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複興(xing) 與(yu) 宋學崛起

作者：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哲學動態》2020年第7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廿一日乙酉

          耶穌2020年8月10日

［摘要］在唐宋變革的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領和推動了一場複興(xing) 師道的思想運動。宋代士大夫“以師道自居”的責任擔當，強化了兩(liang) 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領域與(yu) 文化領域的主體(ti) 意識；宋儒“以師道明正學”的學術追求，推動了兩(liang) 宋的儒學重建與(yu) 宋學崛起。宋學追求一種“明體(ti) 達用”的學術精神，完成了以“師道”為(wei) 主體(ti) 的道統論思想建構。宋儒以師道複興(xing) 為(wei) 契機，推動著漢學型“周孔之教”向宋學型“孔孟之道”的轉型，體(ti) 現出中國傳(chuan) 統政教形態轉型的曆史趨勢。

［關(guan) 鍵詞］師道 宋學精神 道統 政教形態

南宋儒者陸九淵敏銳地發現，宋學興(xing) 起是與(yu) 師道複興(xing) 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唯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複有師道。”（《與(yu) 李省幹二》）陸九淵認為(wei) ，“本朝理學”作為(wei) 一種新的學術形態複活了儒家“師道”精神。這反映出一個(ge) 重要問題：宋儒的“師道”精神不僅(jin) 代表著宋代士大夫的學術使命和政治責任，並且推動了宋代義(yi) 理之學的創造性建構。本來，所謂漢學、宋學均指一種經學形態，漢學是重視“五經”典章製度的章句之學，宋學是注重“四書(shu) ”身心性命的義(yi) 理之學，但是漢、宋經學形態、解經方法的背後，有著不同社會(hui) 政治、思想觀念的曆史差異。漢學講究的“師法”其實是強調朝廷禮義(yi) 法度的官方標準，因為(wei) 漢儒解經的目的是為(wei) 朝廷製定禮法製度服務；宋學推崇“師道”卻是希望以師儒身份成為(wei) 傳(chuan) 承“聖人之道”的文化主體(ti) ，宋儒通過詮釋“四書(shu) ”的義(yi) 理之學來傳(chuan) 承、複興(xing) 孔孟之道，創建了不同於(yu) 漢學的“本朝理學”。

在唐宋變革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領了一場複興(xing) 師道的思想運動，推動了一種以義(yi) 理之學為(wei) 解經目標的學術變革，完成了宋代儒學複興(xing) 、文化轉型的曆史變革要求。學界已經對宋學的經學形態、解經方法等問題作過比較多的研究，本文關(guan) 注的則是師道複興(xing) 與(yu) 宋學興(xing) 起的關(guan) 係問題：為(wei) 什麽(me) 說宋代士大夫的師道複興(xing) 代表了宋學精神？師道複興(xing) 對宋學思想核心的道統論產(chan) 生了什麽(me) 影響？師道複興(xing) 對宋代政教形態變革起到了何種推動作用？

一、師道與(yu) 宋學精神

宋代士大夫引領的師道複興(xing) ，推動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和學術重建，導致了一種具有士大夫精神氣質的學術形態——宋學的興(xing) 起。正如錢穆所說:“宋學最先姿態,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種師道運動。”[1]宋學興(xing) 起是以回歸先秦儒學、複興(xing) 師道為(wei) 旗幟的。但是宋學作為(wei) 一種新的學術形態，之所以能夠在宋代興(xing) 起，其背後隱藏著唐宋之際儒學重建、政教轉型的曆史要求。全祖望對宋初學術的總體(ti) 情況，有一個(ge) 重要概述：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yu) 講明正學，自拔於(yu) 塵俗之中。亦會(hui) 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範文正公、樂(le) 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yu) 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yu) 是學校遍於(yu) 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2]

北宋前期開始萌動一場學術巨變，儒家士大夫希望推動一股回歸儒家經典以“相與(yu) 講明正學”的宋學思潮，而宋學興(xing) 起的背景是當時大量出現的“學校遍於(yu) 四方，師儒之道以立”景象。我們(men) 知道，漢學興(xing) 起是因為(wei) 漢武帝在朝廷推動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政策，特別是建構了“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的政教形態。而宋代似乎不同，作為(wei) 儒學變革主體(ti) 力量的士大夫，他們(men) 主要是在民間或者地方推動政教變革。宋代士大夫批判了漢唐經學，也對漢唐政教形態提出質疑，他們(men) 向往和複興(xing) 了先秦儒家士人文化主體(ti) 意識的師道精神，致力於(yu) 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推動了儒學的一係列創新發展。

