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公羊學雙軌演進及其哲理啟示

作者：陳其泰

來源：《濟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十三日丁未

          耶穌2020年7月3日

內(nei) 容提要：清代乾隆末年以後，重視義(yi) 理闡釋的今文公羊學說重新受到有識見的學者的重視，這不僅(jin) 成為(wei) 晚清公羊學複興(xing) 的起點，而且表明到了清中葉，重視義(yi) 理闡釋的學術路數已經受到學者的重視，蓄勢待發。而清朝統治恰恰由盛轉衰，這一重視變革、“以經議政”的今文經學的複興(xing) ，正與(yu) 社會(hui) 矛盾的展開相激蕩，與(yu) 時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學術舞台的中心，成為(wei) 時代思想的主流。繼承莊存與(yu) 學術路數者有劉逢祿、龔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維新的領袖康有為(wei) 等人，由此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學術變革和社會(hui) 革興(xing) 的時代大潮。不過，到乾隆中葉已達極盛的考證學不會(hui) 驟歇，仍然保持其“慣性運動”，因而有孔廣森及其後的學者仍以文獻考證的學術路數對待公羊學說，由此而形成了學術上雙軌並進的獨特景觀。對於(yu) 這一視角新穎、內(nei) 容豐(feng) 富的課題，我們(men) 需要進行探究和總結，深化對公羊學說史和清代學術的獨特內(nei) 涵的認識，並且從(cong) 中獲得寶貴的哲理啟示。而對中國本土曆史闡釋學的內(nei) 涵和特色作深入的發掘，定將能為(wei) 建構當代中國曆史闡釋學學科體(ti) 係提供重要助力。

關(guan) 鍵詞：晚清今文公羊學說 雙軌並進 議政派 經注派 中國當代曆史闡釋學學科建設

作者簡介：陳其泰，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史學史。

在清代學術史上，武進莊存與(yu) 於(yu) 乾隆末年著成《春秋正辭》一書(shu) ，乃是一個(ge) 具有標誌性意義(yi) 的事件。其原因何在呢？這是因為(wei) ，《春秋正辭》是從(cong) 重視義(yi) 理的路數，來解釋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chuan) 》的。在乾隆年間，長期盛行的是以“古文經學”思想體(ti) 係為(wei) 指導而形成的專(zhuan) 重嚴(yan) 密考證的學術風尚，學者們(men) 競相從(cong) 事史實排比考辨和文字音韻訓詁的工作。莊存與(yu) 著《春秋正辭》則是與(yu) 此明顯不同的另一種學術路數，他所重視的是從(cong) 義(yi) 理層麵對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chuan) 》進行解釋。在曆史上，從(cong) 義(yi) 理上解釋《春秋公羊傳(chuan) 》的著作，在兩(liang) 漢時期曾產(chan) 生過兩(liang) 部名著，一是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是東(dong) 漢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詁》。但是自何休以後，春秋公羊學說便再無人問津，從(cong) 此消沉了一千多年。故此，莊存與(yu) 所著《春秋正辭》的出現，乃意味著公羊學派長期中絕之後重新接續了統緒，絕非偶然性事件，其中包括著多重曆史信息，需要用上下貫通、把握源流變化的眼光加以剖析，並進而論述晚清公羊學何以形成雙軌演進的格局以及因不同學術路數而產(chan) 生的迥然而異的曆史作用。

一、莊存與(yu) 、孔廣森不同的學術路數及其深層社會(hui) 文化背景

(一)莊存與(yu) ：重視義(yi) 理闡釋，求公羊學之正途

莊存與(yu) (1719-1788)字方耕，在乾隆年間撰成《春秋正辭》十三卷，他表明其學術宗旨是尊奉漢代董仲舒、何休今文學家的統緒，求公羊學之正途，這在清代有創始之功。

在莊氏之前，元末明初學者趙汸曾著有《春秋屬辭》十五卷。其著述意圖，是不滿意當時學者隻據《左傳(chuan) 》解釋《春秋》。趙氏認為(wei) ：孔子據魯史修《春秋》，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luan) 之權，與(yu) 述而不作者事異”①。他意識到《公羊傳(chuan) 》重視《春秋經》的“義(yi) ”，這點應予肯定，但他不用闡發“微言大義(yi) ”的方法，而是希冀通過文獻學歸納“屬辭比事”的方法，來推求《春秋經》之旨，這就未能找到探索這門學問的正途。莊存與(yu) 著《春秋正辭》，書(shu) 名與(yu) 趙氏僅(jin) 一字之差，實則包含著性質的重大變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guan) 於(yu) 《公羊傳(chuan) 》對魯國君“即位”如何書(shu) 法的解釋。趙汸《春秋屬辭》首條提出：“嗣君逾年即位，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禮，不書(shu) ‘即位’。”他說明，這一“書(shu) 法”的規則是由文獻學方法歸納而得來的。從(cong)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見於(yu) 《春秋》中十一條記載，趙汸認為(wei) ：魯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個(ge) 國君，都是第一年嗣子繼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國史因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隱、莊、閔、僖四君元年，都僅(jin) 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shu) 即位。趙氏認為(wei) 這些都有特殊原因，如“隱公攝君位，不行即位禮。”②按趙氏所說，隱公元年首條的記載，隻是據魯史而來，毫無深切微妙之意旨。

然則，按莊存與(yu) 的解釋，這一記載卻包含非常重要之意義(yi) 。他說，《春秋》這樣書(shu) 法，不是隱公未嚐踐位、行禮。“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進而說，這樣書(shu) 法，是表示隱公隻攝相位，以將來讓位於(yu) 其弟桓公。可是，桓公後來弑其兄隱公，是大惡的行為(wei) ，恰是隱公助長他的。所以隱公這種讓恰恰應受到譴責。他由此得出一條原則：“《春秋》之誌，天倫(lun) 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shu) 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麵者無君國之心，北麵者有二君之誌，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按，指自隱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經文中均無“正月”字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為(wei) 正，而不自為(wei) 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③

莊存與(yu) 這樣解釋，《春秋》中首條的書(shu) 法，實包含有國君應遵從(cong) 天理、父命，莊嚴(yan) 治國，而譏評魯隱公卻未能依此而行這些深刻的意義(yi) 。

莊存與(yu) 對《公羊傳(chuan) 》首條記載，魯隱公不書(shu) “即位”的獨到解釋，其意義(yi) 極不平常，他在乾隆年間學壇中彰顯了一種獨具的著述宗旨，一種與(yu) 眾(zhong) 不同的新的治學風格。乾嘉時期的學者們(men) 競相以搜集、排比、歸納史料和注釋字句作為(wei) 才力的顯示，而莊存與(yu) 卻專(zhuan) 重從(cong) 義(yi) 理層麵闡釋儒家經典，以繼承發揚董仲舒、何休的義(yi) 法為(wei) 宗旨，與(yu) 盛行的學術路數迥然而異。《春秋正辭》全書(shu) 分為(wei) 正奉天辭、正天子辭、正內(nei) 辭等九類，是按照莊氏所理解的公羊學家法，將《春秋經》重要文辭按類歸納，逐條作出自已的解釋。故此，他對《公羊傳(chuan) 》開端“元年春王正月”極為(wei) 重視，稱為(wei) “建五始”，作為(wei) “正奉天辭”的第一項。他重申何休所說，“政莫大於(yu) 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nei) 之治。”“五者同日並建，相須成體(ti) ，乃天人之大本，萬(wan) 物之所係，不可不察也。”且又引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言人君依天意行事，以正朝廷百官，統率萬(wan) 民，四方之內(nei) 正氣充旺，邪氣蕩清，達到風調雨順，萬(wan) 民協和，五穀豐(feng) 登，草木茂盛，四海太平的境地，王道得到完美的實現這番話。這就有力地證明：莊氏的公羊學著作是以董仲舒、何休的學說為(wei) 根本出發點，利用公羊學來宣揚王權神授、天人合一、君臣名分不可逾越的觀點。

