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學者的良知學實踐

——以明嘉靖至萬(wan) 曆年間的安福學者為(wei) 例

作者：張衛紅

來源：《文史哲》2020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初七日辛未

          耶穌2020年7月27日

【摘要】明代嘉靖至萬(wan) 曆年間安福縣人數眾(zhong) 多的草根陽明學者，雖無科舉(ju) 功名，卻是陽明學在地方社會(hui) 傳(chuan) 播的主力。他們(men) 由講學、研磨心性而擴展至教化鄉(xiang) 族，參與(yu) 地方公益事業(ye) ，進而協助官府參與(yu) 地方社會(hui) 治理。作為(wei) 陽明學者的鄉(xiang) 紳自我認同的角色是“鄉(xiang) 人之心”，他們(men) 的講學和化鄉(xiang) 活動是以“萬(wan) 物一體(ti) ”的濟世理想和責任作為(wei) 精神動力，對地方社會(hui) 秩序的平穩運行起到長久的、潛移默運式的“風教”影響。

【關(guan) 鍵詞】良知學實踐 草根學者 安福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關(guan) 注陽明及其知名弟子的哲學思想，而良知學在大多數普通士人那裏如何體(ti) 現，良知學的實踐指向及其對地方社會(hui) 的影響有哪些表現，這雖然是學術傳(chuan) 播的一個(ge) 重要體(ti) 現，但在研究中重視不夠。本文聚焦於(yu) 明代嘉靖至萬(wan) 曆年間安福縣的那些科舉(ju) 功名低沒有科舉(ju) 功名的普通陽明學者（草根學者），探討在他們(men) 身上如何體(ti) 現良知學，良知作為(wei) “萬(wan) 物一體(ti) 之學”如何通過他們(men) 影響地方社會(hui) ，以期探究王學對地方社會(hui) 的影響。本文選取安福陽明學者為(wei) 例的原因在於(yu) ，安福縣為(wei) 中晚明王學講會(hui) 極盛之地吉安府中的極盛之地，誠如江右王學的領軍(jun) 人物、安福籍學者鄒守益（號東(dong) 廓，1491-1562）所說：“吉郡視四方為(wei) 勝，而安福視吉郡為(wei) 勝”，[1]不僅(jin) 人數眾(zhong) 多、講會(hui) 活躍、持續百餘(yu) 年，與(yu) 王學從(cong) 興(xing) 盛到式微相始終，而且陽明學者以良知學的精神進行講學和教化鄉(xiang) 裏的實踐活動具有典型性，可以此探討良知學的實踐指向。

筆者曾作《安福陽明學者暨鄒東(dong) 廓弟子一覽表》，據不完全統計，明代中晚期安福陽明學者有212人，其中進士40人，舉(ju) 人40人，諸生73人，總計153人，占總數的72.1%，可知陽明學主要在掌控當地思想文教資源、社會(hui) 地位高的官員及士人中傳(chuan) 播。這些學者所在的宗族大都屬於(yu) 安福縣文教程度較高的望族，學術的傳(chuan) 播首先是在這些宗族子弟中進行的。陽明學者主要有三類人組成：一是如鄒守益祖孫、劉邦采、王時槐、劉元卿這樣有科舉(ju) 功名、有影響力的知名學者，他們(men) 是講學活動的領袖和倡導者；二是地方宗族中有學識、但功名不高或沒有功名的中下層士人，他們(men) 是參與(yu) 講學的主體(ti) 。三是地方宗族的主事者、長老，他們(men) 的文教程度不高，但以敏於(yu) 事務或德高望重成為(wei) 家族中有號召力的人物，對講學提供了直接的支持。本文聚焦於(yu) 後兩(liang) 類草根學者，從(cong) 四個(ge) 方麵展示他們(men) 的學術活動以及對地方社會(hui) 的影響。

一、究心學理與(yu) 工夫實踐

首先，草根學者與(yu) 知名學者一樣，其學術熱誠體(ti) 現在究心陽明學義(yi) 理並研磨心性的工夫實踐上，這是陽明學的根基所在。在《安福縣誌》的人物傳(chuan) 記中，常能看到這些中下層士人早在青年時代就一心誌於(yu) 儒家聖賢之學：

王釗……初為(wei) 諸生，棄去，求所為(wei) 身心性命。

朱淑相……少攻舉(ju) 子業(ye) ，旋棄去。納贄鄒守益、劉邦采，研心理學。[2]

王皦……少棄舉(ju) 業(ye) ，樂(le) 道耽隱，師事劉邦采。

劉繼華……邑庠生。已而棄舉(ju) 子業(ye) ，壹誌性命之學。[3]

