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學者對“圖書(shu) 易學”的再認識

作者：陳峴（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助理教授，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內(nei) 容提要：易學類型的劃分背後，實際上意味著不同的解經方法。清初學者胡渭、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等對《河圖》《洛書(shu) 》《太極圖》《先天圖》等宋代易圖展開了嚴(yan) 厲的批評，直指宋代圖書(shu) 易學中的四大弊病。

但這種批評並不意味著要從(cong) 根本上否定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全部合法性，而是蘊含著對解經方法的不同理解。在他們(men) 看來，《周易》詮釋並非不可加以圖象化的形象詮釋，但對《周易》的詮釋必須以卦爻為(wei) 本，以《周易》經傳(chuan) 為(wei) 核心文本，將其中的義(yi) 理闡發視為(wei) 重中之重。

而以《周易》為(wei) 本所發展出的學問並不能全部歸入易學之列，經典詮釋的邊界應該被嚴(yan) 格控製。無論是易學中的象數內(nei) 容，還是從(cong) 《周易》中發展出的內(nei) 丹等術數之學，亦或是宋代學者所創發的《周易》圖象，都應與(yu) 作為(wei) 儒家經典的《周易》詮釋間做出必要區分，分則各美，合則兩(liang) 傷(shang) 。

關(guan) 鍵詞：圖書(shu) 易學；河洛；先天；黃宗羲；胡渭

一、學術史回顧與(yu) 問題的提出

在易學史上，素來以象數、義(yi) 理二分。象數派重卦爻與(yu) 卜筮，義(yi) 理派則著重闡發《周易》的思想內(nei) 涵。

而圖書(shu) 易學之作興(xing) ，最遲產(chan) 生於(yu) 北宋，彼時之《周易》研究呈現出一個(ge) 新的興(xing) 趣取向，周敦頤、劉牧、邵雍等學者突破了以文字為(wei) 主體(ti) 的傳(chuan) 統解《易》方式，而加之以圖象，

不但畫出了《河圖》《洛書(shu) 》《太極圖》《先天圖》等諸多《周易》圖像，更將對《周易》的詮釋轉移到了對作易原理之探求及對“太極”“先天”等易學哲學概念的辯析上，最終開創了河洛、先天等新的易學範式，成為(wei) 了宋、元、明易學之主流。

但清代之後，圖書(shu) 易學受到了胡渭、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等學者的嚴(yan) 厲批判，直斥其學術合法性。這一現象也在清代學術史與(yu) 易學史中被廣為(wei) 關(guan) 注：梁啟超將之解釋為(wei) 清代學者對宋明理學的“反動”；錢穆則在理學派係的視角下，認為(wei) 認為(wei) 黃宗羲等人以陽明學之立場攻擊朱子；

汪學群則折中諸說，認為(wei) 清儒在批判宋代圖書(shu) 易學“援道入《易》”之外，也竭力維護了朱子易學的正統地位。李申、郭彧、鄭吉雄、陳居淵等學者也針對清初圖書(shu) 易學中的諸多問題進行過專(zhuan) 題研究與(yu) 探討。

但筆者認為(wei) ，如若我們(men) 因襲前說，隻將清初學者的圖書(shu) 易研究視作對宋代易圖學的批評，則未免不夠全麵、準確。誠然，以胡渭、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為(wei) 代表的這一派易學家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確實持有一種嚴(yan) 厲批評的態度，但學術史上對於(yu) 他們(men) 批判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理由的分析卻過於(yu) 簡單。

因而，關(guan) 於(yu) 清初圖書(shu) 易學諸家之於(yu) “易圖”和“圖書(shu) 易學”的態度，需要我們(men)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新給出更為(wei) 切實的觀點。而這就要求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停留在黃宗羲、胡渭等人對具體(ti) 的宋代易圖批判的層麵，而需要上升到他們(men) 從(cong) 總體(ti) 上對《周易》的看法上。

二、釋《易》原理之重構與(yu) 拓展

無論是象數易學、義(yi) 理易學，抑或是圖書(shu) 易學，易學類型的劃分背後，實際上意味著不同的解經方法。

事實上，雖然黃氏兄弟和胡渭都認為(wei) 《周易》為(wei) 卜筮而作，不該拋棄其象數內(nei) 容：“謂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無甚礙。”但也都以義(yi) 理為(wei) 研習(xi) 《周易》的重中之重，尤為(wei) 推崇王弼、程頤的義(yi) 理易學：“其所主在義(yi) 理，不為(wei) 百家眾(zhong) 技所惑也。”