同樣重要的是，“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是公羊學說的核心命題，莊存與(yu) 書(shu) 中明顯地尊奉這些學說，以之作為(wei) 立論的依據。這些公羊學的核心觀點曾經被漢代董仲舒、何休大力闡發，而後來失落了一千多年，“如今重新被拾起，《春秋正辭》中所論，真可謂是兩(liang) 漢公羊學大師在千餘(yu) 年後引起的回響”④。譬如，他以突出的地位論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任何人都不允許有違背於(yu) 專(zhuan) 製王權統一政教的行為(wei) 。他又引述董仲舒所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對此，莊氏特別加注，說：“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義(yi) 莫大焉。”意思是，上引這段話不是《春秋》一書(shu) 中本有的內(nei) 容，是董仲舒運用《春秋》大一統觀點加以發揮的，在漢代產(chan) 生了極大作用，今天仍然有指導意義(yi) 。又如，關(guan) 於(yu) “通三統”，莊氏的解釋也有甚為(wei) 中肯之處。他論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⑤公羊學家根據夏、商、周三代實行“三正”，曆法不同，而引申出一套理論：三代分別實行三種曆法，新朝建立，就要確立新的正朔，規定朝廷所崇尚的服飾的顏色，說明不同的朝代，製度上必然要有適當的變革。這就是“通三統”，由此引申出“改製”之說。公羊學家還認為(wei) ，孔子所說殷代對夏代禮樂(le) 製度，周代對殷代的禮樂(le) 製度，都有繼承，又有損益，“改製”的主張正符合孔子“損益”之說。莊氏又引用劉向所稱“天命不獨私一姓”之說，強調其說之積極意義(yi) ：正如舊曆法沿用既久誤差過大即要廢除，新的正朔將取而代之一樣，朝代也是要更易的，一姓的君王不可能永遠不變，“天命”有可能轉授別人，讓他姓做君王⑥。

莊存與(yu) 還著有《春秋要旨》⑦，強調對《春秋》的理解不能“執一”，應該“知權”。“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反複申明要深入體(ti) 會(hui) 聖人之心、聖人之法，即領會(hui) 精神實質，靈活變化。不可按照刻板的定例去理解，不要拘泥於(yu) 具體(ti) 的論斷，墨守一、二現成的結論。他又強調《春秋》的義(yi) 旨直接關(guan) 係到國家治亂(luan) 、禮法倫(lun) 常，聖人對此有精心的安排：“《春秋》詳內(nei) 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是故《春秋》無空文。這些論述都有力地啟發後人深刻地去理解公羊學說的政治性特點。

(二)孔廣森：自立“三科九旨”，違背公羊義(yi) 法

饒有興(xing) 趣的是，在莊存與(yu) 完成《春秋正辭》之後不久，出現了孔廣森所著《公羊通義(yi) 》一書(shu) 。此為(wei) 清代第二部公羊學著作，因而對於(yu) 引起學者社會(hui) 注意和研究公羊學說，畢竟有些作用。孔氏不讚成《春秋經》要靠《左傳(chuan) 》相輔才能讀懂的說法，重申《春秋》“重義(yi) ”的主張。他認為(wei) ：“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chuan) 》事詳，經傳(chuan) 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yi) ，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⑧孔廣森針對當時盛行於(yu) 許多樸學家中專(zhuan) 重史事、忽視史義(yi) 的觀點，提出孔子據魯史而修成的《春秋經》，所著重的是義(yi) 旨。“經主義(yi) ”“史主事”，二者性質相去懸殊。如果拿史書(shu) 的標準要求《春秋》，責備它記載過於(yu) 簡略，那等於(yu) 把“經義(yi) ”全部拋棄幹淨!孔廣森主張《春秋》“重義(yi) ”，就這一項而論，同漢代公羊學者的看法是接近的。故此，他又強調唯《公羊傳(chuan) 》最知《春秋》的義(yi) 旨，《左》、《穀》二家則談不上掌握“聖人製作之精意”⑨。孔廣森《公羊通義(yi) 》中這些主張，對於(yu) 清中葉以後學者注意研究、重新繼起這門千年絕學，應該說是有其一定的意義(yi) 。

孔廣森的嚴(yan) 重失誤是自立“三科九旨”，結果造成他迷信了治公羊學的正確方向。他是乾隆中期以後達到極盛的“漢學”陣營中的一員，所熟悉、所信服的是考訂、訓詁一類方法。用這種標準來看待公羊學，他極不滿意那些“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認為(wei) 它們(men) “支離”“拘窒”，毫不足取，故棄之若敝屣，另來一套。公羊學說核心內(nei) 容之一之“通三統”是闡述各個(ge) 朝代的製度並非沿用不變，孔廣森對此不理解，他拘泥於(yu) 訓詁學的解釋方法，隻把“通三統”解釋為(wei) 三種曆法的演變，故說：“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由於(yu) 孔廣森是用古文經學家文字箋注的方法來治學的，“通三統”這一公羊學家宣傳(chuan) 曆史變易、政治上必須實行“改製”的學說全然不見了，隻剩下建子、建醜(chou) 、建寅三種曆法的演變，而且他所理解的是循環變化，這就嚴(yan) 重違背了公羊學說的本旨。

公羊學原有的“三科九旨”，是何休依據西漢胡毋生、董仲舒傳(chuan) 授的理念，加上自已鑽研而總結出來的。它包括：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徐彥所引用的三科九旨，內(nei) 容雖未見完整，但它鮮明地體(ti) 現出公羊學說的政治性和變易性的特點，代表了公羊學的真諦。但是，孔廣森卻不守何休的解釋，自立“三科九旨”，倒退到趙汸的水平。孔氏自立的“三科九旨”是：“《春秋》之為(wei) 書(shu) 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qin) ，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⑩。

我們(men) 隻須拿孔氏的第一科“時、月、日”來作分析，便可明白其明顯的失誤就是用“屬辭比事”來理解《公羊傳(chuan) 》的義(yi) 旨。《春秋》以如此簡略的文字記載史事，往往隻知道有這麽(me) 回事，而不明事件的原因、背景，如何體(ti) 會(hui) 其中的褒貶大義(yi) 呢？他認為(wei) 應采取趙汸的辦法，找出其屬辭比事的特點，才是最好的辦法。於(yu) 是要一一窮究《春秋》所載時、月、日書(shu) 法的不同：同是記大夫卒，明確記日的是“詳”，不記日的是“略”；同是記交聘活動，明確記月的是“詳”，不記月的是“略”……孔廣森總結的這套“時、月、日”，表麵看似乎條理分明，實則往往難以自圓其說，因為(wei) 曆來治公羊學者都承認要總結《春秋》的例，必定是此通彼礙，無法劃一。故一向稱“《春秋》無達例”，於(yu) 是，還得講“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事同而辭異，事異而辭同”，孔廣森明知這其中有很多無法說通之處，所以隻好說“大抵”雲(yun) 雲(yun) ，這是事先為(wei) 講不通之處留下借口。

