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貴於(yu) 行之，而不貴於(yu) 知之”

——司馬光的治學之道

作者：張林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月十八日己卯

          耶穌2020年12月2日

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從(cong) 政上，主持編寫(xie) 了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體(ti) 史書(shu) 《資治通鑒》，成書(shu) 294卷，曆時19年完成，貫通古今。官居尚書(shu) 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被世人推崇備至，“求之曆代亦不可多得”。司馬光能夠取得這樣大的成就，可以說與(yu) 其多年的讀書(shu) 治學思想有密不可分的關(guan) 係。

“手不釋書(shu) ，至不知饑渴寒暑”的讀書(shu) 態度

司馬光知識淵博，學問精深。《宋史·司馬光傳(chuan) 》中記載：“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wei) 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說他少年老成，7歲時就能懂得《左氏春秋》的大道理，擁有很強的學習(xi) 理解能力。其實，小時候的司馬光對自己的智力並沒有什麽(me) 自信，常常擔心自己的記憶力不如別人。朱熹在編輯的《三朝名臣言行錄》中就記載：“司馬溫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xi) ，眾(zhong) 兄弟既成誦，遊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司馬光在和眾(zhong) 兄弟們(men) 一起讀書(shu) 時，等到其他人都能夠背熟古文去玩耍了，唯獨隻有他還在繼續背誦，一直要到能夠背過為(wei) 止。

司馬光曾言：“書(shu) 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yi) ，所得多矣。”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司馬光對其讀書(shu) 心路曆程的自述，道盡了他讀書(shu) 背後鮮為(wei) 人知的辛酸。司馬光為(wei) 了克服偷懶嗜睡的惰性，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用來讀書(shu) 學習(xi) ，他給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臥具：一張堅硬的木板床和一個(ge) 圓木枕頭。用圓木當枕頭，在木板床上，隻要睡覺的時候，頭稍微一動，圓木就會(hui) 滾落開來，頭就會(hui) 直接觸及木板床，這樣人也就會(hui) 從(cong) 睡夢中驚醒，緊接著起床繼續讀書(shu) 。司馬光對這種“驚醒”方式非常滿意，特地給圓木枕頭起了個(ge) 名字，叫做“警枕”，久而久之，有了自創的“警枕”讀書(shu) 法的加持，司馬光也養(yang) 成了“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刻苦讀書(shu) 的習(xi) 慣。

“刪削冗長，舉(ju) 撮機要”的著書(shu) 方法

司馬光治學的重點是史學，他自言對史書(shu) “自幼至老，嗜之不厭”。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獨寵王安石，全力支持他變法，對於(yu) 反對變法的人加以排斥，尤其是司馬光的同僚兼好友範鎮因直言上書(shu) 王安石的變法之策是“殘民之術”而被罷官後，司馬光自感“了卻君王天下事”“解君之憂”無望，便自請外放，出任地方官。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準他到西京洛陽禦史台工作，實則要他安心賦閑，不問政事。就這樣，司馬光在洛陽“獨樂(le) 園”一住就是15年，在洛陽期間，司馬光奉詔收集編寫(xie) 曆代君臣的事跡。在此基礎上，他主持編寫(xie) 了《資治通鑒》《稽古錄》等多卷本史書(shu) ，很好地展現了司馬光的著書(shu) 方法和治學風格。

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記載了編著該書(shu) 的初衷：“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yu) 人主，日有萬(wan) 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ju) 撮機要，專(zhuan) 取關(guan) 國家興(xing) 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wei) 法，惡可為(wei) 戒者，為(wei) 編年一書(shu) ，使先後有倫(lun) ，精粗不雜。……上起戰國，不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自司馬遷著《史記》、班固寫(xie) 《漢書(shu) 》以來，史書(shu) 文字太多，普通讀書(shu) 人都不能讀盡；何況對於(yu) 日理萬(wan) 機的皇帝來說，更沒有空閑時間去看。他希望能從(cong) 文字眾(zhong) 多的史料中取其精華，編成一書(shu) ，務為(wei) 可用，於(yu) 軍(jun) 國政事有益。