陽明學的核心在於(yu) 真實體(ti) 悟良知，如安福士子劉汝棟所說：“吾儕(chai) 為(wei) 學，直以了性命為(wei) 極……必真切於(yu) 良知明照之體(ti) ”。[4]故“壹誌性命之學”意味著在日常生活中改過遷善、實地用功，如南鄉(xiang) 三舍劉氏家族的劉以身受學於(yu) 從(cong) 叔劉邦采，“解組歸田，時赴惜陰會(hui) ，性恬淡，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至耄不倦，有日記以自考。”[5]更有進者，這一綿密懇切的工夫達到了精深隱微的心性深處，不僅(jin) 知名學者如此，普通士人也是如此。南鄉(xiang) 布衣學者朱淑相（出自槎江朱氏）、朱調（出自大橋朱氏）都是此類典型：朱調“神斂而誌凝，靜坐終日，不事言說”，“晚年更揭‘斂氣觀心、忍欲成行’八字以示學者，欲令由此練習(xi) ，以為(wei) 入道之基”。[6]朱淑相“終日端坐，澄心省躬。嚐曰：‘人心虛故靈，靈故常精常明，常寂常運，吾致力在此，受用亦在此。’”其工夫顯然有本於(yu) 鄒守益戒懼於(yu) 心體(ti) 之說，王時槐稱道其“精研遠詣”。[7]朱淑相孫朱世賓，以“心在腔子裏，眼顧丹田下”[8]為(wei) 日常工夫。朱淑相侄朱意，“始去念，繼守念，終克念，一以致知為(wei) 宗”。他認為(wei) 若工夫不用猛力，就不能洞見道體(ti) ，於(yu) 是和同裏士子劉汝棟一同去玉霄山靜坐：

矢以達旦不寐，務使此心精明，不少昏憒。兩(liang) 人相對危坐，設手板相戒，目稍瞑即板擊之，尤苦未能清朗。而山故多虎，則出戶外露坐，曰：“學不成，何貴此身？直宜飼虎耳！”如是者月餘(yu) 。[9]

這讓鄉(xiang) 人十分驚駭的舉(ju) 動，在陽明學者中並不鮮見。一些普通士子通過勤苦用功，也能有所體(ti) 悟。如鄒守益門人周以魯（出自西鄉(xiang) 橫龍周氏），精思力踐久之，悟曰：“盈宇宙皆性也，盡性外無學矣。”王時槐門人歐陽鳴鳳，“習(xi) 靜白雲(yun) ，豁然有悟”，被稱為(wei) “王門子輿”。[10]

有些學者因常年堅持用功，臨(lin) 終能神誌清明地安然離世。劉陽高足朱汝昌（出自南鄉(xiang) 大橋朱氏），“目且瞑，神誌不亂(luan) ，第曰：‘吾存此良知以俟命矣。’”[11]劉邦采弟子劉汝棟，於(yu) 病危時一切置之度外，與(yu) 家人絕口不提身後事。瞑目之際，其從(cong) 兄問曰：“形氣解矣，靈明能無改乎？”汝棟“以手指其心，揮其妻，使勿近，遂卒。”[12]做派之灑脫，甚至與(yu) 儒家的注重人倫(lun) 不類。

在中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陽明學者將佛道二教的修養(yang) 工夫納入良知學中借鑒，抑或三教並尊的情形往往有之。如鄒守益孫鄒德溥就深受佛教影響：

（鄒德溥）間以餘(yu) 力泛濫二氏家言，釋子道流常加接引，於(yu) 長生之說亦若有所默證，以為(wei) 其精者不悖於(yu) 吾儒。即相知者或勸公（按，德溥）門牆稍峻，公不謂然，曰：“吾道至大，何必作藩籬？”[13]

草根學者也有三教並尊或兼取的情形。西鄉(xiang) 士人趙師孔，早年先訪方外服餌之術，後以閉關(guan) 靜坐煉氣為(wei) 事，“久之，複悔曰：‘執有象不如還真空，其惟佛氏乎？’則曆名山、禮禪宿、閱經教，冀有悟入。”至聽聞鄒守益發明良知之旨，謂：“道其在是乎！”後以五十之齡納贄於(yu) 王時槐門下。[14]南鄉(xiang) 士子周禮與(yu) 從(cong) 侄周一濂（出自北溪周氏）二人青年時代與(yu) 劉汝棟結為(wei) 至交，“流視群子……或造請，終不得一幸見之”，被人稱為(wei) “三仙”。周禮“悟證敏速”，曾先後從(cong) 學朱調、劉邦采、王時槐，“觸聲而悟，每通一義(yi) ，送一難，四座厭心”，時人歎羨不已，爭(zheng) 迎其教授弟子。但這些聲譽並非周禮所好，傳(chuan) 記生動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

居常脫去巾襪行林間，見佳處，坐臥亡歸。或窮途遇水石清雅，亦裴回竟日。性善酒，造人飲不記辭，或勸進，乃反辭，即不勸進，即又不辭。醉則據胡床酣睡，旁若無人。[15]