而在他們(men) 這種以卦爻為(wei) 本、以義(yi) 理為(wei) 宗的指導思想中，對《周易》的解釋主要有這樣四大必須遵循的解經原則：

（一）釋必本經，經傳(chuan) 一體(ti)

具體(ti) 到《周易》的詮釋上，那便是要以對卦爻象、卦爻辭的理解為(wei) 基本內(nei) 容來進行詮釋。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學者看來，《易傳(chuan) 》也享有與(yu) 卦爻辭同等的權威地位。

也就是說，《周易》經、傳(chuan) 中所記載的內(nei) 容均屬於(yu) 經典文本，既不可違背，亦不可拋開不顧。《周易》作為(wei) 群經之首，可以說是儒家經學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因此，《周易》之權威性自然不能有絲(si) 毫被破壞。

而對《周易》的解釋，自然要以卦、爻為(wei) 核心。所以，任何一種對《周易》的解讀，都應該以卦爻象、卦爻辭作為(wei) 最基本的對象。任何拋開卦、爻而言《易》的做法，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而《易傳(chuan) 》也必須引起所有研究《周易》的學者注意，不同於(yu) 其它經典的傳(chuan) 、注，《易傳(chuan) 》在易學史上被認為(wei) 是孔子所作，從(cong) 伏羲到文王、周公、孔子的作易體(ti) 係是一個(ge) 完整的易學係統形成的過程。

因此，在對《周易》的解釋中，《易傳(chuan) 》可以說享有與(yu) 《周易》古經近似的地位。也就是說，任何明確記載於(yu) 《周易》經傳(chuan) 中的內(nei) 容，都是《周易》作為(wei) 一部經典的組成部分。而經典之為(wei) 經典，就在於(yu) 它是不能被否定的。因此，任何有悖於(yu) 《周易》經傳(chuan) 中記載的解釋，都不可能是對《周易》的正確理解。

（二）推論需證，先天無據

在對《周易》的解釋中，所采用的文獻在來源上必須準確，尤其是文獻產(chan) 生的時間。以後出之文獻構建新的解釋是可以的，但以後出者為(wei) 先在則絕對不可。

清初圖書(shu) 易學家們(men) 並不反對對《周易》經、傳(chuan) 中的內(nei) 容做出新的解釋，但前提是，任何一種新解都需要首先明確自己提出的是一種對經典的詮釋，而不可能取代經典甚至先於(yu) 經典。

即便是孔子作《易傳(chuan) 》，也是用來闡釋《周易》古經的，所以說哪怕是孔子，對“十翼”的定位都是非常準確的。而宋人在圖書(shu) 易學的構建上，便犯了太多這種自我界定不清的錯誤。具體(ti) 而言：

首先就是《河圖》《洛書(shu) 》範式以及先天學範式的構建。在胡渭們(men) 看來，這種構建本身在邏輯上就是一個(ge) 錯誤。胡渭、黃宗羲、毛奇齡等人都斷定，圖書(shu) 易學，完全是產(chan) 生於(yu) 宋代的新係統，任何將之推至上古時期的說法都是沒有任何證據的胡說八道。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很多學者認識到這一問題，如歸有光在其《易圖論》中便指出：“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在清人看來，這是一個(ge) 確鑿的事實。

但宋人卻認為(wei) ，這種以圖解易的形式，可以追溯到上古伏羲，甚至遠在伏羲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有著悠久的流傳(chuan) 曆史。而他們(men) 隻是通過這種淵源有自的形式，來探求作易之初的道理。

朱子便表示：“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隻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在宋人創建的圖書(shu) 易學中，無論是河洛還是先天，都旨在探求伏羲畫卦作易之源。

但這種推論是需要強有力的先決(jue) 條件的。如果沒有充足的曆史證據，那麽(me) 這種學說的構建就是想要憑空開創先於(yu) 經典的理論學說，這首先違背了第一條中以經傳(chuan) 為(wei) 本的解經原則。

其次，這一做法非但沒有嚴(yan) 守“經典解釋”的界限，反而越俎代庖，以自己所創之新說作為(wei) 聖人作易之法。這種做法，甚至可以說變成了一種自我封聖的行為(wei) 。