孔廣森自立的“時、月、日”“譏、貶、絕”“尊、親(qin) 、賢”，這“三科九旨”，都是企圖深究《春秋》屬辭比事的“凡例”，但又往往都陷於(yu) 捉襟見肘的窘境，故隻好隨時搪塞敷衍。更為(wei) 緊要的是，孔廣森的“三科九旨”隻從(cong) 技術性著眼，相對於(yu) 趙汸，實是一種倒退。他拋棄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違背從(cong) 政治性和變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確方向，這就無法發掘出《春秋》的“義(yi) ”，也就無法由此加以發揮、表達本人的思想主張。拋棄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學的政治性等項特點，孔廣森對《公羊傳(chuan) 》所作的解釋就失去活潑的生命力，變成一般的樸學家的訓詁考訂文字，公羊學應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啟發力量驟失。魯隱公元年傳(chuan) 文是《公羊傳(chuan) 》的開篇，哀公十四年傳(chuan) 文則是壓軸之作，故何休對它們(men) 的解釋，特別付出匠心，所闡發的問題更有全局的意義(yi) 。拿孔廣森刪改後的新注對比，便可顯出二者的高下懸殊。而去掉了發揮“改製”“以《春秋》作新王”這些道理和引申的說法，公羊學就失去了靈魂，隻剩下軀殼。

(三)“義(yi) 理之學”重新受到重視的深層原因

莊存與(yu) 《春秋正辭》取得的成就，是“義(yi) 理之學”在清代中葉重新受到重視的象征性事件，對此，應當以貫通上下的眼光，對學術風尚變遷的實質性問題作深入探析。首先，說明在考證學極盛的風氣下，已經孕育著它的對立物——重視觀點辨析、重視哲理探索學術路數的出現。先秦儒學已開創了重視義(yi) 理和重視考證兩(liang) 種優(you) 良傳(chuan) 統。孔子學說主張重證據，戒盲從(cong) 。他告誡人們(men) 對於(yu) 文獻和曆史知識，絕對不能憑主觀臆測，而應該“多聞”“多見”“多識”，虛心地、廣泛地學習(xi) ，然後慎重地選擇正確的東(dong) 西，加以肯定。對於(yu) 並不明白的東(dong) 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多見而識之。”(11)又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yu) 。”(《論語?為(wei) 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孔子的這些主張都為(wei) 後來古文經學派所發揚，形成實事求是、廣搜材料、嚴(yan) 密考證的學風。孔子又重視“義(yi) 理之學”。孔子著《春秋》，意在“撥亂(luan) 世、反之正”，意義(yi) 極其重大，而他明確地把“義(yi) ”即思想觀點的正確放在首要地位，如孟子所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12)春秋公羊學，就代表大力繼承和發揚孔子重視義(yi) 理之學之一派，由《春秋公羊傳(chuan) 》發端，經董仲舒、何休大力推闡，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的曆史闡釋學體(ti) 係，在儒家學說中獨樹一幟。

乾隆年間本來是考證學盛行的時期，莊存與(yu) 卻公開舉(ju) 起旗幟，尊崇漢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數，求公羊學之正途。他能抓住本質性問題，對“大一統”“張三世”“通三統”等公羊學基本命題，作進一步闡釋，並強調：“治《春秋》之義(yi) 莫大焉。”這樣，莊存與(yu) 就把在儒學演進曆程中千餘(yu) 年所失落的公羊學說之“微言大義(yi) ”，重新拾起，並且予以推進，因而引起清代有識見的學者的重視，所以莊存與(yu) 當之無愧地是封建社會(hui) 後期公羊學複興(xing) 之開創者。這不僅(jin) 成為(wei) 晚清公羊學複興(xing) 的起點，而且表明到了清中葉，重視義(yi) 理闡釋的學術路數受到學者的重視，蓄勢待發。而在此時，清朝統治恰恰由盛轉衰，這一重視變革、“以經議政”的今文經學派的複興(xing) ，正與(yu) 社會(hui) 矛盾的展開相激蕩，與(yu) 時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學術舞台的中心，成為(wei) 時代思想的主流。繼承莊存與(yu) 學術路數者有劉逢祿、龔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維新的領袖康有為(wei) 等人，由此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時代主潮。不過當乾隆中葉，考證學盛行的風氣不會(hui) 驟歇，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ei) ，它仍然要保持其“慣性運動”，因而有孔廣森及其後的學者仍以文獻考證的學術路數對待公羊學說，由此而形成了學術上雙軌並進的獨特景觀。

二、雙軌並進各守家法，社會(hui) 效果相去天壤

(一)嘉道時期的演進趨勢

莊存與(yu) 的學術影響了其從(cong) 子述祖，孫綬甲，外孫宋翔鳳、劉逢祿，他們(men) 皆喜談公羊學說，並形成清代著名的常州學派，劉逢祿尤能傳(chuan) 其學。然則，莊存與(yu) 之治學並未完全致力於(yu) 公羊學，他除了撰成《春秋正辭》等書(shu) 外，又撰有《周官記》《周官說》《毛詩說》，仍主古文經傳(chuan) 之說。這種治學路數正好反映了由古文經學盛行向今文經學“複興(xing) ”相遞嬗的時代特點，莊存與(yu) 也隻能完成其與(yu) “揭開複興(xing) 序幕”的身份相符合的曆史使命。他對公羊學說尤感興(xing) 趣的是政治性和解釋性二者，而對“變革”“進化”則少有措意。他堅決(jue) 要求擁戴皇室，稱：“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13)他大力宣揚帝王是承天命而治，“大哉受命，釗至我聖”(14)，並要求銘記皇帝的大恩，“君父憂勤，臣子安樂(le) ，其永言哉!”(15)這種特點，不僅(jin) 與(yu) 莊存與(yu) 先後擔任禮部侍郎、學政等顯榮職位有關(guan) ，同乾隆時期仍號稱“盛世”尤大有關(guan) 係。當莊氏從(cong) 事著述的時期，封建國家仍保持著其外表的強盛，統治局麵仍保持相對穩定，社會(hui) 矛盾仍暫時被掩蓋著，無怪乎莊存與(yu) 要唱出“君父憂勤，臣子安樂(le) ”的頌詞。

劉逢祿(1776-1829)是為(wei) 清代公羊學張大旗幟的人物。他曾曆任禮部主事，故又被稱為(wei) 劉禮部。其主要貢獻是，以其曆數十年寒暑的探索，重新發現公羊學“以經議政”的重要價(jia) 值，故獨具慧眼地提出“欲正諸夏，先正京師”，預示著公羊學說將發揮政治力量。他所著《公羊何氏解詁釋例》是一部在例證豐(feng) 富嚴(yan) 整的基礎上精當地發揮義(yi) 理的出色之作。在此書(shu) 的《敘》中，他即申明其著述的宗旨是大力闡發“聖人之微言大義(yi) ”。由莊存與(yu) 首開其端的清代公羊學，到了劉逢祿手裏，發展成為(wei) 一種有深刻哲學思想體(ti) 係作指導、有多種著作作闡述的具有堅實基礎的時代顯學。

