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yu) 弟子的學術交往

作者：劉克敵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初八日辛醜(chou)

          耶穌2020年8月26日

清華國學院成立之初“四大導師”中以梁啟超和王國維門下弟子最多，原因在於(yu) 無論政治上還是學術方麵梁啟超都當之無愧四人中的“老大”，而王國維則是四人中學術成就最高、治學也最精者。趙元任因所長在語言研究，不但對外語要求較高，而且要求能夠運用西方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方言研究，故那些致力於(yu) 傳(chuan) 統國學研究的學生對他興(xing) 趣不大。但他畢竟是哈佛博士且有美國大學任教經曆，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陳寅恪雖然和趙元任年齡相仿且同樣多年留學海外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而且他到校最晚，到清華時尚未發表真正的學術論文，名氣自然不如梁王二人甚至也不如趙元任。更為(wei) 關(guan) 鍵的是他指導學生所開列題目過於(yu) 專(zhuan) 門，什麽(me) “摩尼教經典與(yu) 回紇文譯本研究”“蒙古、滿洲之書(shu) 籍及碑誌與(yu) 曆史有關(guan) 係者之研究”等都是非常冷僻的研究領域，讓不少學生望而卻步。不過陳寅恪到校後很快發表一些論文並在授課時顯示出其淵博學識，甚至吸引不少教授去旁聽，聲望自然提高。此外王國維和梁啟超的先後去世致使陳寅恪成為(wei) 唯一的“國學”教授，拜入其門下弟子自然增加。

對於(yu) 陳寅恪和弟子的關(guan) 係，此前研究大都集中在陳寅恪如何指導學生以及學生後來是否背叛老師方麵，具體(ti) 人物則以對蔣天樞、劉節、汪篯、金應熙、周一良等人研究較多。故此處僅(jin) 論述較少被關(guan) 注的朱延豐(feng) 、姚薇元兩(liang) 位，他們(men) 入清華後即拜入陳寅恪門下，和陳寅恪關(guan) 係一直較為(wei) 密切。

首先朱延豐(feng) 和陳寅恪的關(guan) 係因其留學風波事而比較特殊。1933年末清華曆史係討論選派優(you) 秀畢業(ye) 生留學人選，符合條件且成績優(you) 秀者為(wei) 朱延豐(feng) 和邵循正，但曆史係在出國名額還有剩餘(yu) 情況下卻隻批準邵循正，朱延豐(feng) 自然不滿。他認為(wei) 曆史係主任蔣廷黻處理此事不公，遂向校方申訴，認為(wei) 根據學校規定自己應該被推薦。但校方認為(wei) 他誤解了章程規定，1933年12月16日清華大學評議會(hui) 經過討論認為(wei) ：“畢業(ye) 生成績均在上等以上者推薦於(yu) 評議會(hui) 一條，其在手續上應經係主任之審核，非成績在上等以上者均必推薦。”這一結論意味著蔣廷黻不推薦朱延豐(feng) 而隻推薦邵循正完全符合規定，對此朱延豐(feng) 並不認同，同時其他學生也全體(ti) 聯名上書(shu) 梅貽琦梅校長希望學校重新考慮，但評議會(hui) 堅持原先看法。於(yu) 是朱延豐(feng) 給教育部遞交訴願書(shu) ，認為(wei) 蔣廷黻是因為(wei) “個(ge) 人感情的原因”打壓自己，而校長和評議會(hui) 又“互相勾結維護”。教育部對此事給予一定關(guan) 注但並未直接幹涉，隻是把朱延豐(feng) 的訴願書(shu) 發還學校並請校方說明情況。此外朱延豐(feng) 還求助於(yu) 著名律師張伯烈，準備將這件事訴諸公堂，至此朱延豐(feng) 留學事就從(cong) 校內(nei) 風波變成社會(hui) 事件引起廣泛關(guan) 注，甚至《申報》也給予詳盡報道。就在風波越來越大之時，朱延豐(feng) 的導師陳寅恪終於(yu) 表態，對於(yu) 是否推薦朱延豐(feng) 當然是他最有發言權。1934年1月8日陳寅恪給梅貽琦寫(xie) 信說：

