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的“氣稟”與(yu) 人的道德

作者：史少博

來源：《社科縱橫》2020年0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十六日庚戌

          耶穌2020年7月6日

作者簡介：史少博,女,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朱熹強調後天道德修養(yang) 的重要性，也認為(wei) “氣稟”決(jue) 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異性，認為(wei) “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異，就是因為(wei) 所稟之“氣”的昏、明、厚、薄之別而造成。朱熹認為(wei) “人之初”所稟的“五行”之“氣”與(yu) 人的“仁”“義(yi) ”“禮”“智”“信”也有密切關(guan) 係，論證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驗性。朱熹認為(wei) “氣稟”濁偏成為(wei) 惡之根源，主要是因為(wei) 昏濁之氣造成對本性的隔蔽，從(cong) 而影響了人的善的本質在某些方麵的表現。我們(men) 反對“命定論”、反對“宿命論”，但是我們(men) 也不能否認每個(ge) 人都存在著個(ge) 性的不同、天生秉性的差異，我們(men) 汲取朱熹理論中的合理因素，針對每個(ge) 人的個(ge) 性差異，秉性特點，因人而異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力圖取得更好的、更有效地提高人們(men) 的道德修養(yang) 。朱熹“人之初”“道德”差異性決(jue) 定了道德教育的方式的因人而異，從(cong) 而啟迪我們(men) 針對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關(guan) 鍵詞：朱熹，氣稟，道德

基金：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日本近代公德流變探究”(項目編號:19XZX007)的階段性成果。

南宋著名哲學家朱熹（1130-1200），在（《朱子語類》中這樣描述“道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隻是統舉(ju) 理而言。德者，己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yu) 仁。”[1]朱熹認為(wei) “道者，人之所共由”，“隻是統舉(ju) 理而言”，這裏的"理"即朱熹理論中至高無上的“本體(ti) ”，也蘊含“規則”、“規範”、“普遍的法則”之意。“德者，己之所獨得”，“德”得也，是得之於(yu) 心的內(nei) 在品質。“道”即“當為(wei) 之理”，“德”即“是行其道而有得於(yu) 心”。也就是說，“道”是應該遵循的規則、法則，“德”是按照應當遵守的規範，而發自內(nei) 心地去踐行。朱熹認為(wei) “氣稟”決(jue) 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異性，認為(wei) “人之初”所稟“五行”之“氣”與(yu) 人的“仁”“義(yi) ”“禮”“智”“信”有密切關(guan) 係。下麵具體(ti) 分析。

一、朱熹“氣稟”與(yu) “人之初”的“道德”差異性

“氣稟”也稱為(wei) “稟氣”，王充《論衡·命義(yi) 》中認為(wei) “人稟氣而生”，韓非、王充認為(wei) 人的命運是“氣稟”所決(jue) 定，認為(wei) 人的出生，其一，在母親(qin) 受胎時“稟”了父母之“氣”，其二，人出生的時候又“稟”了自然“五行”之氣。朱熹認為(wei) 人與(yu) 物“氣稟”不同，人與(yu) 人“氣稟”也不同。

朱熹認為(wei) “人之初”潛在的道德秉性與(yu) “氣稟”有關(guan) 。朱熹認為(wei) 人之“氣稟”多種多樣，各有不同，“氣稟”有“清”“濁”“昏”“明”之差異。朱熹在（《朱子語類》中曰“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ya) 於(yu) 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隻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wan) 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wei) 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ge) 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wei) 不好底人，……如氣稟偏於(yu) 剛，則一向剛暴；偏於(yu) 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隻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2]朱熹認為(wei) 稟的“清”“明”之“氣”，“人之初”即生下來便是“善”的；而稟得“濁”“昏”之“氣”，“人之初”即生下來就是便是“惡”的，人之所以有善人也有不善之人，隻是因為(wei) 所稟之“氣”的清濁不同，正如朱熹所言：“稟氣之清者，為(wei) 聖為(wei) 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wei) 愚為(wei) 不肖。”[3]朱熹再三強調人出生的時候就存在秉性的差異、人品的不同，都是與(yu) 出生前稟得父母之“氣”、“稟”出生時刻自然之“氣”有關(guan) ，“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4]人的品質差異，就是因為(wei) 稟氣的昏、明、厚、薄之別所造成。朱熹反複強調每個(ge) 人出生的時候，就存在天生的人品之差異，例如有的人天生就溫和、憨厚，有的人天生就惡性多一些，為(wei) 奸詐、為(wei) “不肖”。由於(yu) 每個(ge) 人的“稟氣”不同，而決(jue) 定了每個(ge) 人先天性的道德品質之差異。