劉逢祿響亮地提出隻有公羊學說才得孔子真傳(chuan) ，並重理了《公羊傳(chuan) 》—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後相承的今文學派係統，堂堂正正地拿出來與(yu) 古文學派相抗衡，強調這是被埋沒的儒家正統。晦暗千餘(yu) 年的公羊學說，至此才得顯揚。《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敘》一文就是其學術宣言書(shu) ，集中論述三大緊密聯係的問題：一，認為(wei) 《春秋》集中體(ti) 現了孔子治天下的精義(yi) ，“《春秋》者五經之筅鑰也”，“撥亂(luan) 反正莫近《春秋》”。二，唯《公羊傳(chuan) 》得孔子真傳(chuan) ，其後董仲舒對闡揚孔子學說立了大功。三，他本人的職誌，是繼承董仲舒、何休學說的統緒，重新發揚早已幽暗的聖人之“微言大義(yi) ”，求得儒家學說中“經宜權變”“損益製作”之要義(yi) 。他及時厘清以文獻歸納方法解釋公羊學說的錯誤理解，糾正孔廣森別立“三科九旨”的不恰當做法，第一個(ge) 站出來予以明確批評：“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漢儒之舊傳(chuan) ，而別立時、月、日為(wei) ‘天道科’，譏、貶、絕為(wei) ‘王法科’，尊、親(qin) 、賢為(wei) ‘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yu) 《榖梁》奚異？奚大義(yi) 之與(yu) 有？”指明孔廣森的錯誤，堵住了混淆公羊家法、抽掉公羊學靈魂的歧路，指出了繼起的學者應該遵循的方向，這對於(yu) 清代公羊學的發展實具有關(guan) 鍵的意義(yi) 。劉逢祿再次昌言春秋公羊學的基本觀點：《春秋》的實質是“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製以俟後聖”。“《春秋》為(wei) 百王之法，豈為(wei) 一人一事而設哉!”《春秋》為(wei) 一部政治書(shu) ，孔子以褒貶書(shu) 法寄托了自已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思想，等於(yu) 為(wei) 後代治國者確立了根本大法。這些論述表明了劉逢祿的深刻洞察力，堪稱繼絕起廢，而且強調這是被埋沒的儒學正統，大大提高了公羊學說的地位。

劉逢祿的經學成就實包括內(nei) 部開掘構建與(yu) 外部廓清兩(liang) 個(ge) 方麵。對《公羊傳(chuan) 》所蘊涵的內(nei) 容、宗旨，他作了深入的開掘、總結和闡發。在外部，對於(yu) 常常被拿來作為(wei) 非難《公羊傳(chuan) 》所依據的《左傳(chuan) 》《榖梁傳(chuan) 》，又揭露其弱點，動搖其地位。基於(yu) 上述兩(liang) 項，他有理由宣布說：《春秋》在儒家經典中有“網羅眾(zhong) 經”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學說的精華。而《公羊傳(chuan) 》得其真傳(chuan) ，董何之書(shu) ，一語一言，皆精妙絕倫(lun) 。他張大公羊學的旗幟，並不是出於(yu) 個(ge) 人偏愛，而是事理發展之必然，是學術演進所賦予的時代使命!從(cong) 學術演進趨勢看，具有關(guan) 鍵意義(yi) 的是，劉逢祿的非凡努力，為(wei) 清代公羊學說爭(zheng) 得了足以與(yu) 古文經學派相抗衡的牢固地位。梁啟超論清代今文學派崛起的曆史，稱劉逢祿發揚莊存與(yu) 開創的學術，“大張其軍(jun) ，自是‘公羊學’與(yu) 許鄭之學代興(xing) ，間接引起思想界革命”，而常州學派成為(wei) “一代學術轉捩之樞”(16)，實為(wei) 確評。

劉逢祿還獎掖了青年思想家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兩(liang) 人(17)，實現清代公羊學說的薪火相傳(chuan) ，龔、魏兩(liang) 人由是成為(wei) 嘉道年間思想界的耀眼的新星。龔、魏的重大貢獻，是反映了鴉片戰爭(zheng) 前後社會(hui) 矛盾激化、封建統治危機加深的時代要求，對公羊學說實行了一番革命性改造，灌輸進批判封建統治的新精神。龔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學哲學“變”的內(nei) 核，將據亂(luan) —升平—太平三世說，改造成治世—衰世—亂(luan) 世的新三世說，用來論證封建統治陷入危機。他說：“吾聞深於(yu) 《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shu) 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為(wei) 一等，亂(luan) 世為(wei) 一等，衰世為(wei) 一等。”並且他斷言封建統治已到了“衰世”無疑：“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無口過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不議。……然而起視其世，亂(luan) 亦竟不遠矣。”(18)對於(yu) 衰世的種種特征做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刻畫。在《尊隱》這篇著名政論中，他巧妙地運用象征和隱喻手法，以“三世說”來描繪專(zhuan) 製統治的瀕於(yu) 滅亡。他用“早時—午時—昏時”來概括封建勢力由盛到衰的規律：日之早時，“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吸引清氣，宜君宜王”，這時統治集團處於(yu) 上升階段；日之午時，“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統治集團還能控製局麵；到了昏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yu) 夢為(wei) 鄰”“不聞餘(yu) 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wei) 之鍾鼓，神人為(wei) 之波濤矣”(19)。跟古文學派一向宣揚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統治秩序天經地義(yi) 、永恒不變的僵死教條相對比，龔自珍所闡發的公羊三世哲學觀點，顯然是新鮮活潑的，容易觸發人們(men) 對現實的感受，啟發人們(men) 對時代變化的觀察。

魏源同樣是今文經學的健將。他對公羊曆史哲學的主要貢獻在於(yu) ：將公羊學說變易的觀點，糅合到對中國曆史進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氣運之說”，用以概括曆史形勢的大變局。龔自珍因卒於(yu) 鴉片戰爭(zheng) 發生的次年，對於(yu) 西方勢力東(dong) 來後出現的劇變未能有更多的認識。魏源則在鴉片戰爭(zheng) 後還活了十六年，他一生跨過封建末世和近代史開端的兩(liang) 個(ge) 時代，因而，對鴉片戰爭(zheng) 以後局勢的變化有深刻的感受。他總結公羊曆史哲學而形成的“氣運說”，極大地幫助他去體(ti) 察因鴉片戰爭(zheng) 而引起的新的曆史巨變。對公羊變易曆史哲學的改造和運用，使魏源開始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yi) 對比中國封建主義(yi) 已經顯示出其先進性。所以他能夠反映時代要求，倡導“師夷長技以製夷”，大聲疾呼了解外國，在《海國圖誌》一書(shu) 中大力介紹西方地理、曆史、政體(ti) 、科技知識，成為(wei) 近代倡導向西方學習(xi) 的先驅人物。

與(yu) 上述“議政派”學者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相比較，嘉道時期另外兩(liang) 位“經注派”學者淩曙與(yu) 陳立的公羊學著作，其特點則可明顯地概括為(wei) ：對公羊學的核心命題甚為(wei) 隔膜，舍其本而逐其末，詳於(yu) 材料而缺乏時代氣息。淩曙(1775-1829)，字曉樓，與(yu) 劉逢祿大約生活在同一時期，著有《春秋公羊禮疏》十卷、《公羊禮說》三十篇。陳立(1809-1869)，字卓人，著有《公羊義(yi) 疏》七十六卷。

