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法律體(ti) 係中的“故事”

作者：喻平（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載《原道》第37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內(nei) 容提要】宋代政治法律體(ti) 係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屬性，“詳練故事”“力行故事”是對君臣的高度政治褒獎，熟練掌握與(yu) 遵行故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素養(yang) 。皇帝和官僚集團在處理政務時常常會(hui) 檢校與(yu) 參詳故事，從(cong) 故事中尋找施政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實質性的憲法、行政法意義(yi) 。

在宋代，故事的適用標準有三，即就近檢用、符合實際和符合禮義(yi) ，是否符合上述原則是故事能否具有實際法律效力的決(jue) 定性因素。故事適用的結果常常表現為(wei) 故事“著為(wei) 令”“著為(wei) 例”，即轉化為(wei) 令、例和式。故事向令、式、例轉化是從(cong) 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的質變，藉此可以看出宋代法規規範之間的靈活轉化以及法律體(ti) 係的動態圖景。

進言之，宋代故事不僅(jin) 表現一係列單項製度規範，更是一種政治“話語”和思維方式，其內(nei) 涵寬泛、功用多重，具有較強的理論張力。

【關(guan) 鍵詞】宋代；故事；例；檢校；禮義(yi) ；成文法化

一、引  言

自沈家本（1840—1913）的《曆代刑法考》開始，故事作為(wei) 一種特殊的法律規範一直為(wei) 學界所關(guan) 注，不曾缺席近現代法學學術史。沈家本在《律令》卷中輯出“延武律令故事”“尚書(shu) 舊事”“馬將軍(jun) 故事”“晉故事”等。

沈氏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采摭故事，於(yu) 故事研究而言具有開拓之功。日本學者淺井武夫先生的《中國法典編纂沿革史》（1911）將《晉故事》三十卷視為(wei) 法典，程樹德先生的《九朝律考》（1926）則界定為(wei) 律，所謂“故事亦多關(guan) 律也”。

楊鴻烈先生的《中國法律發達史》（1933）對曆朝的法典編修可謂詳備，但未將晉的《故事》三十卷納入“法典”範疇，其貢獻在於(yu) 道出成文法類型故事的轉變。

20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先生以《論“晉故事”》（1960）為(wei) 題專(zhuan) 門論述“故事”，認為(wei) “晉法由律、令、故事三者構成，‘故事’一詞，第一次用來稱呼國家法典中的一部分，而且故事作為(wei) 律的‘副法’，在晉法中地位相當重要。”

邢義(yi) 田教授先後發表《漢代“故事”考述》（1986）和《從(cong) “如故事”和“便宜從(cong) 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yu) 權變》（1987），於(yu) 故事的法律意義(yi) 上著墨不多。

黃敏蘭(lan) 先生的《論中國古代故事製度的不成文法特征和功能》（1992）和《論中國古代故事現象的產(chan) 生》（1992）將“統治者無論是決(jue) 定國政大事，製定一項具體(ti) 的措施，乃至細小的行為(wei) 舉(ju) 止，往往引用故事作為(wei) 其行為(wei) 依據，從(cong) 而使之具有合法性”稱之為(wei) “故事現象”，將作為(wei) 依據的故事稱之為(wei) “故事製度”。

其後，劉俊文、霍存福、閆曉君、呂麗(li) 、楊一凡、劉篤才、王文濤等人均有論述，故事的法律屬性、類型、功能、演變等得以展現。從(cong) 前述學術史回顧中可以看出，學界的故事研究集中在兩(liang) 漢魏晉時期，對宋代故事鮮有關(guan) 注。

鄧小南先生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2006）有涉及，但並未將其作為(wei) 一種法律規範重點論述。有鑒於(yu) 此，本文將集中探討宋代故事的適用、功能、轉化等問題，擬在製度考證的基礎上闡釋其法律意蘊，藉此加深對宋代法律體(ti) 係的理解，最後以拋磚引玉的方式，簡要提出宋代故事所蘊含的研究價(jia) 值。

二、力行故事：故事與(yu) 宋代的政治評價(jia)

故事，舊事、過往之事之謂也，其引申義(yi) 有二，一是文學意義(yi) 上的故事，二是規範意義(yi) 上的故事，本文所論為(wei) 後者。據現存史料，故事源於(yu) 漢代，實為(wei) 不成文法。在西晉，部分故事被納入法典，上升為(wei) 成文法，南北朝時演變為(wei) 格，為(wei) 隋唐承襲。

