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前儒托命人義(yi) 寧陳氏與(yu) ……時代悲歌

作者：李公明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廿四日戊子

          耶穌2020年8月13日

《陳寅恪家史》，張求會(hui) 著，東(dong) 方出版社2019年11月版，452頁，78.00元

讀張求會(hui) 教授的《陳寅恪家史》（東(dong) 方出版社，2019年11月），想起多年前讀過他的《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dong) 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就先從(cong) “家族史”和“家史”談起吧。

關(guan) 於(yu) “家庭史”“家族史”和“家史”，在不同學術層麵上有不同的模式範型，在不同的國度和政治語境中更有不同的時代記憶。在當代學界，所謂“家庭史”的主要研究麵向為(wei) 家庭人口、家庭結構、家庭經濟、家庭關(guan) 係和家庭情感，更帶有曆史社會(hui) 學、人類學、人口學、經濟學等性質。其成果在西方自七十年代以降蔚為(wei) 大觀，其興(xing) 起與(yu) 現實社會(hui) 生活提出的各種問題密切相關(guan) ，其研究方法轉向充分發掘和利用以前不曾注意過的材料，如遺囑、婚約、財產(chan) 讓渡文書(shu) 甚至住房、玩具、服裝等。在中國，真正推動“家族”成為(wei) 社會(hui) 研究和曆史研究的基本單位和對象的，是九十年代以後家族意識在民間生活中的全麵複蘇，諸如重建祠堂、祭祖修墓、節慶聚會(hui) 等等，其現實意識中含有招商、統戰和鄉(xiang) 邦精神文明建設等不同麵向。在同時期的中國史學研究中，宗族史研究以斷代、區域、望族為(wei) 主要範型，以曆史學、社會(hui) 學和人類學為(wei) 主要視角和方法，成為(wei) 中國史學的重要領域之一。

在中國現代政治語境中的“家族”“家庭”和“家史”曾經帶有各種時代政治的烙印，例如在我記憶中最早出現的“家族”有兩(liang) 個(ge) ，一是反動腐朽的國民黨(dang) “四大家族”，二是“封建家族”；而與(yu) “家庭”捆綁在一起的一定是“出身”，“家庭出身”可以決(jue) 定個(ge) 人命運。至於(yu) “家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興(xing) 起的農(nong) 村社會(hui) 主義(yi) 教育運動中，大講“三史”（家史、村史、社史）是發動群眾(zhong) 、推進運動的重要宣傳(chuan) 方式，家史和家譜被看作是階級鬥爭(zheng) 教育的好教材；一時間“大讀紅色家譜，提高階級覺悟”、“續紅色家譜、傳(chuan) 革命精神”等口號漫天飛揚。這種時代記憶固然荒謬，現在卻猛然想到，讀義(yi) 寧陳氏家史，不也是一種“提高覺悟”、“發揚精神”的自我教育嗎？

傳(chuan) 統的某家、某族之史，則仍然在傳(chuan) 統史學與(yu) 人物傳(chuan) 記學的層麵上展開研究與(yu) 撰寫(xie) ，其研究模式、規範與(yu) 成果麵向與(yu) “家庭史”、“家族史”大有區別。以“家”為(wei) 對象之史學，有家族史、家庭史、家史等，雖然說庶人百姓無不有家有族有史，但是真正能進入研究者視野的基本上還是名門望族的家族史。所謂“舊時王謝”，更有獨特的曆史感和審美感。無庸諱言，以個(ge) 人對曆史的貢獻、影響而言，名門望族之史當然更有研究的價(jia) 值。