其放浪形骸之狀與(yu) 儒者的溫良形象相去甚遠。周禮狂慧而不壽，三十四歲暴病而亡。卒前家人爭(zheng) 問後事，答曰：“生來死去，如脫故衣更新耳，第不得思極（按，周一濂）一見。”[16]他臨(lin) 終惦念的同道兼從(cong) 侄周一濂，從(cong) 學於(yu) 朱調、耿定向等人，偏好禪學，曾與(yu) 其父手錄佛典十萬(wan) 餘(yu) 言，“與(yu) 人語，語多依禪。”[17]另一位南鄉(xiang) 布衣王時椿（出自金田王氏），早年與(yu) 其弟王時槐一同師事劉邦采、劉文敏、劉陽諸人，一意儒家聖賢之學，甚至“不以烏(wu) 帽袍帶見客，惟角巾野服而已”，以示其誌決(jue) 。然“晚聞淨土之說，心悅之，嚐素食持佛號不輟。病革，神誌不亂(luan) ”。[18]這些安福士子的所學所宗，是當時三教合流狀況的一個(ge) 體(ti) 現。

二、講學傳(chuan) 道

與(yu) 究心性理相伴隨的是草根學者熱誠的講學傳(chuan) 道活動。以講學來明心性、正學術、進而帶動社會(hui) 建製的改善，不僅(jin) 是王陽明及其知名弟子們(men) 實踐儒家外王之學的基本思路，也是眾(zhong) 多草根學者的人生誌業(ye) 。安福南鄉(xiang) 金田王氏之王釗、王鏡、王鑄三兄弟，均受學於(yu) 陽明、卒業(ye) 於(yu) 鄒守益，以布衣之身終生致力於(yu) 講學。同族後生王時槐在青少年時代就曾受王釗、王鑄的教誨，從(cong) 此有誌於(yu) 儒家聖賢之學。萬(wan) 曆年間王時槐棄官歸田後，王釗、王鑄已經謝世，他聯合已至耄年的王鏡聚集族人於(yu) 南鄉(xiang) 元陽觀講學，並推行鄉(xiang) 約。[19]王氏三兄弟之講學不倦為(wei) 時人稱道，被一並列入《安福縣誌》之《儒林傳(chuan) 》中。[20]

南鄉(xiang) 朱淑相、朱調終生以講學、論學為(wei) 誌業(ye) ，聞名鄉(xiang) 間。朱淑相“終其身，無日不會(hui) 友講學，至世態之低昂，家計之羸詘，未嚐以纖芥幹其衷。”[21]朱調除了勤於(yu) 個(ge) 人靜修之外，還“遠涉吳楚、新安諸郡，求友質訂，經年忘歸”，“每歲青原、複古、複真士友大會(hui) ，先生雖祁寒暑雨必杖屨而赴。”他與(yu) 朱淑相常年在南鄉(xiang) 複真書(shu) 院主持講會(hui) ，為(wei) 安福二傳(chuan) 陽明學者的中間力量，被王時槐譽為(wei) 鄒守益、劉邦采“兩(liang) 先生之真傳(chuan) 密印、高第弟子”。[22]

像王氏、朱氏這樣熱衷講學並影響一方的布衣學者在安福各鄉(xiang) 並不乏見。再如南鄉(xiang) 士子康士賓，師事劉邦采、王時槐，他秉承劉邦采之學，主悟修並進之功，每歲講學於(yu) 複真書(shu) 院，“議論鏗發，學者信從(cong) 之。”南鄉(xiang) 汶源王氏的王宗舜，“受業(ye) 者常百數十人”，為(wei) 一方鄉(xiang) 賢。西鄉(xiang) 學者姚必連，“會(hui) 講中道書(shu) 院，士林翕從(cong) ”。[23]

還有一些不善講論、無甚影響的學者，也把講學傳(chuan) 道作為(wei) 他們(men) 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劉汝棟對於(yu) 族中有動念於(yu) 學者，“必密造其室，誘掖開導，惟恐其不入於(yu) 善也”。[24]南鄉(xiang) 三舍劉氏的劉伯寅是鄒守益弟子，他長於(yu) 處理事務，“性衝(chong) 淡嗜學，老而彌篤”，“窮年居複古書(shu) 院，置家事勿問。”[25]西鄉(xiang) 老者劉繼美，“年九十，尚與(yu) 劉元卿、劉喜聞諸名人往來講學，郡縣欽其德望。”[26]西鄉(xiang) 金灘王氏的王子應，“不甚敏慧”，青年時代便對陽明學津津向往，以為(wei) “此可學而至也”。他自嘉靖時代就受學於(yu) 劉文敏、鄒守益，切磋於(yu) 複古書(shu) 院，“雖晏歲，不舍去”。三十年後劉元卿倡學西鄉(xiang) 時，其參與(yu) 講學的熱情仍不減當年。據劉元卿描述：

公時雖老，無一會(hui) 不赴，赴必虛心谘詢，若一無所啟者。既病聾，猶日坐一小樓，置先正語錄明窗下，琅琅誦之。或時發浩歌，若出金石。其好學一念，自少至老若夙植雲(yun) 。邑令吳懷溪公聞其賢，造廬見之，且欲致公賓席，為(wei) 鄉(xiang) 飲重，公謝不往。[27]

