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名法”到“名教”

——論董仲舒對名法之學的批判與(yu) 改造

作者：黃若舜

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十九日甲申

          耶穌2020年6月10日

摘要

秦漢“名法”之治存在著過分依賴法令製度的弊端，董仲舒通過批判、改造“名法”之治的哲學根基“黃老刑名”學說，探尋一種足以激發民眾(zhong) 道德自覺的軟性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公羊學說，他以《春秋》“以義(yi) 正名”的理論法則改造了“以形檢名”的“黃老刑名”學原理，以變革過度製度化的治理體(ti) 係，其政治哲學有效地促成了漢代治理實踐從(cong) “名法”到“名教”轉變。

深稽漢代政治思想演變，可把握到一條由“名法”之治轉進為(wei) “名教”之治的演化軌跡，這種轉變得益於(yu) 董仲舒的政治哲學。[1]作為(wei) “名教”倫(lun) 理的精神父執，董仲舒奠基“名教”的過程中主要吸納了兩(liang) 種政治哲學資源，即盛行於(yu) 戰國秦漢的黃老刑名學說與(yu) 《春秋》公羊學。他借助《春秋》學“以義(yi) 正名”的哲理法則，提攝出一套“名順於(yu) 天”的政治倫(lun) 理學說，從(cong) 而揚棄、改造了以“以形檢名”為(wei) 基本原則的“名法”治理體(ti) 係，由此開啟了漢代治道更張與(yu) 禮法建設的新思路。本文即試圖梳理董仲舒對於(yu) 名法之學的批判與(yu) 改造，揭示大漢政治思想的重要轉折與(yu) 時代創獲。

一、誅名而不察實：董仲舒對秦政名法之治的批判

要疏通由“名法”到“名教”的轉向，便先要理解漢代政治哲學的語境。“亡秦教訓”是漢人反思政治的起點。在他們(men) 看來，三代長治久安一變而為(wei) 暴秦二世而亡是極為(wei) 震撼的曆史教訓。生前幻想著“後敬奉法”便能“常治無極”[2]的秦始皇，絕想不到自己的帝國隻維持到二世便滅亡了；而漢人“過秦”多將矛頭指向其法治路線，如陸賈、賈誼、司馬遷等“過秦”之論皆集矢於(yu) 此，但他們(men) 的批判仍限於(yu) 治理的實踐層麵，唯有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批判觸動了秦政的哲學根基。他在第一策中詆秦政為(wei) “自恣苟簡之治”，認為(wei) 秦承周衰文敝之後，不思補偏救敝、敦行教化，反而以亂(luan) 濟亂(luan) ，“欲盡滅先王之道”，敗壞民心以至“習(xi) 俗薄惡”，且“遺毒餘(yu) 烈，至今未滅”。故其政治思想的根本指向，便是對於(yu) “遭秦之敝”的“更化”，意在扭轉周衰秦敝以來“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情況。[3]所謂“自恣苟簡之治”直指秦帝國的統治哲學“黃老刑名”學，第二策中論述更為(wei) 詳盡：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xi) 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yang) 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yu) 禮誼而恥犯其上……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wei)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yu)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wei) 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nei) 有背上之心，造偽(wei) 飾詐，趣利無恥……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4]

“自恣苟簡之治”與(yu) 此處“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均指名法之治。仲舒認為(wei) 秦政一斷於(yu) 法，常造成“誅名而不察實”的苛政冤獄，類似於(yu) 今人所謂隻關(guan) 注“程序正義(yi) ”而不重“事實正義(yi) ”。這種一刀切的做法苛求名實，又過分倚賴法令強製之力，嚴(yan) 重敗壞了政教的自然正義(yi) 與(yu) 民眾(zhong) 的性情。緣此，秦漢名法治理體(ti) 係便麵臨(lin) 著“法令極而民風衰”的根本考驗：越是依賴法令，民風反而越頹敗。這正應了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5]

董仲舒最根本的問題意識，便是在“漢承秦製”的大背景下尋找較名法更為(wei) 柔軟的手段以培養(yang) 民眾(zhong) 的道德自覺，使人民“曉於(yu) 禮誼而恥犯其上”，從(cong) 而降低治理成本，實現長治久安。值得注意的是，對“名”、“實”關(guan) 係的掌控，即“循名責實”是黃老刑名學運用於(yu) 政治治理過程的關(guan) 鍵，而董仲舒所說的“誅名而不察實”正意在批判“刑名”學這一理論法則。是故，我們(men) 當沿此考察源出黃老道術的刑名之學，方能理解董仲舒稱其為(wei) “自恣苟簡之治”的原因。

