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傳(chuan) 統與(yu) 立異標新

——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作者：吳聖正（山東(dong) 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貴州文史叢(cong) 刊》2020年第一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初八日癸酉

          耶穌2020年3月31日

摘要：張立文先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有著傑出成就，是該領域的一位領軍(jun) 人物。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起步於(yu) 宋明理學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學術界第一部研究朱熹思想的專(zhuan) 著，在國內(nei) 和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其《宋明理學研究》《陸九淵思想研究》《王船山思想研究》等也是國內(nei) 外相關(guan) 領域的開山之作。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沒有局限於(yu) 宋明理學，也沒有局限於(yu) 國內(nei) 學術界，而是從(cong) 先秦“六經”跨越到現代新儒家、從(cong) 中國跨越到韓國、越南，出版了《易經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等開創性著作，發表了大量富有創見性的論文。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張先生創立了“邏輯結構”“範疇分析”等方法和“自己講，講自己”的原則，並建構了“和合學”“傳(chuan) 統學”“新人學”的理論體(ti) 係。

關(guan) 鍵詞：張立文、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

中國哲學史研究始於(yu) 上世紀初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此後還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ce) ），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這些著作是上世紀前四十年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成果。此後中國進入了戰爭(zheng) 和政治運動接連發生的曆史年代，中國的人文社科以及哲學研究所包括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基本陷入了停滯狀態。期間盡管也有一些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或教材麵世（如馮(feng) 友蘭(lan) 所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但由於(yu) 受到“左傾(qing) ”思潮及“唯物—唯心”二元哲學觀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存在巨大缺陷。此外，這一時期盡管有一係列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成果，但它們(men) 大都屬於(yu) “通史”性研究，截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尚未有中國哲學史重點人物的專(zhuan) 題研究成果出現。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張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無疑是嚴(yan) 冬過後的第一聲春雷，連同他的《宋明理學研究》，張先生不僅(jin) 為(wei) 自己也為(wei) 整個(ge) 中國哲學界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開辟了方向，樹立了旗幟。而且，貫穿於(yu) 其整個(ge) 哲學史研究生涯，張先生不步前人後塵，不照搬前人方法，而是以其嚴(yan) 密的思考、深邃的洞察和敏銳的時代感確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了新的哲學史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了屬於(yu) 自己也屬於(yu) 時代的新的哲學理論。毫不誇張地說，張先生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位開創者、引領者和集大成者。

一、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起步——宋明理學研究

張先生生在舊時代，長在紅旗下，成就於(yu) 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他讀過舊式的私塾，上過新式的中學，參加過土改運動，曾就職於(yu) 糧食局，於(yu) 上世紀五十年代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又曆經“反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及改革開放等各種運動與(yu) 變革。期間有過困難，有過困惑，有過冤屈，有過誘惑，但所有這些都沒有動搖他對神秘的哲學殿堂的向往和對中國哲學的深深的熱愛。1960年大學畢業(ye) 後，張先生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史教研室，負責宋元明清哲學的研究與(yu) 教學。於(yu) 是，宋明理學成了張先生首先需要攻克的難關(guan) 。當時，由於(yu) 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哲學界研究先秦和近現代的較多，而宋明理學則被視為(wei) 禁區，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張先生沒有被這一“禁區”嚇倒，而是認為(wei) “中國哲學史作為(wei) 哲學係的一門重要必修課，不講宋明理學是不行的，否則，就不成為(wei) 哲學史。既然要開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作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ge) 高峰，不研究它是不行的。”[1]

在宋明理學家中成就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yu) 朱熹，於(yu) 是朱熹就成了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的首要對象。當時研究宋明理學的人很少，研究朱熹的人更是沒有，因此可借鑒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張先生在吸收、借鑒已有的有限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通過閱讀朱熹的原典材料來研究朱熹的思想。由於(yu) 當時的學術建設落後，僅(jin) 搜集朱熹的原典材料就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但張先生以其堅韌和勤勉，通過借、買(mai) 、抄等手法完成了。從(cong)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在那個(ge) 知識與(yu) 知識分子、儒學與(yu) 宋明理學備受歧視的年代裏，張先生頂著各種壓力與(yu) 幹擾，默默無聞地從(cong) 事著朱熹思想與(yu) 宋明理學的研究，筆耕不輟，從(cong) 不言敗。終於(yu) ，從(cong) 1978年開始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開始開花結果。這一年，張先生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研究的論文《朱熹唯心主義(yi) 認識論批判》，次年又發表了《論朱熹的“一分為(wei) 二”和他的形而上學觀》《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等論文。

1979年10月中國哲學史討論會(hui) 首次在太原召開，張先生提交了題為(wei) 《關(guan) 於(yu) 哲學史方法論的幾個(ge) 問題——從(cong) 朱熹思想評價(jia) 問題談起》一文。該論文針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觀點，糾正過去對朱熹的各種不實評價(jia) ，特別是關(guan) 於(yu) 朱熹哲學的性質、朱熹的發展觀、朱熹思想的階級性等問題，張先生都站在時代前沿立場上給予重新思考、分析和總結，最後提出了深刻而有遠見的觀點。由於(yu) 該論文該內(nei) 容充實、思想深刻、邏輯嚴(yan) 密，受到了張岱年先生的高度評價(jia) 。可以說，通過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張先生找出了一條擺脫當時中國哲學史研究困境的路子。此後張先生又撰寫(xie) 了《》《朱熹哲學邏輯結構論》等文章。至此，可以說，張先生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個(ge) 相當的高度，一顆學術新星即將在中國哲學界誕生。

1981年9月，在經過長達二十餘(yu) 年的閱讀、思考、研究和積累之後，一本長達五十二萬(wan) 字的《朱熹思想研究》最終定稿，並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shu) 是中國學術界對朱熹思想進行全麵、係統論述的第一本專(zhuan) 著。張先生首先對“理學”概念進行了辨析，指出了前人對該概念解釋上的不足，並對“理學”作了新闡釋，指出：“‘理學’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產(chan) 生的特定的學術思想，是一個(ge) 學派的總稱。分而言之，可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2]然後，張先生又對理學的基本內(nei) 容、理學的基本特點、理學產(chan) 生的社會(hui) 根源、理學思想的來源、理學的形成等問題進行了全麵深刻的梳理和論證。在此基礎上，張先生對朱熹的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朱熹思想的曆史地位等進行了全麵論述。雖然是對朱熹思想的全麵論述，但是，由於(yu) 哲學思想是朱熹思想的核心，所以該書(shu) 也以朱熹的哲學思想為(wei) 主體(ti) ，對該部分的論述占了全書(shu) 內(nei) 容的近三分之二。在對朱熹哲學思想論述時，張先生沒有像其前和同時期其他學者那樣從(cong) “唯物—唯心”二元對立的角度，或按照西方哲學“本體(ti) 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分析模式，對朱熹的哲學思想作削足適履的或牽強附會(hui) 的解釋，也沒有站在階級鬥爭(zheng) 的立場上對朱熹的哲學思想進行一味地否定和批判，而是從(cong) 範疇分析入手，通過對朱熹哲學思想邏輯結構的梳理，以現代人可理解的方式客觀地再現朱熹哲學思想的本來麵目。