朱熹曾作《論語集注》，而《論語》中就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wei) 下矣。”可見《論語》把人分為(wei) 四等，朱熹依據《論語》，根據“人之初”稟氣的不同，也把人分作四等。朱熹指出：“其所以有是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yu) 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yi) 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yu) 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wei) 差，其可得於(yu) 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yu) 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矣；或得於(yu) 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眾(zhong) 人也；至於(yu) 昏濁偏駁又甚，而無複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wei) 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5]朱熹把人分為(wei) 四個(ge) 等級，第一等級是“聖人”，第二等級是“大賢人”，第三等級是“眾(zhong) 人”，第四等級是“下民”。朱熹把人分為(wei) 四個(ge) 等級的依據，就是這四個(ge) 等級的人，“人之初”所稟之“氣”不同。第一等級的“聖人”稟得之“氣”清明、純粹無雜質、生而知之；第二等級之“大賢人”，“人之初”稟得之“氣”雖然清明但多少帶有“渣滓”，可以學而知之通其障礙；第三等級之“眾(zhong) 人”，稟得之“氣”少清明而多昏濁，但能困而學之，力圖通其“窒塞”；第四等級之“下民”，稟得之“氣”“昏濁偏駁又甚”，而又不知道學習(xi) 、也不“求其通也”。朱熹反複地從(cong) 不同角度論證“人之初”稟得之“氣”不同，而決(jue) 定了人的等級不同、秉性不同，表明人的差異性，也反複論證了“人之初”稟得“氣”不同而造成的人的道德先在性的不同。正如陳來先生分析：“朱熹認為(wei) 氣稟是造成人的惡的品質根據，‘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隻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語錄》卷四，金去偽(wei) 錄）。至於(yu) 氣稟對人之品質的影響的具體(ti) 方式，朱熹有不同的說法。……朱熹更多地認為(wei) ，對於(yu) 人類而言，氣稟之成為(wei) 惡之根源主要是起於(yu) 昏濁造成對本性的隔蔽，從(cong) 而影響了人的善的本質在某些方麵的表現。”[6]

二、朱熹“人之初”所稟“五行”之“氣”與(yu) 人的“仁”“義(yi) ”“禮”“智”“信”