回到《陳寅恪家史》，從(cong) 內(nei) 容和體(ti) 例上更是屬於(yu) 陳寅恪曾祖、祖父和父親(qin) 的傳(chuan) 記，其個(ge) 人傳(chuan) 記中又因為(wei) 傳(chuan) 主的功業(ye) 而與(yu) 時代政治、文教等關(guan) 係密切，這在“家史”中是比較獨特的。該書(shu) 舊著稱“家族史”，範圍過大，新著改稱“家史”自是允當。胡文輝在該書(shu) “序言”中說，“看《陳寅恪家史》這個(ge) 題目，顧名思義(yi) 是以陳寅恪為(wei) 本位而作的，可實際上他卻未正式出場，寫(xie) 的是他之前的陳家。這樣的體(ti) 例似暗示著，陳寅恪代表了義(yi) 寧陳氏的巔峰，此書(shu) 是要通過追溯義(yi) 寧陳氏的家族奮鬥史，告訴我們(men) 陳寅恪是怎樣煉成的，是在怎樣的家世背景中造就出來的。不妨說，這是一部陳寅恪的前傳(chuan) 。”胡序中更重要的是點明：“陳家三代的身世，各有其悲劇性，或許也是世人對他們(men) 多表同情、多感認同的一個(ge) 潛在因素。陳寶箴是清末維新運動的犧牲品，陳三立是民初遺老群體(ti) 的同路人，而陳寅恪是文化遺民，他們(men) 都有心憂天下的情懷，而都棲棲惶惶，失意於(yu) 當時——惟其如此，惟其異於(yu) 時流的文化姿態，他們(men) 才能擺脫近百餘(yu) 年曆史黑洞的吞噬，給我們(men) 帶來異樣的光芒。”所謂“曆史黑洞的吞噬”與(yu) “異樣的光芒”，的確就是讀這部《陳寅恪家史》的重要看點。

張求會(hui) 多年來從(cong) 事江西義(yi) 寧陳氏家族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學風嚴(yan) 謹，成果粲然。這部《陳寅恪家史》並非《陳寅恪的家族史》的修訂版（2007年出了修訂版），而是如胡序言，“全盤改寫(xie) 舊著，尤其通過注釋增補了大量史料，信為(wei) 超越自我之作。”新著中注釋部分文字之多、史料之豐(feng) 富以及所展開之相關(guan) 討論，實為(wei) 該書(shu)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者對一些尚有爭(zheng) 議的問題或存疑或討論，並不固執己見。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九月陳寶箴革職返鄉(xiang) ，卻有以官船藏匿欽犯的傳(chuan) 聞，是耶非耶，作者在舊著《陳寅恪的家族史》及修訂本已有所辨析，“並不認同此種說法‘確鑿無疑’。十餘(yu) 年後檢視舊著，難稱允愜之處在在皆有，但驗證於(yu) 新見史料，仍然覺得官船藏匿文氏兄弟出險之說難以采信。”（184頁）又如陳三立請誅李鴻章事，作者以黃濬《花隨人聖盒摭憶》“引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為(wei) 佐證，將陳寶箴父子憂時愛國之心連綴勾勒，不啻為(wei) 後人留下了解讀前賢昔日言行的一把鑰匙”。（116頁）但是在注釋中則又詳細引述胡文輝《辯陳三立請誅李鴻章問題》一文的觀點，該文認為(wei) 黃氏此說以陳證陳，看起來是“內(nei) 證”而甚合理，而實際上陳三立之《行狀》“不足采信”，黃濬《花隨人聖盤摭憶》也“不足援據”。更重要的問題是，胡文進而認為(wei) ：“陳寶箴、三立父子無疑是憂國憂民者，卻並非先知先覺者，他們(men) 後來在湖南有大力改革的舉(ju) 措，絕不等於(yu) 他們(men) 向來如此。在對外關(guan) 係與(yu) 對內(nei) 改革的認知方麵，他們(men) 都有一個(ge) 轉變的過程。……具體(ti) 就甲午戰爭(zheng) 來說，陳三立身處時世之中，當傳(chuan) 聞混亂(luan) 之際，本不容易定是非、論功罪；且其父子身在清流派陣營，不免於(yu) 黨(dang) 同伐異，出言有失，行事不當，亦不足為(wei) 奇。及至時過境遷，他對甲午之戰及和約的認識當有修正，領悟戰不可恃、和不可免，則有意無意之間，自不免要為(wei) 其父的言行有所彌縫，同時也是為(wei) 自己的言行有所彌縫。故他的《先府君行狀》隻能代表其父子經曆了湖南‘新政’之後的思想狀態，多少是以後見之明來掩飾前事之非。”文輝從(cong) 曆史語境中考察人物的認知發展及後見之明，是知人論世之見。事實上，從(cong) 胡文此議可以聯係到他為(wei) 本書(shu) 所寫(xie) 的“序言”中的一句話：“求會(hui) 兄對義(yi) 寧陳氏的敘論，在修辭上不無習(xi) 慣性的‘仰望’，與(yu) 我的看法或有一點距離。不過，求會(hui) 是踏實論學的人，筆調雖有渲染，敘述終不離實證。”其實作者的“仰望”不僅(jin) 僅(jin) 是“在修辭上”，也有在“看法”上，文輝此議或是一例。幸如文輝言，求會(hui) 踏實論學，“終不離實證”，因此能詳引胡文異議於(yu) 此，推薦給讀者“參閱”。我讀這部《家史》，對義(yi) 寧陳氏的仰望之情亦自然湧起，與(yu) 張教授之仰望亦常有同感。隻是仰望之餘(yu) ，也喜歡讀到像文輝兄的這些“或有一點距離”的看法。

