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三策”應在元光五年辨正

作者：趙秀金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作者簡介：趙秀金（1964－），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學院  圖書(shu) 館，副研究員。

摘要：“天人三策”發生的時間，必須立足文本和史實進行考辨。漢武帝對董仲舒的策問，與(yu) 元光五年對公孫弘的策問主旨一致，而且“天人三策”是同一主旨的問答係列；文本裏的史實，放在元光五年理解也無障礙，所以董仲舒“天人三策”應在元光五年。董仲舒因言皇家災異天命而下獄，這個(ge) 話題卻又是幾年後漢武帝三次策問的重點，“不敢複言災異”的董仲舒隻能答非所問，文不對題，使“天人三策”變成“教化三策”。至於(yu) 元光五年之外的對策時間都不妥當，有據可證。尊崇儒學的心態使班固曲意前置了對策時間，導致後代誤解。

關(guan) 鍵詞：董仲舒；天人三策；元光五年；策問；儒學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對策時間，一直是學界爭(zheng) 論不休的難題。

這三策不出於(yu) 司馬遷《史記》，最先引用的是班固的《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班固應該清楚對策時間，卻說得含糊：“武帝即位，舉(ju) 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凡是武帝初即位時的對策，《漢書(shu) 》都有“初”這樣的副詞限定[1]，班固隻泛泛說“即位”，並沒有肯定在初年。

不在初年，在哪一年？因為(wei) 漢武帝下詔對策和對個(ge) 人問策有很多次，董仲舒參加了也不止一次，於(yu) 是對策的具體(ti) 年限就成了疑點。後代學者就有了諸多考論，如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元光五年、元朔五年諸說法[1-3]。本文立足“天人三策”文本和曆史旁證，確定其對策時間隻在元光五年（前130年）。

一、第一策問“天命災異”主題，與(yu) 武帝元光五年策問一致

確定董仲舒的對策時間，最權威證據應來自漢武帝的策問。考慮到漢武帝大規模策問的主題應該很少重複，在“天人三策”時間不清的情況下，尋找《史記》或《漢書(shu) 》裏武帝的同主題策問很重要。

很巧，同主題策問就在《漢書(shu) ·公孫弘傳(chuan) 》，時間在元光五年[4]。

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yi) 、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ye) ，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xing) 何如？

對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問：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xi) 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le) ，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2]

顯然，二者大同小異，都是問天人感應、災異符瑞的。“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詞異而意同。可以推定，元光五年董仲舒以博士身份參加了賢良對策[3]。但二者文辭差異較多又怎麽(me) 解釋？能證明一定是同一次武帝策問嗎？

從(cong) 地下史料的物證，今人已能確定班固引用詔書(shu) ，有變通文辭的喜好。有文物考古學者對懸泉漢簡與(yu) 《漢書(shu) 》所引詔書(shu) 文字比較，以鐵證判定“班固在編撰《漢書(shu) 》時有對原有詔書(shu) 文字的刪減和再編輯”，“增加了詔書(shu) 的文學性，使詔書(shu) 用詞華美、立意深遠，透視出皇帝用詞用語的恢宏壯觀”[4]。

因為(wei) 詔書(shu) 都是“製誥”，出自禦用文人之手，班固對於(yu) 皇帝詔書(shu) 並沒有後代金口玉言的敬畏。而且，《漢書(shu) 》隻在董仲舒、公孫弘兩(liang) 人的對策前用“製曰”，而非“詔曰”，不同尋常[5]。可以推定，董仲舒“天人三策”第一策策問與(yu) 公孫弘元光五年策問的言辭差異，是局部性的而非整體(ti) 性的。對比董仲舒和公孫弘兩(liang) 人傳(chuan) 記的武帝策問全文，既有班固增加詔書(shu) 文學性的可能，也有班固緊縮原文的可能。因為(wei) 班固是史學大家，他的書(shu) 稿還要經皇帝審閱，對史料雖有修飾，但絕不會(hui) 改變策問主旨。