我國古代就有“五行”說，五行分為(wei) ：金、木、水、火、土。《易經》、《易傳(chuan) 》沒有“五行”之詞匯，綜觀早期儒家經典著作與(yu) 道家著作也沒見“五行”之詞匯，儒家經典著作之一《周易》中隻見“陰陽”沒見“五行”，道家早期著作裏也見“陰陽”，不見“五行”。而真正把“五行”納入“陰陽”氣論的思想體(ti) 係，直到戰國中後期的陰陽五行家才完成。戰國末期鄒衍是曆史上著名的陰陽五行說的代表，其思想被後來的董仲舒繼承和發展。宋代理學家朱熹發展了董仲舒的思想，把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仁、義(yi) 、理、智、信“五常”，正如朱熹在《朱子語類》曰：“在天隻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隻是剛柔五常之德。……仁木，義(yi) 金，禮火，智水，信土。”[7]朱熹認為(wei) 在天的“陰陽五行”，在人顯現的是“五常”，在朱熹這裏“五常”就是指仁、義(yi) 、理、智、信，並且在其理論中以“木”對應“仁”、以“金”對應“義(yi) ”、以“火”對應“禮”、以“水”對應“智”、以“土”對應“信”。朱熹論證“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hui) 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人心稟受之初，又必皆有以得乎陰陽五行之氣。”[8]也就是說，人心稟受最初的時候，都是稟得了“陰陽五行”之氣。並且“人之初”稟得“陰陽五行之氣”各有不同，如果人在出生的時候，稟得“木氣”多的人，天生的秉性就會(hui) “羞惡、辭遜”；如果人在出生的時候，稟得“金氣”多的人，天生的秉性就會(hui) “，義(yi) 較多”。正如朱熹分析“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wei) 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wei) 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wei) 聖人也。性有偏者。如得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yi) 較多。……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yu) 山，取之，或貴而為(wei) 棟梁，或賤而為(wei) 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9]關(guan) 於(yu) 人的富貴、貧賤、壽夭，都是稟氣決(jue) 定的，人的仁義(yi) 禮智信的先天道德性，在朱熹的理論中當然也是稟得“五行”之“氣”決(jue) 定了的。根據“人之初”稟得金、木、水、火、土之“氣”的多寡之別，人的脾氣、秉性也就有了差異。正如朱熹分析：“若仁義(yi) 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wei) 聖，為(wei) 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feng) 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wei) 貧為(wei) 賤為(wei) 夭。便為(wei) 愚、不肖，為(wei) 貧，為(wei) 賤，為(wei) 夭。天有那氣生一個(ge) 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嚐謂命，譬如朝廷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隻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10]認為(wei) 人的仁義(yi) 禮智信五常，像人的死生富貴之命一樣都是“天所命”，並且認為(wei) “木”氣稟賦於(yu) 人為(wei) “仁”，遵循“愛”之“理”，“其發為(wei) 惻隱”；“金”氣稟賦於(yu) 人為(wei) “義(yi) ”，遵循“敬”之“理”，“其發為(wei) 羞惡”；“火”氣稟賦於(yu) 人為(wei) “禮”，遵循“敬”之“理”，“其發為(wei) 恭敬”；“水”氣稟賦於(yu) 人為(wei) “智”，遵循“別”之“理”，“其發為(wei) 是非”；“土”氣稟賦於(yu) 人為(wei) “信”，遵循“實”之“理”，“其發為(wei) 忠信”。朱熹認為(wei) 人稟賦“義(yi) ”、“禮”、“智”、“信”之“性”之多少是與(yu) 生俱來的，其發而不同。

朱熹認為(wei) “人之初”所稟“五行”之“氣”，決(jue) 定了“人之初”所具有的“義(yi) ”、“禮”、“智”、“信”之多少的偏重，從(cong) 而朱熹證明“五常”是超驗的、超階級的存在，其理論從(cong) 而歸向了他的“理”本論。朱熹認為(wei) 人稟得“五行”之“氣”而生，則“仁、禮、智、信”的“五常”，都是“理”之流行形態，都是“理”的顯現。既然朱熹認為(wei) 這是本體(ti) 之“理”，那麽(me) 它“自然”“應當如此”，也就是說行為(wei) 準則的必然性被客觀事物的必然性決(jue) 定了。在道德方麵，自古以來，我國的古代哲學家就對先天性的“善”“惡”進行過不同的論述，例如像孔孟都認為(wei) “人之初，性本善”；荀子等人認為(wei) “人之初”“性本惡”；還有的認為(wei) “人之初”性“無善無惡”，人的“善”與(yu) “惡”都是後天引導、修養(yang) 的不同造成的；也有的認為(wei) “人之初”性本來既存在“善”也存有“惡”，隻是有些人天生就“善”性多一些，有的人天生就“惡”性多一些。朱熹則認為(wei) 人天生就有道德根性之差異，他說：“隻說個(ge) 仁義(yi) 理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隻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遍布周匝，所以不備’；若隻論氣稟，這個(ge) 善這個(ge) 惡，卻不論那一源處隻是這個(ge) 道理，又都‘不明’。”