二、任刑名為(wei) 政本：秦漢時期的刑名法術及其原理

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有雲(yun) ：“秦居閏位，任刑名為(wei) 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wei) 業(ye) 。”[6]整體(ti) 看來，秦漢政教皆可說是以“名法”為(wei) 製度之本。秦始皇死後，李斯曾上書(shu) 胡亥敦勵其“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7]，“督責之術”便是循名責實的刑名學，其作為(wei) 一種高效集權的統治策略，早已滲透於(yu) 秦帝國的治理細節之中。而“漢家製度”以“霸王道雜之”[8]，雜糅三代文教的“王道”與(yu) 秦政名法的“霸道”，故刑名法術同樣是貫穿漢代治理實踐的中心詞。不難發現漢家統治者皆好黃老刑名。《史記•儒林列傳(chuan) 》雲(yun)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9]文景之治實際上是黃老刑名學大盛的時期，這點已為(wei) 內(nei) 藤湖南所指出。[10]漢文帝令皇舅薄昭責淮南厲王劉長書(shu) 便是運用刑名督責之術的典型案例。[11]馮(feng) 唐曾因文帝持刑名繩下之術過深、賞罰嚴(yan) 酷少恩，而為(wei) 魏尚及其士卒抱不平[12]，刑名家張歐、晁錯等亦皆在文景時期得到重用。此一政治路線直到竇太後崩，“武安侯田蚡為(wei) 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13]之後，方才真正轉向；但在具體(ti) 的治理實踐中，後來者武帝、宣帝對於(yu) 名法的倚賴，比之先祖有過之而無不及。武帝放任公孫弘、張湯以名法繩下，宣帝更好觀《申子•君臣》篇，徑以刑名為(wei) “漢家製度”的內(nei) 核。昭帝時期賢良文學曾批評時政“廢仁義(yi) 之術，而任刑名之徒”[14]，足見刑名法術在漢帝國的政治運轉中舉(ju) 足輕重。

明確了秦漢帝國“任刑名為(wei) 政本”的治理實情，便當進一步檢討名法之學的原理。“刑名”，又作“形名”，本是先秦時期主張審核名實的學說，這一概念或出於(yu) 古代道家典籍。《莊子•天道》雲(yun) ：“故《書(shu) 》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成疏雲(yun) ：“《書(shu) 》者，道家之書(shu) 。”[15]“形”指事物的形象、形態，“名”則指名稱。正如老子所說“大象無形，道隱無名”[16]，無形無名的“道”作為(wei) 現實世界的母體(ti) 本難以把握；不過人們(men) 卻可以從(cong) 有形有名的萬(wan) 物中去體(ti) 會(hui) 和運用大道。《老子》河上公注“始製有名”便雲(yun) ：“始，道也。有名，萬(wan) 物也。道無名，能製於(yu) 有名；無形，能製於(yu) 有形也。”[17]萬(wan) 物得“道”而各具形質，人們(men) 便為(wei) 之命名，是為(wei) 《管子•心術》所謂“物固有形，形固有名”[18]，形名相應正是微妙玄通的“道”發用於(yu) 現實世界的實際功效。在黃老道家和刑名家看來，隻要牢牢掌握“形”與(yu) “名”之間的對應關(guan) 係，核查二者是否相“應”、相“稱”，便掌握了“道”，即一種高效治理事物的帝王之術。

循名責實之術大盛於(yu) 稷下黃老。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展開了殘酷競爭(zheng) ，刑名學作為(wei) 最簡潔高效的治理術正是這個(ge) 務實功利的大爭(zheng) 之世所亟需的。戰國中後期，齊國稷下聚集了一批宗師黃老的學士，如宋人宋鈃，齊人尹文，趙人慎到，齊人田駢、接子，楚人環淵等，其中多有主形名者。如尹文，劉向《別錄》稱“其書(shu) 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wei) 根，以法為(wei) 柄”[19]；田駢，《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稱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20]；而慎到，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其正是稷下學者將道家精氣養(yang) 生之法改造為(wei) “道法家”刑名治國理論的關(guan) 鍵人物。[21]