作為(wei) 一種不成文法，故事在漢代以後一直存續。及至兩(liang) 宋，故事深入宋人政治生活，常常成為(wei) 評價(jia) 從(cong) 政者甚至最高統治者能力、政績的標準。

《宋史·賈黃中傳(chuan) 》載：

“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台閣故事，談論亹癖，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shu) 詔，思不出位，軍(jun) 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為(wei) 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

賈黃中“多知台閣故事”而被載入史傳(chuan) 並非孤例，據《宋史·韓溥傳(chuan) 》：“溥博學善持論，詳練台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yu) 人談亹癖然可聽，號為(wei) ‘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

《宋史·石中立傳(chuan) 》載：“中立練習(xi) 台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客至必與(yu) 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chan) 歲入百萬(wan) 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liang) 。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sang) 。”

《續資質通鑒長編》亦載，哲宗元祐七年“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shu) 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wei) 其子得罪，其事可諒，非有大過，不可久棄。”

賈黃中的“多知台閣故事”，韓溥的“詳練台閣故事”，石中立的“練習(xi) 台閣故事”和趙彥若的“詳練故事”至少表明，諳熟故作為(wei) 一項臣子的從(cong) 政素養(yang) 受到褒揚。

更為(wei) 重要的是，“多知”“詳練”故事可以上升到評價(jia) 人才優(you) 劣的高度。據《宋史·葉清臣傳(chuan) 》：

“詔問：‘輔翊之能，方麵之才，與(yu) 夫帥領偏裨，當今敦可以任此者。’臣以為(wei) 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yi) 之深者，莫如富弼。為(wei) 社稷之固者，莫知範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

方麵之才，嚴(yan) 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lin) 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

臣下答對，品評人物，諳熟故事的夏竦與(yu) “社稷之固者”範仲淹等並論，故而有“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之論，而故事的重要性也可由此窺見一斑。

既有“知”，必有“行”。力行故事、奉行故事同樣是至高的表揚，足以名垂青史。據《宋史·富弼傳(chuan) 》：

“弼為(wei) 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yu) 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為(wei) 罷春宴。”

據《宋史·蘇頌傳(chuan) 》：

“七年，拜右仆射兼中書(shu) 門下侍郎。頌為(wei) 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jiao) 幸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

富弼、蘇頌為(wei) 相，頗因“行故事”“奉行故事”而被稱頌。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神宗元豐(feng) 八年：

“靖康元年月日（原文缺），諸王府讚讀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書(shu) 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聖烈皇後當元豐(feng) 未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為(wei) 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nei) 乂安，人到於(yu) 今稱之。

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於(yu) 力行祖宗故事，抑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複見女中堯舜之語。”

江端友讚美宣仁皇太後、司馬光的英明統治也借助故事，故稱“力行祖宗故事”，可見奉行故事並非從(cong) 政者的褒獎專(zhuan) 利，同樣適用於(yu) 執政者甚至最高統治者。

另據《宋史·仁宗本紀四》：

“讚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lin) 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yu) 古治所宜，每有裁決(jue) ，皆出群臣意表。”

臣下奏議，“必問朝廷故事”，作為(wei) 表彰英宗英明的依據，故事的重要性顯露無遺。總體(ti) 而言，不管是諳熟還是遵行，此處的故事更多是政治概念，具有總體(ti) 性評價(jia) 的指向，值得玩味的是，這一概念確有濃厚的法律屬性。

質言之，故事的意蘊在宋代是多元性的，而其法律意蘊將在故事的適用中體(ti) 現。

三、檢校與(yu) 參詳：故事與(yu) 宋代的決(jue) 策程序

借助故事可以表彰政績，評判政治得失，此性質原本便暗含了故事參與(yu) 政務的深度。以具體(ti) 程序言之，皇帝和官僚集團在處理行政事務時常常會(hui) “檢校故事”“檢討故事”“檢尋故事”，從(cong) 故事中尋找政見的依據。與(yu) 檢校伴生的是“參詳”，即君臣之間就故事展開討論。

檢討故事的機構一般為(wei) 三館秘閣、史館、崇文院、編修院等。據《宋史·職官誌》：

“鹹平中，令館閣檢校故事。申定其製，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稅，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xiang) 原例。”

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五：

“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秘閣檢討故事，申定其製，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悉免其稅。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xiang) 原例。……虞部郎中杜鎬等言推尋故事，曆代並無輸稅之文，乃止。”