三、舉(ju) 辦家族講會(hui) ，為(wei) 善鄉(xiang) 裏

草根學者除了熱衷參加士人為(wei) 主體(ti) 、以講習(xi) 義(yi) 理為(wei) 主的講會(hui) 之外，還十分重視將陽明學在家族中傳(chuan) 播。他們(men) 通過舉(ju) 行家會(hui) 、族會(hui) ，對一般百姓進行勸善規過的道德教化，以期達到睦族和鄉(xiang) 、穩定社會(hui) 秩序的目的。萬(wan) 曆年間在南鄉(xiang) 的金田王氏家族中，王時槐聯合王鏡於(yu) 族中舉(ju) 行族會(hui) 、推行鄉(xiang) 約，此舉(ju) 得到同裏大橋朱氏的呼應，朱調也率族中士子每年參與(yu) 金田王氏的族會(hui) 。[28]王鏡去世後，因王時槐已遷居廬陵縣，金田王氏家族曾一度缺少德高望重的長者做講會(hui) 主盟，於(yu) 是王時槐族叔王立吾出麵，每月聚族人講學於(yu) 誠心堂。這樣的宗族講會(hui) 不僅(jin) 使王氏家族中的俊秀之士得以延續學術，也改進了族中的倫(lun) 理風氣。王時槐與(yu) 王鏡聯手講學的成效如他所說：“一時族之耆舊俊彥鹹欣欣以仁讓相勉，數年之間，族人不以一字鳴於(yu) 官司，官司亦無以一役追呼及於(yu) 吾族者。”[29]

北鄉(xiang) 的荷溪伍氏家族，嘉靖時代有伍思韶受學於(yu) 鄒守益，他辭官歸田後於(yu) 族中倡學。族子伍惟忠受其影響，也師事鄒守益、劉陽。後來兩(liang) 人聯手聚集族中弟子每月舉(ju) 辦德業(ye) 、舉(ju) 業(ye) 兩(liang) 會(hui) ，德業(ye) 會(hui) 由伍思韶主持，舉(ju) 業(ye) 會(hui) 由伍惟忠主持，“德業(ye) 會(hui) ，推九亭公（按，伍思韶）主之；舉(ju) 業(ye) 則親(qin) 甲乙其文，獎勸誘掖，期於(yu) 成才”。伍惟忠告誡子弟讀書(shu) 不當以科舉(ju) 為(wei) 目的，“動舉(ju) 王、楊、盧、駱戒之，聞者汗流竟趾。”[30]西鄉(xiang) 洋溪趙氏之趙師孔，“歲聯裏之同門諸友為(wei) 季會(hui) ，家之子弟為(wei) 月會(hui) ，皆以正心修身諄切致勉”，他自撰《鄉(xiang) 約十條》，“以孝弟、仁讓、敦樸、守儉(jian) 、懲忿、息訟，為(wei) 一鄉(xiang) 勸。一鄉(xiang) 之中或有釁端賴以潛消默解者，殆不可一二數。”[31]

陽明學者們(men) 還通過實際善舉(ju) 來教化宗族。在地方誌的記載中，陽明學者贍親(qin) 睦族、修葺宗祠、築橋修路、立保甲、置義(yi) 倉(cang) 、敦習(xi) 俗、平忿爭(zheng) 的善舉(ju) 比比皆是，他們(men) 也因此贏得鄉(xiang) 人尊重，成為(wei) 當地德高望重的道德表率。如師事鄒守益、劉陽的李挺，“裏中有相構者，得公一言而釋，至以過失聞於(yu) 公為(wei) 恥。”[32]趙師孔在歲饑之年分粟給族人，竟至“罄不自給”，“慈仁及物，即毒蟲微命不忍踐傷(shang) ”，贏得安福兩(liang) 任知縣閔世翔、吳應明的禮重。[33]

學者們(men) 也帶動了許多並未以理學為(wei) 誌業(ye) 的族人以良知學的精神為(wei) 善鄉(xiang) 裏，建設宗族。如東(dong) 鄉(xiang) 清陂鄧氏三兄弟中，其父安排長子鄧國總理家政，仲子鄧圛經商，季子鄧周學儒，為(wei) 庠生。鄧周初學於(yu) 陽明，卒業(ye) 於(yu) 鄒守益。受其影響，鄧國於(yu) 四十歲時聽聞良知學，於(yu) 是：

犁然有省，一意和鄉(xiang) 睦族，置勝負於(yu) 弗較。家庭弟侄聚論，礪以躬行，而以務名虛談為(wei) 戒。每歲出穀二百餘(yu) 石散貧者，不取息，而宗族施有等差，行之三十年餘(yu) 矣。……平生見道路之險也，則修理之；慮病涉之艱也，則橋梁舟楫之；憐瘧痢之困、行旅之渴也，則製藥設茶濟之；至老而不倦。故其歿也，眾(zhong) 鹹哀而慕焉。[34]