月涵吾兄執事：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hui) 議時弟首先發表宜隻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時為(wei) 主席，詢問大家意見，蓋無主張，迨弟發表意見後，全體(ti) 讚同，無一異議。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guan) 係。苟朱君可以使弟發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zheng) 無疑也。……總之，此次史學係議決(jue) 隻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負最大最多之責任。此中情形經過如此，恐外間不明真相，特函陳述。

陳寅恪此信首先證實選派邵循正而非朱延豐(feng) 是曆史係全體(ti) 教授的意見，並非蔣廷黻個(ge) 人專(zhuan) 斷。其次說明提出隻派邵而不派朱的人不是蔣廷黻而是導師陳寅恪，其標準是他們(men) 的學術能力，沒有其他因素。陳寅恪表態後朱延豐(feng) 表示尊重導師意見，風波得以平息。不過這其中當有待發之覆，因為(wei) 朱延豐(feng) 為(wei) 清華升格為(wei) 大學後第一屆畢業(ye) 生，又曾擔任曆史係助教一年，後經陳寅恪嚴(yan) 格考查才錄取為(wei) 研究生，顯然陳寅恪對朱延豐(feng) 的學術水平比較滿意。據朱自清日記，朱延豐(feng) 畢業(ye) 考試成績很好，雖然陳寅恪出的題目不容易，但他的回答很出色：

1933年3月23日：下午考朱延豐(feng) 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論，剖析事理頗佳。陳先生謂其精深處尚少，然亦難能可貴。陳先生問題極佳，錄數則：

一、新舊唐書(shu) 記載籍貫以《新唐書(shu) 》為(wei) 可信，因《舊唐書(shu) 》據碑誌多記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飯，分食，多用匙；廣東(dong) 用手，中土僧人遊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從(cong) 高麗(li) 情形及詩中見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稱為(wei) 摩訶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譯之大乘天、解脫天也。天為(wei) 印人稱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職趨勢，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

當時的畢業(ye) 考試邵循正和朱延豐(feng) 是以口試方式分開單獨進行，時間為(wei) 3月16日和3月23日。據卞僧慧之《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記載，考試結束後陳寅恪問朱延豐(feng) 感覺怎樣，朱延豐(feng) 說覺得還不錯，陳寅恪笑著說恐怕也不一定，本來還有一道題目，因為(wei) 覺得可能太難而未出。但就上述題目而言，朱延豐(feng) 確實回答很出色。

而且陳寅恪一向對學生極為(wei) 關(guan) 心愛護，又怎麽(me) 會(hui) 在留學這種大事上主動提出不推薦自己的學生？對此有研究者指出，圍繞是否選拔朱延豐(feng) 出國一事其實透露出清華曆史係兩(liang) 位“大咖”即陳寅恪和蔣廷黻在辦學理念和治學方向上的分歧，蔣廷黻認為(wei) 要引進年輕學者，同時運用新的研究方法進入新的研究領域如中國近代史和東(dong) 南亞(ya) 曆史等，這大概寓有對陳寅恪、楊樹達等一批老學者的不滿。此外需要說明的是陳寅恪對邵循正也極為(wei) 器重，後者不僅(jin) 學習(xi) 同樣出色而且後來還直接介入陳寅恪的研究工作——1943年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之所以能夠出版和邵循正有直接關(guan) 係，正如該書(shu) 出版後陳寅恪對蔣天樞所說:“此書(shu) 之出版係經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拚湊成書(shu) ，交商務出版。原在香港手寫(xie) 清稿則寄滬遺失矣。”

