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易經》研究的路徑

作者：史少博（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世界哲學》2018年第3期

摘要：日本學者對《易經》的研究，隨著儒學在公元五世紀傳(chuan) 入日本就開始了，至公元757年，《易經》正式成為(wei) 了日本古代國子監的教材之一。日本對《易經》的研究有伊藤仁齋、北村沢吉等人的"義(yi) 理派"，也有根本通明等人的"象數派"，還有許多易學家既重視象數，也重視義(yi) 理的"易理與(yu) 象數兼容派"的研究。綜括日本古今對《易經》的研究途徑：一是對《易經》的講讀。通過講讀而研究《易經》博大精深的內(nei) 涵。日本古代多次實施宮內(nei) 講學的製度，大規模皇室主持的講《易經》活動極大地推進了日本的易學研究和普及程度。二是日本學者對中國易學文本的研究。日本江戶時代對《易經》的研究，不僅(jin) 研究《易經》《易傳(chuan) 》原典，還研究中國曆代對《易經》《易傳(chuan) 》原典的注解。江戶時代日本易學者主要依據朱熹對《易經》詮釋的文本《周易本義(yi) 》，也可以說日本江戶時代盛行的是朱子易學。當然也有學者研究中國漢代易學文本，熱衷於(yu) 《易經》象數，但非主流。三是日本對中國《易經》分支"術數"的應用研究，並出版了諸多研究著作。

關(guan) 鍵詞：日本；易經；研究；

根據寫(xie) 於(yu) 720年的日本著作《日本書(shu) 紀》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王仁把儒學傳(chuan) 入日本。公元516年，朝鮮百濟派遣五經博士到日本。由此可知，公元五世紀，作為(wei) 《五經》之一的《易經》已經傳(chuan) 入了日本。《易經》傳(chuan) 入日本後，對日本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生活習(xi) 俗等方麵都具有一定的影響，《易經》思想滲透日本社會(hui) 的各個(ge) 方麵。本文隻是分析《易經》傳(chuan) 入日本後，日本學者對《易經》的研究路徑。

一、日本對中國《易經》的講讀

《易經》作為(wei) 儒學經典著作之一傳(chuan) 入日本後，從(cong) 公元516年起，百濟的五經博士就開始在日本講授《易經》。公元553年(日本欽明天皇十五年)，日本要求朝鮮定期派遣精通《易經》的經學家去日本講授《易經》。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元年)發布《大寶律令》，其中學令規定設置了祭祀製度與(yu) 太學製度，把《論語》《孝經》規定為(wei) 必修科目，《易經》等列為(wei) 選修科目。公元757年(日本孝謙天皇寶字元年)，把學生分類，分為(wei) 經生、醫生、陰陽生等等。這個(ge) 時期，《易經》不再是選修科目，而是正式成為(wei) 了日本古代國子監的教材之一。《易經》不僅(jin) 是“經生”的教材，而且也是“陰陽生”的教材。

日本古代多次實施宮內(nei) 講學的製度。從(cong) 公元861年至公元1700年，六人部福貞、刈田安雄、淨野宮雄、中原師季、西笑承兌(dui) 、綱吉等人都講授過《易經》。“1693年至1700年，共進行了240次空前絕後的易學係列講座，聽眾(zhong) 每次約600人左右。使用的教材是朱子的《周易本義(yi) 》。日本的東(dong) 山天皇親(qin) 自參加到講師行列中。這成了環中國漢學文化區中的未曾有的先例。……大規模的皇室主持的講《易經》活動及大地推進了日本的易學研究和普及程度。”(劉正，2015:341)“到了日本近現代社會(hui) 裏，為(wei) 日本天皇進行傳(chuan) 統漢學講學的製度仍然保存著。其中講《易經》的有如下幾次:1886年，根本通明講《易經》。1887年，元田永孚講《易經·乾卦·彖》。1890年，元田永孚講《易經·泰卦》。1899年，三島中洲講《易經·泰卦》。1911年三島中洲講《易經·大有卦》。1912年，星野恒講《易經·觀卦》。1919年土屋弘講《易經·觀卦》。1940年小柳司氣太講《易經·師卦》。”(劉正，2015:342)