其三，宋人這種新學說的構建所采用的思想及文獻來源非常廣泛，其中就包含有《易傳(chuan) 》、漢儒經說等諸多內(nei) 容。但是，無論是出自孔子的《易傳(chuan) 》還是出自漢代的經解，其在時間上都是遠晚於(yu) 《周易》古經中卦爻之形成的。

以這些說法來解釋卦爻、解釋經傳(chuan) ，自然無可厚非。但以之為(wei) 先於(yu) 卦爻，當作作易之源看待，則從(cong) 時間和邏輯上無法成立。換言之，如果宋人真能找出果真是出自上古伏羲之手的文獻資料，那麽(me) 先天學當然可以成立，但這種可能並不存在，所以這種學說也無法成立。

（三）術數自體(ti) ，與(yu) 易無涉

在胡渭等人看來，以《周易》中之概念為(wei) 基底，創建新的學術形態，是沒有問題的。但這種新學術必須與(yu) 正統的易學劃清界限。對正統易學的解釋，必須以《周易》經傳(chuan) 為(wei) 整體(ti) ，不可切割。

我們(men) 知道，中國哲學中的相當一部分哲學概念都是在《周易》中最先提出的，但陰陽、太極等概念早已不僅(jin) 僅(jin) 是局限在易學範圍內(nei) 運用了。這種基於(yu) 易學原有概念而創建新學問的方法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宋明理學中的許多概念也是源出《周易》的，易學家並不可能因為(wei) “太極”“陰陽”出自《周易》而否定宋明理學。但與(yu) 此同時，這種基於(yu) 易學概念而發展出的新學問事實上與(yu) 《周易》間的關(guan) 係並不大，其所闡發的也未必是《周易》中的道理。要之，對易學無損。

但宋代圖書(shu) 易學卻將這兩(liang) 者混淆了起來。事實上，清人對於(yu) 北宋時邵雍等人的學問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認可，並沒有全盤否定。

但與(yu) 此同時，胡渭就指出，邵雍以“數”為(wei) 本的易學，充其量可以算作是基於(yu) 易學中“數”的概念發展出的新分支，因為(wei) 他確實建立了一個(ge) 言之成理的係統。但是，這種係統並不是易學自身的係統，所以它必須與(yu) 傳(chuan) 統易學間劃清界限，“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liang) 傷(shang) 。”

邵雍之“數學”，在胡渭看來還勉強可以算作是易學的新枝，但先天、河洛之學，就不能算是從(cong) 易學中發展出來的學問了。因為(wei) 無論是先天還是河洛，均將自身定義(yi) 為(wei) 了易學的源頭，這本身就是與(yu) 以經傳(chuan) 卦爻為(wei) 中心的易學相悖的。

胡渭就指出：“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象數也。”那什麽(me) 才是《周易》中之象數呢？答案非常明確：“二體(ti) 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

既然易學正統自身的內(nei) 容和形式都是非常明確的，那麽(me) 對易學的新解釋、新發展的界定也就非常容易了。基於(yu) 正統易學原有之概念，另立新係統的發展，可以視作易學之分枝。

而如果這種新係統不但僅(jin) 從(cong) 易學中的個(ge) 別概念入手，甚至還妄圖取代、超越正統易學的做法，則必須予以堅決(jue) 否定。胡渭、黃宗羲等都明確表示過，圖作為(wei) 一種解釋經典的形式，其本身可以對經典解釋做出很多貢獻，但前提是這種形式也必須符合以上所說的所有限定。

很顯然，宋代的圖書(shu) 易學並沒有做到：“九圖雖妙，聽其為(wei) 《易》外別傳(chuan) ，勿以冠經首可也。”筆者認為(wei) ，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是揶揄所有的易圖都是《易》外別傳(chuan) ，圖本身確實可以成為(wei) 一種很好的解釋《周易》的方法。

但是，圖的形式也僅(jin) 僅(jin) 是一種解釋方法或者路徑，歸根到底，仍舊是在解釋《周易》中之道理，其本身不可能超越《周易》。如果越過了這一界限，那麽(me) 它自然就不能再屬於(yu) 易學範圍內(nei) 了。

