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le) 經》非劉歆王莽偽(wei) 造辨

作者：王齊洲（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七日己酉

          耶穌2020年11月2日

《五經精本·詩經》資料圖片

先秦儒家所傳(chuan) 經典，除《易經》作為(wei) “卜筮之書(shu) ”未被秦廷禁止外，其他皆在禁止之列。漢高祖、惠帝、呂後、文帝、景帝及竇太後都不喜歡儒者，儒學在漢初也不受重視。具體(ti) 來說，《禮》雖有叔孫通所作《漢禮儀(yi) 》，但那是為(wei) 朝廷設計的秩序儀(yi) 注，且主要采用的是秦人朝儀(yi) ，不是儒家經典；文帝雖使晁錯赴濟南伏生處受《尚書(shu) 》，但那《尚書(shu) 》是劫後之餘(yu) ，也隻收藏於(yu) 秘府，並未立於(yu) 學官；《詩》雖在文帝時立有魯申培公、燕韓嬰為(wei) 博士，在景帝時立有齊轅固生為(wei) 博士，《春秋》也先後有胡毋生、董仲舒被立為(wei) 《公羊傳(chuan) 》博士，但他們(men) 都不是儒家“經學”博士，也不從(cong) 事儒學教育，而是與(yu) 秦廷的占夢博士、歌詩博士同一類型的聊備顧問的文學侍從(cong) 。

先秦儒家的“六經”在武帝時隻有“五經”被立為(wei) 學官，《樂(le) 經》未立，且這些被立為(wei) 學官的儒學都是今文經學而無古文經學。儒家文獻真正被確立為(wei) 經典是在漢武帝時期。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思想上確立了儒家文獻的經典地位；建元五年（前136）阻撓推行儒術的竇太後死後，朝廷才正式設立《詩》《書(shu) 》《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到元朔五年（前124）為(wei) 五經博士置弟子員，把博士由文、景時的顧問官改為(wei) 掌教弟子的教育官，才真正完成了儒家經典與(yu) 儒學教育的製度建設。也正因武帝時隻有“五經”被立為(wei) 學官，《樂(le) 經》未立，才造成人們(men) 對《樂(le) 經》真實問題的懷疑。

古文經學的興(xing) 起使得人們(men) 進一步對後出的《樂(le) 經》之學產(chan) 生了質疑。從(cong) 景帝時起，古文經學就在民間傳(chuan) 習(xi) ，且有一定市場。例如，獻王劉德注意收集文獻，其“所得書(shu) 皆古文先秦舊書(shu) ，《周官》《尚書(shu) 》《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chuan) 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ju) 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le) ，被服儒術，造次必於(yu) 儒者。山東(dong) 諸儒多從(cong) 而遊”（《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劉德在自己王國設立《毛詩》《左傳(chuan) 》等古文經學博士，對漢代古文經學的誕生起到了發凡起例的作用。武帝時，孔安國從(cong) 孔子宅中得《古文尚書(shu)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這是古文經學文獻的一次重要發現。由於(yu) 古文經學在民間傳(chuan) 習(xi) 的影響逐漸擴大，而今文經學內(nei) 部的學派之爭(zheng) 也為(wei) 古文經學創造了發展空間，到宣帝時，今文經學各學派分歧加大，朝廷不得不在石渠閣舉(ju) 行會(hui) 議，企圖統一今文經義(yi) 。這些分歧和爭(zheng) 議表明，今文經學各經的論傳(chuan) 解說沒有一家一派能夠被其他各家各派完全接受，隻能依靠皇帝的政治權威來決(jue) 斷。這便為(wei) 古文經學的成長壯大提供了充分的學術空間和實際的社會(hui) 需求。

一方麵，當時不顧基本曆史事實誣陷劉歆偽(wei) 造《樂(le) 經》經典的說法，需要反思。到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樂(le) 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shu) 》、《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古文經學的勢力由此壯大，直可與(yu) 今文經學相抗衡。這時的王莽已經完全掌控朝廷權力，正在醞釀如何仿效周公故事，居攝踐祚，實現他的社會(hui) 政治理想。他所依據的儒家經典不是今文經學，而是《周官》《古文尚書(shu) 》《毛詩》《左傳(chuan) 》《樂(le) 經》等古文經典及古文經學。隨著王莽政權的垮台，《樂(le) 經》博士及其弟子潰散，其經學傳(chuan) 授即告中斷，加之今文經學家不承認古文經學，《樂(le) 經》之真偽(wei) 於(yu) 是成為(wei) 千古之謎。由於(yu) 造成古文經學在西漢末年輝煌的主要推手是劉歆和王莽，於(yu) 是他們(men) 二人便成為(wei) 今文經學家攻擊的口實。東(dong) 漢以來的今文經學家都否定《樂(le) 經》《周官》的成立，甚至對《毛詩》《左傳(chuan) 》也不表肯定。清末今文經學家康有為(wei) 撰《新學偽(wei) 經考》，全麵否定古文經學，認為(wei) 古文經都是偽(wei) 經，是劉歆所偽(wei) 造，而古文經學是“新學”，即王莽“新”朝的學術，不是真“古”學。錢穆對康有為(wei) 不顧基本曆史事實誣陷劉歆偽(wei) 造經典深為(wei) 不滿，在《劉向歆父子年譜》中反複予以批駁，認為(wei) 康氏根據政治需要隨意曲解史料，甚至純憑臆測即為(wei) 學術下斷，顧此失彼，處處露餡，完全不能自圓其說，絕對不可信從(cong) 。錢氏的論證很有說服力。