《朱熹思想研究》凝聚了張先生二十餘(yu) 年的心血，也寄托著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未來希望。書(shu) 一經出版便立刻在國內(nei) 和國際學術界引起了的極大關(guan) 注和不同尋常的反響。張岱年先生、台灣學者王明教授、日本學者深澤助雄教授都在閱讀書(shu) 稿或出版的著作後分別致函給予高度評價(jia) 。《光明日報》1982年6月1日刊登趙宗正、黃德誌《於(yu) 平實中見新意——評<朱熹思想研究>》一文，文中評價(jia) 道：“解放三十年來，不僅(jin) 沒有出版過一本關(guan) 於(yu) 朱熹研究的專(zhuan) 著，就連一本普通論朱熹的小冊(ce) 子也很難找到。張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為(wei) 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重點人物的研究填補了一大空白。”《人民日報》也發表士心的論文《評<朱熹思想研究>》，對該書(shu) 作了很高的評價(jia) 。日本《朝日新聞》於(yu) 1982年6月13日在其學術欄目發文專(zhuan) 門介紹了《朱熹思想研究》，並給予很高評價(jia) 。香港《鏡報》於(yu) 1983年第七期發表了非聞的文章《中年學者在大陸崛起——訪<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張立文》。文中寫(xie) 道：“作者在書(shu) 中保持著學者的清醒，沒有簡單地批判斥責了之，而是對朱子的經濟思想、政治學說、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或積極成分，一一作了具體(ti) 分析，指出其可取之處。在大陸學術空氣遭到十年浩劫的汙染以後，張立文對朱熹這個(ge) ‘大儒’所作的這樣的分析研究，特別使人感到清新。”

正如張先生在該書(shu) 的“沒有結束的結束語”中說的，“作為(wei) 本書(shu) 來說，就此結束；但作為(wei) 對朱熹思想的研究來說，還僅(jin) 僅(jin) 是個(ge) 開始，而沒有結束……。”隨著該書(shu) 引起的強大反響，張先生成了國內(nei) 、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學者，各種學術會(hui) 議的邀請函紛至遝來。但張先生沒有被學術成就和名氣所羈絆，而是以其一貫的謙遜的態度和嚴(yan) 謹的作風繼續對朱熹思想進行研究。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十六年後，張先生對朱熹及其思想的認識又上了一個(ge) 新的高度。當匡亞(ya) 明先生提議編纂《中國思想家評傳(chuan) 》係列叢(cong) 書(shu) 時，張先生欣然應允撰寫(xie) 《朱熹評傳(chuan) 》。在與(yu) 疾病抗爭(zheng) 的歲月裏，張先生以頑強的毅力高質量地完成了這部著作。該書(shu) 初由南京大學出版社於(yu) 1998年出版，後由長春出版社於(yu) 2008年出版修訂版。如果說《朱熹思想研究》是一部強調對朱熹思想尤其是其哲學思想的辨析與(yu) 評論的學術專(zhuan) 著的話，那麽(me) 《朱熹評傳(chuan) 》則是在學術性的基礎上強調可讀性和科普性的通俗讀物。作者用平實而不失活潑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將朱熹的生平、思想的發展脈絡和理論的內(nei) 在機理進行了整理、疏解並娓娓道來。

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後，張先生又著手將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所得匯集、整理成冊(ce) ，編成《宋明理學研究》一書(shu) 。該書(shu) 於(yu) 1985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由人民出版社於(yu) 2002年出版其修訂版。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研究宋明理學的專(zhuan) 著，也是第一部適用於(yu) 宋明理學專(zhuan) 業(ye) 教學的教材。該書(shu) 除了對宋明理學主要人物的各方麵思想及相關(guan) 信息進行係統闡述外，還在“緒論”中對宋明理學所麵臨(lin) 的挑戰、宋明理學的稱謂、內(nei) 涵和分係、宋明理學發展的諸階段、宋明理學範疇結構的演變、宋明理學的特點和時代精神進行了富有創見性的論述。在宋明理學的分係問題上，張先生沒有停留在傳(chuan) 統程朱道學—陸王心學的二分法上，而是在分析並指出牟宗三先生的三分法（除程朱、陸王兩(liang) 係，外加胡宏、劉宗周一係）缺陷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即以程朱為(wei) 代表的“新理學”、以陸王為(wei) 代表的“新心學”和以張載、王夫之為(wei) 代表的“新氣學”。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內(nei) 涵，張先生總結了五條：以道體(ti) 為(wei) 核心，以窮理為(wei) 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為(wei) 存養(yang) 功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wei) 實質，以成聖為(wei) 目的。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時代精神，張先生指出：“宋明理學的精神，亦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整體(ti) 體(ti) 現”，當中包括求理精神、主體(ti) 精神、憂患精神、力行精神、求實精神、道德精神[3]。這些係統論述和深刻見解，不僅(jin) 使得宋明理學之體(ti) 更加血肉豐(feng) 滿，也使得對宋明理學的認識由知識層麵上升到精神層麵。該書(shu) 獲得1987年北京市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並且作為(wei) 大學教材在《光明日報》登報征訂。

