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是什麽(me)

作者：丁鼎（中國孔子研究院“尼山學者”特聘研究員，山東(dong) 師大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大眾(zhong) 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初四日丙申

          耶穌2020年10月20日

“禮”是中國古代偉(wei) 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體(ti) 係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春秋時期，偉(wei) 大的思想家孔子通過總結、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遺產(chan) ，繼承和發展了古老的“禮”觀念，賦予其新的思想內(nei) 涵，創造性地建立起一套以“禮”為(wei) 核心價(jia) 值觀念的儒家思想體(ti) 係。在儒家思想體(ti) 係中,“禮”不僅(jin) 包含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禮節或規矩，還包括了我國古代社會(hui) 生活中各個(ge) 領域的製度和規範，甚至還包容了與(yu) 這些製度和規範相適應的思想觀念或道德理性。“禮”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範疇。這一範疇具有廣泛的外延和豐(feng) 富的內(nei) 涵。從(cong) 其內(nei) 涵上說，在儒家思想學說中，“禮”既是一種社會(hui) 政治理想，又是一種倫(lun) 理道德規範。它通過對人們(men) 思想行為(wei) 的引導、製約和規範來維護社會(hui) 的安定和發展。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化就是“禮”的文化，中國古代政治就是“禮”的政治，中國古代社會(hui) 發展史就是一部“禮”的曆史。在中國古代，“禮”的發達程度，“禮”在整個(ge) 民族精神和社會(hui) 政治中的作用，都有著獨特的、極其重大的文化意義(yi) 。

“禮”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

“禮”既是儒家思想體(ti) 係的最高範疇，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內(nei) 容。孔子在《論語》中反複強調“禮”對於(yu) 一個(ge) 人在社會(hui) 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論語·季氏》篇記載孔子曾教育其兒(er) 子孔鯉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堯曰》篇還記載孔子諄諄告誡弟子們(men) 說：“不知禮，無以立也。”在孔子看來，“禮”是人生在世的根本，不學禮、不知禮就難以在世上安身立命。由此可見“禮”在孔子思想體(ti) 係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中，“禮”既是一種社會(hui) 政治理想，也是一係列倫(lun) 理道德原則與(yu) 規範。從(cong) 孔子所傳(chuan) 授的儒家六經來看，無不滲透著濃重的“禮”學內(nei) 容。正如清代著名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三禮通論》中所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yi) ，亦以禮為(wei) 尤重。”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的思想體(ti) 係中，“仁”與(yu) “禮”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孔子的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所撰寫(xie) 的《禮記》看來，一方麵“禮”似乎是高於(yu) “仁”的。如《禮記·曲禮》雲(yun) ：“道德仁義(yi) ，非禮不成。”由此可見，“禮”不僅(jin) 是調整一切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根本準則，而且連“仁”也是以“禮”為(wei) 依據的。另一方麵，在先秦儒家看來，“禮”是天地間一切事物的關(guan) 係和秩序的規範和準則。如《禮記·樂(le) 記》說：“禮者，天地之序也。”這就從(cong) 形而上的高度論證了“禮”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是說，“禮”在儒家學說中是與(yu) 天道一樣具有形而上的本體(ti) 地位的。

宋代的程朱理學以“理”釋“禮”，甚至把“禮”抬到與(yu) “天理”等同的重要地位。在二程的理學體(ti) 係中，“理”是最高本體(ti) ，而“禮”則是與(yu) “理”相通的。程顥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河南二程遺書(shu) 》卷十一）在程顥看來，“禮”的根本就是“理”，同時“禮”也是理之文，也就是天理的體(ti) 現。朱熹繼承並發展了二程的理學思想。他以理為(wei) 統攝世間萬(wan) 物的最高哲學範疇並建構起龐大的哲學體(ti) 係，他認為(wei) 人世間的道德倫(lun) 常和禮、樂(le) 、政、刑都是天理。他說：“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hui) 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朱子語類》卷四十一）在朱熹的理學體(ti) 係中，禮本於(yu) 理，禮就是理。這樣朱熹之“禮”順理成章地上升到宇宙本體(ti) 的高度並理學化，從(cong) 而將以“禮”為(wei) 代表的儒家道德價(jia) 值體(ti) 係抽象為(wei) 天理之應然，從(cong) 而抬舉(ju) 並強化了“禮”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統攝地位。

“禮”與(yu) 中國古代政治

中國數千年曆史所積澱的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內(nei) 容就是“禮”，中國古代政治基本上就是以“禮”為(wei) 基礎的政治。“禮”與(yu) 中國古代政治理念、政治行為(wei) 和政治製度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我國古代社會(hui) 的宗法製度、分封製度、畿服製度、爵位製度、土地製度、賦貢製度、軍(jun) 政製度、刑法製度、職官製度及其他各種政治製度在古代都屬於(yu) “禮”的範疇。這些各種各樣的禮製雖然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或王朝的更替而有所損益和變革，但萬(wan) 變不離其宗，“禮”始終是我國數千年古代社會(hui) 的各種社會(hui) 製度的理論基礎和價(jia) 值標準，也始終是我國曆代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所追求的理想的製度模式。因此可以說我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政治製度基本上就是一種禮的“範式”。