鄧圛受兄弟的影響，也能夠敦倫(lun) 篤行，“平心應物，無忮求機械。甫五十，斂以家居，足跡罕入城郭”，於(yu) 救濟鄉(xiang) 裏之善事“盡其力不懈”。[35]鄧氏兄弟還在家族中頒刻陽明的“諭善四條”作為(wei) 道德規範。因鄧周為(wei) 鄒守益弟子的關(guan) 係，鄧圛與(yu) 鄒守益弟鄒守蒙結為(wei) 姻家，鄒氏與(yu) 鄧氏家族的密切交往長達四十餘(yu) 年。鄒守益曾親(qin) 至鄧氏之堂揭“為(wei) 善最樂(le) ”楹聯，大力表彰鄧氏“仁禮愛敬”的家風。[36]

西鄉(xiang) 人馮(feng) 夢熊以敏於(yu) 事務而著稱鄉(xiang) 裏。他聽劉元卿講學後喜曰：“吾乃今知良貴固在我”，從(cong) 此一心向道，以良知學的精神造福鄉(xiang) 裏。他多次聚家會(hui) ，以道德規範約束子弟；族中有倚勢欺人者，曉之以善惡利害，一時間族人“爭(zheng) 自濯其舊習(xi) ”。馮(feng) 夢熊因此贏得官府和百姓的倚重。對於(yu) 鄉(xiang) 約中不合理的條目，縣令倪棟讓他修訂完善；遇到爭(zheng) 議糾紛，鄉(xiang) 人爭(zheng) 相請他調停，往往“糾紛立解”。在萬(wan) 曆年間安福西鄉(xiang) 再次舉(ju) 行丈田時，鄉(xiang) 人紛紛推舉(ju) 他做監督，他盡心盡力，令“人人稱平”。[37]在中晚明的安福地方社會(hui) ，像鄧國、馮(feng) 夢熊這樣以良知學的精神為(wei) 善鄉(xiang) 裏的地方長老不在少數，也成為(wei) 鄒守益、王時槐、劉元卿等知名學者撰文大力表彰的典型。

四、管理地方公共事務

進而，陽明學者們(men) 由宗族而社會(hui) ，熱心參與(yu) 地方民生事業(ye) ，協助官府管理地方公共事務。他們(men) “化鄉(xiang) ”實踐的特點主要在以陽明學“萬(wan) 物一體(ti) 之學”為(wei) 精神指導，具有更為(wei) 自覺和強烈的濟世責任感。這些久居鄉(xiang) 裏的草根學者不僅(jin) 究心學術，還熟知地方民生事務，了解民間疾苦，以其在地方社會(hui) 的聲望和號召力，成為(wei) 官府與(yu) 民眾(zhong) 之間上下溝通的橋梁。在陽明學興(xing) 盛的明代嘉靖、萬(wan) 曆時代，隨著他們(men) 被官府和民眾(zhong) 認可度的不斷提高，也因此擁有了管理地方社會(hui) 的重要話語權。其中最輝煌的事件便是，鄒守益在安福率劉伯寅、劉肇袞、張崧、夏夢夔等四十餘(yu) 陽明學者，從(cong) 嘉靖十一年（1532）開始曆時三年，協助官府重新清量土地並造冊(ce) 。這一場牽動地方大戶利益的清丈活動進展得並不順利，如鄒守益所說：“幾成而敗，敗而複興(xing) ，興(xing) 而複搖，搖而複成”，[38]他們(men) 把關(guan) 懷百姓的“一體(ti) 之仁”作為(wei) 推行丈量的理念和動力，曆經重重阻力，最終完成了安福、也是全國推行最早一批試點的清丈活動，部分賦役得減輕。上述幾位參與(yu) 丈田的學者不僅(jin) 熱衷講學，而且通達地方事務，富有聲望：

劉伯寅精於(yu) 計算，通達經濟，傳(chuan) 記稱其“孝友敦篤，勇足濟事”。[39]他協助鄒守益處理安福賦役事務前後長達二十餘(yu) 年，[40]在嘉靖十一年開始的丈田活動中總管數據。鄒守益說：“以丈量為(wei) 是，則劉某為(wei) 功之首。”嘉靖十五年陽明學者程文德出任知縣期間，也向劉伯寅谘詢裏役製度之利弊。他建議的數項賦役改革舉(ju) 措推廣實行，使安福的裏役製度在吉安府九縣當中“尤稱便”。程文德與(yu) 鄒守益商議籌建複古書(shu) 院時，也由劉伯寅總理經費支出，“周慎詳密，省費亦以千計”。[41]嘉靖二十四年（1545），鄒守益聯合王門學者上疏江西省官員請求減輕全省賦役、重刻《督賦條規》，他特意將劉伯寅推薦給都察院巡撫江西右副都禦史吳鵬協理計算，最終查減全省賦役夙弊每年達一萬(wan) 六千兩(liang) 。十年後，蔡克廉出任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僉(qian) 都禦史時，鄒守益再次推薦劉伯寅協助清查各縣賦稅欺隱之弊。[42]

