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船山政治思想四位一體(ti) 的邏輯展開

作者：陳力祥 祝夢琳

來源：《船山學刊》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廿八日壬戌

          耶穌2020年7月18日

作者簡介：陳力祥(1974-)，男，湖南邵陽人，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湖南長沙，410082；祝夢琳(1996-)，女，江蘇連雲(yun) 港人，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研究生，湖南長沙，410082。

內(nei) 容提要：王船山哲學思想體(ti) 係宏大而豐(feng) 富。學術界關(guan) 於(yu) 船山政治思想之研究頗多，但對其政治思想之邏輯體(ti) 係與(yu) 邏輯建構的關(guan) 注不多。明末清初之際，社會(hui) 動蕩、矛盾交織的整體(ti) 社會(hui) 環境催生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船山“推其故而別致其新”，創造性提出了其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與(yu) 政治邏輯結構體(ti) 係：“道統”與(yu) “治統”並重的治國依據；“存人立禮”的治國之本；“雙嚴(yan) 清源”的治國舉(ju) 措；“天下為(wei) 公”的治國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會(hui) 現實問題而起，並由理論度越到實踐，四個(ge) 方麵層層遞進，具有“一以貫之”的貫通性、四位一體(ti) 的邏輯度越性。

關(guan) 鍵詞：王船山/王夫之/存人立禮/重法倡廉/天下為(wei) 公/邏輯體(ti) 係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王船山遵禮之道研究”(16FZX012)。

明清之際乃“天崩地解”“海徙山移”之時代。社會(hui) 居於(yu) 不得不變之勢。縱觀此時期的社會(hui) 狀況：在經濟層麵，呈現出向商品經濟轉型的景象，農(nong) 業(ye) 的商品化帶動了城市工商業(ye) 的繁榮。政府亦製定和推行一係列的經濟政策，進一步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蕭萐父指出：“明代中葉以後，經濟商品資本和產(chan) 業(ye) 資本相結合已成為(wei) 一種恒常持久的新趨勢。”[1]10經濟發展呈現出與(yu) 以往不同的新氣象和新特點。宋應星評價(jia) 當時的經濟：“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為(wei) 方萬(wan) 裏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2]2商品經濟的繁榮景況可見一斑。此外，資本主義(yi) 萌芽產(chan) 生與(yu) 新的經濟因素增長，亦為(wei) 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政治層麵，官僚專(zhuan) 製主義(yi) 空前強化，統治階級專(zhuan) 政腐朽，貪腐之風十分嚴(yan) 重。清軍(jun) 進關(guan) 前，逃難官員卻是“十車細軟，一隊妖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農(nong) 民起義(yi) 的爆發，導致愈發尖銳的社會(hui) 矛盾，政治危機與(yu) 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正如呂坤所描述的：“民心如實炮，撚一點而烈焰震天；國勢如潰瓜，手一動而流液滿地。”[3]215社會(hui) 矛盾交織，中國大地彌漫著濃重的戾氣和殺機。在思想文化層麵，程朱理學成為(wei) 官學的同時，失去其發展活力，逐漸演變為(wei) 文化專(zhuan) 製。人們(men) 的思想拘囿於(yu) 封建專(zhuan) 製權威思想的框架之中。此外，在西學東(dong) 漸的影響下，近代科學技術的傳(chuan) 入促進了人們(men) 思想的啟蒙。社會(hui) 整體(ti) 環境為(wei)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契機。思想的產(chan) 生總是依存於(yu) 它的時代。麵對明朝滅亡的殘酷現實，王船山痛定思痛，懷著憂國憂民之心，“哀其所敗，原其所劇”[4]539。他通過不斷審視和反思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並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積極探索文化複興(xing) 之路，從(cong) 而形成了獨到的政治思想。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作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傑出代表，是對宋明理學的開創性總結。其不僅(jin) 為(wei) 當時統治階級治國理政提供理論上的指導與(yu) 實踐層麵的意義(yi) ，也對後世治國理政產(chan) 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總體(ti) 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可以展開成四個(ge) 邏輯層次：“道統”與(yu) “治統”並重的治國依據；“存人立禮”的治國之本；“雙嚴(yan) 清源”的治國舉(ju) 措和“天下為(wei) 公”的治國理想。其具有明顯的現實性、開放性和實用性等特點。