我們(men) 常說“讀書(shu) 百遍，其意自見”，日本的易學家們(men) 通過對《易經》的講讀，探究其中博大精深的道理，體(ti) 會(hui) 天道、人道、地道的和諧。日本對《易經》的講讀，一直延續到現在，日本的許多學校，至今還有《易經》課程。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做訪問學者，一直堅持跟隨東(dong) 洋哲學專(zhuan) 業(ye) 的博士們(men) 聽課，土田健次郎教授有一門《周易本義(yi) 》講讀課程，就是逐字逐句地給博士們(men) 講讀朱熹的《周易本義(yi) 》。朱熹的《周易本義(yi) 》在我國曆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曆史地位，也一度成為(wei) 古代科舉(ju) 考試用書(shu) 。《周易本義(yi) 》是朱熹對《易經》的全麵詮釋，朱熹不滿前人對《易經》的解釋或者“生出許多象數來”；或者“硬要從(cong) 中講出許多道理來”。故而，朱熹釋《易經》不像京房、邵雍那樣側(ce) 重《易經》的象數，也不像王弼那樣側(ce) 重《易經》的義(yi) 理，而是在對《易經》注解、闡釋的時候，既關(guan) 注《易經》的象數，也關(guan) 注《易經》的義(yi) 理，調和了“義(yi) 理派”與(yu) “象數派”，他認為(wei) “易本卜筮之書(shu) ”，如果離開“象數”講“義(yi) 理”也不能體(ti) 會(hui) 《易經》的真正的意蘊。日本的江戶時代，朱子學一度成為(wei) 了日本的官學，朱熹的《周易本義(yi) 》也受到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視，日本江戶時代宮內(nei) 講學，多次采用了朱熹的《周易本義(yi) 》。在日本，對中國《易經》的講讀，至今也是研究《易經》的途徑之一，通過對《易經》的講讀，研究《易經》的爻、辭，闡發《易經》的思想內(nei) 涵。

二、日本學者對中國易學文本的研究

對《易經》的研究，在學術上一般分為(wei) 象數派與(yu) 易理派。“象數派”一般注重用八卦、六十四卦象征的物象解釋爻辭、卦辭；“義(yi) 理派”則注重挖掘《易經》的哲學價(jia) 值與(yu) 對人生的啟迪，多從(cong) 八卦、六十四卦的內(nei) 涵解釋爻辭、卦辭。例如我國的王弼、程頤等是“義(yi) 理派”的主要代表；京房、邵雍等是“象數派”的主要代表。日本易學家也是多派林立，總的來看，大體(ti) 也不外乎這兩(liang) 大派別。

日本古代的思想家、哲學家從(cong) 接觸中國儒學開始，就對儒學經典《五經》之首的《易經》發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最初研究《易經》《易傳(chuan) 》的原典，而後又研究中國曆代對《易經》注釋的文本，分別著書(shu) 立說。日本對中國宋代朱熹的《周易本義(yi) 》著作研究特別重視，圍繞對《周易本義(yi) 》的研究，也出版了很多著作。

從(cong) 桃山時代開始，日本易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由於(yu) 日本易學家對中國《易經》文本孜孜不倦地研究，易學家們(men) 紛紛著書(shu) 立說闡釋研究《易經》的心得，出版了諸多有影響的易學著作。例如桃山時代著名易學家、漢學家藤原惺窩與(yu) 他的學生林羅山(1583—1657)一起對《五經》進行了新的注解，其中對《易經》的注解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並且藤原惺窩還著有《易學雜說》，林羅山還著有《周易本義(yi) 點》《周易手記》等，林羅山的兒(er) 子林春齋也是有名的易學家，著有《周易私考》《易啟蒙私考》《周易新見》等著作。中江藤樹(1608—1648)著有《易卦圖》，中江藤樹的學生熊澤番山(1619—1691)著有《係辭解》《易係辭小解》《易係辭和解》《易經小解》等。淺山絅齋著有《卦爻諸說辨》《周易講義(yi) 》《易學啟蒙講義(yi) 》等著作。

