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與(yu) 經學的千年糾葛

作者：張永路（天津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初四日丙申

          耶穌2020年10月20日

《國語》是先秦時期的重要典籍。但是，在經學史上，《國語》卻屬於(yu) 邊緣文獻。《國語》原本處於(yu) 經學序列之外，在司馬遷將其與(yu) 左丘明建立起模糊聯係之後，《國語》就逐漸被兩(liang) 漢學者認定為(wei) 《春秋外傳(chuan) 》，與(yu) 《左傳(chuan) 》相表裏。由此，《國語》因這一身份而開啟了與(yu) 經學分分合合的糾葛曆程。

《國語》自先秦時期成書(shu) 之後，始終處於(yu) 曆代學者的視野之中。西晉武帝時，“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zhong) ，得竹書(shu) 數十車”（《晉書(shu) ·束皙傳(chuan) 》），其中即有“《國語》三篇，言楚晉事”。這表明，作為(wei) 魏襄王或安釐王墓中隨葬書(shu) 籍，《國語》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經流傳(chuan) 。至西漢初年，賈誼在《新書(shu) 》中大段引用《國語》文字，司馬遷更是將《國語》作為(wei) 撰寫(xie) 《史記》的重要參考文獻。西漢末年，劉歆首倡《國語》為(wei) 《春秋外傳(chuan) 》之說，東(dong) 漢許慎、應劭多處引用《國語》文字。東(dong) 漢經師鄭眾(zhong) 、賈逵以及魏晉王肅、孫炎、虞翻、唐固、韋昭、孔晁等人都有注解《國語》專(zhuan) 書(shu) 。隋唐時期，《國語》在《隋書(shu) ·經籍誌》中被列入經部“春秋類”。但是，隨後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將《國語》定為(wei) 史書(shu) ，而啖助、趙匡、陸淳則開啟了對《國語》的一係列質疑。受此影響，柳宗元作《非國語》，專(zhuan) 門針對《國語》展開批評。宋明時期，在理學思潮主導下，朱熹等理學家都對《國語》有重估性的論述。清代考據學興(xing) 起，《國語》作為(wei) 先秦古籍受到眾(zhong) 多學者重視，汪遠孫、王引之、董增齡等數十位學者都有專(zhuan) 書(shu) 論及。20世紀初，隨著古史辨運動的興(xing) 起，《國語》再次成為(wei) 研究熱點。總之，從(cong) 曆史上看，《國語》自先秦到20世紀，具有完整的研究鏈條。

這兩(liang) 千年的研究史中，《國語》在大多時期又與(yu) 經學相牽涉。而且，正是由於(yu) 與(yu) 經學的這種關(guan) 係，《國語》才會(hui) 受到曆代學者的持續關(guan) 注和重視。依照《國語》學史的發展，《國語》在兩(liang) 漢之後一直處於(yu) 與(yu) 經學的糾葛中，有時被提升為(wei) 《春秋外傳(chuan) 》，儼(yan) 然進入經學序列，成為(wei) 經學重要典籍；有時卻受到高度質疑，一些學者否定其與(yu) 左丘明的關(guan) 係，割斷其與(yu) 《左傳(chuan) 》的聯係，將其清出經學序列。其實，早在西漢前期，就已經埋下了日後《國語》與(yu) 經學糾葛的前緣。最初，《國語》並非經學序列中的成員。站在現代學術角度看，《國語》隻是成書(shu) 於(yu) 先秦時期，集合了春秋諸國之語的語書(shu) 。從(cong) 傳(chuan) 世文獻記載來看，司馬遷首次提及《國語》的作者問題，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同時又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司馬遷對《國語》的判定使此書(shu) 與(yu) 左丘明及《左傳(chuan) 》有了密切的關(guan) 聯。司馬遷的論述並不充分，到了東(dong) 漢時期，班彪、班固父子在司馬遷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左丘明既作《左傳(chuan) 》又作《國語》。因與(yu) 《左傳(chuan) 》同一作者的這種特殊關(guan) 係，《國語》被兩(liang) 漢學者冠之以《春秋外傳(chuan) 》的別名，以與(yu) 作為(wei) 《春秋內(nei) 傳(chuan) 》的《左傳(chuan) 》相攜。由此，《國語》以《春秋外傳(chuan) 》的身份成為(wei) 古文經學的重要文獻。

在今古文經之爭(zheng) 愈演愈烈的東(dong) 漢，《春秋外傳(chuan) 》已經成為(wei) 《國語》的專(zhuan) 稱，無論是王充在《論衡·案書(shu) 篇》中直稱《國語》為(wei) 《外傳(chuan) 》，還是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大量引用《國語》而稱“《春秋國語》曰”，都表明《國語》已徹底進入經學論述語境中。隨著今古文經之爭(zheng) 的形勢消長，古文經學的聲勢越來越浩大，《國語》的《春秋外傳(chuan) 》身份隨之得到不斷強化，並依賴魏晉時期湧現出的眾(zhong) 多《國語》注解而變得更加牢固。在魏晉時期眾(zhong) 多注解中，三國韋昭的《國語解》是留存在世的最早的完整《國語》注本，他在《〈國語解〉敘》中就曾給予《國語》很高的評價(jia) 。他說：“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wei) 《國語》。”《國語》所載內(nei) 容不僅(jin) 有諸侯邦國的政治曆史，還有嘉言善語的道德訓誡，甚至陰陽律呂的形上天道。所以，韋昭評價(jia) 《國語》稱：“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yu) 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lun) 也。”在韋昭看來，《國語》因其立道之周正、內(nei) 容之宏闊，已遠非諸子之類可比，而應被納入經學之列。較之兩(liang) 漢時期，魏晉時期《國語》注本大量湧現，兩(liang) 漢僅(jin) 兩(liang) 種，而魏晉則達六種之多。由此看來，對《國語》“與(yu) 經藝並陳”的評價(jia) 並非韋昭獨有，而應屬於(yu) 當時人的普遍認知，此時學者已視《國語》為(wei) 經學文本。

