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談元明《孟子》學的轉向——以洪武朝為(wei) 敘述中心

作者：孫廣（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生）

來源：《江漢學術》，202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十七日癸未

          耶穌2020年2月10日

摘要：

元代《孟子》學以“纂疏體(ti) ”與(yu) “旁通體(ti) ”兩(liang) 類經疏為(wei) 主，總體(ti) 表現為(wei) “辭繁而旨深”的狀態。朱元璋通過暫停科舉(ju) 、編纂《群經類要》和《精誠錄》、罷孟子配享和編纂《孟子節文》三大舉(ju) 措，對元代“辭繁而旨深”又不切實用的《孟子》學予以了否定，提倡經典詮釋的簡易、通俗、以實用理念為(wei) 導向的風尚。這種變革方向，與(yu) 以宋濂為(wei) 代表的元末明初學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與(yu) 明代中後期《孟子》學發展的情況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學的轉向，實則發生於(yu) 洪武朝，而非永樂(le) 朝。

關(guan) 鍵詞：《孟子》學；朱元璋；宋濂；

元代《孟子》學的發展，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裏程碑：一是科舉(ju) 製度以《四書(shu) 》為(wei) 核心，將《孟子》正式推上了“經部”，代表了“孟子升格運動”（周予同《群經概論》）的完成。二是孟子在孔廟中的位置，由“十哲”之下躍升為(wei) 僅(jin) 次於(yu) 複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的“亞(ya) 聖”1，代表了孟子在儒家道統序列中地位的鞏固。可以說，到了元代，《孟子》學乃真正成為(wei) 儒家學術、思想的核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元代的《孟子》學取得了飛速的發展。

這一時期《孟子》學的發展，一直是作為(wei) 《四書(shu) 》之一。而對於(yu) 元代《四書(shu) 》學的發展，四庫館臣雲(yun) ：

朱子以後解《四書(shu) 》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yu) 發明義(yi) 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注考證》，後有杜瑛《語孟旁通》、薛引年2《四書(shu) 引證》、張存中《四書(shu) 通證》、詹道傳(chuan) 《四書(shu) 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yi) 。[1]734

“發明義(yi) 理”“考究典故”，正是元代《四書(shu) 》學兩(liang) 條齊頭並進的發展途徑。對於(yu) “發明義(yi) 理”這一進路，現代學者將其概括為(wei) “纂疏之學”或“附錄纂疏體(ti) ”“纂疏體(ti) ”3等。其特點是纂輯諸家文集、語錄中的文字，對《四書(shu) 》中的義(yi) 理進行闡發。而“考究典故”這一進路，筆者將其概括為(wei) “旁通體(ti) ”（筆者另有專(zhuan) 文討論，此不贅言4），其特點是纂輯經史傳(chuan) 記文字，對《四書(shu) 》中的典故進行考核。這兩(liang) 者共同的特點，元人張存中《四書(shu) 通證凡例》有很好的總結：

《四書(shu) 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為(wei) 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雲(yun) 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箋義(yi) 》出而事益繁矣，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從(cong) 其簡，則事亦通矣。此二書(shu) 之所以作也。[2]639

吳真子《四書(shu) 集成》、趙惪《四書(shu) 箋義(yi) 》，分別是“纂疏體(ti) ”與(yu) “旁通體(ti) ”的代表，張存中此處所謂“理愈晦”“事益繁”，可謂正中這兩(liang) 種經疏的弊病。然而，如胡炳文《四書(shu) 通》、張存中《四書(shu) 通證》，乃至後來集大成的倪士毅《四書(shu) 輯釋》，雖然對前人著作多有刪正，但仍是沿襲其體(ti) 式，並無大的改變。