總之，無論之前朱延豐(feng) 如何堅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陳寅恪出麵後他還是默認了暫時不能留學的結果，這既說明陳寅恪的學術威望也說明朱延豐(feng) 對導師極度尊重。之後朱延豐(feng) 並未因此事氣餒，很快就實現了出國願望——半年後他順利考取庚款赴英留學生，入牛津大學研究近代史，1937年獲碩士學位後再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歐洲史，學成回國後先後在東(dong) 北大學、中央大學等任教。1942年，正在東(dong) 北大學任教的朱延豐(feng) 把專(zhuan) 著《突厥通考》寄給陳寅恪請他作序。同年三月陳寅恪在所寫(xie) 序中特意回顧了有關(guan) 該書(shu) 的一段往事：“朱君延豐(feng) 前肄業(ye) 清華大學研究院時，成一論文，題曰突厥通考。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問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後，出以與(yu) 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卒，摧陷敵陣，可無敵於(yu) 中原矣。蓋當日欲痛矯時俗輕易刊書(shu) 之弊，雖或過慎，亦有所不顧也。”顯然陳寅恪有感於(yu) 當時一些學者治學中的浮躁，才吩咐朱延豐(feng) 把文章修改十年後再發表。朱延豐(feng) 遵照老師的話對文稿一直進行修改增補，直到十年後才寄給陳寅恪請他作序。彼時陳寅恪剛從(cong) 香港回到桂林，可能也沒有想到朱延豐(feng) 真把當年的論文修改整整十年才決(jue) 定出版，僅(jin) 這一點而言朱延豐(feng) 沒有辜負陳寅恪的厚望。這大概就是陳寅恪欣然為(wei) 其寫(xie) 序的原因——在動蕩年代，朱延豐(feng) 這樣嚴(yan) 謹認真做學問的態度確實值得讚許，故陳寅恪對此書(shu) 的評價(jia) 很高：“西北史地以較為(wei) 樸實之故，雖不及今文經學漸染廣，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路線，傾(qing) 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yu) 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禦遏。朱君是書(shu) 乃此日世局潮流中應有之作。從(cong) 事補正，既曆十年之久，宜其不可更遲刊行，以與(yu) 世相見。”雖然陳寅恪並未對該書(shu) 內(nei) 容作具體(ti) 評價(jia) （原因他自己說是學術研究重心已經轉移，故對不太熟悉的領域他就不進行評論，這當然是陳寅恪的謙辭，卻展示出一位大師的嚴(yan) 謹治學態度），不過陳寅恪還是用一個(ge) “古典”表示對朱延豐(feng) 此書(shu) 的讚許，其中還帶有對弟子成就的羨慕：“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feng) 軾而觀士戲者”。——這裏的典故出自《左傳(chuan) 》，成得臣字子玉，為(wei) 楚國令尹。“馮(feng) 軾而觀士戲”是城濮之戰時成得臣向晉文公邀戰所言：“請與(yu) 君之士戲，君馮(feng) 軾而觀之，得臣與(yu) 寓目焉。”大意是說：“我請求與(yu) 國君您的將士進行一次角力遊戲，國君您可以在車上倚靠著車前橫木觀看，得臣我也和您一起觀看。”陳寅恪引用這一典故的意思是說自己現在專(zhuan) 注於(yu) 研究中原曆史，對邊疆民族曆史已經不敢涉足，朱延豐(feng) 這部是研究突厥曆史的著作，當然就不便妄言得失。這就如同晉文公隻是置身於(yu) 戰場之外觀看，並不親(qin) 自上戰場搏殺一樣。

這篇序言還顯示出陳寅恪對彼時學術流變和社會(hui) 發展趨勢的敏銳感覺和“預流”能力。在陳寅恪看來，西北邊疆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少數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國文化如果要再現輝煌，就一定要注意研究“塞外殊族”的曆史、地理和文化。最後陳寅恪在此序中再次顯示出對龔自珍的偏愛，特意在結尾引用龔氏的“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之句，在表達謙虛的同時也在讚揚朱延豐(feng) 的研究有引領潮流之功，足見他們(men) 的師生情誼並未因時間流逝而淡化。

