意識和倫(lun) 理實踐可以說是貫穿他們(men) 一生的為(wei) 學主張，體(ti) 現在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中則是他們(men) 基於(yu) 良知所教的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陽明心學強化了個(ge) 體(ti) 良知的圓滿性，對個(ge) 體(ti) 良知的肯認實現了倫(lun) 理規範的“內(nei) 化”，良知本體(ti) 在倫(lun) 理實踐中的擴充則實現了對倫(lun) 理規範的自覺認同。“儒家心性之學的本來意義(yi) 與(yu) 直接目的是塑造道德理想人格——人之心性一應俱足，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此心給予人一種自信的力量與(yu) 向善的根基，不辜負這種賦予，信奉之、踐行之，向內(nei) 體(ti) 悟道德之本源，向外開出建立事業(ye) 之理想，成就君子乃至聖賢人格。”38如此，便促使了陽明後學轉而試圖從(cong) 道德主體(ti) 內(nei) 心尋求建立人倫(lun) 道德的根據，並以此貫通到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中，為(wei) 受心學思想鼓舞下的普通民眾(zhong) 找尋到了一條“與(yu) 聖賢同”、成就聖賢人格的路徑，促進了儒學的民間化發展。

因此，陽明後學麵向普通民眾(zhong) 講學明道，確立了基於(yu) 良知本體(ti) 的道德信念的形成對化民成俗、整合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價(jia) 值，不僅(jin) 引導民眾(zhong) 自覺向善，還實現了化良知為(wei) 德行的倫(lun) 理實踐的社會(hui) 化建構。通過製定鄉(xiang) 約將內(nei) 含於(yu) 心學倫(lun) 理思想中的道德修養(yang) 心性之學以關(guan) 乎百姓日常生活的方式推廣開來，形成心學教化的倫(lun) 理認同，並將儒家的德治、禮治精神在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中貫徹落實。而對經世致用實學精神的提倡，不僅(jin) 順應晚明商品經濟對發展經世濟民之實學的需求，肯定農(nong) 、工、商的道德正當性地位，而且對糾偏晚明空疏學風、挽救社會(hui) 危機具有積極意義(yi) ，一定程度上也孕育了早期倫(lun) 理啟蒙思想。可以說，陽明後學儒學民間化的發展轉向是在以“良知”為(wei) 統攝的基礎上，開啟了麵向民眾(zhong) 的積極建構理想社會(hui) 秩序的倫(lun) 理實踐，並將儒學的“外王之道”深入到“覺民行道”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中，對於(yu) 推動晚明思想變革、改造晚明社會(hui) 變局、重拾道德人心具有深刻的實踐意義(yi) 。在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中，陽明後學彰顯出的自覺救世的倫(lun) 理擔當精神和覺民行道的道德使命，仍值得借鑒與(yu) 學習(xi) 。

注釋
 
1 李海超、陳繼紅：《論陽明學的良知自然觀》，《倫理學研究》2019年第4期。
 
2 黃宣民、陳寒鳴：《中國儒學發展史》，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11頁。
 
3（1）彭國翔：《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5年，第153頁。
 
4（2）錢穆：《王門之講會》，參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1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61頁。
 
5（3）[明]王畿：《王畿集》，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29-330頁。
 
6（4）[明]歐陽德：《歐陽德集》，陳永革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99頁。
 
7（5）[清]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37頁。
 
8（6）[清]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58頁。
 
9（7）[明]王畿：《王畿集》，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72頁。
 
10（8）[清]黃宗羲：《明儒學案》（修訂本），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10頁。
 
11（9）[明]王艮：《王心齋全集》，陳祝生等點校，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1頁。
 
12（10）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係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3（11）[明]劉宗周：《劉宗周全集》（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0頁。
 
14（12）章炳麟：《王文成公全書提辭》，參見《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章太炎全集》（第5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7頁。
 
15（13）徐嘉：《儒家倫理的發展方向：人倫之理與內在超越》，《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16（14）[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二冊），徐楓，等點校，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第130頁。
 
17（15）[明]聶豹：《聶豹集》，吳可為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50頁。
 
18（16）[明]鄒守益：《鄒守益集》，董平編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791頁。
 
19（17）[明]鄒守益：《鄒守益集》，董平編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20（18）朱承：《陽明後學的道德信念與倫理實踐》，《倫理學術》2019年第1期。
 
21（19）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中研院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第27頁。
 
22（20）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實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64-381頁。
 
23（21）[明]羅汝芳：《近溪子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0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第228頁。
 
24（22）馬曉英：《明儒羅近溪的鄉約思想與實踐》，《中國哲學史》2016年第3期。
 
25（23）[明]顏鈞：《顏鈞集》，黃宣民點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9-42頁。
 
26（24）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中研院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第22-26頁。
 
27（25）[明]陸世儀：《陸桴亭文集》，參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9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6頁。
 
28（26）餘英時：《曆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第138頁。
 
29（27）[明]王畿：《王畿集》，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74頁。
 
30（28）《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有雲：“倭奴焚掠鄉居，君（錢德洪，筆者注）作《團練鄉兵議》，以讚成之。首薦門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卒賴其力，以成大功。……乃知（錢德洪）善將將也”。參見[明]王畿：《王畿集》，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591頁。
 
31（29）[明]王畿：《王畿集》，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03頁。
 
32（30）《東林書院誌》整理委員會：《東林書院誌》（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9頁。
 
33（31）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1頁。
 
34（32）[清]陳鼎：《翁正春傳》（卷十七），參見《東林列傳》，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第372頁。
 
35（33）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236頁。
 
36（34）晚明時期出版的經世文獻，諸如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28卷，萬廷言的《經世要略》20卷，沈一貫的《經世宏辭》15卷，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508卷，等。參見吳根友：《多元範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275-276頁。
 
37（35）[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華忱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8頁。
 
38（36）徐嘉：《儒家倫理的發展方向：人倫之理與內在超越》，《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