而以《周易本義(yi) 》前之九圖為(wei) 代表的宋代易圖，要麽(me) 就是犯了第二條中使用晚於(yu) 《周易》經傳(chuan) 的理論標榜自己是作易之源的錯誤；要麽(me) 就是以對《周易》經傳(chuan) 中的某一個(ge) 或者幾個(ge) 特定概念進行發揮而構建新係統，但建成的新係統在總體(ti) 上卻並不符合《周易》經傳(chuan) 中的思想。那麽(me) ，這就屬於(yu) 割裂易學本身的思想係統的做法，自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不過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我們(men) 可以提出這樣一個(ge) 假設性的問題：如果這種基於(yu) 《周易》經傳(chuan) 中的個(ge) 別概念而發展出的新學問不以自身為(wei) 作易之源，甚至不以自身為(wei) 易學，那麽(me) 該如何對之進行定位呢？

筆者認為(wei) ，以胡渭、黃宗羲為(wei) 例，他們(men) 會(hui) 將之與(yu) 易學分開來看待，隻要沒有明確貶損易學的內(nei) 容，他們(men) 也不會(hui) 反對這一做法。比如道家的內(nei) 丹學說，就很明顯具有易學思想的影響，但內(nei) 丹學說的自我定位非常清楚，並沒有與(yu) 易學扯上太大的關(guan) 係，因而胡、黃均對之表示認可。

而在宋代圖書(shu) 易學中，其實也有一個(ge) 這樣的例子，那便是《太極圖》。雖然圖中“太極”“兩(liang) 儀(yi) ”“陰陽”等概念源出《周易》，其圖在解釋中也大量修改了《易傳(chuan) 》中的相關(guan) 記載，比如以“五行”取代“四象”“八卦”，另行建立“太極—兩(liang) 儀(yi) —五行”的宇宙生成論。

但是，《太極圖》並未標榜自己是在解釋易學中的宇宙生成論。而正因如此，於(yu) 是胡渭、黃宗羲也並沒有將相關(guan) 理論視作易學，因而並未對此圖及相關(guan) 學說在各自的易學著作中予以批評。

（四）不拘象數，必返義(yi) 理

《周易》以天、地、人為(wei) 範圍，可謂無所不包。可正是因為(wei) 《周易》無所不包，對其綱領及核心內(nei) 容的把握才顯得尤為(wei) 關(guan) 鍵。否則，任何事物都能被囊括在易學之內(nei) ，那麽(me) 其經緯天地之作用也就沒有辦法顯現了。

而在具體(ti) 的研習(xi) 中，最容易出問題的就是拘泥於(yu) 術數層麵的占卜、預測，完全以禍福吉凶為(wei) 務，而忽略了《周易》之義(yi) 理。

從(cong) 易學的形成和流傳(chuan) 過程上來說，易學史上一直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為(wei) 四大關(guan) 節點。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八卦而演為(wei) 六十四卦，周公作卦爻辭，孔子作“十翼”，《周易》的經典係統由此得以籍四位聖人之手完整的建立了起來。

而在清初圖書(shu) 易學家們(men) 看來，四聖之所作，不能區分開來分別看待，而要將之視作一個(ge) 整體(ti) 。胡渭便借郝敬之說，來表達他所認為(wei) 的羲、文、周、孔不該分開的觀點：“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視三聖為(wei) 古，自視為(wei) 傳(chuan) ；由今視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

孔子作“十翼”，是用來解釋卦爻的，從(cong) 思想上自然是與(yu) 伏羲、文王、周公保持一致的，不應將四者分離看待。

胡渭此說，很顯然是在批評宋人分開四聖，獨尊伏羲而另立先天之學的做法。筆者認為(wei) ，胡渭在這裏也有隱晦地批評朱子的意思，因為(wei) 朱子就曾為(wei) 了表彰先天之學，而表達過四聖之間應當區分看待的觀點：“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

然而，在胡、黃諸人看來，這種區分四聖的做法，使得當時之學者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圖書(shu) 上，而圖書(shu) 易學中又大量雜糅了漢代象數易學的遺存，使得象數之學經由圖書(shu) 的形式再一次興(xing) 起，彼時之易學於(yu) 是被各種以術數為(wei) 務的雜說充斥。

他們(men) 甚至隱晦的表示，陳摶、邵雍等人脫離於(yu) 易圖正統之外的術數之學得以作興(xing) ，甚至一度於(yu) 淩駕於(yu) 《周易》本文之上，跟朱子沒有審慎的考慮這一說法所帶來的影響是有巨大關(guan) 係的。