但是，《國語》與(yu) 經學的關(guan) 係並非如此一帆風順。西晉傅玄、隋代劉炫已經開始否認左丘明作《國語》的兩(liang) 漢成說。雖然這隻是各自時代的孤例，但是這一現象表明先前堅定的觀念在鬆動，人們(men) 對《國語》的認知在變化。到唐代，這一變化不再隻是個(ge) 案，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質疑《國語》的行列。唐初，劉知幾就在其影響深遠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將《國語》單獨劃為(wei) 史學著作之一類，與(yu) 《戰國策》等書(shu) 並列。清代浦起龍在注釋《史通》時參以己意，更是直接冠之以“國別家”，由此有了後世《國語》乃國別史的論調。這一定位無疑是對《國語》經學文獻的否定。唐代中期之後，隨著疑經思潮的發展，《國語》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其中有今文經學的影響，也有新興(xing) 理學思潮的推動。因為(wei) 《國語》與(yu) 《左傳(chuan) 》的密切關(guan) 係，自然被歸為(wei) 古文經學行列，所以當啖助、趙匡、陸淳更傾(qing) 向於(yu) 《公羊傳(chuan) 》《榖梁傳(chuan) 》時，對《國語》的批評就不可避免。而理學思潮的興(xing) 起，也使原有經學範式被拋棄。最終，在理學時代來臨(lin) 後，《國語》被剝離了經學身份，變得沉寂下來。從(cong) 文獻統計來看，《國語》在宋明兩(liang) 代出現次數大大減少。不過，當清代考據學崛起後，《國語》再次呈現複興(xing) 之勢。但是，此時的《國語》在考據學“求其古”與(yu) “求其是”的研究張力下搖擺於(yu) 經史之間。在前者看來，依照兩(liang) 漢學者的觀點，《國語》應定為(wei) 《春秋外傳(chuan) 》。而後者則不然，在代表清代官方立場的《四庫全書(shu) 總目》中，四庫館員稱將《國語》歸入“春秋類”是“殊為(wei) 不類”，並最終歸為(wei) “雜史”。縱觀整個(ge) 《國語》學史，經史之間的這種搖擺反複發生，一直到20世紀經學時代結束、現代學術建立之後，爭(zheng) 論才告一段落。

《國語》與(yu) 經學的這種糾葛關(guan) 係，使其成為(wei) 整個(ge) 經學發展史上的獨特案例。在兩(liang) 漢確立主導地位之後，經學曆經兩(liang) 千年的演化發展，其間經魏晉、隋唐、宋明、清代等數個(ge) 階段的遷變，每個(ge) 時期都各具特色。從(cong) 經目來看，“五經”“九經”以及“十三經”的逐漸遞增是經學變遷的最鮮明表現。而從(cong) 方法來看，章句之學、義(yi) 疏之學以及“六經注我”式的義(yi) 理詮釋和囊括音韻訓詁文字的考據功夫，也是經學演變的重要表征。但是，從(cong) 根本上看，經學的演化發展與(yu) 各個(ge) 時代的主導思潮密切相關(guan) ，如兩(liang) 漢時代的經學研究便與(yu) 宋明理學時代的經學研究不同，而理學時代與(yu) 清代考據時代的經學研究又不同。此中差異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就是時代思潮的變革所致。因此，經學史的研究需要跳出經學史，將經學史置入時代思潮的發展中進行考量。當然，宏大的敘事或許會(hui) 削弱研究的深度，時代思潮的總體(ti) 敘述有時會(hui) 疏於(yu) 空闊。此時，《國語》便提供了一個(ge) 絕佳的案例來觀察時代思潮對經學史發展的影響。

總而言之，曆代對《國語》認知變遷牽涉的並不僅(jin) 僅(jin) 是《國語》一書(shu) ，而是整個(ge) 經學史。時代思潮的變革直接導致了曆代學者對經學的不同理解，而這種不同理解又反映在對《國語》這一經學邊緣文本的認知上。因此，經學的變革會(hui) 即刻反映到《國語》的時代境遇中，而《國語》身份的變遷也不斷昭示著經學邊界的變動。《國語》的身份如此特殊，以至成為(wei) 觀察經學史演變的浮標。通過對《國語》曆史定位變化、與(yu) 經學時合時離的梳理，正可窺見整個(ge) 經學史演變發展的內(nei) 在機理。一言以蔽之，從(cong) 《國語》在各個(ge) 時代的境遇變遷中，可以探知整個(ge) 經學史演變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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