中國古代“禮”文化與(yu) 法製也有密切的關(guan) 係。“法（刑）”源於(yu) “禮”，是從(cong) “禮”中衍生出來的，故《管子·樞言》雲(yun) ：“法出於(yu) 禮。”禮被賦予了強製力便是法。“禮”是一種社會(hui) 道德教化工具，“法”是一種事後的懲罰措施。正如《大戴禮記·禮察》所說：“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禮和法都是人們(men) 的行為(wei) 規範，禮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導人們(men) 別貴賤、序尊卑；而法則依靠強製力使人們(men) 共同遵守禮的有關(guan) 規範。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模式中，禮與(yu) 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社會(hui) 秩序發揮著調節、約束的功能。禮治體(ti) 係發揮著重要的教化作用，而法與(yu) 刑則在禮治的框架之內(nei) 對社會(hui) 的違禮行為(wei) 發揮著約束和懲戒作用。尤其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曆代王朝基本上都采用以儒家“禮”文化為(wei) 基調的禮法互補的政治架構。以禮緣飾政治的仁愛，以法渲染政治的權威，從(cong) 而推動國家機器有效地運轉，維持社會(hui) 安定有序地發展。

《春秋左傳(chuan) ·隱公十一年》概括“禮”的功用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也就是說“禮”是用來經營治理國家，安定社會(hui) ，使民眾(zhong) 維持穩定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從(cong) 而保障後世子孫各種利益的綱紀大法。我國曆代王朝的各種典章製度、政治思想與(yu) 施政方針都與(yu) “禮”文化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許多統治者在執政、施政時，往往援引禮經，以為(wei) 行事準繩和權威依據。甚至許多統治者還往往以“禮”為(wei) 依據進行製度建設或改革。如西漢初年叔孫通製定朝儀(yi) ；王莽在建立新朝的過程中遂以《周禮》為(wei) 據，改革諸項製度；西魏末年，蘇綽輔佐權臣宇文泰依據《周禮》進行官製改革；宋代王安石也以《周禮》作為(wei) 其變法的理論依據。凡此種種，均體(ti) 現出儒家所倡導的“禮”文化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重要特色與(yu) 基調。

“禮”與(yu) 中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ge) 民族文化中固有的、體(ti) 現某種價(jia) 值取向並且持續發展的一種優(you) 秀的曆史傳(chuan) 統；是一個(ge) 民族在一定的曆史背景、地理環境、文化傳(chuan) 統、生活方式中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為(wei) 該民族成員所認同的心理、觀念、倫(lun) 理、習(xi) 俗、信仰、科學、藝術等方麵的群體(ti) 意識、風貌和特征；是一個(ge) 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個(ge) 民族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特征。

儒家所倡導的“禮”文化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完善過程中，發揮了關(guan) 鍵性的作用。關(guan) 於(yu) “禮”的宗旨或價(jia) 值取向，孔子曰：“禮之以和為(wei) 貴。”（《禮記·儒行》）而孔子的弟子有若亦認為(wei) ：“禮之用，和為(wei) 貴。”（《論語·學而》）孔子及其弟子有若所謂的“和為(wei) 貴”高度概括了“禮”的根本精神。“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就是崇尚人與(yu) 自然、社會(hui) 及人與(yu) 人之間和諧共處的精神。所以“禮”的終極目標就是引導社會(hui) 各個(ge) 階層有著各種不同價(jia) 值訴求的人們(men) 按照“禮”的規範和模式來處理和協調人與(yu) 人、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從(cong) 而使社會(hui) 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們(men) 化解或緩解矛盾，和諧共處於(yu) 一個(ge) 社會(hui) 大家庭之中。儒家倡導的“禮”文化既強調人與(yu) 人之間和睦相處，也倡導人與(yu) 自然的和諧相處，主張實現“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實現大同理想社會(hui) 。這種觀念經過長期的曆史積澱，成為(wei) 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精髓。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雖然曆經戰亂(luan) 和分裂，但總體(ti) 上說來一直處於(yu) “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之下，儒家禮樂(le) 文化“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隱性作用。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寬容禮讓、謙恭善良、求大同存小異的道德傳(chuan) 統，形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基調。這種基調的形成也正是“禮”文化中“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長期影響和積澱的結果。

雖然在我國數千年的古代社會(hui) 發展進程中，隨著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經濟關(guan) 係與(yu) 思想意識文化的發展和變遷，以及異族文化的影響和入侵，儒家所倡導的傳(chuan) 統“禮”文化不斷地受到衝(chong) 擊和挑戰，也不可避免地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損益”；但是，從(cong) 總體(ti) 上說，儒家倡導的“禮”文化始終是我國數千年古代社會(hui) 各種製度的理論基礎和價(jia) 值標準，也始終是我國曆代社會(hui) 意識形態所追求的理想社會(hui) 的製度模式。不唯如此，儒家禮樂(le) 文化“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還對我們(men) 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成為(wei) 我們(men) 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

根植於(yu) 中華民族精神中“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既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chan) ，也是人類世界的共同精神財富。它曆久彌新，在當今之世仍有著重要的思想文化價(jia) 值。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不僅(jin) 可以成為(wei)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建設和製度建設的思想資源，而且對於(yu) 順應時代潮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有著重要的曆史和社會(hui) 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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