既然董仲舒第一策的武帝策問與(yu) 《漢書(shu) ·公孫弘傳(chuan) 》的策問主題一致，關(guan) 鍵文辭相似，可以確定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應在元光五年。

二、“天人三策”是元光五年的同一主題問答係列

僅(jin) 確定了第一策時間，還不能肯定第二策、第三策一定隨在後麵。應從(cong) 班固編輯過的武帝策問和董仲舒對策的內(nei) 部關(guan) 係，看是否前後連貫為(wei) 整體(ti) ，以確定三策進行時間。

第二策，是緊跟第一策的。班固說：“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複冊(ce) 之曰。”看來董仲舒的第一次對策被重視，然後又被策問。但武帝對第一次賢良們(men) 的對策並不滿意，問是什麽(me) 原因，並鼓勵直言：“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yu) 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yu) 今而難行，毋乃牽於(yu) 文係而不得騁與(yu) ？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yu) ？各悉對，著於(yu) 篇，毋諱有司。”

這次策問的重點是，朕盡心盡力了，天下仍然一片亂(luan) 象：“今朕親(qin) 耕藉田以為(wei) 農(nong) 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yun) 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luan) ，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因此，漢武帝要詢問古今治理辦法怎麽(me) 貫通起來。

第三策，是繼續追問天人感應的，照應前麵兩(liang) 次策問，這次，更明確天人感應和陰陽吉凶。

製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於(yu) 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yu) 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yu) 陰陽所以造化，習(xi) 於(yu) 先聖之道業(ye) ，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yu) ？聽若眩與(yu) ？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luan) 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詩》不雲(yun) 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qin) 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班固解釋接著第二策“於(yu) 是天子複冊(ce) 之”引出第三策。三策環環相扣，都是圍繞天人感應、災異符瑞來展開的，漢武帝在追問他的天命，即權力合法性。謂之“天人三策”，恰如其分[6]。

因為(wei) 主題一致，應是董仲舒和公孫弘一起參與(yu) 了對策，之後漢武帝繼續策問，董仲舒作為(wei) 《公羊傳(chuan) 》的資深博士繼續參與(yu) 對策，直到第三策。由於(yu) 問答連貫性強，時間緊湊，前後照應，可推知這是開始於(yu) 元光五年在不長時間內(nei) 完成的係列對策[7]。

至於(yu) 其他年份的漢武帝策問，比較重要的是元光元年五月，那次對策的結果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董仲舒正式受到漢武帝的賞識。不過那次策問的重點是：

嗚乎，何施而臻此與(yu)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xing) 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yu) 偉(wei) 與(yu)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e) 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yu) 古今王事之體(ti) ，受策察問，鹹以書(shu) 對，著之於(yu) 篇，朕親(qin) 覽焉。（《漢書(shu) ·武帝紀》）

核心問題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e) 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與(yu) “天人三策”第一策的問題，即天人感應的吉凶符瑞，沒什麽(me) 相似度；與(yu) 第二策問相比，缺少憂患意識；與(yu) 第三策問更沒可比性。所以天人三策肯定不是在元光元年進行的。

從(cong) 策問主題、詔書(shu) 前後連貫性和班固的連接文字，可確定“天人三策”是在元光五年依次進行的。

三、“天人三策”幾處史實疑點，在元光五年都能解釋

三策文本提及的曆史事實，也支持元光五年對策的可能性。很多學者的質疑，都可得到解釋。

第一策的“今子大夫褎然為(wei) 舉(ju) 首”。從(cong) 班固善於(yu) 修飾詔書(shu) 文辭的特點來看，這“褎然為(wei) 舉(ju) 首”是溢美之詞，對董仲舒聲譽日隆的肯定，不證明這次問策被定為(wei) 第一名。

第一策的“今臨(lin) 政而願治七十餘(yu) 歲矣”。如從(cong) 秦亡，劉邦被封為(wei) “漢王”（前206年）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是77虛歲，也就是漢朝建政“七十餘(yu) 歲矣”，與(yu) 史實一致。