另一方麵，儒家古文經典是可信的，故《樂(le) 經》不當為(wei) 偽(wei) 造。古文經學之受到重視，劉歆的確是關(guan) 鍵人物。成帝河平三年（前26），劉歆隨其父劉向校讎中秘書(shu) ，見中秘藏古文《春秋左氏傳(chuan) 》，大好之，於(yu) 是引傳(chuan) 解經，使其章句義(yi) 理始備，成為(wei) 《左傳(chuan) 》後來流傳(chuan) 的定本。建平元年（前6），劉歆請將古文經《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立於(yu) 學官，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對。哀帝令劉歆與(yu) 五經博士講論其義(yi) ，希望以此確立古文經學的學術地位，但“諸博士或不肯置對”。無奈之下，劉歆隻得以書(shu) 信形式為(wei) 古文經學辯護，以表達不滿。在《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中，劉歆所述古文經學之事理不謂不清楚，對《左傳(chuan) 》《逸禮》《古文尚書(shu) 》“三事”的來曆交代得不謂不明白，對今文經學博士們(men) 的批判也不謂不嚴(yan) 厲。今文經學博士的怨恨可以理解，而光祿大夫龔勝以退休相要挾，大司空師丹以“改亂(luan)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相構陷，一軟一硬，顯然是要置劉歆於(yu) 死地。因為(wei) 他們(men) 本來都是今文經學者，立古文經學博士就會(hui) 動搖今文經學的統治地位，這是他們(men) 與(yu) 劉歆勢不兩(liang) 立的根本原因。如果劉歆所說“三事”不是事實，這些今文學家如何會(hui) 善罷甘休？這也從(cong) 反麵證明儒家古文經典之可信，並非劉歆所偽(wei) 造。就《樂(le) 經》而言，奏立學官的不是劉歆，而是王莽。這就帶來另一個(ge) 問題：《樂(le) 經》是否王莽偽(wei) 造？據《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奏立《樂(le) 經》之前，王莽秉持了“克己複禮”的精神，在世人麵前所展示的是一個(ge) 簡樸、勤勉、忠君、愛民的股肱大臣形象。這裏要指出，王莽因執禮而得罪哀帝受到貶斥，元壽元年（前2）群臣上書(shu) 為(wei) 王莽訟冤者以百數，哀帝不得不重新將王莽征召回京；元始四年孫竦為(wei) 大司徒司直陳崇草奏的上王莽功德表，說“公卿鹹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為(wei) 比”，就不難了解奏立《樂(le) 經》時的王莽聲譽之隆，可謂如日中天。不論篡政以後的王莽有多少乖張的舉(ju) 措，可以肯定的是，奏立《樂(le) 經》時的王莽正是積累聲譽、愛惜羽毛的關(guan) 鍵時期。因此，符合邏輯的解釋隻能是，當時確有《樂(le) 經》文本，並且應該是古文，王莽仿效周公“製禮作樂(le) ”，故將其立為(wei) 學官，以實現其政治改革的夙願。這雖然能夠說明王莽奏立《樂(le) 經》是與(yu) 他的執政理念和國家製度改革聯係在一起的，但卻不能說他是在有意造假。因為(wei) 造假要付出高昂的代價(jia) ，喪(sang) 失社會(hui) 對他的信任，毀壞他多年積累起來的良好聲譽。以王莽之精明老練，這種造假肯定是他所不願意做也不會(hui) 去做的。況且，王莽年輕時從(cong) 禮學家沛郡陳參學習(xi) 《禮經》，對《禮》學有深入研究，此後一直注意《逸禮》的收集，“禮”與(yu) “樂(le) ”在先秦本來相輔相成，相須為(wei) 用，《禮經》與(yu) 《樂(le) 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禮記》中有《樂(le) 記》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我們(men) 有充分理由相信，《樂(le) 經》文本在當時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它是王莽奏立學官的文本依據，切不可因為(wei) 王莽後來的失敗而懷疑他此時的誠實，更不可說劉歆與(yu) 他共謀作偽(wei) 。

誠然，王莽確有依靠古文經學以實現其社會(hui) 改良的政治野心，其托古改製也是為(wei) 其居攝踐祚鋪路的，這些都不必為(wei) 他隱諱。然而，漢末積累的社會(hui) 矛盾，也確實需要進行改革，這又是現實的需要。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祫祭眀堂後，王莽便上奏太皇太後，希望能夠學習(xi) 周公“製禮作樂(le) ”，完成漢製改革的壯舉(ju) 。王莽居攝期間和稱製以後，按照《周官》改名官製，設置五等爵以封功臣，實行“六筦”之法，試行井田製，禁止奴婢買(mai) 賣，收諸軍(jun) 吏及邊吏大夫以上奸利致富者家產(chan) 。這些措施，都有模仿《周官》和《禮記》所述上古理想社會(hui) 的痕跡，其用心不能說不好。隻是因為(wei) 這些改革並不適應西漢末年的社會(hui) 實際，所以效果並不理想。有些改革（如換官名、改建製）徒增紛擾，社會(hui) 意義(yi) 並不大。其迂闊誠有之，其作偽(wei) 則未必。今人沒有必要為(wei) 了否定王莽進而否定《樂(le) 經》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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