《公羊傳(chuan) 》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何休注中講“據亂(luan) —升平—太平”，而這些公羊學說的核心問題，在淩曙的書(shu) 中根本找不到，更不用說加以闡發了。通觀淩曙所撰《春秋公羊禮疏》、《公羊問答》諸書(shu) ，能略略涉及公羊義(yi) 法者實在很難覓得。舍其本而求其末，舍其大而求其小，是淩氏學術的特點。他說自己治學是“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算是有承認自己致命弱點的勇氣。如，《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休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wei) 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何休注中稱“據魯”“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是講孔子含有深意地變周曆的春季為(wei) 夏曆的冬季，預示著朝代要改變，新局麵將出現。淩氏卻一引《大戴禮》冬獵為(wei) 狩之舊說，了無新義(yi) ；二引毫不相幹的偽(wei) 書(shu) 《孔叢(cong) 子》“三統之義(yi) ，夏得其正”的無根之說，與(yu) 公羊義(yi) 法風馬牛不相及；最後引宋帝詔書(shu) 稱“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wei) 後王製法”，把何休解釋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預示政治局麵要發生巨大變化，進而說明曆史必變的思想，降低為(wei) 在禮製上采集眾(zhong) 說以實行之。像這樣的疏解，根本不得公羊學的要領，相反地隻能把讀者引向歧路。

《清儒學案》卷一三一曾評價(jia) 淩曙、陳立著作雲(yun) ：“曉樓蓋亦好劉氏之學者，而溯其源於(yu) 董氏，既為(wei) 《繁露》撰注，又別為(wei) 《公羊禮疏》《禮說》《問答》等書(shu) ，實為(wei) 何、徐功臣。卓人傳(chuan) 其師說，鉤稽貫串，撰《義(yi) 疏》一書(shu) ，遂集《公羊》之大成矣。”《清儒學案》編撰者對於(yu) 學術源流實在隔膜，對於(yu) 公羊學說更是暗昧無知，淩曙學術風格與(yu) 劉逢祿迥然不同，誠如楊向奎教授指出的，劉氏是“賢者識其大”，淩氏是“不賢識其小”。“陳立的《公羊義(yi) 疏》用力勤而取材豐(feng) 富，在清人的義(yi) 疏中，論材料之豐(feng) 富可稱上選，但缺乏斷製工夫，以致獺祭而無所適從(cong) ，更談不到‘集《公羊》之大成。’”(20)淩曙舍義(yi) 理的大端宏緒，選擇從(cong) 禮製作疏解，所走的是一條狹窄的小徑，所言確實是卑之無甚高論。陳立與(yu) 淩曙有師承關(guan) 係，陳立治公羊學的路數與(yu) 淩曙基本相同，而成就高於(yu) 淩曙。陳立《公羊義(yi) 疏》可取之處是，他對孔廣森混淆公羊家法的某些說法有所駁正。關(guan) 於(yu) 公羊學家之所傳(chuan) 聞世、所聞世、所見世的說法，陳立也重申了何休的解釋，而不讚成孔廣森的別解。陳立此書(shu) 雖以“義(yi) 疏”名，然則疏解公羊學的義(yi) 理實非其所長，他的興(xing) 趣乃在禮製訓詁方麵，仍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當代學者評價(jia) 此書(shu) 不足以稱“義(yi) 疏”，而應該稱“集解”。陳立舍棄了公羊學“張三世”“通三統”的大義(yi) ，根本不理解這些問題的重要性，而把自已疏解的目標集中在“錯綜”異例和異辭上。陳立解釋“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句，也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何休“受命改製”的意思，又去掉了劉逢祿“變”的觀點，隻剩下卑不足道的文字訓詁。陳立不明白公羊學的精髓在於(yu) “變”，用變易的觀點看待社會(hui) 、製度等等的演變，故此他對“升平”“太平”諸義(yi) ，均停留在字麵的理解，拘泥刻板之甚。何休提出“三世說”顯然是受到《春秋繁露》的啟示，並加以發展。陳立不能深刻領會(hui) 公羊家法，更不善於(yu) 發揮。像據亂(luan) —升平—太平這樣對公羊學極其關(guan) 鍵而且本該能夠有所發揮的地方，陳立的表現實在使人失望，他隻作了這樣的疏解：“舊疏雲(yun) ：‘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yu) 太平矣。”他的確講不出什麽(me) 義(yi) 理。陳立生活在嘉慶、道光時代，清朝統治的嚴(yan) 重危機已日益暴露，時代的要求，是在哲學思想上實現變革，用新的學說批判專(zhuan) 製製度、揭露其罪惡。但是陳立卻做不到。此一時期若僅(jin) 有陳立的《公羊義(yi) 疏》，則公羊學將因完全脫離社會(hui) 現實而枯萎。陳立著成此書(shu) 時，中國與(yu) 外國關(guan) 係更出現了亙(gen) 古未有的變局，新的哲學家需要探求世界的眼光，這更是陳立所未夢見。批判專(zhuan) 製和認識世界，這兩(liang) 項艱巨任務便需要龔自珍、魏源這樣出色的人物來完成。

(二)戊戌維新前後雙軌演進的新特點

至戊戌維新時期，以康有為(wei) (1858-1927)(21)為(wei) 代表，更將公羊曆史變易觀與(yu) 西方政治學說、近代進化論相糅合，發動了近代史上意義(yi) 重大的變法運動，公羊學說因之風靡天下。

在政治上，康有為(wei) 將公羊三世說跟建立君主立憲的主張結合起來，形成具有資產(chan) 階級性質的進化理論。他在戊戌前後的多種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學說，論證變法維新是曆史的必然。《論語注》雲(yun) ：“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製而為(wei) 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立憲，由立憲而漸為(wei) 共和。……蓋自據亂(luan) 進為(wei) 升平，升平進為(wei) 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wan) 國，莫不同風。……孔子之為(wei) 《春秋》，張為(wei) 三世，……蓋推進化之理而為(wei) 之。”(22)可見康有為(wei) “三世說”的要義(yi) 有二：1、據亂(luan) —升平—太平“三世”相當於(yu) 君主專(zhuan) 製—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三個(ge) 階段，是天下萬(wan) 國運行的普遍規律。所以，變法維新是曆史的必然，是達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2、既然中國古代儒家經典中已經包含這些重要的“進化之理”，那麽(me) 現在實行變法也就完全正當了。可見，康有為(wei) 推演公羊三世說的實質，是代表資產(chan) 階級維新派提出了反對封建專(zhuan) 製、建立君主立憲、變法救國的時代要求。康有為(wei) 對公羊曆史哲學的發揮比龔、魏大大前進了，龔、魏引申公羊學說鼓吹變革時，還停留在議論階段，至康有為(wei) 則將公羊學說與(yu) 資產(chan) 階級的要求相結合，直接發動了一場政治變革運動，他的新“三世說”便是維新派的政治綱領。這些情況說明中國社會(hui) 階級關(guan) 係出現了新變化，由於(yu) 民族資本主義(yi) 在19世紀90年代獲得初步發展，使維新運動有了一定的階級基礎。然而，這個(ge) 階級特別是維新派上層是極其軟弱的，所以康有為(wei) 的實質要求又隻限於(yu) 對封建製度實行改良。

康有為(wei) 在其32歲以前尊古文經，但他不屑於(yu) 考據帖括之學，他從(cong) 早年起，就逐步形成了強烈的經世意識和救亡圖強的精神。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使他不斷受到強烈的刺激，他生活在廣東(dong) 沿海地區，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觸西方文化，對資本主義(yi) 製度的先進性有所認識。1888年5月，他赴京參加鄉(xiang) 試。在京城期間，他感受到中法戰爭(zheng) 失敗後時局的危險，認為(wei) 中國應及時發憤變法。同時發願要創立同世局巨大變化相適應的、不“拘常守舊”的新異學說，以能夠對民眾(zhong) 產(chan) 生大的影響力。此後，康有為(wei) 在廣州兩(liang) 次與(yu) 廖平見麵，接受其影響，確立了今文公羊學觀點。康有為(wei) 接受今文經學，正是他抱定救世、變革和吸收西方新鮮學說的邏輯發展。