義(yi) 寧陳氏作為(wei) 文化望族，崛起於(yu) 隴畝(mu) 的陳偉(wei) 琳是厥功甚偉(wei) 的奠基者和開拓者，“正是緣於(yu) 父親(qin) 不倦的努力和及時的引領，陳寶箴才能以最充足的準備穩步走上近代中國的舞台”。（31頁）而時代為(wei) 陳氏一門提供的機遇卻是附著於(yu) 一場曆史浩劫，也為(wei) 後世的曆史研究者留下不可回避的議題：“敘述義(yi) 寧陳寅恪之家世，其曾祖陳偉(wei) 琳、祖父陳寶箴參與(yu) 鎮壓太平軍(jun) 一節始終無法回避。如何編排這段曆史，曾經讓人困惑甚而膽怯。”“稍稍翻檢曆史，便不難發現，同義(yi) 寧陳氏一樣，近代許多仕宦之家都是通過參與(yu) 鎮壓太平軍(jun) 而崛起於(yu) 隴畝(mu) 的。”（44頁）作者以“兩(liang) 種文化之戰”為(wei) 題，析論太平軍(jun) 之風暴與(yu) 義(yi) 寧陳氏父子於(yu) 抵抗中崛起的實質性問題：在現實層麵上，“鄉(xiang) 紳與(yu) 官僚製度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自然成為(wei) 鄉(xiang) 紳紛紛投筆從(cong) 戎組建民團抵禦太平軍(jun) 的主要原因之一；太平軍(jun) 在局部地區的道德放任、紀律鬆懈甚至肆無忌憚的燒殺搶掠，也不可避免地引發社會(hui) 各界自覺自願的反抗”。而更為(wei) 關(guan) 鍵的衝(chong) 突是在文化價(jia) 值、傳(chuan) 統文明的層麵上展開，“鄉(xiang) 紳與(yu) ‘天王’之間、民團與(yu) 團營之間所進行的戰爭(zheng) ，更是一場關(guan) 係到正統價(jia) 值觀念、社會(hui) 準則以及現存社會(hui) 秩序命運的殊死搏鬥——這一方是傳(chuan) 統文明的正統而自覺的承受者和延續者，那一方卻是傳(chuan) 統道德與(yu) 價(jia) 值觀念的挑戰者和改造者”。正因如此，“一步步走向崩潰的清王朝反而成為(wei) 一般正統士子保存文化傳(chuan) 統的某種寄托”。（45-46頁）

太平軍(jun) 戰亂(luan) 隻是“文化之戰”的序曲，但是作者於(yu) 此已經在注釋中引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所言：“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hui) 經濟之製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sang) 於(yu) 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yu) 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yu) 之共命而同盡？”（46頁）雖然還很難說“文化托命”是義(yi) 寧陳氏自崛起之時即已具備的自覺信念，但陳寅恪此論確是與(yu) 自曾祖父、祖父及父親(qin) 之言傳(chuan) 有關(guan) 。作者繼續申而論之：“鹹豐(feng) 元年（1851），歲在辛亥，太平軍(jun) 興(xing) ；宣統三年（1911），又值辛亥，革命軍(jun) 起。綱紀壞滅，民生塗炭．前後輪回，並無二致，故陳三立在其詩文中再三興(xing) 歎。……若將陳三立之詩文與(yu) 陳寅恪之申說相提並論，父子兩(liang) 代之文字似曾相識，尤能凸顯義(yi) 寧陳氏代際傳(chuan) 承之綱紀觀。”（47頁）

