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學必始於(yu) 觀書(shu) ”

——蘇軾的治學之道

作者：趙紀萍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廿六日辛卯

          耶穌2020年6月17日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dong) 坡居士，世稱蘇東(dong) 坡，是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通才、全才。無論詩詞文賦，還是書(shu) 法繪畫，蘇軾都造詣極高。他一生留下200多萬(wan) 字著述，其中包括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還有一大批散文和書(shu) 畫作品。他的成就與(yu) 他勤於(yu) 讀書(shu) 、善於(yu) 讀書(shu) 有很大關(guan) 係，他強調“其學必始於(yu) 觀書(shu) ”，積累了豐(feng) 富的治學思想。他所倡導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舊書(shu) 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論古今治亂(luan) ，不為(wei) 空言”的治學理念，對於(yu) 今天讀書(shu) 治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有感於(yu) 當時士大夫中滋長的急功近利和淺薄輕率的風氣，蘇軾在《稼說送張琥》中巧用莊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來闡述治學之道，“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即在博覽群書(shu) 時要汲取書(shu) 中的要領和精髓，從(cong) 大量的知識或材料積累中提煉出精華部分再著書(shu) 立說。

所謂“厚積”“博觀”，是指廣博地獲取知識，豐(feng) 厚地積累學養(yang) 。所謂“約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觀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謂“薄發”，是在“厚積”的基礎上，進行嚴(yan) 謹闡釋。“薄”不是單薄，而是凝練、精要、準確、深刻，做到“發”則中的，“發”則中肯。蘇軾認為(wei) ，要想做到從(cong) 容“約取”與(yu) “薄發”，必須以“博觀”與(yu) “厚積”為(wei) 基礎。在《與(yu) 張嘉父七首》其七中，蘇軾以富人之築大第須儲(chu) 材充足為(wei) 喻，對“博觀而約取”進行詳細闡釋，指出隻有廣博地積累學養(yang) ，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蘇軾一生都在踐行“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治學理念。如他強調讀書(shu) 乃治學之根本，“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yu) 觀書(shu) ”；強調“讀書(shu) 萬(wan) 卷始通神”，“某閑廢無所用心，專(zhuan) 治經書(shu) 。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shu) 》、《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在此思想指導下，他廣泛涉獵諸子百家、經史子集，在20歲的時候就已經博通經史，積累了相當深厚的學養(yang) ，“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這使他在治學方麵取得了極高的造詣，寫(xie) 出了《東(dong) 坡易傳(chuan) 》《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論語說》，對於(yu) 傳(chuan) 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舊書(shu) 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蘇軾主張在治學過程中要熟讀深思，對事理或學習(xi) 對象進行研究式學習(xi) ，即“舊書(shu) 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學遵循此法，具體(ti) 做法可以概括為(wei) 三點，即“一生日課”、“一書(shu) 數過”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課”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書(shu) 這項必修課，以每天抄書(shu) 為(wei) 讀書(shu) 治學築牢根基。宋人陳鵠講過蘇軾抄《漢書(shu) 》時采用不同的方式，連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誦，無一字差錯。作者由此感歎道：“東(dong) 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shu) 邪！”蘇軾直到晚年，仍樂(le) 於(yu) 此法，用以教子。跟隨蘇軾貶謫儋州的蘇過以父為(wei) 師，將一部《唐書(shu) 》抄完，而且接著又抄《漢書(shu) 》。蘇軾視之為(wei) “窮兒(er) 暴富”，認為(wei) 兒(er) 子通過抄書(shu) 必將迅速地增長學識、深厚地積澱學養(yang) 。

“一書(shu) 數過”是指讀書(shu) 要堅持反複閱讀和揣摩，不能淺嚐輒止。在治學實踐中，蘇軾也是這樣做的。《漢書(shu) 》他就讀過很多遍，而且樂(le) 於(yu) 將這種方法與(yu) 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為(wei) 學者，每一書(shu) 皆作數過盡之”，“吾讀《漢書(shu) 》，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製、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zhuan) 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核矣”。蘇軾對於(yu) 《周易》也是反複研讀，長期認真反複咀嚼，最終寫(xie) 就《東(dong) 坡易傳(chuan) 》。他還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讀《周易》的情形，“借示《易解》，略讀數篇，已深歎服……此書(shu) 常患不能盡通，得此全編，為(wei) 賜甚重，且乞暫借，反複詳味，庶幾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學要有針對性，讀書(shu) 貴在專(zhuan) 與(yu) 精。蘇軾認為(wei) ，治學時要針對一個(ge) 主題作研究性閱讀，學懂弄通之後再換另一個(ge) 主題進行研讀，這樣讀書(shu) 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實治學基本功的重要方法。蘇軾曾在給王癢的信中分享了這一方法，“書(shu) 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xing) 亡治亂(luan) 、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yu) 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這種治學理念目的明確，效果顯著，能從(cong) 各方麵吸收營養(yang) ，對後世影響很大。

“論古今治亂(luan) ，不為(wei) 空言”

蘇軾治學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表現出強烈的社會(hui) 責任感。蘇轍對他曾有“（蘇軾）少與(yu) 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shu) ，論古今治亂(luan) ，不為(wei) 空言”的追述。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治學理想，認為(wei) “古之為(wei) 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強調要把治學和社會(hui) 現實聯係起來，以著書(shu) 立說為(wei) 武器針砭時弊、奉獻社稷，主張治學要有益於(yu) 世，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

蘇軾的詩文著述鮮明地體(ti) 現了這一特點。他的詩詞中有對民間疾苦的同情，有對新政流弊的針砭，有對國家安危的關(guan) 注，還有自己深切的愛國熱忱。如蘇軾初任鳳翔府判官，為(wei) 改衙前弊政，給宰相韓琦寫(xie) 《鳳翔到任謝執政啟》，後又作《鳳鳴驛記》，建議改善官驛投宿問題。《吳中田婦歎》則如實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達了對農(nong) 民的同情和對新政的不滿。

蘇軾留有大量的政論和史論，大都“以體(ti) 用為(wei) 本”，反映現實，切中時弊，反映出他強烈的社會(hui) 責任感。他在《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提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yu) 君子長者之道”，把“仁政”作為(wei) 施政理想；在《奏為(wei) 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中表達了自己對變法的看法，主張變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策略》闡釋天下形勢、政策弊端並提出方針對策；《策別》從(cong) 課百官、安萬(wan) 民、厚財貨、訓軍(jun) 旅四方麵提出具體(ti) 措施；《策斷》提出安邊禦敵之策，其中見解非常有價(jia) 值。

另外，蘇軾本人最為(wei) 看重的三部學術著作《東(dong) 坡易傳(chuan) 》《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論語說》更是他抱著傳(chuan) 承聖人大道的目的而寫(xie) 就。蘇軾貶謫黃州後，承其父蘇洵之說，撰成《東(dong) 坡易傳(chuan) 》九卷、《論語說》五卷，並開始撰寫(xie) 《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後來除對前二書(shu) 不斷進行修訂之外，又撰成《東(dong) 坡書(shu) 傳(chuan) 》二十卷。蘇軾曾說明自己寫(xie) 三部學術著作的初衷：聖人所傳(chuan) 之大道早已被一些俗子們(men) 肢解得支離破碎，自己若不把聖人之道揭示出來，後人就更難識別道之大全和真偽(wei) 了。蘇軾對於(yu) 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yu) 世，瞑目無憾”，認為(wei) 這三部著作能夠擔負起傳(chuan) 承文化命脈的重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