作為(wei) 與(yu) 程朱理學分庭抗禮的陸王心學是宋明理學研究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同樣不可忽視的部分。其實，張先生對陸九淵思想的研究並不晚於(yu) 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因為(wei) 張先生總喜歡在比較中分清思想家們(men) 的理路，所以研究朱熹思想就離不開陸九淵思想，反之亦然。如此，在《朱熹思想研究》定稿並出版後，張先生立即開始了對陸九淵思想進行深入和係統的研究，並在兩(liang) 年後即1984年寫(xie) 成《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一書(shu) 。該書(shu) 作為(wei) 《朱熹思想研究》的姐妹篇由中華書(shu) 局在1992年出版，2008年經修訂後由人民出版社以《心學之路——陸九淵思想研究》為(wei) 名再次出版，該書(shu) 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本全麵係統研究陸九淵思想的專(zhuan) 著。該書(shu) 以陸九淵的哲學思想為(wei) 核心，涵蓋了陸九淵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曆史學說、教育思想，並對陸九淵與(yu) 朱熹的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當然，該書(shu) 的特點不僅(jin) 僅(jin) 是“第一”“全麵係統”，更重要的是對哲學史上關(guan) 於(yu) 陸九淵的一些棘手問題沒有回避，而是直麵這些問題，並有理有據地分析和回答了這些問題。比如，關(guan) 於(yu) 二程的分野問題，書(shu) 中指出：“程顥以‘理’為(wei) ‘心’，強調‘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的‘我心’，而傾(qing) 向於(yu) 唯‘心’；程頤以‘理’為(wei) ‘道’和‘天’，消‘我’入‘理’，傾(qing) 向於(yu) 唯‘理’。”[4]而對於(yu) 陸九淵是如何承接程顥的這個(ge) 哲學界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該書(shu) 指出：“程顥所說的‘心’便是‘理’，溶‘理’於(yu) ‘心’，‘心’為(wei) 主導。陸九淵承此‘有我’的路線，進一步發展，而成‘心學’的奠基者。”“其二，陸九淵承接程顥，而企圖解決(jue) 萬(wan) 物如何‘皆備於(yu) 我’的問題。”“其三，陸九淵吸收了程顥‘道’與(yu) ‘心’一，不為(wei) 二的思想。”[5]對於(yu) 當時（乃至於(yu) 今天）哲學史界一流行觀點，即朱、陸思想的分野在於(yu) “性即理”與(yu) “心即理”之差異，該書(shu) 指出，朱熹也講“心即理”，而陸王也講“性即理”，所以以此為(wei) 二人思想的分野和作為(wei) 劃分程朱客觀唯心主義(yi) 與(yu) 陸王主觀唯心主義(yi) 的標誌是有缺陷的；二人的真正分野在於(yu) ：“如果說朱熹在解決(jue) 本體(ti) 與(yu) 主體(ti) 的關(guan) 係問題時，強調主體(ti) 服從(cong) 本體(ti) ，認為(wei) 主體(ti) （‘心’）是由本體(ti) （‘理’）產(chan) 生的，‘心’（主體(ti) ）具有‘理’，但‘心’本身並不等於(yu) ‘理’，以‘理’是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絕對觀念，那末，陸九淵則是強調本體(ti) 與(yu) 主體(ti) 的合二為(wei) 一，本體(ti) 服從(cong) 主體(ti) ，把本體(ti) （‘理’）安置在主體(ti) （‘心’）之中，從(cong) 而‘心’便成為(wei) 哲學的最高範疇。”[6]

對於(yu) 陸九淵思想的繼承者王陽明，張先生雖沒有專(zhuan) 著出版，但對他卻同樣有著深刻的研究。在其學術生涯中張先生發表了多篇論文專(zhuan) 門論述王陽明的哲學思想，這其中包括《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王陽明與(yu) 周道通答問書(shu) 》《》《陽明學的和合精神與(yu) 未來社會(hui) 》《王陽明思想資料的新發現》《王門分派與(yu) 黔中王門學派之要義(yi) 梳理》等。

理學發展到明末清初基本進入尾聲，於(yu) 是宋明理學的批判和總結者出現了，這就是王船山。研究王船山不僅(jin) 僅(jin) 是對他本人思想的知曉，而且也是研究整個(ge) 宋明理學的有力參照，張先生對王船山的思想也傾(qing) 注了大量心血。2001年張先生把多年來對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匯集、整理成書(shu) ，以《正學與(yu) 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為(wei) 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shu) 除了以其一貫學術風格對王船山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刻而清晰的梳理和中肯而恰當的評價(jia) 外，還有三個(ge) 方麵的特點或成就值得肯定：其一，以王船山非為(wei) 程朱一係，而別為(wei) 一係——新氣學。哲學史上有人曾將船山學歸於(yu) 程朱一脈，但張先生指出，船山曾認為(wei) 朱熹違周、孔之旨，又對朱熹“性即理”“理先氣後”的說法進行了批評，所以不能視船山為(wei) 程朱一脈。梁啟超先生曾從(cong) 地域的角度考慮，將船山學歸於(yu) 湖湘學派，但張先生認為(wei) 湖湘學派自張拭以後其門人弟子或歸於(yu) 事功學派，或歸於(yu) 道學派的朱熹，故船山亦不當屬於(yu) 湖湘學派。通過全麵細致地考查，張先生指出：“船山繼張載、羅、王等氣學之統，而集其大成，成宋明理學中氣學一係。”[7]其二，張先生以王船山為(wei) 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的“開新”者。該書(shu) 以“正學與(yu) 開新”為(wei) 題，“正學”是說船山以張載之學為(wei) 正統，並以此為(wei) 基礎批判和糾正了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一係列謬誤。“開新”是指船山對經學的新解釋、對價(jia) 值理想的開新和對惟有程朱、陸王為(wei) 正解的網羅的衝(chong) 決(jue) 以及“六經責我開生麵”的創新精神等。其三，在注重研究王船山的思想內(nei) 涵的基礎上，深刻發掘王船山身上的精神品格。如在該書(shu) 開頭一節，張先生就寫(xie) 道：“他積極主動地檢討自己，審查悠久的曆史文化；他無私無畏地探索原因，追求根據。正是這種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其學術思想的心路曆程，是以救世救心為(wei) 主旨。”[8]在寫(xie) 到船山的易學思想時，張先生指出：“船山以憂患的靈魂，以體(ti) 驗《易》的真精神……”。[9]在寫(xie) 到船山的《禮》學思想時，張先生又說：“船山之憂患用心，及其人格理想和社會(hui) 理想之意蘊，躍然而出。”[10]

對於(yu) 宋明理學中和與(yu) 宋明理學有一定關(guan) 係的其他人物和學派，尤其是一些容易被忽視的人物或學派，張先生也同樣進行過細致梳理和深入研究，如張栻、胡寅、胡宏與(yu) 湖湘學派、葉適與(yu) 事功學派、柳宗元、邵雍、許衡、吳廷翰、陳淳、王安石、三蘇、羅從(cong) 彥、羅欽順、李贄、黃宗羲、劉宗周、方以智、傅山等。除了研究宋明理學本身，張先生也研究與(yu) 宋明理學相關(guan) 的其他領域如《周易》、佛教、道家等。除了對宋明理學進行個(ge) 案研究，張先生也對宋明理學進行綜合性研究，以探討宋明理學的整體(ti) 精神、特征和時代意義(yi) ，並發表一係列論文。

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拓展——從(cong) 先秦到現代新儒家

對於(yu) 一個(ge) “以有限的體(ti) 質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識學術”的時代學術精神的楷模，張先生的“學術生命既已開始，就不能中途而廢，而隻能不斷追求。”[11]所以，張先生的學術視野絕不會(hui) 局限於(yu) 宋明理學，而是由宋明理學向四方延伸。