在胡渭等人看來，如果能做到以象、辭、變、占四者為(wei) 易學之綱領，而以義(yi) 理為(wei) 所學之目的，那麽(me) 無論采取怎樣的解釋形式，所得到的無外乎四聖所講的道理：“縱令深玩圖畫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眾(zhong) 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

反而是不以義(yi) 理為(wei) 務，陷於(yu) 術數而不能上升到義(yi) 理之高度，才會(hui) 造成理解的歪曲。而宋代的圖書(shu) 易學便是如此。

以九圖為(wei) 代表，便過多的強調“先天”之意義(yi) 。我們(men) 知道，“先天”一詞，除了探求作易之源的目的外，同時也隱含著對後來事物的先在之知的意味。所以從(cong) 根本上說，“先天”概念之建立，其預測之意味也非常之重。

因此，即便拋開以上所說的種種硬傷(shang) ，在圖書(shu) 易學自身的理論中，也存在著講禍福吉凶之預測太多，而講卦畫之義(yi) 理太少的問題。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圖也可以被視作一種“象”，因此，《周易》之卦爻象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特殊形態的易圖。那麽(me) 卦爻這種圖象，自然是可以作為(wei) 易學之核心內(nei) 容的。

除此之外，其它易圖則隻能成為(wei) 一種解釋《周易》的方法，但並不是必須的。以宋代圖書(shu) 易學為(wei) 例，他們(men) 開創了以形象之圖表達抽象之易學概念的圖象表達方式，在圖裏麵使用了包括數字、方位在內(nei) 的抽象的元素。

但這些元素的運用也必須符合《周易》之理，如果不合於(yu) 《周易》之理，那麽(me) 其意義(yi) 就大打折扣了。而在胡渭等人看來，宋代創製的易圖大多沒有達到這一要求。因而，這些易圖對於(yu) 闡發《周易》之理的作用實際上並不太大。

所以說，對於(yu) 《周易》的學習(xi) ，仍然要把重心放在觀象玩辭，對象、辭、變、占的研習(xi) 上。繼而，是在更深的層次上麵對義(yi) 理的把握，而不是除卦爻外的易圖上。更不能舍棄象、辭，而專(zhuan) 在托名伏羲之圖上沉溺。

要之，易圖之來源多不可靠。但即便不論這一事實，卦爻外之易圖也既不是學習(xi) 《周易》的主要對象，亦非研習(xi) 《易》理之目的。

三、對“圖書(shu) 易”之批判與(yu) 推進

筆者認為(wei) ，圖像本身也是一種經典解釋的方法，而這種經典解釋的方法較之文字更為(wei) 形象化，通過圖解，可以清晰的解釋很多用文字解釋不清楚的內(nei) 容。

事實上，以三《禮》、《詩經》為(wei) 代表，以圖解經一直是曆代的經學研究中常用的一種方法。然而，無論是對哪一種經典的解釋，對於(yu) 經典內(nei) 容的詮釋顯然不能違背經典之記載本身。

落實到易學之中，圖書(shu) 易學的構建也不可能違背前文提出的四條解釋《周易》的基本原則。但在胡渭等人看來，宋代的圖書(shu) 易學顯然違背了這之中的絕大多數。而如果細數圖書(shu) 易學之錯誤，那麽(me) 清初學者至少在以下四點中展開了細致入微的辨析，並在《周易》詮釋理論中予以推進：

（一）繞開卦爻，曲解易傳(chuan)

以《周易本義(yi) 》前之九圖為(wei) 代表，在產(chan) 生於(yu) 宋代的有影響的易圖中之內(nei) 容幾乎全部繞開了《周易》古經中的卦爻辭。隻有在與(yu) “先天”相關(guan) 之易圖中才有卦爻象，且還是以“先於(yu) 卦爻”之思想為(wei) 前提。《河圖》《洛書(shu) 》《太極圖》中則無論是圖像本身還是所體(ti) 現之思想，均既不涉及卦爻象，也不涉及卦爻辭。

無論是《河圖》《洛書(shu) 》，還是先天諸圖，其中的主要核心內(nei) 容大多源出《易傳(chuan) 》，尤其是《係辭》。如五十五點圖所基於(yu) 的“天地之數”五十五，或者《伏羲八卦次序圖》所基於(yu) 的“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的宇宙生成係統，莫不如此。