宋代士大夫推動兩(liang) 宋重建儒學的思想動力，來自於(yu) 他們(men) 內(nei) 心“師儒之道以立”的主體(ti) 意識。在此過程中，宋代士大夫完成了一種新的學術形態即“宋學”的建構，創造了一種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經典體(ti) 係。他們(men) 標榜師道，一方麵表現為(wei) 一種文化主體(ti) 意識，即召喚儒家士大夫“為(wei) 往聖繼絕學”；另一方麵此師道具有鮮明的政治意義(yi) ，他們(men) 認為(wei) 通過師道複興(xing) 能夠逐漸回歸三代的王道政治。所以，宋儒的師道複興(xing) 可以歸因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政教觀念，這種意識也影響了宋學的學術旨趣，演變成所謂的“宋學精神”。錢穆說：“宋學精神，厥有兩(liang) 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yi) ，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shu) 院。”[3]錢穆對“宋學精神”的概括是很精準的，革新政令、創通經義(yi) 、書(shu) 院教育三個(ge) 方麵確實表達出崛起的“宋學精神”，而且這三個(ge) 方麵也能夠鮮明體(ti) 現出師道的主導作用。

首先，我們(men) 考察宋儒複興(xing) 師道與(yu) 革新政令之間的關(guan) 係。宋學並不是隻會(hui) 談空談義(yi) 理、體(ti) 悟心性的無用之學，恰恰相反，宋儒普遍標榜其學術宗旨是“明體(ti) 達用之學”，他們(men) 希望解決(jue) 人心世道、經世治國等實際問題，強調學術必須有體(ti) 有用。宋儒關(guan) 懷現實、心憂天下，特別關(guan) 注國家製度、政治治理，希望自己能夠參與(yu) 實現天下安泰的經世事業(ye) 。北宋發生的幾次重大而有影響的政治改革運動，正是朝野不同士大夫群體(ti) 廣泛參與(yu) 的結果。同時，由於(yu) 學術與(yu) 政治的密切聯係，學術領域的學派與(yu) 政治領域的朋黨(dang) 密切相關(guan) ，學派往往也是黨(dang) 派。荊公之學是學派，荊公新黨(dang) 是黨(dang) 派，他們(men) 是同一個(ge) 群體(ti) 。與(yu) 之相對立的洛學、蜀學、朔學均是具有不同學術特色的宋學學派，同時也是有不同政治主張的洛黨(dang) 、蜀黨(dang) 、朔黨(dang) 等政治朋黨(dang) 。宋朝的政治形態較之漢唐確實發生了很大改變，士大夫在朝廷的主導權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宋代士大夫通過言事、勸諫、封駁、經筵、輿論等各種方式限製皇權，體(ti) 現出士大夫政治的成型。

所以，宋代的師道複興(xing) 運動，首先對宋儒推動的革新政令有深刻影響，推動了宋儒對“得君行道”的期許。“慶曆新政”是宋代士大夫推動的新政運動，也可以看作一場在師道精神指導下的政治改革。推動“慶曆新政”的主體(ti) 是以範仲淹為(wei) 首的士大夫集團，他們(men) 既是一個(ge) 推動政治改革、主持新政的政治集團，又是一個(ge) 倡導複興(xing) 師道、重建儒學的學者集團。正如朱熹所說：“文正公門下多延士，如胡瑗、孫複、石介、李覯之徒，與(yu) 公從(cong) 遊，晝夜肄業(ye)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一）作為(wei) 政治集團，他們(men) 得到宋仁宗支持而發動了慶曆新政，推動了涉及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教育各個(ge) 領域的革新。值得關(guan) 注的是，這個(ge) 士大夫集團總是將振興(xing) 師道作為(wei) 新政的根本，其核心人物範仲淹認為(wei) 當時“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wei) 學者不根乎經籍，從(cong) 政者罕議教化”（《上時相議製舉(ju) 書(shu) 》），即由於(yu) 師道不存導致了士風衰退、吏治敗壞。範仲淹進一步提出：“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製作充樂(le) ，以防微杜漸者，道也。”（《上執政書(shu) 》）這一個(ge) “道”既是師道，也是政道。所以範仲淹提出建議，在“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ju) 通經有道之士專(zhuan) 於(yu) 教授，務在興(xing) 行”（《答手詔條陳十事》）。可見在範仲淹看來，“立師道”應該是整個(ge) 新政的重心，要推動革新政令的深入開展，必須將複興(xing) 師道置於(yu) 首位。範仲淹在《上時相議製舉(ju) 書(shu) 》中指出：“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隻有實現了師道複興(xing) ，才能夠培育人才、發展教育、更新學術，進而使得澄清吏治、提升行政效率等一係列政令得到實現。可見，範仲淹是宋代政治改革的先行者，他倡導的師道複興(xing) 與(yu) 政治改革密切相關(guan) ，所以“慶曆新政”其實是宋代士大夫的行道活動。