由此可見，《宋史》中的館閣當為(wei) 三館、秘閣。商定給外任官職田，真宗令三館、秘閣檢討故事，作為(wei) 決(jue) 策依據，“申定其製”。三館、秘閣檢校亦可見《宋會(hui) 要輯稿》，據《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五十八》：

“二年七月，真宗欲興(xing) 複職田，三司請令依例輸稅，詔三館秘閣檢討故事沿革以聞，檢討杜錫等言，按王製，右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yu) 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史館檢討見於(yu) 《宋史·禮誌》：

“鹹平中，有司將設春宴，金明池習(xi) 水戲，開瓊林苑，縱都人遊賞。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詳定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言：“按晉穆帝納後月，是康帝忌月，禮官荀訥議：‘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所據。’”

在確定忌月是否舉(ju) 行春宴、金明習(xi) 水戲等活動的討論中，“詳定故事”實為(wei) 檢討故事，檢討官為(wei) “史館檢討”杜鎬。史館檢討亦見於(yu)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五：

“甲寅，詔武信節度使惟吉序班在鎮安節度使石保吉上。惟吉、保吉並兼同平章事，而保吉先拜，上令史官檢討故事，具言唐武德中詔宗姓在同品官上，故行之。”

確定兩(liang) 位節度使（惟吉、石保吉）班序，應為(wei) 疑難政務，檢討人為(wei) 史官，檢討唐武德間做法。

崇文院檢討見於(yu) 《宋會(hui) 要輯稿·禮三一》：

“十八日，知樞密院王欽若上言，伏睹敕文，皇帝本服齊衰，準近例七日釋服，非期周易月之製，請改至十三日釋服，庶合禮文。詔崇文院檢討龍圖閣待製陳彭年檢討故事，彭年言按唐德宗皇後王氏崩，太常博士徐乾議，周景王有後之喪(sang) 既葬除服，準禮。”

討論皇帝服喪(sang) 問題，大臣提出對近例提出異議，皇帝令崇文院（三館）龍圖閣待製陳彭年檢討故事，遵循前朝舊禮。

史院檢討見於(yu)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五：

“己酉，詔樞密都承旨、副都承旨見樞密使、副使如閤門使禮，置治所，添給直兵，令樞密院條奏施行。先是，李評除承旨，文彥博不禮之，詔史院檢討故事，史院奏以止載班著職事，不見接遇儀(yi) 範，故特有是詔。”

編修院檢討見於(yu) 《宋會(hui) 要輯稿·儀(yi) 製三》：

“時閤門使李評為(wei) 承旨，首用士人而議與(yu) 使副接見之禮，手詔令編脩院檢討故事，本院言止載班著職事，即不見接遇儀(yi) 範，迺下是詔。”為(wei) 確定閤門使副接見之禮，令編修院檢討故事。

檢討機關(guan) 也有龍圖閣，但檢討人更為(wei) 具體(ti) ，據《宋會(hui) 要輯稿·禮四十一》：

“（景德）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卒。行在太常禮院言：‘準令，使相輟朝兩(liang) 日。又緣朝拜諸陵，方當行在，酌情順變，事貴從(cong) 宜。欲望更不行輟朝之禮。’

又龍圖閣待製陳彭年檢討故事，昔唐太宗北征，中書(shu) 令岑文本卒於(yu) 扈從(cong) ，太宗軫悼不忍聞嚴(yan) 更之聲，然亦無輟朝之文，今王顯卒於(yu) 私第，國家方行盛禮吉凶，既雖相幹伏，請更不輟朝，從(cong) 之。”

討論在朝陵期間，使相去世，是否需要輟朝。依照“令”，應該輟朝兩(liang) 日，但處在朝陵的特殊時期，故而檢討故事，檢討人為(wei) 陳彭年，檢討唐代類似做法而比照援用。

檢討人同樣由直史館檢討，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九：

“己未，直史館劉蒙叟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祖宗之廟。上嘉納焉，命史館檢討故事以聞。”

皇帝采納檢討人劉蒙叟建議，欲建立祖宗之廟，檢故事作為(wei) 依據。由此可見，除了史官，禮官同樣可以為(wei) 檢討人。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二：

“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上疏，請複先蠶之祀。詔禮官詳考故事以聞。於(yu) 是，從(cong) 禮官議，每歲春蠶生，遣官攝祭於(yu) 東(dong) 郊，如先農(nong) 例。”

是否采納建議恢複先蠶之祀問題，皇帝令大臣考故事，禮官檢討。

檢討故事有時並不特別說明檢討機構和檢討官。《宋會(hui) 要輯稿·輿服六》：

“仁宗嘉祐八年六月十三日。翰林學士範鎮言：“伏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法)﹝沿﹞寶﹝法﹞物與(yu) 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ju) 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先帝恭儉(jian) 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所傳(chuan) 者。

