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史林講壇”第八講,韓東育主講《朱舜水“拜官不就”與“明徵君”稱號》

欄目:會議講座
發布時間:2020-12-22 19:08:23
標簽:拜官不就、明徵君、朱舜水

原標題:朱舜水“拜官不就”與(yu) “明徵君”稱號

來源:澎湃新聞

來源: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初五日丙申

          耶穌2020年12月19日

 

本文整理自東(dong) 北師範大學副校長韓東(dong) 育教授的講座“朱舜水‘拜官不就’與(yu) ‘明徵君’稱號”,文稿已經主講人審定。該講座係由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主辦的“史林講壇”係列第八講,由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教授主持。

 

 

 

韓東(dong) 育教授博士畢業(ye) 於(yu) 東(dong) 京大學,現為(wei) 東(dong) 北師範大學副校長,東(dong) 亞(ya) 研究院院長,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學院委員會(hui) 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hui) 副主任委員,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委員會(hui) 委員。研究方向為(wei) 日本史、東(dong) 亞(ya) 思想史和東(dong) 亞(ya) 國際關(guan) 係史。著有《從(cong) “脫儒”到“脫亞(ya) ”: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等多部專(zhuan) 著,在國內(nei) 外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百餘(yu) 篇,主持中外研究項目十餘(yu) 項。

 

 

 

講座現場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魯嶼,號舜水,浙江餘(yu) 姚人。明亡後,他以恢複明室為(wei) 職誌,海外經營多年,曾多次赴日“乞師”,最終於(yu) 1659年定居日本。根據史料記載,明清鼎革後,朱舜水主要以舟山為(wei) 中心,出入於(yu) 日本與(yu) 安南之間達十五載之久。

 

朱舜水在流亡日本後把中國明朝滅亡的教訓和盤托給了日本。由於(yu) 他去的地方是水戶藩,水戶是日本的“禦三家”之一,掌控著國內(nei) 的意識形態和海外情報,所以在朱舜水托出明朝滅亡教訓後,日本高度重視,並開始了改變戰略布局的過程。曾在日據台灣地區出任總督府“民政局長”、後來到東(dong) 北出任“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在稻葉君山所輯《朱舜水全集》序言中認為(wei) ,如果沒有朱舜水,大概就不會(hui) 有二百年後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原先和中國一樣主張“朱子學”,“朱子學”雖然觸及到了“第一哲學”,但在動輒“擁抱宇宙”的理論構圖中,有時空話較多。雖然日本之前也有“務實”的傳(chuan) 統,但是在朱舜水“明清鼎革”的“現身說法”下,日本思想界開始朝實務主義(yi) 方向展開了整體(ti) 性調整。《大日本史》就是在德川光圀接納朱舜水之後係統編撰的。其中,像中國《左傳(chuan) 》中的“君子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之類的道德評價(jia) 文章在《大日本史》中原來也有,被稱為(wei) “讚藪”,但最後在定稿時,這些道德評價(jia) 則被全部祛除,別為(wei) 另冊(ce) ,隻保留了“寫(xie) 實”的部分。寫(xie) 實主義(yi) 的筆法,嚴(yan) 格意義(yi) 上說是朱舜水帶去的,因為(wei) 明朝的滅亡就是源於(yu) 知識界的“虛學”和“黨(dang) 爭(zheng) ”,是思想理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務實學風所致。正因為(wei) 如此,朱舜水才有過十二次之多的“拜官不就”。但是,其屢被征辟時所獲得的“明徵君”稱號,卻有效地幫助他度過了海外轉徙流亡時的劫難。這也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反映了前近代東(dong) 亞(ya) 各國間的禮樂(le) 關(guan) 聯和地政結構。

 