江戶時代，日本易學可以說達到了昌盛階段。哲學家、易學家伊藤仁齋(1627—1705)有著名的《太極論》《易經古義(yi) 》《周易乾坤古義(yi) 》等著作。伊藤仁齋非常反對《易經》的卜筮，提出:“從(cong) 義(yi) 則不必用占卜”。(林美茂，2015:118)又例如伊藤仁齋在《易經古義(yi) 》中指出:“易固為(wei) 卜筮之書(shu) ，然彖象棄而不取，專(zhuan) 明陰陽消長之理，以推人事，實為(wei) 家國天下日用常行之要典，其有功於(yu) 天下萬(wan) 世，可謂大矣。程子傳(chuan) 專(zhuan) 據其說，而至朱子反之卜筮者何哉，倘以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則易林元龜之屬耳，豈足與(yu) 詩書(shu) 春秋列於(yu) 六經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又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若以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則是為(wei) 小人謀。而非為(wei) 君子謀也。且世多狐疑者，屢事卜筮，然於(yu) 卦爻有連筮得者，有終身不筮得者，又筮得此爻，則惟此一爻為(wei) 己之用，而其餘(yu) 爻象皆為(wei) 無用之物，浩浩易經，才為(wei) 一事之用，而不足以為(wei) 人倫(lun) 日用應事接物之法。家國天下經世垂範之典，豈足尚乎，又有事與(yu) 占不相應者，故本義(yi) 有爻與(yu) 占者相為(wei) 實主之說，南剻將叛，筮焉得黃裳元吉之鯀，故又有為(wei) 君子謀，不為(wei) 小人謀之說，皆附會(hui) 之談也。以易為(wei) 卜筮之書(shu) ，則其中弊有如此者，學者不可不詳焉”。(伊藤仁齋，1997:5—6)可見伊藤仁齋闡釋《易經》是典型的“義(yi) 理派”。伊藤仁齋有五個(ge) 兒(er) 子，其中兩(liang) 個(ge) 兒(er) 子對《易經》有精湛的研究。伊藤東(dong) 涯(1670—1736)著有《太極圖說十論》《太極管見》《讀易私說》《周易傳(chuan) 義(yi) 考異》《周易義(yi) 例卦變考》《五經集注校正》等；伊藤蘭(lan) 嵎著有《周易本旨》《易疑》等。伊藤東(dong) 所是伊藤仁齋的孫子，著有《周易經翼通解》，《周易經翼通解》實際上是對伊藤氏三代研究《易經》的總結。伊藤東(dong) 涯的學生芥川丹邱著有《周易象解》《古易鑒》等。江戶時代中期的新井白蛾(1715—1792)被譽為(wei) 空前絕後的易學家，他著有《古周易經斷》《周易本義(yi) 考》《周易精蘊》《周易啟蒙考》《古易精義(yi) 》《古易一家言》《左國易說》《古易通》等。新井白蛾的學生井上鶴洲著有《讀易鈔說》《周易辨義(yi) 》《質問易話》《周易解》《易學啟蒙解》。太田錦城(1765—1825)也是江戶中期的易學家，善於(yu) 用考證的方法研究《易經》文本，著有《周易比例考》《周易重言考》《周易解》等著作。太田錦城的學生海保漁村(1798—1866)著有《周易正義(yi) 校助記補正》《易漢注考》等。海保漁村的學生澀江羽化著有《係辭新解》《周易史傳(chuan) 》等。土田鹿鳴(1745—1816)著有《國易便覽》《周易卦象闡》《易學示蒙》《易學要領》《易象發揮》等著作。土田鹿鳴在其《易象發揮》著作中對中國《易經》原典的卦辭、爻辭進行了詳細地闡釋。鬆井羅洲(1751—1822)著有《立象盡意》《周易序卦傳(chuan) 》等。根本通明(1822—1906)著的《周易講義(yi) 》，是從(cong) “象數”角度闡釋《易經》文本的代表作。