除了《資治通鑒》以外，司馬光又編集了《稽古錄》，該書(shu) 包括《稽古錄》《曆年圖》《國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記》3個(ge) 部分，共計20卷，記錄了從(cong) 遠古時代到宋英宗時期曆朝曆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評論，都是關(guan) 乎國家治亂(luan) 興(xing) 亡的剖析。後人都對此書(shu) 評價(jia) 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兒(er) 讀六經了畢，即令接續讀去亦好”。清代《四庫全書(shu) 》評論道：“朱子甚重其書(shu) ，嚐曰‘可備講筵，續六經讀之’。雖推之未免太過。然觀其諸論於(yu) 曆代興(xing) 衰治亂(luan) 之故，反覆開陳，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誠不悖於(yu) 六經。《通鑒》文繁，猝不易究，是編言簡而義(yi) 該，洵讀史者之圭臬也。”後人將《稽古錄》稱之為(wei) 《資治通鑒》的姊妹篇。

從(cong) 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馬光著書(shu) 治學的一些風格。首先，著書(shu) 的目的性非常強，就是要“鑒於(yu) 往事，有資於(yu) 治道”“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司馬光以曆史的得失作為(wei) 鑒戒，提供給最高統治者作為(wei) 治國理政的參考。其次，著書(shu) 資料搜集要充盈。史料記載司馬光在動筆寫(xie) 曆史事件之前，都要先廣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筆記等，然後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辨析史料的真偽(wei) ，以時間為(wei) “綱”，以事件為(wei) “目”，務求將事件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據說當時經他修改過的書(shu) 稿堆滿了2間屋子。最後，著書(shu) 語言要簡潔明了，簡單易讀。司馬光要求在編寫(xie) 中“刪削冗長，舉(ju) 撮機要”，史料和事件編排上有所取舍，專(zhuan) 門撿取關(guan) 係國家興(xing) 亡、百姓生計的大事，編為(wei) 一書(shu) 。

“務為(wei) 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的行文特點

除了史學上的成就，司馬光在詩詞、散文和雜文上的造詣也頗深。司馬光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完成階段，即革除五代舊習(xi) 、擺脫西昆體(ti) 的形式主義(yi) 及浮華輕靡的文風，要求文章寫(xie) 作反映社會(hui) 現實。司馬光也不例外，必然受到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司馬光作為(wei) 北宋朝堂上的政治家，他的文章無不針對社會(hui) 弊病，為(wei) 感於(yu) 時事而言，為(wei) 糾挽流習(xi) 而發。蘇軾稱之為(wei) “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yu) 用，無益之文，未嚐一語及之”。

王安石為(wei) 相期間推出的諸多變法措施，在浸染儒學教育多年，“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的司馬光眼中有太多不合理之處，違背了孔聖人有關(guan) “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的教誨。在當時炙手可熱、有皇帝堅定支持的王安石這裏，幾乎聽不到不利於(yu) 變法的言論，但是司馬光還是冒著得罪神宗皇帝與(yu) 王安石的風險，硬著頭皮前後3次寫(xie) 信給王安石表達反對意見，這就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與(yu) 王介甫書(shu) 》。他在信中向王安石直言：“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yu) 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yu) 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yu) 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炫鬻爭(zheng) 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shang) ，所得不能償(chang) 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wei) 功名耳，此其為(wei) 害已甚矣。”司馬光信中直截了當地列舉(ju) 了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病，要求王安石廢除變法措施，恢複祖宗舊製。

司馬光在與(yu) 王安石的書(shu) 信爭(zheng) 辯中，就事論事，沒有因為(wei) 其他人對王安石的人品評頭論足，就趁機對其進行人身攻擊、貶損人格，恰恰相反，司馬光認為(wei) 王安石是“賢人”，隻是功利心太重、過度自信而已，切實體(ti) 現了司馬光的“君子之風”。書(shu) 信內(nei) 容開誠布公，直擊要點，不說假話空話，不寫(xie) 華而不實的套話廢話，完全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充分體(ti) 現了他“務為(wei) 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的行文特點。

司馬光常說：“學者貴於(yu) 行之，而不貴於(yu) 知之。”司馬光治學之道給我們(men) 的啟示，就是要在治學過程中敢於(yu) 付出行動，而不是崇尚空談。隻有具備治學嚴(yan) 謹、求實、勤奮、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學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