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道”與(yu) “為(wei) 真儒”

——從(cong) 孟子思想流布看秦漢文化選擇與(yu) 價(jia) 值重構

作者：李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早期中國的文化選擇與(yu) 價(jia) 值重構”負責人、山東(dong) 師範大學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十六日庚辰

          耶穌2020年8月5日

通過對曆經百家爭(zheng) 鳴、辯難吸收、秦火之禍而流傳(chuan) 至秦漢的三代遺存及“軸心時代”智慧的搜集、選擇與(yu) 承繼，漢代最終確立起適用於(yu) 統一局麵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在這一文化重建與(yu) 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儒學以“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形式脫穎而出，成為(wei) 漢代主流學術思想；其中所承載的“支配著中國人心靈的觀念以及周代的社會(hui) 和政治元素”（《中國思想之淵源》）也成為(wei) 建構統一帝國文化體(ti) 係與(yu) 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來源，以及千百年來延綿不絕的優(you) 秀“文化基因”所在。而在這一過程中，孟子又是一個(ge) “繼往聖，開來學”的關(guan) 鍵人物：如果說孔子是五千年“中華文化之中點”（《中國文化史》），那麽(me) 孟子則成為(wei) 鏈接起三代智慧、軸心文明與(yu) 一統背景要求下的學術文化的重要一環。

漢代詔令借鑒孟子仁政思想

麵對秦朝短祚的前車之鑒，享國近八百年的周朝及與(yu) 之相表裏的“周道”（西周王道政治與(yu) 文化形態——作者按）成為(wei) 渴望建立長治久安局麵的漢帝國認同與(yu) 效法的主要對象：“漢家法周”（《史記》）觀念被西漢社會(hui) 普遍接受，漢“伐秦繼周”（《漢書(shu) 》）的說法也大行於(yu) 世。與(yu) 之相應，高度推尊並頻繁記載“（周）文王之政”等“平治天下”之法的《孟子》，也成為(wei) 統治階層效法“周道”的重要文獻來源和理論依據之一。

漢代詔令是帝王意圖的最真實體(ti) 現，也是文化思想與(yu) 政治權力博弈的第一現場。係統梳理漢文帝詔令及相關(guan) 諡詔能夠發現：其一，《孟子》的仁政記載在文帝詔令中占據較大比重。目前可見的漢文帝43篇詔令中，與(yu) 《孟子》相關(guan) 的達21篇，尤其在涉及保民、撫孤、養(yang) 老、振貸、省刑、薄稅、重賢等方麵體(ti) 現尤為(wei) 突出。文帝元年相繼頒布的《振貸詔》《議除連坐詔》《養(yang) 老詔》，涉及撫恤鰥寡孤獨、罪人不孥、老者衣帛食肉三個(ge) 層麵，無論是主題還是具體(ti) 用語，都與(yu) 《孟子》對“文王之政”的記載若合符契。可見，漢文帝即位之初即已將《孟子》中記載的“文王之政”作為(wei) 施政藍本對待。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一特點不僅(jin) 在漢文帝執政初期詔令中體(ti) 現明顯，還貫穿了漢文帝的整個(ge) 執政階段；不僅(jin) 涉及養(yang) 孤老、減刑罰、薄稅斂、求賢等與(yu) 仁政密切相關(guan) 的內(nei) 容，甚至在處理與(yu) 鄰國關(guan) 係，以及處理淮南王謀反等事件上，也對《孟子》“以大事小”“舜封弟象”等思想有所借鑒。其二，與(yu) 之相應，漢景帝元年十月，漢代官方又化用反映孟子仁政思想的“王道可得聞與(yu) ”篇作《定孝文帝廟樂(le) 詔》，該詔是對漢文帝一生功績的蓋棺定論，內(nei) 容與(yu) 《孟子》高度相似，為(wei) 我們(men) 理解漢文帝施政理念與(yu) 孟子仁政思想之間的關(guan) 聯，再次提供了有力佐證。詔令有意將“孝文皇帝臨(lin) 天下”與(yu) “文王之治岐”對舉(ju) ，以彰顯漢文帝的德政舉(ju) 措比肩於(yu) 周文王的地位與(yu) 影響；該詔令所稱頌的漢文帝通關(guan) 梁、罪人不孥、恤鰥寡孤獨、尊長老等仁政舉(ju) 措，無論在思想傾(qing) 向、先後順序還是具體(ti) 措辭上也均與(yu) 《孟子》高度相似。以上諸例無不提示我們(men) ，文、景二帝對《孟子》中仁政記載的高度認可。

