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代儒宗”錢大昕的治學精神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月十六日丁醜(chou)

          耶穌2020年11月30日

近日，李經國曆時十餘(yu) 年編著的《錢大昕年譜長編》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11月28日，在上海嘉定博物館錢大昕紀念展開幕式後，來自中國社科院、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圖書(shu) 館等多位文史學者圍繞《錢大昕年譜長編》的體(ti) 例、內(nei) 容以及錢大昕與(yu) 清代學術、文化等問題展開研討，嘉定博物館副館長朱勻先和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特聘教授傅傑分別作為(wei) 主持人和學術主持人。

錢大昕畫像

錢大昕是乾嘉學派的第一流學者，被王國維稱為(wei) 清代三百年學術的三位開創者之一。錢大昕一生著作宏富，交遊廣泛，在經學，史學、輿地、典製、金石、曆算及文字音韻等方麵都有極高的造詣，飲譽海內(nei) ，被公推為(wei) “一代儒宗”。同時，錢大昕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主持紫陽書(shu) 院十六年，“門下積士二千餘(yu) 人”。

黃霖：我們(men) 紀念錢大昕，並不是要完全仿效他

在新書(shu) 發布會(hui) 上，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黃霖做了主旨發言，他總結了錢大昕以及嘉定學派所具備的三點優(you) 秀精神。黃霖表示，我們(men) 紀念錢大昕，並不是要完全仿效他，也不可能完全仿效他。“世界在不斷變化，現實要我們(men) 回答的問題也在不斷變化，近現代以來，可以有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可以出胡適、郭沫若、陳寅恪、錢鍾書(shu) ，但曆史再不可能重塑一個(ge) 錢大昕，重要的是我們(men) 要學習(xi) 他的一些優(you) 秀精神。”

黃霖

“首先，我覺得必須學習(xi) 錢大昕治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錢大昕最出名的是《廿二史考異》。他在《自序》中說：‘桑榆境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yu) 海內(nei) 共白。’我匆匆翻了一下，在他的集子中，至少有十五處之多強調治學要‘實事求是’。如雲(yun) ‘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卷二十四）等等。這是乾嘉學派治學的一個(ge) 最基本的特點。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就指出了。”

“第二是‘通經致用’的精神。錢大昕搞算學、天文、律曆、音韻等等都是為(wei) 了解決(jue) 現實問題，不是空喊口號，空背教條。我曾看到過他寫(xie) 的一副對聯，用的是《紅樓夢》中的兩(liang) 句：‘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也很好地表達了他麵向現實的治學精神。”

“第三是‘以人為(wei) 本’的精神。他關(guan) 心百姓的疾苦，一些詩歌中清楚地表露了他的心聲。在‘國計’與(yu) ‘民生’中，不是把‘國計’放在前麵，而是強調‘民生’為(wei) 本，提出‘民生即國計’（《贈中憲大夫任徐州府知府思餘(yu) 邵公墓》）。國家的頂層設計就是要從(cong) 民生出發，不是用‘國計’的幌子來剝奪百姓的利益。他敢於(yu) 針對儒家經典《大學》論‘平天下’的原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批評說，百姓所好是‘好利’，百姓‘好利’是正當的，而假如在上者與(yu) 百姓一樣‘好利’，就必定會(hui) 造成‘奪民之利’。在上者‘巧為(wei) 聚斂之術，奪士農(nong) 工賈之利而致於(yu) 君’，就必然導致‘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脈日以促，而災害日至，以即於(yu) 亡’。”

陳尚君：錢大昕的學術的確能代表乾嘉時代的最高水平

陳尚君

研討會(hui) 上，複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陳尚君應邀做了主題發言，主要內(nei) 容如下：

我對清史和清學都了解甚少，但特別尊崇錢大昕。因為(wei) 我在進入大學以前，已經看到過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當時我還是農(nong) 場的一名知青，偶然經過上海買(mai) 了一堆書(shu) ，其中就有《廿二史考異》。我印象深刻的是序言中錢大昕講自己從(cong) 小就治史、讀書(shu) ，每有心得寫(xie) 成劄記，雖然是讀書(shu) 心得之所至，但是後麵發現有得之前人的，都會(hui) 將其刪去。所以一部學術名著是以這樣嚴(yan) 肅的態度產(chan) 生的，這是清代樸學能成立的基本精神。這在我們(men) 當代來說是學術規範，但在古人那裏是一種嚴(yan) 格的自我要求。