1891年，康有為(wei) 在廣州刊行了他所著《新學偽(wei) 經考》(23)。這部著作以其與(yu) 長期居正統地位的古文經學完全相對立的觀點震動一時，形成“思想界之大颶風”(24)，康有為(wei) 樹立起反對自東(dong) 漢至清代學者們(men) 所尊奉的古文經傳(chuan) 的旗幟，力辨劉歆所爭(zheng) 請立於(yu) 學官的古文經均係偽(wei) 造，故稱“偽(wei) 經”。《新學偽(wei) 經考》的產(chan) 生是正在醞釀的維新變法運動將要發生的一個(ge) 信號。《孔子改製考》於(yu) 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康有為(wei) 談到兩(liang) 部書(shu) 的關(guan) 係時說：“既著《偽(wei) 經考》別其真贗，又著《改製考》而發明聖作。”(25)一部是立意於(yu) 破，通過攻擊長期高踞於(yu) 廟堂之上的古文經學，而否定恪守古訓、因循守舊的傳(chuan) 統觀念。一是立意於(yu) 立，通過闡釋孔子“改製”學說宣傳(chuan) 變法的合法性、迫切性，兩(liang) 部書(shu) 共同奠定了維新變法的理論體(ti) 係。康有為(wei) 以其宏大氣魄和愛國激情，將議政派的理論創造推向高峰，把公羊三世說與(yu) 曆史進化觀，以及資產(chan) 階級君主、民主學說都糅合起來，以闡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yi) 為(wei) 途徑，把公羊三世說改造、發展成為(wei) 由封建專(zhuan) 製進為(wei) 君主立憲、再進為(wei) 民主共和的新學說，成為(wei) 維新時期向封建專(zhuan) 製政體(ti) 和頑固勢力進攻的思想武器。

戊戌時期前後以不同路數研治公羊學的學者，我們(men) 可以舉(ju) 出王闓運、廖平兩(liang) 人。

王闓運(1832-1916)，字壬秋，室名湘綺樓。他是同治至光緒初年宗今文經學的學者，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箋》十一卷。此書(shu) 撰著的意圖是不滿意徐彥為(wei) 《公羊傳(chuan) 》何休注所作的疏，故重新作箋。王闓運並未能掌握公羊學說變易進化的哲理和緊密聯係政治的特點，所以其書(shu) 未能擺脫經注家的舊軌。如，《公羊傳(chuan) 》魯隱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故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ang) 成萬(wan) 物。”王氏箋：“二王之後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按，王氏《箋》所言“二王之後得改元”，“成王絀杞、廣魯”雲(yun) 雲(yun) ，從(cong) 公羊學來說都是無根之論。魯隱公元年是傳(chuan) 、注、箋的開篇，一開始就表明與(yu) 公羊家法相乖違。

又如，《公羊傳(chuan) 》魯隱公元年又雲(yun)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注：“……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yu) 天下，自公侯至於(yu) 庶人，自山川至於(yu) 草木，莫不一一係於(yu) 正月，故雲(yun) 政教之始。”王氏箋：“大，謂推之大也。書(shu) 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統也。不先自正，則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見一統之義(yi) ，而三統乃存矣。”按，比較何休注與(yu) 王氏箋，兩(liang) 者路數完全不同。何休是強調“受命改製”之極其重大、甚至是神聖的意義(yi) ，新王即位刷新政教、製度有所變革乃是符合天理、天意的事。王氏則從(cong) 訓詁角度言，解釋“大”是推之大之，由王正月可以推廣到王二月、王三月。而受命改製的“微言大義(yi) ”，卻在他的眼前溜掉了。

廖平對晚清公羊學的作用有二重性，前期有獨到的理論建樹，後期卻矜奇多變，最後歸於(yu) 荒誕不倫(lun) 。廖平(1852-1932)，字季平，晚號六譯。廖平一生著書(shu) 多至百種，而於(yu) 清代今文經學關(guan) 係最大、最有價(jia) 值者，即在他42歲以前所著成和刊刻的《今古學考》《古學考》二書(shu) ，其先主張古文為(wei) 周公、今文是孔子，以後主張今文是孔子之真，古文是劉歆偽(wei) 作，即是他對清代今文經學所作的貢獻。梁啟超對此曾有評論：“早歲實有所心得，儼(yan) 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慨。晚節則幾於(yu) 自賣其學，進退失據矣。至乃牽合附會(hui) ，摭拾六經字麵上碎文隻義(yi) ，以比附泰西之譯語，至不足道。”(26)廖平“尊今抑古”的觀點直接影響了康有為(wei) ，使他完全轉向今文學，隨之又著書(shu) 立說。至1894年以後，兩(liang) 人卻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康有為(wei) 以自已緊扣時代脈搏的著作，把今文學推向高潮，並以經過改造的公羊學說作為(wei) 維新變法的思想武器；廖平卻不顧自相矛盾，改變自已的學說，並且越變越離奇荒唐。其主要原因是，廖平對公羊學說隻是作純學術的研究，沒有繼承清中葉以來進步今文學家關(guan) 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傳(chuan) 統。清代今文學複振的生命力，乃在於(yu) 它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與(yu) 挽救國家危亡的時代需要密切結合，廖平的學術觀點中沒有這種積極的推動力，他對於(yu) 列強環伺、民族危機深重的時代特點非常隔膜，故被學者稱為(wei) “遊離於(yu) 時代主流以外”。廖平專(zhuan) 以“製度”作為(wei) 分別今古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卻沒有把握住今文學說的核心。即使在其經學思想“二變期”，當他把今文學抬得很高，斥古文經都是偽(wei) 造之時，也無法把其經學思想與(yu) 時代要求聯係起來。廖平力主以“素王”說代替公羊家法的“王魯”說，其實質也害怕從(cong) “王魯”引申出不利於(yu) 封建統治階級的結論。他強調“以經例推之”，拘守於(yu) “《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魯侯”，若“王魯”，則“《春秋》有二王”。如此立論，公羊學說必然失去其活力，陷於(yu) 偏枯貧乏的境地。

三、雙軌並進景觀在哲理上的寶貴啟示

拓展“晚清公羊學說雙軌演進”這一課題的研究，不僅(jin) 對於(yu) 深化公羊學說史和清代學術的獨特內(nei) 涵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而且對於(yu) 建構當代中國曆史闡釋學體(ti) 係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公羊學的生成史是以《春秋公羊傳(chuan) 》為(wei) 其標誌，其後經過董仲舒和何休的發展，已經充分展示出其哲理的深度、創造的精神和獨特的風格。而其後千餘(yu) 年殆於(yu) 澌滅，它到晚清竟奇跡般地“複興(xing) ”，並且形成幾代學者治學路數迥異、雙軌並進的景觀，不啻為(wei) 清代學壇大大增色。今天，我們(men) 以“創造性闡釋、創新性發展”為(wei) 指導思想，對於(yu) 這些豐(feng) 富的內(nei) 涵深入探索和總結，無疑在理論上會(hui) 大有收獲。至少在以下三項，我們(men) 在哲理上能獲得極為(wei) 寶貴的啟示。