一、“道統”與(yu) “治統”並重的治國依據

“君權神授”的“正統論”思想，是傳(chuan) 統儒家所主張的政權合法性依據，正統學說源自鄒衍提出的“五德終始論”，王船山將此視為(wei) 方術之士的邪說，為(wei) 君子所不齒。蕭萐父指出：“王船山嚴(yan) 厲地批判了作為(wei) 專(zhuan) 製政治之靈光圈的‘正統論’，認為(wei) 所謂正統論不過是為(wei) 篡竊、攘奪和夷狄之入主作辯護，神化專(zhuan) 製統治權。”[1]619通過對“正統論”的批判，王船山創造性地提出了道統與(yu) 治統並重的政治思想。朱熹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chuan) 有自來矣。”[5]21聖人之統繼天立極，是傳(chuan) 統儒家一貫主張的立國依據。在王船山看來，“道統”指聖人的教化。而“治統”是指天子之位，尤指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聖明統治者。王船山曰：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luan) ，小人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身；其幸而數傳(chuan) 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為(wei) 妖、禽蟲為(wei) 蟹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屍名以徼利，為(wei) 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為(wei) 聖賢，而恣為(wei) 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yu) 天，不旋踵而亡。[6]479

王船山認為(wei) “治統”與(yu) “道統”的關(guan) 係十分緊密，兩(liang) 者對於(yu) 治國而言都是相當重要而不可失的，天子之統如果被小人、盜賊與(yu) 夷狄所竊，會(hui) 使日月失軌，五星逆行，社會(hui) 陷入失序混亂(luan) 之中。天下難以保全清寧，人民難以保全性命。儒家之統被竊，矯飾虛妄、濫竽充數之風興(xing) 起，小人假飾成君子，庸人偽(wei) 裝成聖賢。良幣被劣幣驅逐，天下之亡亦近矣。

“治統”與(yu) “道統”理應相合並行，互為(wei) 興(xing) 替，天下因此平治。王船山曰：“儒家之統，與(yu) 帝王之統並行於(yu) 天下，而互為(wei) 興(xing) 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6]568“道統”是“治統”存在的根本，“治統”是“道統”得以實現的基礎，“治統”與(yu) “道統”並重，共同為(wei) 政權的合法性提供理論上的依托。

二、“存人立禮”的治國之本

王船山認為(wei) 人是萬(wan) 物的主持者，也是天地之心，道的彰顯需要以人為(wei) 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窮，功效亦廢，其道可知而不必知。聖人所以依人而建極也。”[7]850王船山高度肯定了人作為(wei) 主體(ti) 性的價(jia) 值，並基於(yu) 人性的角度創造性提出了“繼善成性”與(yu) “性日生日成”的觀點。人性論是國家治理與(yu) 道德文化建設的形上學基礎，因此一直受到廣泛關(guan) 注和討論。王船山繼承了傳(chuan) 統儒家所主張的性善論觀點，並基於(yu) 性、氣、理三者間的關(guan) 係進行深入的闡述。他說：“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人之性隻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和氣為(wei) 元，通氣為(wei) 亨，化氣為(wei) 利，成氣為(wei) 貞，在天之氣無不善。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為(wei) 仁，肅氣為(wei) 義(yi) ，昌氣為(wei) 禮，晶氣為(wei) 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8]1054王船山在理氣合一的基礎上，將“性”與(yu) “理”置於(yu) 同等位置，由人之理善、氣善推出性之善。他主張人性之善是天命本然之善，性離不開對天道之善性的領受與(yu) 繼承。“繼善成性”，性是成善的表現。與(yu) 此同時，性亦具有“日生日成”的特點。“繼善成性”與(yu) “性日生日成”的主張，充分肯定了人本身就具有向善的潛在能力，從(cong) 而為(wei) 民眾(zhong) 性格之塑造提供了理論依據。