在這部《家史》中，陳寅恪尚未正式出場，但是他與(yu) “家史”的緊密聯係已然可見。1891年郭嵩燾辭世，陳寶箴父子哭之以聯，作者引陳寅恪於(yu) 乙酉（1945年）所寫(xie) 《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chuan) 書(shu) 後》，謂“讓郭嵩燾預料不到，也讓陳寶箴、陳三立預料不到的是，義(yi) 寧陳家的這個(ge) 男孩日後會(hui) 為(wei) 他們(men) 寫(xie) 下如此濃墨重彩的一筆”（103頁）。於(yu) 此似可進而集中申論的是陳寅恪作為(wei) 史家的“家史”意識。他讀梁啟超傳(chuan) 中有關(guan) 時務學堂，因“關(guan) 係先世之舊聞”而補敘一段家史，“並明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也”。（見《寒柳堂集》一四八——一四九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至1965-1966年間仍撰《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有《吾家先世中醫之學》、《吾家與(yu) 豐(feng) 潤之關(guan) 係》（佚）、《戊戌政變與(yu) 先祖先君之關(guan) 係》等專(zhuan) 文（見同上，第一六四頁），弁言曰：“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數十年間興(xing) 廢盛衰之關(guan) 鍵。今日述之，可謂家史而兼信史歟？”（同上，第一六八頁）

由“家世”而“家史”，其間義(yi) 蘊很深。由家世而識“興(xing) 廢盛衰之關(guan) 鍵”，是陳寅恪史識之源；述家世而成家史兼信史，是為(wei) 史家之責。王永興(xing) 先生則從(cong) “忠義(yi) ”論之，認為(wei) “寅恪先生重氣節的史學思想和他的家世密切關(guan) 聯，從(cong) 他的曾祖陳琢如到寅恪先生為(wei) 四代忠義(yi) 之家，可以說曾祖、祖父、父親(qin) 的思想是其史學思想的另一淵源，特別是重氣節。”（王永興(xing) 《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8頁）此言其家世之影響而秉承忠義(yi) 之懷，及形塑其史學思想，亦是由家世而家史的一個(ge) 方麵。張求會(hui) 在書(shu) 中也談到，“義(yi) 寧之學重性理，講節操，立足於(yu) 經世致用，始終能夠緊隨時代，不泥古，不阿世，特立獨行，彪炳史冊(ce) 。究其根源，當與(yu) 子若其父、孫若其祖、代有傳(chuan) 人的清醇家風密不可分”。（241頁）這是講家風之傳(chuan) 承，而從(cong) 跟隨時代與(yu) 特立獨行言之，則“祖孫三代之間早已不再是僅(jin) 僅(jin) 依靠著血脈之緣代代相傳(chuan) 的簡單關(guan) 係，延續生命和家族的同時，更是文化傳(chuan) 遞和命運接力的痛苦曆程。載浮載沉百餘(yu) 年，義(yi) 寧陳氏一脈相承的正是至今仍令無數人怦然心動的家國舊情、興(xing) 亡遺恨”。（同上）對於(yu) 陳寅恪而言，“戊戌變法前後的種種往事畢竟在這位早熟的少年心中刻下了終生難滅的印痕。祖父和父親(qin) 為(wei) 之嘔心瀝血卻最終功敗垂成的一段血淚史，雖沒有成為(wei) 陳寅恪日後研究的主要對象，也曾留下一鱗半爪的憶述。而引起後世無數士子紛紛強作解人的那一句‘寅恪平生為(wei) 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yu) 鹹豐(feng) 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xiang) 南皮之間’，除卻史學家的自謙抑或自嘲之外，也未嚐不能將其視為(wei) 隱藏於(yu) 陳寅恪內(nei) 心深處的“述祖意識”之自然表露”。（142-143頁）