清代除了王夫之、黃宗羲等對宋明理學進行反思與(yu) 批判外，另一重要人物是戴震。張先生認為(wei) ：“王夫之對宋明理學做了總結，這個(ge) 總結是具有批判性的，但是他重哲學的批判，對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兩(liang) 派以全麵批判的，當推戴震。”[12]所以，張先生對戴震十分重視，並對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係統的研究。1991年4月，張先生完成《戴震》一書(shu) 。該書(shu) 為(wei) 《世界哲學家叢(cong) 書(shu) 》中的一本，由台北東(dong) 大圖書(shu) 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此後，在該書(shu) 的基礎上，張先生又進行了補充、完善，並於(yu) 2014年以《戴震哲學研究》為(wei) 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戴震哲學研究》通過戴震的生平、思想、戴震哲學思想的邏輯結構、戴震哲學思想的批判精神，來探討清朝中期的文化思想動態，以及這一動態與(yu) 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近代新學的關(guan) 係，闡明了戴震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盡管戴震的思想仍屬於(yu) 儒學範圍，由於(yu) 他以“發狂打破宋儒家”的批判精神全麵批判了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兩(liang) 大派，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以理殺人”的學術呐喊之聲，又在中西文化問題上提出了“中西歸一”的主張和“存意開源”的方法，這體(ti) 現了戴震對時代精神的把握。所以，在張先生看來，戴震思想已經超出了宋明理學範圍，當被稱為(wei) “戴學”。

如果說對戴震哲學思想的研究還算是宋明理學研究的續篇的話，那麽(me) 對《周易》的研究則是一個(ge) 全新的領域了。張先生始終認為(wei) 《周易》是中國哲學的開端，因此講中國哲學史不該是從(cong) 老子或孔子開始，而應該從(cong) 《周易》開始。而且，在開始研究宋明理學時，張先生發現宋明新儒家們(men) 大都精通《周易》，其思想中許多與(yu) 《周易》密切相關(guan) 。所以，張先生在研究宋明理學的同時也開始研究《周易》。早在1963年張先生即已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但由於(yu) “文革”的影響，該書(shu) 直到1980年才得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後中國學術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周易》的著作，因此一經出版便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光明日報》《中國哲學史研究》發表國內(nei) 學者文章，給予高度評價(jia) 。該書(shu) 不僅(jin) 反映了張先生對《周易》研究的深刻與(yu) 嚴(yan) 密，而且也展現了張先生在中國古文字學、古音韻學和訓詁學上的造詣。此後，張先生又陸續出版了《周易與(yu) 儒道墨》《周易智慧和詮釋》和《帛書(shu) 周易注譯》。這四本著作構成了張先生的易學思想體(ti) 係，集中反映了張先生在《周易》研究上的成果，同時也奠定了張先生在當今中國易學界的重要地位。

《周易》啟發了儒家，也啟發了道家。此後，道、儒兩(liang) 家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的“陰”“陽”兩(liang) 麵。作為(wei) “陽”，儒家擔當了中國思想文化的主要角色，因此研究中國哲學史與(yu) 思想史，儒家思想永遠都是重點內(nei) 容。關(guan) 於(yu) 先秦儒家，張先生雖沒有專(zhuan) 著出版，但也傾(qing) 注了大量心血，並發表了大量文章。總結這些文章，我們(men) 不難發現張先生對於(yu) 儒學的研究構成了他的一個(ge) 特有的儒學思想體(ti) 係。這個(ge) 體(ti) 係可分為(wei) 四個(ge) 相互關(guan) 聯部分：關(guan) 於(yu) 儒學的宗教性問題、關(guan) 於(yu) 儒學的形上學問題、關(guan) 於(yu) 儒學的現代價(jia) 值問題和關(guan) 於(yu) 儒學的創新問題。關(guan) 於(yu) 儒學的宗教性問題，張先生指出：“儒教的宗教性是一種超越政治的理性化的人文宗教，是以儒教為(wei) 主、兼容諸教的普適化的中華人文體(ti) 係，是人的終極關(guan) 懷和精神家園，而不是簡單的宗教信仰。它以人文、人性、人本、人道的關(guan) 懷，使其轉化為(wei) 當今人們(men) 內(nei) 在的行為(wei) 情感和價(jia) 值取向，真正成為(wei) 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的支柱。”[13]關(guan) 於(yu) 儒學的形上學問題，張先生認為(wei) ：“和而仁，仁而和，是孔子仁學形上學的方法，或方法的仁學形上學。它在回應時代的衝(chong) 突中，作出了新的創造，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chan) 生巨大的影響。”[14]關(guan) 於(yu) 儒學的現代價(jia) 值，張先生深刻探討了其所蘊藏的的人文精神，特別是它的憂患精神、樂(le) 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篤行精神。關(guan) 於(yu) 儒學的創新問題，張先生指出，當前人類麵臨(lin) 五大危機和衝(chong) 突，儒學麵臨(lin) 新的創新需求，其創新目標是“建構天地人共和樂(le) 、共和美的和合世界，是和合學的價(jia) 值理想，亦是儒學文化價(jia) 值係統一次轉死為(wei) 生、轉舊為(wei) 新、轉醜(chou) 為(wei) 美的智能創新。”[15]從(cong) 以上四方麵可以看出，張先生對儒學的研究，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對儒學的詮釋，而是基於(yu) 知識分子的社會(hui) 責任意識，麵對人類麵臨(lin) 的新問題，從(cong) 世界和平發展視角，來挖掘儒學的潛在價(jia) 值和尋求儒學的創新之路。不僅(jin) 對儒家，對其他學派如道家、墨家、法家，張先生也同樣有著深刻和富有時代精神的探究。

關(guan) 於(yu) 漢代哲學思想，張先生發表了《董仲舒哲學核心話題探賾》《王充的天人之間》《楊雄太玄哲學》等論文，就漢代主要哲學家的思想進行了分析與(yu) 梳理。關(guan) 於(yu) 魏晉玄學張先生發表了《王弼哲學新論》《裴頠之崇有論》《郭象的獨化自生哲學》《得忘之間：語言、形象、意境》《玄學思潮的人文語境》等論文，對玄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和玄學的核心話題如有無問題、本末問題、言意問題、名教自然問題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一係列新穎的觀點。就魏晉玄學的定位問題，張先生指出：“就魏晉南北朝整體(ti) 思維而言，是以玄學思潮為(wei) 主流，道教、佛教文化為(wei) 輔。因此，中國哲學思潮的發展是為(wei) 會(hui) 通期。由於(yu) 時人與(yu) 後人的價(jia) 值觀的演變和分殊，因此對玄學的體(ti) 認有異，但作為(wei) 以道儒融合為(wei) 主旨的玄學哲學思潮，不管是本無派，還是崇有派，都歸屬玄學，隻是其傾(qing) 向於(yu) 道，抑或傾(qing) 向於(yu) 儒有別，而非玄學的反對派。”[16]這是說，“玄學”一詞更多地是就那個(ge) 時代的思維方式特點而言，而非就其觀點而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西方文化開始碰撞，中國哲學與(yu) 文化進入一個(ge) 新的思潮期。這期間有洋務運動人物的思想，有戊戌變法人物的思想，有辛亥革命人物的思想。對此，張先生撰寫(xie) 並發表了一係列論文進行探究。關(guan) 於(yu) 戊戌變法的精神，張先生認為(wei) ，這是維新派回應當時東(dong) 西文明、社會(hui) 轉型、綱常倫(lun) 理和價(jia) 值觀的四大衝(chong) 突而產(chan) 生的，包括價(jia) 值批判精神、對待的融突精神、整體(ti) 的平等精神、思維的辯證精神、經世的致用精神和形上的貫通精神[17]。戊戌變法雖然沒有成功，但在維新派人物身上表現出來的這些精神卻是值得我們(men) 發揚光大的。關(guan) 於(yu) 民國時期的學術發展，張先生指出，盡管民國時期的學者們(men) 有著“憂國憂民而又悲天憫人的崇高品格”，“以滿腔熱血的責任感和學術良知，以自己所從(cong) 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ye) 來救國救民”，但他們(men) 尚未實現中國學術在新時代的真正“轉生”。這一“轉生”當圍繞世界和平發展這一主題，以應對人類共同麵臨(lin) 的人與(yu) 自然、社會(hui) 、人際、心靈、文明間的五大衝(chong) 突和由此引發的生態、社會(hui) 、道德、精神、價(jia) 值五大危機為(wei) 目標，以“和合”為(wei) 核心範疇，來建構中國新時代的學術理論思維形態。[18]