禮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曆來備受儒家知識分子的推崇。王船山繼承了自孔子以來的崇禮思想，將立禮視為(wei) 治政安君的根基，強調禮是立國的大經大法。禮正是基於(yu) 道德層麵，通過自正而後推及正人，從(cong) 而能夠實現邦治國安的合宜社會(hui) 。“禮所以治政；而有禮之政，政即禮也。故或言政，或言禮，其實一也。”[9]553王船山創造性地提出了“政即禮”的政治主張，認為(wei) 禮與(yu) 政之間的關(guan) 係是體(ti) 用合一的關(guan) 係，治政通過禮治得以貫徹實施，國家遵循禮治便可使尊卑有序、長幼有等。天人情理得以相通，社會(hui) 平治得以實現。在此基礎上，王船山進一步闡發禮治所具價(jia) 值的根本原因。他說：“仁義(yi) 之施，所及各有量。惟根心以出，則立之有原，行之委曲詳盡，斯所及者廣而可久。”[9]1326禮治不單單是形式上的教化與(yu) 行為(wei) 準則，禮治生發政治價(jia) 值的根本就在於(yu) 立人之極，凸顯了人的作用和價(jia) 值。總體(ti) 而言，王船山將“存人立禮”的執政主張視為(wei) 治國之本，其具體(ti) 包含三個(ge) 層次的內(nei) 容：

首先，主張以禮正上，用禮來規範統治者。王船山說：“蓋人主之職，守禮法，慎言動，謹天戒，猶塚(zhong) 宰三司百官之有歲成也。一以百官受質之禮受之，立敬自上，而下莫敢不敬也。”[9]351實施禮治的第一步便在於(yu) 統治者自身的作為(wei) 合乎禮之法度，不可妄動妄為(wei) ，在遵循天之誡命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推行禮治，將禮視為(wei) 治國理政的重要規範與(yu) 準則。“修明於(yu) 上而下皆則之者，唯禮而已矣。”[9]557

其次，主張道德教化。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強調要以禮治國、為(wei) 政以德的重要性，禮治與(yu) 德教密不可分。王船山沿襲了傳(chuan) 統儒家政治哲學德主刑輔的基本路徑，主張執政者重視教化，輕省刑罰，主要通過道德規範民眾(zhong) 的行為(wei) 。他說：“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聶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le) ，而不督責之以刑名。”[6]476王船山認為(wei) ，倫(lun) 理道德關(guan) 乎著國家的興(xing) 衰成敗。他提出“德立而後道隨，道立而後政隨”的執政主張，重視道德教化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yi) 。

最後，注重民本主義(yi) 思想。王船山認為(wei) 君主應以民為(wei) 基，若無民則君不立。民心的穩定關(guan) 涉到國家的根基，統治者應懷有恤民之心，並主動體(ti) 恤生民之苦。“上奉天道，下順民心”[8]981，在順應天道的基礎上，將體(ti) 察民情，關(guan) 心民意，穩定民心放在治理國家的首位。以民為(wei) 本是治國理政之內(nei) 核。一方麵，王船山主張統治者要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不以專(zhuan) 製禁錮百姓思想。並以誠信安撫民眾(zhong) ，傾(qing) 聽百姓的合法訴求，從(cong) 而保障百姓的合法權益。他說：“道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安民之後方可使國家穩定、社會(hui) 平治，這是治理國家的正道。另一方麵，他提出“寬以養(yang) 民”的主張。通過總結漢魏王朝治國的經驗與(yu) 教訓，王船山認識到江山社稷之長久在於(yu) 實行以寬柔為(wei) 主的養(yang) 民政策，“奉天以養(yang) 民”[10]282是帝王的責任。他說：“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寬，光帝之柔，得民而合天也。”[6]407進而言之，統治者既要息兵養(yang) 民，不誤農(nong) 時，從(cong) 而為(wei) 百姓的生活提供穩定的社會(hui) 環境。也要儉(jian) 以養(yang) 民，通過減輕百姓的負擔來贍養(yang) 民眾(zhong) ，“節養(yang) 以息民，返不率以歸農(nong) ，則民誌定矣。”[4]522在具體(ti) 舉(ju) 措方麵，王船山主張通過薄賦輕役來養(yang) 民。他指出：“輕之於(yu) 租，民乃知耕之為(wei) 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於(yu) 是天下無閑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於(yu) 耕者鮮矣”。[6]745賦稅的減輕可以使百姓勞有所餘(yu) ，因而能夠激發百姓勞作耕種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天下亦無閑田。王船山所主張的民本主義(yi) 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減輕百姓的負擔，並保障百姓基本的生存條件。