朱舜水是“浙東(dong) 學派”人士,他自稱“生於(yu) 越而貫於(yu) 吳”,在蘇州一帶學習(xi) 過園林技術,到日本後還規劃重建了“小石川後樂(le) 園”。他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動手能力的知識人。他的號“舜水”,指的是他出生地餘(yu) 姚的一條江——姚江。朱舜水到日本後,他的“恩公”德川光圀為(wei) 表尊重想為(wei) 其取一號,朱氏便想到了家鄉(xiang) 的舜水。餘(yu) 姚有嚴(yan) 子陵、王陽明、朱舜水和黃梨洲“四大名賢”。為(wei) 何朱舜水在國內(nei) 名氣不大、到日本後卻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等問題,值得研究;他所提供的思想路數曾構成過日本走向維新變革的潛在動力一事,尤其值得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朱舜水客居日本時期,中日之間的關(guan) 係主調並非民族主義(yi) ,而是中華主義(yi) 。

 

 

 

韓東(dong) 育教授的《從(cong) “脫儒”到“脫亞(ya) ”: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書(shu) 影

 

然而,生當明朝末年的朱舜水,對家國的心情卻十分複雜。首先,朱舜水非常愛大明。1644年明清鼎革後,朱舜水便開始了海外漂泊的生涯。他在舟山、長崎、安南等地穿梭了近十五載,最後選擇去長崎定居。在越南時,當地人隻把他用作識文斷字的寫(xie) 手,甚至還把他當成了相麵先生,這使他在絕望之餘(yu) ,決(jue) 計離開那裏。而定居日本後,他發現,“三代之道”似乎已不在中國而在日本,關(guan) 鍵在於(yu) 日本人如何去努力和實踐。這是對日本人的鼓勵,因為(wei) 當時“中華”的價(jia) 值具有國際性普遍意義(yi) ,代表著領先和進化。朱舜水在海外遊走的目的之一是結交海外商人、籌集錢財以“反清複明”。在多年無果後,才決(jue) 定去日本“臥薪嚐膽”,從(cong) 長計議。到日本後他教書(shu) 授徒,將自己的思想傳(chuan) 遞給《大日本史》的編撰者。朱舜水在海外“經營”的全部目的固然是躲避朝廷“征辟”、“經營外邦而資恢複之勢”、“赴日為(wei) 王翊借恢複之兵”和“遂蹈海全節之誌”等,可其中,其躲避朝廷“征辟”的“拜官不就”行為(wei) 與(yu) “深愛大明”之間,卻表現出了明顯的知行悖論。

 

在水戶的德川博物館裏,有沉睡了三百年之久的大量珍貴資料。韓東(dong) 育教授在調研中,發現了一份“監國魯王”朱以海寫(xie) 給朱舜水、要求他回到自己身邊幫助恢複明朝的敕書(shu) 。嚴(yan) 格意義(yi) 上說,這屬於(yu) “再發現”,因為(wei) 該敕書(shu) 曾於(yu) 1912年在東(dong) 京被展出過,但之後卻不知去向。“發現”此物後,學者們(men) 一邊撰寫(xie) “祭文”去朱舜水墓前祭奠,一邊在湯島聖堂舉(ju) 行發布會(hui) ,紀念重要“文化財”的重現。正是這件能充分證明朱舜水“明征君”身份的敕書(shu) ,才在他差點被越南人殺頭之際,僥(jiao) 幸躲過了一劫,所以朱舜水生前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平素秘不示人,直到去世後才被學生發現。第一次被展出時,亡命日本的康有為(wei) 曾寫(xie) 過一封賀信。而1913年李大釗在看到“魯王”敕書(shu) 後,還寫(xie) 了《朱舜水之海天鴻爪》一文。

 

 

 

《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書(shu) 影

 

