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藏》工程意義的新思考
作者：胡仲平（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來源：作者賜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正逐步實踐由革命黨向執政黨方向的轉型。中國社會在政治上實現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在經濟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在文化上如何實現從以批判為特征的空想主義向以建設為重點的現實主義轉變，是值得認真探究的重大問題。而《儒藏》工程正是我們國家為傳承中華文明和弘揚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文化上所采取的一項建設性的重大舉措。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恢複將孔子誕辰作為中國教師節的建議，尚未被采納。形成對照的是，2009年10月2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案，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並讚揚儒家思想對人文社會的貢獻。這種中國人的祖宗被外國人搶著禮敬的現象，有點吊詭，耐人尋味。由此看來，我們仍有必要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應該對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說予以進一步“正名”。從這樣的角度來認識問題，我想對《儒藏》工程的意義似還可以從孔子及儒家的曆史地位、儒家文化的現實意義、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北大在思想文化上應有之貢獻諸方麵作如下四點新的思考。

    第一，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曆史文化的重要代表。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學說。正是由於孔子站在他那個時代的高度對虞、夏、商、周諸代的遠古文化和文明進行了全麵的整理和總結，對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並進一步提出了一套較完整的針對當時社會各個方麵進行因革損益的理想和方案，從而使得儒家學說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適應了中國古代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需要，並為漢代以降，唐、宋、元、明、清等曆朝曆代的主政者所重視和利用。因此，從中華民族的觀點看，孔子是中國古代社會在思想文化方麵的最高代表，儒家學說在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過無可取代的積極作用。哪怕是異族的君王入主中原，為了鞏固政權、穩定社會、融合民族，都必須借重孔子、禮敬孔子。元朝皇帝曾頒布追封孔子的聖旨，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對孔子地位的普遍認識和主流評價。

    直至19世紀，由於遭到西方列強、西方文化的全麵衝擊，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固有的不足和弱點才充分地暴露出來，又經過一係列激烈的文化運動和政治革命，以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為標誌，孔子思想、儒家學說也就喪失了作為中國宗法社會的官方哲學或國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現在來看，應該說這種革命性變化既發揮過重大的積極作用，也產生了久遠的負麵影響。現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形態、社會製度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仍滲透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對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思維模式繼續發生著微妙的作用，因而並沒有完全喪失其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中華文明的文明特征的代表地位。

    正是由於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並仍有著廣泛的影響，要在中國有效地倡導任何名目的主義、成功地建設任何形態的社會，都必須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時代特點，總結和繼承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儒藏》工程正是為了重新打開貯藏這筆財富和遺產的寶庫，以便於大家利用。

    第二，孔子及儒家學說在中國當代社會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早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但建國之後並未實行，並逐漸走向相反的方向，孔子及儒家學說遭到徹底批判和否定，至“文革”而登峰造極。

    由於長期以來對自己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由於上世紀末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由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商業社會的急遽過渡，由於一度過於追求國民經濟指標的單一增長，由於西方流行文化及娛樂文化的衝擊，相當一段時期以來在中國大陸，從城鎮到鄉村都普遍出現了信仰失落、道德失範、倫理失序的嚴重局麵。受此刺激，中國社會先民間後官方、由自發到自覺地呈現出向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傳統道德價值複歸的迫切需求和熱烈景象。這表明向傳統價值複歸以重建社會精神信仰、道德規範和倫理秩序乃大勢所趨，而儒家提倡道德修養、強調倫理價值的文化特點，恰恰可以為這種精神文明的重建提供深厚的曆史依據和豐富的思想資源。