其次，宋代士大夫的師道複興(xing) 與(yu) 創通經義(yi) 有密切聯係。《宋元學案》的案語中談到師道與(yu) 宋學的關(guan) 係：“宋興(xing) 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xing) 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宋元學案·泰山學案》）所謂“以師道明正學”，道出了師道複興(xing) 對宋學興(xing) 起的深刻影響。儒學的漢學與(yu) 宋學是兩(liang) 種不同的經學形態，漢學講究章句訓詁，宋學探究道德義(yi) 理，而創通經義(yi) 成為(wei) 宋學的基本精神與(yu) 主要特點。但是宋儒之所以敢於(yu) 、善於(yu) 創通經義(yi) ，同樣源於(yu) 對師道精神的堅守。師道一方麵強調“師”是文化主體(ti) 性的存在，另一方麵堅持“道”是回歸經典的目的所在。宋儒希望通過經典來尋求聖人之道、天地之理，故而形成了創通經義(yi) 的宋學。胡瑗是宋學的開創人物之一，他也是師道複興(xing) 的呼籲者。胡瑗對師道複興(xing) 與(yu) 創通經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有明確認識，他在《洪範口義(yi) 》中釋“八政”之“師”雲(yun) :“師者，師保之師也，夫能探天下之術，論聖人之道。王者北麵而尊師，則有不召之師。師之猶言法也，禮義(yi) 所從(cong) 出也，道德以為(wei) 法也……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師而後興(xing) 也。故《傳(chuan) 》曰:‘國將興(xing) ，尊師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故師者，天下之根本也。”這是一個(ge) 重大的思想轉向，胡瑗所說的“師”不是帝王君主，而是作為(wei) 儒者的“師保之師”，他們(men) 能夠“探天下之術，論聖人之道”，因此“師”既應擁有“道”而獨立於(yu) “王者”，又應受到帝王的“尊師而重道”。胡瑗認為(wei) “師”應為(wei) “天下之根本”，而由師道精神推動義(yi) 理之學建構的宋學，也應成為(wei) 主導天下秩序的學術。胡瑗等宋初三先生“以師道明正學”的思想行動，得到了當時諸多大儒的高度評價(jia) 。如歐陽修說：“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孫明複、石守道三人。”（《胡先生墓表》）歐陽修肯定了胡瑗、孫複、石介對宋代師道複興(xing) 所產(chan) 生的重大影響，而此三人恰恰成為(wei) 推動宋學發展的“宋初三先生”。

繼宋初三先生之後，宋學的經典詮釋與(yu) 義(yi) 理建構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出現了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等創發道學的“北宋五子”，到南宋又出現了道學運動的集大成者朱熹與(yu) 張栻，他們(men) 後來成為(wei) 宋學思潮中的正統派，被列入《宋史·道學傳(chuan) 》。他們(men) 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宋代大儒，與(yu) 他們(men) 勇於(yu) 複興(xing) 師道密切相關(guan) 。宋代道學群體(ti) 的出現，也是師道複興(xing) 運動發展的結果。師道之“道”，正是兩(liang) 宋興(xing) 起的“道學”之“道”，其思想核心就是體(ti) 現早期儒家士人精神的“孔孟之道”。而且，宋儒在師道複興(xing) 中發展出宋學新經典體(ti) 係“四書(shu) ”，這正是兩(liang) 宋師道複興(xing) 運動的最重要學術成果。“五經”是三代先王留下的政典，它們(men) 作為(wei) 核心經典，是君師一體(ti) 的三代先王的政治訓誡；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是孔子、孟子等先秦儒者的講學記錄，它們(men) 能夠成為(wei) 南宋以後的核心經典，恰恰代表了早期儒家士人的師道追求。可以說，宋代崛起的師道精神推動了對“四書(shu) ”聖人之道的探求；反過來說，“四書(shu) ”學也為(wei) 宋代的師道精神提供了經典依據和學術資源。

最後，宋儒的師道複興(xing) 與(yu) 書(shu) 院教育具有密切聯係。如果說革新政令、創通經義(yi) 是宋儒師道精神的目標追求的話，那麽(me) 書(shu) 院教育則是宋儒師道複興(xing) 的直接體(ti) 現。關(guan) 於(yu) 宋儒的師道複興(xing) 與(yu) 書(shu) 院教育的密切聯係，明清之際大儒王船山曾經有評論：“鹹平四年，詔賜‘九經’於(yu) 聚徒講誦之所與(yu) 州縣學校等，此書(shu) 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複、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xing) ，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宋論·真宗一》）他認為(wei) 宋學由初起走向大盛，與(yu) 以師道複興(xing) 為(wei) 目標的書(shu) 院密不可分。北宋初年，書(shu) 院興(xing) 起，特別是孫明複、胡安定等宋初諸儒的推動，使得師道立而學者興(xing) ，推動了宋學初起，最終形成了宋學的“周、程、張、朱之盛”。確實，宋初形成的慶曆士大夫集團，其中儒者均是宋學創始人，同時也是創辦書(shu) 院的教育改革者。他們(men) 推崇的師道思想，成為(wei) 他們(men) 創辦和主持書(shu) 院的主要動力。範仲淹主持睢陽書(shu) 院，並且為(wei) 之寫(xie) 記以論述自己的書(shu) 院教育理念。範仲淹在記文中表示書(shu) 院的作用是“經以明道”“文以通理”（《南京書(shu) 院題名記》），這正是宋代士大夫強調的師道精神。石介講學泰山書(shu) 院並作《泰山書(shu) 院記》，肯定泰山書(shu) 院的目標是傳(chuan) 承儒家士人的師道，他在文中所表彰的“道統”，就是孟子、揚子、文中子、韓愈等儒家士大夫體(ti) 現的師道精神之譜係。

