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輔 以德化人

——中華傳(chuan) 統德治理念與(yu) 實踐

作者：王學斌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耶穌2019年12月20日

卡爾·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理論。所謂“軸心時代”，大致意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在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裏，各個(ge) 文明都出現了偉(wei) 大的精神導師，他們(men) 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chuan) 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古典儒家的“明德慎罰”思想

這個(ge) 時期，正是中國政治文化變遷的關(guan) 鍵階段，恰如王國維所言：“中國政治與(yu) 文化之變革，莫劇於(yu) 殷、周之際。”作為(wei) 該階段製度文明的奠基者，周公製禮作樂(le) ，將“明德慎罰”確立為(wei) 周朝立國指導標準，並演變為(wei) 後世治國理政最核心的思想原則之一。“明德”，就是提倡崇尚與(yu) 敬畏德性；“慎罰”，就是刑法適中，不亂(luan) 罰無罪，不濫殺無辜。德是罰的指導，罰是德的輔助，二者主次雖有別，但缺一不可。此主張在之後兩(liang) 千多年的古代治國方略中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繼之而起，孔子、孟子、荀子、賈誼、董仲舒等諸大儒對該主張不斷加以詮釋、完善、充實與(yu) 創新，形成了以“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為(wei) 特質的德治理念。

春秋時期，周公所指定的那一套禮樂(le) 秩序失靈並趨於(yu) 崩潰。遭此世變，孔子倡導為(wei) 政以德、刑法為(wei) 助。按照蕭公權先生的說法，“孔子所舉(ju) 之治術有三：曰養(yang) 、曰教、曰治。養(yang) 教之工具為(wei) ‘德’‘禮’，治之工具為(wei) ‘政’‘刑’”。換言之，在孔子視閾中，德是第一位，他主張“親(qin) 親(qin) ”與(yu) “舉(ju) 賢”相結合，不可偏廢，故而他聽聞晉國執政魏舒選賢與(yu) 能，稱讚其“近不失親(qin) ，遠不失舉(ju) ，可謂義(yi) 矣”。同時，孔子口中之“德”，更多是君子之“德”，更多側(ce) 重強調當政者應具備的素養(yang) ，所以為(wei) 政以德貴在當政者以身作則，他當年告誡魯國大夫季康子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即是此意。由政德不斷向外延伸，必然涉及與(yu) 刑罰的關(guan) 係問題。對此，孔子態度極為(wei) 明確，德可以防患於(yu) 未然，而刑隻能懲辦於(yu) 犯罪後，依據此先後邏輯，他認為(wei) 應先教後誅，先德後刑，“不教而殺謂之虐”，實屬非常不道德不理智的治理方式。也正是基於(yu) 該思想原則，孔子強調當政者須重視教化，“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yi) ，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這就是教化所結之善果。

與(yu) 之銜接，刑罰亦不可廢弛，當秉持“寬猛相濟”的原則。當時鄭國盜賊猖獗，統治者出兵剿滅，最終“盡殺之”。就此事件，孔子並沒有進行譴責，反而誇獎道“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正所謂“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wei) 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可知孔子對於(yu) 德刑二者關(guan) 係問題的理解，是很透徹的。既然刑罰乃不得已而為(wei) 之措施，那麽(me) 更應謹慎，孔子於(yu) 是提倡刑罰適中，畢竟“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倘聚斂無度，嚴(yan) 刑濫法，會(hui) 使本已混淆的秩序更加不堪，故當政者理應執法時不枉不縱、公平無私。尚德，崇教，垂範，秉公，孔子的學說可謂將“明德慎罰”理念推進了一大步。

身為(wei) 孔子私淑門徒，孟子俱傳(chuan) 孔氏之學，在德刑關(guan) 係上大體(ti) 上亦步亦趨，認為(wei) 實施仁政的樞紐在於(yu)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yu) 眾(zhong) 也”，因而國君應尊賢能、省刑罰、薄稅斂、重教化。到了戰國末年，荀子兼采法家，集儒家學說於(yu) 大成，對儒法問題有了新的發揮。荀子承繼孔孟禮治思想，同時講求禮法合用。他承認借助禮義(yi) 教化，可以達到“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的效果，然而天下畢竟仍有教而不化之徒，這就需用法律和刑罰來加以裁斷。因此，荀子主張執法必須果決(jue) ，“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如此先禮後刑、先教後誅，才可使“民歸之如流水”“刑一人而天下服”，實際上體(ti) 現了他隆禮重法、王霸並用的思想傾(qing) 向。