劉肇袞在陽明贛州講學時期趨而受業(ye) ，在安福王門弟子中資曆較老，深為(wei) 鄒守益器重。劉肇袞性情剛嚴(yan) 清峻，他為(wei) 諸生時參加考試，見監考甚嚴(yan) ，歎曰：“士不自重，致所司防閑如此。”竟然放棄考試回鄉(xiang) 養(yang) 母而去。劉肇袞以布衣身份在鄉(xiang) 間深孚眾(zhong) 望，“袞於(yu) 鄉(xiang) 閭民瘼有所聞，率以告守益，為(wei) 之轉聞當道，民感其惠”，鄒守益稱他能“交修於(yu) 人”。[43]

張崧出自南鄉(xiang) 望族書(shu) 岡(gang) 張氏，為(wei) 陽明弟子，其弟張岩師事鄒守益。張崧雖無科名，然“敏幹任怨”。麵對盤根錯節、牽動諸方利益的清丈事務，鄒守益言：“任此盤錯，非張君不可竟舉(ju) 。”他在西鄉(xiang) 負責督丈，麵對幹擾持法益堅，雖被誣而無所累。嘉靖二十四年安福受災荒之際，他多次與(yu) 鄒守益商議救濟對策，著《保民蠡測》數萬(wan) 言上達官府，百姓最終得以救濟。吉安知府靳學顏、張元諭都是親(qin) 近王學的官員，他們(men) 在任時，采納了多項張崧提出的治理建議。因其威望才幹深孚人心，以至於(yu) “邑令長有大建置，因革能為(wei) 士庶福澤者，不能自信，信於(yu) 公，必悉心翊成之”。[44]

夏夢夔與(yu) 李挺一同師事鄒守益、劉陽，深得器重。二人為(wei) 肺腑至交，常砥礪切磋。夏“時以見過為(wei) 學”，李也敬諾奉之，“刻誌銷磨，不遺餘(yu) 力。”[45]夏夢夔精於(yu) 地方經濟事務，他在丈田中輔佐鄒守益“剔弊除害，至今賴焉。”[46]萬(wan) 曆六年（1578）張居正下令全國各縣三年時間完成丈量土地，時安福知縣閔世翔所倚重的地方士紳，仍然是四十年前負責督丈的陽明學者，“儒生者，故東(dong) 郭鄒先生所造士，居然好修之夫也，依依老膠序中，無權貴可嚇。侯（按，閔世翔）獨破崖岸優(you) 禮之，時與(yu) 握手步庭，談心計事”，[47]其中就包括夏李二人。“二公矢心公慎，冊(ce) 成，邑人胥服”。[48]閔世翔這次邀請參與(yu) 丈田的士紳還包括朱調、朱淑相、劉元卿等陽明學者。朱淑相，“邑侯廉知其才名，屬清稅冊(ce) 事，至委瑣條理，稱邑侯指”。朱調督丈時，“秉直持平，讓能而晦跡，故終事而輿情胥服，亦其廓然順應之一驗也”。這[50]些草根學者也因熟知民情、德高望重而為(wei) 當地官員禮重，時常登門造訪，以民生事務谘詢請教之。如朱調，“先後邑侯欽仰高義(yi) ，往往式廬問政，先生必悉閭閻疾苦，畢陳無諱。”[51]李挺，“邑令閔世翔高其行，凡利害興(xing) 除多取裁焉”。[52]

據學界研究，明清地方鄉(xiang) 紳的來源概有四類：第一類是通過科舉(ju) 入仕獲得官員身份的高級士紳，第二類是無科舉(ju) 功名或功名低（如諸生出身）而以學問、道德名重鄉(xiang) 裏的士人，第三類是雖無功名但能力出眾(zhong) 、為(wei) 善鄉(xiang) 裏而為(wei) 鄉(xiang) 人推重，第四類是因經濟實力雄厚而有地方話語權的士紳。[53]而以上四類鄉(xiang) 紳在安福陽明學者中兼而有之，第一類如鄒守益、劉邦采、王時槐等，第二類如朱調、李挺、劉伯寅等，第三類如夏孟夔、馮(feng) 夢熊等，第四類如鄧國、鄧圛兄弟等。這說明陽明學在地方鄉(xiang) 紳當中有著廣泛的涵蓋麵，影響不可小覷。這些草根陽明學者尤以第二類居多，有的還兼具第三類鄉(xiang) 紳的能力，是草根學者的主力。他們(men) 由講學、研磨心性而擴展至教化鄉(xiang) 族、博施廣濟，進而參與(yu) 地方社會(hui) 治理。越是掌握諸多豐(feng) 富資源的高級士紳如鄒守益等人，越是全麵參與(yu) 上述的講學與(yu) 化鄉(xiang) 活動，為(wei) 學術下化鄉(xiang) 裏的實踐典範；而一般的鄉(xiang) 紳或草根學者，也至少參與(yu) 了上述活動的一項或幾項。無論如何，他們(men) 之所行都是對陽明學“實致其良知”、“萬(wan) 物一體(ti) ”精神的落實，是對儒家士人明德親(qin) 民之社會(hui) 理想的踐履。