孟子士人精神被高度認可

錢穆在評價(jia) 孟子在漢宋之學中的地位時指出：“誌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為(wei) 真儒，乃自孔子下究孟軻。”所謂“為(wei) 真儒”，講的正是對士人人格精神的建構。這一說法，代表了世人對孟子在士人精神建構問題上的普遍認同。

漢代是士人價(jia) 值重構的轉捩期，無論是士人、碩儒還是帝王，無不對孟子士人精神予以高度關(guan) 注與(yu) 認可。例如，司馬遷率先將孟子與(yu) 孔子並列，以表彰二者不肯“枉尺直尋”的守道精神；劉向盛讚孟子是“大儒”“名儒”，“為(wei) 當世冠”；班固也多次將孔孟並稱，強調二者在“士誌於(yu) 道”問題上的一致性：“仲尼抗浮雲(yun) 之誌，孟軻養(yang) 浩然之氣”（《答賓戲》），“舍生取誼（義(yi) ），亦道用兮”（《幽通賦》）。此外，漢代對孟子士人精神的推尊同樣並不局限於(yu) 士人階層，漢靈帝給薑肱的手詔更是漢代推崇孟子人格精神的集中代表：“（薑）肱抗淩雲(yun) 之誌，養(yang) 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誌。昔許由不屈，王道為(wei) 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kui) 。州郡以禮伏順，勿失其意。”（《後漢書(shu) 》）該詔熟練化用並高度概括了孟子的“尚誌”“浩然之氣”和大丈夫精神，而且貼切概括了薑肱盛名的由來。據《後漢書(shu) 》記載，薑肱博通《五經》，頗具盛名，麵臨(lin) 生死抉擇不惜舍生取義(yi) ，不因漢桓帝褒揚所動，不為(wei) 曹節專(zhuan) 權所屈。此後，漢靈帝以玄纁征召，又被薑肱所拒。漢靈帝歎服於(yu) 薑肱的人格精神，從(cong) 而手詔地方政府，要求尊重薑肱心意，不再勉強征召。縱觀薑肱一生所為(wei) ，恰恰是對孟子士人人格精神的切實履踐；而漢靈帝的寥寥數言，又均來自對孟子士人精神相關(guan) 語句的信手拈來與(yu) 完美化用，由此也足以看出對孟子士人精神的熟稔與(yu) 認可。

孟子學說建構漢代文化的作用

東(dong) 漢學者趙岐曾評價(jia) 孟子學術價(jia) 值說：“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誌厲操者儀(yi) 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yun) 。”（《孟子題辭》）趙岐的評價(jia) 恰恰概括了孟子學說在漢代文化建構中的兩(liang) 大作用：為(wei) 統治階層提供王政記載；為(wei) 士大夫階層提供士人人格精神依據。

作為(wei) 一個(ge) 個(ge) 體(ti) 存在，漢代士人、碩儒和帝王對孟子的關(guan) 注或是偶然；然而作為(wei) 時代風氣的代言者，以上諸例的出現又實為(wei) 必然。一統之初、秦火之後的漢代社會(hui) ，迫切需要從(cong) 幸存的三代文化與(yu) 百家智慧中尋找長治久安的經驗與(yu) 依據，而孟子所提供的，恰恰是“解民倒懸”“平治天下”（《孟子》）的方法；更為(wei) 重要的，無論是涉及“至善道”還是“為(wei) 真儒”，孟子在漢代文化重構過程中的首要身份，都是三代文化與(yu) 軸心時代智慧的傳(chuan) 承者和記錄者。也正是因此，在秦火之後、典籍不征的情況下，保存相對完整，地緣、師承關(guan) 係相對明晰的《孟子》迅速被社會(hui) 接受；三代以來的社會(hui) 理想與(yu) 春秋以降的士人精神，也因其承繼改造而得以在新的文化環境中落地生根、煥發生機，繼而流傳(chuan) 千載、澤溉百世。這是中華文化傳(chuan) 承數千載的一個(ge) 縮影，也是中華文化一直保持生機活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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