稷下黃老學者認為(wei) “養(yang) 生和治國，是一個(ge) 道理的兩(liang) 方麵的應用”[22]，君主治國若事無巨細地插手技術性事物，必勞而少功，陷國家於(yu) 混亂(luan) ；而好的統治者應具備“道心”，以王者“心術”宰攝全局而非徒事俗務，《慎子•民雜》雲(yun)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le) 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yu) 焉，仰成而巳，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23]，正描述了帝王“勞天下而自逸”的治理效果。這種“心術”便是為(wei) 人所熟知的“虛靜”。關(guan) 於(yu) 這點，馬王堆《黃帝書(shu) 》，《管子》中的《白心》、《內(nei) 業(ye) 》、《心術》上下、《水地》諸篇，以及《慎子》、《鄧析子》、《尹文子》等文獻作了大量闡發，概括而言便是認為(wei) 君主應始終保持心靈不受主觀偏見所幹擾的“虛靜”狀態，隻要靈台澄澈，靜觀“形”、“名”是否相應，便能得“道心”而順治萬(wan) 端，《管子·心術》將這種心靈狀態描述為(wei) “紛乎其若亂(luan) ，靜之而自治”[24]。

呂思勉論名、法家之別曰：“察其名實是否相符，是為(wei) 名家之學。持是術也，用諸政治，以綜核名實，則為(wei) 法家之學。”[25]可以說，循名責實之術正是在法家手上衍化為(wei) 經綸綱紀的利器。在他們(men) 看來，“‘形’是指臣下所擔任的職務，‘名’是指關(guan) 於(yu) 這些職務的規定和職權的範圍……有了名，他（統治者）就要求擔任這種職務的臣下的行動必需合乎這個(ge) 名”[26]，故而，“名”可謂“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執此則“萬(wan) 物之情，無所逃之矣”[27]。如韓非便認為(wei) 君主不必自己製訂與(yu) 臣下職務相關(guan) 的內(nei) 容，隻需澄心靜觀，因之任之，臣下自會(hui) 依規舉(ju) 事，“有言者自為(wei) 名，有事者自為(wei) 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28]。

與(yu) 具有強製力量的賞罰律令相配才能發揮效力。《屍子•發蒙》論“名”與(yu) “法”曰：“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30]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整合“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的申子之術與(yu) “憲令著於(yu) 官府，刑罰必於(yu) 民心”的商鞅之法[31]，認為(wei) 君王從(cong) 循名責實到施以賞罰的過程中須保持公正、絕無偏私，如此便能達到“明君無為(wei) 於(yu) 上，群臣竦懼乎下”的效果。

在治理過程中，名、法的結合還有一重要功用，即審定名分、區別等級。所謂“貴賤有恒位”[32]，稷下黃老學及其所發展而來的名法家都認為(wei) “等級是天經地義(yi) 的，名分是必須遵守的”[33]，故極重“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34]。劉向《別錄》雲(yun) ：“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35]“尊君卑臣，崇上抑下”這八個(ge) 字便道出“循名責實”的用意所在。如商鞅便認為(wei) 嚴(yan) 明法令、督責刑名皆服務於(yu) 確立尊卑秩序，所謂“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luan) 之道也”[36]。

綜括而言，名法之學源出稷下黃老，穎脫於(yu) 爭(zheng) 奪奔競的戰國之世，其簡易高效的治理策略深得戰國秦漢統治者的青睞。秦漢帝王持此心術，虛靜應物、控名責實，同時“嚴(yan) 而少恩”地“正君臣上下之分”[37]，冷酷公正、臂指如意地治理著帝國。然而正如董仲舒所批判的，名法終究“非有文德以教訓於(yu) 天下”，易流為(wei) “誅名而不察實”的“自恣苟簡之治”，造成“法令極而民風衰”的深重“文敝”。然既有見於(yu) 此，他又如何對名法之治加以揚棄？這便先要將名法學中以“名——形”關(guan) 係為(wei) 核心的正名思想，與(yu) 儒家尤其是《春秋》學所強調的“名——義(yi) ”關(guan) 係為(wei) 核心的正名思想加以比對，深察其中異同。