五、結語

近年來史學界有關(guan) 鄉(xiang) 紳（地方精英）對地域社會(hui) 控製與(yu) 影響的相關(guan) 研究成果表明，在中晚明社會(hui) ，鄉(xiang) 紳在建立、運作和管理保甲、鄉(xiang) 約、宗族等民間基層組織中發揮著關(guan) 鍵性的作用，並在倡導、維持地方公共事務方麵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從(cong) 而掌握著地方社會(hui) 主要的經濟政治資源。這一現代政治學角度的描述，側(ce) 重關(guan) 注政治經濟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並沒有重視鄉(xiang) 紳作為(wei) 儒者的濟世理想和責任為(wei) 內(nei) 在動力。實際上，“萬(wan) 物一體(ti) ”、“實學”、“講學”、“政學一體(ti) ”是王陽明及其弟子們(men) 極為(wei) 重視的為(wei) 學理念及實踐活動。[54]盡管這在宋代儒者那裏亦有不同程度的體(ti) 現，但在陽明學中得到了格外的強調。這幾個(ge) 相互融攝的觀念，其學理基礎正是良知學：良知是一人人本具、萬(wan) 物同體(ti) 的本體(ti) 、也是創生宇宙萬(wan) 物的終極本源，故“實致其良知”的心性工夫體(ti) 認乃是“實學”之切要。“學”直指心之本體(ti) 、良知，是一切行為(wei) 所由之基，同時“故明明德必在於(yu) 親(qin) 民，而親(qin)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55]成為(wei) 良知不容已的自覺訴求，此實學必然體(ti) 現為(wei) “親(qin) 民之政”，為(wei) 良知的推展和外化，體(ti) 現為(wei) 教化百姓、治理地方的諸多善舉(ju) ，“萬(wan) 物一體(ti) ”則是學與(yu) 政的承載者和終極社會(hui) 理想。講學的目的則是為(wei) 了喚醒人人本有的“一體(ti) 之仁”，同時講學也是體(ti) 認良知的一種實踐形式。本文所述中晚明安福陽明學者的講學與(yu) 化鄉(xiang) 活動，正是對以上這些理念的實踐。江右陽明學者聶豹說：“明德以親(qin) 民者，鄉(xiang) 大夫之責也。大夫士者，鄉(xiang) 人之心也。心者，神幾而誠應，明吾孝友之德，以親(qin) 吾之父兄，明吾睦姻任恤之德，以親(qin) 吾之鄉(xiang) 黨(dang) 宗族，使人之父兄，人之鄉(xiang) 黨(dang) 宗族，無一而不在吾親(qin) 睦之中”，[56]頗能體(ti) 現良知學“萬(wan) 物一體(ti) ”的社會(hui) 關(guan) 懷與(yu) 實踐向度。麵對王道政治在三代以後“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朱熹語）的曆史現實，尤其是在明代政治高壓專(zhuan) 製、學術功利異化這樣非常糟糕的曆史背景下，陽明學者們(men) 從(cong) 知名的士紳到不知名的草根學者仍以巨大的傳(chuan) 道熱誠從(cong) 事民間講學與(yu) 化鄉(xiang) 實踐，這既非儒者們(men) 不諳世事不懂政治謀略的天真之舉(ju) ，也非從(cong) 掌握國家級權力轉移到掌握地方級權力的功利性算計，而首先是理學家“仁其身以仁天下”（鄒守益語）的[57]濟世理路之實踐，是真正意義(yi) 上由“內(nei) 聖”開出“外王”的取徑，是他們(men) 從(cong) 天理良知的真誠信仰和體(ti) 道經驗中，迸發出對身心—家國—天下—宇宙這一整全“大生命”的自我承諾與(yu) 責任擔當。當然，作為(wei) 鄉(xiang) 紳的陽明學者建構理想政治秩序的努力，並不體(ti) 現為(wei) 對政治製度的具體(ti) 設計，也無法以現代政治的模式和效應來考量之。他們(men) 對地方社會(hui) 事務的參與(yu) ，很多是在國家政權機構之外的非權力運作，目的在於(yu) 通過道德教化來維係良善的地方風俗與(yu) 秩序，對地方社會(hui) 秩序的平穩運行起到長久的、潛移默運式的“風教”影響。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儒者的“外王”事業(ye) 從(cong) 來不曾缺位。

【注釋】
 
①鄒守益：《彭子誾墓銘》，鄒守益撰、董平編校：《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二一，957頁。
 
②以上引文分別見王基纂、高崇基修：《安福縣誌》（清乾隆四十七年修、同治四年補刊本，以下簡稱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4頁、15頁
 
③以上引文分別見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三《人物•隱逸》，3頁、5頁。
 
④王時槐：《秋江劉君偕仲子邦楨墓表》，王時槐撰、錢明、程海霞編校：《王時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之一，《友慶堂存稿》卷六，183頁。
 