南宋前期作為(wei) 民間儒學的理學大盛，同時書(shu) 院也大盛。南宋理學家特別強調，作為(wei) 獨立於(yu) 地方官學係統的書(shu) 院，乃是士大夫複興(xing) 儒學、重建理學的大本營，所以他們(men) 於(yu) 其中特別標榜士大夫的師道精神。朱熹在擔任湖南安撫使的時候，將自己修複嶽麓書(shu) 院看作一種對師道複興(xing) 的追求：“契勘本州州學之外複置嶽麓書(shu) 院，本為(wei) 有誌之士不遠千裏求師取友，至於(yu) 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wei) 優(you) 遊肄業(ye) 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複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shu) 院牒》）事實上，朱熹一直將官學之外的書(shu) 院創建，看作一項複興(xing) 師道的重大舉(ju) 措。縱觀朱熹一生，他的主要精力除了從(cong) 事學術研究、理學建構外，就是大量創辦或恢複書(shu) 院講學。他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到處創辦或主持書(shu) 院，將書(shu) 院教育發展到一個(ge) 繁榮的階段。這一切，均是基於(yu) 他複興(xing) 師道的精神動力。

二、師道與(yu) 宋學道統論

在師道複興(xing) 的思潮推動下，宋儒不僅(jin) 推動了宋學的興(xing) 起和宋學精神的形成，還建構了以師道為(wei) 主體(ti) 的道統論。師道與(yu) 道統論的密切聯係，反映出師道複興(xing) 與(yu) 宋學建構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宋儒雖然承認三代聖王相傳(chuan) 的先王型道統，但是更強調孔孟儒家所傳(chuan) 承的士人型道統。士人型道統論的建構，成為(wei) 宋學的一個(ge) 新學說，也是師道複興(xing) 的理論成果。宋儒道統論雖然與(yu) 佛學的“法統”刺激有關(guan) ，但是還有一個(ge) 更加深刻的政治根源，而這存在於(yu) 持有人文理想的儒者與(yu) 持有政治權力的帝王的緊張關(guan) 係中。兩(liang) 宋興(xing) 起的師道複興(xing) ，推動了宋學的道統論思想建設，重新定義(yi) 了儒師與(yu) 帝王的關(guan) 係。

按照宋儒的看法，春秋戰國以來的儒者有道而無位，漢唐帝王則有位而無道，所以宋儒總是呼喚複興(xing) 師道，希望確立以孔孟精神為(wei) 主體(ti) 的道統論，以挽救儒家的聖人之道。宋儒建構的道統論，否定了漢儒在道統傳(chuan) 承史上的地位。宋儒特別不滿意漢唐以來“師道廢久矣”（《胡先生墓表》）的情況，他們(men) 批判漢唐士大夫缺乏早期儒家“師道尊嚴(yan) ”的士人精神，或者沉溺於(yu) 章句訓詁之學而謀取功名利祿，或者引導君主“汨於(yu) 五伯功利之習(xi) ”而違背孔孟的道德精神。宋儒創建以師道為(wei) 主體(ti) 的道統論，強調必須傳(chuan) 承先秦儒家士人的精神傳(chuan) 統，而這一士人精神傳(chuan) 統就是師道型的道統論。

學界普遍關(guan) 注的道統論，其實是與(yu) 師道複興(xing) 同時發生的。唐宋以來道統論的倡導者，也正是師道的呼籲者。宋儒為(wei) 了讓師道獲得神聖性權威並能夠與(yu) 強大的政治王權抗爭(zheng) ，必須建構一個(ge) 既有神聖性又有永恒性的道統，而且這一道統應該是由師道主導的。其實，自秦漢以來的傳(chuan) 統中國一直存在兩(liang) 種權威：一種是君主權力的權威，另一種是聖人文化的權威。而且這兩(liang) 種權威有著密切的關(guan) 聯，君主的政治權威需要聖人文化權威的維護，而聖人文化權威往往需要得到君主權力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曆史上的現實政治權力，往往會(hui) 與(yu) 儒家士大夫爭(zheng) 奪聖人文化的權威。

關(guan) 於(yu) “道統”這一概念的產(chan) 生，過去學界一般認為(wei) 是朱熹發明的。如陳榮捷在《朱子新探索》中認為(wei)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道統”概念。[4]這一觀點影響較大。但是後來有學者發現，其實在朱熹之前就出現了“道統”的概念，如現存文獻中可以發現在朱熹以前的幾處“道統”用法。[5]在這些材料中，我們(men) 發現一個(ge) 重要的現象：在宋學興(xing) 起以前的道統論中，以帝王之位上接三代先王“道統”的說法占據主導地位。