三、“以義(yi) 正名”與(yu) “以形檢名”：《春秋》正名論與(yu) 黃老刑名學的異同

《文史通義(yi) •詩教》雲(yun)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38]章學誠從(cong) 諸子源出王官的學術源流出發，將申韓名法與(yu) 《春秋》名教加以關(guan) 聯；而筆者關(guan) 注的則是董仲舒哲學中所展現的漢代政治思想轉向。在董仲舒將“名法”改造為(wei) “名教”的過程中，運用《春秋》正名思想是其中至為(wei) 關(guan) 鍵的環節，故而有必要就“名法”與(yu) “名教”背後的理論法則作一對比，以揭示二者最根本的異同。

先秦諸子中名法家與(yu) 儒家皆有強烈的“正名以正政”傾(qing) 向，二家均痛感戰國政治秩序混亂(luan) 所帶來的諸多惡果，無意於(yu) 在言語邏輯方麵多作糾纏，而是試圖借由正名重塑秩序。儒家一直視“正名”為(wei) 撥亂(luan) 反正、整飭綱紀的利器，孔子那段著名的“名正言順”之說，本就是針對衛國內(nei) 亂(luan) 、衛出公據國拒父一事而發的。在這點上名法家看似也並無不同，所謂“其名正，則天下治……其名倚，而天下亂(luan) ，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39]可見，強烈的正名傾(qing) 向、對名分的極端重視是儒、法兩(liang) 家的共通之處。

然而二者“正名”的理論法則卻有著根本不同。簡而言之，名法家的正名論以“名——形”關(guan) 係為(wei) 核心，儒家尤其是《春秋》正名思想則以“名——義(yi) ”關(guan) 係為(wei) 核心，其間微妙之別不可不察。名法家的刑名論描述的是一種權責關(guan) 係，“形”指的是“名”所規定的職責範圍，形名相應則賞，不應則罰，統治者在循名責實的過程中必須極為(wei) 公正、精確，不能容許絲(si) 毫的越權行事，亦即在名法家看來“製度”高於(yu) “正義(yi) ”。試以《韓非子•二柄》所舉(ju) 一例略作說明：

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yu) 大功也，以為(wei) 不當名也害甚於(yu) 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yu) 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yu) 典冠。其罪典衣，以為(wei) 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wei) 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wei) 侵官之害甚於(yu) 寒。[40]

韓昭侯處罰典衣因其失職，處罰典冠則因其越職，根據刑名學原理，不論是典衣還是典冠都沒能做到以“形”應“名”，因此“失職”與(yu) “越職”本質上並無不同，後者甚而更有“侵官之害”。從(cong) 此例即可見出名法家對於(yu) “形名相應”之精確性的重視，其威德賞罰一斷於(yu) 法，乃嚴(yan) 酷公正之“政治理性”。董仲舒所謂“誅名而不察實，為(wei) 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正是檢討刑名學冷酷無情、苛察名法而不問是非的弊端。

相較而言，儒家尤其是《春秋》學的正名思想雖也常為(wei) 後世所詬病，認為(wei) 其中暗含儒法相漸、以理殺人的因素；但循其本然，其中可謂別有仁心。原因就在於(yu) 有別於(yu) 名法家的正名論，儒家正名思想並非冰冷的權責論，而是試圖從(cong) 倫(lun) 常大義(yi) 出發來落實名分，其理論法則的真正歸宿在於(yu) “正義(yi) ”本身。用《左傳(chuan) •桓公二年》師服所言來概括儒家正名思想，那便是“名以製義(yi) ”[41]。馮(feng) 友蘭(lan) 論孔子“正名主義(yi) ”時說道：“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yi) ，此定義(yi) 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wei) 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義(yi) 之所指，即君之所以為(wei) 君者……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義(yi) ，皆盡其道，則‘天下有道’矣。”[42]溫公頤也有類似的見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都各自有它的道德範疇，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yi) 、婦順、朋友有信之類。孔子即用君臣父子等道德範疇的本質……糾正實際上的君臣父子之實，使實符合於(yu) 名。”[43]馮(feng) 友蘭(lan) “此物之要素”與(yu) 溫公頤“道德範疇的本質”其實便是古人所說的“義(yi) ”，不“仁”之君不可當“君”名，不“忠”之臣不可當“臣”名，依此類推。可見儒家所謂“正名”乃是“以義(yi) 正名”，這與(yu) 名法家之“以形檢名”判然有別。