第一策屢次用“堤防”來比方教化。原文是：“夫萬(wan) 民之從(cong)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考《漢書(shu) ·武帝紀》元光三年（前132年），黃河決(jue) 口，發卒十萬(wan) 堵塞。兩(liang) 年後的元光五年，董仲舒以黃河決(jue) 堤為(wei) 背景，勸說漢武帝重視教化，才順理成章。

第二策的“今朕親(qin) 耕藉田以為(wei) 農(nong) 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武帝首次舉(ju) 行藉田儀(yi) 式，應在即位初期幾年[8]。勸孝悌，最早在建元元年[9]。崇有德，就是招攬人才，也是建元元年開始，後有多次舉(ju) 孝廉、招賢良行動。到元光五年，登基十年的漢武帝這樣自述然後提問才正常。

第二策的“夜郎康居，殊方萬(wan) 裏，說德歸誼”。夜郎歸附漢朝是在建元六年，到元光五年，已是事實。但康居國在漢成帝時才“遣子侍漢”，此處不排除班固增飾。

第二策的“今以一郡一國之眾(zhong) ，對亡應書(shu) 者”，與(yu) 元朔元年詔書(shu) “闔郡不薦一人”對應。但郡國很多，人才存量各異，朝廷征賢良時交白卷的郡國不一定就一個(ge) 或一次，不能臆斷。

第三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這個(ge) 建議是在三策多次強調教化的基礎上所作的結論。若在武帝初期，聲望不高的董仲舒想都不敢[10]，隻有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後駕崩之後才可能。這一年，雖然新丞相田蚡上任就罷黜黃老之學，剛從(cong) 監獄被武帝赦免的董仲舒驚魂未定，不會(hui) 再來一次“罷黜百家”的冒失建議。數年後的元光五年，在武帝壓製黃老之學成常態的時候，董仲舒進一步提出“獨尊儒術”才可能。

在元光五年的立足點上基本能正確解釋關(guan) 於(yu) “天人三策”的史實疑問。

四、建元六年後董仲舒“不敢複言災異”，元光五年對策可證

董仲舒的專(zhuan) 長是《公羊傳(chuan) 》，主要談論陰陽吉凶禍福、天人感應。沒料到被小人暗算並觸怒了漢武帝，遭了牢獄之災。董仲舒的弟子司馬遷這樣記載：

中廢為(wei) 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dong) 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shu) 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shu) ，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shu) ，以為(wei) 下愚。於(yu) 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yu) 是董仲舒竟不敢複言災異。（《史記·儒林列傳(chuan) 》）

“是時遼東(dong) 高廟災”就發生在建元六年，主父偃盜稿，應在元光元年之後，也就是董仲舒“出焉”之後[11]，正得意的董仲舒突然禍從(cong) 天降，從(cong) 此“竟不敢複言災異”，司馬遷決(jue) 不會(hui) 說老師的假話。

如果把“天人三策”確定在之後的元光五年，“不敢複言災異”高度準確。公孫弘在漢武帝問到天人災異祥瑞的時候，直接地拍武帝的馬屁，隻談祥瑞不談災異。《漢書(shu) ·公孫弘傳(chuan) 》記載：：

臣聞之，氣同則從(cong) ，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yu) 上，百姓和合於(yu) 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xing) ，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sang) 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shu)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yi) ，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而且，公孫弘提出了更實用的禮儀(yi) 為(wei) 主、賞罰為(wei) 輔、任官親(qin) 民的政治原則，所以被漢武帝親(qin) 自“擢為(wei) 第一”。作為(wei) 老一輩公羊學大師的董仲舒，卻不敢正麵回答最擅長的“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或“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的問題。在簡單搪塞了一些天人感應的套話之後，卻大談仁義(yi) 教化。王者應該“任德教而不任刑”。要得到祥瑞，必須設立太學、庠序等教化機構，以仁義(yi) 禮教化人民。在政治實用性上比公孫弘更迂遠，在擅長的天人之應上卻言不及義(yi) 。