朱舜水在明朝期間甚至在流亡過程中曾數次被明廷“拜官”。他是因深愛大明才亡命海外的,但為(wei) 何又不肯在明任官?在收到“魯王”敕書(shu) 後,他又為(wei) 什麽(me) 明知“敕書(shu) 降自舟山”而不去舟山,卻繞道去了日本?對於(yu) 這些現象,韓東(dong) 育教授做出了以下解釋:一、朱舜水出於(yu) 自保的需要和無力回天的現實;二、朱舜水對晚明政治沒有認同;三、朱舜水對明朝的“官學”已經失去信心。在《中原陽九述略》的第一段《致虜之由》中,他認為(wei) 明朝將滿洲貴族招致中原是因為(wei) 國家內(nei) 部的意識形態之爭(zheng) ,即“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wan) 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他在文中發出“時日曷喪(sang) ,及汝偕亡”的感慨,這是商周鼎革時商人倒戈的情形。最後朱舜水寫(xie) 道:“……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泄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將責任歸咎於(yu) 掌握意識形態者的“空談誤國”。這是朱舜水在日本寫(xie) 的,所以日本人也就最先知道明朝滅亡的原因。這比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林上珍的《滿清有國論》,要早14年。

 

當時由於(yu) “鎖國”,長崎並不允許外國人定居,經人介紹,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順對朱舜水進行了為(wei) 時不短的觀察。小宅生順認為(wei) 朱舜水很有學識,並且手持明朝滅亡的“密鑰”,就將其引至江戶和水戶居住。朱舜水在日本寫(xie) 下過“大道之行也,與(yu) 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私計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wei) 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ju) 而措之耳”等話。這當是浙東(dong) 學派“實學”精神的體(ti) 現。此事對德川光圀鼓舞很大。當時日本有一本書(shu) 叫《華夷變態》,記錄了明清鼎革事件的許多細節。朱舜水自是有著濃厚華夷情結的人物,正因為(wei) 如此,他才在對比之後認為(wei) ,日本能成為(wei) “中華”,而當時的越南則仍是“蠻夷之地”。

 

朱舜水“拜官不就”的原因是他認為(wei) 明朝政治腐敗、學術尚虛,一切都已無可救藥。朱舜水雖然對明朝感情深切,但已無力救助,隻能寄希望於(yu) 在海外發現“中華”,並將所有經營之功都用在了日本。韓東(dong) 育教授認為(wei) 這一過程對“中華”本家沒有什麽(me) 好處,但對日本有用。日本認真進行了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在內(nei) 的全方位改革,當然也在自身強大之後回過頭來挑戰了中國。後來有人戲稱中國有“二子”,朝鮮乃“孝子”,而日本乃“賊子”。朱舜水希望找到“真中華”,並用以挽救明朝。後來在甲午戰爭(zheng) 時,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曾在檄文中鼓吹中國與(yu) 日本乃“同文、同種、同教、同俗”,日本是作為(wei) “中華”來“解放”大明的而不是侵略,呼籲中國人要放棄抵抗,以免“為(wei) 明先君所笑”。最初朱舜水將自己對明朝的失望轉化為(wei) 對日本的希望,後來經過代代學生的轉化,發展出了各種觀念。從(cong) 後藤新平的話語看,明治維新的很多種子也應該是由朱舜水埋下的。

 

韓東(dong) 育教授認為(wei) ,不宜將朱舜水視作“賣國者”,因為(wei) 當時並沒有現代意義(yi) 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麵對所謂“華夷變態”,朱舜水不過是試圖通過文化上的分類在找尋“真中華”。日本曆史上有這樣的傳(chuan) 統,在宋元鼎革之際,日本人“舉(ju) 國茹素”即不吃肉,以示對宋朝的哀悼。就是說,日本有“親(qin) 南疏北”的習(xi) 慣,對“夷狄”等“騎馬民族”保有警惕,而對南中國則相對友好。因為(wei) 對朱舜水有這樣的曆史定位,所以,其在德川家的墓在今天也才能成為(wei) 中日文化因緣的紐帶和象征。

 