⑤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8頁。
 
⑥王時槐：《易庵朱先生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9—150頁。
 
⑦劉元卿：《朱鬆岩先生外傳》，劉元卿撰、彭樹欣編校：《劉元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卷七，275頁。
 
⑧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7頁。
 
⑨以上引文及事跡見王時槐：《五山朱君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7頁。
 
⑩以上引文分別見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8、20頁。
 
⑪王時槐：《朱康夫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3頁。
 
⑫王時槐：《秋江劉君偕仲子邦楨墓表》，《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六，184頁。
 
⑬葉向高：《宮洗泗山公墓誌銘》，《澈源鄒氏七修族譜》（民國六年修，安福縣博物館藏）卷八，105頁。
 
⑭王時槐：《趙中庵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4頁。
 
⑮以上引文及事跡見劉元卿：《周公典傳》，《劉元卿集》卷七，260-261頁。
 
⑯以上引文及事跡見劉元卿：《周公典傳》，《劉元卿集》卷七，260-261頁。
 
⑰以上引文及事跡見劉元卿：《周山人墓誌銘》，《劉元卿集》卷八，331頁。
 
⑱以上引文及事跡見王時槐：《先兄吉府典膳人峰公偕配謝劉二孺人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63頁。
 
⑲事見王時槐：《世德堂紀序》，《王時槐集》之二《友慶堂合稿》卷末，630-631頁。
 
⑳見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4、25頁。
 
21劉元卿：《朱鬆岩先生外傳》，《劉元卿集》卷七，275頁。
 
22事跡及引文見王時槐《易庵朱先生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8-149頁。
 
23以上事跡及引文分別見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7、18、19頁。
 
24王時槐：《秋江劉君偕仲子邦楨墓表》，《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六，183頁。
 
25劉氏合族修：《三舍劉氏六續族譜》，收入張海瀛等主編：《中華族譜集成·劉氏譜卷》（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第十四冊，卷三十《家傳五》，671頁。
 
26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文學》，34頁。
 
27劉元卿：《王箕峰公墓銘》，《劉元卿集》卷八，325頁。
 
28王時槐：《易庵朱先生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9頁。
 
29以上引文及事跡見王時槐：《壽族叔立吾公七十序》，《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二，62頁。
 
30以上引文見劉元卿：《進士盡吾伍先生行狀》，《劉元卿集》卷八，303頁。
 
31王時槐：《趙中庵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5頁。
 
32王時槐：《一吾李君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69頁。
 
33王時槐：《趙中庵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45頁。
 
34《明故橫溪鄧君墓誌銘》，《鄒守益集》卷二三，1081-1082頁。
 
35《明故北山鄧君偕配尹氏合葬墓誌銘》，《鄒守益集》卷二三，1083頁。
 
36《明故橫溪鄧君墓誌銘》，《鄒守益集》卷二三，1081頁。
 
37以上引文、事跡見劉元卿：《馮茶園墓誌銘》，《劉元卿集》卷八，345頁。
 
38《鄒守益集》卷一七《縣總後語》，809頁。
 
39《三舍劉氏六續族譜》卷三十《家傳五》，671頁。
 
40參見聶豹著、吳可為編校：《均差簡兩院二司各道》，《聶豹集》卷九，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306頁。
 
41以上引文、事跡見《三舍劉氏六續族譜》卷三十《家傳五》，671頁。
 
42見《芹曝末議達蔡可泉諸公》，《鄒守益集》卷一四，707頁。
 
43以上引文及事跡見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3頁。
 
44以上引文及事跡見王時槐：《王塘南先生又譔秋渠張公傳》，《王時槐集》附錄二，805頁。
 
45以上引文及事跡見王時槐：《一吾李君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68頁。
 
46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二，《人物•義行》，42頁。
 
47劉元卿：《送閔父母鳳環翁擢水部郎序》，《劉元卿集》卷五，141頁。
 
48以上引文及事跡見王時槐：《一吾李君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69頁。
 
49劉元卿：《朱鬆岩先生傳》，《劉元卿集》卷七，265頁。
 
50王時槐：《易庵朱先生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50頁。
 
51王時槐：《易庵朱先生墓誌銘》，《王時槐集》之一《友慶堂存稿》卷五，150頁。
 
52同治《安福縣誌》卷十一《人物•儒林》，16頁。
 
53學界對於“鄉紳”的界定標準不一，早年的研究側重將鄉紳資格理解為有科舉功名的士人，近年則將鄉紳理解為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具有地方話語權的精英。本文所說的鄉紳兼有這兩個層麵。參見施由明：《論明清鄉紳的產生——以江西為例》，《農業考古》2014年第4期，94-100頁。
 
54參見吳震：《陽明心學與講學活動》，氏著《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係年》（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引言，1-41頁。
 
55以上引文均見王守仁：《大學問》，《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968頁。
 
56聶豹：《永豐鄉約後序》，《聶豹集》卷三，52頁。
 
57鄒守益：《克複堂記》，《鄒守益集》卷六，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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