現代的日本也有諸多易學者著書(shu) 立說。藤村與(yu) 六1932年出版了《易的新研究》，從(cong) 新的視角闡釋了《易經》。北村沢吉1939年出版了《周易十翼精義(yi) 》，周易的十翼也就是中國《易傳(chuan) 》的十個(ge) 部分，包括《彖傳(chuan) 上》《彖傳(chuan) 下》《象傳(chuan) 上》《象傳(chuan) 下》《係辭傳(chuan) 上》《係辭傳(chuan) 下》《文言傳(chuan) 》《說卦傳(chuan) 》《序卦傳(chuan) 》《雜卦傳(chuan) 》。《易傳(chuan) 》原本就是對《易經》內(nei) 涵的闡發，北村沢吉的著作《周易十翼精義(yi) 》是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闡釋《易經》文本的代表作。

1990年，末木港博出版了《東(dong) 方合理》思想一書(shu) ，從(cong) 哲學的角度闡釋了《易經》的意蘊，並且認為(wei) 《易經》的陰陽說是一種獨特的邏輯表達，末木港博指出:“《易經》原來是占卜的書(shu) ，以後又被加進儒教的道德解釋而成為(wei) 現在傳(chuan) 下來的形式。其思想是，一切現象都可以憑借陰(消極性)陽(積極性)這二元的組合來加以說明”。(末木港博，1990:162)末木港博從(cong) 《易經》的陰陽二元組和、陰陽的相對性、陰陽的均衡性幾個(ge) 方麵論述了《易經》的合理性，例如末木港博在闡釋“陰陽均衡性”時還用“正”與(yu) “不正”(一、三、五爻是陽位，二、四、六爻是陰位。如果陽爻處在陽位上，陰爻處在陰位上就是“正”；陰爻處在陽位上，陽爻處於(yu) 陰位上就是“不正”)來闡釋吉凶關(guan) 係。末木港博還指出:“‘正’與(yu) ‘不正’陰陽的位置與(yu) 陰陽的關(guan) 係，然後從(cong) 位置與(yu) 位置的關(guan) 係來觀察均衡，就產(chan) 生了‘應’、‘比’等關(guan) 係。所謂‘應’就是內(nei) 卦與(yu) 外卦的對應，即第一與(yu) 第四、第二與(yu) 第五，第三和第六的對應。在這種對應中，一方如果是陽(或陰)，另一方為(wei) 陰(或陽)，這就叫做‘應’。而兩(liang) 者都是陽，或者兩(liang) 者都是陰時，這叫做‘不應’。……‘應’是內(nei) 卦與(yu) 外卦的對應，與(yu) 此相對，‘比’是各爻上下的關(guan) 係。……比是起著應的相互補充作用的均衡關(guan) 係。其他還有‘承’、‘乘’等關(guan) 於(yu) 陰陽均衡關(guan) 係的諸概念。而其本質，歸根結底可以看作陰陽的相互補充的均衡”。(末木港博，1990:164—165)末木港博還分析道:“在《易經》中，考察了陰陽交替變化的道理，而這種道理是貫穿自然現象與(yu) 道德的根本原理。由於(yu) 這是依據陰陽的矛盾對立概念的相互關(guan) 係來說明萬(wan) 物的生成變化，所以是依矛盾為(wei) 媒介的邏輯，即一種辯證法。《易經》辯證法的特征可以看出有四點。第一是肯定的辯證法。第二是過程的辯證法。第三是調和的辯證法。第四是循環的辯證法。”(末木港博，1990:167)可見，末木港博通過研究《易經》文本，從(cong) 哲學的角度總結出了其中蘊含的辯證法思想。另外，西晉一郎1997年著《易·近思録講義(yi) 》，高田淳2000年著《王船山易學述義(yi) 》，遠藤隆吉2008年著《易的處事哲學》，濱久雄2016年著《東(dong) 洋易學思想論考》。小田全宏2016年著《最高人生教科書(shu) 易經》等等都是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闡釋《易經》。