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yu) 陵寢及神禦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檢尋典故，及命兩(liang) 製、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chuan) 國璽也。其為(wei) 天子傳(chuan) 器，不當改作。”

商議大行皇帝遺物，特別是“受命寶”是否沿用時，仁宗命“檢討官”檢尋故事，令兩(liang) 製官員和禮官詳細討論，至於(yu) 檢討機構和檢討官則未注明。

據龔延明先生考證，在宋代以“檢討官”為(wei) 名稱的官職有數種，其一為(wei) “尚書(shu) 省講義(yi) 司檢討文字”，屬於(yu) 尚書(shu) 省講議司屬官，尚書(shu) 省講議司設置為(wei) 崇寧元年，以禁元祐法、複熙豐(feng) 法“興(xing) 利補弊”為(wei) 名，職能近於(yu) 製置三司條例司。

其二為(wei) “玉牒所檢討官”，為(wei) 玉牒所屬官，北宋修玉牒設官置局始於(yu) 太宗至道元年。其三為(wei) 館職名，“史館檢討”，北宋淳化二年始見置，元豐(feng) 五年改製隨史館罷而罷，南宋紹興(xing) 初複置史館，史館檢討備置。

其四為(wei) 修史機構，“實錄院檢討官”，天聖元年二月十一日，修《真宗實錄》，始置修《真宗實錄》檢討官。就現有史料記載的檢討故事情形來看，檢討官應為(wei) 館職和實錄檢討。

經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宋代故事的檢討並不固定在某一機構之上，檢討官的來源也隨之多樣化。君臣之間的檢校、參詳，目的相當明確，即為(wei) 政治決(jue) 策提供可供參考的依據，換言之，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從(cong) 曆史中尋找。

於(yu) 此而言，故事不僅(jin) 僅(jin) 是政治決(jue) 策，更具有實質的憲法、行政法意義(yi) 。

四、可用與(yu) 不可用：宋代故事的適用原則

檢校、參詳的目的是故事的適用，而適用的標準可分為(wei) 就近檢用原則、符合實際原則、符合禮義(yi) 原則等三大原則。

（一）就近檢用原則

所謂就近檢用原則，即故事適用時，優(you) 先采用在時間上距當前較近的故事。據《宋史·洪適傳(chuan) 》：

“隆興(xing) 二年二月，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製。適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為(wei) 之，故國史以為(wei) 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飭戎備，不必遠取唐製，祖宗故事蓋可法則。’”

孝宗隆興(xing) 二年，討論環衛官的任用，在尋檢唐及本朝的十一條故事之後，侍從(cong) 官們(men) 建議“陛下不必遠去唐製，祖宗故事蓋可法則”，言下之意即一件事情存在多種故事可供選擇的情況，如果存在本朝故事和前朝故事，那麽(me) 可優(you) 先選擇距離當前較近事。

又據《宋史·呂希哲傳(chuan) 》：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wei) 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厘正。至元豐(feng) 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cong) 祀群神，得嚴(yan) 父之義(yi) ，請循其式。’從(cong) 之。”

元祐年間，君臣討論祭祀明堂儀(yi) 製，本用皇祐故事，呂希純認為(wei) 皇祐故事在嘉祐年間已經被厘正，應采用之後的元豐(feng) 年間做法。此外，筆者對《宋史》中被引用的故事所處的時代進行分類統計，本朝故事占67.61%，可供佐證。

（二）符合實際原則

所謂符合實際原則即，在故事的甄別適用時，需要考慮當前的實際情況，決(jue) 定選擇適用或者放棄適用某一故事。據《宋史·丁謂傳(chuan) 》：

“後數日，太後與(yu) 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為(wei) 宰輔，乃與(yu) 宦官交通……。’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yu) 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

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黜宰相皆降製，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珝、玘、珷一官，落珙館職。”

仁宗察覺宰相丁謂“身為(wei) 宰輔，與(yu) 宦官交通”而欲罷黜之，依照故事，罷黜宰相應降製，但是因情況緊急，“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此處的故事被放棄適用，理由為(wei) 根據較為(wei) 緊急的實際情況。

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五十八：

“《宋史全文》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wei) 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wei) 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按威虜、安順軍(jun) 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敏擊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

兵將若此，則親(qin) 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qin) 征者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真宗故事則不可。蓋親(qin) 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