“明征君”中的“征”指“征辟”和“擢官”。朱舜水常用這個(ge) 詞表示自己是被明廷征召做官之人。“征君”的名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障其超越國界的尊嚴(yan) 。“明征君”的身份使得朱舜水在日本和越南都備受敬重。前麵講過,當朱舜水在越南被押解刑場時,他稱自己是“明征君”,並將文書(shu) 交予當地官員,於(yu) 是才保住了性命。此外,“征君”的權威價(jia) 值一旦為(wei) 列國所知,還能給稱號所有者帶來不小的便利。第三,“征君”稱號有隱蔽價(jia) 值,有利於(yu) 朱舜水流亡國用來做地緣政治考量。這個(ge) 價(jia) 值體(ti) 現在,朱舜水雖然表麵上是“亡國之臣”,一無所有,但是人們(men) 通過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優(you) 遇,可以反知明朝的餘(yu) 威,因為(wei) 明朝曾是冊(ce) 封過足利義(yi) 滿為(wei) 日本國王的“上國”。朱舜水雖然不想出任明朝官員,但是出國後卻發現了“明征君”身份的重要性。這是他矛盾心態的體(ti) 現。

 

明朝滅亡後,很多中國人赴日“乞師”,日本人也曾有過動搖,但是認為(wei) 清朝“其鋒不可犯”,遂作罷,改為(wei) 財物上的支持。當時明朝貨幣在日本是“硬通貨”,來“乞師”者於(yu) 是收到了大量“洪武錢”。當然也有“求援者”去日本幹過許多不光彩的事,有的還被黃宗羲寫(xie) 進了《日本乞師記》與(yu) 《海外慟哭記》中。日本人起初還有更多幫助明人的想法,可當看到某些乞師者的種種劣跡後,乃因失望而作罷。當時的情景,也驗證了朱舜水在《中原陽九述略》中的某些深刻自省。

 

在水戶還發現了《鄭成功贈歸化舜水書(shu) 》。鄭成功本名鄭森,字大木。他也知道朱舜水遠赴長崎,“一別萬(wan) 裏”,希望能與(yu) 之攜手為(wei) 恢複明朝做貢獻。但朱舜水並未回信。當時流亡海外者也試圖互相聯絡。梁啟超曾專(zhuan) 門研究了朱舜水,編寫(xie) 過《朱舜水先生年譜》,並說:“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陽九述略》一篇,內(nei) 分‘致虜之由’、‘虜禍’、‘滅虜之策’等條。末題‘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謹述’。此外,《文集》中關(guan) 於(yu) 這類話很多。這類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著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yu) 近二十年的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清末再次出現反清運動時提出了“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這曾是朱元璋使用過的口號,孫中山後來在內(nei) 田良平家中開會(hui) 時所拈出的十六字口號中這頭兩(liang) 句,據說還受到了日本人的有意影響。

 

總之,朱舜水不願做官又不舍征君身份,誌在恢複中華卻把希望寄托給日本,凡此種種,都反映了那個(ge) 時代的複雜性和舜水本人的內(nei) 在糾葛。朱舜水是中華價(jia) 值的崇奉者,但明朝當時已無藥可救。這恐怕才是他屢次辭官並到日本去找尋中華“真精神”和“真靈魂”的真實原因。然而,朱舜水務實的浙東(dong) 學術精神,畢竟在異域結出了果實,梁啟超甚至認為(wei) ,“舜水之學不行於(yu) 中國,是中國的不幸,然而行於(yu) 日本,也算人類之幸了”。如果就民族國家的語境來觀察朱舜水,那麽(me) 他應該是一個(ge) “灰色人物”。但是若返回到前近代,則朱舜水隻是一介希望尋回“中華”價(jia) 值的文化人士。關(guan) 於(yu) 朱舜水的研究,韓東(dong) 育教授已經撰寫(xie) 了《朱舜水在日活動新考》、《朱舜水在日活動再考》和《朱舜水“拜官不就”與(yu) “明征君”稱號》等文,將來可能會(hui) 編為(wei) 一冊(ce) 。

 

 

 