但是值得我們(men) 注意的是:“五行”並不是“五常”，也就是說“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之“自然”，“五常”是仁、義(yi) 、禮、智、信之“天理”，“五行”之運行按照自然之運行規律，“五常”之運行按照人倫(lun) 之“天理”，“五行”配“五常”或者“五行”比附“五常”，也隻是我國古代哲學家們(men) 為(wei) 了其政治目的或者倫(lun) 理目的而設想，也是他們(men) 探索人的奧秘、探索人倫(lun) 道德的理論結晶。朱熹也把人稟得“五行”之“氣”與(yu) 人的“仁”、“義(yi) ”、“禮”、“智”、“信”相聯係。我們(men) 從(cong) 字麵上分析“金木水火土”、屬於(yu) “自然”，沒有“善”“惡”之分，“仁義(yi) 禮智信”也都是屬於(yu) “善”的東(dong) 西，那為(wei) 什麽(me) “人之初”稟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就會(hui) 產(chan) 生“善”“惡”差異的道德先在性？根據朱熹的論述，因為(wei) “氣稟”之差異，論證了人們(men) 道德先在性之差別，然而朱熹在論證“人之初”的“氣稟”時，也暴露出了其“氣稟”理論所無法解釋以及無法克服的矛盾。朱熹繼承了張載、二程的“天地之性”皆善之觀點，而又論證了“氣稟之性”中有“善”有“惡”，即為(wei) “理與(yu) 氣雜”，然而“理與(yu) 氣雜”之觀點中，又不能認定“理”為(wei) “善”，“氣”為(wei) “惡”，但認為(wei) 稟“氣”的厚薄、偏重、清濁又能決(jue) 定“人之初”的“善”、“惡”成分之多寡。也就是說，朱熹認為(wei) “氣”有“清”、“濁”之分，並且“人之初”稟得“氣”之“清”“濁”，決(jue) 定了人的“善”“惡”之根性的差異。“人之初”稟得“氣”清明，與(yu) 稟得“氣”混濁時有差異的，朱熹又認為(wei) ：“二氣五行始何嚐不正，隻袞來袞去，便有不正。”自然之“氣”無所謂“正”與(yu) “不正”，即“氣”應該沒有“正”“非正”之分，甚至朱熹認為(wei) 自然之氣都是正氣，但是自然之“氣”有“清”、“濁”之別。也就是說天地之“氣”，“袞來袞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自然天地之氣，“袞來袞去”而形成“昏”“明”“厚”“薄”之差異，朱熹並沒有作詳細地說明。其實在朱熹的理論中，論述了由於(yu) 人稟“氣”不同而造成“人之初”就存在著個(ge) 性的差異和道德先在性的不同，實際上朱熹分析的“氣稟”中的“氣”，具體(ti) 的是指“陰陽”二氣及“五行”之氣，正如朱熹所說：“大率隻是一個(ge) 氣。陰陽播而為(wei) 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隻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氣之精英者為(wei) 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wei) 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wei) 理，所以為(wei) 仁義(yi) 禮智信者是也。”[11]朱熹闡釋的“五行之氣”和“五常”的關(guan) 係，也是因為(wei) “人之初”每個(ge) 人稟得“五行”之氣有偏重、有清濁，故而“仁”、“義(yi) ”、“禮”、“智”、“信”顯示在每個(ge) 人身上就會(hui) 有所偏重或者缺乏，由此論證了“人之初”天生潛在道德性的差異。

三、朱熹“人之初”“道德”差異性啟示我們(men) 道德教育的方法要因人而異

我們(men) 反對“命定論”、反對“宿命論”，但是我們(men) 也不能否認每個(ge) 人都存在著個(ge) 性的差異，即使同樣父母親(qin) 生的幾個(ge) 孩子，這些孩子性格、個(ge) 性、秉性也會(hui) 存在差異，有的人天生就是憨厚之人，有的人天生中存在著狡詐之天性，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我們(men) 會(hui) 體(ti) 會(hui) 到，故而不能徹底否認朱熹的“人之初”道德先在性的差異之論證，我們(men) 汲取朱熹此理論的合理因素，可以針對每個(ge) 人的個(ge) 性差異，秉性特點，因人而異對分類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力圖取得更好的效果提高其道德修養(yang) 。朱熹“人之初”“道德”差異性的有關(guan) 論述，啟迪我們(men) 針對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朱熹雖然明確了“人之初”的道德先在性，但是也非常重視後天的修養(yang) 對個(ge) 體(ti) 道德提高的重要性，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提倡要通過道德修養(yang) ，克製自己的“不合理”的“欲望”，使人去掉貪欲、克製私欲，做事符合道德標準，遵循人間倫(lun) 理，朱熹還指出“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複其性，以盡其倫(lun) ”（《朱子語類》卷七）。“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值得晦暗昏濁底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yu) 利欲，故本來明德隻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來卻會(hui) 複得初頭渾全底道理。”朱熹“用氣稟得不平衡來解釋人們(men) 之間的道德差異是最恰當不過了。……然而，若僅(jin) 僅(jin) 把人的道德邪惡歸因於(yu) 氣稟，則顯得解釋不夠全麵，從(cong) 而否定了人自身的道德責任。這和朱熹所主張的觀點正好截然相反。以下兩(liang) 條原則是氣質之性理論的必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朱熹和理學所堅持的。首先，人有克服氣稟給人帶來的不利影響的義(yi) 務。其次，由於(yu) 氣稟原有的不利影響，導致人的私欲也不斷加強。”[12]由此，人的私欲必須克製，克製貪欲、克製私欲，使自己的合理欲望限定在合理的範圍內(nei) ，即朱熹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朱熹的“滅人欲”不是滅掉人合理的欲望，如合理的飲食男女之欲，在朱熹的視野裏那是符合“天理”的，朱熹所要滅的“人欲”，是不符合道德規範，超越規範之外的、不符合“理”的人欲。