三、“雙嚴(yan) 清源”的治國舉(ju) 措

在遵循“存人立禮”的治國理念的基礎上，王船山進一步強調法律對於(yu) 治國理政的重要作用。他主張：“治道之裂，壞於(yu) 無法”[6]654。王船山批判“任人廢法”的主張，認為(wei) 這會(hui) 造成“下以合離為(wei) 毀譽，上以好惡為(wei) 取舍，廢職業(ye) ，徇虛名，逞私意”[6]397的諸多弊端。他強調要建立法治，通過法治來約束官員的行為(wei) 規範，使之不敢任意妄為(wei) 。法律的作用便在於(yu) 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家熊十力曾說：“儒家尚法治，獨推王船山。”[11]27由此可見王船山對法治的重視。

明朝末年，官場腐敗之風盛行，“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6]1036從(cong) 王公貴族到地方官吏，官官相護，上下相互勾結共同貪贓枉法，猶如蠹蟲，嚴(yan) 重侵蝕國之根基。百姓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腐敗之風對國家的治理與(yu) 社會(hui) 的穩定造成嚴(yan) 重損害。王船山清楚認識到貪腐背後隱藏的政治危機，由此鮮明地提出重法倡廉的執政主張。在王船山看來，“貪暴之吏，唯其所為(wei) ，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xing) ，揭竿冒死，而禍延於(yu) 天下。”[6]792腐敗之風的盛行將會(hui) 導致百姓積怨甚至是官逼民反，對國家政權有嚴(yan) 重的危害性。王船山主張要嚴(yan) 以治貪，肅本清源。執政者應努力踐行清廉、謹慎、勤勉的工作準則。

而治理貪汙腐敗的關(guan) 鍵是什麽(me) 呢?王船山認為(wei) 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著手：即嚴(yan) 以治吏和選賢用能。王船山指出：“嚴(yan) 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yang) 民之緯也；並行不悖，而非以時為(wei) 進退者也。……故嚴(yan) 以治吏，寬以養(yang) 民，無擇於(yu) 時而並行焉，庶得之矣。”[6]309嚴(yan) 以治吏與(yu) 寬以養(yang) 民是兩(liang) 條治國的綱紀，二者不可偏廢。王船山強調“嚴(yan) 以治吏”的重要性，認為(wei) 官吏隊伍的建設與(yu) 發展直接關(guan) 係到國家政權的盛衰和安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不戒乎!”[4]527與(yu) 此同時，王船山明確主張，整飭吏治的關(guan) 鍵在於(yu) 嚴(yan) 以治上官，“嚴(yan) 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luan) ，民益死，國乃以亡。”[6]1102上官的貪汙腐敗，是“賊害之所自生”[6]1102的根源，官吏欺壓盤剝百姓，源濁於(yu) 上，流汙於(yu) 下，上官不正則下吏歪。嚴(yan) 治上官，督促上官遵循法製律令，為(wei) 下官的政治建設敲響警鍾，可以使貪汙之風止息。

