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視域下的程朱理學及其書(shu) 院文化

作者：侯文宜（山西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月十七日戊寅

          耶穌2020年12月1日

程朱理學在20世紀曾一度受到鞭撻，有對二程“天理”的批判，有對尊奉朱熹“四書(shu) ”者的鄙視。那麽(me) ，今天我們(men) 又該如何看待程朱理學？在當代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新性發展之時，重新探討程朱理學及其文化價(jia) 值，成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課題。

從(cong) 二程洛學到朱熹閩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宋代的一大特點是學派繁多林立。與(yu) 此同時，另一特點便是以地域命名不同學派，諸如濂學、洛學、關(guan) 學、閩學、浙學、湖湘學等，地域性往往成為(wei) 某一學派的突出標誌。盡管學派林立，但主線邏輯和占據主導的無疑是程朱理學，不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產(chan) 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而程朱理學的形成和體(ti) 係化，顯然是經過北宋和南宋兩(liang) 大階段、跨南北地域的發展才逐漸完備的。

眾(zhong) 所周知，“理學”之名是從(cong) 程顥、程頤兄弟創建的學說而來的，因其以“理”為(wei) 最高哲學範疇，故名“理學”。而二程的理學同時又被稱作“洛學”，這便帶上了明顯的地理學和地域色彩。

所謂“洛”，即今河南洛陽之地。中國南北方之分一般以長江與(yu) 黃河間的秦嶺淮河為(wei) 界，而河南恰處於(yu) 淮河以北，又因位於(yu) 中國中東(dong) 部，稱“天下中原”。二程的祖籍即在洛陽，兩(liang) 人活動、從(cong) 政以及創建書(shu) 院也都主要在北方，後皆卸任辭官回到洛陽靜心講學著述，故世人便將其學派稱作“洛學”。首先從(cong) 程顥的地域活動軌跡來看，程顥（1032—1085）嘉祐年間舉(ju) 進士後，任鄠縣（今陝西戶縣）及上元縣（今南京一帶）主簿、晉城令（今山西晉城市），因有治績官至太子中允、監察禦史裏行。曾參與(yu) 王安石變法，後因反對新法，被貶至洛陽任京西路提點刑獄，其間歸鄉(xiang) 侍奉父親(qin) ，主要時間都在北方。程頤（1033—1107）曆任汝州團練推官、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shu) 等職，王安石當政時不被起用，與(yu) 兄程顥在洛陽講學，曾一度被貶到四川涪州，但晚年歸鄉(xiang) 隱居龍門著述終老。也就是說，二人主要的學術活動與(yu) 講學都是在故裏進行的，其中最著名的為(wei) 嵩陽書(shu) 院和伊皋書(shu) 院。《宋史》本傳(chuan) 說：程顥在政治上受到壓抑後，“慨然有求道之誌。泛濫於(yu) 諸家，出入於(yu) 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程頤自述，他的著書(shu) 時間主要在60歲以後，《二程集》中有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yi) ，六十以前反複繹，六十以後著書(shu) 。”學界一般認為(wei) ，程頤的思想體(ti) 係和著書(shu) 講道與(yu) 伊皋書(shu) 院關(guan) 係密切，史料亦證明《周易程氏傳(chuan) 》的撰寫(xie) 和傳(chuan) 授大部分時間在伊皋書(shu) 院進行。正是在這樣的授學著述過程中，“洛學”形成規模並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對二程理學的創立和貢獻，曆代研究浩如煙海，在此不作贅述。僅(jin) 以開創新儒學而言，對於(yu) 儒家道德教育，二程不僅(jin) 將其提到“天理”的高度，進而總結出一套道德教育規律，提出“存誠”“居敬”“集義(yi) ”等思想，並在教材上始開“四書(shu) ”與(yu) “五經”並列之先河，創造了一個(ge) 從(cong) 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義(yi) 理道學體(ti) 係。

理學之所以在北方先行興(xing) 起並名聲大振，無疑與(yu) 宋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相關(guan) 。而隨著北宋滅亡遷都臨(lin) 安（今浙江杭州），南方遂成為(wei) 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麽(me) ，南方的理學是誰帶過去的呢？這便是程門弟子楊時、謝良佐、周行己、許景衡等人。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一書(shu) 中說：“二程的門生將‘洛學’帶回自己的家鄉(xiang) ，傳(chuan) 入陝西、四川、荊湖、福建、兩(liang) 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開花，形成南宋時期主要的各個(ge) 學派。”其中無疑數朱熹閩學的成就最高，以至與(yu) 二程珠聯璧合地完成了理學的係統建構。對於(yu) 朱熹與(yu) 二程的淵源關(guan) 係，清代學者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中說得很清楚：“自龜山而豫章為(wei) 一傳(chuan) ，自豫章而延平為(wei) 再傳(chuan) ，自延平而朱子為(wei) 三傳(chuan) ”，此“謂文靖四傳(chuan) 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也就是說，二程之學是由程門弟子楊時經一傳(chuan) 弟子羅從(cong) 彥，再傳(chuan) 弟子李侗三傳(chuan) 至朱熹的，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最終經過朱熹集大成而形成“閩學”，並成為(wei) 二程理學發展的主線，被統稱為(wei) “程朱理學”。可見，宋代程朱理學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僅(jin) 經過南北兩(liang) 宋和由北南傳(chuan) 的曆程，而且得之於(yu) 同一師門淵源相傳(chuan) 與(yu) 完善。因為(wei) 有朱熹的理論貢獻，尤其是他編撰了《四書(shu) 集注》《論孟精義(yi) 》《太極圖傳(chuan) 通書(shu) 》《程氏遺書(shu) 》等，將理學係統化、體(ti) 係化，才有兩(liang) 宋理學的貫通和完整體(ti) 係，這也成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一個(ge) 重要的裏程碑。