現代新儒學通常被認為(wei) 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與(yu) 馬列派和西化派三足鼎立的一個(ge) 學派，與(yu) 另兩(liang) 派的最大不同在於(yu) 其有著另兩(liang) 派所不具有的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特點，因而成為(wei) 現代中國哲學研究和教學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張先生十分關(guan) 注現代新儒家這個(ge) 現代學術群體(ti) ，對他們(men) 的思想進行了較為(wei) 係統的梳理和研究，先後發表了多篇論文，如《馮(feng) 友蘭(lan) 的新理體(ti) 學》《熊十力的新心體(ti) 學》《馬一浮心體(ti) 學與(yu) 理氣論的圓融》《從(cong) 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等。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張先生對一直模糊不清的“現代新儒家”概念作了一個(ge) 清晰的定義(yi) ：“以民族生存的關(guan) 切情懷，以融攝西方文化之新，而歸宗為(wei) 儒學的精神價(jia) 值，並以重建儒家形而上學為(wei) 理論核心，以重立儒家的理想價(jia) 值為(wei) 職誌，以開出現代新‘外王’為(wei) 標的。”[19]關(guan) 於(yu) 其內(nei) 部的分派，張先生以宋明理學的三係劃分為(wei) 參照，認為(wei) 當是以馮(feng) 友蘭(lan) 為(wei) 代表的新理學，以熊十力、牟宗三為(wei) 代表的新心學和以張岱年為(wei) 代表的新氣學。張先生在闡述現代新儒學的思想內(nei) 容、分析現代新儒學的邏輯理路、肯定現代新儒學的時代價(jia) 值的同時，強調指出：“雖然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都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下，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理論觀點，改造舊理學、舊心學、舊氣學而開出新來。但從(cong) 曆史運動和理論發展看，新與(yu) 舊是相對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在當前現代化潮流的衝(chong) 擊下，都有成為(wei) 舊學的趨勢。在當前世界哲學的挑戰和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環境下，我們(men) 也象尼采宣告‘上帝已死’那樣，宣布新儒學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的形上學的絕對理性已死，已變舊，需要重新創造。”[20]在人類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乃至文明史上，總有一批學者站在發展的立場上，勇於(yu) 挑戰舊理論，開創新理論。張先生無疑是屬於(yu) 這一類學者的，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性人物。

從(cong) 先秦到漢代，從(cong) 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cong) 宋明到清代，從(cong) 近現代到當代，張先生的學術旨趣與(yu) 哲學視野遍及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角角落落。但是，張先生的學術旨趣並不在於(yu) 單純介紹、分析、闡述以往的哲學思想，而在於(yu) 推陳出新、破舊立新。所以，在分人物、分派別、分時期論述中國哲學史相關(guan) 內(nei) 容的同時，張先生也寫(xie) 了大量文章，探討中國哲學的總體(ti) 特征、中國哲學的精神內(nei) 涵，中國哲學的現代價(jia) 值、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中國哲學的創新等問題。如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的總體(ti) 特征，張先生指出：“中國哲學思想的觀念豐(feng) 富和思想深化，從(cong) 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來關(guan) 照，呈現為(wei) ‘同心圓擴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以其時間上說具有延續性，表現為(wei) 環環相串；從(cong) 空間上看具有廣袤性，表現為(wei) 環環展開。環環相串和環環展開的融突和諧，便構成‘同心圓擴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21]此外，張先生還認為(wei) 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有三個(ge) 總體(ti) 特點，即開放性結構、多向性結構和立體(ti) 性結構；[22]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有三大特征，即比附性、直覺性、整體(ti) 性[23]。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的現代價(jia) 值，張先生認為(wei) 麵對當下的時代危機中國哲學在六個(ge) 方麵有其時代價(jia) 值：“第一，尊重‘以他平他之謂和’的理念”“第二，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則，也就是和合學五大原理中和處的原則”“第三，建立對話機製”“第四，善於(yu) 互相妥協”“第五，韜光養(yang) 晦與(yu) 奮發有為(wei) ”“第六，‘滿招損、謙受益’。”[24]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的創新，張先生認為(wei) ，“中國哲學的創新就是對於(yu) 不同時空條件下的人的生存狀態所做的不同的、獨創的根本性的反思。”[25]要實現中國哲學的創新，“既不是把黑格爾頭腳倒置的哲學重新顛倒過來，也不是像海德格爾把傳(chuan) 統哲學的認識從(cong) 現象到本質的運動倒過來，而是要躍入中國哲學的深淵穀底去求索，去體(ti) 認中國哲學的本真，把握中國哲學運動在每個(ge) 時期理論思維形態轉生的‘遊戲規則’，界定中國哲學性質、內(nei) 涵、特色、風格、神韻，凸顯中國哲學普遍性和特殊性。”[26]而中國哲學創新的標誌是核心話題的轉向、人文語境的轉移和詮釋文本的轉換。[27]