此外，反腐倡廉的政策不僅(jin) 表現在法製建設上，也體(ti) 現在選官方麵。在繼承儒家傳(chuan) 統的思想文化上，王船山進一步發展了舉(ju) 賢才的用人觀念，並將其作為(wei) 治國施政所要遵行的主要原則。他說：“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為(wei) 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苟刻縱馳之患兩(liang) 亡矣。”[6]422廉政建設的根本在於(yu) 執政者能夠選賢用能與(yu) 進賢遠奸。善則用之，惡則去之。執政者應當積極選拔並重用忠賢之才，並為(wei) 賢者提供良好的參政環境，以此來促進國家長治久安局麵的形成。王船山主張“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執政者需要具備天下為(wei) 公的寬廣胸襟，知人善任，進賢遠奸。王船山通過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深入闡釋了宋徽宗敗亡的原因，“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12]196從(cong) 而進一步強調執政者知人善任，進賢遠奸對於(yu) 社會(hui) 平治的重要性。進言之，在人才選拔的原則方麵，王船山強調要格物致知、務實求真。他認為(wei) 管仲“既非如霍光、寇準之不學無術，又非如釋氏之不立文字，瞎著去參；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亦可謂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誌而成務者，亦可謂致矣。以視小儒之專(zhuan) 己保殘以精訓詁，不猶賢乎?”[8]621管仲的賢能在於(yu) 能夠深入體(ti) 察事物，在實踐中把握知識之精髓。他又說：“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則聖門諸子，雖如求、路，必不能為(wei) 管仲之所為(wei) ，則亦其博識深通之有未逮。”[8]623諸子在格物致知之功方麵難以比擬管仲，但他們(men) 的博識多才、通達智慧的能力也值得肯定，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王船山十分讚揚“唯才是舉(ju) ”的用人原則，一方麵主張統治者在臧否人才時，要尊重客觀事實。另一方麵，統治者不應拘囿於(yu) 主觀視角或教條主義(yi) ，而是要著重考慮人才的能力與(yu) 價(jia) 值。比如是否有真才實學，能否為(wei) 國家作出實際貢獻等。

譚嗣同高度讚揚了王船山的治吏措施，認為(wei) 如果不整飭吏治，則會(hui) 造成“吏事至煩苦，纖末苛謹，晰如牛毛，徒滋弊而擾民”[13]232的狀況。王船山由嚴(yan) 以治貪的思想生發出嚴(yan) 以治吏與(yu) 選賢用能的政治主張，力求肅本清源，維護百姓的合法利益和社會(hui) 的穩定。從(cong) 而使“吏安職業(ye) ，民無怨尤”[6]1102，則天下平治。他所倡導的建立回避製度與(yu) 易地為(wei) 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執法的公平性與(yu) 準確性；此外，王船山認為(wei) 法與(yu) 情對立但不可偏廢。他批評情理高於(yu) 法製的主張，在法和情相互衝(chong) 突時，不可為(wei) 私利執法。王船山的法情觀也為(wei) 嚴(yan) 明執法提供了保證。總體(ti) 來說，王船山所提倡的“雙嚴(yan) 清源”的執政主張，有益於(yu) 安撫民心、嚴(yan) 明綱紀和實現社會(hui) 太平安定。此外，其對我國現代政治建設也具有相當大的啟發意義(yi) 和實踐價(jia) 值。“雙嚴(yan) 清源”的執政主張構成了其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天下為(wei) 公”的治國理想

在義(yi) 利關(guan) 係方麵，王船山認為(wei) ：“立人之道，曰義(yi) ，生人之用曰利。出義(yi) 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10]277義(yi) 是人們(men) 應當遵守的行為(wei) 規範，利是滿足人們(men) 物質生活需要的基本條件，二者不可或缺，離開了生人之用的利，人難以生存；離開了立人之道的義(yi) ，人會(hui) 喪(sang) 失道德理性與(yu) 禽獸(shou) 無異。他認為(wei) ，義(yi) 與(yu) 利之間的關(guan) 係並非衝(chong) 突對立，執政者要辯證地對待義(yi) 利關(guan) 係。在此基礎上，王船山深入闡述義(yi) 之理：“有一人之正義(yi) ，有一時之大義(yi) ，有古令之通義(yi) 。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yi) ，視一時之大義(yi) ，則一人之義(yi) 私矣；以一時之義(yi) ，視古今之通義(yi) ，則一時之義(yi) 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6]535他對義(yi) 進行了三種層次的區分，三種層次之間有輕重公私之差，其中，國家民族利益是古今之通義(yi) ，天下之大公。對國家與(yu) 民族利益的維護與(yu) 保障是治國理政的關(guan) 鍵。王船山以“公天下”為(wei) 標準，認為(wei) 天下並非歸屬一人，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一姓之興(xing) 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6]669他強調“生民之生死”高於(yu) “一姓之興(xing) 亡”，如果天子僅(jin) 憑私欲治理國家，那麽(me) 國家就會(hui) 陷入混亂(luan) 之中。王船山通過反思並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指出秦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一己之私。他說：“若夫國祚之不長，為(wei) 一姓言也，非公義(yi) 也。秦之所以獲罪於(yu) 萬(wan) 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之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6]68王船山強調不應以“一時之君臣”，廢除“古今夷夏之通義(yi) ”。他主張統治者治理國家應循天下之公，“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盜逆之所可屍，而抑非一姓之私也。”[6]1177王船山推崇禮治和法治的根本是為(wei) 最終實現“公天下”的治國目標。為(wei) 此，王船山主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提出了實現“公天下”的具體(ti) 舉(ju) 措。