朱舜水在日本的紀念碑

 

朱舜水作為(wei) 一個(ge) 幾乎身無分文之人,在日本贏得很大尊重。現今在日本還有朱舜水帶去拉麵、菜肴等說法,可見他影響極大,值得從(cong) 他身上研究“中國人與(yu) 日本人相處之道”。並非“低三下四”就會(hui) 被日本人尊重,朱舜水就並未如此。他經常指責日本人的不足之處,但又肯定其繼續發展有機會(hui) 成為(wei) “中華”的可能。為(wei) 了鼓勵日本人,他也自稱“夷狄”,並引用孟子“舜……東(dong) 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得誌行乎中國……”的說法,指出隻要有“德”,便不必計較出身與(yu) 血統。所以後來元朝、清朝也通過這種說法解釋。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朱舜水幫助日本人摘掉了“夷狄”的帽子,並告訴他們(men) 明朝滅亡的教訓。於(yu) 是日本人“輕裝上陣”,開始整體(ti) 改造,最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西方來了,他們(men) 才知道“道出於(yu) 二”。中國有“道”,而西方又有“道”,(當時的)中國之“道”在文武方麵皆不如西方之“道”,所以需要學習(xi) 。所以朱舜水對日本真正的意義(yi) 大概是在明治維新以後。而在此之前“實學”的奠基是一個(ge) 長期的思想解放過程,這大概就是朱舜水帶去日本的。當時日本有荻生徂徠,他比朱舜水年輕,但是常與(yu) 後者的學生們(men) 文通,受到了很多其思想影響。而伊藤仁齋想見朱舜水而未遂,但他們(men) 互相讀過彼此的文章。還有同為(wei) “古學派”的山鹿素行,也與(yu) 朱舜水之間有過詩文往來。日本的“古學派”就被稱為(wei) “實學”,而朱舜水帶去了“浙東(dong) 學派”的務實思想,朱舜水和荻生徂徠為(wei) 自己學生推薦的書(shu) 目幾乎如出一轍。

 

韓東(dong) 育教授認為(wei) ,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前“日本的明治維新源於(yu) 西方人到來後的突然爆發”是一個(ge) 誤讀。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一百五十餘(yu) 年的自我調整,而這有相當明顯的朱舜水的痕跡。由於(yu) 對明治維新的誤讀,中國人可能認為(wei) 日本是“暴發戶”。但如果將這段思想解放運動結合考慮,其實日本發生明治維新並不突然。在西方人的遊記中提及他們(men) 與(yu) 日本人的想法一致,而這種情況在中國幾乎不可能。所以日本當時尚不發達,但價(jia) 值觀與(yu) 西方趨同,這很重要。所以不能認為(wei) 日本近代化的“絕對時間”始於(yu) 1868年。

 

朱舜水帶來了啟示。有些人帶著恢複家國的情懷,遠赴異鄉(xiang) ,並激活了當地,使日本成了中國的“天敵”。日本也經常“搖擺”:在一萬(wan) 日元上印著福澤諭吉,此人提出了“脫亞(ya) 論”;但日本宣布2024年開始流通的新版日元要將這個(ge) 頭像改為(wei) 澀澤榮一,此人提出“《論語》”加“算盤”的結合,前者代表中國,後者代表西方,這可能是向中國靠近的信號。如今中國各民族共同繁榮,應當從(cong) “民族之爭(zheng) ”回歸“文化之爭(zheng) ”。中國最初提出“華夷秩序”,建立“封貢體(ti) 係”,是因為(wei) 當時提供了外人不具備的公共資源,而現在拿什麽(me) 去做貢獻值得重新思考。朱舜水之所以在日本等地憑借“明征君”的稱號能夠平安無事,是因為(wei) 當地已經高度認可“中華”價(jia) 值。朱舜水之學行於(yu) 日本,算是人類之幸。現在學界已經開始整理他的材料,這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益,也是中日之間的紐帶。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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