陳瑩中認為(wei) ，根據當時兵力強弱的具體(ti) 情況，真宗禦駕親(qin) 征故事在靖康時不可作為(wei) 依據。陳瑩中為(wei) 北宋時人，可見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故事適用的標準之一。另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五百十八：

“呂惠卿奏：‘西人乞賀正旦，緣誓詔未降，未可從(cong) ，又乞優(you) 如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章惇因言：‘先帝嚐欲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今西使言國主悔過效順，皆威明正賽輔佐使然，欲於(yu) 使還賜以金帛，給其歡心。若元祐加賜乾順，則不須也。’上令留侯。”

是否加賜西羌問題，呂惠卿認為(wei) 應“優(you) 如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章惇則認為(wei) 西羌情勢與(yu) 元祐年加賜李乾順情勢不同，反對適用元祐故事。

（三）符合禮義(yi) 原則

所謂符合禮儀(yi) 原則，即故事的適用必須符合禮義(yi) 的精神，如果與(yu) 其違背，將會(hui) 遭到質疑，在甄別擇用過程中或被放棄適用。據《宋史·禮誌十四》：

“禮官言：‘皇太子朝謁景靈宮無所服典故，乞止用常服。次朝謁太廟、別廟，當袞冕，乘金輅，設仗。’從(cong) 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在確定皇太子謁廟的與(yu) 服儀(yi) 製時，最初，禮官認為(wei)  “當袞冕，乘金輅，設仗”，但是皇太子認為(wei) “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但是不合君臣之禮義(yi) ，非臣子所安。最終，皇太子建議得到了皇帝首肯，至道、天禧故事未被采納。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五百十八：

“初，太常少卿曾旼舉(ju) 興(xing) 國故事，以為(wei) 不妨舉(ju) 樂(le) 。蔡京曰：‘三年喪(sang) 無疑，緣兩(liang) 省及群臣皆行三年喪(sang) ，若舉(ju) 樂(le) ，誰與(yu) 同聽者？兼今上嚐北麵於(yu) 大行，自是君臣無疑。’…… 眾(zhong) 皆曰：‘是。’惇遂詬旼曰：‘既是合行三年喪(sang) ，因何卻言舉(ju) 樂(le) 自不相妨？’

旼頗飾非喋喋，惇聲色益厲。布曰：‘不須爾，此是國初草創，有司講求未至，若雲(yun) 不相妨即不當。’……布曰：‘此尤不可，禮官當執典禮……’”

就徽宗服喪(sang) 期間能否舉(ju) 樂(le) 問題，太常少卿曾旼舉(ju) 興(xing) 國故事，以為(wei) 不妨舉(ju) 樂(le) 。蔡京、章惇等大臣皆反對，認為(wei) 禮官當執典禮，由此可見，故事適用須以禮義(yi) 為(wei) 標準，若不合禮義(yi) ，故事難以適用。另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五百十八：

“又詔，大行皇帝皇後宮殿並以元符為(wei) 名，仍號元符皇後。先是，曾布白上：‘興(xing) 國中，行孝章皇後禮數未至，當務從(cong) 優(you) 厚。’上曰：‘太後亦知此事。’又呈元符宮殿，布曰：‘宮稱元符宮，殿為(wei) 元符殿，仍號元符皇後。’或請以皇儀(yi) 殿處之，眾(zhong) 皆曰：‘興(xing) 國中孝章故事不可用。’”

徽宗朝確定大行皇帝皇後宮殿徽號等事宜，曾布認為(wei) ，興(xing) 國中故事“禮數未至”，眾(zhong) 皆以為(wei) 此，可見故事的適用若不符禮義(yi) ，需要加以調整。

總體(ti) 而言，君臣發生爭(zheng) 議時，故事的可不可用取決(jue) 於(yu) 時間遠近、當時情勢和是否符合禮義(yi) ，而故事是否具有實際法律效力的決(jue) 定性因素，也在於(yu) 此。

五、著為(wei) 令式例：宋代故事的成文法化

兩(liang) 宋故事的適用常常直接產(chan) 生令、例、式等成文法律形式。換言之，故事由不成文法上升為(wei) 成文法，成為(wei) 具有穩定性的法律規範。故事轉化為(wei) 令、式、例的方式常常表述為(wei) “著為(wei) 令”“著為(wei) 例”等。

（一）故事轉化為(wei) 令與(yu) 式

故事轉化為(wei) 令，史料多有記載。據《宋史·職官誌二》：

“宣徽南院使北院使掌總領內(nei) 諸司及三班內(nei) 侍之籍……故事，與(yu) 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以先後入敘位。熙寧四年，詔位參政、樞副、同知下，著為(wei) 令。