其一是惠民、利民、藏富於(yu) 民。天下並非是統治者一人之天下，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不可為(wei) 滿足一己之私，侵害廣大平民百姓的權益，從(cong) 而給國家帶來嚴(yan) 重性的財政危機與(yu) 社會(hui) 危機。以“公天下”的思想主張為(wei) 標準，統治者應當正其心，傾(qing) 盡中樞之力治理國家，從(cong) 而使“族類強植，仁勇競命”[4]527，那麽(me) 即使曆經百世弱喪(sang) 之危機，國家亦能煥發振興(xing) 繁榮之生機。王船山說：“天地之產(chan) ，聰明材勇，物力豐(feng) 犀，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4]508他指出財產(chan) 、資源等都屬於(yu) 天下人，所以要用之於(yu) 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君主要以天下為(wei) 公。具體(ti) 而言，統治者應該體(ti) 恤民心，實行“惠民”與(yu) “保民”的政策，並注重藏富於(yu) 民。王船山強調，唯有民眾(zhong) 富裕才能使民心穩固。為(wei) 此，王船山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主張，如在土地問題上，反對皇室兼並農(nong) 民的土地，提出了“民有其田”的主張，使農(nong) 民有田可耕。另外在賦稅問題上，王船山主張薄賦輕役，減輕農(nong) 民生活負擔，使民眾(zhong) 留有餘(yu) 財。

其二是環相為(wei) 治，權力製衡。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王船山對傳(chuan) 統的君權論有著清醒的認識，認為(wei) 如果一味強調君主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君主便會(hui) “縱欲”而“忘其民”，“忘其民”便會(hui) 視民如草、隨意棄之。這進一步會(hui) 造成上狠下怨、成乎交逆的局麵。因此王船山主張要限製君權，采取相應的措施對統治者權力進行製約。王船山嶄新地提出了“君宰諫三者環相為(wei) 治”的政治製度，其核心思想是分權而治。簡言之，分權而治是指中央簡政放權並與(yu) 地方之間實行分級治理的政策。王船山反對權力的高度集中化，並嚴(yan) 格界定了中央與(yu) 地方各級之間的權力。他說：

天下之治，統於(yu) 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luan) 。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yu) 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yu) 州。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統一州而一州亂(luan) ，故分其統於(yu) 郡。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luan) ，故分其統於(yu) 縣。上統之則亂(luan) ，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識知事力情偽(wei) 至不齊矣。[6]599

通過在中央與(yu) 地方之間建立規範化的管理層級，中央和地方的州郡縣三級各司其職，不能有所逾越。各級之間如果相互侵擾，“上侵而下移”，就會(hui) 導致權責不明的問題。並進一步為(wei) 暴君汙吏的產(chan) 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從(cong) 而造成社會(hui) 統治麵臨(lin) 崩潰，政治危機由此產(chan) 生。“在分土分民之列者，莫不資以可競之勢也。天下無私競而競以諸侯，諸侯無私競而競以巨室。”[10]400政治的優(you) 劣在於(yu) 製度的合理完善與(yu) 否。分權而治的政治方案從(cong) 製度層麵維護和保障廣大民眾(zhong) 的合法訴求。