張先生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多年的研究成果，也進一步匯集在了由他所編著的兩(liang) 本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和《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中。《中國哲學史新編》是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張先生主編，多位學者參與(yu) 編寫(xie) ，200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教材基於(yu) “哲學史說到底，是哲學核心話題的概念、範疇發展史”之哲學史觀，將中國哲學史分為(wei) 哲學的原創期、哲學的發展期、哲學的“造極”期和哲學的延續期，分別對應先秦百家哲學、漢唐三教哲學、宋元明清哲學和近現代哲學。因而，在章節的編排上沒有按通常人物、學派的方式，而是按照哲學話題的方式。該教材的宗旨是揭示和弘揚中國哲學的精神，即憂患精神、樂(le) 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篤行精神。《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是張先生半個(ge) 多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結晶，被列為(wei) 2005年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之一，並收入“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於(yu) 2014年正式出版。在這部近二百萬(wan) 字、上下兩(liang) 卷、五編、四十五章的鴻著中，張先生的哲思卓見遍及中國哲學史的方方麵麵和邊邊角角，從(cong) 先秦的禮樂(le) 文化與(yu) “六經”一直到現代新儒家。每一編、每一章、每一節，張先生都通過醒目的哲學話題展現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脈絡和邏輯結構，實踐了哲學史“是哲學核心話題的概念、範疇發展史”這一哲學史觀的基本原則。在該書(shu) 的前言中，張先生解釋了“哲學思潮”和“哲學”兩(liang) 個(ge) 概念。關(guan) 於(yu) “哲學思潮”，張先生指出：“哲學思潮是某一時代社會(hui) 所共有的思想現象，他影響人的思維方法、行為(wei) 方式、價(jia) 值觀念、宇宙體(ti) 貼、人生倫(lun) 理、知識體(ti) 認等。在哲學思潮的潮流中，都有其代言人，這便是當時時代的哲學家。”對於(yu) “哲學”，張先生認為(wei) ，哲學因其是愛智之學，意味著“在途中”，意味著“為(wei) 道也屢遷”，意味著“隻存在於(yu) 永恒的探索之中”，所以應將其詮釋為(wei) 動詞。張先生對“哲學”概念的這一創新性詮釋，讓我們(men) 在西方哲學界關(guan) 於(yu) “哲學終結”的一片哀鴻之聲中看到了未來哲學的一線希望。最後一章，張先生提出了哲學創新應具備的五種精神，即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反思的精神、追究的精神和篤行的精神。

三、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化——多維視角與(yu) 新方法論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張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遠不限於(yu) 上述的縝密、細致、全麵等特點。他通過在其他思想理論領域的探索，大大增加了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的深度與(yu) 高度。

首先，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韓國（今朝、韓兩(liang) 國）在曆史上曾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所以韓國曆史上的許多學者曾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有過深刻的研究和繼承。他們(men) 的某些解釋或觀點作參照，既有助於(yu) 我們(men) 對中國哲學傳(chuan) 統的認識，也有助於(yu) 國際學術交流。早在1983年，張先生參加第六屆退溪國際學術會(hui) 議，撰寫(xie) 了《朱子與(yu) 退溪的易學思想比較研究》一文，自此以後，他通過參加曆屆退溪國際學術會(hui) 議，不斷撰寫(xie) 論文，深刻探討這位有著“朝鮮之朱子”之稱的韓國（今朝、韓兩(liang) 國）曆史上的著名哲人的思想。1989年，由張先生主編的《退溪書(shu) 節要》在國內(nei) 出版。該書(shu) 節選李退溪著作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章節、段落，並配以注釋。這是國內(nei) 第一本介紹朝鮮朱子學的著作。1997年，積多年之研究成果，張先生出版了《李退溪思想研究》一書(shu) 。這是國內(nei) 第一部全麵、係統論述李退溪思想的專(zhuan) 著。該書(shu) 分十四章闡述了退溪哲學思想的整體(ti) 架構和理路、關(guan) 於(yu) 人與(yu) 自然關(guan) 係的思想、關(guan) 於(yu) 認知與(yu) 學習(xi) 的思想、關(guan) 於(yu) 教育方法與(yu) 目的的思想、關(guan) 於(yu) 心性修養(yang) 的思想、關(guan) 於(yu) 人生價(jia) 值的思想、關(guan) 於(yu) 齊家與(yu) 治國的思想、關(guan) 於(yu) 自然規律的思想等。在書(shu) 中，張先生既拿退溪思想跟朱熹思想進行比較，也拿他跟其同一時期朝鮮的另一朱子學人物李栗穀的思想進行比較。除在國內(nei) 出版該書(shu) 外，張先生還寫(xie) 了《退溪哲學入門》一書(shu) 在韓國出版。2014年，張先生又出版了《朱熹與(yu) 退溪思想比較研究》，就兩(liang) 人的理動靜論、道心人心論、價(jia) 值觀、易學思想等方麵進行了比較和論述。除了上述著作外，張先生還撰寫(xie) 了《栗穀的理氣觀》《論朱子與(yu) 奇高峰哲學思想的關(guan) 係》等文章，對朝鮮的李栗穀和奇高峰的思想作了研究。張先生對上述朝鮮儒學人物思想的研究，最後凝結為(wei) 《韓國儒學研究》一書(shu) ，由韓國學術信息出版社出版。此外，張先生還寫(xie) 了《結構與(yu) 詮釋——範阮攸<論語愚按>的理學特質》一文，對越南十八世紀思想家範阮攸的理學思想進行了論述。關(guan) 於(yu) 日本和印度哲學，張先生也有相關(guan) 的研究和論文發表。

其次，傳(chuan) 統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回顧曆史，展望未來，我們(men) 麵臨(lin) 一個(ge)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問題。在中國現代史上有過兩(liang) 次激烈的反傳(chuan) 統運動，即“五四”反傳(chuan) 統和“文化大革命”反傳(chuan) 統。兩(liang) 次反傳(chuan) 統的基本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格格不入，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就必須徹底拋棄傳(chuan) 統文化。中國哲學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核心組成部分，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直接決(jue) 定著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態度、原則和方法。為(wei) 了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張先生將傳(chuan) 統從(cong) 文化中分離出來，建立了獨立於(yu) 文化學的“傳(chuan) 統學”。1989年《傳(chuan) 統學引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多維反思》一書(shu) 的出版，標誌著張先生傳(chuan) 統學的正式誕生。該書(shu) 基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曆史發展狀況，越出西方流行的文化學的一般範式，建構了屬於(yu) 自己的傳(chuan) 統學綱要和基本框架。該書(shu) 論述了傳(chuan) 統與(yu) 文化的聯係與(yu) 區別、傳(chuan) 統的產(chan) 生、發展與(yu) 變異、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體(ti) 係、傳(chuan) 統的心氣體(ti) 係、傳(chuan) 統的知識體(ti) 係、傳(chuan) 統的語言符號體(ti) 係等。在第1章中，張先生給傳(chuan) 統學下了定義(yi) ：“所謂傳(chuan) 統學，是關(guan) 於(yu) 研究傳(chuan) 統現象發生、發展的規律及其各要素之間相互關(guan) 係的科學。”[28]在最後一章“傳(chuan) 統與(yu) 反思”中，張先生指出：“傳(chuan) 統不僅(jin) 不是曆史的陳跡，而且是把握當代開啟未來的鑰匙；傳(chuan) 統意識是人們(men) 認識、批判現代意識，創造未來意識的基礎。”[29]並進一步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決(jue) 不是靠徹底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斷裂而獲取；現代化的自由、民主與(yu) 法治也不能靠簡單地全盤打到傳(chuan) 統而獲得，而隻能對傳(chuan) 統進行綜合地創造。”[30]很顯然，張先生對傳(chuan) 統的研究和對傳(chuan) 統學的建構，化解了長期以來圍繞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問題的爭(zheng) 論，並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確立了基本的原則，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從(cong) 而開拓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的廣闊前景。除該書(shu) 外，張先生還主編了《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叢(cong) 書(sh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多維反思叢(cong) 書(shu) 》等書(shu) 籍。