明永樂(le) 年間，胡廣等人奉命編纂《四書(shu) 大全》，便是以倪士毅《四書(shu) 輯釋》為(wei) 底本，益以吳真子《四書(shu) 集成》並二書(shu) 所遺漏者而成。顧炎武雲(yun) ：“《大全》出，而經說亡。”[3]1010此說恰當與(yu) 否且不論，但自此以降，凡論元明學術轉向，便基本上從(cong) 《大全》說起。這種理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則《四書(shu) 大全》的主體(ti) 內(nei) 容都來源於(yu) 元人倪士毅的《四書(shu) 輯釋》，可謂直接元代學術傳(chuan) 統；二則一般對洪武朝學術與(yu) 文化的認識，也向來如趙翼《廿二史劄記》所說，是“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多文字之禍”等等“暴政”。落實到《孟子》學史上來，也基本承襲了這一理念。就筆者所見，除具體(ti) 對象的研究之外，明確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來研究明代《孟子》學的，有佐野公治《四書(shu) 學史の研究》（東(dong) 京創文社，1988年）、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論》（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孫計康《明代〈孟子〉考據學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揚州大學，2010年）、陳育寧《明代前、中期孟學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13年）、黃英《明後期孟學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13年）、王園園《明代前期四書(shu) 學考論》（碩士學位論文，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2013年）、周冰冰《明代〈孟子〉義(yi) 理學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揚州大學，2015年），總共八部論著。在八部論著中，僅(jin) 佐野公治先生對科舉(ju) 製度有較深入的研究，可以算是涉及洪武一朝；另外則是陳育寧《明代前、中期孟學研究》對洪武年間的《孟子節文》有所涉及，所談也無非是皇權對學術的宰割。其餘(yu) 六部，幾乎全不涉及洪武年間的《孟子》學。因此，從(cong) 現有的《孟子》學史來看，洪武一朝幾乎是一片荒漠。

但是，洪武一朝長達數十年，又是各項典章製度建立之初，對於(yu) 有明一代學術來說，其重要性不可低估。研究《孟子》學史而置此不論，無疑是人為(wei) 造成了一種學術史斷層。而僅(jin) 有的研究，基本上僅(jin) 僅(jin) 從(cong) 一部《孟子節文》來窺測洪武朝《孟子》學的發展情況，也很難作出客觀全麵的評價(jia) 。近年來，以宋濂為(wei) 代表的洪武朝學者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發掘，如宋濂等學者乃陽明心學的先聲，已經取得了基本的共識。5而宋濂是明代“開國文臣之首”，這一結論的得出，也正提示了我們(men) 洪武朝《孟子》學發展的重要性。職此之故，本文著重從(cong) 洪武一朝《孟子》學的發展來梳理元明《孟子》學的轉向，以博方家一哂。

一、洪武朝與(yu) 《孟子》學相關(guan) 的三大政策

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權之前，《孟子》就已經進入了朱元璋的視野，許多支持明朝的儒者引《孟子》為(wei) 新王朝歌功頌德。唐仲實、章溢均以《孟子》“不嗜殺人”稱許朱元璋，認為(wei) 他未嚐妄殺，功超前代[4]。許存仁也引《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說：“自宋太祖至今，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於(yu) 一，斯其時矣。”[4]至明朝開國之時，也在許多方麵采用了《孟子》的思想。明太祖與(yu) 劉基商討生息之道，言及《孟子》“仁心仁政”之說[4]；在決(jue) 定以“仁義(yi) ”為(wei) 統治思想之時，也著重承襲了《孟子》“辟邪說”的理念[4]；在決(jue) 定祭祀禮儀(yi) 時，又以《孟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為(wei) 據要求省牲[4]。由於(yu) “明初文人多不仕”，為(wei) 了籠絡士人、鞏固統治，朱元璋在洪武前期對《孟子》多有提倡和表彰。洪武元年，即“詔以孟子五十四代孫思諒奉祀，世複其家”[5]7302，並“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複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屬並從(cong) 衍聖公選舉(ju) ，呈省擢用”[4]。不過，上述這些措施，包括洪武三年開科舉(ju) 等，都是統治者建國初期常見的複興(xing) 手段而已。洪武一朝，集中體(ti) 現了朱元璋個(ge) 人意誌的、對明代《孟子》學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事件有三：一是洪武六年（1373）暫停科舉(ju) ，二是命儒臣編纂《群經類要》和《精誠錄》，三是罷孟子配享和命劉三吾等人編纂《孟子節文》。