書(shu) 院文化的播撒及其教育價(jia) 值

理學與(yu) 書(shu) 院的關(guan) 係極為(wei) 密切。程朱辦學講學，最突出的一個(ge) 特征就是書(shu) 院的創辦，由此播下綿延千年的書(shu) 院文化並對中國社會(hui) 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據《中國曆代書(shu) 院誌》載：“書(shu) 院始於(yu) 唐而盛於(yu) 宋。”從(cong) 時代先後和地理學視域看，與(yu) 二程相關(guan) 的書(shu) 院較早出現在北宋和北方，即如嘉祐元年（1056）“二程講經於(yu) （開封）繁塔之左”和程顥於(yu) 治平四年（1067）任晉城縣令建晉城書(shu) 院（又稱“程顥書(shu) 院”“古書(shu) 院”），其後二程主要創建和講學於(yu) 洛陽周邊的程氏書(shu) 院、伊皋書(shu) 院、大程書(shu) 院、春風書(shu) 院、嵩陽書(shu) 院、龍門書(shu) 院等。當然北宋時南方也已建有書(shu) 院，如景佑年間（1034—1038）範仲淹知嚴(yan) 州事創建了釣台書(shu) 院，與(yu) 朱熹相關(guan) 的瀛山書(shu) 院前身“雙桂書(shu) 堂”亦建於(yu) 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南宋時南方書(shu) 院空前繁盛，朱熹所創辦的滄州精舍（後詔賜“考亭書(shu) 院”）和講學之地白鹿洞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石鼓書(shu) 院、鵝湖書(shu) 院等更是名聲赫赫。據著名史學家方彥壽《朱熹書(shu) 院與(yu) 門人考》，朱熹一生親(qin) 自創辦書(shu) 院4所，修複書(shu) 院3所，讀書(shu) 講學的書(shu) 院47所，題詩題詞的書(shu) 院13所，總共67所。可以說，兩(liang) 宋時期，書(shu) 院文化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ge) 奇跡。

進一步看，正是上述教育、學術、書(shu) 院的一體(ti) 化，開創了自宋以後一種獨特的講授傳(chuan) 播途徑，同時也將書(shu) 院文化播撒到了社會(hui) 各階層和民間百姓之中，直接影響到各地鄉(xiang) 俗民風的經義(yi) 化育。例如晉城書(shu) 院（位於(yu) 今山西晉城市）是北宋治平年間程顥所建最早講學之所，一般被認為(wei) 是“理學之源”，也是程顥早期教育實踐之地。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版《澤州府誌》曾載：“宋（英宗）治平四年，明道先生來令晉城，建鄉(xiang) 校七十二處，社學數十所。行縣時親(qin) 為(wei) 兒(er) 童正句讀。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向往之。陳跡竟莫可考，唯鳳台城西北鄉(xiang) ，地名書(shu) 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shu) ‘古書(shu) 院’三字。”據後世統計，由於(yu) 程顥興(xing) 教辦學所產(chan) 生的影響，晉城自兩(liang) 宋至其後的數百年間，澤州5縣就有進士及第者二三百名，金代狀元李俊民、清代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shu) 陳廷敬尤為(wei) 傑出。再如朱熹創辦的考亭書(shu) 院（位於(yu) 今福建南平市建陽區），朱子在此講學授徒八年，群賢畢至，包括其時已聞名的門人弟子蔡元定、黃幹、葉味道、蔡沈及來自廣東(dong) 潮陽的鄭南升、郭叔雲(yun) 等一大批學人，某種意義(yi) 上成為(wei) 南宋之學術研究和教育中心，並形成以朱子為(wei) 代表的考亭學派。而這些人受朱熹的影響，在學成返回家鄉(xiang) 後也紛紛創建書(shu) 院，由此將古代書(shu) 院建設推向一個(ge) 前所未有的高峰，帶給各地深遠的曆史影響。

應該說，程朱書(shu) 院及其文化傳(chuan) 播不僅(jin) 是當代彌足珍貴的中國文化史遺存，對於(yu) 今之教育亦有重要的啟示意義(yi) 。元初大儒郝經《宋兩(liang) 先生祠堂記》載：“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厚風化，立學校……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耕夫販婦亦知愧謠諑道文理。”明代張琾《重修程子祠》談到其輻射力“達乎鄰邑高平，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南宋黃幹在《朱文公行狀》中對朱子亦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紹道統，立人極，為(wei) 萬(wan) 世宗師。”朱熹在創辦和重建書(shu) 院過程中，曾親(qin) 自製定學規並編撰各類教材，例如著名的《白鹿洞書(shu) 院教規》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xi) 程序及修己治世道理都作了明確闡述，不但成為(wei) 後續中國社會(hui) 書(shu) 院辦學的模式，且為(wei) 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wei) 國內(nei) 外教育家建構教育製度的重要資源。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元理學視域下的郝氏家學與(yu) 郝經詩文理論研究”（17BZW045）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