《莊子•天下》雲(yun) ：“《春秋》以道名分。”[44]與(yu) 名法家類似，《春秋》學的法理指向同樣在於(yu) 正定名分，確立等級秩序，如歐陽修所雲(yun) ：“孔子何為(wei) 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45]但若深入考察，不難發現《春秋》學、尤其是公羊學的理論法則，恰可視為(wei) 儒家對秦政苛法的某種回應；董仲舒標舉(ju) 公羊學，其意也正在於(yu) 以《春秋》之法取替秦政名法，其實質便是用“以義(yi) 正名”的儒家正名思想改造“以形檢名”的黃老刑名學。

不難發現，《春秋》作為(wei) 一部“名教之書(shu) ”[46]，其正名的原則全然決(jue) 於(yu) “義(yi) 法”。《史記•孔子世家》便描述了《春秋》以義(yi) 正名的特征：“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hui) 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yu) 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yi) ，後有王者舉(ju) 而開之。《春秋》之義(yi) 行，則天下亂(luan) 臣賊子懼焉。”[47]而隻要存心忠厚，《春秋》又允許有所“權變”。細讀《春秋》經文和《公羊傳(chuan) 》，各種必為(wei) 刑名家痛加誅戮的越權行事之舉(ju) 層出不窮；但僅(jin) 因越權者心存正義(yi) 而又合乎時宜，盡管在名分有所僭越，《春秋》經文往往表麵上故作深責，以示義(yi) 法威權中，實則私赦這種行為(wei) 。從(cong) 這種名實參錯的精微書(shu) 法中，便可窺見《春秋》之“以義(yi) 正名”與(yu) 名法之“以形檢名”異趨。

以《公羊》學中著名的“實與(yu) 而文不與(yu) ”為(wei) 例略作說明。宣公十一年經文載“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chuan) 》雲(yun) ：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wei) 貶？不與(yu) 外討也。不與(yu) 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yu) 也，雖內(nei) 討亦不與(yu) 也。曷為(wei) 不與(yu) ？實與(yu) 而文不與(yu) 。文曷為(wei) 不與(yu) ？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討也。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討，則其曰實與(yu) 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wei)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48]

此為(wei) 董仲舒討論過的經典案例。以“文”而論，楚莊王僭越天子“專(zhuan) 討”之權，有損名教，《春秋》必須貶稱“楚人”，以免後來者僭越名分、獨斷專(zhuan) 行；但以“實”而論，莊王賢君而徵舒有弑殺陳靈公之重罪，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時代“以賢君討重罪”又情有可原。這便是所謂“實與(yu) 而文不與(yu) ”。由此可見，《春秋》立法的精神乃基於(yu) 一種世道人心的終極正義(yi) ，其格局更高於(yu) 名法家所苛求的等級製度之絕對威嚴(yan) ，而這種理論法則本身已隱然有種將“政教本然”從(cong) 嚴(yan) 苛製度中解放出來的立意。

總之，比較黃老刑名學與(yu) 儒家《春秋》學的“正名”思想，不難歸納二者的異同。自“同”而論，二者均視“正名以正政”為(wei) 導亂(luan) 致治的根本策略。自“異”而論，則名法“以形檢名”，苛求製度公正；《春秋》“以義(yi) 正名”，追尋事實正義(yi) ，兩(liang) 者理論法則的指向上有著微妙的分歧。可以說，董仲舒正是在融攝公羊學正名原則的基礎上，揚棄名法之弊，並深化為(wei) 帶有宗教色彩的名教倫(lun) 理。

四、名順於(yu) 天：董仲舒“名教”思想對黃老刑名學的揚棄與(yu) 改造

不難注意到，董仲舒的思想既“斥韓非之說”，又“頗參韓非之旨”[49]，唯因改造名法正是其學說的重大立意。[50]故而黃老刑名學與(yu) 《春秋》公羊學共同構成了名教倫(lun) 理的思想基石。董生有取於(yu) 名法者，在其簡潔高效、“自然致力”，司馬遷謂之“議卑而易行”[51]。與(yu) 之相較，儒家確實“勞而少功”。但儒家政治思想的格局並不僅(jin) 限於(yu) 政治秩序，還意在世道人心，這便是《春秋》學於(yu) 立意上高過刑名學之處。可以說董仲舒“名教”思想正是從(cong) 《春秋》“以義(yi) 正名”法則發展而出。《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雲(yun) ：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yu) 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wei) 名號之大義(yi) 也。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為(wei) 言，鳴與(yu) 命也，號之為(wei) 言，而效也。而效天地者為(wei) 號，鳴而命者為(wei) 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wei) ，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52]