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清嘉慶間刻本，嘉定博物館藏）

在清代三大讀史劄記之中，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齊名。複旦大學的周振鶴先生用“龍虎狗”來評價(jia) 這三部書(shu) ，我想這裏可能有不妥當的地方，但是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在這三部之中處於(yu) 第一位，當然是史家之共識。其實這三部書(shu) 從(cong) 治學的立場上來講，是完全不同的。錢大昕的考異其實是通過史書(shu) 的對讀、他校在內(nei) 的各種手段來發現史書(shu) 中的問題。而趙翼的工作更多的是采用歸納法，也就是說在史書(shu) 之中摘錄同類、相近的事項，歸納出部分的真相。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有考訂，也有傳(chuan) 統的筆記做法。相比之下，錢大昕所做的工作在乾嘉學派裏算是比較特殊的。錢大昕和他前後時代的史家比較，的確可以說是不專(zhuan) 治一經一史，但同時又是連貫各經、通曉各史。從(cong) 王昶為(wei) 他寫(xie) 的墓誌來講，他的治學是從(cong) 律曆方麵入手的。這方麵我不完全讀得懂，但在讀書(shu) 當中有一種體(ti) 會(hui) ，就是錢大昕的學術已經部分地受到西學的影響。他的讀書(shu) 劄記中有些非常明確的概念：時間、地點、人事、製度和名物等，尺度都是非常嚴(yan) 格界定的，這樣就容易有所發明。

我過去認真看過鳳凰出版社《嘉定錢大昕全集》的金石題跋部分。其中有很多精微的考證。比如在顏真卿所書(shu)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詩中，這裏牽扯到清遠道士和沈恭子是誰的問題。因為(wei) 顏真卿、李德裕、皮日休、陸龜蒙都和虎丘的這個(ge) 著名傳(chuan) 說，錢大昕特別考證出，沈恭子是南朝詩人沈炯，恭子是其諡號。錢大昕在這裏的論斷和對文獻的追溯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錢大昕看到吳越時期的《僧統大師塔銘》中後梁部分是用後梁的年號，到後唐同光年間用的是吳越本地年號，由此追溯吳越政權和中原王朝之關(guan) 係，也就是讀出了這段曆史中吳越政權相對獨立的意味。其中還出現了唐閔帝的年號應順，但塔銘寫(xie) 作時唐閔帝已逝，唐末帝已登基。錢大昕追究了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這樣的情況：“此碑建於(yu) 五月，猶書(shu) 應順者，洛都與(yu) 吳越隔遠，又為(wei) 淮南所阻，使命皆由海道得達。潞王改元之詔，吳越無由知之也”。

錢大昕撰《元史藝文誌》四卷（清嘉慶十一年寫(xie) 刻本，明止堂藏）

還有就是錢大昕《圭峰定慧禪師傳(chuan) 法碑》的題跋，在一兩(liang) 百字之中對宗密著作的學術定位以及碑文所敘述的禪宗譜係都有所闡發。“碑敘六祖之傳(chuan) ，惟菏澤、江西二宗，而不及青原，蓋其時青原之學尚未大行”，也就是說錢大昕看到後來禪宗譜係實際上突出了青原和江西兩(liang) 係，與(yu) 《圭峰定慧禪師傳(chuan) 法碑》時期不同。其中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對宗密佛學的認識，引述了宗密的一係列著作。據我所知，錢大昕那個(ge) 時候應該看不到太多宗密的著作，因為(wei) 很多是日本、朝鮮藏經，後來傳(chuan) 入中國才被學者知曉。錢大昕的厲害之處就在於(yu) 從(cong) 一篇常見的碑文中讀出了禪宗史，有了一個(ge) 大概的輪廓。因當時文獻所限，研究還沒有深入，但他的認識已經是很清楚的了。

我還讀到了他對《輿地紀勝》的題跋。《輿地紀勝》是一部水平遠遠高於(yu) 《方輿勝覽》的南宋地理總誌，出現的時間比較晚。那時錢大昕可能已經讀不太動了，所以他留了一行字，說晚年能夠見到這部書(shu) ，真是太幸運了。這部書(shu) 我是認真讀過的，它保留了大量的特別的文獻，對宋代的地理誌研究極其重要。從(cong) 這一兩(liang) 句之中就能感受到他晚年的興(xing) 奮。

我覺得每個(ge) 時代都有自己的學術，錢大昕的學術的確能代表乾嘉時代的最高水平。我們(men) 生活在其兩(liang) 三百年之後，很幸運地得到很多他們(men) 看不到的書(shu) 。他們(men) 的學術環境有我們(men) 所不及的，但也有遠遠不及我們(men) 現在的地方。所以回過頭來看錢大昕當年學術所達到的程度，最令人感歎的地方是他的學術著作所體(ti) 現出來的現代科學精神。他的考訂研究直截了當，不左顧右盼。

《錢大昕年譜長編》

今天看到《錢大昕年譜長編》的出版，我感到特別高興(xing) 。長編的工作是從(cong)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開始的，年譜工作是從(cong) 近代丁文江《梁啟超年譜長編》開始的。台灣有些學者對大陸學者所做的長編工作含蓄地有所批評。但學者的工作有不同的立場和目標，年譜長編最重要的價(jia) 值是積累文獻，弄清細節，服務於(yu) 當代學術研究，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錢大昕的為(wei) 人與(yu) 治學

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王達敏看來，錢大昕和戴震是乾嘉學派中並列第一的學者，他們(men) 用訓詁考據方法治學，取得了空前成就，至今仍然具有典範意義(yi) 。