傅斯年曾經對陳寅恪的一篇論文大為(wei) 讚賞，並在講課時全文引證說明如何利用史料考證解決(jue) 曆史疑難問題。他說：“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yang) 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xi) 西方古今語言若幹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讚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hui) 盟碑為(wei) 依據，‘千年舊史之誤書(shu) ，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苟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這裏提及的長慶唐蕃會(hui) 盟碑是極為(wei) 珍貴的現存實物史料。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雙方派使節商談結盟事宜，先在長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邏些（拉薩）重盟。公元823年盟文用漢藏兩(liang) 種文字刻石立碑，樹於(yu) 拉薩大昭寺門前，即有名的唐蕃會(hui) 盟碑或長慶會(hui) 盟碑，因碑文以甥舅關(guan) 係相稱，故又稱甥舅和盟碑。陳寅恪這篇論文發表於(yu) 1930年5月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刊，此文綜合藏文、蒙文、滿文、拉丁文等資料，並利用《長慶唐蕃會(hui) 盟碑》這一珍貴文物考證《蒙古源流》中“達爾瑪持鬆壘”即朗達爾瑪與(yu) 可黎可足（即敦煌寫(xie) 本中的乞裏提足，亦即《新唐書(shu) ·吐蕃傳(chuan) 》之彝泰讚普）的合稱，堪稱發千載之覆。後來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在《吐蕃僧諍記》中考證《唐蕃會(hui) 盟碑》與(yu) 吐蕃讚普名號時即大量征引陳寅恪的研究成果，認同陳寅恪將乞裏提足比定為(wei) 彝泰讚普的觀點。

四年後也即1934年，陳寅恪的弟子姚薇元在《燕京學報》第15期發表《唐蕃會(hui) 盟碑跋》，對碑文內(nei) 容進行了縝密的考證，其中特意提及考證闕文時所用資料有一部分來自陳寅恪：“據陳寅恪師藏《繆藝風堂》拓本影片，及內(nei) 藤《研幾小錄》中所附寶作左盦藏拓本攝影。”在姚氏此文另一處闡述吐蕃讚普名號時再次引用陳寅恪《吐蕃彝泰讚普名號年代考》中的考證：“khri-gtsug-Lde-btsan讚普名號見碑陰，即敦煌中文《八波羅夷經寫(xie) 本》之乞裏提足讚，《蒙古源流》卷二之持鬆壘，《新唐書(shu) 》卷二百十六《吐蕃傳(chuan) 》之可黎可足也（據陳寅恪先生所著《吐蕃彝泰讚普名號年代考》，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縱觀姚氏此文，可以視為(wei) 他對陳寅恪此前有關(guan) 研究的回應，並以詳實的考證再次驗證了陳寅恪觀點的正確，師生二人的此次學術互動可謂精彩。