其一，深刻認識公羊曆史闡釋學何以具有久遠的生命力，其根源在於(yu) 所闡釋的經典具有寶貴價(jia) 值和精深的內(nei) 涵，其基本命題與(yu) 民族的曆史走向關(guan) 係極大，因而闡釋的成果能產(chan) 生強烈的反響。《春秋公羊傳(chuan) 》所闡釋的是對華夏曆史文化演進方向關(guan) 係極大的《春秋經》中的“微言大義(yi) ”，強調撥亂(luan) 反正，主張“改製”、進化。春秋公羊學者視孔子是政治家，《春秋》是一部政治書(shu) ，寄托了孔子的政治倫(lun) 理、政治理想，是“為(wei) 後王立法”。又認定曆史是變易的，社會(hui) 是進化的，從(cong) 短時間範圍言，可分為(wei) “所傳(chuan) 聞世”“所聞世”“所見世”；從(cong) 長的曆史範圍言，可分為(wei)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時代在變易，各項製度也要隨之相應改變，所以強調“變革”，強調“改製”。而且這些“為(wei) 後王立法”“變革”“改製”的道理都是通過簡略的文字來表達，所以要究明“微言大義(yi) ”，要把握書(shu) 中“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每一時代的公羊學者都應根據自已的時代感受來發揮、注入新思想，闡發新道理。這就是“公羊家法”，它始於(yu) 《公羊傳(chuan) 》，曆董仲舒、何休，一直貫穿到清代莊存與(yu) 、劉逢祿等公羊學者。這套闡發“微言大義(yi) ”、主張“改製”的家法，是今文公羊學派區別於(yu) 重曆史故實、重名物訓詁的古文學派的實質所在，由此彰顯出其獨特的智慧和風采。

其二，深刻認識公羊學家在曆史闡釋上取得成功的奧秘是在把握學說精義(yi) 的同時，又善於(yu) 做到切合時代的需要，捉住時代的脈搏，創造性地對核心命題加以發揮。公羊學說在西漢盛行一時，就因為(wei) 董仲舒闡發的“大一統”“改製”“更化”的理論主張，符合漢武帝時代鞏固國家統一和興(xing) 造製度的需要，由此因緣際會(hui) ，公羊學說第一次躍居時代舞台中心，成為(wei) 政治上和學術上指導思想。到了清朝乾隆末年又達到一個(ge) 重要的曆史關(guan) 節點：清朝統治已由盛轉衰，時代大變動行將到來!此時的思想文化界，首先迫切需要在時代觀念和思維方式上從(cong) 因循保守、麻木沉悶的狀態中改變過來，樹立變革、進取的觀點和為(wei) 社會(hui) 尋找出路、擺脫危機的使命意識。主張進化、倡導變革進取的公羊學說便成為(wei) 有識之士的思想武器，他們(men) 大力發揮其“以經議政”“撥亂(luan) 反正”的威力，結合時代的感受，發表“警世”的言論，而且幾代學者遞相傳(chuan) 承，批判的鋒芒越來越銳利。這些喚起人們(men) 從(cong) “醉夢升平”中驚醒、立誌變革圖強的言論，包括：在政治上揭露專(zhuan) 製統治的禍害和官場風氣的惡濁。在社會(hui) 觀察上揭露封建官府、豪紳地主對民眾(zhong) 殘酷剝削，造成農(nong) 民困苦不堪、流離失所。在學術風尚上批判煩瑣考證學風空疏無用的嚴(yan) 重弊病。至鴉片戰爭(zheng) 前後，以魏源為(wei) 代表呼籲認識中外關(guan) 係的空前變局、跨越長期互相隔絕的鴻溝，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成為(wei) 近代向西方學習(xi) 的先驅。到戊戌時期，以康有為(wei) 為(wei) 代表，更在民族空前危機推動下，將公羊三世說與(yu) 學習(xi) 西方民主共和政治學說結合起來，作為(wei) 維新運動的理論綱領。這樣，從(cong) 莊存與(yu) 、劉逢祿開始，經過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wei) ，幾代公羊學者吸收了時代智慧，將公羊學說鍛造成為(wei) 晚清時期極富創造活力的哲學理論體(ti) 係，有力地推動社會(hui) 變革和學術的進步，因而再度風靡於(yu) 世。反觀從(cong) 孔廣森開始，幾代拘守文獻考證路數的學者所寫(xie) 的關(guan) 於(yu) 公羊學的著作，他們(men) 由於(yu) 不能把握公羊學說中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精華，缺乏批判精神，因而使公羊學說失去活潑的生命力，在哲理上陷於(yu) 枯萎。楊向奎先生在《清代的今文經學》一文中批評孔廣森、淩曙、陳立三位文獻考證派的弱點是羅列眾(zhong) 說、缺乏斷製，舍其大而識其小，多卑微不足道，確實切中其要害：“孔廣森實非公羊學大師，談‘三科’迷途，論‘九旨’失路，劉申受始續邵公之業(ye) ，注意到《公羊》義(yi) 法而略於(yu) 典禮訓詁，此所謂‘賢者識其大’也。淩曙……喜好《公羊》，但改變了劉申受的學風而注意於(yu) 《公羊》的禮製，多卑微不足道，可謂‘不賢者識其小’。原《公羊》中的禮製或寓有褒貶義(yi) ，但殊難發揮；‘三科九旨’之言枝葉扶疏，寓曆史變化於(yu) 三世之中，蓋調停先王、後王之折衷論者，在保守的儒家學派中亦新奇可喜，影響大而變化多端。舍其大而逐其小，是淩、陳學風”(27)。

其三，為(wei) 建設當代中國曆史闡釋學學科體(ti) 係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料。近年來，推進當代中國曆史闡釋學學科體(ti) 係建設問題備受學界的關(guan) 注。從(cong) 曆史上看，中國學者重視曆史闡釋有著十分悠久的傳(chuan) 統，因為(wei) 在人文科學的各個(ge) 領域，無論是對於(yu) 經典的理解，對學者的成就或對一個(ge) 時代學術的評價(jia) ，或是學術的傳(chuan) 承，都不能離開“闡釋”。傳(chuan) 統典籍，如《周易》《詩經》《老子》等，都有值得關(guan) 注的成果。而傳(chuan) 承最有特色、顯示出其強大生命力、並且對社會(hui) 政治領域和學術思想影響最為(wei) 巨大的，則非公羊曆史闡釋學莫屬。今天我們(men) 要大力建設“中國學派”，推進當代中國曆史闡釋學學科建設就是一項意義(yi) 重大的光榮任務，而包括晚清公羊學說雙軌演進在內(nei) 的公羊學說演進史，就能為(wei) 此提供寶貴的思想史資料。

近年來這一學科建設取得的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張江連續著文論述“公共闡釋”與(yu) “強製闡釋”(28)兩(liang) 個(ge) 對立概念。張江的論述體(ti) 現出當代中國學人的創新熱情和擔當精神，他針對百餘(yu) 年來西方文化界對“曆史闡釋”運用的大量成果進行“反思和批判”，肯定了許多學者所具有的“驚人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嚴(yan) 肅地指出其本質性的嚴(yan) 重缺陷：“引導20世紀西方主流闡釋學，構建起以反理性、反基礎、反邏各斯中心主義(yi) 為(wei) 總基調”，“走上一條極端相對主義(yi) 和虛無主義(yi) 的道路”(29)。張江的文章作了提綱挈領的理論建構，他認為(wei) “強製闡釋”的基本特征有四項，即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混亂(luan) 的認識路線。“公共闡釋”是在反思和批判強製闡釋過程中提煉和標識的，其基本特征有六項，即公共闡釋是理性闡釋、澄明性闡釋、公度性闡釋、建構性闡釋、超越性闡釋、反思性闡釋。我們(men) 詳審上述觀念即能體(ti) 會(hui) 到：理論的概括確實具有從(cong) 具體(ti) 達到抽象和綱舉(ju) 目張的意義(yi) 。同時又能明白，這一理論要增強其說服人的力量和發揮指導學術研究的作用，還需要與(yu) 中國本土曆史闡釋學的生動例證結合起來。晚清公羊學說雙軌演進迥然不同的兩(liang) 種闡釋路數，恰恰一正一反，證明自莊存與(yu) 至康有為(wei) 等學者之所以能對公羊學義(yi) 理大力推進、演出有聲有色的場麵，就在於(yu) 符合“公共闡釋”的諸多特征和要領。