譬如，北宋靖康初年擔任太學博士的李若水撰有《上何右丞書(shu) 》，他提出的道統論就特別突顯帝王之位：他認為(wei) 能夠代表道統的人物，是那些擁有至高無上政治權力、並且創造巨大政治事功的帝王們(men) ，而與(yu) 孔子以來的儒家士人沒有任何關(guan) 係。李若水肯定上古時代的聖王序列：“蓋堯、舜、禹、文、武、周公之成烈，載於(yu) 《書(shu) 》，詠於(yu) 《詩》，雜見於(yu) 傳(chuan) 記。”（《上何右丞書(shu) 》）早期儒家如孔孟等讚揚三代聖王的仁德和胸懷，是為(wei) 了批判現實政治中君王的暴虐和狹隘；但是李若水推崇三代聖王的成就功業(ye) （“成烈”），則是為(wei) 了推崇漢、唐、宋等大一統王朝的帝王，故而將道統歸諸漢唐以來的帝王序列。他還說：“周衰，私智橫議者出，此道墜地。漢興(xing) ，力扶而舉(ju) 之，漢末複墜……至唐力扶而舉(ju) 之……天厭喪(sang) 亂(luan) ，眷命有德。藝祖以勇智之資、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綱於(yu) 既紛，續道統於(yu) 已絕。”（《上何右丞書(shu) 》）在這裏，李若水明確提出“道統”概念，而列入道統脈絡的都是有權有位的“帝王之統”，他肯定那些在曆史上能夠建立統一帝國的君王就是三代道統的承接者，認定他們(men) 才是“王”與(yu) “聖”合一的道統傳(chuan) 人。應該說，作為(wei) 太學博士的李若水提出的道統論，絕不是一個(ge) 孤立的現象，而是代表了帝王希望將自己“聖人”化的要求。

所以，宋學道統論不僅(jin) 是在文化上與(yu) 佛道爭(zheng) 正統，更是希望通過師道複興(xing) ，建立起以孔孟之道為(wei) 本位的師道型道統論。也就是說，宋儒複興(xing) 師道的最終目的之一就是消解以王位相承的帝王道統論，建構以道學相承的士人道統論。可見，宋儒的師道精神確實具有重要的道統意義(yi) 。一方麵，他們(men) 強調三代時期的“聖王之道”，大力表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的曆史傳(chuan) 承；另一方麵，他們(men) 大力強調春秋戰國以後，能夠傳(chuan) 承道統的隻有開創民間講學的孔子、孟子等士君子。也就是說，秦漢以後那些推行霸道、悖逆仁義(yi) 的暴君並不能夠傳(chuan) 承聖人之道，而開創宋學的諸多儒家士大夫，將通過師道複興(xing) 來傳(chuan) 承孔孟的道統。

道統論的係統理論是由南宋張栻、朱熹所確立的，他們(men) 二人均通過師道複興(xing) 而建構儒家的士人道統論。張栻是以師道複興(xing) 而建構道統論的重要人物，他主持地方書(shu) 院、創辦州縣學校，並將這些看作振興(xing) 儒學、複興(xing) 師道的重要舉(ju) 措。他曾於(yu) 乾道初年主持嶽麓書(shu) 院，並以“傳(chuan) 道”為(wei) 根本宗旨，從(cong) 而將師道複興(xing) 與(yu) 書(shu) 院創建結合起來，推動了理學學統與(yu) 書(shu) 院師道的密切結合。張栻還通過創建周敦頤、二程等道學學者祠堂的方式，既推動師道複興(xing) ，也進行宋代道統的思想建構。在張栻看來，師道、道學、道統是同一件事情，三代聖王之道至東(dong) 周不得其傳(chuan) ，幸虧(kui) 孔孟以師道方式傳(chuan) 承了此道，但是自秦漢以來，往往是言治者汨於(yu) 五霸功利之習(xi) ，求道者淪於(yu) 異端空虛之說。要如何才能夠傳(chuan) 承三代聖王之道呢？張栻認為(wei) 秦漢以後的帝王不可能成為(wei) 道統的傳(chuan) 承者，所以隻能將希望寄托於(yu) 士人傳(chuan) 承的師道。張栻在為(wei) 靜江府學宮創建周敦頤、二程等道學學者的“三先生祠堂”時，向士林表明這一切均是為(wei) 了複興(xing) 師道，他反複指明師道的意義(yi) 所在：

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chuan) 於(yu) 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yu) 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yu) 親(qin) 炙之者故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yu) 今也。（《三先生祠記》）