姚薇元和陳寅恪的學術互動或者說學術觀點上的呼應當然不是僅(jin) 僅(jin) 這一次。1931年，陳寅恪在《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上發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雖然不長，內(nei) 容卻極為(wei) 重要。按說紀念自己任職學校成立二十周年應該寫(xie) 一點喜慶之語或給予鼓勵讚美之類，但陳寅恪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給予幾乎全麵否定的“苛評”，這否定自然也包括清華在內(nei) 。他為(wei) 何在紀念清華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對中國學術整體(ti) 發展狀況做出嚴(yan) 厲的否定性評價(jia) 呢？對此筆者曾撰寫(xie) 有《陳寅恪“苛評”中國學術》一文給予闡釋，此處不贅。不過，姚薇元數年後所寫(xie) 一篇文章依然對彼時中國學術的發展狀況不滿，也是給予幾乎全麵否定的評價(jia) ，與(yu) 其師如出一轍，這就是他1935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大學研究院與(yu) 學術獨立》一文。且看其所言：“我們(men) 中國興(xing) 辦高等教育已有三十餘(yu) 年的曆史，較之日本的教育維新，相距並不很遠；但我們(men) 試看現在日本的學術方麵在國際上已達到平等的地位，醫學農(nong) 學方麵，日本尤有很大的貢獻。而我們(men) 的學術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見絀了，在國際上，更無地位可言。”至於(yu) 落後原因，姚薇元和陳寅恪一樣歸因於(yu) 缺少“學術獨立”：“試問何以相差到這步田地？關(guan) 鍵究竟在哪裏？簡單地說，便是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即以謀本國學術獨立為(wei) 目的。任先生所提議的辦法，日本在明治時代就已實行了，而我們(men) 的高等教育，雖也標榜著‘學術獨立’，但那隻是一個(ge) 幌子而已，實際上全國所有大學直到現在還全是“留洋預備學校”，甚至最近創設的大學研究院也包括在內(nei) ，進研究院也不過利用環境作投考留學的準備而已，頗有住研究院數年，每年投考留學而始終沒動手寫(xie) 論文的。照這樣情形下去，再辦十年二十年大學研究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大學研究院是辦不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希望的！”姚薇元此言不僅(jin) 和陳寅恪數年前所言幾乎相同，更讓我們(men) 想到陳寅恪另一句抨擊中國留學政策的話，那就是他認為(wei) 彼時最誤國政策有兩(liang) 條，一個(ge) 是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一個(ge) 是派留學生出國學習(xi) 。袁世凱藉小站練兵掌握了軍(jun) 權，遂有其竊國篡位之舉(ju) ，這好理解。至於(yu) 留學生出國學習(xi) 國外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為(wei) 何被陳寅恪斥為(wei) 誤國？也許姚薇元此文的話可以佐證。