由《公羊傳(chuan) 》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到何休推進為(wei)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構成公羊學“張三世”的重要命題，莊存與(yu) 《春秋正辭》中對此有恰當的釋讀，很符合於(yu) “公共闡釋”所指理性闡釋、公度性闡釋、建構性闡釋的要求。其論雲(yun) ：“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誌，詳略之文。智不危身，義(yi) 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luan) 啟治，漸於(yu) 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30)《公羊傳(chuan) 》所講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原意是，孔子修《春秋》因年代遠近不同，所據材料詳略不同，事件、人物與(yu) 記載關(guan) 係密切程度不同，故在用辭上自然有所不同。然則其中包含著不應將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視為(wei) 凝固的、死板的整體(ti) ，而應按一定的標準區分為(wei) 不同階段這一可貴的合理因素。莊存與(yu) 采用了董、何的解釋，“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即何休所說因時代遠近不同，“見恩有厚薄，義(yi) 有深淺”，故采用異辭，使之符合於(yu) 人倫(lun) 名分。《公羊傳(chuan) 》又說：“定、哀多微辭，主人習(xi) 其讀而問其傳(chuan)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31)說明孔子修《春秋》，對定、哀兩(liang) 世，因與(yu) 現實太近，故多忌諱，而采用委婉隱晦的筆法，讓當日國君讀了這樣的記載也無法找到把柄，斷定他有罪。然而，後人卻能根據他用辭的曲折微妙，去探求深切的寓意。故說：“屈信(同伸)之誌，詳略之文。智不危身，義(yi) 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以上論述均明確地重申董仲舒及何休對“三世說”的解釋，甚得公羊學說之要領。

而文獻考證派學者之所以在理論上蒼白無力，陷於(yu) 平庸、枯竭，就因為(wei) 落入場外征用、主觀預設一類窠臼。孔廣森抹殺今古文界限，陷入嚴(yan) 重的誤區，正好為(wei) “強製闡釋”與(yu) “公共闡釋”的對立提供生動的例證。孔廣森作為(wei) 樸學家，對於(yu) 古文今學一向推崇，甚為(wei) 欣賞《左傳(chuan) 》那樣的注重史實的風格。他選擇了一項對自己並不適合的課題——公羊學，他認定的努力方向是要糾正何休的“缺漏”，在今文、古文中求折衷。所得的結果實與(yu) 其願望相反，於(yu) 古文無補，於(yu) 今文則混淆了公羊家法。孔廣森主張三傳(chuan) 平起平坐，一樣看待：“公羊、穀梁、左丘明並出於(yu) 周秦之交，源於(yu) 七十子之黨(dang) ，學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詆也。”此即成為(wei) 他把古文學派的家法引入今文學派的理論根據。他把折中、彌縫作為(wei) 自己著作的出發點，害怕按漢代公羊學者的解釋而與(yu) 《左傳(chuan) 》《穀梁》造成分歧，落下被人指責的把柄，故有如下一段評論：“方東(dong) 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wei) 漢製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雲(yun) 雲(yun) 之說，皆絕不見本傳(chuan) 。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彼孰不自以為(wei) 擇善者，詎揣量其知識之年及，匪唯謬於(yu) 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wan) 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chuan) 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chuan) 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已。”(32)孔廣森所嚴(yan) 詞指責的“重誣其師”、“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chuan) 之所大失”雲(yun) 雲(yun) ，實則都因為(wei) 不滿於(yu) 何休《春秋公羊解詁》而發。訓詁考據的學術路數嚴(yan) 重地限製了他，故他無論如何也不能了解決(jue) 公羊學者借解釋《春秋》而發揮的改製之說。公羊學者講“親(qin) 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是要講王者必“改製”，一個(ge) 新王朝建立起來，正朔要改，服色要改，所保留祭拜的古代帝王也要隨之改變，這一切即意味著治國製度也要有新改變，以適應新的政權麵臨(lin) 的新情況。“周王室”原擁有號令天下的全權，隨著《春秋》假托以魯為(wei) 新王，“周”的地位自然下降。故公羊學者講“親(qin) 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三者都是指時代改變、製度也要改變的意思。孔廣森局限於(yu) 訓詁學的方法，嚴(yan) 重地障礙了他，使他無法理解問題的實質。孔廣森抹殺今古文界限，折中、調和的種種說法，聯係到“強製闡釋”所具有的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等項特征來理解，其錯誤的實質就更加明顯。

由此證明，公羊學說作為(wei) 具有典型意義(yi) 的中國本土曆史闡釋學體(ti) 係，確實能為(wei) 建構當代中國曆史闡釋學理論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料。不但如此，由於(yu) 公羊學說獨特的哲學內(nei) 涵、曆代出色的公羊學家理論創造精神和這一學說在漫長曆史進程中所顯示的強大生命力，它無疑又能為(wei) 展現中華優(you) 秀文化的獨特魅力提供一個(ge) 優(you) 質富礦，值得我們(men) 大力發掘和總結。

注釋：
 
①《春秋屬辭》自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一五八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本。
 
②《春秋屬辭》卷一“存策書之大體”。
 
③《春秋正辭》“內辭第三”，見《皇清經解》卷三七五至卷三八五，學海堂刻本。
 
④陳其泰：《清代春秋公羊學通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頁。
 
⑤《春秋正辭》“正奉天辭第一”。
 
⑥《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
 
⑦莊存與：《春秋要旨》，《皇清經解》卷三八七，學海堂刻本。
 
⑧《清儒學案》卷一○九《顨軒學案》，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
 
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皇清經解》卷六九○。
 
⑩《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皇清經解》卷六九一。
 
(11)《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本。
 
(12)《孟子?離婁下》，十三經注疏本。
 
(13)《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
 
(14)《春秋正辭》“敘目”。
 
(15)《春秋正辭》“內辭第三”。
 
(16)梁啟超：《近代學風的地理分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6、65頁。
 
(17)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魏源字默深，書齋號古微堂。
 
(18)《龔自珍合集》第一輯《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頁。
 
(19)《龔自珍合集》第一輯《尊隱》，第87-88頁。
 
(20)楊向奎：《清代的今文經學》，見《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頁。
 
(21)康有為號長素，又稱南海先生。
 
(22)康有為：《論語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8頁。
 
(23)據梁啟超所說，“先生著《新學偽經考》方成，吾儕分任校讎；其著《孔子改製考》及《春秋董氏學》，則發凡起例，詔吾儕分纂焉。”
 
(24)不久清廷即下令禁毀，1898年、1900年又兩次嚴令毀版。
 
(25)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見湯誌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
 
(26)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頁。
 
(27)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第351頁。
 
(28)張江：《公共闡釋論綱》，《學術研究》，2017年第6期；張江：《強製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29)張江：《公共闡釋論綱》，《學術研究》，2017年第6期。
 
(30)《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
 
(31)《春秋公羊傳》定公元年，《十三經注疏》本。
 
(32)《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皇清經解》卷六九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