九年，詔：‘今後遇以職事侍殿上，或中書(shu) 、樞密院合班問聖體(ti) ，及非次慶賀，並特序二府班。官製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

宣徽使的班序依照故事，與(yu) 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以先後入敘位，熙寧四年，詔位參政、樞副、同知下，“著為(wei) 令”。

“著為(wei) 令”的“著”即將故事轉化為(wei) 令，故事的轉化實為(wei) 法律效力位階的上升，質言之，故事的成文法化可以視為(wei) 實質意義(yi) 上的立法。“著為(wei) 令”的事例在《宋史》中較為(wei) 常見。另據《宋史·曹修古傳(chuan) 》：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又奏：‘唐貞觀中，嚐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yu) 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shu) 自言，特與(yu) 遷官致仕，仍從(cong) 貞觀舊製，即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為(wei) 令。”

曹修古依據唐故事所提建議被“著為(wei) 令”，故事的法律性質發生了質變。據《宋史·選舉(ju) 誌六》：

“鹹平間，秘書(shu) 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ju) 官自代。詔樞密直學士馮(feng) 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往製，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少尹、畿赤令並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nei) ，於(yu) 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shu) 門下……。’遂著為(wei) 令。”

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ju) 官自代，真宗令學士參詳，馮(feng) 拯等參酌故事及古今情況提出具體(ti) 意見，故事的相關(guan) 內(nei) 容被“著為(wei) 令”。

另據《宋史·範育傳(chuan) 》：

“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ju) 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ju) 。唐製科之盛，固不專(zhuan) 於(yu) 災異也。況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ju) 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yu) 事太煩。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ju) ，因以製科隨之，則事與(yu) 時宜。

又從(cong) 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製科隨進士貢舉(ju) ，其著為(wei) 令。’”

商討製科的設置時，範育引漢、唐故事認為(wei) ，製科並非因災異而舉(ju) ，並提出製科應隨進士貢舉(ju) 舉(ju) 行，得到仁宗采納，著為(wei) 令。

故事轉化為(wei) 令，也見於(yu) 《續資治通鑒長編》。據卷四百五十九：

“初，三衙申樞密院狀：‘近伏七十日，已依令式減放訖。’王岩叟白韓忠彥曰：‘故事，自景德以來，皆內(nei) 侍省檢舉(ju) ，遣中侍傳(chuan) 宣，所以感悅人心。今編之令式，作常事行，不複見朝廷恩意矣。’”

禁軍(jun) 近伏七十日宣布減放的程序，依照故事由中侍傳(chuan) 宣，現“編之令式，作常事行，不複見朝廷恩意矣”，可見故事的成文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編之令式”，故事的轉化方向除了令，還有式。故事的式化，在《宋史·沈括傳(chuan) 》中清晰的記載：

“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shu) 籍，為(wei) 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製，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幹利……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wei) 書(shu) 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cong) 事，所省萬(wan) 計，神宗稱善。”

沈括認為(wei) 依照故事的郊祀細節頗有不妥，遂“考禮沿革，為(wei) 書(shu) 曰《南郊式》”，神宗“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cong) 事”，由此故事轉化為(wei) 式。

（二）故事轉化為(wei) 例

故事的例化也較為(wei) 常見。據《宋史·與(yu) 服誌二》：

“先是，建炎初，駐蹕杭州，詔扈從(cong) 臣僚合設狨坐者，權宜撤去。故事，宰執、侍從(cong) 自八月朔搭坐。紹興(xing) 元年，以江、浙地燠，改為(wei) 九月朔，著為(wei) 例。”

“扈從(cong) 臣僚合設狨坐者”，原本依照故事，宰執、侍從(cong) 自八月朔搭坐。宋室南遷之後，不再設狨坐，且“著為(wei) 例”。由故事而改為(wei) 例，這一轉化的過程相當清晰。

據《宋史·呂夷簡傳(chuan) 》：“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yu) 同列皆辭之，後為(wei) 例。”原本郊祀之後，輔臣遷官，由於(yu) “夷簡與(yu) 同列皆辭之”，故事被改變，不再遵行，“後為(wei) 例”，不僅(jin) 僅(jin) 是定製，而且具有更加穩定的效力。

職官遷轉的故事轉化為(wei) 例並非孤例。據《宋史·富直柔傳(chuan) 》：“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shu) 樞密院事。故事，簽書(shu) 有以員外郎為(wei) 之，而無三丞為(wei) 之者。中書(shu) 言非舊典，時直柔為(wei) 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wei) 例。”