再次，人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人創造了文化和傳(chuan) 統，文化和傳(chuan) 統亦創造了人。文化和傳(chuan) 統的本質說到底是人，人本質上是文化人。”[31]所以，哲學、文化、傳(chuan) 統與(yu) 人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中國哲學突出特點是圍繞人和社會(hui) 思考的哲學，因此研究中國哲學史若對人學缺乏相應的造詣，也將難以取得優(you) 秀成果。鑒於(yu) 此，張先生在其學術生涯的早期就在不斷思考一係列人學問題：人是什麽(me) ？現代人是什麽(me) ？現代人與(yu) 傳(chuan) 統人有何差別？如何成為(wei) 一個(ge) 現代人？為(wei) 了回答這些問題，張先生撰寫(xie) 了《新人學導論——中國傳(chuan) 統人學的省察》一書(shu) 。該書(shu) 作為(wei) 張先生主編的《傳(chuan) 統人與(yu) 現代人叢(cong) 書(shu) 》之一在1989年首次出版，2000年以《新人學導論》為(wei) 名出版修訂版。在書(shu) 中，張先生分析研究了過去各種對人的定義(yi) ，在肯定它們(men) 的合理性的同時指出了它們(men) 相對於(yu) 時代發展的不足，最後將人定義(yi) 為(wei) “人是會(hui) 自我創造的動物”，後又進一步修訂為(wei) “人是會(hui) 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張先生對人的新定義(yi) ，超越了過去從(cong) 人與(yu) 動物區別的視角所作的定義(yi) ，而是基於(yu) 當前人類所麵臨(lin) 的人與(yu) 自己、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人、人與(yu) 心靈、不同文明的衝(chong) 突及相關(guan) 危機提出來的，這也是其整個(ge) 人學理論的出發點所在。《新人學導論》分六章：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範論、自我創造論、自我關(guan) 懷論、自我和合論，這些可以說是從(cong) 六個(ge) 方麵對人的特點、能力、可能性和必要性作出的分析。通過對人的研究，張先生提出了“人的五大境界”，即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情景互滲境、“聖王”一體(ti) 境和道體(ti) 自由境。通過人學問題的研究，張先生突出強調了人的“和合”性。

再次，新方法論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隻要是哲學思想就有概念、範疇以及概念範疇之間的邏輯關(guan) 係，理清這些邏輯關(guan) 係是理解和闡釋某一哲學思想的必要前提。中國古代哲學家們(men) 的思維方式既不同現代人的，也不同於(yu) 西方的，這對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造成了極大的困境。如果盲目將現代或西方的思維邏輯生搬硬套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上，就容易造成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理解上的歪曲和闡釋上的錯誤。對此，張先生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這一課題，經過努力探索，最終對這一課題作了圓滿的解答。張先生說：“所謂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在一定的經濟、政治結構下，諸多相互聯係、相互作用的哲學範疇之間的組合方式或結構係統。”“中國哲學邏輯結構不是從(cong) 現成的原則、原理出發，也不承襲西方的固有模式，更不是把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去符合現成的原則、原理，而是從(cong) 中國哲學的實際出發，試圖疏理和總結出中國哲學固有的原則、原理。”[32]確立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方法後，張先生便立即把它應用在宋明理學的研究中。在《朱熹思想研究》一書(shu) 中，張先生專(zhuan) 門辟出一章分析朱熹哲學的邏輯結構。不僅(jin) 對朱熹的哲學思想，對宋明時期的其他人物的哲學思想張先生一一進行了邏輯結構的分析，並寫(xie) 出了《論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一文。該文分析並用圖表的方式顯示了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王守仁、王夫之七個(ge) 人的哲學邏輯結構，並從(cong) 中總結出了宋明理學邏輯結構演化的三條線索：一是從(cong) 張載的“氣”——“物”——“氣”到王夫之的“誠”——“物”——“誠”；二是從(cong) 周敦頤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wan) 物”到程頤的“理”——“象”——“物”再到朱熹的“理”——“氣”——“物”；三是從(cong) 程顥的“理”——“物”——“理”到王守仁的“心”——“物”——“心”。[33]1989年張先生出版專(zhuan) 著《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對此前關(guan) 於(yu) 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綜合和總結。該書(shu) 分六章，前兩(liang) 章是總論，討論了何謂哲學邏輯結構、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研究法、中國哲學範疇的曆史發展階段、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整體(ti) 係統、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範疇解釋、研究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意義(yi) 等問題。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範疇的曆史發展問題，張先生指出，中國哲學範疇的發展總體(ti) 經曆了先秦時期、漢唐時期和宋元明清時期，這一發展過程體(ti) 現了中國哲學範疇不斷與(yu) 社會(hui) 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某些學科相分離的淨化過程，但也顯現出中國哲學範疇邏輯結構的構建還處在不自覺的冥冥之中。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範疇解釋，張先生提出了“三層次”“六層麵”說。“三層次”即對中國哲學範疇的具體(ti) 的解釋、義(yi) 理的解釋和真實的解釋三個(ge) 層次，“六層麵”即對中國哲學範疇的句法、語義(yi) 、網狀、時代、曆史、統一六個(ge) 層麵的解釋。在接下來的三章中，張先生對中國哲學範疇逐一進行了分析並將它們(men) 劃分為(wei) 象性範疇、實性範疇、虛性範疇三大體(ti) 係，然後分別對這三大體(ti) 係範疇的邏輯結構進行分析和總結。最後一章張先生分析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特點、與(yu) 西方哲學邏輯結構的差異及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發展趨勢。張先生認為(wei) ，在當前自然科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發展總趨勢下和中西文化廣泛交流的新形勢下，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發展呈現為(wei) 三個(ge) “確定”，即自然科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一體(ti) 化結構的確定、縱貫型與(yu) 橫貫型統一觀念結構的確定和“西學東(dong) 漸”和“東(dong) 學西漸”統一觀念結構的確定。可以說，張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不僅(jin) 為(wei) 我們(men) 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提供了新的方法論指導，也為(wei) 我們(men) 更好地總結人類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提供了新的視角；它不僅(jin) 有益於(yu) 中國哲學的發展，也將有益於(yu) 世界哲學的發展。

邏輯結構是範疇之間的邏輯結構，研究中國哲學的邏輯結構離不開中國哲學的諸範疇。為(wei) 此，張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即開始撰寫(xie) 《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後在此基礎上又選取中國哲學中最重要的十個(ge) 範疇即天、道、理、氣、心、性、仁、知、變、神，主編了一套《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cong) 書(shu) 》。《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在1988年出版，《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cong) 書(shu) 》的《道》於(yu) 1989年在國內(nei) 出版，《理》《氣》《心》《性》等則在韓國、越南、台灣等地翻譯出版。