張栻反複強調要複興(xing) 孔孟奠定的師道，就是希望宋代士人能夠承擔和傳(chuan) 承三代聖王創建的道統。可見，他期望通過書(shu) 院、學校開創出“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yu) 今也”的局麵，將師道與(yu) 道統統一起來。

如果說張栻希望從(cong) 士人之師道過渡到士人之道統，那麽(me) 朱熹就是這一師道化道統的全麵建構者。朱熹完成的道統論，不僅(jin) 是一種理論建構，還特別體(ti) 現在經典建設和教育製度建設兩(liang) 方麵。其一，朱熹通過結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而合稱“四書(shu) ”，並以畢生精力完成了《四書(shu) 章句集注》一書(shu) 。朱熹關(guan) 注的重點不再是作為(wei) 三代先王政典的“五經”體(ti) 係，而獨創一套早期儒家士人經典的“四書(shu) ”體(ti) 係，他還通過為(wei) “四書(shu) ”作序，係統闡發了其道統論思想。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首先肯定的道統人物是“君師”合一的上古聖王，他們(men) 創造了“教治”合一的道統：“此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le) 之官所由設也。”（《四書(shu) 章句集注》）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則特別強調“子思子憂道學失其傳(chuan) 而作”的道統意義(yi) ：“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chuan) 有自來矣。其見於(yu)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複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yu)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chuan)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chuan) ，而複得夫子之孫子思。”（《四書(shu) 章句集注》）朱熹進一步在《大學章句序》中將宋代道學學派列入孔孟之道的道統脈絡中：“於(yu) 是河南程氏兩(liang) 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chuan) ……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yu) 有聞焉。”（《四書(shu) 章句集注》）

其二，朱熹通過承載師道理想的書(shu) 院，將其道統思想落實到具體(ti) 現實。宋代書(shu) 院的興(xing) 起與(yu) 宋代師道複興(xing) 運動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宋儒通過書(shu) 院製度的建立，希望進一步確立具有師道精神的道統論。朱熹在他主持的滄洲書(shu) 院中，特意將代表師道精神的道統與(yu) 書(shu) 院的祭祀製度結合起來：“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後學朱熹敢昭告於(yu) 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yan) 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濓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cong) 祀尚饗。”（《滄洲精舍告先聖文》）從(cong) 孔、顏、曾、孟，到周、程、邵、張、司馬、李，他們(men) 均是士人師道精神的典範，也是道統的傳(chuan) 承者。朱熹特別將自己的老師李侗列為(wei) 道統人物，更是表達了自己要傳(chuan) 承這一千年師道精神的宏願。南宋時期，逐漸有大量書(shu) 院開始創建本學派宗師的專(zhuan) 門祠堂，這既體(ti) 現出對學統的尊崇，更使師道觀念和道統意識落實到書(shu) 院製度中。

由此可見，由道學派集大成者朱熹完成的道統論，其實是唐宋以來師道複興(xing) 運動的思想成果。元代官修《宋史》專(zhuan) 列《道學傳(chuan) 》，其之所以稱周敦頤、二程、朱熹為(wei) “道學”並單獨列傳(chuan) ，是因為(wei) 他們(men) 以孔孟的師道精神傳(chuan) 承了三代之道。《道學傳(chuan) 》的依據就是程頤為(wei) 程顥撰寫(xie) 的《墓誌銘》中的道統論：“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先生生於(yu)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以興(xing) 起斯文為(wei) 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複明於(yu)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史·道學一》）可見，宋儒通過複興(xing) 師道而建構的道統論，其實是士大夫主體(ti) 精神的理論建構，體(ti) 現了先秦儒家師道精神的思想傳(chuan) 統。

三、師道與(yu) 政教轉型

兩(liang) 宋的師道複興(xing) ，推動了宋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同時還引發了一個(ge) 重要的曆史轉型，即從(cong) 漢學型的政教形態轉型為(wei) 宋學型的政教形態。從(cong) 儒家學派產(chan) 生開始，儒者就以“師”的身份成為(wei) 文化傳(chuan) 承和知識創新的主體(ti) ，並活躍於(yu) 曆史舞台。無論是漢學的“師法”還是宋學的“師道”，均對漢、宋學術的思想演變與(yu) 學術授受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的確，儒家尊師的思想傳(chuan) 統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教形態密切相關(guan) 。而唐宋之際出現的師道複興(xing) ，特別是宋代士大夫“以師道自居”之責任擔當帶來的兩(liang) 宋時期的思想解放和儒學複興(xing) ，其實就是一場以師道複興(xing) 為(wei) 契機而由兩(liang) 宋士大夫完成的政教轉型。

