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浙蘇“新鄉(xiang) 賢”：農(nong) 村基層治理的新力軍(jun)

作者：李敢（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葉美蘭(lan) （南京郵電大學教授、南京郵電大學校長）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十九日甲申

          耶穌2020年6月10日

近年來，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的討論蔚然成風。“新鄉(xiang) 賢文化”已被寫(xie) 入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及《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規劃（2018-2022）》。但諸多關(guan) 於(yu) 新鄉(xiang) 賢的報道和論述過多偏向“文學敘事”，卻忽視了一點，創新鄉(xiang) 賢文化與(yu) 創新社會(hui) 治理是一體(ti) 兩(liang) 麵。

“鄉(xiang) 賢”一詞最早源自東(dong) 漢，泛指品才兼具，能為(wei) 地方發展做出貢獻的社會(hui) 賢達。如今，鄉(xiang) 賢文化的再造率先起步於(yu) 經濟較發達地區，如廣東(dong) 、浙江、江蘇等。在文獻梳理與(yu) 實地調研基礎上，我們(men) 試圖歸納和提煉新鄉(xiang) 賢的一些類型。

廣東(dong) ：宗族催生的“鄉(xiang) 賢谘詢委員會(hui) ”

嶺南地區曆來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底蘊，敦親(qin) 睦族理念深入人心。廣州、順德、雲(yun) 浮、揭西、佛岡(gang) 、蕉嶺等地，無論在鄉(xiang) 村治理的意願、能力或有效性上，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宗族文化印記。這些地區的社區族群內(nei) 聚力較強，互助意識也較強。

區別於(yu) 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新鄉(xiang) 賢的服務對象有一定變化。比如，一些地區的“宗族理事會(hui) ”轉型為(wei) “村民理事會(hui) ”，宗族權威由原先“服務姓氏”轉變為(wei) 服務公眾(zhong) 。2018年，廣東(dong) 省評出，其中5位來自宗族文化底蘊深厚的潮汕地區，他們(men) 都參與(yu) 過捐資助學、濟貧扶弱、帶領群眾(zhong) 致富，服務對象更為(wei) 廣泛，而非一家一姓。

近幾年粵東(dong) 地區大力推進“鄉(xiang) 賢谘詢委員會(hui) ”建設，融合了村老人理事會(hui) 、祖祠理事會(hui) 、村福利會(hui) 等力量。在一些村落“世仇和解”的過程中，新鄉(xiang) 賢發揮了重要作用。

揭陽普寧市，果隴和北山兩(liang) 村相距約6公裏，不過10分鍾左右車程，但其間“世仇”卻長達兩(liang) 百多年。沒有史料記載，沒人說得清世仇的來源，據村裏老人推測可能來自舊社會(hui) 時爭(zheng) 奪田產(chan) 、水源。祖上甚至規定，兩(liang) 村互不通婚。在兩(liang) 村鄉(xiang) 賢推動下，兩(liang) 村福利會(hui) 、鄉(xiang) 賢谘詢委員會(hui) 和村委會(hui) ，化解世仇。

粵東(dong) 村落間的“世仇”往往有著複雜成因，“省尾國角”（潮州話，泛指潮汕地區）的地理位置，“十鄉(xiang) 九寨”的聚居傳(chuan) 統，多種因素都可能造成村落世仇。曆史遺留問題無法一蹴而就，鄉(xiang) 賢谘詢會(hui) 也難以完全厘清。

“族權”曾一度被視作一種封建宗法思想，盡管具有曆史局限性，但宗族與(yu) 基層民主可以互補，傳(chuan) 統的宗族力量可以納入基層治理範疇，轉型為(wei) 服務型的民間社會(hui) 組織。

如今，鄉(xiang) 賢谘詢委員會(hui) 已成為(wei) 粵東(dong) 地區基層治理的一部分。截至2017年，普寧市的568個(ge) 村社已實現了鄉(xiang) 賢谘詢委員會(hui) 全覆蓋。新鄉(xiang) 賢認捐資金，涉及助教助學、環境衛生整治、公共設施建設等，也在探索返鄉(xiang) 投資項目。

浙江：農(nong) 村基層治理的“編外隊伍”

浙江市場氛圍濃厚，民間經濟和民間文化富有活力，新鄉(xiang) 賢亦是如此，其中以浙東(dong) 紹興(xing) 上虞和浙北湖州德清最為(wei) 典型。

2001年，上虞成立了“上虞鄉(xiang) 賢研究會(hui) ”，這是國內(nei) 最早以“鄉(xiang) 賢”為(wei) 名創設的區域性民間文化學術社團。研究會(hui) 成立以來，進行了“鄉(xiang) 賢劉履”碑搶救保護、家譜編製、名人故居修繕等工作，編撰《上虞鄉(xiang) 賢文化》和《憶曹娥》等書(shu) 籍，並力促鄉(xiang) 賢文化元素融入今日上虞城市建設，包括曹娥江十八裏景觀帶、大舜廟、英台故裏等景觀設置。

德清縣則以“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知名，最早起步於(yu) 東(dong) 衡村。參事會(hui) 經曆了機構轉型，從(cong) 早先“農(nong) 村土地綜治推進委員會(hui) ”（2011年）發展為(wei) “新農(nong) 村建設建設推進委員會(hui) ”（2013年），再發展為(wei) “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2014年）。