1.暫停科舉(ju)

《明會(hui) 要》載：

六年二月，諭中書(shu) 省臣：“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非朕責實求賢之意。各處宜暫停科舉(ju) ，別令有司察舉(ju) 賢才，以德行為(wei) 本，文藝次之。”（自注：已上《弇山集》）十五年八月，複行科舉(ju) 。三年一行為(wei) 定製。（自注：《三編》）[6]868

此時明朝初立，求賢若渴，為(wei) 了擴充人才儲(chu) 備，朱元璋不僅(jin) 連開三年科舉(ju) 以“利誘”，更殺了不願出仕的姚潤、王模、夏伯啟叔侄等人以“威逼”。但是，朱元璋很快就意識到，通過科舉(ju) 製度選拔上來的人才，“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不得不暫停科舉(ju) ，仍令有司通過“察舉(ju) ”來選拔人才，一直停了九年才恢複。這一方麵說明了元代模式培養(yang) 的學者普遍缺乏“措諸行事”的能力，另一方麵也體(ti) 現出朱元璋對事功的重視。

2.編纂《群經類要》和《精誠錄》

延續前代傳(chuan) 統，洪武朝編纂了許多類書(shu) 6，而與(yu) 《孟子》相關(guan) 者則有二7，對於(yu) 明初《孟子》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yi) 。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孔克表等人用通俗的語言對經典進行解釋，撰成《群經類要》。宋濂《恭題禦製論語解二章後》雲(yun) ：

右解《論語》二章，乃皇上所親(qin) 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經籍，以為(wei) 經之不明，傳(chuan) 注害之。傳(chuan) 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禦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為(wei) 若幹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為(wei) 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shu) 》、《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群經類要》，複裝褫所賜為(wei) 卷。以臣濂嚐與(yu) 聞斯事，請識其左方。[7]875

如前文所述，元代“旁通體(ti) ”和“纂疏體(ti) ”兩(liang) 類經疏，正是這裏所說的“辭繁而旨深”者。至此，朱元璋命孔克表等人“取諸經要言，析為(wei) 若幹類，以恒言釋之”，從(cong) 內(nei) 容上來說隻是選取《四書(shu) 》《五經》的部分內(nei) 容，從(cong) 體(ti) 例上來說更是有一定的分類排纂，從(cong) 詮釋方式上也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進行解釋。佐野公治先生說：“太祖洪武帝忌諱宋儒，寫(xie) 成《論語》二章的新解釋。”[8]6其言良是。《群經類要》的編纂，確實是對元代《孟子》學的一種否定，對於(yu) 經典的普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

洪武十六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吳沉等儒臣又編纂了《精誠錄》。《明太祖實錄》載：

二月己醜(chou) ，東(dong) 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於(yu) 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shu) ，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qin) 。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qin) ，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chuan) ，未易會(hui) 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shu) 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為(wei) 之序。書(shu) 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shu) 》七十二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shu) 》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四章，《左傳(chuan) 》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親(qin) 》一卷，取《易》二章，《書(shu) 》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4]

從(cong) 上麵的記載可以看到，《精誠錄》的範圍，仍是《四書(shu) 》《五經》外加《孝經》，不及其他。不過，相比經典本身的內(nei) 容，這裏選編的內(nei) 容非常少，這一選擇的過程，無疑是有極強的目的性的。“敬天”“忠君“孝親(qin) ”三條宗旨，均指向下級對上級的服從(cong) ，其目的性不言而喻。而其編纂方式，則是按照既定的宗旨，將經典文獻予以類編。這種編纂方式，對經典本身的獨立性予以極大的消解，使之成為(wei) 論證“敬天”“忠君”“孝親(qin) ”三大核心主題的論證材料。簡言之，《精誠錄》的編纂，體(ti) 現出朱元璋極強的學術為(wei) 政治服務的思想，同時也推動了經典詮釋方法的轉變。後世如明宣宗所編《五倫(lun) 書(shu) 》等，即是此書(shu) 導夫先路。