對於(yu) 陳寶箴父子在湖南維新及新舊黨(dang) 爭(zheng) 中之心態、舉(ju) 措，作者的析論切中肯綮：“當湖南守舊士紳對維新活動的攻訐尚不猛烈時，支持或默許梁、譚的過激言行便成為(wei) 陳氏父子的主要傾(qing) 向；而當省內(nei) 外守舊力量相互聯結，足以動搖無數人士苦心經營的新政事業(ye) 基礎時，防範或控製便成為(wei) 父子二人的主要傾(qing) 向”；“以陳寶箴的真實情感而言，時局危蹙之時，他自然急於(yu) 與(yu) 湘中維新同仁‘商一破釜沉舟、萬(wan) 死一生之策‘，因此，對於(yu) 康梁等人極力主張快變、全變的急切心態，他的確也能夠理解。但陳寶箴畢竟是一個(ge) 明於(yu) 時勢且久經宦海沉浮的封疆大吏，他深知維新改革大業(ye) 能否推廣並最終取得全國性的成功，關(guan) 鍵在於(yu) 能否獲得慈禧的首肯和名卿重臣的參與(yu) 。……更為(wei) 重要的是，張之洞頗受慈禧青睞，在晚清大臣中素享盛譽，隻有通過他讚助各項新政，走緩變、漸變之路，變法大業(ye) 方能事半功倍，獲得實質性進展。”（141-142頁）其時陳寶箴們(men) 所無法料想的是，一方麵如無立憲改革的漸進之舉(ju) ，恐怕激進革命還不至於(yu) 急遽發生；另一方麵既許立憲、西風微吹，若不是囿於(yu) 固化的一家一姓的江山之執而乖謬猶疑甚至逆勢而返，也不會(hui) 頃刻間開啟戰亂(luan) 、暴力奪權。然而曆史之吊詭及可歎可悲之處，卻是留給後世的種種悖謬，如防微杜漸，如強勢逆返。陳寶箴們(men) 的雙重失敗實在有很強的象征性：既受挫於(yu) 清廷之瞑頑保守，又失敗於(yu) 與(yu) 革命黨(dang) 人的溝通合作，最後淪為(wei) 不得已的政治與(yu) 文化雙重遺民。所謂“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此中的“家國之憂與(yu) 無常之痛”正是雙重遺民們(men) 無日無之的感受。“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wan) 不得已者在。”（況周頤《蕙風詞話》）這“萬(wan) 不得已者”，固因聽者、覽者之“心事”而異，但總是來自於(yu) 兩(liang) 個(ge) 層麵，一是時勢之風雲(yun) ，二為(wei) 鬱積於(yu) 內(nei) 而不得迸發於(yu) 外之心緒，所謂“心事浩茫連廣宇”者是也。但是忽然又想起鍾叔河先生曾有言：“其實‘風雨’‘江山’亦不過說說罷了”，好一個(ge) “說說罷了”！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陳寶箴對中西時局之變有深刻的認識，曾在演講中說：“以天下數萬(wan) 裏之大、四萬(wan) 萬(wan) 之眾(zhong) ，不得與(yu) 歐洲諸國比，豈非吾輩之大恥乎？雖然，當恥我不如人，不當嫉人勝我。今湘人見遊曆洋人，則群起噪逐之，拋擲瓦石毆辱之，甚欲戕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強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與(yu) 彼爭(zheng) 勝於(yu) 疆場之間，而欺一二旅人於(yu) 堂室之內(nei) ，變故既起，徒以上貽君父之憂，下為(wei) 地方之禍，不更可恥之甚哉！”（154頁）揆諸當日，這是極為(wei) 清醒的警言；或移之後世，恐亦未時過景遷。當日湘中紳民之不能認同，可以想見。