從(cong) 春秋戰國到西漢時期衍生出的“士大夫”階層，是將官員與(yu) 學者兩(liang) 種身份合一的群體(ti) 。但是在具體(ti) 的現實情境中，每一個(ge) 士大夫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有很大差別：或者是首先認同其官員（大夫）的政治身份，或者是首先認同其學者或師者（士）的文化身份。與(yu) 此相關(guan) ，春秋戰國以來的“師”也一直有二重身份：輔助帝王的官員與(yu) 承擔價(jia) 值的學者。我們(men) 發現，“士大夫”與(yu) “師”的身份認同和曆史上不同的學術形態也有密切關(guan) 係。漢學強調“師法”，漢儒之“師”首先是朝廷的大夫，突顯的是朝廷政治身份的認同；宋儒強調“師道”，宋儒之“師”的身份首先是“誌於(yu) 道”的士人身份認同。所以在兩(liang) 千多年的儒學史中，發展出兩(liang) 種士大夫類型：一種是大夫型的漢儒，另一種是士人型的宋儒。大夫型漢儒擁有廟堂儒家的地位，他們(men) 在學術上標榜“師法”，其“師”的身份是朝廷的“博士”，突顯其官員（大夫）政治身份的認同；士人型的宋儒具有山林儒家的風貌，他們(men) 在學術上張揚“師道”，其“師”的身份是孔子所謂“誌於(yu) 道”的士人身份認同，他們(men) 希望自己是“道”的承擔者、推行者。

其實，師道複興(xing) 不僅(jin) 涉及教育領域、學術思想領域的問題，還涉及一個(ge) 更加重大的問題：宋代儒者強調繼承早期儒家的士人精神，重建由儒家之道主宰的廟堂之治，實現儒家政教文明的轉型。所以在唐宋變革的大背景下，儒家士大夫不滿漢代由王權主導的政教體(ti) 係，而推動了一場由士人之師道精神主導的複興(xing) 先秦儒學、重建儒學的宋學思潮。雖然宋代學術仍是傳(chuan) 統政教形態的組成部分，但它是由宋代士大夫主導並表達士大夫對兩(liang) 宋政教形態轉型之要求的新儒學。兩(liang) 宋時期的師道複興(xing) 和士大夫主體(ti) 精神，在中國曆史上具有政教文明演進的特別意義(yi) 。

我們(men) 可以發現一個(ge) 重要曆史現象：兩(liang) 漢確立的學術思想、政教形態在曆史上被稱為(wei) “周孔之教”；兩(liang) 宋確立的學術思想、政教形態則被稱為(wei) “孔孟之道”。為(wei) 什麽(me) 唐宋變革以來，儒者開始將“周孔之教”轉型為(wei) “孔孟之道”？這不僅(jin) 是一個(ge) 名稱表述的差別，其背後正是政教形態轉型的影響。那麽(me) ，漢學型“周孔之教”與(yu) 宋學型“孔孟之道”之間究竟有哪些重要差別呢？

其一，政教形態的主導者不同。漢代建構的政教形態是“秦政”與(yu) “周孔之教”的結合，“秦政”決(jue) 定了帝王的集權不僅(jin) 要主導“政”，同時要主導“教”。在“周孔之教”體(ti) 係中，以體(ti) 現三代先王典章製度的“周”為(wei) 主，而“孔”為(wei) 輔，因此曆代帝王可以很方便地改造“周孔之教”以滿足“秦政”的需要。所謂“師法”其實是希望廟堂之上的經師通過經義(yi) 解說，為(wei) 朝廷建構“秦政”的製度與(yu) 治理提供文獻谘詢與(yu) 理論論證。宋代士大夫希望推動的政教形態轉型和建構的孔孟之道，體(ti) 現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士人的思想視角，而“孔孟之道”恰恰是士人人格和師道精神的典範。宋儒希望重新張揚先秦孔孟等儒家士人的師道精神，努力推動宋代政教形態的轉型，並致力於(yu) 由掌握師道的士大夫來主導新的政教形態。

其二，主要經典體(ti) 係不同。“周孔之教”以“五經”為(wei) 核心經典體(ti) 係，而作為(wei) 漢學型政教形態的“五經”源於(yu) 三代的王官之學，其內(nei) 容是記載三代時期關(guan) 於(yu) 禮樂(le) 政典方麵內(nei) 容的王室檔案。《尚書(shu)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wan) 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三代文明遺留的“典”與(yu) “則”，就是“五經”的文獻基礎。漢儒以“五經”為(wei) 核心經典而建立的“儒術”，就是這樣一種學術類型，這正是陳寅恪所說的“儒學”特征：“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麵，而關(guan) 於(yu) 學說思想之方麵，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6]陳寅恪所說儒家對政治社會(hui) 一切公私行動影響“最深最巨者”的法典，正是以“五經”體(ti) 係為(wei) 根本的漢學型“周孔之教”。而宋學型“孔孟之道”是以“四書(shu) ”為(wei) 核心經典體(ti) 係的，“四書(shu) ”原本屬於(yu) “六經以外立說”的儒家子學體(ti) 係。“四書(shu) ”作為(wei) 民間士人的講學記錄，突顯出儒家士人希望在政教形態中居於(yu) 主導地位的要求，弘揚的是士人的師道精神。特別是宋儒詮釋的“四書(shu) ”學，成為(wei) 一種能夠兼容並取代佛道二教的思想與(yu) 學術。可見，“五經”“四書(shu) ”之間有著重要的思想區別：如果說“五經”的思想主體(ti) 是君主的話，那麽(me) 儒家子學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在民間講學的士人之“立說”；如果說“五經”的思想核心在君王求治的話，那麽(me) 儒家子學的思想核心便在士人求道。所以，宋儒詮釋的“四書(shu) ”學，更加明顯地體(ti) 現出宋學型政教形態的特點。