秦漢易代催生“德主刑輔”理念的成熟

曆史的軌跡往往不會(hui) 依照思想家擬定的學說而運行。秦朝以吏為(wei) 師，采用法家學說，一統天下，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德治思想並未成為(wei) 主流。不過暴秦二世而夭的教訓，引發了漢代當政者的思考。比如漢初的賈誼，就深刻認識到德刑不可對立，“仁義(yi)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製，人主之斤斧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因此必須德刑並施，禮法共用，“夫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仍以德治為(wei) 主。

經過數代學者不斷思考和積澱，“德主刑輔”理念到了漢武帝時期臻於(yu) 成熟，總其成者是董仲舒。董氏鑒於(yu) 秦亡教訓，作了一個(ge) 形象的比喻，漢初政治凋敝不堪，“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因此必須改革，其中關(guan) 鍵舉(ju) 措就是將儒家德治理念引入治國理政的主流原則當中。董仲舒的主張可簡括為(wei) 一句：“任德不任刑。”一方麵，他認為(wei) 所謂德治不是強求百姓成為(wei) 聖人，而是要求統治者須有政德，如此由正君主、正朝廷逐漸正百官、正萬(wan) 民，“以漸而至”。另一方麵，在社會(hui) 治理領域並非全然不顧刑罰，“慶賞刑罰之不可不具也，猶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二者猶如鳥之兩(liang) 翼，不可偏頗。要之，董仲舒所主張的“任德不任刑”並不打算在刑事層麵細究教化與(yu) 刑罰的作用孰輕孰重，而是針對當時“刑治”思想中所遺留的暴秦因素，進行徹底清算，從(cong) 而恢複儒家“德治”之傳(chuan) 統。“德主刑輔”理念也在這一係列清理與(yu) 重塑的過程中，上升為(wei) 一千多年來傳(chuan) 統王朝治國理論的核心原則。

從(cong) 西周到西漢，雖然德治理念多有嬗變，不過其核心內(nei) 容無非三方麵。其一，立德政。“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德治的首要與(yu) 根本目標就是要論證現實政治的合法性與(yu) 正當性，這勢必要規範既有的統治集團。於(yu) 是，儒家用史書(shu) 寫(xie) 作明定是非、褒貶君王，憑禮義(yi) 規定秩序、界定君臣，以王道確定誰是正統，誰是僭越。其二，行德治。學說必須賦予製度之中，才能發揮真實效應。具體(ti) 而言，即要求當政者實行仁政，輕徭薄賦，杜絕嚴(yan) 刑峻法等等。其三，施德教。孟子曾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實施良善的教化固然是為(wei) 了化民成俗，提高百姓道德素質，然而儒家提倡德教的立足點依舊是當政者，他們(men) 首先要勇於(yu) 垂範，作出表率，才能在社會(hui) 治理層麵實現成風化人、潤物無聲的狀態。

道術貫通方成就治世

治道雖好，更需落實到治術之中，最終達致道與(yu) 術的貫通。“德主刑輔”升為(wei) 治國理念後，為(wei) 後代帝王所沿用，但實際曆朝具體(ti) 貫徹時差別甚大，因此導致的結局也大不相同。隋初製定《開皇律》時，隋文帝楊堅就敕令尚書(shu) 左仆射高熲等人要堅持將“導德齊禮”思想作為(wei) 官方道德規範注入法律之中。不過現實中文帝本人並沒有貫徹“德主刑輔”的理念，而是濫施淫威，甚至出台“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此後又定製，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的法令，致使人人自危，冤獄不絕。待到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時，深刻意識到“德主刑輔”的合理性，在總結曆史經驗時說：“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yi) 為(wei) 治者，國祚延長；任法禦人者，雖救弊於(yu) 一時，敗亡亦促。”可見他認識到一代統治周期之長短，德、法二者所起作用不同，長久延續以德，振衰起弊用法，故剛柔並濟、德法兼采方是治國正道。所以李世民一方麵倡導減免賦稅、與(yu) 民休息，另一方麵對待作亂(luan) 犯法之輩絕不姑息，比如皇叔江夏王李道宗因“坐贓下獄”，受到了“免官、削封邑”的嚴(yan) 懲。貞觀之治的出現，與(yu) 該種執政理念密切相關(guan) 。

自西周提出“德主刑輔”後，該理念一直貫穿於(yu) 曆代治國實踐當中，雖然江山代有鼎革，國策屢經變遷，此原則從(cong) 未退場，且深深滲透於(yu) 各類製度裏，沉澱為(wei) 一種製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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