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死生、出處之際：夷夏觀視域下明遺民的守經與(yu) 達權”討論綜述

來源：“欽明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初七日己亥

          耶穌2020年10月23日

雲(yun) 切磋

四川大學儒家哲學方向“雲(yun) 切磋班”第六期已於(yu) 庚子年九月初二（西曆10月18日）晚，在騰訊會(hui) 議網絡平台上舉(ju) 辦。討論由中山大學哲學係博士生羅慧琳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王羿龍作了“死生、出處之際：夷夏觀視域下明遺民的守經與(yu) 達權”的主題報告，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博士生蔣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祁博賢擔任評議。

在晚明以死為(wei) 經的大背景下，士人既以事功、傳(chuan) 道為(wei) 名而藉以全生達權，那麽(me) 在麵對滿清政府的征招之時，卻又何以拒絕出仕？為(wei) 解決(jue) 這一倫(lun) 理困境，主講人以對管仲、許衡的評價(jia) 為(wei) 中心，引入為(wei) 明遺民所重新啟重的夷夏觀作為(wei) 闡釋的重點，試圖窺見夷夏之義(yi) 對明遺民選擇的影響。當遺民們(men) 以帶有強烈民族主義(yi) 色彩的夷夏觀作為(wei) 支撐時，方才在生與(yu) 死、出與(yu) 處之間求得自身得以兩(liang) 全的正當性縫隙。

以對管仲的評價(jia) 來說，主要著重於(yu) 對《論語·憲問》篇中孔子答子路、子貢之問的再解釋。一方麵，遺民不認同《管子》、《論語注疏》、《論語集注》中對於(yu) 管仲之生自身正當性的看法，從(cong) 而將其正當性引向了華夷大義(yi) 上。第一，在言說管仲具存有事功的同時，將事功係於(yu) 節義(yi) ，而節義(yi) 因事功而見之。第二，合華夷之義(yi) 於(yu) 大，君臣之義(yi) 於(yu) 小，然後達權的可能性範圍得以確立。第三，在此基礎之上，體(ti) 現出舍小而取大的價(jia) 值判斷。另一方麵，同樣基於(yu) 華夷大義(yi) 壓過君臣之義(yi) 這一觀點，如何看待管仲未死是否有妨於(yu) 君臣之義(yi) 這一問題，在明遺民之間亦出現了分歧。亭林、晚村以為(wei) 雖然舍君臣而之華夷具有更高的正當性，但並不意味著這一選擇是全然正當的，而船山則認為(wei) 君臣之義(yi) 之所以為(wei) 義(yi) 全係於(yu) 華夷，因此，隻有合於(yu) 華夷之義(yi) 才能夠保全君臣，則此行為(wei) 具有全然正當性了。

以對許魯齋的評價(jia) 來說，主要的爭(zheng) 議在於(yu) 夷夏觀應當以文化為(wei) 中心還是以民族為(wei) 中心。孫夏峰持前者之論，而船山、亭林、梨洲等更多的遺民卻持後者。首先，從(cong) 族群的角度來看，不仕之經之所當守，而出仕不可以為(wei) 權，其實質則源於(yu) 狄道的先天不可變易性。其次，從(cong) 個(ge) 人誌節來看，在秉續“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一傳(chuan) 統的基礎上，其對事功具有超越性意義(yi) 。因此，一切計功謀利之說都不具有正當性。再次，在道理而言，道統有不絕之必然；在事功而言，道統有不絕之可能。出於(yu) 以上三點，明遺民完全杜絕了以出仕為(wei) 行權的可能性，從(cong) 而在生死與(yu) 出處之間為(wei) 自身的存在掙得一絲(si) 餘(yu) 地；並以這種嚴(yan) 峻的夷夏觀，為(wei) 三百年後的辛亥革命提供了精神養(yang) 料，庶可為(wei) 中國精神不朽之明珠。

其後，主持、兩(liang) 位評議及與(yu) 會(hui) 師生就報告立意、結構、內(nei) 容展開了充分的討論。其中，蔣鑫博士提到，相對於(yu) “守道而傳(chuan) 之於(yu) 後世”的理論，儒者似乎應當具有更深的當下憂慮和現實關(guan) 懷。具體(ti) 到報告來說，個(ge) 體(ti) 層麵的傳(chuan) 道從(cong) 屬於(yu) 文明層麵的傳(chuan) 道，前者不能取代後者。在教化之統、文明之統不絕的情況下，宋儒所謂續千年不傳(chuan) 之道統才是有可能的。若其時中國文明已經質變，宋儒何所聞其道、傳(chuan) 其道？所聞所傳(chuan) ，必皆異道。甚言之，當夷朝入主幾百年成為(wei) 一個(ge) 無法改變的曆史事實時，而在僅(jin) 僅(jin) 守道於(yu) 民間將於(yu) 事無補的時候，身處其中的儒者，出於(yu) 保存華夏文明之職責，出仕與(yu) 之合作，究竟有否正當性？祁博賢博士提到，如果認為(wei) 如言“忠孝至性，何待擬仿”、生而可以傳(chuan) 道的話，那麽(me) 以死傳(chuan) 之後世，是否也可以以榜樣的方式為(wei) 傳(chuan) 道？其二，船山的三義(yi) 說之主旨是為(wei) 義(yi) 區分大小，似乎並不能構成對經的消解。中山大學閆雷雷博士提到，除船山一類特別嚴(yan) 峻的遺民外，大多數遺民仍然並未拒絕自己的子孫出仕清朝，且時常保持與(yu) 仕清者、甚至貳臣的聯絡，應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是值得繼續研究的方向；第二，閆雷雷博士還指出了文中的一處文獻引用錯誤。

活動最後，由四川大學哲學係的曾海軍(jun) 老師、高小強老師和陳建美老師為(wei) 這次報告作出指正。曾老師提到，相對於(yu) 對“晏嬰不死君難”這一命題而言，當代學界對管仲的關(guan) 注並沒有那麽(me) 重，因此，在討論這一命題的同時，如何統攝夷夏觀、如何進一步探析夷夏觀的內(nei) 含，是值得繼續深究的。高老師提到，儒家文化的任何變更都不能違背儒家自身的基本原則，否則枉尺直尋，而不免於(yu) 舍本。如蒙古不能改“收母蔑喪(sang) ”的習(xi) 俗，則亦可以成為(wei) 其並未完全漢化的例證之一。陳老師提到，夷夏觀的文化與(yu) 民族的雙重內(nei) 含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那麽(me) 如何看待明季夷夏觀的發展與(yu) 晚清、民國時期民族主義(yi) 崛起，就成為(wei) 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