最後，新原則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僅(jin) 需要新的方法，更需要新的原則。這個(ge) 新的原則涉及到什麽(me) 是哲學、中國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如何講、中國哲學如何發展等諸多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奉西方理念為(wei) 圭臬，無意間也跟隨某些西方學者成為(wei) 了西方中心主義(yi) 的傳(chuan) 話筒，因而大唱“中國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不是哲學”的論調。“中國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不是哲學”就如同“中國沒有人”或“中國人不是人”一樣荒謬，但我們(men) 許多中國學者意識不到這種荒謬，是因為(wei) 他們(men) 深陷西方文化與(yu) 哲學的牢籠而無法自拔。這樣，本是西方“哲學終結”的危機卻轉嫁到了中國哲學上，於(yu) 是構陷了一場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危機。如何擺脫這場人設的危機？張先生從(cong) 回答“什麽(me) 是哲學”開始對之逐一化解。首先，張先生著眼於(yu) 中國哲學自己的“話題本身”，用“以中解中”的詮釋方法，給哲學下了一個(ge) “中國的”而非“西方的”定義(yi) ：中國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hui) 、人生之道的道的體(ti) 貼和名字體(ti) 係[34]。哲學的這一新定義(yi) 是對“中國的”哲學體(ti) 貼的結果，但也並沒有違背“哲學”的最本真的內(nei) 涵——愛智慧。從(cong) 這一哲學新定義(yi) 出發，“中國有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的問題就成了一個(ge) 假命題。接下來，中國哲學如何講？長期以來，中國哲學的講壇上基本奉行的是“照著講”的原則，不僅(jin) 對中國古代哲學照著講，對西方哲學也是照著講。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接著講”理念，並為(wei) 此而創立“新理學”。但是，張先生認為(wei) ，馮(feng) 先生的“接著講”不過是用西方的話語體(ti) 係講中國哲學的內(nei) 容，這樣講出來的還是不是中國哲學就成了一個(ge) 疑問。正確的原則應該是“自己講”“講自己”。“自己講”一方麵要擺脫西方哲學的窠臼，自我定義(yi) ，自立標準，另一方麵則擺脫“我注六經”傳(chuan) 統模式，而走向“六經注我”的創新模式。“講自己”，就是講述自己的哲學，直接講述中國哲學的“話題本身”。“自己講”“講自己”不僅(jin) 是講授中國哲學的根本原則，而且是發展和創新中國哲學的根本原則，其最終指向的是建構中國自己的哲學思想話語體(ti) 係和學派。張先生認為(wei) ：“建構中國哲學思想話語體(ti) 係和學派，無疑要立足於(yu) 中國哲學思想話語體(ti) 係，講好中國哲學思想話語的故事，講好自己對時代精神核心概念、範疇的體(ti) 貼，講好中國哲學思想話語對‘話題本身’的重新發現，講好中國哲學思想話語對每個(ge) 時代所發生的衝(chong) 突危機的藝術化解。”[35]當然，“‘自己講’、‘講自己’絕不是不要吸收西方哲學及世界上其他一切哲學的精華”，而是為(wei) 了“走自己的中國哲學之路，構建中國哲學自己的哲學理論體(ti) 係”，隻有這樣，“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學中確立中國哲學的價(jia) 值和地位”[36]。因為(wei) “世界上任何哲學體(ti) 係都是作為(wei) ‘個(ge) 性’精神而呈現的，而人類的‘宇宙精神’隻能寓於(yu) ‘個(ge) 性’精神的哲學體(ti) 係之中。”[37]

四、結論

綜上所述，張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超越了“照著講”“接著講”的必然王國，而走向了“自己講”“講自己”的自由王國。在其學術研究生涯中有“集”，有“成”；其“集”是集中國古代哲學之精華，其“成”是成“和合學”之宏論。“和合學”的創立，是張先生“自己講”“講自己”的哲學研究旨趣的真實體(ti) 現，是中國哲學創新發展上的裏程碑式的成果，是真正的中國自己的哲學。

Professor Zhang Liwen’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u Shengzheng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field.His research began with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nd in this specific field his was the first researcher in China.His work A Study of Zhu Xi’s Thought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Zhu Xi’s Philosophy and has once caused great echo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and his other works such a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 Study of Lu Jiuyuan’s Thoughts and A Study of Wang Chuanshan’s Thoughts are also pioneering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On the other hand his research i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confined to only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but covers that from the Six Classics to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that from China to South Korea and Vietnam,publishing A Treatise on the Book of Change,A Study of Li Tuixi’s Though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which are also groundbreaking works,and many innovative papers.In his study he initiated the methods of Logical Structure and Category Analysis,set up the principle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Self,and constructed some new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Theory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Traditionology and Neo-humanology.

Keywords:Zhang Liwen;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注釋：
 
[1]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頁。
 
[2]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頁。
 
[3]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9頁。
 
[4]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6頁。
 
[5]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9～20頁。
 
[6]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84頁。
 
[7]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頁。
 
[8]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9]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10]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11]張立文：《自序》，《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12]張立文：《戴震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頁。
 
[13]張立文：《論儒教的宗教性問題》，《學術月刊》2007年，第八、九期。
 
[14]張立文：《孔子的仁學形上學》，《孔子研究》1995年第三期。
 
[15]張立文：《論儒學的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三期。
 
[16]張立文：《玄學思潮的人文語境》，《中州學刊》2013年第九期。
 
[17]張立文：《論戊戌變法時代精神的精華價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二期。
 
[18]張立文：《民國學術的發展與中國學術理論形態的應世轉生》，《求索》2001年第三期。
 
[19]張立文：《從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1994年第一期。
 
[20]張立文：《從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1994年第一期。
 
[21]張立文：《經典詮釋的內在根據——論先秦諸子與六經的關係》，《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一期。
 
[22]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係統的特點》，《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二期。
 
[23]張立文：《論中國傳統思維及其特征》，《中州學刊》1989年第二期。
 
[24]張立文：《中國哲學的時代價值——建構和合世界新秩序》，《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三期。
 
[25]張立文：《哲學創新論》，《現代哲學》2000年第一期。
 
[26]張立文：《哲學自覺與哲學創新》，《船山學刊》2006年第三期。
 
[27]張立文：《中國哲學的創新與和合學的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一期。
 
[28]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29]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頁。
 
[30]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頁。
 
[31]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頁。
 
[32]張立文：《我的宋明理學研究》，《文史知識》1989年第六期；《朱子學刊》1990年第一輯（總第二輯）。
 
[33]張立文：《論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上、下），《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五、八期。
 
[34]張立文：《中國語境下的中國哲學形式》，《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二期。
 
[35]張立文：《講中國自己的哲學話語》，《光明日報》2016年11月9日。
 
[36]張立文：《中國哲學的“自己講”“講自己”——論走出中國哲學的危機和超越合法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二期。
 
[37]張立文：《中國哲學的“自己講”“講自己”——論走出中國哲學的危機和超越合法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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