2011年，東(dong) 衡村的石礦關(guan) 停，影響了整個(ge) 村集體(ti) 的收入來源。新一屆的村兩(liang) 委，工作人員隻有6人，人手嚴(yan) 重短缺。在廣泛征求村民和小組長意見建議基礎上，經黨(dang) 員大會(hui) 通過，東(dong) 衡村成立了新農(nong) 村建設參事會(hui) ，由村兩(liang) 委會(hui) 成員、老幹部、黨(dang) 員、組長代表等19名鄉(xiang) 賢組成，為(wei) 村內(nei) 事務出謀劃策、溝通民情、監督村務。

其後，東(dong) 衡村開展“和美家園”建設，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結合東(dong) 衡自身特色，提出打造“孟頫故裏·書(shu) 畫聖地·文化東(dong) 衡”，在中心村征地、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工作中示範帶頭。參事會(hui) 還積極參與(yu) 了該村《農(nong) 戶土地統一流轉入股實施方案》、《三年發展規劃》等方案的製定，推動了新農(nong) 村建設中心村集聚、農(nong) 村土地綜合治理等工作的落實。

鄉(xiang) 賢參事會(hui) 有效填補了人手不足的基層治理隊伍，並讓更多人參與(yu) 家鄉(xiang) 建設。

江蘇：農(nong) 村電商中的新鄉(xiang) 賢

江蘇的新鄉(xiang) 賢建設有兩(liang) 大亮點，一是勞模明星集聚的“贛榆經驗”，探索了一套矛盾調解、信息谘詢、致富求助的新模式，另一個(ge) 則是“沙集現象”，由返鄉(xiang) 能人引領的電商創業(ye) 模式。

2006年，徐州市睢寧縣沙集鎮，幾個(ge) 沙集人返鄉(xiang) 創業(ye) ，開辦淘寶店。經過十多年發展，這裏成就了“中國淘寶第一村”和“中國電商第一鎮”，電商成為(wei) 當地人最主要的財富源，重塑了當地產(chan) 業(ye) 模式和生活方式。

對“沙集現象”跟蹤研究10年的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電子商務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的古老‘肌體(ti) ’注入了新的基因，提供了新的市場觀、資源觀、價(jia) 值觀和發展觀”。

當然，更大的變化來自於(yu) 人，如今，沙集的年輕人已經把回家開網店當作重要的就業(ye) 選擇。目前，總人口6萬(wan) 人的沙集鎮，有2.58萬(wan) 人從(cong) 業(ye) 電商，還吸引了。

新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的位置

理想狀況下，新鄉(xiang) 賢應是新觀念、新知識、新訊息和新技能的傳(chuan) 播者。

誰能成為(wei) 新鄉(xiang) 賢，評判標準如何，需要兼顧曆史和現實向度。為(wei) 開拓基層治理資源，新鄉(xiang) 賢應更為(wei) 多樣化，籍貫為(wei) 主，出生地、成長地、工作地等地域概念也可作為(wei) 參考標準。但凡有意願、有能力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的人都有機會(hui) 成為(wei) 新鄉(xiang) 賢。職業(ye) 類型上，退休官員、退伍軍(jun) 人、教師醫生、技術人員、返鄉(xiang) 大學生、在外或返鄉(xiang) 經商人員、海外歸僑(qiao) ，或是本土本鄉(xiang) 有一技之長的的村民等，不一而足。

新鄉(xiang) 賢的遴選標準和程序上，建議采取以村兩(liang) 委同意與(yu) 村民代表大會(hui) 通過為(wei) 基準，減少“為(wei) 民做主”，增加“由民做主”的頻次和機會(hui) 。

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背景下，新鄉(xiang) 賢可以做什麽(me) ？相比“好人好事”類敘事，我們(men) 需要更關(guan) 注其產(chan) 生的土壤和過程，因地因時製宜，與(yu) 其“遍地開花”，一窩蜂式建設新鄉(xiang) 賢，不如找尋典型予以深化培育，發展壯大。

在新鄉(xiang) 賢建設過程中，圍繞人才“能否回得去”、“能否留得住”、“如何留”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等突出問題，媒體(ti) 和學界有諸多討論。但不論是人才政策扶持，抑或是人才使用機製，關(guan) 聯討論往往過於(yu) 關(guan) 注現實利益的考量。

比如，有觀點認為(wei) ，，為(wei) 早年離開故土的成功人士創造生活和工作條件。但不能本末倒置，農(nong) 村宅基地的體(ti) 製創新應該服務於(yu) 更廣泛的基層群眾(zhong) 。

類似主張還有歸還返鄉(xiang) 鄉(xiang) 賢“村籍”或象征性給予村股份經濟合作社份額等。但依筆者之見，這類見解未能認識到鄉(xiang) 賢文化的深層文化內(nei) 核。對此曾有著很好的洞察：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鄉(xiang) 賢之所以能夠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去教化鄉(xiang) 民和重塑鄉(xiang) 風，是因為(wei) 鄉(xiang) 賢帶有宗族製度所賦予的身份象征，能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參與(yu) 基層社會(hui) 治理的職責。

深入發掘新鄉(xiang) 賢文化內(nei) 涵，需要更多關(guan) 注其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新時期鄉(xiang) 村治理中的具體(ti) 運作方式，注重階段性、類別化歸納總結。其中，功能性、便利性、情感性、社會(hui) 性和教育性等內(nei) 容均值得在實踐中予以探索。多方位認知鄉(xiang) 賢文化在曆史新時期的潛在功能發揮。

（廣東(dong) 揭西縣文旅局李迅馳提供了部分廣東(dong) 案例素材，於(yu) 茲(zi) 致謝。）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