3.罷孟子配享與(yu) 編纂《孟子節文》

《明史·禮誌》“至聖先師孔子廟祀”條雲(yun) ：“五年罷孟子配享8。踰年，帝曰：‘孟子辨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5]1296又《明史·錢唐傳(chuan) 》雲(yun) ：

帝嚐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wei) 孟軻死，死有餘(yu) 榮。”時廷臣無不為(wei) 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複。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雲(yun) 。[5]3982

夏燮《明通鑒》論曰：“蓋太祖終不悅於(yu) 孟子，而其複配享也，實出於(yu) 一時之清議，故修《孟子節文》而自護其短也。據《典匯》所記，其所節者，自‘草芥寇讎’外，凡不以尊君為(wei) 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wei) 輕’之類皆刪去。然則其所節者，大概可知已。”[9]273按核原書(shu) ，僅(jin) 就章節數而言，《孟子節文》刪去了33.85%，超過三分之一；若就文字數量而言，則刪去了46.67%，將近一半的內(nei) 容。9而刪去的內(nei) 容，一是“不以尊君為(wei) 主”之類，二是可以為(wei) “寰中士夫不為(wei) 君用”作合法性論證的涉及仕隱態度的敘述，三是孟子本身的辯論紕漏、論史不實的部分。自容肇祖先生《明太祖的〈孟子節文〉》至今，學界對這一行為(wei) 的認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認為(wei) 這是朱元璋集權過程中對學術、思想以及儒者的打壓和鉗製。而從(cong) 《孟子》學的角度來說，罷孟子配享和《孟子節文》的纂修，無疑是對孟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統的壓製，對《孟子》文本的刪節本質上也是對《孟子》思想的閹割，強迫《孟子》為(wei) 新朝的統治服務。而從(cong) 刪節的內(nei) 容來看，《孟子節文》所刪多與(yu) 政治相關(guan) ，這樣一來，研究《孟子》的學者，對政治問題的關(guan) 注度自然下降，這或許是促成明代《孟子》學向心學發展的一個(ge) 影響因素。

通觀洪武朝的三大政策，實則完全背離了元代《孟子》學的發展線索。首先，元代的學術模式，培養(yang) 的人才多不能“措諸行事”，缺乏實踐能力。朱元璋通過暫停科舉(ju) ，既否定了元代的學術模式，又提倡了崇尚事功的學術趨向。其次，元代的“旁通體(ti) ”和“纂疏體(ti) ”經疏，總體(ti) 上表現為(wei) “辭繁而旨深”。朱元璋則通過編纂《群經類要》，否定了這種經典詮釋範式，轉而提倡簡易通俗的經典詮釋，極大地推動了經典的普及和接受。再次，元代的“旁通體(ti) ”和“纂疏體(ti) ”經疏，均是以注疏形式對經典進行疏解。朱元璋通過編纂《群經類要》和《精誠錄》，打破了這種注疏形式，對經典的獨立性予以消解，將經典內(nei) 容轉變為(wei) 政治或哲學理念的論證材料，使得理念的闡發和論證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度。最後，朱子之人性論，由於(yu) 主《中庸》“天命之謂性”，所以在《孟子》“生之謂性”章時便不得不出現困難，10這是作為(wei) 整體(ti) 的《四書(shu) 》學的必然困境。朱元璋通過罷孟子配享和編纂《孟子節文》，將《孟子》中涉及政治方麵的內(nei) 容大肆刪節，使得《孟子》學的研究集中在心性論方麵，極大地推動了《孟子》心性論的發展，也使得《四書(shu) 》學人性論的矛盾愈發凸顯。