《深察名號》篇的許多論述看似近於(yu) 刑名家言，然細察之下，董生察名卻全然服膺於(yu) 《春秋》正名法則。篇中多以“聲訓”、“形訓”之法察名知“義(yi) ”[53]，如以“士”為(wei) “事”，以“民”為(wei) “瞑”等。如此則義(yi) 理規正名號，“君”有“元”義(yi) ，則須明“正本”之理；有“群”義(yi) ，就要團結民眾(zhong) ，大義(yi) 由此而有“名教”之功。梁啟超解說儒家正名論時指出，“名教”意在使人“顧名思義(yi) ”[54]，所言甚是。董仲舒所謂的深察名號，察知的便是名號背後的義(yi) 理，這與(yu) 《春秋》正名法則一致。

而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深察名號”說不但涉及“以義(yi) 正名”的問題，更進而關(guan) 聯聖人所布達的“天命”。《深察名號》雲(yun) “事各順於(yu) 名，名各順於(yu) 天，天人之際，合而為(wei) 一”[55]，這一“名順於(yu) 天”的體(ti) 係才是其名教思想的根基。在他看來，要透達是非正義(yi) ，必須理解名號的“逆順”，如天子、諸侯、大夫、士、民各得其命而各具其義(yi) ，受命秩序象征著一種源於(yu) 自然的倫(lun) 常大義(yi) 和等級秩序，決(jue) 不可逆改。《順命》篇雲(yun) ：“天子受命於(yu) 天，諸侯受命於(yu) 天子，子受命於(yu) 父，臣妾受命於(yu) 君，妻受命於(yu) 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yu) 天亦可。”但凡對這種秩序稍有違佞者，《春秋》都會(hui) 以經文誅貶之，如“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等等，此類正名誅貶正是為(wei) 了向世人昭示“不奉順於(yu) 天者，其罪如此”[56]。

以公子慶父之例覘見名教威嚴(yan) 。《春秋》閔公元年經文曰：“冬，齊仲孫來。”《公羊傳(chuan) 》雲(yun) ：

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wei) 謂之齊仲孫？係之齊也。曷為(wei) 係之齊？外之也。曷為(wei) 外之？《春秋》為(wei) 尊者諱，為(wei) 親(qin) 者諱，為(wei) 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wei) 《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yu) ？”[57]

慶父本魯人，此處卻獨書(shu) 以“齊仲孫”，仲舒釋曰“公子慶父，罪亦不當係於(yu) 國，以親(qin) 之故為(wei) 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qin) 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lun) ”[58]。不難見出，仲舒將“名教”理解為(wei) 一種基於(yu) 天命、自然正當的“天倫(lun) ”，緣此，君臣父子“名順於(yu) 天”，便真正具備了自然本源之義(yi) 。而名教倫(lun) 理之所以能在西漢中後期這一政教轉型時代得以確立，既得益於(yu) 董仲舒對黃老刑名學理的洞察、吸納與(yu) 改造，更源於(yu) 他對《春秋》微言大義(yi) 的深厚浸潤。

五、結論

本文試圖疏通、還原董仲舒基於(yu) 《春秋》學理論法則、以儒家“名教”思想改造黃老學“名法”原理的整個(ge) 思辨路徑。就漢代的政治現實而言，儒者思欲“通經致用”，勢必要對簡潔高效的名法之治及其統治哲學黃老刑名有所借鑒。而仲舒則洞悉名法苟簡之治“誅名而不察實”的災難性後果，並痛感於(yu) “法令極而民風衰”的帝國政教文敝，著力尋求一種基於(yu) 教化、足以啟導民眾(zhong) 道德自覺的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學理論法則，他力圖以“以義(yi) 正名”替換“以形檢名”，並以“名教”關(guan) 聯天命，以此為(wei) 當時過度製度化的治理體(ti) 係“鬆綁”，其用心深邃而仁厚。董仲舒艱辛的政治哲學思考在後世日益顯現出價(jia) 值，並深刻影響了大漢政治文化的構建。明末顧亭林敏銳地觀察到，自周末風俗浸壞，“至東(dong) 京，而其風俗稍複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他進而將這種“變齊至魯之功”歸因於(yu) “名教”。[59]而在筆者看來，名教倫(lun) 理或許正是董學最大的思想遺產(chan) 。