看來陳寅恪所說的“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這一點也是姚薇元所要強調的，師生二人文章雖相隔數年，卻不約而同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表示不滿，所給出的結論也完全一致，足見姚薇元對老師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立場不僅(jin) 熟悉而且讚同。姚薇元1926年高中未畢業(ye) 即考入清華大學，不過一開始學的是物理，後才轉攻曆史。他1931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在陳寅恪指導下開始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33年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宋書(shu) 索虜傳(chuan) ·南齊書(shu) 魏虜傳(chuan) 北人姓名考證》，1936年畢業(ye) 時《北朝胡姓考》就是畢業(ye) 論文，後經修訂終於(yu) 成為(wei) 中國第一部研究胡姓的專(zhuan) 著。在該書(shu) 序言中，姚薇元明確說明該書(shu) 的撰寫(xie) 是受到陳寅恪的影響：“不學如餘(yu) ，本不敢以蚊負山，率爾操觚。曩年負笈京都，從(cong) 義(yi) 寧陳寅恪先生治南北朝史，嚐試作《〈宋書(shu) ·索虜傳(chuan) 〉、〈南齊書(shu) ·魏虜傳(chuan) 〉北人姓名考證》一文；雖所獲甚微，而對此問題，漸生愛好；乃不自揆度，欲進而探求一切胡人之姓氏。”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漢族和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史一直是學術界極為(wei) 關(guan) 注的領域，對此從(cong) 漢族和少數民族在翻譯對方人名、地名等術語過程中呈現之複雜情況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各自社會(hui) 、政治地位之升降演變以及彼時民族文化交流的實際狀況，對於(yu) 研究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關(guan) 係具有重要價(jia) 值。為(wei) 此早在1929年陳寅恪就撰寫(xie) 了《元代漢人譯名考》等文章，試圖從(cong) 蒙古人對漢人稱謂的視角闡釋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在受到政治影響特別是統治階級政策製約後漢族之社會(hui) 地位的演變過程。此文充分體(ti) 現了陳寅恪治學中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善於(yu) 從(cong) 常見材料中發現論述突破口的能力。他注意到元末明初陶宗儀(yi) （九成）所撰《南村輟耕錄》在提及元代社會(hui) 各階級時收錄了蒙古72種，色目31種以及漢人八種。元代社會(hui) 從(cong) 整體(ti) 言分為(wei) 蒙古、色目和漢人三個(ge) 層次，每個(ge) 層次其實又包括不同的群體(ti) 和民族，其中漢人地位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氏所收錄的漢人分為(wei) 八種：契丹、高麗(li) 、女直（即女真）、竹因歹、術裏闊歹、竹溫、竹赤歹和渤海，其實都是當時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而非真正的漢族。事實上當時的漢人原先在金統治下的稱為(wei) 漢人，在宋統治下的稱為(wei) 南人，據此所謂漢人八種實際上可以稱為(wei) 十種。陳寅恪的疑問是，陶宗儀(yi) 在撰寫(xie) 其書(shu) 時為(wei) 何會(hui) 漏掉真正的漢人，何況他自己是浙江台州人也就是南人，按理在分類時不會(hui) 忘記包括自己在內(nei) 的漢人吧？其中“必有待發之覆”。陳寅恪根據史料指出，在元初所謂漢人被蒙古人稱為(wei) 劄忽歹（Dja⁃vkout），金人被稱為(wei) 囊家歹(Nan⁃gias)。此外蒙古人還稱金人為(wei) “阿勒譚（即蒙文“金”字的意譯）”、“主兒(er) 扯惕（即“女真”的音譯）”或“乞塔惕（即彼時漢人的統稱）”。至於(yu) 囊家歹(Nangias)的“囊家”，陳寅恪同意伯希和的看法，認為(wei) 就是漢語“南家”的音譯，彼時金人稱宋人為(wei) 南家，蒙古人也因襲此說法，後成為(wei) 中國的通稱。總之，經過考證陳寅恪的結論是不管上述各名稱的原義(yi) 如何蒙古都是用來指稱金人，卻沒有其他稱呼來指稱金統治下的漢族。在列舉(ju) 氏族分類時雖然總目有漢人，但因為(wei) 找不到合適的稱呼則在子目下不列漢人，說明當時蒙古人的語言水平較低或對此不夠重視，作為(wei) 遊牧民族這本來也不足為(wei) 奇。至於(yu) 陶宗儀(yi) 在撰寫(xie) 《南村輟耕錄》時漏列漢人一事，陳寅恪推測可能是陶宗儀(yi) 不過是抄襲了蒙古古籍的原文而沒有進行修改之故。此處陳寅恪的論述非常精彩，不贅。不過由此陳寅恪得出的結論對於(yu) 後世從(cong) 事語言學和民族關(guan) 係研究者很有指導意義(yi) ：“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yi) 之廣狹，隨政治社會(hui) 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偽(wei) 謬，即因茲(zi) 細故而起，此尤為(wei) 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