然而，這些對《易傳(chuan) 》中概念的闡發卻並不符合《易傳(chuan) 》本身的思想，與(yu) 《易傳(chuan) 》中的許多記載及《係辭》的整體(ti) 思想都有相衝(chong) 突之處。

（二）以後為(wei) 先，割裂羲孔

在河洛之學中，五十五點圖之建立基於(yu) 對《係辭》之“天地之數”的解釋。而先天諸圖之構建，則主要有《係辭》和《說卦》兩(liang) 個(ge) 理論來源。

無論在易學史上還是實證上，《係辭》和《說卦》之成書(shu) 都被認為(wei) 是晚於(yu) 《周易》古經中卦爻之形成的。但河洛、先天之學，都是以“畫前有《易》”為(wei) 指導思想的，那麽(me) 便是以《易傳(chuan) 》為(wei) 先在，將孔子所述視為(wei) 伏羲所見。

雖然清初圖書(shu) 易學們(men) 普遍認為(wei) 羲、文、周、孔四聖為(wei) 整體(ti) 而不應割裂，但是時間上的先後順序顯然無法逆向錯亂(luan) 。而清人通過考察認為(wei) ，河洛、先天諸圖的構建中又融合了更晚時期的諸多漢人鄭玄、宋人邵雍的理論於(yu) 圖中。那便成了以漢人經說、宋人經說為(wei) 伏羲所見，與(yu) 以《易傳(chuan) 》為(wei) “先天”是基於(yu) 同一性質但程度更為(wei) 誇張的錯誤。

即便不論圖書(shu) 易學創建中所犯的各種錯誤，其舍棄卦爻和《易傳(chuan) 》，而去探尋伏羲作易之源的這種行為(wei) ，也實屬割裂《周易》的經典創作譜係的行為(wei) 。

如果說文王、周公、孔子對八卦的解釋和易學係統的發展不合於(yu) 伏羲畫八卦之理，那麽(me) 六十四卦、卦爻辭、《易傳(chuan) 》不可能成為(wei) 《周易》經典的一部分。這實際上是對《周易》經典地位的挑戰。

事實上，脫離了後三者的易學也絕不是完整的易學體(ti) 係。如果說文王、周公、孔子可以質疑和反對，那麽(me) 伏羲聖人之地位也將同樣不保，《周易》的經典地位也自然不複存在了。

（三）援道解易，消解經典

學術史上往往認為(wei) ，清人總是以出自道家為(wei) 由，站在“儒道之辨”的角度批評宋代圖學。但筆者認為(wei) ，這一說法事實上並不是清人批判圖書(shu) 易學的主要理由，他們(men) 指出圖學中的一部分內(nei) 容與(yu) 內(nei) 丹學間有聯係，也隻是反對第三條中的“以後出為(wei) 先在”，而並非對道家的偏見。

事實上，黃氏兄弟和胡渭都相當推崇王弼的易學，這也可以反證他們(men) 對道家的評價(jia) 還是相當公正的。因為(wei) 在他們(men) 看來，王弼雖然有著很強的老、莊思想，但他解《易》本諸卦爻而重在闡發義(yi) 理，是切合於(yu) 易道的。

所以此條所說之“以它說解易學”，主要指的是用與(yu) 《周易》確實無關(guan) 的內(nei) 容解釋《周易》、畫出易圖，其典型代表就是河洛之學中的四十五點圖。胡渭等人指出，雖然五十五點圖對“天地之數”的解釋不合於(yu) 《係辭》，但從(cong) 一至十的“天地之數”確實本諸《係辭》。

而四十五點圖所本的從(cong) 一至九的四十五數卻在易學中找不到任何依據。四十五點圖之構畫，是以三縱三橫的九宮圖為(wei) 原本，無論是源出九疇還是明堂九室，均與(yu) 易學無涉。以之為(wei) 作易之源的《河圖》或是《洛書(shu) 》，實屬無稽之談。

胡渭等人對易學的界限加以了嚴(yan) 格的圈定，對什麽(me) 算作易學，什麽(me) 是基於(yu) 易學的新分枝以及什麽(me) 是《易》外別傳(chuan) 都有不同的界定。以邵雍為(wei) 例，其基於(yu) “數”的易學與(yu) 傳(chuan) 統易學不可等而視之，但也可算得上言之成理。