該書(shu) 扉頁上有“從(cong) 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的題詞，應是對陳氏一門於(yu) 崛起後由仕途而走向文教的寫(xie) 照，但是實際上在義(yi) 寧陳氏的身上，這兩(liang) 個(ge) 世界的關(guan) 係並非由此到彼，而是相伴而行、相互纏鬥。時代政治巨變之後，陳三立尚能以“不入帝京”自傲於(yu) 世，尚可與(yu) 視“民國乃敵國也”之時賢遺老杯酒放歌，無非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尚能容忍前朝遺民之“弱音”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畢竟還可棲身。所謂遺民，其綱紀立場、文化信念和文學趣味之間難以割裂，在追懷舊有文化傳(chuan) 統的同時必會(hui) 流露出對前朝的眷念，盡管陳三立的“政治遺民”立場並非那麽(me) 決(jue) 絕。清遺民的雙重政治不正確無可抗辯，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與(yu) 專(zhuan) 製帝國製度以及所滋生的社會(hui) 文化陋習(xi) 無論如何要被曆史拋棄，問題是在他們(men) 的文化記憶中所寄寓的道德價(jia) 值、人格理想則未可毀棄踐踏。

民國四年乙卯(1915）陳三立聽說胡思敬將整理校刻《豫章叢(cong) 書(shu) 》，寫(xie) 下了“四海猶存墊角巾，吐胸光怪掩星辰。已迷靈瑣招魂地，餘(yu) 作前儒托命人。郭外濤生魚擊柁，山中酒熟鳥窺茵。釣竿在手如相待，及坐湖樓序暮春。”的詩句，“詩中‘餘(yu) 作前儒托命人’一句，不僅(jin) 僅(jin) 是對胡思敬勤搜博訪鄉(xiang) 賢遺著以寄其孤尚的由衷稱頌，更是曆盡變亂(luan) 的陳三立賴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323頁）作為(wei) “前儒托命人”的義(yi) 寧陳氏與(yu) 時代悲歌，正是讀陳氏家史的核心要點。昔日吳宓《讀散原精舍詩筆記》曰：“又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wei) 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蓋右銘公受知於(yu) 曾文正公，右銘公之家世經曆，亦略同曾文正。為(wei) 維新事業(ye) 之前導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國禮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謀國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變而不誇誣矜躁，為(wei) 晚清大吏中之麟鳳。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袴之習(xi) 。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故義(yi) 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wei) 中國文化與(yu) 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讀，蓋實成於(yu) 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550-551頁）今日學人，當思何謂“中國文化與(yu) 學術德教所托命者”。汪榮祖為(wei) 陳寅恪寫(xie) 傳(chuan) ，關(guan) 於(yu) 義(yi) 寧陳氏一門，有一句說得還是沉痛之至：“陳氏一門，三代英才，洵不多見。然而，盛極而衰，更可傷(shang) 感。三世文運，乃隨文化浩劫以終。憑吊陳氏一家的興(xing) 亡，何異憑吊神州文化的興(xing) 亡？”（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chuan)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25頁）

最後，讀吳宓《讀散原精舍詩筆記》，頗有所感的還有陳三立對在外國留學的寅恪、登恪的掛念之情。“辛酉《除夕作》末句雲(yun) ：“為(wei) 憶二雛羈絕域，長饑誰掛杖頭錢。……二雛指寅恪、登恪，時在美國、法國留學。”吳宓於(yu) 辛酉（1921年）八月從(cong) 美國返滬，於(yu) 謁見陳三立之時報告寅恪在美國的情況。“先生即深為(wei) 傷(shang) 歎，謂無錢寄與(yu) 寅恪，使其困居外國，雲(yun) 雲(yun) 。宓以寅恪在美，雖困而非甚困。平日衣食居處，所費與(yu) 我等每月$100美金之官費生相同，而購書(shu) 獨多，屢次裝箱運回。此書(shu) 後皆不知失落何所，寅恪回國亦未藏讀。……蓋寅恪、登恪雖處拮據，自有其籌劃經營之法，為(wei) 先生所未知。先生惟秉慈愛之心，故以二子為(wei) ‘長饑’耳。”（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550頁）遙念兒(er) 子羈於(yu) 異域，想象中的饑寒困居，此情可感可歎，或亦可補《家史》一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