注釋：
 
[1] 陳蘇鎮《東漢義學與名教》一文考察了董仲舒公羊學思想影響下東漢名教倫理，這對本文的寫作有直接啟發。見《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17-337頁。
 
[2] 《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62頁。
 
[3] 《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04頁。
 
[4] 《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2510頁。
 
[5] 程樹德：《論語集釋》卷3，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8頁。
 
[6] 《隋書》卷57《薛道衡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408頁。
 
[7] 《史記》卷87《李斯列傳》，第2556頁。
 
[8] 《漢書》卷9《元帝紀》，第277頁。
 
[9] 《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第3117頁。
 
[10] 內藤湖南認為：“文景是黃老之學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則非常喜好儒學。”見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
 
[11] 《漢書》卷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2139頁。
 
[12] 《漢書》卷50《張馮汲鄭傳》，第2314頁。
 
[13] 《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第3118頁。
 
[14]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卷10《刑德》，中華書局1992年，第568頁。
 
[15]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5，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73頁。
 
[16]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卷3《同異》，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65頁。
 
[17]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卷2《聖德》，第131頁。
 
[18]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13，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64頁。
 
[19] 《文心雕龍•諸子》黃叔琳注引，見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1頁。
 
[20]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3，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3頁。
 
[2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頁。
 
[2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18頁。
 
[23] 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2-33頁。
 
[24] 黎鳳翔：《管子校注》卷13，第770-771頁。
 
[25]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嶽麓書社2010年版，第82-83頁。
 
[26]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20頁。
 
[27]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4《全上古三代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7a頁（總第33頁）。
 
[28]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頁。
 
[29]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第82-83頁。
 
[30] 汪繼培：《屍子》卷上《發蒙》，見《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21冊影印清嘉慶十七年 [1812] 刻《屍子》、《尹文子》合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b-14a頁（總第282頁）。
 
[31]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17《定法》，第906頁。
 
[32] 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5頁。
 
[33] 白奚：《稷下學研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22頁。
 
[34]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1頁。
 
[35] 《漢書》卷9《元帝紀》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第277頁。
 
[36]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5《定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6頁。
 
[37]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89頁。
 
[38] 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卷1《詩教上》，中華書局1985年，第60頁。
 
[39]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4《全上古三代文》引《申子•大體》，第7a頁（總第33頁）。
 
[40]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2，第126頁。
 
[41] 鄭玄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5《桓公二年》，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785頁。
 
[4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頁。
 
[43] 溫公頤：《先秦邏輯史》，第172頁。
 
[44]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10，第1067頁。
 
[45] 歐陽修：《春秋論中》，見《歐陽修全集》卷18，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7頁。
 
[46] 範仲淹：《近名論》，見《範文正公文集》卷5，《四部叢刊初編》第135冊，上海書店1989年版，第10頁。
 
[47]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1943頁。
 
[48]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6，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02頁。
 
[49]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6蘇輿論《保位權》篇語，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72頁。
 
[50] 據日本學者關村博道介紹，中江醜吉《公羊傳及ひ公羊學に就いて》一書中根據蘇輿的看法認為《春秋繁露》涉及名法之學的四篇為偽作，重澤俊郎《周漢思想研究》一書則反對這一看法，筆者認為前一種看法尚無堅實的文獻依據。見關村博道《日本學者關於〈春秋繁露〉的論爭評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第238-246頁。
 
[51] 《史記》卷15《六國年表》，第686頁。
 
[52]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0，第284-285頁。
 
[53] 參見貢華南：《從形名、聲名到味名：中國古典思想“名”之演變脈絡》，《哲學研究》2019年第4期，第52-61頁。
 
[5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77頁。
 
[55]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0《深察名號》，第160頁。
 
[56]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5《順命》，第410-412頁。
 
[57]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9，第192-193頁。
 
[58] 按：據《左傳•閔公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明以齊仲孫湫與公子慶父為二人。《公羊》、《穀梁》二傳以齊仲孫為慶父說從史實上不那麽可信，但卻有其義理價值。
 
[59]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13“周末風俗”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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