    值得慶幸的是，飽受批判的儒家文化在我國的改革開放時期仍然發揮出潛在然而巨大的積極作用，並為國內外有識之士所認同。竊以為，這種積極作用較明顯地體現在四個方麵：一是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使得中國在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每個家庭對教育的竭力投入便彌補了這種不足，從而為國家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受過教育的勞動力；二是儒家提倡孝道的傳統，使得在國家社會保障體係還沒來得及建立健全的情況下，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彌補了政府功能的不足，也減輕了社會的負擔；三是儒家重視家庭的傳統，使得在社會就業機會不足、改革過程中下崗人員激增的情況下，家庭、家族內部的互助，幫助政府緩和了社會的矛盾，維護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四是儒家強調等級秩序的傳統，有利於形成集體主義或團隊精神，從而有利於現代工商業的發展，此點也早為東亞儒家文化圈成功現代化的諸多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和“四小龍”的現代化經驗所證明。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現在適時編修《儒藏》，以現代的學術眼光和技術手段對曆朝曆代的儒家典籍文獻進行一次全麵的整理，並結合時代特點加以深入的研究，是為重建道德規範、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複興所進行的一項基礎性的工作。

    第三，北京大學應該全麵繼承其在中國學術教育史上所曾具有的曆史和傳統。
    
    北京大學作為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最初的名字叫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北京大學。而京師大學堂則是由清代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國子監演變而來。北大的前輩學者胡適先生、馮友蘭先生，有感於世界上著名的大學都有數百年的曆史，因而針對性地提出，北大作為當代中國的最高學府，其曆史應該追溯到一兩千年前漢朝的太學，以它的資格而論，它可以成為中國曆朝曆代太學、國子監的正式繼承者。“文革”前北大校長陸平也曾提出過一個辦校方針：繼承太學，學習蘇聯，參考英美。北大現在的哲學係、中文係、曆史係是由北大早期文科四門中的中國哲學門、中國文學門、中國曆史門演變而來，而北大早期文科又是由京師大學堂中以學習和研究儒家典籍的經科轉化而來。文史哲等傳統人文學科向來是北大最具聲譽的學科，也是北大“精神魅力”之所在。這些都昭示著北京大學不僅具有發動和領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曆史和傳統，不僅具有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和傳統，也不僅具有引進和學習西方民主和科學的曆史和傳統，而且還具有保存、研究和弘揚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的曆史和傳統。

    目前中國的學術局麵、教育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大如果仍想葆有其在中國學術教育史上所曾擁有的地位和影響，勢必要在充分吸收、融合世界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鞏固並振興傳統的人文學科。因此，由北大整合本校文科院係的力量，並作為牽頭單位來主持《儒藏》工程，進而以其影響力爭取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支持，這對北大來講則具有全麵繼承其曆史和傳統、尤其是繼承以研習儒家典籍為主的國學的曆史和傳統的特殊意義。

    第四，北京大學應該在中華民族複興的曆史進程中作出思想文化上的新貢獻。

    北京大學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曾經是中國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科學研究中心和思想文化中心，相較而言，特別是作為思想文化中心，北大對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發生過深巨的影響。北大目前所擁有的地位和影響是北大的前輩師生通過自己創造性的貢獻、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所贏得的。北大為了保持這種地位和影響，就應該在思想文化上為國家和民族繼續作出新的貢獻。

    目前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進程中既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也產生了複雜的問題。從世界範圍看，由於近代西方社會經曆過數次重大的危機，世界思想界已出現了要向東方文化學習的呼喚。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麵向21世紀”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探討了21世紀科學發展與人類麵臨的問題，會議得出的結論之一是：“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前，從孔子那裏汲取智慧。”現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已經10年了，麵對當前的國內外形勢，從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中汲取智慧，並進行創造性轉換，是我們可以對人類社會作出思想文化新貢獻的有效途徑之一，並可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及現代化事業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乃至心靈慰藉。

    北京大學主持《儒藏》工程應該具有這樣一種自覺，即以《儒藏》工程為契機，發掘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對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生存發展有益的智慧，以傳承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並向世人展示中華民族熱愛國家、愛好和平、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以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國內外環境，並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出思想文化上的新貢獻。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