《宋史》之外，《續資治通鑒長編》也有故事轉化為(wei) 例的記載。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一百七十四，“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製，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為(wei) 例。”

另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三百六十四：“丁未，三省、樞密院言：‘高麗(li) 表內(nei) 有太皇太後表及進奉物。故事，惟答以皇帝回諭敕書(shu) ，今欲依例。’從(cong) 之。詔高麗(li) 賀登寶位、進貢物，並依條例回賜。”

高麗(li) 進貢的回賜，有故事可供處理，但這一慣用的故事轉而為(wei) 例，可以視為(wei) 對原來故事的重視與(yu) 升格。不論原因如何解釋，可以肯定的是，故事“著為(wei) 例”或“遂為(wei) 例”，無疑是故事向例的轉化，可證故事為(wei) 例的生成來源。

（三）故事與(yu) 令式例並用

故事的令、例、式化並不意味著這四種法律規範之間的差別異常明顯，相反，在宋人的法律觀念中，故事常常有與(yu) 令、例、式等成文法互稱、並用，部分情況下幾乎可以視為(wei) 同一概念。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七十六：

“甲戌，知滑州、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張方平為(wei) 戶部侍郎、知益州。方平初以父老不得迎侍辭，上曰：‘久知此條貫不便，但以祖宗故事，不欲更變，因卿行便可迎侍去。當今中書(shu) 罷此條貫。’方平惶恐，奏祖宗著令，安可以臣故，輕議更變也。”

此處的祖宗故事即為(wei) 祖宗著令，可見令與(yu) 故事可以互稱。據《宋史·蠻夷傳(chuan) 四》：

“（熙寧）六年，龍蕃、羅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其後，比歲繼來。龍蕃眾(zhong) 至四百人，往返萬(wan) 裏，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加，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

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四方館撰儀(yi) ，比著為(wei) 式。元豐(feng) 五年，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故事以七十人為(wei) 額，不許。七年，西南程蕃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cong) 之。”

在熙寧元豐(feng) 年間的西南夷部貢奉中，西南夷部開始一歲一覲，且人數增逐漸多，熙寧年間，神宗遂下詔規定貢奉的頻次、人數等，且著為(wei) 式。元豐(feng) 五年，張蕃請增加貢奉人數，神宗詔以故事。

此處的故事應為(wei) 上述熙寧年間的式，就內(nei) 容而言，故事與(yu) 式沒有實質性差別，二者之異僅(jin) 僅(jin) 在於(yu) 名稱。

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

“故事，執政生日皆有賜予，詔言助其燕喜。時帝在諒闇，曾公亮及宋庠生日，翰林學士賈黯當草詔。己未，黯言：‘前日壽聖節，契丹使上壽於(yu) 紫宸殿罷，群臣升殿間飲，才令獻一觴而退。將相大臣，同國休戚，宜權罷賜。’

曾公亮亦言：‘朝廷向來止沿舊例，未經討論。今黯所言，實於(yu) 人情為(wei) 順，望賜允從(cong) 。’詔以大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執政生日給予賞賜，本有故事，時值曾公亮生日，英宗欲令翰林學士賈黯草詔施行，賈黯提出質疑，曾公亮亦推辭，英宗仍然令賜之如例。此處的故事與(yu) 例顯然為(wei) 同一規定。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九十二：

“岩叟又言：‘臣竊以中書(shu) 舍人國家第一等名器，當得賢材以付之。臣為(wei) 陛下惜名器，不為(wei) 言一曾肇也……雖因緣資地，以至於(yu) 此，然故事、近例，至此益當深觀其人，不必須登掖垣也。一登掖垣，遂預國政，非複從(cong) 來僥(jiao) 幸之比矣。’”

王岩叟反對曾肇任中書(shu) 舍人的奏疏，將故事與(yu) 近例並用，可見故事與(yu) 近例屬於(yu) 同類法律規範。

概括言之，如果故事與(yu) 令、式、例的內(nei) 容趨同，四者的差異更多地表現為(wei) 名稱，而效力與(yu) 功用幾乎等同，名異實同的四種法律形式呈現出互補的關(guan) 係。然而，即使功用同一，故事與(yu) 令、例也有細微的區分。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一：

“己亥，禮院言：‘奉詔詳定濮安懿王三夫人遷祔儀(yi) ，請依令用一品鹵簿，依晉國大長公主故事，用鼓吹。’從(cong) 之。仍詔啟菆等禮止令宗暉祭告，作哀誌祝文並遷護使代作。”