但是，朱子以邵雍“加一倍法”之學，創建出一套先天生卦理論，那麽(me) 就是以這種新形式的易學分枝加之於(yu) 正統易學之上，一下子突破了正統易學的界限。事實上，各種門類的圖書(shu) 易學中都廣泛存在著這一問題。

這一問題之根源仍舊在於(yu) 對自身的定位不準，如果將自身定位為(wei) 對易學的解釋，而不加之於(yu) 上，那麽(me) 很多易圖都可以自立成說。比如為(wei) 胡渭所推崇的《陰陽魚太極圖》就是一例，從(cong) 圖書(shu) 易學的角度來說，此圖既可以被解釋為(wei) 對《係辭》的解釋，也可以被詮釋為(wei) 一種“先天”的理念，如何對之進行定位，是尤為(wei) 關(guan) 鍵的問題。

（四）拘泥術數，不及義(yi) 理

言數多而理少，這是胡渭、黃宗羲等所認為(wei) 的漢代象數易學和宋代圖書(shu) 易學共同存在的通病。因為(wei) 這兩(liang) 者在很多觀點的解釋上有密切聯係，所以在很多時候被清人皆冠以“象數”之名。不過，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宋代象數易學存在過多的涉獵於(yu) 術數的話，這一客觀事實是確實存在的。

但如果說宋代圖書(shu) 易學跟漢代象數易學一樣拘泥於(yu) 術數而不及義(yi) 理，其實是稍顯牽強的。客觀地說，北宋時期的諸多易圖確實有很多漢代象數之遺存，卜筮之氣息非常之重。但經由朱子統合之後，以九圖為(wei) 代表的圖書(shu) 易學係統還是以義(yi) 理為(wei) 要務的。

隻是因為(wei) 朱子想要樹立先天、河洛之地位，以“太極”概念將整個(ge) 易學納入了進來，犯了一些理論上的錯誤。所以說，尤其以朱子為(wei) 代表，宋代之圖書(shu) 易學所言之義(yi) 理確實不同於(yu) 清人眼中的易學正統，也不同於(yu) 王弼、程頤所釋《易》之路徑，但如果說其不講義(yi) 理，則亦不客觀。

當然，以先天學構建之宇宙論為(wei) 代表，這些易圖及其背後之思想在清人看來，於(yu) 正統易學的解釋中是完全沒有任何必要的。

四、基於(yu) 易學哲學史的再思考

我們(men) 之所以要對清人至於(yu) 圖書(shu) 易學的態度做出新的判斷，是因為(wei) 學術史上的成說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在大部分清代學術史所做出的一般結論中，會(hui) 有一個(ge) 基於(yu) 對乾嘉學術之認識為(wei) 基礎的判斷，即將漢學和宋學做對立的兩(liang) 方來看待。

這一觀點本身是沒有什麽(me) 問題的，漢、宋之爭(zheng) 也確實清代學術史上廣泛存在的一個(ge) 學術路線的爭(zheng) 論。而漢、宋之爭(zheng) ，在學術史的論述中也往往會(hui) 一轉而為(wei) 經學、理學之爭(zheng) 。

而清代以乾嘉學術為(wei) 代表的經學、考據學的研究水平非常之高，因而這種揚經學而貶理學、揚漢學而貶宋學的論斷，在對清代學術史的認識上是非常常見的看法。基於(yu) 這一論斷，有很多學者便試圖在清初學者中找到這一學術脈絡之淵源。

眾(zhong) 所周知，明末清初乃是中國政治、思想、學術均處在大變革的曆史時期，許多新的思想、新的學術形式開始嶄露頭角。而清初學者對圖書(shu) 易學的研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而這種基於(yu) 思想脈絡及文獻淵源考察的易學模式，與(yu) 乾嘉考據學有著不少共通之處。所以，清初學者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批評，不但被視作清代考據學的開端，也被套用到了漢宋之爭(zheng) 、經學理學之爭(zheng) 的模式中。

“漢學”一詞，最早就是指的漢代的象數易學。因此，黃、胡等人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批判，也嚐嚐被視作在經學角度對理學的批評，在漢學角度對宋學的批判。