董仲舒應該回答的，應是建元六年災異的判斷“至於(yu) 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也”[12]的深化，要說出喜歡神仙和上帝恩賜的武帝應有的符瑞和避災秘訣。但是談君權神授，必然涉及天帝警告帝王的災異。董仲舒因言災異獲罪招致牢獄之災後，不敢展開這個(ge) 話題，又不肯公孫弘那樣拍馬屁，於(yu) 是隻能敷衍塞責。漢武帝碰了釘子，所以第二次策問委婉一點，隻問：為(wei) 什麽(me) 我勤苦治理，效果不明顯？他是希望董仲舒能主動轉到天人感應的話題。豈料得到的回答是：“帝王條貫（求賢誅奸）同，然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觀點仍是辦學校，培養(yang) 和選拔人才教化人民。

教化，還是教化！董仲舒不肯乖巧一點自動轉到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武帝終於(yu) 惱火了，第三次連珠炮責問。這次董仲舒一麵誠惶誠恐謝罪解釋，一麵仍然閃避陰陽天命，說什麽(me) “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用不會(hui) 變天安慰武帝。而實際談的還是教化，不過提出帝王同時要積善，不與(yu) 民爭(zheng) 利，用夏朝的“忠”德，最後還來了個(ge)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順水推舟建議。問心有愧的漢武帝遇到這樣的老頑固也就認栽了，這時指望董仲舒講出《春秋繁露》那樣的天人感應的道理都難[13]。

結果是，漢武帝三次“天人之問”，得到了“教化三對”。董仲舒對策的文不對題，被古今學者嚴(yan) 重忽略和誤解[14]！這正是司馬遷轉述的“竟不敢複言災異”，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由此反證了董仲舒對策在元光五年的最大可能性。

五、元光五年之外的對策時間都不妥當

上麵證明了“天人三策”在元光五年可能，下麵證明其他年份不可能[15]。

首先，建元元年不可能有“天人三策”。班固就沒注明“初即位”，這一年十六歲即位的漢武帝，也不具備親(qin) 自對策的知識和心理準備。

《漢書(shu) ·食貨誌》：“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le) ，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劉徹剛過孔子的“誌於(yu) 學”年齡倉(cang) 促登基。這時策問肯定不會(hui) 觸及“天人三策”那樣高深的權力合法性問題。

那次對策，公孫弘失敗，董仲舒則成功，應是漢武帝認可了他的“公羊學”價(jia) 值[16]，所以被授官江都相。但這時候期待他高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給他個(ge) 膽子都不敢。因為(wei) 前兩(liang) 年轅固生的壞運氣還籠罩著朝廷[17]。漢武帝的太傅趙綰和王臧，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力主儒學反對黃老之學，稍一激進就很快被竇太後殘酷打壓[18]。青年漢武帝必須聽太皇太後的，他還不能獨立擔當。

朝廷的動蕩，雖沒牽扯到董仲舒，但是他也清楚自己的公羊學會(hui) 被厭惡，應該是主動辭官，從(cong) 江都回到長安，這就是司馬遷說的“中廢為(wei) 大夫”。

建元五年（前136年）也不可能有“天人三策”。這時竇太後已衰老病重，武帝20歲了，已具有理性思考能力。武帝這年設置了五經博士，專(zhuan) 治《公羊傳(chuan) 》的董仲舒應該被置為(wei) 公羊學博士。不過這時武帝還難以從(cong) 容探究權力合法性問題，一旦建元六年皇家祖廟火災，主父偃盜稿上奏，武帝沒多想就把董仲舒打入牢獄。雖然隨後赦免了他，但對董仲舒是致命的經曆。隨著竇太後崩，武帝旋即複用田蚡為(wei) 丞相，黜黃老，儒術反彈式報複。可是董仲舒心灰意冷了，不敢再談論天人感應的災異話題。