此後陳寅恪接連撰寫(xie) 了“蒙古源流研究”的係列論文，綜合運用語言學和其他學科理論對這一國際漢學研究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wei) 陳寅恪的弟子姚薇元理應熟悉這些論文，這對於(yu) 他從(cong) 事考證胡姓顯然具有示範作用和鼓勵作用。對於(yu) 姚薇元能夠在少數民族姓氏方麵進行研究，陳寅恪當然給予鼓勵，故他在《姚薇元北朝胡姓序》的第一段即高度評價(jia) 姚薇元的學術成果：“寅恪以為(wei) 姚君之學，固已與(yu) 時俱進，然其當日所言，迄今猶有他人未能言者。”然後陳寅恪借題發揮指出不僅(jin) 胡姓要考證，胡名也要考證；不僅(jin) 要考證胡人和漢人的交往，也要考證其他少數民族如滿族和漢族的交往過程中，其人名、地名等的演變過程。陳寅恪指出，一般而言少數民族在本族的姓名稱謂通常較為(wei) 粗俗，或者說比較生活化和本土化，而其漢語的姓名則較為(wei) 雅致。例如北朝的宇文泰，其“泰”即為(wei) 胡語“獺”的對音，也即“黑獺”的雅譯漢名，“黑獺”則是其胡名。此外陳寅恪還提出一個(ge) 在清史研究中的疑難問題，即雍正即位後在處理與(yu) 兄弟關(guan) 係時為(wei) 其更改帶有侮辱性姓名的事情。雍正的八弟胤禩是其兄弟中最有才能的一位，因此雍正繼位後必然視胤禩為(wei) 最大威脅，終於(yu) 硬找一個(ge) 理由削其王爵，並改其名為(wei) “阿其那”，把另一兄弟胤禟改名為(wei) “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兩(liang) 個(ge) 詞過去多認為(wei) 是“豬”“狗”之意，但陳寅恪認為(wei) 不確，因為(wei) 倘若如此，雍正等於(yu) 罵自己也為(wei) 豬狗了。陳寅恪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為(wei) 滿洲語‘豬’‘狗’之義(yi) ，其說至為(wei) 不根。無論阿其那、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且世宗亦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陳寅恪並指出清末大臣文廷式以塞思黑之義(yi) 為(wei) “提桶柄”之說當改為(wei) “腰子筐”，雖然他認為(wei) “提桶柄”之意也難解釋，而“寅恪偶檢《清文鑒·器具門》見有滿洲語‘腰子筐’一詞，若綴以係屬語尾‘衣’字（原注：如包衣之衣，滿洲語包為(wei) 家，衣為(wei) 的）則適與(yu) 塞思黑之音符合。證以《東(dong) 華錄》所載世宗斥‘塞思黑癡肥臃腫，弟兄輩戲笑輕賤’之語，豈其改名取象於(yu) 形狀之陋劣，而‘提桶柄之說乃祭酒文廷式之語，傳(chuan) 者記憶有所未確耶？’”這裏陳寅恪認為(wei) “塞思黑”應釋為(wei) “腰子筐”，音既相似，又與(yu) 允禟‘癡肥臃腫”的形象相類。因在滿語中“腰子筐”一詞寫(xie) 作saisaha，音塞沙哈，倘若在語尾加“i”，就成了saisahai，音塞沙海，與(yu) 塞思黑音非常相似，故陳寅恪有塞思黑釋為(wei) “腰子筐”之說。對此學術界也有不同意見，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王鍾翰作《再釋阿其那與(yu) 塞思黑與(yu) 滿族傳(chuan) 統文化》一文，對阿其那與(yu) 塞思黑改名的幾種不同字義(yi) 、改名豬狗的忌諱等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考證，他指出：“阿其那與(yu) 塞思黑與(yu) 滿語‘狗’和‘豬’的譯音，表麵上似乎並無任何聯係，但無論如何，他們(men) 二人改名都有被蔑視、輕賤之意，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看來，無論陳寅恪還是其他學者，盡管在具體(ti) 闡釋上有分歧但都認為(wei) 阿其那與(yu) 塞思黑之名有被蔑視和輕賤的涵義(yi) ，因此雍正才會(hui) 把這些稱呼“賜給”要侮辱的兄弟。名字與(yu) 稱謂就這樣與(yu) 宮廷秘聞和統治者內(nei) 部複雜關(guan) 係聯係起來，成為(wei) 理解統治者內(nei) 部矛盾的絕妙視角。

總之，陳寅恪在為(wei) 姚薇元著作所寫(xie) 序文中提及這些內(nei) 容，不僅(jin) 在於(yu) 以此表示對姚薇元研究的肯定，更是為(wei) 後人的繼續研究指明一條可行的途徑。故雖然隻是一篇短小的序言，內(nei) 容卻極為(wei) 豐(feng) 富，正可謂“以小見大”“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典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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