而事實上，在黃氏兄弟、胡渭等人之後不長的一段時間內(nei) ，清代的易學也確實興(xing) 起了一股重新對漢代易學進行研究的風氣，如惠棟、張惠言、孫堂、馬國翰、李道平等等，或輯佚漢代易學舊說，或專(zhuan) 研鄭玄、虞翻，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複興(xing) 漢易的影響。

但是，一來這一漢學研究的風氣並不是直接由清初圖書(shu) 易學家們(men) 發起的。二來，對漢代易學進行研究，是不是就意味著在立場上一定是以漢批宋？筆者認為(wei) ，這恐怕不能直接劃等號。

而在對清初圖書(shu) 易學的判斷上，尤其如此。以黃宗羲為(wei) 例，其作《易學象數論》，專(zhuan) 以批判象數之學為(wei) 要務，對於(yu) 漢代象數之學的批判不遺餘(yu) 力。我們(men) 難道可以說，黃宗羲大量研究了漢代象數易，因而持有揚漢抑宋的主張？顯然不可。

胡渭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認為(wei) ，返歸到漢代象數易學的思路是一種倒退。漢儒那種肆意比附、沉溺術數的手段已經被王弼徹底批判一過，然後走上了一條以義(yi) 理為(wei) 正的正確道路。

即便王弼有道家背景，但在以卦爻為(wei) 本、義(yi) 理為(wei) 宗這兩(liang) 點上是符合於(yu) 《周易》之正宗的。而宋儒程頤也完全認可此說，並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堅持。但圖書(shu) 易學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走以義(yi) 理為(wei) 宗之正路，反而犯下了一係列的理論錯誤。

所以說，針對學術史上關(guan) 於(yu) 清初圖書(shu) 易學之成說，我們(men) 至少需要在這樣幾點中做出必要的明確說明：其一，清初圖書(shu) 易學諸家對漢代象數易學持有與(yu) 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同等的批判態度，並不存在以漢批宋、揚漢抑宋、返歸漢學的傾(qing) 向。

如果說惠棟、張惠言等人的易漢學立場受到了清初圖書(shu) 易學的影響，那麽(me) 最多隻可以說是受到了這種追本溯源、實事求是的學風之影響，而絕沒有學術傾(qing) 向上的傳(chuan) 遞。

其二，清初圖書(shu) 易學諸家多以王弼、程頤之義(yi) 理易學為(wei) 易學之正統及正確方向，並不因王弼出於(yu) 道家而對之加以否定。因而，清初圖書(shu) 易學並不存在絕對意義(yi) 上站在“儒道之辨”立場來批判道家的思路。

其三，清初圖書(shu) 易學諸家雖然對文獻來源、思想淵源之考據非常細致，對卜筮之學也視作易學綱領之一，但諸家均強調，義(yi) 理才是易學之大要，尤其反對拘泥術數而忽視闡發義(yi) 理。

在厘清清初學者對易學及圖書(shu) 易學的總體(ti) 評價(jia) 之後，他們(men) 對待“易圖”之態度也就非常明確了。除非將《周易》自身的卦爻象也視作圖，否則其餘(yu) 之易圖均非必須。圖，可以成為(wei) 一種經典解釋之方法，但這種方法並不能高於(yu) 任何其它的經典解釋方法，必須遵循於(yu) 經典解釋的原則。

但隻要能夠做到遵循這些原則，易圖則確實可以起到佐書(shu) 之不能盡的作用。比如胡渭就對《陰陽魚太極圖》推崇有加，認為(wei) 此圖真正理解了《係辭》中的宇宙生成係統。雖然說，在對此圖淵源的考察中，胡渭自己也犯了非常嚴(yan) 重的錯誤。

但是，我們(men) 由此可以看到這一類本義(yi) “先天”思想為(wei) 目的的易圖，在合乎釋《易》原則的方法中，也可以成為(wei) 解釋《周易》經傳(chuan) 的絕佳輔助工具，也可以以易學思想為(wei) 基底，創建全新的思想係統。

而在他們(men) 之後的清代易學中，這種以圖為(wei) 工具解釋《周易》、甚至另建易學解釋方法的做法也屢有出現。在筆者看來，這些現象的出現，與(yu) 清初圖書(shu) 易學的影響之間，或許也存在一定的聯係，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係國家社會(hui) 科學重大項目“周易圖學史研究”（17ZDAO11）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