“朱熹‘氣稟有定’的主旨，不僅(jin) 區別人與(yu) 動物，而且是為(wei) 社會(hui) 等級差別作理論說明。他認為(wei) 理降在人，不僅(jin) 有善惡人性之分，而且由於(yu) 人所稟之氣清濁、厚薄、昏明的不同，人生來便有賢愚、貴賤、貧富、夭壽的差別。”[13]盡管朱熹根據“氣稟”把人分為(wei) 四等欠科學，也不一定正確，但是我們(men) 根據朱熹“氣稟”之說，可以受到很多啟迪。最主要的啟發就是告訴我們(men) 因為(wei) 每個(ge) 人的秉性不同，個(ge) 性存在差異，我們(men) 可以根據每個(ge) 人的個(ge) 性差異因人而異地采取不同的方法提高其道德水平。我認為(wei) “人之初”不論是“聖人”還是“凡人”都會(hui) 有“善”性與(yu) “惡”性，都會(hui) 有不忍人之心之時，也會(hui) 有自私自利的反麵，隻不過是有人天生“善”性多一些，有人天生“惡”性多一些罷了。就像有人天生就忠厚、老實，有人天生就奸詐、自私。盡管朱熹認為(wei) “人之初”的道德具有先在性的特點，但是朱熹也不否認後天道德教育對人的道德養(yang) 成的重要性，相反朱熹非常注重後天的道德教育。並且朱熹的有關(guan) 理論，也為(wei) 我們(men) 當今的道德教育提供了許多啟示。由此，在當今社會(hui) ，我們(men) 進行道德教育的時候，要具體(ti) 針對不同的人，因人而異、有的放矢地進行。其一，對於(yu) 秉性老實、寬厚、善於(yu) 守規則、善於(yu) 自律之人，對其進行道德教育，隻要加以引導，明示各種社會(hui) 規則、規範，就會(hui) 使這類人加強自我修養(yang) ，更加提高其道德水平；其二，對於(yu) 能夠自律，但有由自律性不強之人，對其進行道德教育時，要曉之以理，曉之於(yu) 違反規則之後果及害處，從(cong) 而使其加強道德修養(yang) ，從(cong) 而提高其道德素養(yang) ；其三，對於(yu) 自律性差的人，對其進行道德教育，不僅(jin) 使其知曉道德規範，還要其知曉法律的某些規範，並且及時發現其某些不良苗頭，及時采取措施，使其加強自律，努力使其遵循社會(hui) 的規則、規範，對待這類人，有時會(hui) 感歎“教育不是萬(wan) 能的”，必要的時候必須給予其懲罰，使其猛醒，走向正道。

當今社會(hui) ，會(hui) 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利益誘惑，也會(hui) 各種各樣的欲望，“欲望”並不都是“惡”的，合理的欲望朱熹也把其歸納到“天理”的範圍，當今社會(hui) 我們(men) 也不反對合理的欲望，隻是反對貪欲、反對私欲的膨脹，反對損人利己，更反對害人利己，加強自身道德修養(yang) ，遵紀守法、嚴(yan) 守道德，做新時代守道德的公民。進行道德教育，其方法要針對不同的人使用靈活的方法。進行道德教育的時候，引導的方法、誘導的方法、規勸的方法、懲罰教育並舉(ju) 的方法等等，要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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