二、元末明初士人群體(ti) 的《孟子》學趨向

——以宋濂為(wei) 敘述中心

洪武朝《孟子》學的新動向，幾乎全部是政治層麵的運作，再加上這些運作完全背離了元代《孟子》學的發展線索，似乎正印證了洪武一朝是皇權對學術的宰製。但元末明初士人群體(ti) 的《孟子》學，卻與(yu) 這些政策的施行保有極大的一致性，透露出這種變革正是學術發展的必然。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龍門子，諡文憲。元世隱居不仕，宋濂大半生都生活在元朝。直至至正十九年（1359），才應朱元璋征辟，時宋濂已50歲，學術理念早已定型。其後為(wei) 太子朱標等授經，主持編纂《元史》，參與(yu) 明初禮製的建立等，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wei) “開國文臣之首”。他的《孟子》學，正可作為(wei) 元末明初士人群體(ti) 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學術理念中，我們(men) 輕易便能找到洪武朝《孟子》學變革的“同類項”。

1.宋濂對“近世”儒者徒以博學為(wei) 高而昧於(yu) 力行持批評態度，強調“經”指導事功踐履的作用。

宋濂本身的誌向，便是能夠在事功上有所作為(wei) 。《龍門子凝道記》借弟子之口雲(yun) ：“天下有道，出輔明君，以興(xing) 一王之治，使三代禮樂(le) 複見當今，先生誌也。”[7]2186是可見其人生誌向。因此，與(yu) 朱元璋一樣，宋濂也對當時的儒者缺乏“措之於(yu) 政”的能力予以了批判。《錢塘沈君墓誌銘》雲(yun) ：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近世師喪(sang) 經晦，為(wei) 士者以強記多識為(wei) 高，而昧於(yu) 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措之於(yu) 政，則患不能。於(yu) 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嚐私病之，以為(wei) 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為(wei) 哉？亦論其行與(yu) 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烏(wu) 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為(wei) 身則端，為(wei) 家則和，何暇計其餘(yu) 哉？[7]1449

“問之，則無不知，措之於(yu) 政，則患不能”，正是針對元代學術模式培養(yang) 下的學者缺乏實踐能力的批判。

宋濂繼承元代《孟子》學的觀念，將《孟子》視為(wei) “經”，他說：“《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7]225而之所以稱作“經”，是因為(wei) “不違戾於(yu) 道而可行於(yu) 後世”。《經畬堂記》雲(yun) ：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yu) 聖賢，而為(wei) 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nei) 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內(nei) 之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yi) ；外之鳥獸(shou) 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yu) 道而可行於(yu) 後世，是以謂之“經”。[7]225

雖然仍然高倡“不違戾於(yu) 道”，但落腳點則在於(yu) “可行於(yu) 後世”，這是“經”的“指歸”所在。在他看來，“五經孔孟之言”，其核心就在於(yu) 施用，而不在於(yu) 文本上的考究。《經畬堂記》雲(yun) ：

學者眩於(yu) 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眾(zhong) ，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皋、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yi) 、禮樂(le) 、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儗其辭，為(wei) 文章以取名譽於(yu) 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畬之說，其意以為(wei) 經訓足為(wei) 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yu) 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wei) 文章之美，亦何用於(yu) 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yu) 彼者之眾(zhong) 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wei) 聖，次可以為(wei) 賢，以臨(lin) 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le) ，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wei) 來世法，達足以為(wei) 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7]226

學者陷溺，孔孟道晦，根本原因在於(yu) 後世學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學經的目的，在於(yu) 修身、行政、處世、垂法等方麵的“小用之”“大用之”。在此之外，宋濂以經為(wei) “文之至”，因而論文之時，也每每以事功作為(wei) 評價(jia) 標準，如“凡所以正民極、經國製、樹彝倫(lun) 、建大義(yi) ，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wei) 也”[7]75、“秩然見諸禮樂(le) 刑政之具者即文也”[7]834、“凡有關(guan) 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7]2002等等。凡此種種，數見不鮮，其推崇事功之義(yi) ，已表述得淋漓盡致。