王達敏

“錢大昕人品非常高潔。在乾嘉時期漢宋之爭(zheng) 中，宋學家對漢學名家戴震、王鳴盛、段玉裁等在人品方麵均有指責，而對錢大昕則無異詞。”

嘉定博物館製作的展板“錢大昕和他的朋友們(men) ”

關(guan) 於(yu) 錢大昕的治學與(yu) 為(wei) 人，傅傑也舉(ju) 了一個(ge) 常被提及的例子。“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在精審方麵肯定不能同錢大昕相比，但他的口氣大得多，連司馬遷和班固都是要罵的。對於(yu) 他這種態度，錢大昕當時就勸告：學問是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ti) 之善’。還直截了當地說，更何況有時我們(men) 認為(wei) 前人錯了，其實前人並沒有錯，還寫(xie) 那麽(me) 多，罵那麽(me) 厲害，這不僅(jin) 對不起前人，還要貽誤後人。”

關(guan) 於(yu) 錢大昕的治學，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張劍光從(cong) 自己曾經發表的一篇論文講起錢大昕對兩(liang) 唐書(shu) 的研究。“雖然兩(liang) 唐書(shu) 不是錢大昕史書(shu) 研究的重點，但他對唐代的職官、製度、地理等方麵的考訂價(jia) 值依然很高。從(cong) 史學史的角度來說，我們(men) 現在所謂的一些常識性結論其實都來自錢大昕，包括錢大昕對於(yu) 兩(liang) 唐書(shu) 的比較以及其史料的辨別等。不過其中有一點，就是錢大昕反對《新唐書(shu) 》史料取材唐代筆記小說，但今天的學者可能認為(wei) 這樣的取材並不是一無是處。”

虞萬(wan) 裏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虞萬(wan) 裏認為(wei) ，從(cong) 段玉裁和錢大昕對於(yu) 鄭玄“讀若”的不同看法中，也可以看出錢大昕治學圓融之處：段玉裁比較武斷，把“讀若”“讀曰”“讀為(wei) ”“當為(wei) ”等三分。兩(liang) 百年以來我們(men) 基本承襲了段玉裁的三分法，隻有少數學者不讚同。而錢大昕認為(wei)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並可通其字”，也就是說“讀若”與(yu) 音義(yi) 都是相關(guan) 的，但段玉裁卻把音義(yi) 生硬分開，誤解了漢代“讀若”之意。

錢大昕撰《十駕齋養(yang) 新錄》二十卷、《十駕齋養(yang) 新餘(yu) 錄》三卷（清嘉慶間刻本，上海翥雲(yun) 藝術博物館藏）

虞萬(wan) 裏還講道，錢大昕關(guan) 於(yu) 音韻學的研究在他自己所編年譜中沒有提及。“所以我不知道他後來何以寫(xie) 出很多著作並且達到如此高的成就，這是我上個(ge) 世紀八九十年代做音韻學研究時就有的疑問。錢大昕在史學上的成就和高度是毫無疑問的，我們(men) 知道他在18歲就讀了《資治通鑒》和二十一史。而他在音韻學上的成就，我們(men) 隻能看到他在36歲時和秦蕙田一起編校《音韻述微》。再就是他自述43歲開始讀《說文解字》，研究文字、聲韻、訓詁之根源。這些我們(men) 能夠從(cong) 他的文集和《十駕齋養(yang) 新錄》中看到。”虞萬(wan) 裏希望《錢大昕年譜長編》今後能在史料上進一步挖掘這個(ge) 問題。

錢大昕學術受西學之影響

關(guan) 於(yu) 陳尚君提出的“錢大昕受西學影響”的問題，傅傑也講道，受西學影響是肯定的。錢大昕在寫(xie) 給戴震的信中討論江慎修學術時，提到過“西士之術固有勝於(yu) 中法者，習(xi) 其術可也，習(xi) 其術而為(wei) 所愚弄不可也”。

在上海圖書(shu) 館曆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看來，18世紀西學進入中國，但受其影響的學者圈子非常小，對西學認識深刻的學者寥寥無幾，錢大昕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對西方學術的認識也超越了同時代的人。

“我今天拿到《錢大昕年譜長編》後就翻看他27歲那一年的資料。可以看到他用到西方的學問來研究中國的天文曆法和數學。上海圖書(shu) 館最近舉(ju) 辦了‘徐家匯藏書(shu) 樓藏珍稀文獻展’和《一個(ge) 書(shu) 香世家的千年回眸：金山錢氏家族史》首發活動。金山錢氏當年對西學在江南的傳(chuan) 播也貢獻了很大的力量。當時與(yu) 會(hui) 學者提到，西學最早在江南的影響可能超過中國其他地區。並且我們(men) 以往討論西學在中國的影響，更多關(guan) 注的是鴉片戰爭(zheng) 之後，如果能掌握更多錢大昕學術和西學之間關(guan) 係的史料，或許在這方麵的研究能有新的推進。”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