確定濮安懿王夫人遷祔儀(yi) 注，鹵簿依令，鼓吹依晉國大長公主故事。另據《宋史·儀(yi) 衛誌二》：“哲宗即位，元祐元年，詔太皇太後出入儀(yi) 衛，並依章獻明肅皇後故事。其不可考者，則依慈聖光獻皇後之例。”

確定太皇太後的出入儀(yi) 衛，可考者用故事，不可考者用例。鹵簿、鼓吹、出入儀(yi) 衛等皆為(wei) 禮製，依據故事還是令、例，顯示出三者的細微區別。

綜上所述，故事與(yu) 令、式、例或者轉化，或者並用，轉化與(yu) 並用的區別在於(yu) 故事與(yu) 令、式、例的內(nei) 容、功用、效力是否同一。故事的令、式、例化，固然是由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的質變，但故事與(yu) 令、式、例的關(guan) 係未必發生異質性變革，更多地呈現出互補的狀態。

六、結  論

考察兩(liang) 宋故事的屬性、適用和轉化，可以發現，宋代故事因相當龐雜而具有多重麵向，它既是政治評價(jia) 的至高標準，也在君臣決(jue) 策中具有實質性的憲法效力。

更為(wei) 重要的是，故事是開放性的，而非封閉性的，可以轉化為(wei) 令、式和例，由不成文法上升為(wei) 成為(wei) 法，而它的成文法化並不消解自身，而是與(yu) 令、式、例互補、並存。故事向令、式、例的頻繁流動使得兩(liang) 宋法律體(ti) 係呈現出局部的動態畫麵，藉此可以加深對宋代法律全貌的了解。

如果拓寬理論視野，可以發現針對宋代故事的探討尚有許多方麵值得深入。就故事的適用而言，“依故事”“如故事”“循故事”“準故事”“力行故事”等話語表達值得深思。

經初步統計，在《宋史》《續資質通鑒長編》《宋會(hui) 要輯稿》等宋代主要史料中，“故事敘事”達到三千餘(yu) 條，皇帝在決(jue) 事之前若有疑慮，問“故事如何”“有此故事否”，或令大臣“檢討故事以聞”，大臣以某某“故事”為(wei) 奏事的依據，或者以“非故事”“隳故事”極力諫言。

故事不僅(jin) 為(wei) 法律規範與(yu) 政治製度，稱其為(wei) 一套“話語體(ti) 係”，且其背後折射出的思維方式頗值得留意。就故事的涵蓋性而言，宋人所言及的故事，既包含過往的製度規範、辦事細則，也包含君臣間特定的言行、慣例，或者僅(jin) 僅(jin) 是儒家傳(chuan) 統經典義(yi) 理，可謂包羅萬(wan) 象、巨細無遺，似乎涵蓋一切的過往規範和君臣言行。

故事寬泛的涵蓋性使得它被意見迥異的士大夫旁征博引，侃侃引論，可以說，故事在宋人的敘述中，既是統轄性極強的“綱”，也是包羅萬(wan) 象的“筐”。

就其深層次功用來說，故事既可挾“祖宗法度”的感召力和固有權威維護君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維持專(zhuan) 製皇權恒久的統治力。

同時，故事常常被士大夫們(men) 運用和闡發，以故事之名對宣稱祖宗敬宗的嗣皇帝形成一定的規範和約束，在故事的框架下，許多極具爭(zheng) 議的議題在皇帝與(yu) 士大夫之間達到了寬緩平和的解決(jue) ，皇權受到製衡，為(wei) 宋代打下了穩定寬鬆的政治基調。

更有意思的事，故事並非保守派的專(zhuan) 利，在某一項“法度”的守與(yu) 不守，變與(yu) 不變，改與(yu) 不改之間，爭(zheng) 論雙方往往都高舉(ju) 遵循故事的旗幟，許多事實上的改革也在守故事的名義(yi) 之下得以平穩的開展，具體(ti) 的某一項故事雖然受到質疑，但是對於(yu) “奉行故事”的整體(ti) 觀念極少遭受爭(zheng) 議。

如何抓住宋代故事觀念和運用背後的“核心精神”，如何體(ti) 悟宋人基於(yu) 此的政治智慧，如何解析故事作為(wei) 規範被廣泛適用背後的深層法理，尚有待認真深入研究和探討，限於(yu) 本文篇幅和主旨，隻能留待來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