王船山說：“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ju) 而聽之諫官；環相而治，而言乃為(wei) 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也。”[11]122鑒於(yu) 明太祖廢相獨攬大權所造成的嚴(yan) 重弊端，王船山具有創見性地提出了“君宰諫三者環相為(wei) 治”的政治主張，極力強調設立宰相與(yu) 諫官從(cong) 而形成權力製衡的重要性。他說：“故唯宗社安危，賢奸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執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11]122宰相之職在於(yu) 輔佐統治者並履行維護國家與(yu) 人民利益的責任，諫官的主要職守在於(yu) 監督諫言並糾正統治者過失，以此匡正朝廷的綱常法紀。王船山認為(wei) “君宰諫三者環相為(wei) 治”主張的施行，能夠有效製約君權，使人民的權益得到合法的保障，從(cong) 而有益於(yu) 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其相對君權論的提出對傳(chuan) 統之綱常名教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衝(chong) 擊，對於(yu) 後世的政治主張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yi) 。

五、結語

社會(hui) 動蕩、矛盾交織的時代呼喚經世之思想。作為(wei) 一名繼往開來的啟蒙思想者，王船山深刻地審視和反思中國傳(chuan) 統的封建製度與(yu) 思想文化，在此基礎上進行批判性地總結。並結合時代發展狀況，形成了自身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王船山以史為(wei) 鑒，明得失，知興(xing) 替，通經世之略，以期收獲“述往以為(wei) 來者師”之成效。可以說，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代表著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發展的新高峰。具體(ti) 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可以展開為(wei) 四個(ge) 邏輯層次：首先，王船山主張施行“道統”和“治統”並重的政治製度倫(lun) 理，二者並行不可偏廢，並將其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依據。其次，王船山強調要以禮治為(wei) 核心，將“存人立禮”視作治國的最高標準。他提倡以禮治國與(yu) 為(wei) 政以德，並主張從(cong) “恤民”“安民”和“養(yang) 民”的角度開顯其民本思想。再次，王船山提倡“雙嚴(yan) 清源”的執政主張。在“存人立禮”的基礎上，強調整飭吏治與(yu) 廉政建設對於(yu) 治國安民、匡扶朝紀的重要性。最後，王船山從(cong) 義(yi) 利觀的角度闡明義(yi) 之價(jia) 值，在繼承傳(chuan) 統古代“大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與(yu) “生民之生死”重於(yu) “一姓之興(xing) 亡”的政治主張，因此執政者要實施惠民、利民與(yu) 藏富於(yu) 民的政策，從(cong) 而將天下之物用之於(yu) 民。另一方麵，王船山創造性地提出了“君宰諫三者環相為(wei) 治”權力分配製度，通過分權製衡統治者權力，從(cong) 而實現“天下之公”的治國理想。王船山的這種政治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能體(ti) 現出現代社會(hui) 所提倡的民主、公平與(yu) 平等的理念，具有跨時代的價(jia) 值。

王船山的哲學思想體(ti) 係博大而精深，晚清《船山遺書(shu) 》的出版，使得其思想逐漸為(wei) 人所知，並彰顯出愈發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力。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是其哲學思想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蕭萐父和許蘇民認為(wei) ：“王船山開了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思想界之新潮。”[1]637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具有早期啟蒙的性質。譚嗣同作為(wei) 維新變法的主要變革者，對於(yu)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給予了高度的評價(jia) 。他曾說：“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shu) 。更以論國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純是興(xing) 民權之微旨；次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亦具此義(yi) 。”[13]464處於(yu) 異族專(zhuan) 製統治之下，王船山雖不敢倡言民主，但其思想實質蘊涵著人本主義(yi) 的內(nei) 容。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民為(wei) 本，由此生發出的執政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曆史的超越性和普遍意義(yi) 。近代的仁人誌士曾國藩認為(wei) ：“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例時政、台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14]69曾國藩十分推崇王船山的思想，認為(wei) 其思想具有先見性、深刻性和現實性等特點，對於(yu) 後世的為(wei) 政者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yi) 。由曾國藩所倡導的洋務運動便受到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深刻影響。總體(ti) 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對於(yu) 維護社會(hui) 安定，政治清明與(yu) 國家昌榮等方麵大有裨益，通過研究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並結合時代發展特色進行創造性地轉化與(yu) 詮釋，彰顯出其政治思想四位一體(ti) 的邏輯度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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