日本的易學家注重對《易經》文本的研究，也關(guan) 注對《易經》文本的考證。現在還在早稻田大學任教的土田健次郎教授認為(wei) :“江戶時代的朱子學們(men) 留下了不少對朱熹關(guan) 於(yu) 《易經》著作之注解，然一旦論及某一單獨的注解書(shu) 時，便有冷清空寂之感。”(林美茂，2015:115)所以現在土田健次郎教授在早稻田大學所教授的《易經》，仍然用朱熹的《周易本義(yi) 》文本。雖然土田健次郎教授對江戶的易學家所作《易經》的注釋不甚滿意，但是不可否認，日本江戶時代對《易經》文本研究的熱度不低於(yu) 日本的現代，現在從(cong) 搜集的資料來看，可以說日本對《易經》文本研究而出版的易學著作，江戶時代超過現代日本研究《易經》的著作數量。

三、日本對中國《易經》術數的應用研究

《四庫提要》中有:“術數之興(xing) ，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製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由此證明，“術數”實際上是“易”的分支。關(guan) 於(yu) “術數”的範圍，《漢書(shu) -藝文誌》把五行、蓍龜、雜占等列入“術數”中。《中國方術大辭典》把堪輿、六壬、卜筮、相命、奇門遁甲等列入了“術數”的範圍。

有專(zhuan) 家把對《易經》分支“術數”的研究應用，歸屬為(wei) “象數派”。也有專(zhuan) 家把對“術數”的研究另列一個(ge) 派別。但無論如何，“象數派”或者“術數派”都側(ce) 重占卜，研究“術數”者更側(ce) 重預測在實際中的應用。日本許多易學家，不僅(jin) 研究《易經》的義(yi) 理，還研究了《易經》的“術數”。江戶時代伊藤東(dong) 涯的學生芥川丹邱對《易經》的占卜有比較精湛的研究，他著有《春秋卜筮解》。江戶時代中期的新井白蛾不僅(jin) 著有關(guan) 於(yu) 闡釋《易經》義(yi) 理的著作，還著有《梅花心易評》《古易斷》《古易斷時言》等研究《易經》術數的著作。新井白蛾的學生井上鶴洲對於(yu) 用《易》占卜進行了比較精湛的研究，並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屢屢用易占筮，著有《卜筮晴雨考》《卜筮貨殖考》《占病規範》《占病規範後編》等。井上鶴洲的兒(er) 子井上蘆洲對《易經》的術數也倍感興(xing) 趣，對此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易術夢斷》《易術夢斷補》《左傳(chuan) 占例考》《國語占例考》等。太田錦城著有《左占指象》《吉凶方位明辨》等，太田錦城的學生海保漁村也善占，著有《周易古占法》等。海保漁村的學生澀江羽化延續老師善占的傳(chuan) 統，對《易經》的術數進一步進行了研究，著有《梅花心易即座考》《象卜考》《五行易活斷》《易斷真法》等。鬆井羅洲著有《象變辭占考》《易占揆方》《尚占影響傳(chuan) 》等。根本通明著有《周易複古筮法》等。