2.宋濂對元代“辭費”的解經方式提出了嚴(yan) 厲的批評，提倡簡易直接的解經方法。

宋濂對元代理學家“辭費”的解經方式作出了嚴(yan) 厲的批評：

龍門子曰：“孔子之傳(chuan) 《易》，孟子之釋《詩》，加以數言而其意炳如也。是何也？辭不必費也。辭之費，其經之離乎。漢儒訓詁經文，使人緣經以釋義(yi) ，必優(you) 柔而自得之，其有見乎爾也。近世則不然，傳(chuan) 文或累言數百，學者複求傳(chuan) 中之傳(chuan) ，離經遠矣。其造端者，唐之孔衝(chong) 遠乎？”[7]2197

所謂“傳(chuan) 中之傳(chuan) ”，即是“疏”，故宋濂說是孔穎達造其端。而元代的“纂疏體(ti) ”“旁通體(ti) ”經疏，正是以孔穎達《五經正義(yi) 》自比11，其著作也正是“辭繁旨深”的“傳(chuan) 中之傳(chuan) ”。而宋濂認為(wei) ，“傳(chuan) 文或累言數百，學者複求傳(chuan) 中之傳(chuan) ，離經遠矣”，這種“辭費”的經典詮釋範式，反而造成了讀者和經典的疏離，無法使讀者真正體(ti) 會(hui) 到經典的義(yi) 理。

宋濂認為(wei) ，“九師興(xing) 而《易》道微，三《傳(chuan) 》作而《春秋》散”[7]431，要理解經典，就應當直接考之經典本身，而不必拘泥後儒之說。《河圖洛書(shu) 說》雲(yun) ：

群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wan) 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可強而通也。《易大傳(chuan) 》曰：“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書(shu) ·顧命篇》曰：“《河圖》在東(dong) 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其言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shu) 》，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象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cong) 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yu) 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為(wei) 《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yu) 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yu) 《太極圖》合也。[7]1950

後儒之說，皆“不必”牽合，否則難免“強而通”，這本就是經典與(yu) 其詮釋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為(wei) 了解決(jue) 這一矛盾，宋濂提出了他的經典解讀方法，即“脫略傳(chuan) 注，獨抱遺經而體(ti) 驗之”。《六經論》雲(yun) ：

惟善學者，脫略傳(chuan) 注，獨抱遺經而體(ti) 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yu) 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yu) 心一，不知心之為(wei) 經，經之為(wei) 心也。[7]1878

這種說法，與(yu) 黃宗羲所說的“當身理會(hui) ，求其著落”“屏去傳(chuan) 注，獨取遺經”[10]48如出一轍。在宋濂看來，隻有“一言一辭，皆使與(yu) 心相涵”，才能逐漸將經典的道理涵養(yang) 於(yu) 心中，最終達到“經與(yu) 心一”的境界。這種解經的方式，無疑是最為(wei) 直解簡易的做法了。

3.宋濂雖然尊經，但是並不拘泥於(yu) 經，而要求學者能夠超出經的文本，去直接感悟與(yu) 把捉形而上的“心”與(yu) “理”。

宋濂認為(wei) “六經皆心學”，而六經與(yu) “心”的關(guan) 係，則是影與(yu) 形。《六經論》雲(yun) ：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7]1878

“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以此言之，“心”及其中之“理”，其重要性是肯定要超過經本身的。宋濂更進一步說：“使人人知心若是，則家可顏孟也，人可堯舜也，六經不必作矣。”[7]2199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理想的境界，連六經也不必作了。職此之故，為(wei) 學的關(guan) 鍵，在於(yu) 把捉此“心”此“理”，而不必拘泥文本。若隻是屑屑於(yu) 文本之間，就“末矣，陋矣”。《龍門子凝道記》雲(yun) ：