元光元年（前134年）也不可能有天人三策。這年武帝策問內(nei) 容不涉及陰陽符瑞，董仲舒正好不敢談天人感應。因為(wei) 對策優(you) 異，他恢複了名譽，和冤家對頭公孫弘一起被漢武帝賞識，並逐漸成為(wei) “舉(ju) 首”。

更晚的元朔五年（前124年）更不可能。雖然這年設置太學容易和董仲舒的三策內(nei) 容聯係起來，康居國臣服也在這幾年，但是都很牽強。如果真的在執政16年時對策，武帝還會(hui) 對天人感應那麽(me) 好奇嗎？肯定不會(hui) 。

可能性隻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證據就是公孫弘傳(chuan) 記裏的武帝詔書(shu) 主題，與(yu) 三策裏的第一策主

題相同。這年他的仕途熱情高漲了些，但是遇到了追問天人感應的苦差，隻能給出一個(ge) 文不對題的對策來。伴君如伴虎，他不敢拿性命再賭一把。

六、班固含糊前置三策時間，是尊儒的曲意回護

以上梳理論述，從(cong) 公孫弘、董仲舒同一策問可確定“天人三策”是元光五年進行的一個(ge) 係列對策，參與(yu) 對策的還有其他博士，但董仲舒是後來的關(guan) 鍵人物。其中涉及的事實都能在元光五年得到解釋，“不敢複言災異”在元光五年也符合司馬遷的記述，而且辨析元光五年之外的對策時間都不妥當。於(yu) 是可以定論：“天人三策”就開始於(yu) 元光五年。

也就是說，班固把三策時間置於(yu) 董仲舒任江都相之前，是明顯的超前。但因為(wei) 有司馬遷的明確記載，班固雖然有意從(cong) 元光五年前置到做江都相之前，也不敢背離客觀真實具體(ti) 到“武帝即位初年”，而是含糊地說“武帝即位”，並繞了一個(ge) 彎子“舉(ju) 賢良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他的意願是在武帝剛繼位的建元元年。

班固為(wei) 什麽(me) 有意誤導？因為(wei) 他所處的東(dong) 漢，儒學已成主導。班固想為(wei) 儒家地位溯源，希望找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個(ge) 全能學者，公孫弘學術不行，田蚡在儒學上又沒什麽(me) 建樹，最佳人選就是董仲舒。於(yu) 是含糊地把“天人三策”提到盡量早的時間，以顯示董仲舒的先知膽量和“群儒首”的地位。其實這樣做，忽略了武帝初期儒學的艱難處境，主觀拔高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勇敢。

幸虧(kui) 班固還沒違背史家良知，基本沒塗改內(nei) 文，否則後代很難還原真相。有人要問，對這一重要對策，董仲舒的學生司馬遷為(wei) 何隻字不提？這和司馬遷的尚黃老思想有關(guan) ，他寫(xie) 當今聖上漢武帝，隻寫(xie) 他怎樣迷信神鬼感應，不提他的功績，對天人感應的策問當然沒興(xing) 趣。何況他的老師言災異惹禍，不敢複言災異，文不對題的對策有什麽(me) 好炫耀的？所以有意缺失一筆。

很可惜，到了宋代儒學複興(xing) 時期，司馬光要“鑒前世之興(xing) 衰，考當今之得失”，更急功近利，把班固含糊的意願挑明坐實了。在《資治通鑒·漢紀九》直接斷言董仲舒對策時間是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又在《通鑒考異》以《漢書(shu) 》材料相互質證，其貽害至今，給曆史還原帶來很大困難。

今天學者要做的，是根據《史記》和《漢書(shu) 》史料盡量還原曆史。不但要考據，還要尊重文本主題進行總體(ti) 研究，才能辨別出元光五年漢武帝、董仲舒之間問答的真相[19]。

參考文獻：
 
[1]郝建平.近30年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究綜述[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4):103-107.
 
[2]郭炳潔.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研究綜述[J].史學月刊,2015(8):105-112.
 
[3]丁四新.近四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究的三個階段[J].衡水學院學報,2019(3):10-17
 
[4]李迎春.公孫弘第二次賢良對策時間考[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3):64-67.
 