由於(yu) 上述兩(liang) 個(ge) 方麵的重要差別，導致漢學因“師法”而關(guan) 注禮法典章，宋學因“師道”而強調道德義(yi) 理。宋代士大夫希望以宋學型的“四書(shu) ”學來取代漢學型的“五經”學，其實就是希望以更能夠表達儒家士人價(jia) 值理想的“孔孟之道”，來代替滿足朝廷政治需求的“周孔之教”，從(cong) 而推動兩(liang) 宋政教形態的轉型。由於(yu) 漢代的政教形態是“秦政”與(yu) “周孔之教”的結合，所以儒家士大夫麵對現實政治中“盡是尊君卑臣之事”的“秦之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而無可奈何。這正如張栻所說：“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yu) 五伯功利之習(xi) ，求道者淪於(yu) 異端空虛之說，而於(yu) 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lun) 之教，莫克推行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yu) 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yu) 事。”（《南康軍(jun) 新立濂溪祠記》）張栻認為(wei) ，隻有由主動承擔“道”的儒者來主導和推動政教轉型，才能夠實現“五伯功利之習(xi) 無以亂(luan) 其真，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南康軍(jun) 新立濂溪祠記》）。唐宋變革為(wei) 漢唐政教形態的轉型提供了曆史條件，宋代士大夫不僅(jin) 在文化領域強化了其主體(ti) 地位，在政治領域的地位也不斷提升。這樣，宋代士大夫推動的師道複興(xing) 、儒學重建和文化教育下移等一係列思想文化變革，均體(ti) 現出他們(men) 希望推動政教形態轉型的努力。

還有一個(ge) 與(yu) 此密切相關(guan) 的現象，即宋代儒家士大夫在推動師道複興(xing) 的同時，也在追求王道的複興(xing) 。甚至可以說，他們(men) 之所以追求師道，乃是基於(yu) 王道理想。所以我們(men) 在討論宋儒推動師道複興(xing) 時，需要厘清宋儒對師道與(yu) 王道關(guan) 係的看法。從(cong) 一般意義(yi) 上看，“師”與(yu) “王”之間可能存在明顯的權力緊張與(yu) 政治衝(chong) 突。但是，因為(wei) 儒家稱道的“王”原本指三代聖王，春秋戰國以後，聖王已死而王道不繼，現實的君王都是一些暴虐、私利之徒，孔孟儒家不得不以民間之“師”的身份，承擔起複興(xing) “天下之道”的責任和使命，所以儒家士人不能夠以“王”者身份、隻能夠以“師”者身份進入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教相通的政治現實中。因此，春秋戰國時期的師道興(xing) 起，其實是在儒家士人追求實現天下之道與(yu) 君主帝王現實爭(zheng) 霸的緊張中產(chan) 生的。西漢確立儒學的主導地位以後，儒學的發展史便是有誌於(yu) 道的“師”與(yu) 爭(zheng) 奪權位的“王”之間不斷合作又充滿緊張的曆史。可見，師道與(yu) 王道本來就是密切相關(guan) 的，宋儒複興(xing) 的“師道”，也就是儒家士人在春秋戰國時期宣講的“王道”，它是儒家士人引導甚至對抗王權的“尚方寶劍”。按照宋儒楊時的說法：“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shang) ，則王道行矣。”（《宋元學案·龜山學案》）士大夫必須具有師道精神，才有可能以人臣的身份使君主推行王道。

根據宋儒的看法，師道是在王道不可實現的曆史局麵下，儒家士人不得已的追求，而且王道的實現並不像漢唐一樣完全依賴於(yu) 帝王。兩(liang) 宋時期的三代王道理想，恰恰依賴於(yu) 儒家士大夫複興(xing) 的師道。因此，要在兩(liang) 宋以後真正實現王道型的政教理想，最根本的出路是士大夫主導的師道複興(xing) 。由此也可以說，在宋儒推動的政教轉型運動中，師道複興(xing) 是他們(men) 的唯一希望所在。

注釋：
 
[1]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灣學生書局，1984，第2頁。
 
[2]全祖望：《慶曆五先生書院記》，載《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037頁。
 
[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第7頁。
 
[4]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287頁。
 
[5]參見蘇費翔：《朱熹之前“道統”一詞的用法》，載《文化權力與政治文化——宋金元時期的〈中庸〉與道統問題》，中華書局，2018，第213頁。
 
[6]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283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