日本現代又有許多人研究《易經》的術數，藪田嘉一郎1968年著《周易古筮考》，吉野裕子(1916—2008)著有《陰陽五行與(yu) 日本民俗》《山神易·五行與(yu) 日本的原始蛇信仰》《陰陽五行與(yu) 日本民俗》等著作，吉野裕子把陰陽五行導入了日本民俗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吉野博士建構的所謂吉野民俗學，其中一個(ge) 研究課題就是‘日本的祭祀’。證明了日本今天的‘祭祀’，存在著一個(ge) 二重結構，一是曆來信仰的遺留，一是受中國傳(chuan) 來的陰陽五行思想之影響；強調從(cong) 國家規模的祭祀到民間的祭祀，都有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影響。”(盛邦和，2000:18)還有諸多研究《易經》之分支“術數”的易者，不斷出版新的著作，例如平沢隨貞1959年著《卜筮經驗》，武內(nei) 雅雄著1961年著《卜筮占法研究秘伝》，2008年笠原維信著《現代周易———從(cong) 易占的基礎到應用》，藤田善三郎2013年著《五行易奧義(yi) 卜筮正宗》等等。

日本許多易學家對《易經》之分支“術數”很有研究，並且從(cong) 卜筮到“義(yi) 理”闡釋《易經》的深刻意蘊。但也有個(ge) 別江湖術士通過鑽研《易經》作為(wei) 謀生手段，一旦《易經》成為(wei) 一種謀生手段的時候，就不乏騙術夾雜其中，這種利用《易經》的應用騙人錢財者敗壞了《易經》的名聲。所以日本研究《易經》的學者，還是研究《易經》博大精深義(yi) 理者占據學界主流，盡管其中一些學者為(wei) 了深明《易經》大意，也研究《易經》的占卜等，但在實際中為(wei) 人測算的較少，更有學者為(wei) 了清高的名聲而避談《易經》的占卜。

總結

日本學者對《易經》的研究，從(cong) 公元五世紀開始，至公元757年，《易經》正式成為(wei) 了日本古代國子監的教材之一。日本研究《易經》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易學者從(cong) 各個(ge) 角度進行探究，有學者研究《易經》側(ce) 重於(yu) “象”、有學者側(ce) 重於(yu) 研究《易經》中的“數”、有學者側(ce) 重於(yu) 探究《易經》中的“理”、還有學者熱衷於(yu) 探究《易經》中的“占”，但總的來看，研究《易經》的學者一般分為(wei) “象數派”與(yu) “義(yi) 理派”兩(liang) 大派。日本對《易經》的研究有伊藤仁齋、北村沢吉等人的“義(yi) 理派”，也有根本通明等人的“象數派”，還有許多的易學家既重視象數，也重視義(yi) 理的“易理與(yu) 象數兼容派”，例如新井白蛾、太田錦城、海保漁村等易學家，從(cong) 他們(men) 所寫(xie) 的著作看，既重視對《易經》義(yi) 理的闡發，也重視《易經》占卜測算的應用研究。雖然現在早稻田大學的土田健次郎教授認為(wei) 江戶時代的易學家新井白蛾多從(cong) “象數”角度詮釋《易經》，但是從(cong) 其著作中也不可否認新井白蛾也從(cong) “義(yi) 理”的角度闡釋《易經》，例如新井白蛾《周易解》《易學啟蒙解》中，很多處都是從(cong) “義(yi) 理”角度闡釋了《易經》。也可以說，日本對《易經》的研究也分為(wei) “象數派”“義(yi) 理派”“象數與(yu) 義(yi) 理兼容派”。綜括日本古今對《易經》的研究路徑:一是對《易經》的講讀，通過講讀而研究其博大精深的大意。二是日本學者對中國易學文本的研究。日本江戶時代日本對《易經》的研究，主要依據朱熹對《易經》詮釋的文本《周易本義(yi) 》，也可以說日本江戶時代，盛行的是朱子易學。當然也有學者對中國漢代易學文本的研究，熱衷於(yu) 象數，但非研究主流。三是日本對中國《易經》分支“術數”的應用研究。許多易學者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通過日本易學家對《易經》術數的研究，也體(ti) 現了從(cong) “易本卜筮之書(shu) ”出發而研究《易經》。從(cong) 日本古代就開始的對《易經》的研究和應用，對日本文化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從(cong) 日本古代天皇年號的選定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從(cong) 日本的祭祀，到日本的道德思維等，都受到了《易經》思維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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