子以為(wei) 《易》在竹簡中耶？陰陽之降升，《易》也；寒暑之往來，《易》也；日月之代明，《易》也；風霆之流行，《易》也；人事之變遷，《易》也。吾日玩之而日不足，蓋將沒齒焉。子以為(wei) 《易》在竹簡中耶？求《易》竹簡中，末矣，陋矣！[7]2237

下文更借弟子之口雲(yun) ：“非惟《易》獨然，而諸經亦皆然也。”隻要能把握諸經所蘊含的“心”中之“理”，不僅(jin) 不能拘泥於(yu) 文本，反而應當超出文本之外，去直接感悟與(yu) 把捉。

“心”也好，“理”也罷，都是形而上的“本體(ti) ”式的學術理念。宋濂的這種思想，實則將理念的重要性置於(yu) 經之上。由此出發，對理念的詮釋，也較經的文本解讀為(wei) 重。宋儒借用佛教術語，對“體(ti) 用”大加發明，本就是對理念的推崇，其最著者，莫過於(yu) 朱子補《大學》一舉(ju) 。宋濂的這種思想，可謂其來有自。然而也正如朱子補《大學》使《大學》成為(wei) 了理學的論證材料一般，宋濂的這種思想，也使得諸經成為(wei) 了論證此“心”的材料或探求此“心”的工具，故曰：“《易》《詩》《書(shu) 》《春秋》，吾器也。”[7]2199

三、結語

宋濂的學術淵源，包括金華朱學、浙東(dong) 事功學派、呂祖謙婺學、陸九淵心學、佛學五個(ge) 方麵，可謂是集諸家學術傳(chuan) 統於(yu) 一身。12要選擇一個(ge) 元末明初士人群體(ti) 的代表，宋濂當之無愧。而通觀上文的敘述可以看到，不論是在對事功的推崇、對簡易解經方法的提倡，還是對經典本身獨立性的消解上，宋濂的思想始終是與(yu) 朱元璋的三大政策具有一致性的。由此看來，朱元璋對《孟子》學的改革，實際上是與(yu) 元末明初士人群體(ti) 的學術趨向是一致的，並非簡單的是皇權對學術的宰製。換言之，元末明初的士人群體(ti) ，早已醞釀著《孟子》學變革的學術理念，隻不過是待朱元璋的三大政策才得以真正落實罷了。這一點，通過宋濂參與(yu) 《群經類要》的編纂便可以看得出來。

相比而言，永樂(le) 朝編纂的《四書(shu) 大全》，基本上承襲自元代的《孟子》學傳(chuan) 統；而洪武朝的《孟子》學變革，則與(yu) 明代中後期《孟子》學的發展更為(wei) 契合。首先，《四書(shu) 大全》仍是“辭繁而旨深”的解經方式，而隨著心學的發展，明代中後期的《孟子》學著作日益通俗、簡潔。如鹿善繼《四書(shu) 說約》，隻是將自己的理解一一羅列，不再繁瑣地征引前代注疏；如題為(wei) 李贄的《四書(shu) 評》，更是以小說評點的方式對《孟子》進行解讀。其通俗性與(yu) 簡易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這與(yu) 《群經類要》《精誠錄》的編纂具有一致性。其次，《四書(shu) 大全》仍是注疏的形式，而明代中晚期學者的著作，有許多都跳出了注疏的形式，而以語錄、文集為(wei) 主，許多名家如吳與(yu) 弼、王守仁等，一部注疏都沒有作。他們(men) 以自己的理念為(wei) 核心，需要論證時，才將《孟子》等經典用以佐證。這與(yu) 朱元璋以《四書(shu) 》、五經論證“敬天”“忠君”“孝親(qin) ”理念的做法是一致的。再次，朱元璋對《孟子》的刪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孟子》研究側(ce) 重心性論的發展趨勢。