[1]《漢書·公孫弘傳》就很明確：“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征為博士。”
 
[2]《漢書·董仲舒傳》。凡本文引用“天人三策”原文均出自本傳。
 
[3]《漢書·公孫弘傳》記載：“時對者百餘人。”董仲舒參與其中理所當然。對策是略帶選拔性的政治谘詢活動。
 
[4]學者張俊民談到，懸泉作為漢代重要的郵驛機構具有榜示詔書的職能。通過比較出土漢簡和《漢書》所記詔書文字的異同，發現班固在編撰《漢書》時進行了文學性加工。作者係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研究室專家，其言可信。班固對同一策問主題在不同人的傳記裏措辭有異，也就容易理解。張俊民《懸泉漢簡與班固<漢書>所引詔書文字的異同》（《文獻》2013年第2期）。
 
[5]《漢書·郊祀誌》第五上：“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裏社各自裁以祠。製曰：‘可。’”顯示這“製曰”很隨便。帝王紀的各篇，下詔都是“詔曰”。隻有《董仲舒傳》《公孫弘傳》前麵解釋“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上策詔諸儒”，後麵卻都加一個“製曰”，而非“詔曰”，更顯示策問可以增飾。
 
[6]三次對策，被宋代之後學者稱為“天人三策”，是抓住了武帝策問的根本的。參見趙羽《“天人三策”篇名與文體考辨》（《青海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7]認為三策順序有誤，或者班固強拉硬扯在一起的，不乏其人。餘建平《“天人三策”文本順序考辨——兼論董仲舒賢良對策之年代》（《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8]漢武帝舉行藉田儀式，可考的是在很晚的征和四年春三月，耕於钜定，是快駕崩的時候。應該是班固有漏載。因為文帝即位在第二年春正月就藉田親耕，文帝十三年又親耕勸農。武帝的繼位者昭帝，在即位第一年就勤耕於鉤盾弄田。武帝在元光五年前也藉田親耕，是應有之事。參見《漢書》卷一至卷十二各個帝王紀。
 
[9]《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詔曰：‘……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闋焉，朕甚哀之。’”
 
[10]當時董仲舒不過一個普通博士，在景帝時任命的，到武帝時代作為賢良對策後，才逐漸成為公羊學專家之一，另一個是老資格的胡毋生。參見《漢書·儒林傳》。
 
[11]建元六年六月發生的高廟災異，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主父偃入關進長安，晉見將軍衛青。前後間隔時間不長，所以司馬遷用了一個“是時”。因為元光元年五月董仲舒對策成功，故竊稿下獄應在這之後。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12]董仲舒對皇家災異的推斷很大膽，甚至用“天災若語陛下”的神媒口氣教訓皇帝。見《漢書·五行誌》卷27。
 
[13]感應學說是董仲舒建構天道信念和天道哲學的神經中樞。漢武帝問的就是這個核心問題。見餘治平《天人感應的發生機理與運行過程——以《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為文本依據》（《衡水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14]徐複觀認為，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現實政治問題為主，他的天的哲學，在力求概括中反居於不太重要的地位”是察覺了異常的。見徐複觀《兩漢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頁）。
 
[15]許多學者提出的觀點，不能自圓其說。郭炳潔《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研究綜述》（《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
 
[16]《史記·儒林列傳》：“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說明董仲舒的儒學地位，是在漢武帝建元元年逐漸被公認的。
 
[17]《史記·儒林列傳》：“今上初即位，複以賢良征固。”轅固生，這個被竇太後羞辱發配到清河國去的老頑固儒生，時年九十歲，也被武帝征召來了。標誌著儒學的複興，但也是乍暖還寒時候。
 
[18]《史記·儒林列傳》：“上（武帝）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19]也有學者猜到了最合適的時間是元光五年，但證據不足。李迎春《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時間考》（《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劉國民《董仲舒對策之年辨兼考公孫弘對策之年》（《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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