綜上所述，洪武朝對《孟子》學的變革，雖然看似行政因素較大，但一則與(yu) 元末明初士人群體(ti) 的學術趨向相適應，二則與(yu) 明代中後期《孟子》學的發展具有一致性，乃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反觀永樂(le) 朝的《四書(shu) 大全》，不僅(jin) 跳過洪武朝的變革直接元代，而且與(yu) 此後《孟子》學的發展大相徑庭。元明《孟子》學的轉向，與(yu) 其說是發生於(yu) 永樂(le) 朝，毋寧說發生在洪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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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黃宗羲.孟子師說[M]//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注釋：
 
1唐代以前，“亞聖”僅表示“亞於聖人”，因而許多人都被稱作“亞聖之材”“亞聖之賢”等，並非專稱。自唐代以降，“亞聖”即為顏子的專稱。到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乃稱孟子為“亞聖”，而將顏回改為“複聖”。
 
2按，薛延年，字壽之，此處有誤。
 
3參見穀繼明：《試論宋元經疏的發展及其與理學的關聯》（《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1期）、劉成群：《“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經學為敘述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3期）、廖穎：《元人諸經纂疏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06年）等。
 
4拙文《理學的考據進路--論元代“旁通體”經疏的發展》尚未正式發表，然已於孟子研究院“第二屆國際青年儒學論壇”、華東師範大學“首屆語言文學學科博士生學術論壇”（獲評優秀論文）、上海市儒學研究會“儒學·理學·心學：第三屆上海儒學博士生學術論壇”（獲二等獎）三次會議上宣讀，讀者可參考三次會議論文集。
 
5參見唐宇元：《宋濂的理學思想》（《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陳寶良：《明初心學鉤沉》（《明史研究》第十輯，2007年）、李玉亭：《宋濂與宋明理學》（碩士學位論文，揚州大學，2008年）、甄洪永：《明初經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09年）、劉玉敏：《六經皆心學：宋濂的心學特色及其影響》（《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路鵬飛：《明初理學思想辨析--以劉基、宋濂、方孝孺為例》（《貴陽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等。
 
6參見戴克瑜、唐建華：《類書的沿革》，成都：四川省圖書館學會，1981年，第63頁。
 
7嚴格地說，《群經類要》由於增添了注釋，與“類書”的概念不符，不當歸入“類書”之中，然其以類編纂，勉強亦可以歸入“類書”之屬。
 
8據現代學者考證，罷孟子配享之事當在洪武二年。參見張佳佳：《〈孟子節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清華大學，2007年。
 
9按，筆者以中華書局1983年本《四書章句集注》計算，除去標點，《孟子》正文共260章，35337字，《節文》所刪88章共16492字。朱高正先生的統計結果小異：“實則朱熹審定的《孟子》全文，共計二百六十條，《孟子節文》則保留一百七十二條，實際刪去的應是八十八條。除此之外，文字刪減、稅（引者按，當作“脫”）漏或分章有異者有三處（自注：不計在刪除的條目中）。若以字數計，《孟子》全文總字數三萬五千五百一十二字，刪除的字數達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九字，而在《滕文公下》第一章中，《節文》多加了一個‘獸’字。因此，《節文》隻剩一萬八千（引者按，脫“八”字）百五十四字。（引者按，有脫字）而言之，被刪除的字數占總字數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九一。”見朱高正：《孟子劫文》，《孟子研究》第2輯，首爾：韓國孟子學會，1999年，第369頁。
 
10李存山先生雲：“統觀朱熹對人物理氣同異的論述，除了在解釋《孟子》‘生之謂性’章時遇到困難之外，其餘占據主流的是‘理同氣異’的思想。”見李存山：《從性善論到泛性善論》，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三輯《經典詮釋之定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9頁。
 
11趙順孫《四書纂疏序》雲：“顧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彥後，祇不韙爾。”見趙順孫：《四書纂疏·四書纂疏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頁。
 
12參見陳寒鳴：《簡論宋濂思想的特色》，《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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